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可贵

　　陈沂：一个大写的正派人

　　文/耿可贵

　　

　　

　　耿可贵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上海戏剧文学学会会长

　　今年（2011年）12月4日，是陈沂同志百岁寿诞。陈老离开我们己经十年了。关于这位建国后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将军”，究竟是左派或是右派？历史上曾有过截然不同的记载：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1957年的春天，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桥剧场看戏时，对身边的陈毅元帅介绍说：“你认识他吗？他是军委文化部长陈沂，他是左派！”然而，时隔不到一年，1958年的3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点名披露：“总政治部把陈沂放在照妖镜下，假左派真右派真相大白！”这位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半世为共和国出生入死而奋斗的唯一文职少将、老共产党员陈沂，为何一年之内，由伟大领袖金口御封的“左派”，竟“蜕变”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在年青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当时，作为党内军内高级干部的他，忠诚地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热情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动员党内外帮助党整风。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种纯朴真诚的做法，竟跌入“钓鱼上钩”、“引蛇出洞”的“整风”陷阱。这样，他就无辜地与五十五万多党内干部、共产党的昔日同盟者和挚友、知识界的精英一起，被打成了军内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戴上帽子，成为建国后最大的冤案之一的牺牲品，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与屈辱为伍，和风雪为伴，一去就是21个春秋。

　　“左”与“右”仅一字之别，从座上宾到阶下囚，天上地下两重天，个中滋味，常人无法体会，只有陈沂本人及其五十多万同命运者才能体味其生不如死的痛苦经历和非人的待遇。而作为被列入另类的“地富反坏右的婆娘”和“狗崽子”，也只有他的老伴马楠同志和孩子们知道。

　　我第一次知道陈沂的名字，是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看了上述的那篇《人民日报》的揭露文章才知道这位“迷”一样的“右派将军”的。21年的漫长岁月，北大荒那令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没有摧垮这位铮铮铁骨的将军。1979年，他被平反、“解放”后，受胡耀邦同志亲自派遣，肩负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补课的重任，“空降”到“四人帮”重灾区的上海，届时，他早己过了法定的退休之年，已是68岁的老人了。

　　那时，我经历了“四人帮”八年冤狱的迫害，平反后重返文艺界，不顾冤狱折磨所留下的高血压和肺结核病，立即拿起阔别数年的笔，以自己的切身遭遇为原型，含泪写成了一部控诉“四人帮”为题材的七场话剧《第二次演出》。刚刚复出的老院长黄佐临立即组织最强的班子把它排出来。赵丹、白杨、黄赤波（前市公安局长）等一些文艺界和公安系统的老同志，边看边哭看完彩排。在艺术剧场（即兰心大戏院）公演时，剧场里也不时传出哭泣声。文化局授予剧本奖。当时，“凡是”当道、左风盛吹，报上一篇指责该剧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文章。接着，时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更在大会上批评它是“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抹黑”，他说：“当时毛主席还健在，怎么可能发生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监狱呢？”戏被停了下来，我的心情很不舒畅。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出席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粉碎“四大帮”后的第一次上海文代会，会上，听到了刚到任的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的讲话。他除了表示很荣幸和上海文艺界朋友见面、并在今后合作共事外，还着重谈了当前“真理标准”补课的重要性和党的拨乱反正等政策。最让人难忘的是以下的一段话：“党派我到这个岗位上来，不仅要我做好领导工作，更让我和上海文艺界同志广交朋友，同志们有什么希望要求、创作打算、包括生活上的苦闷、困难都可以来找我。工作时间我可能比较忙，但是九点钟上班之前，五点钟下班之后至六点半（七点我要看戏）或星期天休息日，都欢迎各位到寒舍来。我已和康办门卫关照过：有文艺界朋友来找我陈沂的，只要我在家，一律放行。早上我家有稀粥油饼、晚上家常便饭、或水饺，碰上了不要客气，这不是我贿赂诸位，而是抓紧时间，边吃边谈，气氛随和些。”

　　一天傍晚，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踏进了位于市委大院的“康办38”门槛。当时正是晚饭时分，餐厅里除陈老家人外，桌边还坐有两位文艺界的同行。见我来后，马楠同志（陈老的夫人，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热情地邀我至餐桌边坐下，给我加了双碗筷：“你来得正好，今晚吃饺子。”当陈沂获知我的姓名、单位时，爽朗地说：“你就是上海青年话剧团大名鼎鼎的耿可贵！你在文革中也吃了八年官司，我们是‘难友’。听说你写的《第二次握手》很受欢迎，今晚我要和白慧（陈的秘书）去长江剧场门口等退票呢……”碰到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心里话不能对他诉说呢？

　　晚餐后，我随陈老的车子来到长江剧场，观看我的新作《第二次握手》。演出结束后，他热情地登台向演职员表示祝贺，又到后台看望大家，谈到我的上一部戏《第二次演出》，他说到任后清理“四人帮”遗案，也发现“凡是派”的前任所制造的新的冤假错案——其中就有我的《第二次演出》剧本。他说：“从共和国主席到开国元勋，再到各部、省、市、地、县委书记、党员干部，‘文革’中，有几个没坐监狱？不承认‘四人帮’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的事实，就无法认清‘四人帮’的罪恶本质。我看过你的剧本，尽管不尽完美，是用心写的好戏！”“不尽完美”这句话，我以后才有更深的理解：可能指它仅停留在对“四人帮”、“文革”的批判和控诉层面上，未能、也不敢触及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杜绝类似悲剧的重演。

