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电影厂里有两大车间，一是置景车间，另一是照明车间。里面有不少能工巧匠，少了他们，电影是拍不成的。1963年，21岁的我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毕业分配到天马电影制片厂美术办公室工作后，按当时规定，需要一年时间，下车间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去的是置景车间，就在那里，我开始懂得“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一部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参与制作者们的共同努力”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一辈子都清醒不应妄自菲薄，应努力去做好自己这一环节的工作。后来成了“一剧之本”的编剧，也不敢忘乎所以，唯我独尊。我至今认为，无论谁，如果因为在一部影片的制作中作出过很大贡献，就把此片当成是自己个人的“作品”，那是非常可笑的。电影艺术创作的独特性、艰巨性和魅力可能正在于此——需要参与者们的共同努力。
置景车间，顾名思义是负责搭置电影布景的，里面又分了好多工种：有负责按照美术设计师的设计图搭置布景框架的叫“置景”；有按照美术设计师画出的气氛图，把布景、道具做新或做旧的油漆工；有做泥塑的，如塑造庙里的菩萨啊、在布景板上砌出假的墙壁啊什么的，叫泥工；还有纸扎工，用各色彩纸扎着灯笼、花、叶等，以假乱真。他们与社会生活中的同名工种不一样，必须配合美术设计师，把演员活动环境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做得符合剧情要求，且还要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出去拍外景，不是一切景物都是符合剧情要求的，他们就要配合美术设计师、按照导演要求，进行外景加工。无论拍摄内、外景，必须有值班的木工，随叫随到地服务于环境的细小变动。
我把这些都介绍清楚了，大家才知道，拍任何一部电影都少不了这些工人师傅，他们可不是社会上一般的木匠、油漆工、泥水匠、纸扎师傅，他们大则要认真阅读剧本了解剧情，小则要认识到每堂景的作用，配合美术设计师去营造出符合剧情的每个特定环境，达到体现时代特色和为塑造人物服务的目的。电影美术设计师只是按照导演的要求画出制作图、气氛图，但把图纸变成实景，则全靠置景师傅们的努力了。他们属工人编制，却同样参与艺术创造。
中国电影已诞生百余年，一代又一代电影观众只知道一代又一代的大明星、大导演，连编剧、摄影、美术设计、作曲、录音等主创人员了解的也不多，更不要说置景车间中的工人师傅们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也是在置景车间劳动锻炼的一年中，才对他们有了些了解，这是一群让我至今难忘的人。
负责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有富祥和金标两位老师傅，我不清楚他们当时的具体年龄，给我的感觉都年近60了。他们少年时代就在电影厂当学徒，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旧社会走到新中国，从民营小厂走到国营大厂——几十年来，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物都接触过，他们在你面前一站，谁都能感受到他们的饱经沧桑。他们不知为多少经典电影置过景，流过血汗，几代电影观众却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任何一点情况。可我见到电影厂里的大导演、大明星们，都对他们十分尊重，厂内偶见，总要向他们问好。影人们都明白，自己身上的光环中，有着他们的一道光。《上海采风》曾发表过一位置景工人出身的作者写张瑞芳的文章，里面有个细节让我很感动：三年“自然灾害”时，瑞芳老师出外景，中秋节得到几个月饼，她舍不得自己吃，让给了一位置景老师傅，还不让人知道……我们这些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小青年，当然对他们毕恭毕敬，尊重他们的传奇经历，更尊重他们的为人为艺。
富祥师傅的身体较瘦弱，背略驼，长得也不高，讲话轻声轻气，还略带气喘，脸上却常带微笑。他是车间领导，对我们这些去劳动锻炼的刚出校门的学生，关怀有加，从不安排我们去干重活脏活。就是对犯了“错误”，被发落到车间“劳动改造”的人也是如此。加上他有着丰富的置景经验，谁都服从他的领导，安心地、努力地工作。
金标师傅身材高大挺拔，嗓音洪亮，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能向我们示范用双臂把上百斤重的布景板悬空竖起搬动，看得我们目瞪口呆。他文臂，还镶有大金牙，看起来似乎像电影里旧社会的“白相人”，却豪爽得谁都愿意与他接近。他常向我们讲些以前电影厂的人和事，让我们了解了不少厂史。他和富祥师傅一样，都是技师级别的工人师傅，不再具体负责一部影片的置景，但哪里有难处哪里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那时拍《霓虹灯下的哨兵》，是反映“南京路上好八连”英雄事迹的一部影片，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是好八连指战员生活和执行任务的主要环境之一，在影片中要反复出现。但要把1960年代南京路的景况恢复到解放初，难度很大。如果真的实施，还要封路拍摄，难度更大。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摄影棚内搭一堂解放初的南京路布景，那亦是很难想象的一件难事。
