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文学与文化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开拓出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分支：现代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议题触发了研究者对城市文学与文化在历史语境与文化地图上的考察，与此同时，其对文学书写与文化史的研究也深化了城市现代性的内涵。本期所介绍的十余本著作，是近几十年里英语学界中围绕都市文学和文化所展开的代表性研究，它们所探讨的城市文化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现代出版传媒发展、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个人与外部环境的调和等问题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海外学人看来，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书写不仅展现城市的表征，背后还贯通着人类的城市生活体验，由此，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也可以成为塑造公众城市想象的工具，那么文学作品也就成为间接干预现实、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起点。这些研究往往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将中国研究嵌入到城市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科框架中以探索城市經验中文学想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探讨作为物理空间的城市在历史、地理等特殊背景下与人文意义中的城市空间存在交叠、互相影响的状态，以此呈现出更为深广的研究图谱，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的认知。
关键词：城市文学与文化；海外研究；文献叙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2-01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文献叙录”，项目编号：17AZW018。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一、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①
林培瑞②的这部《鸳鸯蝴蝶派：20世纪早期中国的通俗小说》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研究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起来的通俗小说的专著，也是迄今英语世界对中国近代鸳鸯蝴蝶派文学最为系统详尽和权威的研究之一。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的主要研究对象与其说是鸳鸯蝴蝶派这一文学流派不如说是鸳鸯蝴蝶派文学流行起来的二十世纪初整体的大众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因此林培瑞的研究范围也不再限于文学文本研究，也将作家群体、读者群体乃至整个那一时代的出版传媒业界纳入考察范围。在林培瑞的研究中，鸳鸯蝴蝶派文学被视作是城市文化兴起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现代出版传媒发展与通俗作家群体和平民读者群体崛起等诸多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则是作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消费者与读者的一般城市民众的意识形态发展变化。因此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在方法上有着明显的社会学倾向，而在研究的具体细节之处如考察作为主要读者群体的“小市民”意识等方面这一倾向则愈加明显。
全书共六个章节，在第一章的综述之后第二章主要描述总结了1910年代的爱情小说热，首先分析评价了《玉梨魂》这部代表的鸳蝴派小说，然后以“浪潮“作为总结描述了通俗小说题材流行的方式，最后还总结了这些爱情小说的情节模式；第二章则聚焦于这一时期上海小说出版业的崛起，主要关注了上海现代印刷业的早期发展和现代报刊出版业的起步；第三章则关注小说创作内核理念的发展，即从梁启超一代的建设国家到之后的消遣以及最后的为盈利；第五章则具体关注作家群体与读者群体的创作动机和阅读心理，第六章最后总结鸳鸯蝴蝶派是一种作为“慰藉”的小说。就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整体来看，其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将整个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纳入考察范围，并追溯其发展脉络至晚清小说，尤其是在挖掘晚清小说向鸳鸯蝴蝶派小说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点。此外林培瑞考察从通俗小说类型及其发展与流行的浪潮、晚清至民国现代出版传媒业发展、作者群体及其创作动机作与读者群体及其阅读心理等诸多角度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的系统性考察，而最具特色的还是注重各方面因素的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以及综合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达到全面的考察，同时偏重于一般大众读者及其所组成的文学流通的城市社会环境，并将20世纪初城市大众的思想与观念定为研究目标，因此构成了林培瑞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整体的社会学的倾向。
而林培瑞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研究也存在“帝国主义影响”与社会学方式于文学研究的局限性。林培瑞的研究目标定位于直触平民观点的“知识”，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慰藉消遣之小说的结论充满功利主义，将鸳鸯蝴蝶派文学化为不为经典评判标准左右的社会资料，作为客观中立资料便成为了“知识”也被置于不同“国族的”差异来进行论述，因此隐含着帝国主义倾向。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在社会史方面资料之丰富支撑了其展开的论述，但也明显暴露了文本研究的匮乏，仅是对《玉梨魂》《啼笑因缘》等具体代表性文本的展开阅读并不足以服务于对鸳鸯蝴蝶派文学整体系统性的研究。同时对个别作家与作品的批评则暴露出社会学式方法无法满足批评的需求而转投于美学式的批评语言，即使所探讨的是非文学的倾向。综合来说，社会学式方法的客观中立态度无可避免文学作品存在不透明性与艺术建构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林培瑞研究最大局限之所在。
