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在其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成果颇丰，但由于“留学生文学”这一极其鲜明的标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家及其作品的复杂性，有关於梨华小说家庭书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於梨华小说的家庭书写主要表现在婚恋关系、代际冲突、国族母题几个方面，不仅涉及外在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的渗透，而且关注家庭内在代际关系和心理形态的嬗变。於梨华小说当中跨越文化差异、回归日常生活的家庭想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家庭书写文学经验，也不失为我们在全球化、世界性背景下重审当下大陆家庭新变的一种资源。
关键词：於梨华；家庭书写；婚恋关系；代际冲突；国族母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2-0051-09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被誉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於梨华作为台湾旅美作家的一员创作成果颇丰，她前期的小说创作多涉及台湾留学生在外求学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其中“无根”的苦涩与迷惘成为她表达的主要内容。但在於梨华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关注重点也在不断变化——从初期对留学生苦闷生活的感性叙述到后期较为冷静地思考华人家庭的代际关系、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自於梨华1963年出版第一部中文长篇小说《梦回青河》以来，她每篇小说或多或少都对于家庭书写有所指涉，可以说，家庭已成为她结构小说的重要元素和叙事手段。“然而大陆语境由于传播滞后，文本传播态势依然是强调於梨华是‘留学生文学鼻祖的身份，就使得作家后期生成的边际文化意识被消解。”①由于於梨华在文学史中早已成为“无根一代”、“留学生文学”的能指符号，其后期创作未能得到应有关注，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家庭书写也就被遮蔽在这些固有认知之下，以至于鲜有学者对於梨华小说中的家庭书写进行深入研究。
於梨华1931年于上海出生，后因战局辗转多地，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又前往加州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2020年“5月1日因新冠肺炎病逝于美国华盛顿一家养老院”。②她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情感环境都具有极大的跨度，而这些跨越反映在其小说的家庭书写之中，就使得小说内的家庭风貌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意义、思想内涵都极为丰富。而家庭作为一个充满人际关系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就是产生于婚恋关系之后的一个实体，此一实体所主要涉及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③而中国文化当中对于家国同构的一再强调，显然让我们无法置于国族主题来探讨家庭书写。也就是说，我们可从婚恋关系、代际冲突、国族母题这几个维度探讨於梨华关于家庭的文学书写和想象以何种方式存在、发生了哪些变化、揭开了怎样的社会精神。
一、去浪漫化的婚恋书写
婚姻作为一种伴侣关系，向来是支配着我们如何认识、思考家庭的重要因素，家庭的“根本要素就是由婚姻、血缘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人伦关系”④，而启蒙观念中的伴侣关系将“爱”置于其中心位置，并由此展开家庭生活。但在於梨华的家庭书写当中，爱情业已从伴侣关系的中心退场，让位于新的质素，也就是说，留学生在美国后工业社会当中所面临的双重孤独已然影响甚至改写了一代留学人的伴侣观念与婚姻生活样态。
“爱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诞生并不单纯，其作为“启蒙”的一种叙述话语常常与社会/政治变革纠缠在一起。“舶自西方的现代爱情至上观念不仅仅使青年人开始挣脱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重新认识婚姻，也成为青年人以新抗旧，颠覆封建制度的强有力手段。”⑤二十世纪初的爱情与独立婚姻作为反对封建宗族束缚的有力武器，两者有着极其紧密的结合。而我们却很难在於梨华有关婚恋的书写中寻找到由爱而婚或为爱献身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爱情与婚姻彻底脱钩的新奇景观。而性爱作为寂寞无聊时的一种娱乐消遣，基本不会得到作家任何形式的道德批评，更不受爱情婚姻等传统伦理观念的约束。
“一夜情”、“速食爱情”等故事在於梨华的小说中屡见不鲜，这种以性爱欢娱为目的的情爱方式将爱情至上、纯粹理想的爱情观抛在脑后。《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家长子如杰在他的日记里就多次记载了自己有性无爱的经历——“打电话给John，如他妹妹还在，约她出去兜兜，请她吃顿饭，也许可以将她带回这里来，过过瘾，洋妞性交，是什么味道？”“他别以为我对他那宝贝妹妹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解渴”，“狠狠的读了一阵书，狠狠的和酥交战了几场。有次我性急，她来不及带东西，被她骂的好惨”“乖乖，和她们睡睡觉是一回事，和她们厮守一世可不是好玩的”。⑥而他的大姐傅如曼也曾在与劳伦斯分手之后用这种情爱方式填充自己寂寞受伤的心灵。《林曼》这篇小说则同样讲述了林曼“不要同我结婚，却随时可以陪我睡”⑦的情爱故事。恩格斯将爱情定义为“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⑧，而小说中将性爱与爱情相剥离的情爱方式显然不愿意为性关系之外的亲密关系负责。在现代社会中，一切都被高度个人化的功利价值取向所代替了，需要双方具有情感、心灵等多方面稳定关系并投入大量时间、空间、金钱成本的启蒙式爱情很难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后工业社会中获得回报，西方现代社会的孤独情绪与去国怀乡的“他者”处境带来的“双重的孤绝感”⑨便使得这种性与爱相分离的情爱方式成为小说人物的“不二之选”。