　　没想到，一位刚到任不久的市委副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中，竟如此关心并亲自阅读了在他前任时期演出过的普通编剧的剧本，对演出的情况如此了解。我的满腔委屈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一股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也许是遭遇相似，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或惺惺相惜，从此，我这个非党员的普通编剧与这位老红军、老党员的中共高官，竟成了忘年交。

　　其实，像我这样既是领导与下属，又是平等的朋友之交，对陈老绝非个别。不论在当年“康办”内的陈副书记的“官邸”，还是他离休后宛平路退休老同志的“陈寓”，逢年过节或星期日，只要去他家，总见宾客盈门。有其当年军内的战友、部旧，更多的是文艺界的朋友：演员、编剧、导演、记者、编辑、诗人、作家、舞美工作者等等。他们像弟妹对待兄长、子女对待父母、学生对待师长那样，向他谈创作计划，谈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委屈，谈心中的苦闷，乃至生活上的困难……你总能在他那里得到指点、慰藉和帮助。

　　使我惊讶的是：这位市委副书记、部长、人大副主任、年过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繁忙的工作、接待之余，笔耕不闲，在来上海的廿多年的时间里，竟写作、整理并出版了《白山黑水》《五十年一瞬间》《文艺杂谈》《家书》《陈沂散文、诗歌选》等三百多万字的著作。正因为他本人是作家，他更理解作家的甘苦。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创作了一部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冲破重围、返回祖国为题材的话剧《欢迎您归来》。为了写好这部戏，我曾由难友徐渠驹（曾与李宗仁先生重要幕僚的程思远先生拜过把兄弟的中共地下党员）陪同与引荐，和籍耿龙二人赴北京，专程走访了随同李先生归来的程思远先生和相关人员，收集了大量素材。戏排好后，宣传部处长、文化局长审查后，提不出任何意见，却没有一人敢批准公演。直到第三天，陈沂同志从外地出差回沪，看了戏后，予以肯定，并当场拍板批准演出。公演后观众涌跃，好评如潮。但此时，却从西安传来消息：由西安话剧院搬演的此话剧遭通知停演。当时剧团同志很紧张。听此消息，我即赶到市委宣传部的陈沂同志处，他当时不在部里，由秘书白慧和刘同尧二位接待，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中宣部对一本名为《李宗仁归来》的小说因某些情节有关‘泄密’问题而下令停止出售，几天前中宣部确有打电话来，要求停演你的剧，陈沂同志跟他们说：“首先你们要搞清楚，这不是根据你们说的那部小说改编的，而是我们上海的作家亲自收集素材创作的。是一部宣传爱国主义、促进祖国统一的好戏。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小说有问题，而搞‘株连’嘛。”电话中，陈沂同志郑重邀请中宣部同志来上海看戏后再下结论。放下电话，陈沂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二位秘书说：“作家写出一部作品不容易，要否定，一句话就行了。因此，我们这些做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要做育花的园丁，不能做伐木的工匠！”

　　做园丁不仅要对花培育施肥，有时还要作必要耐心的修剪。在我创作话剧《孙中山与宋庆龄》时，某日下午六时完成初稿，当我六点半将剧本送到“康办”的陈府时，他刚出去看戏去了。次日早晨，我刚上班，就接到陈的秘书刘同尧的电话，说陈沂同志昨晚十点半看戏回家，连夜看完了你的剧本，写了祝贺的话，并提出希望我删去第七场的建议。当时，由于作家的固执性，我不以为然，没有听从陈老的意见，把全剧排了出来。彩排审查时，陈沂同志亲自到场，他和部、局领导和媒体同志很有兴趣地看完前面六场，戏很流畅，也很感人。戏演到最后的第七场，因为孙中山已去世，高潮已过，戏显得单薄、拖沓。台下的观众有些坐不下去了。因此，全剧一结束，我就提出要将最后的第七场删去。坐在观众席的陈沂同志笑着说：“是因为我来看戏的缘故吧？”我忙说：“不是、不是，您看了本子提出过要删掉这场戏，我想树起来看看效果，实践证明：这场戏确有蛇足之感。”“那很好！我们做领导的，也是读者和观众，有意见还是要提的，作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或保留。只有把别人的意见转化为作者自已的，作品才能够搞得更好。”然后，他转向大家说：“我们做领导的千万不要以为，官的大小，决定水平的高低，搞‘谁官大就听谁的’那一套，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在科学和艺术面前，应是人人平等的，首先要听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他们是内行。”这段话使我感触尤深，回想1964年我参加华东戏剧会演工作时，当时的华东局兼上海的书记柯庆施，对一些省剧团的戏进行批评，当有些编导一时想不通，或进行解释，则被批判和斗争，有的甚至被苛以党政处分。而发展到文革前夕，江青所抓的样板戏，对贯彻不力或反对者，更是以政治问题论处：隔离、批斗、坐牢、严重的甚至枪毙。今昔相比，陈沂同志如此对待文艺界同志，怎不叫人感慨万千！

