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探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新方向是当前华语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此次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以丰富的理论视阈，围绕环境主义、后人类主义、民族主义、文学伦理学、人类学以及学科建设等层面展开学术争鸣。二、关注创作主体的审美选择，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个人创作理念展开对话。三、聚焦于共同体叙事语境下批评实践的多向探索，从注重对不同学科学术前沿成果的借鉴，重释经典作家作品，反映当前作家创作和新作，聚焦期刊研究四个方向深入拓展批评空间。
关键词：华语文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建构；批评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117-07?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区域性战争的爆发等严峻的现实问题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价值。面对这一具有时代召唤性的命题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华语文学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理解和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特质，以及采取何种应对姿态和话语策略，这些问题都亟需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基于此，浙江大学与哈佛大学于2022年6月10日—12日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联合召开了“华语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新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柏松（James Robson）和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担任本次工作坊的联合主席，特邀112位海内外专家参与盛会。大会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罗柏松致欢迎辞，与会专家围绕大会议题进行了26场主题演讲、36场主旨发言、8场评论。本届会议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性沉思：华语文学理论阐释
与学科建设
面对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和种种全球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应对人类社会危机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观，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这种语境下，文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践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对华语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推进是当前学术研究一大增长点。结合当代全球化的新形势，当下文学批评不仅要为相关文学创作和发展发出有份量的声音，同时也要以多元的理论阐释路径进一步拓展华语文学研究的空间。基于此，本次会议以丰富的理论视阈，围绕环境主义、后人类主义、民族主义、文学伦理学、人类学以及学科建构等层面展开了学术争鸣。
灾难造成的创伤有效地增强了国家、族群间的情感和价值认同，文学则为这种创伤记忆提供了书写形式，也打开了灾难叙事与共同体二者的理论空间。大会主席罗柏松（James Robson，哈佛大学）试图在中西方语境中，在宗教与文学之间理解灾难和末日。他指出末世论和世界末日论在历史上往往齐头并进，而西方与亚洲宗教因时间观念的差异对末世论有着不同的理解。罗柏松描述了早期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道教）中的末世论概念以及伴随而來的灾难，他聚焦于伪经、宝卷等佛教教派的著作，并结合图像研究法对宗教和世俗文学中的一些重要图像进行分析，发现在这些作品中灾难通常以一种预料之中的形式出现。此外，他还爬梳了1990年代以来描写末日的中国小说，指出前现代世界末日主义和现代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奇的共鸣之处。
唐丽园（Karen L. Thornber，哈佛大学）则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批评视野下关注文学作品对生态、性别和种族等问题的处理。她从其新作《气候正义与不平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球比较视角》（Climate Justice and Inequity： Comparative Global Perspectives on Pasts， Presents， and Futures）出发，思考气候/环境不公的观念如何以及为何会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她突破国别疆域，介绍了芬兰、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美国和越南多国关于环境污染的案例，并以保罗·巴奇加卢皮的《发条女孩》等张扬气候正义思想的文学作品为例做进一步展开，指出这批作品迫使读者对正义这一概念（主要是代际正义）进行反思。
罗鹏（Carlos Rojas，杜克大学）在会议发言中引介了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1999年的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指出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出现引发许多论者开始关注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以及人道主义与非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人类主义思潮日渐兴盛，成为西方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他提出当代华文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对后人类概念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通过援引1990年代初“新新人类”系列广告、陈楸帆的小说《荒潮》《造像者》等文本，罗鹏认为当代华文文学与后人类主义之间构成了相互呼应之势。
