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性别议题始终是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不仅纠正了传统积存的性别迷思，发掘出被压抑的性别主体的自我意识，也摹画了繁复多元的性别对话轨迹。其中，尤以女性主义研究蔚为大观。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近代以来历史变革与文化冲击之下，女性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重建，及其与国族认同、革命思潮、社会秩序之间的纠葛与缠绕。从晚清的名媛闺秀到现代新女性作家，从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到视觉文本中的女性角色，新女性形象不断被叙述、想象和探讨。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性别主体性已然超越了阴性/阳刚、理性/感性、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的模式，彰显出丰富的意涵和能动性。海外女性学者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也在与本土研究范式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照下显露出独到的价值。随着社会思潮和批评话语的迭代，对弱势性别群体的关注持续加强，性别空间不断松动、延展，表现出更为多元的质地，因应着强大的传统观念在当代语境下的种种衍生和变体。
关键词：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海外研究；文献叙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71-10一、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①
汤尼·白露（Tani E. Barlow）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的思想史。②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有关妇女的新社会史研究是如何既促进同时又限制女性主体以明确的“作为女人”的自我意识来直接谈论中国妇女的。第二章《论“妇女”》，介绍和分析“妇女”内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迁。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反复动荡中，由儒家教义里的“妇女”一变为殖民现代性中的“女性”，再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妇女”。但后一次转变不是制造一个驯服的女性主体，而是再造“妇女”，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发生的“词语误用”（catachreses）。在这样的情况下，“妇女”成为了一个流动的能指，在不同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中能够获得不同的内涵，因此总是存在被“再造”的可能与条件。第三章瞩目于20世纪20年代在那些趣味平庸的期刊杂志中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女性主义基础：进步论。这一章内容丰富，将公民身份、国际主义、殖民现代性、妇女解放、优生学等内容都纳入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丁玲。第四章以“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为核心概念，来分析丁玲的早期小说和女性主义思想，第五章继续以丁玲从启蒙女性到革命女性的转变为研究对象，指出“毛泽东主义理论框架的形成为启蒙女性主义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使丁玲和其他女性主义的共产党人能够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主体应该是什么”。第六章《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以李小江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分析改革初期当代中国的启蒙女性主义的重新确立，这一重新确立以这样的疑问方式出场：“什么是中国女性主义真正的主体？”第七章也即最后一章，名为《全球化：戴锦华与20世纪90年代后结构女性主义》，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女性主义思想涌现出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以更开阔的理论和历史视野，展示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新的符合启蒙女性主义领域的成果，这一变化以戴锦华为代表人物。
可以看到，前三章是一个更宏观的论述，而后四章则以中心人物为主要线索展开论述。在前三章，作者所突出的是“词语误用”和历史书写中的过去未来时。词语的误用指的是对专有名词（例如“妇女”）的特殊误用，在其中，词语的所指对象，从理论或哲学上讲，是不恰当的。此书的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分析词语误用的历史，透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而历史书写中的过去未来时，目的在于强调被包含在过去时刻的思考所展望和开辟的未来里对“妇女曾经可能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包含着我们思考中国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未来的可能性。在后四章，以丁玲、李小江和戴锦华为主要人物的分析，则是致力于分析她们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将她们组织到一个线性的叙事中，而是把每一个女性思想家置于她们自己的思考所面对的特定语境，去分析她们的思想的复杂性。
白露明确提到，“此书主要为那些同样面对女性主义的妇女问题进行思考的学者们而著”，白露希望此书能够帮助中国和国际上的女性主义学者校正对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连接方式的历史理解。而对一般读者来说，白露希望此书能够提供一个反思的参照，使这些读者能够“对声称什么是和不是的‘普遍性产生更多的戒心”。白露最终没有明确地回答“女性主义最终会是什么”的问题，在她看来，与其界定它，不如开发一种描述的方法，去描述那些为了公平以及自我呈现的权利所进行的不连贯的探索是如何有规律地出现的。
该书现有中译本《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李小江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二、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③
《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一书的前身是1988年由汤尼·白露编辑发表于英文期刊《中国现代文学》4卷1&2期合集的特刊，名为“性别、写作、女性主义及中国”。特刊中包括13篇文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寫作，中国现代文学男性写作中所使用的性别意象，以及指出以往相关评论存在的历史或思想意识局限性。此特刊一经发表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可算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及性别研究的发轫。1993年在增加刘禾和孟悦两位学者的文章后上述特刊结集出版，名为《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书中文章在理论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既包括英美女性主义、人权主义理论亦包括福柯主义和后殖民理论。
