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高型
壹
高型在同仁心目中是个成就卓著的多产电影剧作家，获得过“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和“夏衍电影荣誉纪念奖”。建国初期，他就以一部力作《翠谷钟声》，赢得了电影界同仁的高度赞誉，一炮走红。不久，他创作的《水手长的故事》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水兵生活的精品，不仅受到海军部门的表彰和广大水兵的喜爱，在当时海军只有小炮艇的年代，许多年轻人就是受到水手长的精神召唤，纷纷参加海军的；《牛府贵婿》是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影片，人物和矛盾，在剧作家巧妙构思中升华了，成为一部可看性强、深受农民兄弟喜爱的优秀作品，也为写好农村片作了有益的尝试；与孟森辉合作的《蓝光闪过之后》是剧作家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深入生活，面对灾区人民战胜大灾的倾情之作。当时灾区很艰难，剧作家的心情很沉重，在废墟中，在几十万受灾同胞中寻找爱，寻找情！剧作家的笔端奔泻的是亲情，阶级情，人类共同的至深情谊。蓝光无情，蓝光之后有深深的情爱。剧作家传导的是中国人的力量，是人类的大爱！影院的观众热血沸腾，泪流不止；与罗克明合作的《等待满山红叶时》在八十年代初，在开罗国际电影节上得到一致的好评，这是中国送去的唯一一部优秀影片。
剧作家高型是位闲不住的人，每个关键的年代都有力作问世：《石榴花》《飞向太平洋》《风雷红梅》《龙嘴大铜壶》《女儿国》《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等都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在国家外汇紧缺、胶片要靠进口、电影厂的故事片受到国家计划严格限定的年代（上影，包括当时的海燕和天马两厂，一年只有10部的定额），他一人竟创作了十多部影视剧本并投入了拍摄上映，不能不说是奇迹，也让同行钦羡不已！如果他处在现代的环境，“金牌编剧”也必有他一份！
高型，包括高型这一代剧作家，没有生在“包装上市”、“张扬自我”的当今年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以导演为中心，一剧之本的剧作家是典型的幕后英雄，不要说广大观众，就连电影厂内的职工，也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高型从外到内，都是个十分平凡的人，穿着也简朴，上班时常穿着不扣风纪扣的，有些褪了色的蓝卡其中山装或两用衫。他人不高，嘴边有颗不明显的黑痣，开口是原味的绍兴话，生人往往以为他是一个绍兴乡下老头。平常他话不多，可到创作讨论时，话就多得收不住，谈的都是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火花夹在绍兴话中，让参与讨论的人受益匪浅；他有句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这句话在文革中还受到批判，说他是中庸之道！他不争名，不与人争，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稿费，要是有，他也是一位与钱无争的人。他生前还关照家人，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
对于这样一位朴实低调的“老头”，与他合作过的人，他的同事、同仁都对他敬重有加，从内心里怀着深深的敬意——对他的作品和人品，对他的质朴。在他离开我们十多年后，一提起高型，熟识他的人仍分外激动，最典型的是拍摄《牛百岁》等农村题材三步曲的著名导演赵焕章，一提起高型就大声地说：“与他合作真是福气呀！”可见高型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
贰
我是三生有幸与他交往、与他合作，我就是赵导说的“与他合作真是福气呀”的人之一。
1986年春天，某一天的中午时分，高型来到影协办公室，我感到既高兴又有点意外，我和他在文学部共事多年，聚少分多，但深知他一向言谈不多，那天他却一反常态，乐呵呵的、语速很快地对我说，来作协办点事，事办完了，来看看老朋友。我还来不及请他坐，他却对我问长问短，尤其关心我两个女儿读书的事。他知道我家属在农村，并深知农村育女的艰辛与压力。这让我内心深处感到热乎乎的，顷刻之间就打破了辈份的界线，无拘无束地向他倾述起家乡的变化。当我东一句、西一言地讲到当时家乡建楼房的新鲜事和有人在外搞建筑当老板暴死，他家造了一半的楼房成了半吊子工程时，他拉起我的手问我，能离开办公室吗？我说可以。这样，我们走下楼，绕过东侧作协大楼，走出巨鹿路675号的大门，匆匆穿过延安西路，在原儿童艺术剧场斜对面，赶上了一辆公交车。此时，我走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这位已六十开外、头发花白的长者却步伐敏捷，滔滔不绝地对我说，汤化达想拍一部农村题材的影片，去听听汤导对这个题材是否感兴趣。原来是要赶到汤导家去，怪不得他行色匆匆，兴致盎然。多少年了，还是葆有这副激情，一谈起创作，平日孤言寡语的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我跟着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老前辈，赶往一位知名的导演家中去谈剧本创作，一路上心里的鼓点响个不停。我认识汤导，汤导认识我吗？我去谈什么呢？家乡的见闻，怎么成题材了呢？我的心悬在半空。