二、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of Space， Time， and Gender③
张英进④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以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相关作品为分析对象，纵论从晚清（19世纪末）到民国后期（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和电影中的城市形象。在解读具体文本时，张英进选取了空间的构形、时间的构形、性别的构形三个突破口深入文本细部进行分析。他剖析了空间的概念如何影响了与北京相关的文本叙事；时间的概念又是如何影响了上海相关的文学影像想象；而性别概念又如何从根本上构造了城市。在导言中，作者指出：“在本书中，‘构形（configurations）一词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1）在明显的文本层次，它指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2）在更深的思想层次，它指以文本书写城市的过程中运用的认知、感觉、观念工具。”换言之，本书不仅要呈现现代中国文学和电影中有关城市形象的书写，更要考量其背后的心理结构，探索人们的认知方式、情感意志和思想观念如何影响了对城市的书写。这就使得本书和一般的形象探讨有所不同，它所要呈现的其实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城市形象，也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
全书除了前言和结语以外，分为四个部分，八个章节。第一部分“考察现代中国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城市是如何在现代文化史中被构形的，包括社会学中的城市心态和都市体验，小镇、古城、现代大都市等文学模式和典型人物，京派、海派的文化差别和争论等等。第二部分“空间的构形”考察了不同文本，特别是老舍对北京形象的想象和书写。作者将北京形象的特征总结为对称的建筑结构和城市布局，以及浸润在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和传统的农村价值观。考虑到空间在北京渗透得如此彻底，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无关紧要。而这些方面叠加起来，就构成了北京城市的一个总体形象——“古都景象”，北京古都的固化形象，在很长时间内得到了人们的称赞，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第三部分“时间的构形”试图通过比较三个时期的文本——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列傳》（1892年），姬文的小说《市声》（1904年），以及张石川导演、夏衍编剧的电影《压岁钱》（1937年）——来讨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关于上海的叙述如何从空间构型过渡到了时间构型”。为了描述出这一条线性坐标，张英进将这三部作品视为两种观察与体验城市的方式，即由所谓的“鸟瞰的方式”，逐渐过渡到“行走者的方式”。第四部分“性别的构形”关注女性问题，尤其是民国时期上海电影中的摩登女性形象，分析进步、革命话语中的性别想象及其与保守话语之间的关联。
该书的英文版1996年于美国付梓，那时“城市形象”尚属冷门课题。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新颖观点，所展现出的广阔的知识面，对多种文学体裁（小说、电影、话剧、诗歌等）的娴熟驾驭，以及多种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等等，立即引起了文学、电影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紧随其后，由张英进主编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丰富面向，以及上海的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特质之间的互动。2007年，当《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的中文版面世之时，这一课题已经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因此，这本专著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和借鉴意义。此外，作为张英进早期的一本学术专著，对于我们了解他整体的学术体系与研究脉络也非常有参考意义。
该书现有中译本《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三、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⑤
李欧梵⑥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7-1945）》聚焦于民国时期的上海，探讨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都市空间、身体经验、媒介技术、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与文本以及有关世界主义的人文想象。李欧梵继续发挥其所擅长的跨学科研究风格，分别从都市日常生活经验、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文化批判理论、文学文本细读等角度入手，呈现1930-1945年都市上海诸多文化表征中的辩证意象和寓言空间。这既承继了本雅明探究巴黎现代性的路径，也显示出李氏思想史、文化史的学术训练之于文学研究的别具一格：围绕现代性的时空议题重绘民国上海的历史语境与文学地图，同时反过来，又借助文化史和现代主义的文学发展来深化都市现代性的内涵。本书一经刊出，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文化转向”的典范之作，在学界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不仅掀起了一股都市文化研究的热潮，更带动了人们有关民国怀旧、现代性想象的风尚。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十个章节。第一部分“都市文化的背景”包含以下四个章节。第一章“重绘上海”通过描述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公园和跑马场等勾勒民国上海的历史图景，并以本雅明的都市文化学说特别是“漫游者”概念论证此一重绘的可行性。