《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
《槐荫记》（1963年）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富祥和金标师傅，会同具体负责的置景师傅，协助著名的老电影美术设计师张汉臣，硬是把解放初五花八门的南京路“搬进”了摄影棚，而且活灵活现，以假乱真得让所有的人都惊叹不已。这在当时的电影界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
上影的置景人是电影界的“中国大工匠”，再难的布景都能在他们手中搭出。1963年，天马厂与香港一家电影公司合拍由桑弧编剧、顾而已执导的戏曲片《槐荫记》，天上与人间、幻想与真实的布景都要在摄影棚内搭出。那时我正在置景车间劳动锻炼，眼看着置景人协助老美术设计师卢景光把一堂堂天上人间美景呈显在摄影棚中，让我大开了眼界。当时，哪怕我只跟着置景人出了一点点力，至今都还会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富祥、金标师傅那一代置景师傅们，曾为一部又一部经典电影置过景。在他们手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置景师傅后，一个又一个相继悄然离世了，谁都说不准他们走的日期。然而，他们的脸庞，时而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只要一想起他们，名利就会离我远些……
我学的是绘景，在天幕上喷云彩绘景物似乎与漆工有些搭界，所以，在置景车间劳动锻炼时，定点在漆工组，因此与漆工师傅们更熟。电影厂里的漆工师傅们真有本领，置景师傅把布景的毛坯搭出来后，连布景内的家具，做新做旧，或者要做得半新半旧，做到符合剧中主人公生活的环境，符合剧情的需要，乃至显示主人公的性格，都要靠漆工师傅们去完成。这可不是一般搞家装的漆工能胜任的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一位有本领的“画家”，要用准确的色彩去创作出剧中人活动的环境，远比如今的“室内装潢”要复杂得多。他们干的是技术活，更是艺术活。
艺术是难以言传的，全靠灵气和自悟去体现，为此，漆工师傅们说话很少，总是按照美术设计师的要求和嘱托在默默地琢磨，去寻找最佳的体现方案，直至让美术设计师和导演满意为止。
在这里，我要重点提及的是，我现在才清楚，这个职业，由于长年累月与油漆中的有害气体接触，是很影响身体健康的。当年还属中年的秦师傅，就是得白血病病故的。他四方脸，身体适中，性格温和，讲话慢声慢气，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似乎一直在琢磨着要干的活，对导演和美术设计师的要求总是点头说“好”，尽量让他们满意，是组内的骨干。我跟着他干过活，对他的印象极深，而他却在40岁上下就走了。还有一位张师傅，年纪要比秦师傅大些，平时也是一声不响的，只知埋头干活，也是得癌症走的。刘师傅是位复员军人，年龄略比我们大些，干到退休没多久，也查出肺癌走人了。其他师傅也有得血液病的……
我在酝酿写此文时，曾特意打电话请教了一下现已年逾八旬的文华师傅，当时他给我的印象特别聪明，能迅速理解导演和美术设计师的意图，干活很轻松又省力。改革年代他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制片人，筹拍过几部影视剧。他一听说我要写他们，显得特别激动，在电话里与我聊了个把小时，让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这些是什么人啊！得了病后，领导照顾他们的身体，让他们休息几天，他们都会反过来怀疑是不是对自己不信任了。他们都是些为了工作而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人！
我听后无语，我在漆工组内只待过一年，还时常被绘景老师叫出去协助绘景，但漆工组内每位师傅的形象和姓名至今都仍记得清清楚楚。我听着文华师傅的那几句话，一下就在眼前浮现出一张张朴实鲜活的脸……我向最近还一直活跃在摄制组内的一位一级录音师打听：现在还有漆工师傅在干这个活吗？他明确地告诉我，关于影片置景的工种，其他都还有老师傅们指挥着农民工在干，聪明的农民工在实践中也能顶班上岗了，就是漆工这个活，因在艺术上的要求太高了，电影厂的漆工师傅又早已所存无几，无人传承，已到几近“绝行”的地步了。我不知如今影视剧拍摄单位的领导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认识到了又如何去解决？
那位一级录音师还告诉我，现在纸扎师傅也稀缺，尤其拍摄传统的戏曲片，大多要在摄影棚内搭景，要拍“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戏，花园中的树叶花草，以前都由置景车间纸扎组的师傅们负责，早先用各种彩色纸组扎，后来用塑料花叶取代。还有“大红灯笼高挂”的灯笼，如今都还得纸扎。上影置景车间中，只有纸扎组内有女师傅，她们手巧心细，总能以假乱真，这个组平时显得最安静，每个人都在专心地工作着。干这个活，不能分心，我从不敢进去打扰她们。
