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卫走出来的电影艺术家
文/陈清泉
天津，这个不知哺育过多少艺术大师的城市——她把自己的优秀儿女一个一个地送进了中华艺术的殿堂，成为著名电影家并且与我长期接触并培育起深厚感情的就有三位，即魏鹤龄、卫禹平、沈浮。多少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从未在我的脑海中消失过……
说说老魏
魏鹤龄是天津人，说话不疾不徐，办事细腻认真，对艺术创作一丝不苟，不屑于夸耀自己的艺术成就，却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那时候电影界的人们见到魏鹤龄，老是“老魏”长“老魏”短的，很少有人称呼他的大号，他听到人们叫他，也总是笑眯眯地“唉！唉！”答应着，还不住地点着头。因此，连我这个刚进厂不久的“后生小子”，也觉得“这个大明星一点架子也没有”，与大家伙一道称他为“老魏”了。他当然不以为忤。
因为参加《燎原》摄制组的缘故，我曾在江西安源出外景期间，与他一同住在张公祠（张之洞祠堂）的二楼，和他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有了近距离观察他的机会。
我曾看过他参演的不少影片，从《马路天使》到《长空万里》，从《桃李劫》到《貂蝉》，从《暴风雨》到《乌鸦与麻雀》……他饰演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出生、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物，每部戏，都有“出彩”之处，他确实是位“可塑性极强”的优秀演员。
老魏在《燎原》中饰演一位苦大仇深的老矿工易老倌子，用安源人的话说，他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这位曾经在清代末年参加过“工潮”，并眼睁睁地看着亲密的战友惨死在清廷官员无情镇压下的老矿工，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十分顾虑工友们的无谓牺牲，并且把一腔怒火深藏在心中，叫人以为这是一个“三拳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胆小怕事的家伙了。当他的儿子易猛子积极投入斗争时，他还从过去的“教训”出发，怕儿子吃大亏因而引起父子间的争执，但在雷焕觉来到安源，在工人中进行“启蒙”运动时，他不仅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并义无反顾投入了这场空前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而完成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蜕变”。魏鹤龄准确地表现了这个老工人内心的变化，拿捏住这个曾经是“血性汉子”然后又从任人宰割的奴隶变成工人运动的先驱的“灵魂”，呈现给人们一个崭新的银幕艺术形象。
摄制组的人都喜欢“老魏”。从导演张骏祥、顾而已到摄影师周达明，以及各门类的工作人员都愿意与他“搭讪”。无论哪个部门对他提出要求，他都会适应你，让你感到满意。一部戏下来，我几乎记不起哪个镜头因为老魏的走位未走准或表演不到位吃了“NG”，必须重拍的。他的出色表演，让顾而已合不拢嘴，令张骏祥十分满意。人们总是觉得，他的戏，没有什么矫揉造作之处，总能十分自然准确地将剧中人的外部动作、内心活动、语言节奏演绎得恰到好处。
我住在二楼走廊的东头，我们这些小青年就睡在走廊上搭的双层木架小床上，他住在中部的一个房间内，我们在落雨天不能拍外景时总喜欢到他房间内和他攀谈。有时，小青年的问题出了格，比如有人问他结过几次婚，甚至直白地问他与“某某”关系怎么样，他也绝不恼怒，顶多笑而不答。在他那里，真的是“没大没小”，每个人都很开心。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见不到老魏了，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他被“隔离审查”了！
怎么会呢？我心里充满了疑问，因为，我听人说过他出生在天津附近一个乡村里，曾经务过农，当过镇上一家杂货店的小伙计，还挑过货郎担，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山东实验剧院，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这么一个苦出身，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呢？
不久，就有人对我说：“听造反派说，老魏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交代。”但，这位老实到极点的人，怎么会……？我脑子里尽是问号。
大家都到了“五七”干校，更见不到老魏了，听人说，他仍在被隔离中，还没解放。
直到他“解放”了，才有人知道了其中“道理”，让我们了解到“真相”。
解放前，不少电影演员都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厂”工作过，魏鹤龄也是其中之一。这个“中央电影摄影厂”，曾经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双十字勋章”授给一些名演员，魏鹤龄也是其中之一。当时，魏鹤龄正在香港拍摄《貂蝉》，他既未参加授勋仪式，也没见到过这枚勋章。有个代领的家伙，见利忘义，竟将这枚金质勋章私下吞没了——他知道老魏是个厚道人，按他的脾性是不会追问此事的。果然，老魏返沪后，并未查问，此人也就吞没了这个“外快”。但二十多年后，有人发现了刊载着授勋新闻和获奖名单的报纸（当时，“造反派”专门派人到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寻找线索），于是老魏成了“隐瞒重大历史问题”且“拒不交代”的反动分子了！
