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琪森

　　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收藏壮举

　　文/王琪森

　　在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峥嵘岁月中，上海曾经有过一段相当特殊的“孤岛时期”。1938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爆发了，四行仓库的壮士们让气焰嚣张的侵略者领受到了一个民族不屈的英勇气概。战事延至11月12日，当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从沪西阵地撤离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

　　然而，当时的上海有着独特的城市结构与区域划分，即“一市三治四界”。因此，日寇占领的仅是华界，而公共租界、法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日寇不能进入。于是租界就成了海上“孤岛”，从而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二战史学上的“孤岛现象”。不少爱国志士就利用这特有的政治地理位置与社会区域构成，进行了无畏的抗争，使当时的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其中那些爱国的收藏家们，就充分利用了这“孤岛”平台，及时地转移、收藏、保护了一大批历代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国宝级的珍品，从而在战火中崛起了一支爱国的收藏家精英、大师群体。如中国二十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庞莱臣、吴湖帆、张大千、张伯驹、张葱玉、王季迁，都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们和叶恭绰、周湘云、孙伯渊、瞿启甲、徐森玉、郑振铎、顾则扬、陈光甫、刘海粟、袁寒云、沈尹默等，成为全国收藏家的领军团队，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而极富传奇色彩的活剧。

《毛公鼎》历险记

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北京大学前身）的叶恭绰（1881-1968），虽曾致力于交通事业，官至铁道部长，但由于自幼受家庭影响，故喜好诗文书画及古籍文献。尤其在中年以后，于考古骨董、彝器碑帖、收藏鉴赏等用功精勤，造诣深厚。藏有西周重器《毛公鼎》、晋书圣王羲之《曹娥碑》、小圣王献之《鸭头丸帖》等国宝级文物，是一代大收藏家。

　　1933年9月，叶恭绰参与策划上海市中心区第二期建设工程，1936年被聘为上海市博物馆董事会董事长，为上海的文博事业殚精竭虑，多有贡献。1938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作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及上海有影响的社会名人，有人曾诱惑其出任伪职，叶恭绰一身正气，严词拒绝，抛家别业，出走香港避难。临行前，他将自己最牵挂的《毛公鼎》等珍贵文物装入七只箱子，秘密寄存于“孤岛”内的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日本人早就窥视《毛公鼎》，侵略者妄想通过掠夺国家重器《毛公鼎》来证明他们对中国的征服。而其时叶恭绰留在上海的某氏，竟然利益熏心，为争夺家产向日本人告密。于是日寇乘机派出宪兵队来到叶家强行查抄。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的大折腾后，并没有发现《毛公鼎》，于是穷凶极恶的宪兵队抓走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将其投入牢中，对其严刑拷打，逼其就范。

　　身在香港的叶恭绰正在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组建中国文化协会。当他闻讯后，心急如焚，斩钉截铁地嘱托上海家人：《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从中可见其保护国宝的决心。后经多方奔走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斡旋，叶公超被营救脱险，国宝《毛公鼎》才逃过一劫，未被日寇掠去。

历经劫难《平复帖》

以收藏《平复帖》名世的张伯驹（1898-1982），出身于官宦世家，系袁世凯的侄子，民国四公子之一。这位精于收藏鉴赏、书法绘画、诗词音韵、京剧戏曲的文化大家，对于中国古代文物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敬畏的虔诚心。经他之手收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见其所著《丛碧书画录》，达118件之多，称“天下第一藏”。如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白的《上阳台帖》等。

　　晋代陆机所书《平复帖》，为“中华第一帖”。有“皇帖”之尊，“墨皇”之冠。此帖在民国时期为恭亲王之孙溥儒所有。由于溥曾将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入国外。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也遭此命运，于是请琉璃厂的一位老板向溥儒求售。溥一口价20万大洋，这是当时北京十座豪宅的价格，张伯驹一时难以凑齐。第二年张伯驹又托好友张大千询问溥儒，仍是20万。1937年底溥儒丧母，急需钱财，后经友人协商，张伯驹终以4万元收入。在这风雨飘摇、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不惜以巨资收入，可见其对国宝的钟爱之心。唯其如此，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平复堂”。幸亏张伯驹出手快，当时也有一位日本人想收《平复帖》，他托一位中国商人去代购，出价就是20万。张伯驹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讲：“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抗战爆发后，张伯驹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基本上每周去一趟上海，当时他大部分的收藏品也都存放在银行。张伯驹与上海众多的收藏家关系良好，《张葱玉日记》中多有记载。1941年春季的一天，当张伯驹走出陕西北路培福里寓所的弄堂口时，突遇绑票。原来是一汉奸勾结欲夺《平复帖》的日商，唆使“七十六”号汪伪特务所为。随即开出二百根大金条的天价，意在逼张家出售国宝《平复帖》。张伯驹铁骨铮铮，绝食抗议，时常昏迷不醒。绑匪无奈，让其妻子潘素去见张伯驹。尽管张已是形销骨立，病弱不堪，但依然掷地有声地对潘素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不要以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宁死也不出去！中华国宝岂能外流！”