第二章“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其实是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一说的影响，细查当时的通俗读物、教科书籍、画报广告、以及报刊杂志所形成的新型公共空间，其中正孕育、发展着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意象。第三章“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探讨电影这一新的视觉艺术与都市的生活方式、消费品位之间的互动。第四章“文本置换：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考察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如何从书刊及其所涉及的翻译实践中，进入到上海作家和文人的接受视野。第二部分“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四个章节从都市文化的不同侧面阐释几位重要作家及作品的独特风格：施蛰存的实验小说、刘呐鸥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邵洵美和叶灵风的颓废与浮纨之风、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与世故。第三部分“重新思考”是回归到理论的反思性总结：第九章“上海世界主义”论证中国现代性于民国上海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左翼的世界主义风格，其复杂与多元无法用殖民主义亦或民族主义来简单界定；第十章“双城记”将香港视作上海的“她者”充斥着对老上海的迷恋，而80年代后都市上海的重建更是将那个繁华而苍凉的摩登都市转变为全球化浪潮中想象的乡愁与资本消费的对象。
该书中译本有多个版本（译者均为毛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简体译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的繁体译本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修订本——附录部分增加作者新进的几个访谈。
四、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⑦
鲁道夫·瓦格纳⑧的《加入全球公共体：早期中国报纸的文字、形象和城市1870—1910》是一部论文集，收录论文大多有关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成员对早期华文报纸的研究。本书收录了瓦格纳撰写的前言及其论文《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研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的《归化异质媒体：将西方报纸纳入中国公共领域》；费南山（Natascha Gentz）的《实用知识与恰当交流：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媒体产出领域》；金妮娜（Nanny Kim）的《旧瓶新酒？制作与阅读上海十九世纪晚期的图像类杂志》和叶凯蒂（Catherine Yeh）的《上海休闲、娱乐印刷和小报》。
梅嘉乐的文章着重强调分析中国第一份报纸命名时所牵涉的争论、辞藻和文化策略。报纸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欧式百科全书”在十九世纪被引介到中国。费南山的文章以群体传记学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第一代中国记者。立论的起点始于一般的说法，即认为1895之前的报纸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其内容是那些素质不高，考场失败而为洋人效命的人所执笔的，以诋毁中国士大夫来宣泄自己的的挫败感，而费南山的研究显示新的“现代”阶级正在形成，这一知识分子、记者、受过教育的人形成的阶级拥有共同的背景。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事务，他们是第一批意识到新选择即将来临的人。瓦格纳与金妮娜都着重研究《点石斋画报》这一具有全球视野的画报。瓦格纳的文章运用跨文化研究方式，追溯《点石斋画报》的源起，探讨了图像的一般性及其审美的全球性变迁问题。《点石斋画报》同时培养出一群具有兼具画风与新闻洞见的画家群体，其特质与费南山描述的第一代中国记者类似。金妮娜的研究并不认同对《点石斋画报》作片面解读，即认为其不过是晚清社会史特殊面向的档案库。她持续有效勾勒出《点石斋画报》作为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画报的显著特色，包括主题和区域的选择、隐含读者与图像的策略。此一研究直接把隐含读者与真正的历史读者互相联系。在《点石斋画报》这一特殊案例中，正是市场促成了这样的连结。文本和图像的隐含读者肯定和“真实读者”密切相关。《点石斋画报》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持久，正是符合读者需求的证明。叶凯蒂以《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为研究对象，对1895年上海租界新兴娱乐型专门报刊，进行政治、社会、媒介、文字探索的文化研究。这类媒体的走红是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注解，因为这样的潮流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898维新政策及其失败为背景的。
该书的研究着重在早期中文报刊，文章大多涉及《申報》、申报馆，以及初期数十年间负责《申报》营运的美查（Ernest Major）。申报馆促成了近代中文新闻媒体的兴起，以及造就上海公共租界成为那几十年间的中国媒体之都。它所依据的研究途径是：尽可能追索各种语言，各类媒体与各个地方所留下的实证主义的蛛丝马迹。在本书的序言中，瓦格纳针对两位重量级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为新闻史所设立的“理论参数”，亦即“公共领域”和“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批判的视角。他认为缺陷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两位学者的意识形态。
五、The Urban Generation：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⑨