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位年轻貌美的女师傅，厂内有不少大学毕业的男青年想争得她的芳心，她都不为所动，最终与一位篮球打得很好、外号叫“老投”的青年置景工人“私定终身于置景车间”。我佩服她的“定力”。如今不知还有几多青年人有兴趣、有“定力”去从事这行工作？
还有个姓陈的“场地工”给我印象也很深，他总是赤膊踏黄鱼车，把一块块百来斤重的布景板运往摄影棚去搭景。拍完戏后，又把布景板拆下运回专门堆放的场地。年年月月日日如此，无多少技术含量，全靠体力。他浑身上下晒得墨黑，每天都劳累得满脸是汗，浑身湿透。他不善言语，话不成句，较少与人交流，只是埋头于他那干不完的活，干到退休，没多久，也得绝症走了……
置景车间的工人师傅们一代又一代，都是这样生活、工作过来的，如果要去追溯他们过往的话，大多来自江浙农村。不少人还有老乡或亲戚关系，一个人在电影厂站住脚跟后就拖来一群人。直至1950年代末，户籍制度逐渐严密起来后，才在上海招收接班人。
我写此文时，曾请教过我的老友李电亮，他父亲就来自浙江农村，是与富祥、金标同级别的老置景，曾为《聂耳》《马兰花》等好几十部影片置过景，1965年50岁刚出头时，就得肺癌走了。临走前，厂党委的一位副书记去看了他一次，让他全家感动了一辈子。电亮初中毕业后就顶替父亲进了电影厂办的技校学习，毕业后子承父业也当了置景工人。他与我谈起以往置景车间的父辈、同辈们，也是感叹万分。父亲临终时，还对来看他的厂党委副书记说：“我手中正在置景的一部电影，只能让他人去完成了，对不起……”
他们是电影艺术幕后英雄的幕后英雄，虽然电影艺术的光环越来越集中在几个人身上，但谁都不该忘记，在中国电影一路走来的历程中，还有那么些为此献身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师傅们。
回头看去，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上影的置景工人们，虽然从未成为电影厂的“主体”，也不为观众们所知，他们为电影艺术吃苦有份、荣誉全无，但在电影厂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哪怕到了“文革”这样的极左年代，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未被鼓动起来，去整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相反，还暗中保护和帮助被整的那些无辜者。有一次，我在电视中看到记者在对刘琼夫人进行访谈时，她就谈到，置景老师傅们是如何保护刘琼免受“红卫兵”冲击的。上影厂党委书记丁一的儿子，在披露他母亲的日记中，也有好几篇记到丁一对保护她的置景老师傅们的感激。不少人始终坚持着“眼见为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跟“风”，不受外界影响，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因为置景工人朴实自信，当初天马厂的党政领导就从他们中培养提拔过好几位中层干部，其中较为突出的如戴镇初，从厂团委书记干到局工会主席退休，几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他虽不为电影观众们所知，可在老上影人眼中，却是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赞的好干部。他为好些电影从业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地去拍好影片，大家心中都明白，在重铸上影辉煌中确有他的功劳。
《聂耳》（1959年）
《马兰花》（1961年）
改革开放后，从青年置景工人中涌现出来的人才就更多了，如上文我提到的子承父业的置景工人李电亮，组织上培养他当了制片，还保送他去北京电影学院深造，后来成了上影知名制片主任，为张建亚、彭小莲执导的好几部电影当过制片，最后是在科教片厂厂长的岗位上退休的。还有上文提到的漆工师傅文华，他自筹资金任制片人后拍摄了几部影视剧。他的弟弟银华，以前在海燕厂也当油漆工，后来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上海电影制片厂，他转业到上影文学部工作，连续独立创作了《小街》《女市长的私人生活》等好几部电影剧本，被评为一级编剧，还执导过长篇电视连续剧。还有纸扎工张琴生也当上了制片人，至今都还在一线忙碌。还有几位或当上了中层干部，或还在坚持这个行当，办起了置景公司专门为影视剧的布景制作服务，也做得风生水起。与我同代的置景工人们，在改革开放中，只要给他们一个发展空间，大多在电影事业中都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为他们骄傲！
再以后，这个行当和干这个行当的人会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把我知道的这个行当的情况付诸笔端，这是我的责任。我由衷地向他们表达敬意，那是我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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