聂珍钊（浙江大学）在人类文明三阶段论和伦理选择论的基础之上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伴随社会的发展，伦理关系和价值取向也在不断演变，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界探寻的一条新途径，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共同体叙事有着重要意义。他强调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其功能在于为人类提供道德教诲，进而指出对文学的批评研究应从传统的审美分析转移到对伦理选择活动的分析上来，由此帮助和引导读者从文学中获得道德启示。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则细致梳理和辨析了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民族主义批判的三条思路：其一是以霍布斯鲍姆、盖尔纳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试图从虚构和发明的角度解构民族主义；其二为以赛亚·伯林和塔米尔试图以自由主义改造民族主义的路径；其三则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他认为在全球化形式下，民族主义的使命已经寿终正寝，后民族的时代即将取而代之。
2022年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4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因此华语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学科建设这一严肃课题备受与会学者的重视。蒋述卓（暨南大学）首先从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区分和意义谈起，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包含了中国本土以外的用华文写作的文学，要求将其放置到世界文学中开启新生机。他进而论述了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中的三种方式，并呼吁重视作品的翻译，从而提高华文文学的影响力。张福贵（吉林大学）对华文文学进行了整体性的观照，他从本体论出发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国族性和人类性概念进行了探析，提出华文文学应考虑一种整体性的转换，打破二元对立的族群意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文学提供最前沿的人类意识与叙事。他敦促确立国家性和世界性的评价尺度，从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并从方法论上呼吁文学史写作需用统一的思想艺术标准去衡量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而不再分章叙述。黄万华（山东大学）则指出华文/华裔文学不仅是具体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语境极好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多种离散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表达也成为了华文/华裔文学经典性累积的一种进程。计璧瑞（北京大学）高度肯定了马森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认为该作以“西潮”为基本立论和主轴富有新意地描绘了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但也强调了作者在对“西潮”复杂面向的辨析、其边界与内涵等方面的理解存在一些疏漏。
一部分学者则以敏锐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在冷战框架背景下对文学史重构工作给予了关注。刘俊（南京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冷战”作为呈现、认识、观照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视角长期被学界所忽视。他选取白桦的《边疆的声音》和《神秘的旅伴》两篇小说为例，展示、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与“冷战”的复杂关系，进而探究了冷战文学的中国形态，并认为“新冷战”格局下“文学”冷战正以新形态延续。朱双一（厦门大学）回顾了台湾文坛和学界对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起因探究和定性评价，通过细加辨析以陈映真、吕正惠等为代表的反方观点——“冷战影响”说，尝试在对话中更为全面地呈现出这一文学运动的真相。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指出上世纪中叶的世界冷战格局不仅致使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也令欧华文学在隔膜与对话中迎来融聚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历史文化经验或是冷战时期海外华文文学所独有的。
此外，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华语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赵小琪（武汉大学）以历史的眼光辨析了普实克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存在的三种论述，指出要超越二元对立论述的拘囿应当将相关的抽象概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以整体性的视野重建文学与权力、知识与权力的历史联系，从而展现普实克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与新批评理论的矛盾性以及这种矛盾性对他们建构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复杂性的影响。张重岗（中国社会科学院）围绕离散概念展开对话，立足于历史语境和文化本源，从三个层面考察华人离散诗学的文化思想和价值取向。他表示离散话语的激活在西方语境中拓展了华人文化和文学的内涵，进而分析离散的比较视野作为外在的动因，为华人离散诗学的建构带来了方法论的启发，最后指出华人离散诗学的内在驱動力是跨文明的对话，倡导和谐共处的中华文明为此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总结了新移民文学中历史意识的两种表现形式，并进一步论述新移民作家在创作中的历史意识体现出颇为突出的精神旨归，隐含了对人类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冲动，最后他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上审视了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对中国经验种种可能性的呈现及其内在的困境。高玉（浙江师范大学）注意到各种词典、研究文章和著作对“文学”概念含义的解释不够完整这一现象，他回顾了清末以来“文学”的“文科”义和“文字与文章之学”义一直通行并沿用的历史事实，从而对“文学”概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理解。沈庆利（北京师范大学）则从王赓武和许倬云有关“中国”理解和想象的历史言说为切入点论述了华裔文人的中国梦。
二、创作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程中的审美选择