　　陈沂同志抓创作，不仅从思想和艺术上帮助作者把关，更重视作者深入生活。当听我和老伴张启蓉要合作创作反映边防战士坚守国门生活和斗争的《国门内外》剧本时，这位对部队有深厚感情的老将军，不仅帮助我找资料（他家二楼的书房里有很多部队的报刊），更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的领导。因此，我们去边防武警部队深入生活，很受欢迎，处处给予方便。他们说：“全国边防都是你们的家”。当这部全国第一部反映边防武警官兵的大型电视投影话剧在上海演出受到好评、并应公安部和全国剧协邀请赴京演出时，早己退离领导岗位的陈老，又亲笔写信给他的老战友、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请部队予以支持。

　　陈沂同志在担任市宣传文化领导期间，为繁荣上海的文艺呕心沥血，为了多排戏、多拍电影、电视剧，多出好书，改善文化人的待遇，市里开大小会，他都帮文艺界要求增加拨款，甚至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或完全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之后，他还是利用赴京或在中央领导来沪与他会见的机会，在江总书记或朱总理面前，帮助文艺界讨钱。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为发展文艺事业进行民间集资而奔波，“宝钢文化发展基金会”就是在他倡导下建立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一部新戏《相逢不是在梦中》的全部排练、布景、服装、道具制作的经费，得到了上海炼油厂和欧罗兰服装公司的赞助，这在上海的话剧界尚属首次。该剧彩排时，陈老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评判标准，尽管他对这部娱乐性较强的音乐抒情话剧“不敢恭维”，但还是予以支持，并和他的继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曾庆红同志一起专程赶到东海边的外高桥炼油厂看戏。散戏后进行的演职员与观众座谈会上，大家请市领导指示。庆红同志谦让老领导先讲，谁知陈老竟说：“我不是什么领寻，我和庆红今天是来替耿可贵做‘活广告’的。”还未等大家缓过神来，陈老继续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政府还拿不出很多钱拨给文艺发展。今天炼油厂和服装公司拿出钱赞助话剧团将这个戏排出来，我特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庆红同志接着说：“本来今天下午和晚上都有会议，耿可贵把情况跟我说了，让我一定要来，我只好‘遵命’而来。否则，排戏的布景、服装、道具的钱都要让我来出。我只好也来当‘活广告’了。刚才陈沂同志对你们工商界联手支持文艺界表示感谢，也是代表市委的。凡是有利于文艺发展的事，我们都支持，我个人也随叫随到。”两位领导的讲话，激起阵阵掌声。我和导演袁国英却躲在一旁，暗暗流下激动的泪水……

　　

　　耿可贵（发言者）与陈沂（左二）

　　陈沂同志自来上海工作之后，我的每一部创作、演出和拍摄，都受到他的扶植、关心和保护，都倾注他的心血！在他逝世之前，我早已退休，我和老伴去看他，总要带些水果或营养品等，但他总是说：“你带这些干什么？你能写出新的作品，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最好的营养。”当他得知我老伴张启蓉患有心脏病，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她心脏健身法。记得他病重时，他没戴眼镜和助听器，一下子没认出我来，但当我用笔在纸上用大字写下我的名字时，老人立即兴奋起来：“耿可贵！可贵的可贵，我们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最近又有何大作？对啦，我来上海看的第一个戏，就是你写的《第二次握手》，刘玉担任女主角……”老人的记忆闸门打开，二十多年的往事集涌在我们这对“忘年交” 朋友的眼前……

　　没想到，那次竟是和陈老的诀别。

　　光阴荏苒，往事犹在昨日，陈老离开我们己近十个年头了。在撰写此文时，关于他的“左派头衔”似乎也该厘清。众所周知：所谓左派，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本是褒意词，即正宗的马列主义者。但在历史的实践中，它却异化为整人、打棍子、戴帽子的代名词。大凡御封的“左派”者，均口碑不佳，如延安整风时的康生，之后的陈伯达，文革时的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曾是“响当当”的左派，其实，却是整人的鹰犬，是“棍子、帽子工厂”的制造者。在他们的官帽子上，沾的不是敌人的血，而是自已营垒中同志的血和泪。这些“左派”，最后不是骨灰被扫出八宝山，就是遭后人唾骂或受到法律制裁。而陈老，革命数十年，从没有整过人，没有跟过“风”，更没有依附权势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五十年代，毛泽东曾金口御封陈老为“左派”，那时的含义与异化后的含义并不相同。

　　对于陈沂同志的一生，作为一介平民，我无权全面评价。但俗话说得好：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上海普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心中的陈沂，以他复职来上海后的一举一动，是他一笔一划自已写就的历史。在他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大声地说：人造的纪念碑可能倾倒，人们在心中刻下的丰碑却可以永存！借用俄罗斯文学家的一句用语，陈沂，是位大写的正派人！与日月同辉，千古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