所辑文章中最为出色的几篇都专注于论证性别功能与国家构建和阶级斗争之关系。如陈清侨的文章《绝望的语言：五四知识分子“新女性”的意识形态呈现》一文是对“五四一代男性知识分子仅是表面上强调女性问题”这一观点的奠基性研究，作者成功“借由新女性的投射性主体性展示了知识分子为理解其新主体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努力的复杂性和强度”。孟悦的文章《女性形象和国家神话》一文用性别作为其它问题的象征媒介，有效地在个人和公众的互动中将性别、阶级和国家机构这几个类别联系起来以展示社会主义文学中性别差异的文化及政治编码功能。在这篇文章中孟悦展示了性别和阶级这两个类别是如何象征性的被使用的，它们各自表达了在官方和其它版本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本书中另一组文章关注“人们如何将女性作家视为一个群体亦或一种传统”这一问题。如刘禾的《创造和介入：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传统》探讨女性文学传统理念，她将此术语放在中国政治话语的背景中，并指出批评家在建构传统观念和传统本身中的重要性。通过讨论包括丁玲、张洁和王安忆在内的三位女作家阐述“女性传统”在当下的主要特征，她指出通过把五四时期的作家与后毛泽东时代相连接，这个“女性传统”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女性评论家想象逾越过去几十年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批评实践，这是一种赞扬女性作家但却没有授予她们主体地位的批评实践。文棣（Wendy Larson）的《“妇女文学”的终结：1925年至1935年的女性文学》通过研究此时期有关“女性”和“文学”之关联的文章以及20年代晚期冰心和丁玲的作品，指出当时的男性评论家们认为女性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其所具有的需要被克服的消极元素，如多情善感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浪漫主义，这种想法助长了许多由女性创造的文学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政治化的背景下遭遇被边缘化的命运。周蕾的《妇德交易：对凌淑华三个短篇小说的解读》一文针对有关20世纪20至30年代的“闺秀文学”的评论观点提出异议，作者认为凌叔华闺秀式的优雅和她聚焦于家庭内部事务场景的写作视角其实是深刻理解社会的一种最佳手段。
除了上述五篇文章外，本书还包括白露所写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导言，布朗（Carolyn T. Brown）的《女性作为比喻：鲁迅小说〈肥皂〉中的性别和权力》，卡普兰（Randy Kaplan）的《顺服和桀骜的图像：田汉早期戏剧中的女性形象》，顾彬的《身体写作：作为伤痕文学的舒婷诗歌》，陈育诗的《和谐与平等：反思〈绿化树〉和〈方舟〉》，王征对王安忆、朱琳、戴晴的三个访谈，王仁强（Richard King）的《在译者眼里：论王祖铃（竹林）的意义》，张诵圣的《袁琼琼与台湾女性作家中张爱玲的风行》，所罗门的《占据虎山：残雪的抵抗与文化批判》，伍湘畹的《中文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李昂〈杀夫〉》和戴克的《政治评价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再评价》共十六篇文章。
本书自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宝贵资源，对20世纪中国性别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教科书和研究资料。
三、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④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一书于1991年首次出版，随即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现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容错过的书目之一。
全书由前言和四个主要章节组成。作者周蕾⑤在前言中指出，本书并非是一本力求完整和全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她关心的是一种“阅读的政治”，即西方的视野呈现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模式，以及现代中国对此做出回应的方式。在后殖民的时代中，针对西方的批评已成必然，由此一来，在现代西方汉学家眼中，中国便被构建为作为西方对立面而存在的女性化的他者。不仅如此，在中国的构建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被女性化，被贬低为落后与软弱的象征。周蕾认为，这种中西对立和性别分化，体现了中国与西方的阅读政治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在这女性化的空间中，却也蕴含了激活女性自身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契机。本书第一章《观看现代中国：迈向族裔观者理论的建立》从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影片《末代皇帝》入手，继而引出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的《关于中国妇女》，并点明两者背后的相同逻辑：把中国想象成未被西方文明所染指的净土。第二章《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阅读一例》中，周蕾重新肯定了一直以来被排除在五四文学传统之外的鸳鸯蝴蝶派所具有的颠覆经典的重要意义。第三章《现代性与叙事——女性的细节之处》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对比了巴金、茅盾、鲁迅与张爱玲的作品，并指出女性在这些作家笔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第四章《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通过精神分析的理论探索了萧红、冰心、丁玲和凌叔华四位女性作家，指出了其局限，却也肯定了女性的独特视角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照下显露出的特殊价值。
在此书中，周蕾熟练地引述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精神分析以及一系列后结构主义理论，展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用西方的现代理论与丰富的中国文本相结合的策略，源自于周蕾鲜明的去殖民立场。在她看来，弱势与边缘的群体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主动接触已成为主流的西方理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打破西方的垄断状态。对理论的痴迷，是此书的长处，却也埋下了隐患。在论述的过程中，此书多少忽视了对文本与史料本身的精挑细选以及其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过多的理论分析消解了中国文学自身复杂的历史语境。瑕不掩瑜，这本书别开生面，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连接开辟了新的模式。
该书现有中译本（蔡青松译），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8年出版。
四、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1936-1976⑥