在20世纪传统家庭观念当中，性爱只有作为爱情和婚姻的结果方才具有合法性。费孝通先生有过这样一个论断：“种族的需要绵延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这种生殖作用的文化体系是由各种制度组成的，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⑩这说明传统观念中的性爱是隐藏在爱情与婚姻关系之后而不言自明的。於梨华却多次在小说中将无关爱情与婚姻的性爱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牟天磊和佳利之间的灵肉交合、《有一个春天》中韵梅借助婚外恋消解自己的苦闷等故事情节都体现了“性”更多元的意義。留学生们借由速食性爱慰藉漂泊在外的孤绝心灵，但她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予以贬低，反而施以最大的理解与包容。在个人主义与世界祛魅的西方现代社会中，於梨华笔下的留学生在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之时更承受着孤立无助的命运，而“‘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开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11，确实具有某种低成本救赎、建立与他人联系的可能性。
除去爱情与性相分离的景观之外，於梨华小说当中婚姻与浪漫爱情之间的断裂更加明显。对于爱情，笔者难下定论，但回看二十世纪早期的爱情，则普遍被定位在心理共鸣、精神融合、审美快感等具有超越性价值的关键词上。从这种具有普遍认同的浪漫爱情观念出发，反观於梨华小说中的婚姻书写，就会发现在留学生主人公与恋人“一与多”的人物设置结构当中，爱情与婚姻完全分离各自成为某一恋人的象征意义。作者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主人公牟天磊周围设置了三个女性恋人：眉立、佳利、意珊，分别象喻着三种不同的人生观及人生道路。文弱朴素的眉立是牟天磊在台湾读书时期的纯爱恋人，佳利则是牟天磊在美国“文化充军”12时给予他精神慰藉和肉欲满足的完美情人，而意珊则是一个世俗可爱的结婚对象。牟天磊为了家中父母的期望出国读书导致眉立嫁作他人妇，在外留学的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决心带走佳利，而意珊与他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爱情关系——牟天磊回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娶妻。意珊与他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更多有关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人际声誉等因素的考量。牟天磊需要找人来组建家庭、排遣寂寞，意珊则看中牟天磊头顶的博士帽与赴美生活的机会。诚然，这种注重现实考量的婚姻无可厚非，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婚姻不再是爱情的升华，而更多是“以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往往变成一种交易。”13在现代社会极度个人主义的视野中，婚姻不再是关涉情感的利他性社会组织，反而高度功能化、符号化。《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如曼、如杰、如俊、如豪的婚姻莫不如此，过往岁月中的恋人仅仅是他们聊以自慰的“白月光”，务实婚姻才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当下；《二三三室的陈娉》中的女主人公陈娉的婚姻更是与爱情毫无关联，她周旋在郭尚清和美国人之间不过是为了借婚姻实现所谓的“美国梦”。所以说，在於梨华的小说当中，实际婚姻与浪漫爱情产生了分离。此外，浪漫恋人往往远在台湾、已成旧事，婚姻对象就在身边、日日相对，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阻隔则将婚姻和爱情撕裂得更为彻底。
於梨华曾说：“我个人认为在基本上婚姻制度是不合人性的，因为把婚姻当成公事，强迫两个人住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14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她笔下为何反复出现那些去浪漫化的务实婚姻样态。实际上，於梨华对于务实婚姻态度暧昧，一方面婚姻多多少少成为关涉金钱、肉欲、名誉等质素的能指符号，选择务实婚姻也就常常伴随着理想的失落甚至人性的异化；但在另一方面，孤独无依的男女主角在这种非纯爱的婚姻中获取了物质、精神上的支撑，而务实婚姻中亲情带给他们的温馨日常有时也成为了主人公奋斗的动力源泉。
