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桑青与桃红》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生存的“间际”体验，这种体验同样存在于《狂人日记》和《沉沦》等某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中。《桑青与桃红》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思想和艺术，但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桑青与桃红》似乎走得更远，更为勇敢和决绝。桑青本身具有的饱满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与桃红本身的意义缺失状态构成的张力，正是该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伦理实在的意义上，桃红的荒谬昭示着人对自由本质的向往。
关键词：间际生存；任性；自由；“非中国人”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3-0067-06
一般情况下，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尽管两者在某些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叉。但这种交叉主要不是由于两者都有使用汉语写作的情况，而是双方在某些共同的历史因素作用下表达了对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存处境的生命体验和思考，不同的只是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是在异域书写表达这种体验和思考，典型的如白先勇的《纽约客》《芝加哥之死》、於梨华的《再见，大伟》、韦晕的《乌鸦港上的黄昏》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同样，郁达夫的《沉沦》亦可归属此列。
但本文的目的不是试图实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交融，而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内来分析《桑青与桃红》这篇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命题的作品。在对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存处境的生命體验和思考的方面上，《狂人日记》和《沉沦》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在美学的意蕴上，本文尝试将《桑青与桃红》放置在同该两篇作品的对读语境之中予以研究，为《桑青与桃红》的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一
《桑青与桃红》所揭示的其实就是现代中国人生存的“间际”状态。在这种状态里面，桃红既是桑青，又不是桑青。桃红否认自己是桑青的事实不能仅仅被作为主观意识上的任性来理解，而是作者对自我作为生命个体的生存体验。桑青从抗战时候起就一路辗转最终来到美利坚土地上，更名改姓为桃红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生命个体从一个文化空间转移到另一个文化空间所产生的体验，在文学写作中我们将其主要归属于华文文学的范畴，但本质上，是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宿命。这种体验同样存在于《狂人日记》和《沉沦》等某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中，甚至不妨可以这样认为，这种体验正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被率先揭示出来的。
为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本文所要阐释的内容，笔者借助了“间际生存”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由学者彭志恒在《间际生存与异域书写》中率先提出来的。①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首先得益于“海外”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而生命个体的生存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也必定会导致文化空间上的转变。身处另一个文化空间，原有的思维活动和意义赋予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阻碍，此时该伦理个体在该文化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和功能变得飘忽不定，他“好像是被置于两种文化之间，被两种文化撕扯而意蕴模糊，个体人的感性存在于世进入不确定状态。我们称个体生命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为‘间际生存。”但必须明确的是，“间际生存”的研究对象锁定为生命个体，而不是文化碰撞。生命个体是一切意义的集结点或着落点，而文化碰撞的观念说到底只是一种猜想，无法取得任何精确的结论。“间际生存”并不意味着在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供人猜想，只是表示了当生命个体的生存活动在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空间进入一个异质的文化空间时所遭受到的意义障碍，同时又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真正融入异质空间至深之处的现实处境。此时的生命个体实际上处于这两种文化的摇摆之中，既否定了原有的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塑造，又在异质文化里遭受阻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退缩，却又心不甘情不愿。