电影对现实的反映与思考始终是电影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话题，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发生巨变，电影行业也随之产生了“第六代导演”作品，张真⑩编选的《城市一代》就从中国电影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出发，探讨其中的美学与创新，分析中国城市一代电影与主流国产电影和国际电影市场之间矛盾而复杂的关系。“第六代导演”作品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表现中国城市当中普通人和边缘群体在世纪之交的转型期的命运和生活状态，这些人包括漫游者、小贼、性工作者、农民工等等，他们是处于“解域化”和“再域化”的动态张力之间的一代，这种身份的边缘化带来了新的可阐释空间，城乡流动人口带来的新的不平衡性，产生了城市建设中最突出的矛盾。城市一代是中国正在经历痛苦的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创造性参与者，而城市一代的电影人则是当代大规模城市化所引发焦虑的先锋阐释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空白的填充，不仅复杂了中国现代城市和电影文化研究的思考，也为正在变化中的当代中国电影和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书中共收录13篇文章。张真的《亲历见证：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都市电影》从整体上对20、21世纪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都市电影进行介绍，展开了电影与都市之间关系的网络。《背叛不需要理由？——中国新一代城市导演与90年代以来的电影格局》《贾樟柯的独立电影：从写实主义到跨国美学》等文章，将关注视角放在导演身上，从社会学和美学角度对“第六代导演”作品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释。分别由裴开瑞、鲁晓鹏、柏右铭等人主笔的《中国新纪录片：从现实到纪实》《城市拆迁——当代中国大众电影与先锋艺术中的城市空间重构》《重描城市的伤疤——九十年代城市电影中的拆迁与纪实冲击的限度》等文章，则深入到现实领域，探讨电影与纪实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现实“拆迁”这个角度入手，指出公共政策、现实情况与人物命运之间的悲喜关联。潘晓照和黎肖娴贡献的两篇文章将具体美学理论与城市电影相结合，在世界性消费、“空间实践”、“负诗学”等理论背景下，对中国城市电影进行全新的解读，解密游荡者真实的生存空间和命运状态。崔淑琴、贝蕾妮斯·雷诺（Bérénice Reynaud）和钟雪萍等人的文章从具体导演的作品出发，探讨影像建构与性别、年龄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警察题材的电影作品初探》的执笔者史耀华以警察题材电影为特例，指出城市与警察这类“小人物”之间的关联，展现了影视文本对警察群体的特殊解读。最后，张真总结了都市幻境、魅影姊妹与新兴艺术电影的特征。
该书对社会转型时期城市与电影之间关系的研究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是海外学界对中国独立影片研究新态势的展现，即从原初“各自为政”的零散研究，向研究群体构建和共同主题整合转变的重要体现。
该书现有中文版《城市一代：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与社会》（张真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
六、Painting the City Red： Chinese Cinema and the Urban Contract 11
柏右铭12的《染红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契约》一书研究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的视觉案例，阐明了视觉媒体，特别是电影和戏剧，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
全书追溯了1949年以来电影、戏剧和中国城市之间的共生关系，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研究了北京的龙须沟贫民窟。第二章谈到了上海的地标南京路。第三章考察了自1980年以来上演的十多部戏剧，大多以北京传统四合院为背景。第四章考察了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与第一章和第三章所讨论的亲密的居住空间相比，这一具有国家层面象征性的建筑空间更容易被重新占用，天安门已经被确立为一个公共空间，确立为城市的一种愿景。第五章证明了城市电影是如何与城市发展的官方统计数据相背离。第六章通过《黑雪》（1990）、《周末情人》（1993）和《早安北京》（2000）等代表作品展示出城市电影如何脱离城市政策的背景，转向对个体的强烈关注。在第七章中，作者讨论了伴随着北京融入全球经济并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的进程，北京房地产市场如何繁荣并如何影响了文化。
柏右铭认为，六十年来，视觉媒体尤其是舞台和屏幕艺术，在塑造中国城市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放弃毛时代的经济规划而支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也是视觉实践转变的结果。电影和戏剧不仅仅是形成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工具，它还为城市政策提供了话语框架。这些艺术作品不是简单地反映城市文化，而是促进了对空间和时间的新认识的发展，将未来的城市表现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城市、融入全球经济的大都市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的场所。
通过广泛的档案研究、对主要电影制作人和城市规划者的采访以及对剧本和图像的仔细解读，柏右铭阐释了电影和戏剧如何促进和反对官方城市规划和政策，它们涉及的问题包括拆迁计划、本土建筑的保护以及全球房地产市场。他展示了电影对历史叙事的重写如何伴随着特定城市场所的空间重组，包括上海的南京路；台北的老兵村；以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百年老院和后現代建筑地标。
柏右铭对中国独立电影城市化研究中对主观异化和消费文化的关注提出质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新型城市独立电影人开始意识到维护城市文化的紧迫性，制作与官方城市发展宣传纪录片背道而驰的电影或纪录片。这些电影或纪录片大多表现出一种怀旧情怀，描绘了普通人甚至边缘城市人的生活。在柏右铭看来，新型城市电影不仅是对城市商业文化的反映。在此背景下，城市电影与国家政策的密切关联已经成为城市新电影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个体或集体对旧城市建筑的边际化怀旧；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新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导致了某些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为了使农民工等城市边缘群体可见，城市电影往往采用纪实的手法或超现实主义的审美风格，有意识地探索如何在表达人文关怀的同时提供一个现代性的视角。