《革命年代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1936-1977》，是两卷本“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作品选”中的第二册。第一册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作品选》（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本册由艾米·杜林（Amy D. Dooling）编选，是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资助出版的“东亚書系”（Weatherhead Books on Asia）之一。该选集总计323页，全书包含导论、12位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短篇小说、中英术语对照表、补充阅读书目、译者介绍五个部分，与此同时，编者还为每位作家编写了详细的介绍，置于其作品之前。整本书的编选便于读者结合时代背景全面地了解所编选作家，同时对译者作简要了解。
该选集共收录12位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14篇短篇小说。依次为：杨刚的《肉刑》（作于1936年，作者自译）和《在美国南方》（魏若冰[Robin Visser]译）、白薇《三等病房》（作于1936年，艾米·杜林译）、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作于1937年，胡明亮译）、陈学昭的《衣食住行与生活的氛围》（作于1940年，舒允中译）和《过同蒲路》（作于1949年，舒允中译）、谢冰莹《梅子姑娘》（作于1941年，胡明亮译）、杨绛《弄真成假》（作于1944，艾米·杜林译）、苏青《涛》（作于1945年，史凯姗[Cathy Silber]译）、封凤子《画像》（作于1947年，何素楠[Ann Huss]译）、陆小曼《皇家饭店》（作于1947年，艾米·杜林译）、宗璞《红豆》（作于1957年，白杰明[Geremie Barmé]译）、茹志鹃《春暖时节》（作于1959年，桑禀怀[Sabina Knight]译）、陈若曦《查户口》（作于1976年，葛浩文译）。
该选集是一部学术性译文选。编者撰写了长达33页的“导论”来告知其编写缘由、编写目标。编者指出，20世纪中国社会处在变革之中，以此为背景，许多中国女性作家也在写作中探索女性身份的深层意义。虽然20世纪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两次写作高潮分别发生在“五四”和1976年之后，但两次高潮之间的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前后，作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革新的酝酿阶段，也具有重要研讨价值。该选集所编选的便是从1936至1976年间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女性作家。编者期望由此引发学界对以下问题作深入研讨：在女性性别身份的影响下，女性作家如何从文化上回应变革的20世纪？女性写作又如何重新定义了20世纪的民族叙事和革命叙事？
为了使该选集编目的条理性清晰可见，编者在导论中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了1930至1970年代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语境：“女性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Women and the 1930s Literary Left”）、“战时女性写作”（“Engage Womens Writing During the war”）、“日侵前后的上海作家”（“Urban Cosmopolitanism： Shanghai Writers During and After Occupation”）、“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学”（“Building Socialism， Building a New Literature， 1949-1976”）。编者以变化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对所编选女作家的创作进行阐释，期望读者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女性写作前辈，进而了解今日中国女性作家写作所继承的历史遗产。
五、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⑦
吕彤邻⑧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与性》所收录的九篇论文，源自1991年在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和性”，包括周蕾、俞明宝、刘康在内的一众海内外知名学者，对艾蓓、王安忆、蒋子丹、残雪等当代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主编吕彤邻在导论中对收录的九篇论文做了简要概括，并在她本人的论文《残雪小说创作中的妄想症》对残雪以超现实的手法，对婚姻关系中的负面叙事进行了富有洞见的研究，与国内的残雪研究形成互补。周蕾的论文《对抗流散的诱惑：少数族裔、中国女性和知识分子霸权》（“Against the Lures of Diaspora： Minority Discourse， Chinese Women， and Intellectual Hegemony”）探討身在西方的中国女性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角色地位，她们面临着两难处境，既被视为中国不幸女性的代言人，同时又脱离了这些女性的实际生活环境和社会境遇，因此存在着不能代表她们或她们利益的危险。而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女性文学在很多西方研究者那里被边缘化了，不管这些研究者自认为他们是多么的开明和激进。
钟雪萍的《姐妹关系？两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女性亲密友情》（“Sisterhood？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s Relationships in Two Contemporary Chinese Texts”）讨论了蒋子丹和王安忆新作中对女性友情的刻画，她们都在作品中剖析了女性由少年时期的亲密无间到结婚工作之后的慢慢疏远。俞明宝的《中国现代小说起源中的性别化》（“Gender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再审视。文章认为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者，比如鲁迅，倾向于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下层社会被压迫者大声疾呼，但矛盾的是创作这些文学的作家往往都是来自社会的上层，因而他们对这些人物的处境缺乏切身的感受。俞明宝指出男作家对受压迫女性的叙写，不论其意图如何，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
本书收录的其他论文，像刘康的《路翎小说中的欲望、阶级话语和主体性》（“The Language of Desire， Class， and Subjectivity in Lu Lings Fiction”）、朱玲的《勇敢新世界？论红高粱家族中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意识”》（“A Brave New Worl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and‘Femininityin The Red Sorghum Family”）、Margaret H. Decker的《被禁锢的女性气质：艾蓓小说中的主体性、代理人和犯罪行为》（Femininity as Imprisonment： Subjectivity， Agency， and Criminality in Ai Beis Fiction）、Marie-