於梨华在《交换》与《等》中塑造了两位以婚姻为跳板实现物质性理想的女性角色：陈太太、安柏生太太。她们本身是怀抱理想的年轻女性，但出于经济的考量，她们都选择了嫁给富有的独身老汉。在人性与财富的天平上，这两位都选择了站在财富一端。《傅家的儿女们》当中的如杰、如俊、如豪以及《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眉立也选择了这种务实婚姻。去浪漫化的务实婚姻在收编个人理想——以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取代宏图大志的同时，於梨华笔下的人物也摆脱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现代社会中既无历史又无家可归的孤独。在《傅家的儿女们》中，如杰与黄珍珠本就是奉子成婚，如杰在日记里反复提及的爱人是文美而不是黄珍珠，他甚至直接表示他与珍珠的婚姻就是因为太过苦闷与寂寞。而黄珍珠一开始也“绝没意思要和谁结婚，只想玩玩，赚点钱，到美国各处跑跑。”15如杰借由婚姻得到了异国环境中少有的陪伴与倾诉对象，但同样的，他失去了与其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文美以及他教书育人的理想志气。《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与眉立本是一对恋人，牟天磊赴美求学后眉立迫于家庭变故、经济压力选择了另嫁他人。牟天磊回国的计划就是留在台湾一段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在台大任教、与老师邱尚峰筹办文艺杂志，但是意珊与牟天磊约会的基础是建立在婚后立马赴美这一条件上的，两难的选择摆在牟天磊的面前，一边是理想，一边是婚姻。而小说结尾处一生未婚的理想主义者邱尚峰死于车祸的故事似乎已经为我们揭开了这个选择的答案——婚姻与理想不可兼得。但作者并未给予象征着崇洋和世俗的意珊这类人过多批评，反而在小说中着意表现了意珊积极乐观的年轻活力及其将天磊带离消沉状态的可能，甚至解释了意珊一心赴美的原因——在台湾的“笼中”透不出气、闷得发炸。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发现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浪漫主义理想与真爱恋人常捆绑在一起，但主人公为爱反抗的故事只在这些人物的生命经历中迅速掠过，这本就说明了主人公对于爱情/理想实际上是不够坚决的，步入婚姻也不仅仅意味着与爱情的分离，同时象征着理想主义的失落。但是我们仍需看到，虽然务实婚姻放倒了理想主义的大纛，但其作为一种自我与他者的联结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人的孤独困境。作者在报以惋惜的同时不惜花费大量笔墨为我们重现去浪漫化的婚姻内景，实际上也就是在主人公卸下理想重负、回归毛刺拉扎的日常/婚姻生活的过程中为我们展现了知识分子世俗化、社会化的心路历程，从而让去浪漫化的婚姻日常获得了更多的意义与价值。
二、面对代际冲突的姿态：出走与回归
从传统家庭当中走出的留学生们难以得到父母对其独立性、合法性的根本承认，并被借用父权的新殖民现代性话语绑架在大洋彼岸，而诞生于美国的新一代华裔在西方个人主义氛围当中成长。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在代际关系中以家本位文化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碰撞显形，位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留学生在两种代际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姿态：出走和回归，则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拾起东方伦理以补救西方现代社会代际关系的思考与努力。
（一）出走：反传统家庭观
在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中“‘父子是一血缘性的纵贯轴，它不同于‘母子的则是特别突出此血缘性的纵贯轴所具有的权力与符号意义”16，也就是说，具有血缘、社会双重属性的父子关系构成了家庭的核心。而父子关系不仅仅是家庭核心，更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这五伦的基本模式与伦理始点，所以父子秩序实际上也就包含了政治、文化、制度、代际等多重内涵。用戴锦华的话来说则是“父子秩序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与微缩本。它不仅是一切既有秩序的基础，其本身便是基础秩序。”17而於梨华小说中大量关于父子冲突的书写实际上也隐喻着社会思想文化转型中价值观念的冲突。
於梨华前期小说中的父子冲突表达得较为隐晦委婉，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围绕着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林氏大家族展开，借由“我”（定玉）的青少年视角记叙了家族长辈的爱欲情仇、姑表兄妹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小说中的“我”明知父亲蓄养小妾、殴打母亲，却依旧希望父亲不要因此对自己冷淡。虽然作者没有在小说中设置“反抗父辈”的情节，但於梨华细致呈现母亲德贞被打的惨状——“阿姆后颈上的皮因为头发被倒着揪住的关系都裂开了，裂开的缝子里流着鲜血，混合着她脸上裂开了缝里流着的血，滴滴答答地流了一地”18，本身就能够激起读者的同情与反思。在《梦回青河》中被思乡怀旧情绪所稀释的父子冲突在於梨华的另一部长篇小說《傅家的儿女们》中得到了更多的书写。《傅家的儿女们》集中体现了台湾六七十年代多重话语建构下台湾留学生与父辈的复杂关系，在具有浓重父权色彩的傅家，子辈话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傅振宇一心想把所有子女都送到国外攻读学位，同时以父权干涉子辈婚恋，台湾的崇美观念借由父权表达从而入侵家庭伦理，赴美留学的傅家儿女不但没有实现博士梦反而耗空了自身精力。如曼、如杰等人在有关留学意愿的叙述中是缺位的，等到归国之后身心俱疲的他们才在父亲面前道出了美国的真相与赴美的悔意。可笑的是，多年之后的父法威权不减反增，留学的子辈在经济上对父辈的依赖更进一步凸显了父法威权。而於梨华作为一个现代派作家，这种情节安排显然与1966年台湾当局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某种对抗性关联，国民党以“四维八德”等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青年行为的政策引起了青年人的反感。作家借由如杰之口喊出的“爸，要我再去读书，你的？妈的？还是别人的？为什么没有人听听我本人的意见？”19也就喊出了一代台湾年轻人的心声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