面对灾难，作家何为，亦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此次大会专设华人作家圆桌主题发言，与会作家张翎、虹影、陈河、周励、曾晓文、黄宗之、叶周、陈谦、亦夫和朵拉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个人创作理念展开对话。种种叠加的灾难引发了这批华人作家对于疫病、战争和地震等灾难的感悟和思考，他们或深潜个体精神层面进行书写，或是站在历史的视野中对人类命运处境进行总体把握，又或是对个人创作方向进行了展望。他们的发言传达了华人作家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不断诘问，并以敏锐之心，细腻之笔，自觉承担起历史重负，回应时代呼声，体现出创作主体的审美选择。
张翎回忆了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的荣军医院做实习生和在多伦多做听力康复师的经历，其中战争给部分病人带来的创伤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由此引发她对个人文学创作多样性的思考。她指出，无论是东方文学还是西方文学的创伤书写中，有时都会过于倾斜在“治愈”上，沉湎于“凤凰涅槃”、“每一块乌云都有银边”的信念。她虽然肯定了这种书写模式的积极意义，但也呼吁作家要直面灾难对人造成的伤痛，直面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
虹影认为作家拥有多种使命或构思，具体到她个人，则总是试图在思考自己从何而来以及存在的意义。她回溯了个人在重庆的经历，认为儿时与父亲坐在长江边时感受到的生命表达，令她对生活的他处充满想象。尽管几十年来，她不断地书写各种城市，但发现对重庆依然有着别样的情感。从《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月光武士》到目前正在写的重庆《不死鸟》三部曲，她意识到自己对重庆的情感虽然历经恨、厌倦、背弃再到思想反省，唯一未变的仍是对这座城市的爱。
陈河以他的小说《天空之镜》为例，讲述了自己去玻利维亚寻找切·格瓦拉身边的一个华人游击队员奇诺的身世，由此接触到了一百多年前十万华人被贩卖到秘鲁的历史事实和资料文献。而在当前的时态中，中国公司在全球各地的活动使许多华人主动进入南美展开工程。这一转变，令他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反思，力图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百多年来海外华人和世界的关系。
周励回顾了自身的创作心路，指出其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历史散文集《亲吻世界》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为心灵而写作，为人类的苦难和正义而写作。两部作品都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作为书写的底色，前者是向内叩问的写作，后者则是如考古学家般的对外探索，二者都反映了作者深刻的问题意识、理想激情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
曾晓文重点谈论了自己所面临的移民书写的难题。她认为移民书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身为移民的书写，彰显主体；一是聚焦移民的书写，阐明题材。与此同时，她也意识到移民作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移民与其它族裔的关系，尤其是命运与情感的交集。移民作家因身份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较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通过文学的方式进行演绎。她深感个人书写真相、运用恰当的艺术方式的能力变得生疏，但仍应努力克服其中的艰难，《离天国最近的隔离地》便是她尝试在陌生地寻觅的产物。
黄宗之审视了个人文学创作主题和写作目的，在他23年漫漫写作路里，一直密切关注所在地新移民生活每一阶段的进程，挖掘与新移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用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前瞻性的眼光分析这些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和意义，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作为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协的会长，他对自己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展望，他呼吁整合海外华文作家的力量，发挥群体优势，从而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起到更加广泛的影响。
叶周明确指出父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他近年来迫切进行文学写作的动力。他谈及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要求作者必须尊重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去发现历史的真相，是一种较为被动的选择和重构。后者则是作家立于现实的土地，眺望历史，充分发挥想象力构筑和创造出的一个文学世界。
陈谦认为作为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小说最终会成为小众的、精英阶层的阅读物这一事实。她从纯技术的角度出发，点明当代小说家应该有求新求异的意识，将写作的重心落在寻找其它的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表现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小说要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和追问，能够提供超越故事的内容，以此有益于读者。
亦夫围绕青年记忆和自身近期的创作情况，谈论了文学创作的功能和力量。他表示小说写作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生活的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文字的功能不仅能记录生活，更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甚至不可能存在的生活。在文字创造出来的生活中，我们既能看到曾经熟悉的场景，也能看到只会存在于人类梦境或想象中的场景，这也是写作带给他的无与伦比的乐趣。
朵拉谈到新冠疫情爆发不仅对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有所影响，更给人们带来了生理和心理的伤害，也让她更为深刻地体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她指出马华作家更倾向于书写华人教育和中华文化，往往不经意地忽略了马来西亚其他民族。经过新冠疫情这次危机之后，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质的提升。她呼吁马华作家跳出既有框架，更加关注当下马来西亚文化的融合，主动承担起自己应背负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与之相应的，部分学者针对上述华人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观照。孙良好（温州大学）注意到了新世纪以来张翎创作焦点的转移，认为她对苦难题材的偏好源于个人独特经历和全球的各种灾难和战争的爆发，并以《阵痛》和《劳燕》为例探析了张翎苦难书写的呈现方式。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从民间个人视角的亲历性、叩问人性、反思战争三个方面对元山里子与周励两位新移民女作家的近作进行了考察。陆士清（复旦大学）同样以旅美华文作家周励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其作品中的灾难叙事和思想艺术，指出灾难文学虽题材另有别裁，但仍是人的文学。钱虹（同济大学）则系统梳理了自2020年以来北美华文文坛与疫情相关的现实之作，展示了海外华文文学疫情书写的多重面向。张娟（东南大学）结合全球疫情的时代背景对2021年度海外华语小说进行综观，发现这批作品在文学表现上都关注个体的精神与情感，体现出了这个时代“向内转”的一种情绪主流。