一到汤导家，老高说明来意后，把我介绍给了汤导，汤导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开始就笑着说，我当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走资派还多呢；又说，当时一些领导为我炮打中央文革捏了一把汗。汤导这么一说，我就不那么拘谨了，可是说起话来，还有点结结巴巴。不过，我还是把家乡的见闻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老高也把剧本的构思和创作计划告诉了汤导。汤导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兴趣，欣然接受了老高的建议，当场就定下汤导家作为创作的场所。
在汤导家，我们三人经过20余天的热烈讨论，形成了一个故事，并定下了剧名《卫家大楼》。确定主题是农村若要富离不开集体的力量，主题是一般，但戏剧矛盾很新颖。经过一个多月的编写，完成了初稿；初稿之后，又在汤导家前后讨论了两个多月，我记得，那年整个夏天是在汤导家度过的。《卫家大楼》经过上影文学部审查，基本通过后，稍作修改，交付打印向上影艺委会送审。
两个多月以后，局厂主要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艺会委，召开三堂会审会议，要讨论《卫家大楼》这个剧本了。根据预先得到的信息，该剧得到好评，呼声很高，据说已列入本年度的生产计划。谁知会议一开始，局党委书记宣布了一件惊人的事：今天下午三时收听广播，中央将宣布胡耀邦下台。他还说，中央人事的变化，农村的形势可能也会变化，今天《卫家大楼》这剧本暂缓讨论吧。他这一句话，事实上否定了这个剧本。谁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如此夭折的结果。
叁
老高不知为何好像欠了我什么，总想弥补这次合作的失败。正好不久，有人请他为市宣传部创作一个影视剧时，一位制片告诉我：“高型对你真好！”原来他们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向对方提出唯一的条件是，要我参加该剧创作。该剧正式放映之后，还受当时市领导的亲切接见；《电影新作》杂志，还为该剧颁发“特别荣誉奖”，颁奖者是白杨，这是预先知道的事。高型他偏让我上台领奖，我说无论从辈份、写作过程中的贡献，都应该由他上台领奖，没有想到他脸色稍带些不悦，吸了口烟，慢悠悠地、一字一板地说：“明天，你一个人参加这个会吧。”听了他这么一句话，我好像瘪了的气球，没有一丝的还价余地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在荣誉面前谦让的人！
晚年高型
我在创作上，完全是个门外汉。1958年进电影制片厂，是一个置景工人；1964年的春天，突然将我调到上影文学部，当年我才25岁，同事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名人，在相处过程中，高型他却一直称呼我为“老黄同志”，这既让我感到亲切，更让我感到压力，很不适应。组织上似乎了解我的心情，又把我调去参加市里的“四清工作队”，后来又参加什么上影厂“练兵组”，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把我从江西召回，在文学部参加运动。在文革中，因为犯了“炮打”的罪，走资派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被批。没想到这厄运突然间又烟消云散了。有一天文学部造反派头头把我“请”到一个小房间，他神态严肃地说：工军宣队决定交给你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由你负责成立一个创作组，人员除你外，还有摄影王志初。与王志初碰头时，他半开玩笑地说，他只管拍，怎么编，怎么写解说词，是我的事，他说完像弥勒大佛，仰天哈哈大笑。
可我哭笑不得。我虽然参加过《大寨红花处处开》艺术性纪录片工作，解说词是由赵丹夫人黄宗英写的；总编是由张瑞芳先生严厉负责的。连创作小组的说明词也写不了，还是由当时文学部编辑曹松茂写的。可影片公映时，银幕上挂的名有我。真是徒有虚名羞死人。如今要我独立制片、编导，真是比登天还难。
幸亏在暗中有以高型为首的老少齐相助，从一稿、二稿、三稿，到最后定稿，高型都一步一步地帮我修改，提出意见。其中：一审戴中孚，二审高型，是否送孟森辉三审由高型定夺。
我记得，最后一次是早晨，在高型来上班的路上，这是他事先约好的与我碰头，他环顾四周把稿件给我，说给小孟看看。我心里明白，可以定稿了。我送到孟森辉那里，他即刻放下手中的书本，接过我的稿件，他什么都不说，就埋头看起来了。