与崇洋心态、传统糟粕、政治话语具有互文关系的父辈威权将青年一代的命运牢牢把握在手，不仅将亲子关系物化为可供显摆的符号，而且形成了强大的代际膈膜，以至于傅家两代人的沟通都以失败告终。如曼清楚地知道父亲带她去交际场合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将她拿出去显眩，二是趁此认识大人物。而如曼、如杰、如俊等人拒绝出国与读博的微小声音也总是被傅振宇或拍桌或怒吼的声音盖过。但小女儿如玉、小儿子如华对于父权的无视，以及小说结尾类似“弑父”的情节——傅振宇被子女气进医院并将财产分给子女，似乎仍蕴含着於梨华对于子辈反抗胜利的希望。在於梨华这些有关父子冲突的叙述中，我们没有看到迟暮的父辈，父辈反倒是以经济富裕、脾气火爆、权力滔天的姿态出现，因此，子辈的抗争显得艰苦而惨烈，但从结果上看，子辈仍旧完成了对父辈权威的背离和超越。
此外，我们还能在於梨华小说中看到父权宗法制对子辈的残害。《梦回青河》中代行父权的大姨为了她亡夫留给继女美云的一笔嫁妆，对柔美娴雅的美云百般折磨，并利用“我”对美云的嫉恨构陷美云，而祖善也在族人的溺爱与纵容中与翠姨乱伦并犯下不可原谅的罪孽。同样，在《一个天使的沉沦》中，宗族魔爪的阴影更是跨越太平洋蔓延到了原本天真可爱的罗心玫身上——她的姑爹从六岁开始就对她进行猥亵，到了最后，罗心玫几乎成为她姑爹的性玩物。但她的父母却因宗族人情关系忽视子辈倾诉的愿望，这个可爱的小三子就在这样无处倾吐的境况中一步一步走向沉沦，好在罗心玫最终拿刀砍进了禽兽姑爹的身体。不难发现，从《梦回青河》到《傅家的儿女们》再到《一个天使的沉沦》，於梨华的父子冲突书写延续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出走”主题，但在新的文化场域与时代背景中，这种反抗、冲突都有了更加繁杂的意义。
（二）回归：重审东方伦理
“以於梨华的诠释，华裔子女的歧途，似乎是他们从中国传统和美国生活方式中分别取出并不适当的一部分来作了最坏的组合。”20於梨华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她对于中美异质性文化的理性思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本身是一个优劣兼有的庞杂系统，既有纲常名教压抑人性的弊端，但其中慈孝和睦、尚礼律己的原则也对良好家庭关系的形成有所助益。“现代”观念影响下的每一代人都在试图以新兴精神摆脱对于前人既有信仰的束缚，而从后进现代国家前往美国现代社会留学并定居的於梨华，更是深受这种影响，“然而，就在一部分人与旧事物‘决裂，追求新事物的同时，许多人已经落入过去即‘传统的掌心中。于是，这些‘决裂者便要饱尝虚弱、孤立和无缘之苦。”21於梨华发现，“出走”之后的家庭伦理真空使得家庭生活混乱无序。此时，她在小说中的冷静审视就尤为可贵，而在她的审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於梨华批判性地呼唤着东方家庭伦理的温情回归。
在小说《也是秋天》和《傅家的儿女们》中，陆正云、傅如曼都被美国人那种较为随意，来时轰轰烈烈去时毫无底线的爱情婚姻观念所伤害，陆正云疯疯癫癫最后去世，傅如曼也成了精神敏感的“老处女”。除了对于美式爱情观念的反思，於梨华对于中国敬养老人的传统孝道之关注更加突出。《姐妹吟》中文滢抛弃传统孝道将老母亲送到老人院的行为遭到了妹妹文漪的质问。於梨华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彼岸》更是着意书写了洛笛在老人院中的寂寥况味与无人照拂的尴尬处境——孙女楚眉为洛笛更换养老院的请求总被姨和舅等人搪塞、如无大病子女几乎不来探望……更离谱的是，在《踏碎了的九重葛》中，子女为了老人的房子与金钱争当说客轮番上阵，希望将吴老太送入老人院。父母将儿女视为家庭中心，养育之时不计成本甚至自我牺牲，而子女却把父母永远地放置在了被忽略的位置之上，将赡养老年人的责任完全从家庭推到社会。现代社会中注重个人、追求成功的功利心态让人们纷纷跳出家庭人伦，将手足之情、父母之恩都异化成了明码标价的一种财富，人伦情感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於梨华所书写的家庭中被宰割切分。这些被於梨华所勾勒出的悲凉晚景，令人不禁反思：在“整个社会通行的只对下一代负责，不对上一代负责的单向权利义务观念”22之外，还能否有一个更加温暖的解决之道？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外，於梨华同样关注美国华人子女教育问题，集中体现在《一个天使的沉沦》与《彼岸》两部长篇小说当中。《彼岸》中的何洛笛由于自己的婚姻问题而精神不佳，也就忽视了对小女儿尚晴的教育，导致尚晴出现了严重的“厌女情结”，尚晴与男友草率成婚后好景不长，最终在经济与情感的双重打击中消沉。吊诡的是，尚晴在养育女儿楚眉时更是变本加厉，动辄对其拳打脚踢。“在代际交往中的亲密程度不仅是锚定在自身的童年，而且也会向后代传递。”23洛笛与尚晴、尚晴与楚眉这种畸形的亲子关系就在教育缺失中产生了代际传递。而在《一个天使的沉沦》中，罗心玫的父母在尊重个人隐私的挡箭牌之后，长期忽视对女儿的教育，当她陷入身体、心灵、经济三重困境时，父母既无经济支持又无情感关怀。在这篇小说中，只有作为兄长的罗心玮实在看不下去，代行父职，将罗心玫及其父母从浑噩中打醒。且不论罗心玮重返父法权威这种方式本身的对错，虽然作者并没有为救赎罗心玫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但仍表现了於梨华对于华裔子女教育苦心孤诣的求索之心。
於梨华认为中美教育“两者糅合一下就很好。美国的父母亲对孩子太放纵，他把个人的自由看得太重，他完全是百分之百地让他们自由，不能去干涉他们，所以管教得比较少。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24由此可见，於梨华对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回归的呼唤，渴望用东方家庭伦理温情来慰藉在现代社会中被金钱至上、个人主义所蒙蔽的人之心灵的努力，但在中美双重文化处境中的华人及其后裔在这一方面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程需要走。
三、国族话语下的家庭想象