Claire Huot的《刘恒之〈伏羲伏羲〉：女娲怎么样了？》（“Liu Hengs Fuxi Fuxi： What About Nüwa？）、Elissa Rashkin的《作为阉割和观淫的诱奸：〈疯狂的代价〉中的混乱政治学》（“Rape as Castration as Spectacle： The Price of Frenzys Politics of Confusion”），都对各自的论题做出了富有见地的阐释。本书对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做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的学者来说会有所裨益。
六、Other Genders， Other
Sexualities： Chinese Differences⑨
本书是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中心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高级研究院举办的“中国学领域中的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特辑。该会议于2012年6月19日举办，与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历史、文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这种跨地区、跨学科的组构激发了他们对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状态的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王玲珍⑩从参会论文中选取了侧重历史、人文和理论的七篇论文和一篇对话，于2013年以期刊特辑的形式发表在美国《差异》（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e Studies）杂志的当年第2期上。本书是此论文集整理后的中文版，旨在扩大原刊的影响，直接同中国学者和读者交流。关于中国妇女与性别的学术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本专集收录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批评角度展示了中国学领域里性别与女性研究中的成就与动态，重新审视性和性别观念以及实践在中国不同历史和政治场景中的特性，一方面质疑中国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中西二元对立视角，一方面挑战任何一种单向普世思维模式。
本书共收录八篇论文和一篇对话，可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汤尼·白露（Tani E. Barlow）、李小江和王玲珍的三篇文章和一篇对话，探讨了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系列历史和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了董丽敏和俞示玲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在过去二三十年性别学术讨论中常常被忽略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段——“十七年”时期（1949-1966）和汉魏时期（公元202年—公元265年），并为这两段历史以及之后的朝代或新时期里性别转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观点和学术见解。最后一部分包括邝师华（Srarh Kile）和何成洲的两篇文章，主要关注明清时期和当代中国两个历史时期中与市场和商品经济有关的跨性别表演和再现。两位作者对当下流行的两种跨性别演出理论的单一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一种强调颠覆性别常态的个人主体性，一种突出政治上对异类、异质性别身份的压制。
王玲珍主编的《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论文选集从汉魏阴阳平衡和复仇女杰的崛起，到明清商业文化中的男性文人权力和女扮男装的表演；从20世纪前30年殖民资本商业在中国都市通过广告对现代女性的普世建构，到“十七年”时期对妇女劳动的强调；从20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性别差异历史中激发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思考和对性差异的再定义，到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下跨性别表演所带来的商业合谋和政治挑战，这本专集中的八篇文章深入探讨了有关中国的性/性别在理论、历史和（跨）文化方面的别样意义和别样模式，给当代中国以及世界有关性/性别和女性主义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前卫视点和重要范本。该书现有中译本《中国的性/性别：历史的差异》，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2016年出版。
七、Personal Matters：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1
《个人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中國女性自传书写》致力于探讨女性作家自传性书写在其身份形成和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研究对象包括自晚清的秋瑾到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自传性写作，涉及诗歌、弹词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及长篇小说等文类。在其研究中，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个人性”（personal）至关重要。王玲珍认为，尽管女性作家自传性写作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流话语，如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改革等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自传性写作可以反映出被这些主流话语及学术研究所忽略、挪用的女性“个人性”话语的各个方面，包括女性主体性视角、情感挣扎、跨主体关系，及女性心理、身体活动，等等，而这正是本书所希望呈现的。
本书共有五章，每章分别围绕女性自传性书写中的个人话语实践的一两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主要探讨秋瑾作为女性作家的情感生活与身体活动。王玲珍指出，秋瑾不仅仅是现代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典型；同时，她也是一位多产的女性作家，她的诗词、书信以及一部自传性的弹词小说都展现出不同时期中个人的情感、欲望与理想，且这些个人话语实践与其公众形象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惟有通过其自传性书写，方能重塑个人话语的历史性意义。第二、三章围绕“母亲—女儿”的跨主体关系展开。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和心理分析中，跨主体关系被视为个体身份的形成性要素。王玲珍通过自晚清到1950年代的女性作家，包括冯沅君、冰心、丁玲、关露、杨沫，对于母亲的个体欲望与认同的想象性书写，重塑自我女性主体，质疑、颠覆了传统的男性中心的主体范式。第四章通过对八十年代女作家遇罗锦自传书写的分析，探讨在公共空间中个人的、性别的话语实践的成功展开。第五章通过对陈染、林白、王安忆三位九十年代女性作家自传书写的研究，王玲珍指出她们的写作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所实现的私人空间与私人话语的构建；另一方面从作家童年经历、性别记忆所形成的自我情感出发，认为这些自传书写中的个性不能仅仅归结于消费主义，更呈现出与消费主义的协商与反抗。