“间际生存”的概念主要是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出发得到的收获，但以此概念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作品也是适当的。除了如郁达夫的《沉沦》之类异域书写的作品，一般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是以中国社会生活为背景的，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往往也只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使“间际生存”概念发生效用的，不是地理空间的转变，而是文化空间的转变，即所谓新文化和旧文化。新文化作为旧文化的异质文化，为现代中国人所向往，他们渴望朝新文化的方向进发，却发现在新文化的世界里自我是一片虚无。他们把造成自我空虚的矛头指向了罪恶的旧文化，却又时常回归到旧文化的世界里保存自我。这是“间际生存”的一种基本状态，在这种状态里，自我意识到虚无，并努力填满这个虚无，或干脆就滞留于这虚无之中。鲁迅的一系列作品本质上都是在揭示现代中国人的这种虚无的状态，但这种虚无的状态又无法为现代中国人所能忍受，往往以貌似新潮的革命姿态实质上不过是旧文化的新表象来试图填满这无尽的虚无。也就是说，整体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意义是十分薄弱的，那些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激越昂扬的革命行动等描写，不过是裹挟了现代生活外衣的表象化作业，根本就难以触及现代的核心命题。这些作品把人导向的不是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意义本身，而是或遮蔽或集体主义的诠释领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小说的《狂人日记》关心的是生命个体在中国文化中的生存形态，即人在中国文化中不是以个体性的意义被看到的。在中国文化中，生命个体被结构在由伦理之名所赋予的意义系统之内，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自主的价值。当狂人揭示了这个文化的“吃人”本质时，便意味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拒绝，对使人之为人的个体性文化充满了渴望。这时候的狂人便处于“间际”的状态，他既不可能认同旧有的文化体系，但又不可能达到渴望的“将来是容不得人吃人的人”的世界。他试图努力向众人揭开真相的面纱，但却被这个文化体系判定为“疯子”。在这个文化体系内的人看来，《狂人日记》不过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梦呓。而这也正是鲁迅故意使用文言小序所达到的效果，他让狂人的行径得以被置于中国文化的视野之内来审视。因此小说的真正叙述者从来就不是狂人，而是文言小序里的“余”。狂人在意识到自己“未尝不吃了妹子几片肉”的事实后，也选择了回归到这个文化体系之内，但他那颗被月光照射过的心灵的深处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这个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的。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是新旧文化影响下两种人格形象的集结者，既处于旧文化的定义之内，又是对自我现实境遇的肯定。对于旧文化来说，狂人就是个疯子，但对狂人自己来说，他是这个旧文化的挑战者，然而又摆脱不了旧文化的因袭。
二
相比较而言，狂人的双重人格性质还比较隐晦，《桑青与桃红》则明朗确切得多。小说便在桃红面对美国移民局的调查坚定自己不是桑青的事实中展开的。桑青经历了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中国大陆经过台湾辗转来到美国，却在面对美国移民局的调查时坚称自己根本就不是桑青。她坚定地对移民局说“你决不能叫我桑青”，甚至销毁了房间里一切与桑青有关的物件来证明自己不是桑青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除此之外叫自己什么都可以，“桃红”只是随意取之的名字。作者似乎有意使用“桃红”这种暧昧的颜色來传达某种特殊的意味。在桃红的自我描述中，自己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是女娲生出来的，是一种“花非花，我即花，雾非雾，我即雾”梦呓般的存在。②可以看出，作者对“桃红”所赋予的，是超越时空的一切存在物。而没有时空的存在是不实际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物，也就不具有任何现实的伦理意义。也就是说，桑青通过“桃红”这个身份将自己从现实伦理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无意义的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桃红不可能是桑青，她决不从桑青那里索取任何伦理实在性，而是作为一个虚无体过着漂浮的人生。而鲁迅对狂人的处理显然不是这样。狂人并不脱离旧文化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他时常将自己放置在自己所批判地文化中来观看，于是看到“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未尝不吃了妹子几片肉”。他既可以被他所批判的文化定义为“疯子”，也可以被定义为“战士”，即他是作为这个文化的反面存在的。在狂人这里，“战士”显然是他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但作为“战士”的人格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全新的人格。而他最终发现，他真正的战斗对象未必是其所生存的旧文化世界，而是他自己的伦理实在。他为这种伦理实在苦恼着、彷徨着。尽管这与桃红的漂浮状态显然不同，但都共同诉说着对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伦理人格的拒绝，以及对现代的理想的人格的渴望。