经过多年的审查，这个“重大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老魏虽然被“解放”，回到革命群众队伍中了，但人们并不知晓，他作为“内控”对象，一“控”就是好多年。
其实，他的被“审查”被“内控”，又何止是一个“勋章”问题呢？他与赵丹一样，他们的苦难，都源于那个原名李云鹤的女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身来到上海投奔魏鹤龄这位山东实验剧院的学长。好心的老魏，当然收留了她，让她住在自己的寓所内。这种情形，引起了一些小报记者的猜测，于是一些花边新闻不胫而走。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灼手可热的女人，怎能容许这些当年伸过援手的人去翻那些陈年老账，她要他们闭起自己的嘴巴，种种迫害便让赵丹、魏鹤龄们跌进了苦难的深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傅超武导演领衔的创作集体担任文学编辑，一天突然听见老傅叹息着说：“老魏去世了，多好的一个演员啊……”
大伙都不作声，可能和我一样，脑海中出现了他饰演的那些银幕形象，在默默地怀念他吧。
我脑子中浮现出他饰演的许多角色，但易老倌子与贺老六这两个角色，却在我脑海里轮番出现——他塑造易老倌子的全过程我都在场，他塑造的贺老六却是从银幕上见到的，但就是这个贺老六，曾经让我为他的成功而振奋不已！
他的成功，获得了中国影坛的认可，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赞赏，受到了中国亿万观众的交口称赞，并获得了几个国际电影节的大奖，这当然有他的合作者白杨的杰出贡献，也充分展示了桑弧导演的功力，但魏鹤龄对这个角色的精心塑造应该是首要因素。
老魏与他在六十台舞台戏和四十部影片中的艺术形象一起，将长存于世，成为不朽。
牛棚“逍遥派”卫禹平
在“文革”以前，我与卫禹平的接触并不多，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在“牛棚”中从相交到相知，成为了好友。那一天，我的待遇“升”了级，“造反派”在我呆的“羊棚”（即打入“另类”，但与“牛棚”有别）中把我“拎”出来，说是要给我“换一个地方”。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随他们来到厂部食堂边的一间小屋，这是关着天马厂头号“走资派”、党委书记丁一和厂长葛鑫的地方，舒适、刘琼、卫禹平也坐在里面。
“造反派”指定我坐在靠近卫禹平的一张小桌旁，从这一天开始，我竟然荣幸地和这些我十分尊敬的人成了伙伴和难友了，真有点匪夷所思——鄙人何德何能，竟能与他们享受到同等待遇了哩？“造反派”也太抬举我了。
“牛棚”中的人，有的在写“交代材料”；有的进入苦思冥想状态——考虑“造反派”强加给他们的“罪行”；有的在埋头读书，不用说都在捧着“雄文四卷”中的某一卷。“牛棚”十分宁静，似乎连空气也被冻结起来而显得令人窒息。有时，会有“造反派”闯进门来大喝一声：“×××，出来！”在打破“牛棚”的宁静的同时，×××则应声而出，随着那个“造反派”走出去应对“逼供信”了。这时室内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骚动，然而捧着一本书的卫禹平却岿然不动。我发现，这位仁兄每天笃悠悠踱过“牛棚”，泡上茶，点起烟，就埋头读起书来，读到得意处还摇头晃脑地低声吟哦并发出赞叹！我进来三四天了，别人几乎都被“造反派”叫出去过，唯有他是个例外。大概是“造反派”从他身上榨不出油水，已将他当作“死老鬼”搁在一边了吧！因此，我暗暗地给他起了个“牛棚闲人”的外号，后来又觉得闲人二字不甚确切，又改为“牛棚逍遥派”。
他的这些表现，当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一天，我借故走到他身边，悄悄地问：“读什么呀？简直是手不释卷嘛！”他笑着把书合拢让我看封面。我发现他读的并非是毛选，而是鲁迅先生的《呐喊》。我说：“你不怕他们斗你？”他神秘地一笑，说：“毛主席对鲁迅先生有‘三家九最’的评语，造反派斗一个读鲁迅书的人，岂不是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对鲁迅作过很高的评价，他写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是骨头最硬的”，赞美鲁迅“有着最可宝贵的性格”“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文化战线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诚的民族英雄”，所以卫禹平说：“毛主席的这些评价，可以概括为‘三家九最’”。
听他这么一说，我十分钦佩他的机智，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来消磨闲得无聊的时光，而且让“造反派”找不到整他的借口，不由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本《呐喊》是《鲁迅全集》中的一册，他的有些著作我还没有读过，便对他说：“我没有这套书，能借给我看看吗？”