王玲珍的《个人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自传书写》在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对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自传书写中体现出的主体意识进行了全面探讨的同时，根据中国的文学语境评价、发展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譬如将“跨主义关系”由原本的“女性—男性”关系延展到“母亲—女儿”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对于中国女性主体研究有借鉴作用，也启发了妇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运用。
八、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12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初版于2005年。通过聚焦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群，作者黄心村13不仅梳理了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与生活情况，也将日据时期的上海女性写作当作一个文化标本，重新构造了战争与和平、社会与个人、进步与倒退、反抗与臣服、逃离与妥协的繁复景观，即“这一代新型都市作者对上海的描述尽显她们背后剧烈动荡的环境，她们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将写作和出版定义为一种生存的手段，一条通向更人性化的生活的途径，以及个人自由表达的重要渠道。”可以说，这些女作家笔下记录的是穿越战争与占领的个人旅程。在政治高压环境里巧妙地占据了一席空间之后，她们巩固并发展了一个中层读者群，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也维护了上海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都市中的文化生活。
该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战争·女性·家庭性”讨论了“战争”“女性”“家庭性”这几个关键词；第二章“打造公共知识分子：女性出版文化的诞生”考察了当时的女性出版文化；第三章“形象工作室：女性杂志的艺术”以关露和《女声》为个案来论述女性杂志的艺术；第四章“她的名字写在水上：张爱玲与现代散文”研究了张爱玲的散文；第五章“战乱年代的民族志：苏青与潘柳黛的自传体小说”将视野投向苏青、潘柳黛的自传小说；第六章“废墟花园：施济美的闺秀小说”以施济美的闺秀小说为个案。
该书开篇以“郝思嘉游记”作比，暗喻了艰难时世、女性形象、顽强生存和通俗文化的外来影响。在作者看来，女性作家的写作关注个人、关注家庭婚姻、关注文化的细微处，似乎无涉战争，但实质上这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策略，也就是在书写家庭主题的掩护下记录个人的战时体验”。该书探究战争叙事与女性书写及家庭性定位、女性出版文化、女性杂志的艺术，是希望将“抵抗”一词从孤岛文学传统的掌控下被释放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沦陷上海的女性文化活动，文本策略也能看成是有效的战争表达。”在张爱玲之外，作者还将视野投向同时期的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女性作家，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这批女性作家如何以各自的书写穿越战争时代，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的体认，值得被关注。
该书现有中译本《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
九、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1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小说创作的范式也随之革新。刘剑梅15在其第一部专著《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中，聚焦“革命加恋爱”这一自“大革命”后流行一时的小说创作公式，出入文本内外，探勘文学想象与历史现场、性别书写与政治暴力、群体激情与私我情欲之间延绵不绝的纷争和互动。在新世纪呼吁“告别革命”的时刻，作者回望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大革命叙事，一方面反省“革命加恋爱”这一范式在近一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被不断复制的情形，重评此种“主题重复”曝露的文学书写过于意识形态化之问题；另一方面，作者也相当警惕对时代文学的“整体性批评”会招致新的成见，因此时时不忘返回到个人的、历史的特殊语境里，从“重复”中寻觅和捕捉不同文本间丝丝缕缕的“差异”，追问个体的情动、爱欲如何与宏阔的革命伟业相互激荡却又彼此扦格。
本书分六章，另有引言和结论两章，272页。著作首章勾描“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从草创成形直至渐领风骚的情景。次章以蒋光慈、茅盾、洪灵菲和华汉的此类小说为论述对象，展示投身群众革命的热情，从未真正压制他们的浪漫情怀或颓废伤感的幽暗情愫。辩证之处正在于，这些左翼作家试图遁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以实现“无我”的努力，更使其张扬情感的“有我”主体充满矛盾与暧昧。第三章转向女性作家的相关书写，无论是白薇自传体小说传达的歇斯底里之症候、庐隐对死亡美学的迷恋，还是丁玲重塑“新女性”的尝试，都将女性或隐私或公开的困境置于人前。革命的极端暴力透过生死爱欲加诸女性的“病躯”与精神——她们以一己之身担荷历史创痛的傷痕书写，无论其情感表达细腻还是暴烈，都判然有别于前述男性作家的创作。第四章另辟蹊径，将施蛰存、穆时英、张资平等五位“海派”作家及作品置于“革命加恋爱”的脉络中检视，当无孔不入的资本市场及消费文化与“革命”和“情爱”碰撞或共舞，上海摩登的暧昧与新意也于焉迭出。第五章将焦点聚于1949年后“革命加恋爱”类型文学的进一步固化。值得深思的是，即使在“十七年”文学（1949-1966）中，革命与情爱的联结兼较量也从未中断。无论萧也牧、欧阳山、杨沫等作家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向革命文学靠拢，他们的情感表达始终未能完全与政治要求相谐相和。著作的末章则抛出疑问：80、90年代资本主义浪潮席卷而来，新时代的写作究竟是在告别革命还是铭记革命？作者以陈忠实和王小波的写作为例抒一己之见，力证其中对女性的贬损、投向女体的“凝视”乃至以黑色幽默的笔触重启被压抑的情欲书写，其实在昭示着“革命加恋爱”之文学，正以改头换面却万变不离其宗的方式“魂兮归来”。
缘此，刘剑梅此著一再提醒我们，“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类型未必只能以“公式化写作”论之弃之，反而因缠入了纷纭芜杂的生命印记和不绝如缕的感性记忆，启发我们重审“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神话。诚如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对此著的称许：“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该著现有中译本《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十、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16