三、批评实践：共同体叙事
语境下的多向探索
文学批评不仅是文学理论的磨刀石，也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引擎，三者互契互恰形成了良性互动的链条。从此次工作坊参会学者的精彩论道中不难发现，有关共同体叙事语境下的华语文学批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力求打开更为广阔和富有活力的批评实践空间，主要可分为四个版块：
首先是注重對不同学科学术前沿成果的借鉴。容世诚（新加坡国立大学）援引大量的电影片段、海报、报刊等历史资料，通过三部国语电影中的三首电影歌曲展开对香港文化冷战的研究。通过分析和对比三首电影歌曲《我的祖国》《歌唱祖国》和《温柔乡》中的主题表达、修辞策略和旋律典故，从而探讨了声音和图像在这场文化冷战中的影响。舛谷锐（日本立教大学）通过马华文学的旅游写作，探索了国内旅游和国家认同问题。他指出卓衍豪的旅游书写与相关照片表明，马来西亚的田园风光不仅是一种旅游资源，也是一种可以被所有国家共享的象征，并将会成为一个国家认同的共享符号。须文蔚（台湾师范大学）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台湾诗歌新的形态，他以《每日一诗》电子报、《晚安诗》和《每天为你读首诗》社群媒体为例，剖析了数位诗特殊的传播形式和其带来的美学革新与技术突破。王钰婷（台湾清华大学）探讨了陈若曦《尹县长》一系列作品在《中国时报》《联合报》与《中央日报》等报刊发表的现象，以梳理陈若曦作品典律化（canonization）之过程，探讨其所引发的之台港文艺思潮之文学传播现象。梁燕丽（复旦大学）从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戏剧的角度，透过对白先勇在昆曲与《牡丹亭》《玉簪记》《白罗衫》等剧目的选择与再造，传达了他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而白先勇的昆曲情结同样承载了其审美意蕴和艺术精神。陈济舟（哈佛大学）则以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所产生的各类叙事为切入点，试图对灾难叙事和灾难文化的研究边界进行探索。
消失考现文学近来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凌逾（华南师范大学）承认消失与考现之间存在的张力，通过细致梳理发现香港作家开拓出了消失考现文学，并形成了别具匠心的文学脉络。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消失考现文学为人类如何避免同质化、被消失，而留存他者化特色，提供了有启迪意义的文化思考，并有望提供新的理论。同样，徐诗颖（华南师范大学）也对新世纪以来香港的地志考现活动进行了考察，她指出青年作家们通过“文学散步”在实地走访中走向具体的地景文化认同，以此追寻在地化的理念，形成新的“集体记忆”。
其次是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读重释。黄心村（香港大学）从1944年《杂志月刊》的女作家聚谈会展开，通过回顾张爱玲的大学时期，聚焦于深受张爱玲所青睐的英国女作家斯特拉·本森。黄心村指出本森作为一名声名鹊起的多产作家处于当时香港战前殖民主义阅读文化的中心。她认为斯特拉·本森和张爱玲之间互为参照，前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张爱玲，并为其战后旅行和数十年的海外写作提供养分。与此同时，二者间的联系也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重新理解斯特拉·本森。鲍良兵（温州大学）借助“互文性”理论，将丁玲的小说《水》这一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从政治思想史、社会文化史和文学史等多个角度，考察了小说的创造性内涵和意义。王小平（上海师范大学）主要研究了木心独特的世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完成自我身份的塑造。樊洛平（郑州大学）从文学史宏观的角度来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自然写作的潮流，聚焦于其中的客籍作家创作的表现形态。龙扬志（暨南大学）指出“南来文人”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要内容，认为许杰的南洋之行通过文学追忆呈现为复杂的南洋体验与异域想象，彰显出了“五四”文人对自我身份定位的现代内涵与精英化特征。李良（江苏社会科学院）审视了新移民文学二战叙事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出作家应该回到历史现场，重建生活语境。彭贵昌（广州大学）与之相呼应，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指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抗战书写的特点表现在常常以人道主义审视历史，塑造抗战中底层、边缘的另类英雄形象，作家们也以人物在抗战中的流散状态来隐喻自己的边缘身份。杨际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则从书写的主体和书写的内容两个层面评析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呼吁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本质。
再者是及时展开对于当前华语作家创作现象的分析。朱崇科（中山大学）将张贵兴《野猪渡河》这一文学实践放置于本土性的结构和解构之中，并从文学婆羅洲视角出发对小说中“猪”这一意象的变异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和吊诡。曾攀（南方文坛）从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入手，在全球化与疫情的语境下深入开掘了共同体这一文学表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王艳芳（江苏师范大学）总体性地考察了贺淑芳的作品，认为她的作品以“非典型”性的华文书写构筑了马华文学世界性的独特面向。白杨（暨南大学）从2020-2021年香港文学创作的整体观照出发，以西西、黄碧云、董启章以及谢晓虹等三代作家为研究对象，认为香港地区的文学创作不仅体现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切，也反映了文学传统代际传承的恒定与新变，展现出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多样的文学面貌。詹玲（杭州师范大学）《后人类时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人学观面向》以中国科幻小说为主体，兼及国外科幻创作探讨了科幻小说考察人性及人类价值观问题的发展与演变。