柏右铭所指出的城市电影和政策之间的重要联系，往往被学界忽视。该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彰显：作者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电影和戏剧在调解国家权力、文化规范和中国城市的公民社会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七、Cities Surround the Countryside： Urban Aesthe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13
魏若冰14的《农村周围的城市：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美学》聚焦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以北京和上海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大都市为主体，探索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张力与反作用力，以城市研究为基础，致力于实现跨学科研究。魏若冰尝试将审美维度这个概念加入到对中国城市的社会学研究中，她在这本书中充分诠释了美学的概念，将电影、建筑、美术和转瞬即逝的街头涂鸦等视觉艺术融入进去，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该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六个章节，共362页。第一部分主要讲后社会主义城市的构想，包括设计和理论化两个章节，主要论述城市规划以及不足之处，以及城市美学中的文化政治。魏若冰注意到的城市理论家是个特殊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和城市的开拓建设者，这些人大部分都曾经或正在参与到城市的事务中。第二部分将城市作为主题，主要论述“表现”与“消费”两个重要题目，以北京（表现）和上海（消费）为例，讲述了在艺术、电影和小说中的身份特征。她重点关注电影、艺术和文学中关于城市的表现和身份，以北京和上海作为观察对象，即北京作为行使国家认同的地点，上海作为消费的主要场地和目标。第三部分以城市中的主题为中心，第五章讲述忧郁的城市主题，第六章讲述后社会主义城市中的伦理问题，现代性与日常生活道德。最后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美学作为结论收场。值得注意的是，魏若冰在对城市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时插入拍摄的图片作为补充材料，以镜头的角度配合文本向读者展示出一个真实多元的中国。
魏若冰认为，城市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并不均匀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由于不同地方城市的历史和空间结构而变得不均匀。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且中国的人口，曾经主要是农村人口的这些人，现在已经倾向于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一部分。城市正在包围和消灭农村，从“农村”到“城市”的这种激进变化深深反映在中国的文化诉求和经济数据中。《农村周围的城市》将注意力集中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上，特别是国家和地方政策的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向的那个时间段。她所要探讨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且多面：当那些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开始对城市产生本质认同且趋向于城市的时候，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魏若冰在书中研究了90年代北京和上海的城市转型对于文化景观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小说、电影、视觉艺术、建筑和城市设计中的表现，分析了城市转型如何影响到后社会主义时代中文化的形式和实践。她向我们提供了来自不同群体的视野，同时向我们展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知识界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激烈的反应。她在《农村周围的城市》一书中展现出的跨学科研究，使得这本书对于专注于城市研究、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参考。她提供了广泛的资料，并且最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视角，对日益丰富的中国城市历史和社会学研究进行了新的补充。
八、Representations of Cities in Republican-Era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mages of Beijing， Changhai， Chongqing， and Hong Kong in 1911-1949 Chinese Literature15
周浩16的《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城市表征：1911-1949年中国文学中的北京、上海、重庆、香港形象》一书聚焦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学作品与城市发展关系，探讨作为物理空间的城市在历史、地理等特殊背景下与人文意义中的城市空间存在交叠、互相影响的状态。在书中，作者着重解决城市的“可想象性”问题，从而将研究方向准确地定位在了人文领域，同时关涉史实线索，分析知识分子、文学家在面对城市现代化、战乱频仍的时代时，是如何在作品中展现众多阶层人物对城市的感知与想象。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乡土大国、农业大国，自宋代商业初步发展，民国时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因此，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下，尤其是民国这个现代化转型的关节点，城市这个“新兴”空间成为了与乡村对立的“他者”，那么文学作品中如何描绘城市空间的现实构造、城市在心理领域合法性的确认、城市生活的人类体验如何言说等都成为重要的可释对象，文学作品记录下的不仅是物理上的历史，更反映了大众的心理史、审美史，因此，在周浩看来，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书写不仅展现城市的表征，背后还贯通着人类的城市生活体验，与此同时，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也成为塑造公众城市想象的工具，从而文学作品也就成为间接干预现实、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起跳点。