本书作者文棣（Wendy Larson）17，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妇女与写作之间错综纠缠、复杂多元的关系进行考察。著者追溯封建时代的中国妇女处于德、贞洁、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的相互冲突中，而这些所谓的“美德”思想却把中国女性牢牢地禁锢在家庭中，外面的世界则成为男人的天下，由此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社会格局。而对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妇女解放都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表征，中国同样如此，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即在新文化运动强调文学与艺术的现代性之时间段中出现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中国妇女与写作之间密切相关。本书还指出，现代中国女作家需要持续不断地协调并处理好她们所面对的几组对立关系，即在国家救亡责任与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在她们的肉体欲望与文学写作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文棣成功地展示出20世纪中国妇女怎样坚持不懈地反对各种各样的父权禁锢与束缚，指出她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通过文学写作来表达出自身的愿望，尽管她们的女性性别特征始终被当作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从这个角度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学生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采用性别理论时，包括那些对性别主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们，都将从本书对中国妇女写作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中受到很多启发。本书还是首部大规模处理中国女性性别主题的一部专著。不仅如此，在本书包含的参考书目与索引中，与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作品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相关的大量研究资料，可为当时与之后阅读该书的读者们提供文献资料上的参考与借鉴。
十一、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18
晚清民初，在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现代性焦虑的背景下，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话语的实践混合下逐渐浮现。翻译，作为对话的桥梁，无疑为探究这一生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视角。《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中，胡缨19聚焦清末民初时期逐渐浮现的新女性形象，通过考察各种文体、版本及媒介方式，大跨度地并置、比较形象类型，通过“本土中心”和“西方冲击”两个角度，对“新女性”这一形象的生产、流传以至移植情况进行了有效的追踪，包括“傅彩云”、“茶花女”、“苏菲亚”及“罗兰夫人”等。这些经典“传说”都成了建构中国“新女性”的重要资源，而通过对它们的生动剖析，本书从整体上也构成了一个展示中西文化对撞、磨合与再生，凸显想象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复杂关系的精彩“传说”。
该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以曾朴小说《孽海花》中的傅彩云为例，考察了“本土中心”的跨界表现。作者认为《孽海花》通过对传统的浪漫情节的调动，将这一段危险的异国恋情本土化，彩云身上所投射出来的对经济独立、女性教育和公共领域的参与，以及对性自由的渴求，都成了本土因素并逐渐进入到“新女性”的建构中；第二章“移植‘茶花女”从林纾采用古文对译《茶花女》谈起，西方女性形象随着翻译传入中国，但文言文有时已经不能准确地描绘一些新的西方事物，新文学拓展了这一狭窄边界，通过嫁接一些新鲜的、迥然不同的元素，发挥了“西方冲击”的作用；第三章“从索菲亚到苏菲亚”和第四章“罗兰夫人及其中国姐妹”都表明，“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不同版本中展现出来的形象凸显了西方与中国传统的差异性，使“新女性”在这种差异性的影响下被建构起来，而且，这些异域形象的不断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女性”形象的转化几乎是一致的，“新女性的角色经过整合，已成为集权利、义务、素质为一体的复合概念。”
该书现有中译本《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彭姗姗、龙瑜宬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十二、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20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作者季家珍（Joan Judge）21，初版于2008年。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另有导论和结论两部分。全书从女德管理制度，历史、国家与妇女才能，妇女英雄主义的新全球化等级制度三个方面，构建了三种女性形象模型，对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妇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研究，以期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新变与新解。
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的关键阶段。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主体岌岌可危，亟待重建。《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采用了新的视点和研究范式来研究这一历史转折点下的重要历史变迁。全书聚焦于妇女问题，阐释了当时国家、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艰难自我调适，以及作为其标志的文化悖論和政治抱负。作者资料翔实，用料巧妙独特，梳理了中国妇女传记。中国妇女传记在两千年历史之外，于20世纪初，重获政治重要性，被激发出各种文化和政治用途。作者以传记为基点，深入地探寻了中国人对待自己的历史和（以日本为中介的）现代西方的各种方式。