我总觉得他们好像事先商量好，如何帮助我，有一套计划。那时我在创作上一窍不通，他们为什么如此的帮助我，甚至完成本上刚劲有力的片名《国际海员热爱毛主席》也是戴中孚替我写上的，还用毛笔蘸上红墨水，精心细描。47年之前的事了，这九个大字还在我面前闪闪发光，活跃在我眼前。孟森辉是电影学校编剧系毕业，他年龄比我小几岁，当时在政宣组是负责人，四人帮粉碎以后任上影艺术副厂长。他看完我给他的稿件问：“解说词和画面能对上吗?”我说：“都能对上。”他又从头至尾翻看我的手稿，连翻了两遍，最后他说：“没有意见。”
这时我才明白该剧本在上影算是通过了。
最后的影片在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制作完成了，于l967年10月21日经市里“领导”审查通过，发行公映。当时一位负责制片的副厂长徐进对我说：“你这部片子发行，这个月厂里发工资不用贷款了。”
我也猛然醒悟到，这个圆满的结局，融汇了高型老师的心血和戴中孚、孟生辉等同志们的鼎力相助。
肆
高型不仅在工作上无私地帮助我，在政治上深情地关心我，还在我家庭生活上，处处关怀着我。
当年我们在五七干校时，他听到由上影厂长助理蒋浩生牵线、厂校老师潘培元退休以后的房子送给我的消息，他为我高兴；他也知道我经济上的拮据，看到我房间里一无所有时，他从袋里摸出了20元。当年的20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把这一笔钱购了一方桌、一木板床、四个方凳。虽然后来如数奉还，但我还是感激不尽的。后来几经周折，搬到了浦东上钢九村。那时唯一的过江通道打浦路隧道，交通极不方便，可他又不请自来“做客”，感动了我们全家。他有两个博士生儿子，都在国外经商，早已成家立业了，可他把他儿子初中、高中时的学习材料，一本又一本送给我，为我两个女儿学习提供珍贵资料；还在我小女儿从南通调回上海过程中，他调动他在国外儿子的力量专程去我女儿单位协助调动工作。
更难以忘怀的是，在1975年夏末初秋的某一天晚上，在回家的途中，我与他告别，因为我参加市里的慰问知青工作，去东北预期两年，我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的人际关系比文革之前还复杂，请你多保重……”我还没有说完，他突然收住脚步。现在回忆起来，根据当时的形势，我这句话有攻击文革之罪，所以他大惊失色地问：“这句话你和别人讲过吗?”我摇了摇头，突然又想到前几天在文学部办公室和一位负责人说过，也是临别之言。他迫切地问：“他怎么反应？”我说同你一样，他说千万不要与别人讲。因为你不是别人，我想这次离别两年啊，风云变幻莫测，当时很难预料。因为江青的关系，上影在文革中是重灾区，当时军宣队的负责人是军级干部，据说也是江青派来的，确有大战上影之势，似乎要将上影踏为平地。我能有离开两年的机会，也可算求着一个上上签了。所以我更多的担心着老一代老同事的命运，他们也深情地关心着我。高型对我说：“刚才的话，千万不要与第三个人讲啊！请记住！记住！”一想到这段往事，我的眼睛就湿润了。
2001年7月8日，天空响起睛天霹雳，下起倾盆雨。高型他悄悄地离开我们了，他音容笑貌一直深刻在我心中。从此以后，每年的7月8日是他的祭日，而巧合的是，正逢我的生日，这就成了每年这一天对他的思念之日。
高型1925年生于绍兴，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解放后在浙江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参加土地革命，任文教助理兼乡长；嗣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结业；再后，在上影厂先后担任文学部编辑、责任编辑、改编组组长、一级编剧。
每次思念他时，常常想起他对我大发脾气的一幕，我记得，第三次赴华西村回沪后，在去汤导家的路中，突然他板着面孔说：“老黄，你没有把我当朋友！”我马上想到与他同去华西村途中丢失公文包的事。通过我大女儿在扬州读书的同学，公文包已回到我的身边，当时我没有对他讲原因，不要因为我的过失影响他的情绪。而他对我发脾气，是怕我经济上受到损失，接着又语气缓和地说：“对不起，老黄，我刚才态度不好，包回来了，钱损失了，一同出差，共同负担。”他在马路边梧桐树下取出了皮夹子。我笑着对他说：“当时我包里确实没有钱。”他又板起脸：“你看！你看！你又不把我当朋友了！”他执意要把钱塞给我，我也顶了他一句：“老高，你把我当朋友吗？”这是我俩在相处中唯一的一次“争吵”。他还是坚持：“就不当朋友，把钱收下！”这时，我拉长声音，向他鞠躬似地说：“高型老师！”这也是我生平在他生前第一次称他老师，“我要朋友，不要钱！”他笑了……
最后向高型告慰的是：
在您和众多朋友们帮助下，经组织的关心，如今我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了，我原来分散的四口之家，成了一个完整的八口之家，聚合在上海了；我的外孙女和外甥，也先后进入同一所名牌大学了；我老俩口也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金婚之年。我还要告慰你，我俩合作的《卫家大楼》也在刊物上发表了；你的人生格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我永远铭记在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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