於梨华作为一个出生自大陆、成长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的中国作家，其体认世界的精神坐标始终是定位在中国的。而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焦虑情绪同样在她身上延伸，国族话语启用家庭书写当中的人物与情节来完成对国家、个人的救赎，但有时过于沉重的国家民族负担不但让作者陷入了对西方的本质化想象当中，而且在国族话语所建构的家庭表象中，女性被压抑、索取、沉默。令人欣慰的是，在於梨华后期的家庭书写当中，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女性意识、日常生活话语一同复归于家庭内部，传统家国同构的影响被消解在对个人家庭、日常生活的再度拥抱之中。
（一）无法摆脱的中国缅想
於梨华这一批作家本身就处在被迫迁逐台湾的困顿之中，加之冷战时期台湾社会盛行的崇美意识，留学赴美成为他们逃离困厄孤岛的一种尝试。这种双重放逐给他们带来了漂泊寄居的个人体验与边缘化的地位跌落，同时将这个群体放置在了文化夹缝当中，但“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那里的观念”25。心灵颠簸与迷惘慌乱必然倒逼他们追寻主体确认与身份认同。国族作为“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26极易成为这种追寻的落点，自然，这种追寻在於梨华的家庭书写中也就体现为对于中国的反复回忆与想象。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有关国家民族与精神原乡的话语呈现在家庭书写之中时，家庭成员、家庭理想、家庭空间都出现了某些形变。
如果说父权宗法成为於梨华小说中被批判的对象，那么作者对于亲情意味更浓的另一自然血缘纵贯轴——母子的态度就显得更为暧昧。上文所提及的洛笛、尚晴、余砜等人都是在美国定居的母亲，於梨华借由这些不甚称职的母亲形象表达了她对于华人家庭伦理的思考。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小说中还存在很多压抑沉默的母亲形象，这一类型的母亲几乎都没有在美国常住的经历，反而以其旧式母亲的形象承载了更多有关国族的话语，质言之，借由旧式母亲的人生历程来指涉国族母题也就成为了於梨华传递自身家国政治思考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变》这一小说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地呈现仲达母亲、唐凌祖母等人物经历与中国近现代屈辱史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在《变》里，王仲达与唐凌儿时的家庭都是残缺破碎的，仲达的父亲在他幼时去世，而唐凌父亲则因婚姻失败终日颓丧，父亲在家庭当中的缺失或无力使得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生活苦难与时代重压。虽然这些旧式母亲囿于传统伦理而缺少女性意识，但她们以肉身独揽苦难的献身精神依旧闪耀着人性光芒，不论是磕头出血、双眼哭瞎的仲达之母还是省吃俭用、颇有骨气的唐凌祖母都以其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后代生的希望与前往第一世界求学的可能，这种母亲以身献祭的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了一个后进国家踏上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自我否认与文化阉割。国族母题对于个人家庭的建构在家庭成员性别分工层面上则呈现为对于女性的一再索取，王仲达一心求学回报母亲，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但王仲达“他哭的，不仅是他母亲的死亡，也哭他的信念、力量与目的的死亡”27，显然，母亲已然不仅是一个家庭成员，母亲与国族同构的叙事延续了“涕泪飘零”的现代文学书写传统。而现代化焦虑与国族忧患在新一代的家庭当中依旧主导了男女分工，王仲达一心想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从而忽视了妻子文璐与儿女。尽管文璐是一位具有自我觉醒意识的现代女性并勇敢走出家庭，但最终依旧在王仲达与子女的呼唤中归返于原本的家庭当中，国族话语以其强大的规约性呼唤女性的献身，并将男性置于历史主体的地位，从而将家庭整合到国族现代化建设之路当中。当家庭被整合进华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想象时，其作为一个基本社会单位的梦想也就成为国族宏大话语的一个部分。於梨华曾在《我的留美经历——写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中说：“国家要靠你们的才能与知识，将她带进二十一世纪的现代行列，国家更需要你们的自信与自尊维持她在三十年前赢回来的民族尊严。”28於梨华对于中国现代化抱有天然的使命感，其笔下的华人家庭梦想也即承载国族梦想的能指符号。在《傅家的儿女们》当中，父亲傅振宇是一位大学生，而母亲则是“半封建半文明”的妇女。这种性别的差异化想象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實，即父亲将所有儿女送往美国的理想和在家中的超然地位有赖于现代话语的支撑，而母亲所保留的前现代特点则是她在家中被迫沉默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傅振宇通过子女出国留学而实现举家迁美的家庭理想也负载了“台北人”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当如曼、如俊、如豪等人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曲折路径上的牺牲品时，如玉与其男友李泰拓等“觉醒的一代”则开启了另一种中国现代化的想象，他们将家庭梦想定位在中国大陆之上，以学成归国来寻求身份认同并实现自我价值。而《三人行》则为这种“觉醒”的现代化道路预设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傅光宇、黄复礼、陆耀先三人归返大陆的情节设定将华人的家庭梦想融于祖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之中，并借此疗愈了留学生们在边缘化处境当中的精神创伤。