可是从一般的故事性角度来看小说，我们仍然无法理解，主人公何以要如此坚定地否定自己而成为无现实伦理意义的“桃红”。因为选择成为桑青或桃红都使她不得不面临美国法律的制裁，因而对此我们不能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的合理性与否来考虑。聂华苓在小说的序文《浪子的悲歌》里的一段话启发着我们解读的方向：
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真实。《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溶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小说里的事件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只限于它对于人物的影响，以及人物对它的反应。小说中最重要的还是“人”。③
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当从故事性的角度去解读，而应当关注这些事件对于“人”之生存的意义所在。当然，这里所谓的“人”主要是指华人或说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所要关注的也是现代的中国人何以会如此坚定地要选择成为“桃红”。正如作者所说的，“桃红”是客观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与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的溶合。更准确地讲，文中所谓的外在世界的“真实”，即那些凌乱不堪的事件，其实也只有作为人物内心的表白才能拥有意义。
这与《狂人日记》的读法是相近的。我们不可能按照一般故事的线索去厘清这类小说的叙述脉络，通过对作者对故事的各种要素的处理去理解所谓的真实。或者说，这一类小说所要传达的从来就不是故事，故事满足的往往是日常的趣味，而这类小说根本上就是严肃的事件。这事件以梦呓般的叙述呈现出来，显得凌乱不堪，荒诞不经，但又在梦呓的喃喃声中传达着某种神秘的启示。读者一旦捕捉到这种启示也便会如同狂人被月光照射到时那般瞬间感到“精神分外爽快”，意识到过去的年月“全是发昏”，但同时又会如狂人那般陷入“间际”的状态。这种“间际”的体验是真实的，是心灵的真实。小说里，桃红的选择显然不符合日常理智所认为的真实。在日常理智看来，桃红否定自己就是桑青的行为本身意味着桃红是某种精神疾病患者。要知道，在日常理智这里，主人公并不一定非得如此选择，她依然可以选择成为桑青，使自己在中国文化的概念系统里，其伦理意义也会变得饱满，自己的人生也因此拥有庄严的含义，即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桑青是一个叛逃者和反抗者。而桃红就不可能在中国文化概念系统可以诠释的范畴之内，选择成为桃红的存在形态就宣誓了对中国文化毅然决然地拒绝，同时作为桃红，注定除了成为一个一直流浪着的无意义的抽象存在物之外却什么也不是。这是按照日常理智的思维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心灵层面，却是真实的欲念。只有捕捉在这种真实性，文本才是统一的。
对主人公成为桃红的选择，日常理智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日常理智是按照形式逻辑来运作的，本身并不关乎意义的生产。日常理智关于意义的表述来自文化的诠释，当脱离了给予其意义的文化域，日常理智的思维方式就会失效。而人一旦处于异域的文化之中，就为其脱离母体文化而存在提供了可能。于是在异域的文化环境中，主人公既可以选择成为桑青，也可以选择成为桃红，尽管选择成为桃红后，主人公也有过犹豫，但最终仍是以桃红的身份过着流浪的生活，哪怕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物，本身也是一种存在。相比较之下，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狂人身上似乎比较小，按照日常理智的认知生存下去才是狂人能够保存自我的最佳选择。毕竟狂人的目的是改造旧世界，而桃红的目的则是逃离旧世界。这不是哪种选择更高尚更值得尊敬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思考本身就还是日常理智的，以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生命个体的命运。若这样一来，《桑青与桃红》这部作品便失去意义。
日常理智对桃红的无法理解，在同样作为异域书写的《沉沦》那里也曾一度出现过。同样的，《沉沦》书写的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整个小说根本就不是在讲述留日学生的故事，而是弥漫着主人公的“孤冷”的情绪，那些情节都是为这种情绪服务的。而主人公的“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源于他对其所处的整个伦理秩序的拒绝。④他拒绝了兄长，也就表示拒绝了家庭伦理。他还拒绝了中国同学，也就表示他彻底拒绝了其所熟悉的整个文化域。但是他又无法融入到日本同学的世界里去，因为日本同学在他那里被诠释为一种障碍。日常理智对此人的定义便是患上了忧郁症。如果我们仅仅按照日常理智的思维认为该小说就是在书写一个忧郁患者的经历，并按照小说的逻辑认为这忧郁症的缘由是性苦闷和国家贫弱，而性苦闷正是源于国家的贫弱，那是多么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种解读已经完全游离开了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思想。