他说：“行，只要你不怕‘造反派’做你的文章。”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他便拿来了《狂人日记》，这本书我虽然读过，但仍有兴趣读一遍。于是，我也享受起“一杯茶、一支烟，一本鲁迅著作看一天”的日子，沉浸在鲁迅先生营造的特殊意境中，惊叹他老先生的如椽之笔对社会众生相、对统治者丑恶嘴脸刻画得那么深刻而生动，并系统地重读或新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对这位文化伟人的了解又近了一步。
我与卫禹平常常交换读书心得，因而也进行了倾心的交流，谈到得意处不免有些忘形，喉咙也响了许多。这时丁一同志就会走过来提醒：“声音小点！”刘琼和舒适也常常关照我们“注意”。这“牛棚”中的难友们的关切之情，往往成为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田。
久而久之，我们的谈话内容便超越了鲁迅的作品。一次，他带来几枚图章让我欣赏，其中一枚为他的好友，也是著名影人凌之浩的杰作，用篆书镌刻了潘祖训三字，他说：这才是他的真名。凌之浩也是天津人，在多台话剧和多部电影中担任过角色，并出任过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表演系主任，也导演过舞台剧与影片。
当卫禹平和我谈起这枚图章和她的作者时，已经陶醉在与凌之浩的同乡之情，同事之谊中了。我完全理解，这位性情中人是极其重视友情的。
卫禹平祖籍绍兴，出生在日本冈山，在天津读完了小学，后随家人迁来上海并读完了中学。他于1938年在汉口参加了抗日演剧二队，参与了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又参加了旅港剧人协会，从此走入了演艺圈，并一直以卫禹平为艺名乃至平时用名。在此期间，除了宣传抗日救亡的街头演出外，他又在舞台上参加了《家破人亡》《马门教授》等剧目的演出。1942年，他进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进入北平南北剧社，主演了《钦差大臣》《魂归离恨天》等剧目，一时，名噪平津，红得发紫。1947年后，他步入上海影坛，先后在昆仑、法华、国泰、中电二厂等制片公司，主演了《新闺怨》《青山翠谷》《魂归离恨天》等影片，成为上海影坛众多小生中的佼佼者。上海解放了，这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成为上影的一员，连续在《农家乐》《天罗地网》《沙漠里的战斗》《春满人间》《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又为译制片《伟大的公民》中主人公沙霍夫、《乌克兰诗人舍普琴科》中的舍普琴科、《钦差大臣》中的假钦差配上华语对白。
人们至今都可能记得，他为苏联伟大的革命家沙霍夫配的话语对白，称得上抑扬顿挫、有张有弛、神情并茂，极富感染力，可以说是译制片中的经典之作。这说明他对剧中人物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在充分理解剧中人的性格、语言特征和行事风格之后，完成了从“我演他”到“我就是他”的过渡，因而运用自己的语言技巧，充分表达剧中人的感情，达到了神情并茂的最高境界。
在“牛棚”中闲聊时，我谈了上述观感，他只是微笑着听我说话，笑意中包含了一点成就感，还不时抽一两口香烟。在听到入神时，则让手中的烟支燃成一长截烟灰，直到落下才“啊”地一声，证实他的注意力十分集中。
就这样，与这位牛棚“逍遥派”在一起，让我在“牛棚”中度过了一段“黄连树下弹琴”的快乐时光，忘却了“牛鬼蛇神”的身份——尽管是那些“造反派”们强加给我们的污蔑性称号。
后来，我们又都被赶到奉贤的海边，进了“五七”干校，而且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同住在一个草棚中。因为我们都没有获得“审查结论”，革命群众的活动，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是不能参加的。
过了大半年，卫禹平被派到食堂帮厨，做些拣菜、运菜之类的杂活，我们为他庆幸，因为食堂是“要害”部门，为防阶级敌人投毒或进行其他破坏，到食堂工作是工宣队和造反派选择过的。大概“革命群众”不情愿到食堂做“伙头军”，把这个“死老虎”选了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是“解放”的解放，他能入食堂，说明他离进“正式”已经不远了。为此，我们几个信得过的朋友还与他偷偷喝了一回酒以示庆贺。当然，这是不能让工、军宣队和“造反派”知道的，否则，一定会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处理的。
经过近三年晒脱了几层皮的大田劳动，班长通知我，上面让我到厨房领导下的锅炉房烧大炉。我内心高兴极了，这是一个与厨房处于同等地位的要害部门呀，这当然是一个对我来说十分积极的信号。于是，我和卫禹平及担任食堂采购的特技摄影杨仲文，隔三差五地在宿舍中小聚，痛痛快快地喝老酒、打牙祭，纵谈天南地北的奇闻轶事，一切烦恼都已抛开，我们沉浸在酒意与友情之中了……
1973年，我与卫禹平经过三年半的干校生活后，终于回城了。意想不到的是，我们都没有被逐出电影厂的大门，我进了故事片厂文学部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编辑，他则到了上海译制片厂任导演兼演员组组长，都得到了“量才录用”的好运。
卫禹平、杨仲文和我，都十分珍惜在干校建立起的友谊，不时聚在一起小酌。每到相聚的时候，大家都放浪形骸，进入了“赛神仙”的境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那一天，当我们“畅叙衷情”之后，都喝得有些飘飘然了！
