汪惠仁

　　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的散文出版就出现了焦虑症。焦虑的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价值观念上的变迁，二是中国散文高度“专业化”带来的问题。第一个焦虑广泛存在于各行业各阶层，第二个焦虑真正属于散文自己。

　　中国散文的高度“专业化”是指在悠长深厚文脉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整套写作及评价机制。“专业化”给过我们多少光明，相应地，它也会给我们几乎等量的阴影。散文出版在这阴影里深患焦虑。

　　面对焦虑症，中国的散文写作、批评及出版企图进行自我治疗，企图飞出“专业化”造成的阴影地带。他们乐观地认为，赶走“专业化”，散文即会获得自由之境。于是，他们向小说家讨散文，他们向诗人讨散文，他们向性别、市民等夹带着欲望噱头的因子讨散文。

　　然而理想的疗效没有发生。散文向诗与小说、向生活幽深处讨要益己之力量，本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但当忸怩作态地强调某一单向度价值的时候，你一定无法开出良方。

　　汉语文学有着自己的管理办法——至于这样的办法是否就這么千秋万代地持续下去，准也不知道。至少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汉语文学中，散文仍然居中，诗与小说分展两翼。诗与小说分头从散文这个文学故乡出发，向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做言语探险，汲取力量与智慧，然后回归故乡反哺散文。当再次出发时，因为散文故乡给予的滋养，诗与小说会飞得更远，收获也更多。

　　缘于此，我想完整描述一下中国散文：

　　基于，并发生逸出且再度回归的日常言语系统，即是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