主人公对性的渴慕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一种确证行为，尽管这只是一种生理行为，但也已经意味着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爱情与复仇时常搅和在一起，甚至对爱情的认知也是模糊不清的。爱情的缺失意味着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意义缺失，而复仇不过是回归日常，对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意义缺失的日常解释和行为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这样，主人公的遭遇才拥有日常的意义。或者说，他从未真正脱离日常，而是至始至终都被困在“中国人”这个文化概念和文化身份当中，这也便很能光明正大地解释了其生生不息的复仇欲念的源头。主人公的这种状况不过是“间际生存”的另一种典型，时常靠梦回家园的念头来满足自己当下存在的伦理意义。而实际上，生命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意义缺失而浑然不知，便是这篇小说里所传达的一个严重的事件。
同样处于异域的环境之中，桃红的选择截然不同。她并不纠结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或者不妨说，此时的桃红是一个“非中国人”的存在样式。她对选择桃红的身份是自觉的，也深知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即作为生命作为伦理个体在意义上的缺失，也对此流露过些许犹豫，但最终还是坚定如斯。她对桑青是中国人的身份的拒绝其实就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拒绝，意识到个体生命在这个文化中是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独立价值的，所以她不愿意再按照中国文化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形式。她或许渴望按照美国文化的方式在塑造自己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的人格形式，但却无法被美国文化所认同。因为在美国文化看来，桃红同样是一个无法认知的意蕴迷糊的存在物。她并不生存于任何现实的伦理世界里，而是在真空之中。那么到底如何认识桃红的这种选择呢？本文以为，桃红的选择其实表达着现代中国人对个体主义生存论方向的自由欲求，但对“间际生存”中的生命个体来说，这种欲念与选择却注定悲剧。因为严格来讲，对自我的这种否定或拒绝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实实在在地规定了个体人的生存实际。强行否定中国文化观念，也是在否定自己的生存实际，这对日常理智来说简直荒谬至极。可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宿命论的，是现代中国人在异域环境里面摆脱旧文化束缚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三
回到小说的文本结构，我们发现作者对此类事件作了精心的处理。小说除了楔子部分，正文被处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由桃红给移民局的信件和桑青日记组成。而每一部分都处于空疏与饱满，荒凉与丰富的张力结构之中。她在写给移民局的信件里描述了流浪生活的悲惨，仿佛是在控诉美国当局的反人权行径。但桃红的自我形象却是空疏的，她所身处的世界是荒凉的。与信件的内容简短且贫瘠相比，桑青日记显得饱满且丰富。桑青日记记录了桑青抗战时逃难过程中被搁浅在瞿塘峡的经过，北平解放前逃离北平的过程，以及逃到台湾后却躲在阁楼躲避特务最后趁机逃亡美国的经历。这每一部分都可以被视为现实主义式的记录，每一个经历以及所表达的情绪和体验都有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为依托，其中所表达的悲欢也就具有可信度，同时其所讲述的经历也为普遍认知到的历史，因此我们所感受到的人物是真实的存在，是可以为我们的日常理智迅速辨识到的。但桃红写给移民局的信件里所讲述的经历却是个人化的，并且处于日常生活的视阈之外，通常会被处理为奇闻异事来对待的。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桑青日记所讲述的每次流亡——离开旧有的生活圈子——都是为外力所迫使的，桑青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桑青日记里，我们看到的是桑青对自己经历的讲述，却看不到桑青自我意识的力量。而桑青让自己变成桃红却是她主动的选择。可是，信件和日记流露出来的情绪却并不是正相关的。日记虽然记录了流亡的苦难，但始终无法给人沉重的感受，却总还流露着某种喜悦的情绪，比如被困在瞿塘峽里，桑青的第一次喝酒，看着众人在玩骰子的体验；和家纲逃出北平时在车上讨论要儿子还是要女儿的情节；能在白天离开阁楼以及遇到同年逃离北平的姜子牙时的喜悦之情等。而桃红对她流浪生活的描述却冷酷到令人窒息，没有留下任何能令人感到些许喜悦之处。这一差别本质上源于桑青对自己如是存在的确定无疑，其痛苦与喜悦也都会是相伴而生的真实的，当她要选择成为桃红的时候，桃红便成为桑青自主性的符号。而这个自主性的符号注定是整个的虚无，这意味着，向她呈现的世界是无意义的，她的感受因而不可能着落在任何具体的事物之上。而作为虚无体的存在，无法在现实的伦理关联中被辨识出来。这也便是“间际生存”必然带来的生命体验，一种漂浮的人生状态。
空疏且荒凉的信件与饱满且丰富的日记在每一部分里交错呈现的结构形式，如同一次次精神旅途，使读者不断体验着现代中国人生存上的“间际”状态。在桃红写给移民局的信件引出桑青日记之后，桑青日记里面所讲述的每一段经历都被桃红新的信件给打断的，最后是在桃红写给移民局的第四封信里结束的。而信件本身所讲述的内容较为单一，桑青日记则是饱满丰富的。这个形式的过程其实不断加剧了桃红与桑青在人格上的分离。在桃红这里，桑青日记被视为虚无缥缈的，被桃红作为一个他者呈现给移民局。桃红不愿意将桑青日记作为自我的伦理证明，她要努力摆脱桑青带来的伦理束缚。但桑青日记的出现也不断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在伦理关系上，桑青不可能是桃红的他者，正如桃红给移民局的信件里所说的，不仅知道桑青的一切，包括鸡毛蒜皮的事情，“她的想法、感觉、幻觉、梦想、记忆，我也全知道。甚至她自己不知道、不记得的事，我也知道”，只要移民局不把她当做桑青就可以继续合作。⑤桃红仿佛是桑青的一次任性的游戏。