而那些现代化尝试的牺牲者，则将自我疗愈的希望放置在家庭空间当中。戴维·哈维对于家庭空间有这样一种看法：“海德格尔的反响在这方面很强烈。‘空间包含着被压缩了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目的之所在。对记忆来说最重要的空间就是家——‘把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梦想结合起来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因为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才懂得了梦想和想象。”29於梨华笔下那些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华人教授几乎都在家中开辟了一块中式花园，这种将困顿心灵和难成之梦寄寓在精致庭院里的现象延续了中国古代山水娱情的文化传统，而此一书写本身就成为於梨华中国缅想的一部分。但花园在建筑整体中本就处于边缘地位，而从山水亭台萎缩成方寸庭院这一变迁，既是华人文化身份认同模糊等尴尬处境的空间具象化，同时又确证了留美华人知识分子逼仄狭小的精神空间。
於梨华笔下与国族母题紧密关联的家庭书写一方面表现了她忠于故土的“中国意识”，但另一方面，这种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被不断放大的国族想象有时使得文本中的个人家庭、女性等成为附庸，甚至使得小说当中塑造的部分人物流于理想化、片面化。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於梨华有关西方的本质化想象以及简单片面的民族主义思维，显然不利于她的创作。但令人欣慰的是，她在后期创作当中跳脱出了自我重复的中国缅想窠臼，超越简单的“寻根”、国族母题而展开了更具深度的思考。
（二）超越寻根的家庭书写
在上一节当中，笔者已经讨论了於梨华难以摆脱的中国缅想及其对于家庭书写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就会发现於梨华后期创作对于国族、“寻根”等主题的超越。在於梨华的创作当中，中国缅想与寻根情结是始终根深蒂固的，但她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依旧是在西方，现实生活需要她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及价值观，作者的“无根”情绪也就会随时间流逝衰减。这种心理与文化变迁是华人在异国当中文化接触的自然结果，“文化变迁的实质意味着对异质文化的不断吸纳和采用，作为弱势文化的载体，面临着被同化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抗拒同化的最好办法也许并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拒往不来——这在文化实践上是难以实现的，而应以开放的姿态，有限地、选择地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素质”30，於梨华摆脱了以往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在她的后期创作中开启了超越寻根的言说，体现了於梨华对于家庭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归宿更具超越性、哲学性的思考。
首先，在於梨华的小说《在离开与道别之间》和《考验》中，我们很难看到异国他乡里“老乡见老乡”的温情与热络，个人化孤独感和知识分子的人性考察主题显得更加突出。在家庭书写视域的观察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部小说里女性作为家庭成员和独立个体的声音开始被听到。《考验》中的女主角吴思羽对于丈夫钟乐平一再隐忍逃避的懦弱性格不满，曾主动帮助钟乐平处理社会关系、争取教职，但这种行为却遭到了丈夫的白眼。最终，由于钟乐平的一再逃避，吴思羽勇敢地选择了出走。在《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不论是作为反面形象被书写的段次英、黄立言两口子，还是方如真、李若愚夫妇，他们温情婚姻的面纱之下是盘根错节的利益与孤独。这些灰色婚姻不但解构了百年好合的美满想象，更重要的是，女性不再仅仅以“贤妻良母”的固定姿态出现，她们也能为自己的理想与利益奋斗。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蝶恋花》，小说中奶奶想要李和劝母亲不要跟父亲离婚，但长于美国的李和则认为自己不应干预父母的婚姻，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在李和身上荡然无存。这几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及其行动都与小说《变》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变》中的婚姻、儿女都成为了国族话语召唤女性回归家庭的重要手段，那么上述几部小说对于女性独立身份的强调也就表明了国族话语的渐隐。质言之，“女性追随男性，男性追随国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及其言说方式逐渐退出了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使得家庭、女性等相对微观的单位作为日常生活话语逐步显影。不再执着于国族话语的於梨华则将创作主题转向了表现“士林百态图”的知识分子言说，也就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思考空间。