全书共108页，分为四大部分，针对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四部作品展开详细的分析，从时间、空间和现代性的问题层面对他们描绘的北京、上海、重庆和香港四座城市逐一展开讨论。选取的四部作品是关于20世纪上半叶人物、行为、战争的，作者将这些文学文本对于城市的描写放在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中考察，揭示文本表现出四个城市各自的特点。民国时期是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国角色转变的历史性时刻，城市的出现与城市文学的书写也是历史变化的一部分，这种变化是由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革命引起的，而这些文学作品中对城市的再现，也暗示了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城市是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中心。由农村向城市的快速过渡使得对新兴的城市的讨论成为风口浪尖，城市生活一方面变得令人向往，另一方面其合法性又频频遭到质疑，这时，文学成为了塑造公众城市想象的重要载体。进而，周浩深入阐述了文学作品中的城市表征是怎样与现实的城市化进程双线并行发展、作品塑造的城市演进蓝图与描绘的人们应该过怎样的城市生活这类心理暗示是怎样作为公众共识参与到城市建设进程中去的，抽丝剥茧地展现了这四部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四个城市表征，和城市中的居民在快速现代化和创伤性战争时期是如何互相影响并逐步认同城市的历程。
城市作为重要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颇丰，较多关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空间地理分布、特殊文学体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等。建国后，随着国内政策性的城市化发展，乡村与城市成为互相参照的研究对象，城中村的出现也成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被关照。而《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城市表征》则继承中国古代文学城市研究中的社会现实与文学作品并行研究的精神，填补民国时期这一研究空白，连接现代文学城市书写，从城市居民切身体验和特殊心理动态入手，观察历史与文学，解剖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多维因素，突显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北京、上海、重庆和香港是一线城市，与其他国家存在更多联通，而其他城市例如南京、天津等也在当时的城市化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即国际潮流与国内其他城市发展也可作为佐证与参照共同纳入视野范畴之中，宏观与微观交错并行，呈现站位更高的研究高度。
九、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17
《戏曲与城市》一书既有丰富的信息量又有高度的可读性。郭安瑞18以20世纪50年代的喜剧小品表演作为本书的楔子，为北京城的戏曲表演搭建起了一个真实层面和象征层面兼备的双重大舞台。郭安瑞指出：戏园，从清朝帝国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都极大地保持了它的喧嚣与热闹。广义意义上的“戏曲”至关重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郭安瑞的研究填补了已得到广泛研究的17世纪戏曲史与20世纪戏曲史之间的空白，讲述了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之间戏曲在北京的兴起，及其成为大众情绪塑造者和社会交往催化剂的精彩故事。郭安瑞对当时在北京流通的各种“戏曲”样式都非常敏感，并深刻意识到在参与掌控戏曲及其故事以达成各自目的背后多种力量的博弈。
该书主体由五章组成三部分。《戏迷与男旦指南》作为全书的第一章单独构成了第一部分。通过对汉族男性文人们所撰《花谱》的文本分析，提供了对戏曲观众和演员的精彩研究。郭安瑞强调了该资料丰富的民族志学价值。通过严肃地对待《花谱》中的品鉴文字，郭安瑞把这些资料做了“向后看”、“向内看”、“向外看”的解读。向后作为长期根植于文人收藏传统中有关品味和区别的鉴赏话语；向内作为附庸风雅的鉴赏者的自我投射；向外作为关于清代北京演员处境、表演实践、剧场经济的评论。
在第二部分“剧场与剧种”中，郭安瑞通过重点分析三种重要演出场所、强调不同剧种作为各种力量之间竞争的场域，绘制出一幅北京戏曲的动态图景。第二章《都市戏曲、跨界与国家》以商业戏园、庙会、私人堂会三种表演场所为考察1770至1900年间北京戏曲的空间与社会动态的关键场地。郭安瑞强调了在戏曲、演员、观众的动态活动中民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关于“在哪儿能”、“谁能看戏”之间的紧张关系。据郭安瑞所言，满清政府成为这场社会大戏的主要参与者，负责监管戏曲。庙会给了妇女和乡间穷人公开看戏的机会，而堂会则在私人空间培养了精英女性对戏曲的热爱。郭安瑞把戏园看得最为独特，达官贵人和朝廷重臣冒险到外城戏园欣赏男旦表演并在天黑前赶回内城，这种行为正是既从身体层面又从隐喻层面展现了种族、性别、阶级“越界”中最为精彩的一面。第三章《剧种，戏曲等级与朝廷供奉》探讨随时间推移，戏曲剧种如何成为满清朝廷和汉人戏曲鉴赏家争相维护自身权威的文化场域的问题。郭安瑞把“雅部”与“花部”之间的竞争视为“在大都会戏曲市场中各种评论家对剧种多样化和混合性的回應。”例如，与江南精英情感相连带的优雅昆曲在昆曲纯化论者眼中可能会被商业表演污染，而地位较低的“花部”，当边缘文人和清廷被它诱人的音调所吸引时，却能获得声望。郭安瑞辨析了19世纪中期前后，在定义戏曲品味上从汉文人（倾向于雅部）到清廷（喜好花部）的力量转换，最终代表花部的“徽班”在京城广为流行，并在后来以“京剧”闻名于世。
第三部分“剧本与表演”相比其他社会史学著作在文本分析上更进一步。郭安瑞通过对特定戏曲文本的重构来深入探究商业演出剧本中批判社会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意识。第四章《社会悲喜剧与政治控诉的性意识》以《翡翠园》中女主人公赵翠儿为个案展示出“晚明有关性别和阶级浪漫想象的踪迹（其中青年女子和普通人成为真实性的代表）以改良后的形式延续到清代社会悲喜剧中。”第五章《嫂子戏中的性与暴力》深入分析了受晚明启示的性越轨叙事如何在国家权力和贵族特权面临新威胁时显得苍白无力，以及男性英雄行为的浪漫投射如何被清廷利用进而服务于它自身的教化任务。著作的尾声部分总结了全书的三部分，并将其进行了“首先从话语的视角看待戏曲，然后从社会实践角度进行分析，最后将戏曲作为表演形式进行探讨”的简要概述。