可见，从桑青与桃红的关系上，相对于《狂人日记》中相对隐晦的“双重人格”书写，任性的桃红彻底将现代中国人内心自我的欲念暴露出来。在《狂人日记》里，叙述者是文言小序中的“余”，一个旧文化的人格形式，作为狂人的“我”最终选择了成为“余”实现在现实中的自我保存，似乎在宣誓着旧文化的胜利。而《桑青与桃红》的叙述者是桃红，她不愿再接受桑青这个旧的人格形式，不愿意再成为桑青这样的人，不愿意讨好桑青所处的文化世界。这时候的桃红就成了彻彻底底的狂人，把现代中国人内在心灵中“我”和“余”的不可妥协的分裂状态给彻底暴露出来。而这种分裂也只能依靠一种任性的力量才能办到。同时，这种任性的选择也未必是选择向“余”妥协的“我”所能理解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鲁迅对狂人的设定主要还是从文化战士或先驱者身份着眼的，这个狂人作为中国文化的叛逆者或挑战者存在从而拥有崇高价值与意义，但桃红就不在文化战士或先驱者的意义诠释范畴之内，因为她根本上就不试图挑战和改造什么社会文化，而只是敏感于自己存在的现实困境，她在乎的是自己作为人本身的存在。也就是说，桃红这种任性的选择所造成的虚无状态其实给我们带来直面人本身的机会，而“直面”则意味着一种诗性的或哲学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桑青与桃红的关系：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桑青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意义是确定无疑的，桃红则是脱离任何文化意义的存在形式，但究其内容，桃红仍然是桑青，仍然有着中国人的文化属性。因此把桃红定义为“非中国人”是符合桃红生存的“间际”困境的。这也意味着，我们既试图摆脱又难以摆脱桃红的中国文化属性来认识桃红。对于任何伦理实在来说，桃红的这种非文化生存状态本身是荒谬的，只是这荒谬里边却昭示着人对自由本质的向往。而桑青本身具有的饱满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与桃红本身的意义缺失状态构成的张力，正是该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
總之，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本身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成果，在《桑青与桃红》这里得到了延续。但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桑青与桃红》似乎走得更远，更为勇敢和决绝。作为一种荒谬的存在，意义缺失的桃红直接表明了现代中国人所生存着的整个文化体统对人之自由存在的可能性造成严重的障碍。
① 彭志恒：《间际生存与异域书写》，《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
②⑤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第12页。
③ 聂华苓：《浪子的悲歌》，《桑青与桃红》，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Sang Qing and Tao Hong： Two Women of China under
the Modern Literary Perspective of China
Ma Zhijin
Abstract： Sang Qing and Tao Hong： Two Women of China is a revelation of an interval experience in the survival of modern Chinese， an experience that also exists in som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like Diary of a Mad Man and Sinking. Although Sang Qing and Tao Hong： Two Women of China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hought and art of wh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modern， it， by comparison with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eems to have gone further， more courageous and resolut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ull and rich contents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part of Sang Qing and the lack of meaning on the part of Tao Hong， is where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novel lies. In the actual ethnical sense， Tao Hongs absurdity reveals ones aspiration towards the nature of freedom.
Keywords： Interval survival， waywardness， freedom， 'n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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