其次，难以真正回乡的现状使得作者的视点从国族逐渐转移到较小的家庭之上，国族话语在於梨华的家庭书写中也从舞台中央退后，成为辽阔深远的文化背景。“在这些海外华文作家的笔下，‘国的分量第一次变得轻了，而‘人的分量变得重了。”31婚恋作为家庭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於梨华以往的叙述当中都伴随着“去浪漫化”、“利益务实”等关键词。在留学生跨国过程中产生的地位下降使得於梨华早期创作中的很多人物都通过异族婚姻来获取合法身份与物质满足，结局则是其部分权力被让渡到他人之手。例如《等》当中的女主人公为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就嫁给了丑陋的安柏生，女主角眼中的丈夫安柏生“丑陋、猥亵和狠毒”，她在丈夫的怀中就像“被猩猩攫捉在怀中的小动物”，这种对于西方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本质化想象也就在此被表现出来。然而，在《彼岸》这部小说当中，以往身处劣势的华人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洛笛与美国人葛伦、筱梅与美国丈夫费礼之间灵魂共振的爱情在於梨华以往去浪漫化的婚恋书写中是鲜少见到的。此外，西方人在《彼岸》中的模样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捷克“栗色卷发，蓝色眼珠，希腊鼻子，性感嘴角，应该是座被放在艺术馆的人像”、凯利“身躯高大，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眼目开朗”32。而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也不再是“温驯如猫”，这种超越东西方刻板印象的现象实则映射着华人/华裔与日俱增的文化自信，华人/华裔一方面能正视多种样态的西方面孔，另一方面也展现出自身更加多元的、立体的形象。但更重要的是，於梨华并没有过度美化这种异族婚姻，反而以平常心书写异族婚姻家庭当中的戏剧冲突。例如华裔尚晴因情感问题罹患精神疾病，美国人亚龙因妻子去世而几濒崩溃，二者的中年相恋与其各自的历史、文化、种族背景并无直接关涉。美国人费礼也曾为了征得筱梅父母的同意足足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婚后更是对筱梅体贴入微。异族婚姻的双方超越了文化身份、國族背景，消泯了个体身上负担过久的文化枷锁和民族枷锁，最终成就了一个相互支持的普通家庭。
同时，於梨华前期小说“一与多”的人物设置结构在《彼岸》这部小说中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一则爱情与婚姻似乎随着国族话语的隐退有了重新耦合的可能，二则做出选择的主体从男性变成了女性，三则中国男性与美国男性平等地一同站在了被选择的位置——在华人的婚恋选择当中，个人差异超越国族差异成为其持守的标准。《彼岸》当中的洛笛拥有中国人大智、美国人葛伦两任丈夫，洛笛的孙女楚眉的三任男友则为美国人布莱恩和卡尔、中国人张冰雨。作为中国人的大智在婚内出轨，美国人布莱恩也移情别恋，出轨情节无差别地出现在不同国族的男性身上，洛笛最后与美国人葛伦白头偕老，楚眉最后与中国人张冰雨陷入热恋。国族话语虽然不再是小说当中的主角，但中国文化却作为一种隐秘的人际联结在在出现于爱情与婚姻当中。楚眉在卡尔与张冰雨的两难选择中，最终更倾向于与张冰雨那种东方式细水长流、平顺温柔的爱情体验。在洛笛与葛伦的婚姻中，米饭、面条、豆浆等中国菜成为两人美满幸福生活的象征物。费礼与筱梅认识的契机则源自于费礼前往南京金大学习中文，费礼最吸引人的也是他既有西方开朗又有东方儒雅结合而成的气度，筱梅与费礼还共同打造了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私人空间——“费礼有间向南的宽敞书房，她自己有间四方形的画室。屋外是一望无际的巨松，屋内的小院落里有棵腊梅，有棵栀子树。”33松、梅等带有中国故土气息的植物及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就这样在异国有了扎根之处，其中不论男女都能拥有自我空间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现代意识使然，多元文化和谐、圆融地统一在一个家庭空间之中，由此实现了中国风景和家庭内景的异国移植。
在於梨華创作后期的家庭书写当中，她以超越寻根和国族话语的层次来完成对于家国主题的调整，将家国情怀、母国文化微缩到了个人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
四、结语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曾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4家庭作为社会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单位，本身就汇聚了来自多方的力量。在於梨华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家庭书写作为於梨华文学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不仅涉及外在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无孔不入的渗透，而且探讨了家庭内在的代际关系和心理形态的现实机能。而於梨华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她笔下的家庭既有着传统的惯性，又有着现代的特征，那么婚恋、爱情、代际等作为家庭生活当中的重要元素则会在传统与现代、放逐与寻根、国家与民族等话语场域当中表现得更加复杂。从空间上看，於梨华家庭书写跨越了大陆、台湾、美国，从社会历程上看，其家庭书写则蕴含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跨度极大的文明因子，不断跨域的家庭书写包含了众多驳杂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性时程落差”，当前中国大陆同样呈现出这种复杂的家庭景观——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三种特异的文化因子在家庭当中不断交锋、融合，所以於梨华小说当中跨越文化差异、回归日常生活的家庭想象可能正是如今我们面对家庭形式、家庭伦理、代际关系变化与矛盾的一个重要资源。
① 许燕：《论美华文学在大陆的传播过滤及其特征》，《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② 《作家於梨华逝世》，《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④ 赵庆杰：《家庭与伦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⑤ 张莉、旷新年：《新媒体与现代爱情观念的建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⑥1519 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5页，第25页，第420页。