　　在僵持了八个月后，绑匪迫于压力只得妥协，潘素终于以20根金条将张伯驹救出。由此在漫天烽火中，一位爱国收藏家赌上了自己的鲜血生命，才使“天下第一帖”免遭劫难。

《北宋罗汉大会斋牒》密运记

当时在上海嵩山路的一条弄堂内，书画名家、收藏家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与同是书画名家冯超然的“嵩山草堂”乃对门相望，而其时仅隔一条马路还有一家“石湖草堂”，其主人是著名的古稀珍本碑帖收藏家孙伯渊。在当时的“孤岛”内，他们三家时常相聚鉴赏考评，还时邀庞莱臣、张葱玉、刘海粟、谢稚柳、潘博山、王季迁、徐邦达等为保护各类珍贵文物而出谋献策，成为收藏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而孙伯渊“石湖草堂”中大批国宝级碑帖书画能平安转移到上海，本身就是吴湖帆、庞莱臣、张葱玉、刘海粟等人策划抢救的结果。

　　孙伯渊（1896-1984）出身于古城苏州，其父孙愈乔是江南著名的裱拓碑刻大家，碑帖鉴定高手。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开有“集宝斋”工坊，在当时的文博界、书画界、收藏界很得人缘与口碑。孙伯渊自幼从父学艺，朝夕用功，其13岁时，其父不幸早逝，面对艰难的时日和生活的重压，他只能中止学业，执掌“集宝斋”的坊间运作。由于深得家传，故技艺精湛。他博览群书，钻研历代碑帖及考订鉴别，并向当时江浙沪不少名家请教，如“梅景书屋”的吴湖帆、“虚斋”的庞莱臣、“大风堂”的张善孖、“过云楼”的顾麟士等，孙伯渊终于在大师云集、名家汇集的文博界、收藏界崛起。如珍贵的宋拓碑帖，就有《张旭郎官石记》《颜真卿多宝塔》《李北海岳麓寺碑》等；而《北宋罗汉大会斋牒》更是一件国宝级的“北宋遗珍”。日本人对孙的古珍碑帖，尤其是此件《斋牒》早就窥视，当日军占领上海、江浙时，就有日本人跑到苏州，借机威逼利诱孙伯渊。

　　“石湖草堂”面临危机，当吴湖帆、徐森玉、刘海粟、张葱玉等悉知这些情况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孙伯渊应速将藏于苏州的《斋牒》及其他古珍碑帖秘密运到上海避难。后在吴湖帆的精心筹划下，在法租界为“石湖草堂”寻到了一处相当隐蔽的房屋。于是，孙伯渊冒着生命危险将几千件珍贵收藏品，通过各种伪装，或从陆路、或从水路分批密运到上海，可谓一出“国宝《北宋罗汉大会斋牒》孤岛转移记”。

为护古籍而捐躯

座落于古城常熟古里的“铁琴铜剑楼”，历时数百年，闻名海内外，系清末的四大藏书楼之一。其时的掌门是瞿氏第四代传人瞿启甲（1873-1939），在异族入侵之时，他和上海收藏家们共赴国难、同舟共济，终于使日寇虎视眈眈的“铁琴铜剑楼”古籍孤本、珍本、善本及历代名家书画，未入侵略者之手，悄然地庋藏于租界安全之地。

　　“铁琴铜剑楼”各类古籍珍本收藏宏富，涵盖了宋、金、元、明各代刻本。当年涵芬楼受庙堂之命刊印《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采自瞿氏藏书者就达81种。其镇楼之宝是宋刻《广成先生玉函经》，这是孤本医学古籍，在散失三百多年后，是他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将其收全，抢救了国家珍宝。该楼对外是开放的，凡海内外学人、师友同道等考鉴研究需要，均可借读抄补，分文不取。民国期间，瞿启甲还出任过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因拒绝曹锟贿选而归隐家乡，致力于古籍版本的研究，写下了《铁琴铜剑楼书影》等多部学术专著。

　　1924年，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珍本，瞿启甲将大部分藏书移至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475弄11号，成为海上一处著名的书香之地。日寇占领上海后对此大藏书楼觊觎垂涎，日本的一些大财阀也想乘机强卖。已年过花甲的瞿启甲忧心忡忡，如这批珍贵图书及书画在他手中落入敌手，他是无脸面对列祖列宗的。正在这危急关头，上海收藏界的庞莱臣、吴湖帆、徐森玉、张葱玉、刘海粟、郑振铎等人出手相助，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在租界为瞿启甲找到了一处隐密的收藏处，分多次悄然地乔装转移。

　　由于连日奔波，辛苦操劳，年迈体弱的瞿启甲终于病倒，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与世长辞。他告诫家人：“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他的死也为“孤岛“的收藏家们留下了一个高贵不屈的背影。

　　正是在艰难动荡、危机四伏的“孤岛”岁月中，一大批上海收藏家们彰显了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坚贞的护宝意志，其高风亮节及民族精神是应当载入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