作者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男女行动者运用妇女传记的方式：利用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妇女传记，来宣扬有关女德、女才和女性英雄主义的各种竞争性的观念。在这些目的的背后，是当时的现代化主体借此对中国礼教、文化遗产和国家未来，提出不同评价、看法和理想构建方案。作者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不同的认知、理想构建和未来路径，对历史变迁做出了新的诠释。作者通过追溯第一代中国女政治活动家、女留学生、女教师、女作家多方斡旋的生活经历，对古今种种性别分类主义提出了质疑，要求正常处理女性日常生活。此外，作者别出心裁地在每章结尾处都设置了对照，以凸显想象性认知与相应的真实妇女生活之间的断裂。在此书的结尾，作者对21世纪初妇女问题如何继续作为中国人对过去、西方和国家理解的视点，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该书现有中译本《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杨可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十三、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22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是一本有关中国女性传记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是来自2006年在美国拉古那召开的一场名为“中国历史中妇女传记与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 and Womens Biographical Tradition in China）的会议，与会者是来自欧美、台湾、中国大陆的妇女和性别史学者。胡缨、季家珍联系了其他与会者，将论文收录编纂为这本文集。
全书的正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学术方法论：倾听沉默，质疑内质”收录的两篇论文以具体案例讨论了研究中国妇女传记的方法论和哲学问题。第二部分“作为教化的传记”的论文针对中国妇女传记被书写的文化环境和写作意图，探讨了妇女传记书写背后的中国文化变迁。第三部分“非传统的传记资料”的论文从碑铭、小说、和史外线索搜集女性的史料，在与官方传记的对质中呈现出特定时代的女性问题。第四部分“自己的声音？”收录的论文聚焦于女性自我叙述的材料：诗歌、诗集序言和口头采访等，追寻女性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主体。
综合来看，《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其中的论文被编排得井然有序，讨论问题的深度逐步递增，每一篇文章都在互相对话，完全可以视为一本研究中国女性历史书写的专著。中国女性传记的书写传统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表明这些传记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性别规范的变迁，同时它们本身也参与了性别文化的构建与发展。作者们都关注到了主体性的问题，即由这些传记材料所建构的女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算作中国女性的主体，何种程度上算作书写和评判女性的中国男性与中国文化的主体。为此他们在方法论上采取了多种策略：对于官方传记探究其中的男性视野，对于非官方材料则力图寻找被官方话语遮蔽的文化讯息，对于女性的自我叙述材料则关注女性的自我建构。由此，对于中国女性研究的文献方法论就被不断地完善了。正如本书的编者们着力强调的，中国女性传记这一研究领域能推动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人重新思考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化趋势。这一混杂了历史、哲学、心理的书写领域，在本书中呈现了巨大的研究价值。
该书现有中译本《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及《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台译本，由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出版。
十四、Gender and Subjectiv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3
朱萍24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性别和主体性》介绍了中国流动和相对的性别观念如何与西方刻板的二元性别观念在近现代遭遇并发生冲撞。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非二元对立的性观念和现象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希望从西方文化中也能寻找到這种例证。除“总论”外，全书共分为五章，外加一个结语。第一章提供了一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想象中强化女性的简史，第二至第五章分别讨论这个强化了的女性意象如何在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革命女性主义这四个方面发生效应。
第一章讲“女性”这个性感的主体如何在现代中国经由现代科学的介入而诞生。有趣的是，男女的身体在科学的关照下变得越来越不神秘，但是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将女性神秘化，以此来强化女性和民族。各种“女性中心说”在民国盛行就是例证。第二章专讲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通常认为鲁迅塑造了一系列受迫害的妇女形象来控诉传统和旧文化。但是作者指出鲁迅其实和他作品中的女性（包括女鬼）形象都有着强烈的共情关系。女性形象在鲁迅的作品中总是变化不定，象征着鲁迅“历史的中间物”的暧昧的自我定位。第三章讲郁达夫、郭沫若和张资平小说中的情感丰富的女性形象。正因为在殖民话语的逼视下，男性主体的建构变得尤其困难，用女性来和国家建立情感联系也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民族主义叙述策略。第四章写两位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和穆时英小说中性感和多变的摩登女郎。对这些女郎渴望却无法占有，象征着男性主体面对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被边缘化的尴尬经验。可是刘和穆都在摩登女郎和男性主人公之间建立了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使得现代女郎能够成为男主人公进入现代性的向导。第五章写白薇和丁玲对女性文学的拓展。女性文学和女性特质都是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白薇的作品因为彻底拥抱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质而变得充满革命精神，丁玲的中晚期作品却因为拒绝女性特质而克服了作为现代女性的终极挣扎，进入了革命的领域。两个女作家分别从两个方向突破了刻板的女性特质定义，开创了新的女性想象。
在这场对以二元性别为基本想象的殖民话语所发动的文化战争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其实将现代性女性化了，也将女性化的中国强化了。通过对男权统治的挑战，他们也对世界殖民秩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
① 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该书叙录执笔者：潘莉。）
② 汤尼·白露（Tani E. Barlow），莱斯大学乔治和南希·鲁普人文教授和历史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女性历史研究。
③ Barlow， Tani E.，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该书叙录执笔者：郭恋东。）
④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1.（该书叙录执笔者：孙易。）
⑤ 周蕾（Chow Rey），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学者之一。斯坦福大学获博士，2011年起任教于杜克大学文学系。研究对象主要以东亚、西欧、北美的小说和电影等文化媒介为主，融合了深刻的后殖民和后现代跨学科理论。