其中作家作品研究最为突出的便是对灾难书写的关注。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以阿来的《云中记》与李西闽的《幸存者》《救赎》《我们为什么要呼救》为主要观察对象，关注受创者如何走出灾难阴影的“后灾难书写”，深入解读了后灾难文学中的生命叙事。张堂会（扬州大学）结合当代文学中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审视了这类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光辉与幽暗层面。涂航（新加坡国立大学）以“最后之人”（Last Man）的美学意象为出发点，思考西方灾难叙事中的末世想象，并认为“最后之人”中蕴含了丰富的神学、美学以及政治伦理思考，以此折射灾难叙事的复杂多变。曲景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梳理了《史记·李斯传》中李斯生平的五个重要节点，并从司马迁对李斯的定位、五叹六说的叙事结构、文笔文词、太史公的变调、创格与史笔多个方面对《史记》李斯书写的笔法进行了细致探讨。
最后，从文学期刊的角度切入亦是此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对期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把握文化变化与华语文学的发展。李桂玲《当代文学评论》分析了文学期刊在地震灾难叙事的生成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意义。她选取与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灾害相关的文学期刊样本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人文精神在人类面对灾难、消解灾难带来的创伤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另一向度里深刻认知人类的灾难文化。张羽（厦门大学）聚焦于《台湾先锋》这份抗日宣传刊物，从刊物的命运发展、抗战中台湾少年团的文艺演出和文化宣传、妇女反抗运动书写与刊物记载的演剧实践与文化宣传四个方面分析了台湾义勇队在浙江和福建等地的革命宣传和文化抗战活动。陈庆妃（华侨大学）基于《素叶文学》的“同人性”松散自然的结社与“野”的文学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以这份刊物为研究对象探察了香港本土作家、香港文学本土性的生成过程。计红芳（常熟理工学院）则关注德华大陆留学生文学发表的重镇《欧华导报》（报纸）和《莱茵通信》（期刊），通过述说它们与德国华文纸媒发展、德华留学生文学以及衍生的新移民文学之间的某种关联，希冀激发研究者对海外华文文学史料的重视。
为期两天的工作坊会议至此圆满结束。本次大会在古今传承与中西融合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下，在跨学科、跨文化、跨国际的中西合作中审视华语文学的多种面向，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凸显华语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多元性和对话性。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和全球态势下，讨论华语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我们梳理当代华语文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和创作方向亦具有深远的意义。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充分展现了中西学人众声和鸣、互镜创新的学术风貌，以及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怀，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交流成果，将对助推华语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层面产生重要影响。大会主席金进（浙江大学）在大会总结中指出，在人类共同命运下彰显华语文学的担当与意义，让世界华语文学研究这一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最具世界视野的分支，不仅仅在空间上构成中国文学世界化的特点，更在思想上具备全球性的人类意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语），从而在文学维度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黄洁玲）
Bringing East and West together to build consensus ——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bout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ew Direction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Zhu Yuting
Abstract： Exploring new direction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literary research. Thi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 from a ric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cademic debate will be conducted on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ism， post-humanism， nationalism， literary ethics， anthropology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econdly， pay attention to the aesthetic choice of the creative subjects， and start a dialogue arou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personal creation concepts. Thirdly， focus on the multi-directional exploration of critical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narratives， and expand the critical space in four directions， from focusing on drawing on the academic frontie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reinterpreting the works of classic writers， reflecting current writers creations and new works， and focusing on journal research.
Keywor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ritical Practice
（English Translator： Zhu Y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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