通过对18世纪到19世纪北京戏曲的研究，郭安瑞修正了学界对晚期新儒家思想掌控社会价值与社会实践的刻板理解。尽管这里所使用的“戏曲”，作为中国传统中广泛戏剧形式的载体，应被理解为呈现出与其它传统不同的纷繁复杂的戏曲形式。《戏曲与城市》一书对戏曲表演、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美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以及晚清帝国和现代中国等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任何对晚清帝国和现代中国感兴趣的读者，无论是行家里手还是门外汉，都可以拿来一读。其精彩的插图和引人入胜的风格对于教学和研究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源。
该书现有中译本《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于清都社会》（朱星威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十、Shanghai Literary Imaginings： A City in Transformation19
沈雷娜20的《上海文学想象——一个转型中的城市》旨在以文学研究的方式考察中国现当代作家眼中上海历史的变迁，覆盖了从通商口岸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上海这座城市的巨变过程。用作者的话来说本书的主题可概括为“从事实之城中崛起的感觉之城”，力图回答“在当代中国小说中上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这一问题。所讨论的作品主要为1998年至2006年当上海的城市转型抵达顶峰时出版的文学作品。作者认为不断变化的“事实之城”与文学想象中的“感觉之城”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正可揭示当代中国文化的特征。书中所讨论的长短篇小说及随笔散文既是快速转型中的上海的城市背景，同时又是本书的主角。本书采用跨学科方法，将中国研究嵌入城市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科框架中以探索上海转型城市经验中文学想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该书各章内容可被认为是作者通过精心选择的文本对上海转型经验所作的主题式回应。全书除导论和结论部分外包括四章主要内容，分别为“绘制地图”（绘制有关记忆的思维图），“诱惑”（重现为蛇蝎美人的城市），“怀旧”（还原老式建筑物以进行重塑过往）和“逃逸”（出入于各种真实与想象的地方）。考虑到本书的主题结构及其所涉内容的多样性，每章皆基于某个与所讨论的主题和作品高度相关的理论框架。第一章“绘制地图”讨论了当地小说家关于上海本地的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对作家们来说意义非凡，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上海的“三维地图”。本章的理论框架受惠于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及其有关文学地图理论的启发，同时也受到城市社会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及其城市意象及心理地图理论的启发。第二章“诱惑”基于理查德·莱汉（Richard Lehan）的假设，即“文学文本将关于城市的观念和态度编成代码，而这些代码亦随着城市本身在历史影响下的变化而变化。”本章讨论的问题是“蛇蝎美人”的修辞如何在1990年代有关上海的文学中再次复兴，并探讨其别样的内涵和意义。第三章名为“怀旧”借用卡洛·罗泰拉（Carlo Rotella）的观点，其观点认为城市小说不仅受其所描绘的城市的有形实体，城市中的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而且有形的城市自身也是一种被想象的产物。在最后一章《逃逸》中，作者重点介绍上海城市转型对上海居民的心理影响。本章特别借鉴了社会学家Georg Simmel和Richard Sennett对现代性以及城市生活的社会和心理影响的研究。
该书以一种创意性方法论视角讨论中国当代城市文化，极具洞察力。其使用的跨学科视角及方法在评价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批评论著中可谓独树一帜。
①Link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该书叙录执笔者：宋奇论。）
②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③ Zhang Ying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该书叙录执笔者：张诗雅。）
④ 张英进，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主任、比较文学与中国研究杰出教授。
⑤ 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该书叙录执笔者：李思逸。）
⑥ 李欧梵，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
⑦ Wagner， Rudolf G.，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該书叙录执笔者：赵韧。）
⑧ 魯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 1941-2019），出生于德国黑森州，先后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波士顿大学。撰写有关中国学的十几部专著和数百篇学术论文。
⑨ Zhang Zhen. ed.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该书叙录执笔者：张卓娴。）
⑩ 张真，美国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系教授，兼职历史系和东亚研究系，博士生导师，是华语电影研究界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电影、文学、大众文化和性别研究等多个领域。
11 Braester Yomi. Painting the City Red： Chinese Cinema and the Urban Contrac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该书叙录执笔者：杨素秋。）
12 柏右铭（Yomi Braester），出生于以色列，耶鲁大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与电影媒介学院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期刊主编。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艺术理论、中国电影与文化研究等领域研究。