⑥ Dooling， Amy D.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1936-19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该书叙录执笔者：张卓亚。）
⑦ Lu， Tongling， ed.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该书叙录执笔者：姜智芹。）
⑧ 吕彤邻，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致远讲席教授。
⑨ Wang， Lingzhen， ed. Other Genders， Other Sexualities： Chinese Differenc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该书叙录执笔者：陆艺霄。）
⑩ 王玲珍（Lingzhen Wang），康奈尔大学博士，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中心美方主任，南京大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电影、文化批评、性别研究和跨国女性主义理论。
11 Wang， Lingzhen， Personal Matters：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该书叙录执笔者：董炎。）
12 Huang， Nicole.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该书叙录执笔者：臧晴。）
13 黄心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曾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现执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视听文化研究。
14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该书叙录执笔者：乔敏。）
15 刘剑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曾任教于马里兰大学东亚系。著有《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庄子的现代命运》《彷徨的娜拉》《狂欢的女神》《小说的越界》等十数种中英文作品。
16 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该书叙录执笔者：张清芳。）
17 文棣（Wendy Lar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博士。俄勒冈大学大学东亚系教授。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当代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
18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书叙录执笔者：臧晴。）
19 胡缨，美國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晚清女性研究。
20 Judge， Joan.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该书叙录执笔者：黄文凯。）
21 季家珍（Joan Judge），1993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人文部女性研究院副教授。
22 Judge， Joan and Hu Ying eds.， 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该书叙录执笔者：臧晴。）
23 Zhu，Ping. Gender and Subjectiv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该书叙录执笔者：朱萍。）
24 朱萍，现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现代语言系副教授，兼任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的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黄洁玲）
Keyword： Gender — A Documentary Descrip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II）
Compiled by Ji Jin and Wang Ji
Abstract：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 surprising number of gender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cholars in this field endeavored to eliminate the bias and misunderstanding against the fema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liberate the female subjectivity from patriarchal discourse. The dialect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became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ever before. Among diverse academic approaches toward Chinese writing and gender issues， feminist perspectives appear to be one of the most inspiring and productive ones. Scholars have been trying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the female played during social changes and national crisis， as well as their awakening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From the gentry women in late Qing period to the "New Women" after the new cultural comparing around 1920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female writers developed their own aesthetic value， taste， and subjectivity through literary practice， demonstrating their own agency. Contemporary female scholars not only re-examined the competition，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genders， and the forming of new female images against new cultural backdrops， but also extended their focus to the marginalized gender groups， and other gender issu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Gender Study; Feminism; Sinology; Bibliographic Research
（English Translator： Ji Jin and Wang Ji）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