⑦ 於梨华：《秋山又几重》，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⑧1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第77页。
⑨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18页。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4页。
11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12 王进：《诗艺文心：当代台湾诗歌散文论略》，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4 封祖盛：《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
16 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7 戴锦华：《〈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
18 於梨华：《梦回青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0 於梨华：《一个天使的沉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21 樊浩：《传统的文化功能与主体的现实责任──以希尔斯的理论为参照》，《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
22 刘启林：《婚姻家庭道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23 [德]亚力山德拉·茹科夫斯基：《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关于过去和将来的老人》，董璐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24 朱国梁：《於梨华：我的故事一辈子写不完》，《大众电影》2005年第3期。
25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
2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27 於梨华：《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28 於梨华：《人在旅途——於梨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9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3页。
30 王晖：《冲突·认同·变迁：全球化语境中新移民文学民族性问题探讨》，《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
31 汪雨萌：《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页。
3233 於梨华：《彼岸》，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5页，第153页。
34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works Yu Lihua， a Taiwanese writer sojourning in America， achieved over the decades in her literary career， the vivid sign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somehow obscur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writer and her work， with the result that research is rare in relation to her family writing， which is mainly found in the relationship of love and marriage， generation gaps and the motif of nation， involving not only the penetration into the family of external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ut also the change of internal generation gap and psychological patterns of the family. The family imagination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return to an ordinary life in Yus fiction has not only provided us with a different kind of family-based literary writing experience but also a resource on how to re-examine the new change of mainland families in a globalized and worldly background.
Keywords： Yu Lihua， family writing， love and marriage relationship， generation gaps， the motif of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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