13 Visser Robin. Cities Surround the Countryside： Urban Aesthe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该书叙录执笔者：朱皓月。）
14 魏若冰（Robin Visser），获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研究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视觉文化、城市研究及现代文学，和乐钢（Gang Yue）、韩晗（Han Han）创办《东亚人文》（Journal of East Asian Humanities）杂志。
15 Zhou Hao. Representations of Cities in Republican-Era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mages of Beijing， Changhai， Chongqing， and Hong Kong in 1911-1949 Chinese Literatur. Saarbrücke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1.（该书叙录执笔者：张卓娴。）
16 周浩，2010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文学硕士学位，曾获得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学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研究、文化地理、交通技术等相关课题。
17 Goldman Andrea S. 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该书叙录执笔者：罗靓、王桂妹。）
18 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清代、民国文化社会史、都市文化、戏曲表演及社会性别研究。
19 Scheen Lena. Shanghai Literary Imaginings： A City in Transformat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4.（该书叙录执笔者：郭恋东。）
20 沈雷娜，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文学系助理教授，莱顿大学博士，国际亚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亚洲城市知识网络成员，曾任教于莱顿大学及阿姆斯特丹大学，主要研究中国，特别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及文化影响。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Urban culture and cityscapes provide an inspiring theoretical context for various approaches towar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conceptualized city space unfolds different levels of modern society and shed light on the complicated cultural topography from which modern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were produced， circulated， and consum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lso enrich the connotation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The monographic research and anthologies introduced in this issue pay particular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cityscapes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urban culture.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re address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emergence and booming of modern med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milieu， local agencie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neath the narrative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cities lies the common urban experience shared by human beings. They enable us to rethink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literary imaginations embedd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urban research; revealing how the cityscape， as a spatial concept and physical site， was entangled among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The aforementioned research presents a broadened and detailed picture of China cityscap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ich sheds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ity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urb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verseas studies; bibliograph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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