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卫禹平因中风而导致半身不遂。我们虽然经常去看他，但再也没有往日的“神侃”了。杨仲文曾提议让我帮他弄一把能坐并有轮子、可以推着走的椅子，我请木工师傅做了一把（当时还没有轮椅可买），他一直用到1988年辞世。
他的晚年是不幸的，我们为此感到揪心的痛苦……
“老大哥”沈浮
从天津卫走出来的另一位大师级人物便是沈浮了。因为我曾以《我与沈浮的交往》为题，写过一篇比较全面介绍他的文章，为避免重复起见，在这里我只作一些必要的介绍了。沈浮于1905年诞生于天津的一个穷人家，因家境贫寒很早就失学，他做过小贩、干过码头上的苦力，为了生计还在北洋军阀的兵营里混过一阵并当上了号兵，从军营出来后又到照相馆里当了一名学徒。因此，说他是自学成才的知识精英是十分恰切的。
1924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家电影公司要招收艺员的广告，19岁的他便报了名，并顺利的考进了天津渤海影片公司，成为一名演员。他曾名白宁，但当演员了总得有个叫得响的艺名呀！当时的天津有几位喜欢在报纸上写点文章的青年人，也都是沈浮的朋友，他们用的笔名中总爱带个哀字，比如有一位就叫孙哀鸿，才华很出众，不仅文章写得好，能切中时弊，而且擅长写大鼓书的鼓词，沈浮非常敬重他。待到沈浮要取艺名时便很自然地想起此人，大概是希望附这位哀鸿的尾骥吧，便毫不犹豫地起了个沈哀鹃的艺名。
进渤海影片公司后不久，他就自编、自导、自演了他的“处女作”——一部喜剧短片《大皮包》。这部影片的内容已无从知晓，但从他后来拍摄的影片风格以及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和他对卓别林的崇拜来看，《大皮包》绝非“无病呻吟”之作，很可能是一部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愤世嫉俗”的作品。
查了一下我国最早的电影制片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是由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创办的，于1909年成立，拍摄了《不幸儿》《西太后》《偷烧鸭》等三部影片。而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影业公司名为“新民”，是由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人筹组的，但早期只为亚细亚公司拍摄影片，在1913年中，共为亚细亚公司拍摄了《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新茶花》《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等近20部影片。
此后11年间，即至1923年止，上海各厂，就为中国观众奉献了36部影片，但都是无声片。
到了1924年，这位年青人——沈哀鹃参加到这一行列之中，与其他电影人一道开垦中国无声电影这块园地。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无声电影的开拓者，至少是开拓者之一吧。
同时，他又是一位我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先驱者。
1930年，他来到上海，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一员，十年间，他编写了《光明之路》，编导了《狼山喋血记》《三人行》《天作之合》等影片。在沈浮的笔端，倾泻出来的是对国家、对民众的爱，他在银幕上塑造的艺术形象寄予无限同情，他们都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的压榨与欺凌。他的片子，痛快淋漓地对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到了上世纪40年代，他编导的《圣城记》《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影片，都表明了他在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因此，人们往往拿他的作品与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作对比，认为他是我国现实主义大师之一。
1956年，他奉命偕摄影师罗从周赴苏联学习宽银幕电影的摄制方法，归国后，将李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拍成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为我国影坛增添了一个视角更广、场面更为宏伟的电影新品种，沈浮理所应当地成了中国宽银幕电影的首创者。
这就是沈浮——一位为人坦率、真诚、热情、爽朗、随和、厚道、认真、勤奋的电影艺术家，他的人品和艺德感染了上海电影界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他成了人人尊重与钦敬的“老大哥”！很少有人叫他一声沈厂长（他曾任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或沈导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