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鲤

　　摘要：饮食、历史、文化构成了葛亮小说《燕食记》的三重维度。由“饮食”进入“历史”，《燕食记》以一对师徒的身世流转、离散遇合铸就香江传奇，勾连近现代中国历史，书写粤港百年沧桑变化；由食物的“常”与“变”论及文化气性，《燕食记》尽力铺陈岭南文化的开阔包容、兼收并蓄，以食物的融合写人生的和解，同时道明中国传统中“调和鼎鼐”的“和合之道”。

　　关键词：葛亮；《燕食记》；饮食；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64-072022年8月4日，葛亮携新作《燕食记》在京举办了新书发布活动。作为当代文坛上的新锐，葛亮的小说创作越来越受到瞩目。王德威将葛亮视作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认为“历经《朱雀》《北鸢》两部长篇小说，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①，其叙事风格既古典又现代，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燕食记》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在延续其以往温润典雅风格的同时亦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迄今为止，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葛亮《燕食记》的创作新变，樊迎春用“社会格致学”一词评介葛亮的写作，认为《燕食记》“以食色联动粤港，展现出更宽广的视野与更博大的胸怀，以小说笔法抵达了‘现实感，带领读者领略了另一种真相与历史”②。凌逾从行业精髓、史地文化、技艺文化根脉几个方面出发，指出《燕食记》的文学意义在于“开拓味觉历史、地理学的后传统叙事”③。江冰谈到《燕食记》的定位之一是为大湾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葛亮始终表现的文化是一种互动式的、碰撞式的、融合式的，这是岭南文化研究和表达、传播岭南文化很重要的切入点”④。这些都提供了葛亮小说与历史、文化互动的参照角度，我们不妨沿着这一理路继续前进，从宏观视野出发，结合葛亮小说创作的特点，在饮食、历史、文化的多重互动中挖掘《燕食记》更深层次的内涵，呈现《燕食记》更丰富的维度。

　　葛亮花费六年时间考据采风，书中大量精细的饮食细节既力证作者匠心，又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宏博精深，同时勾连中国近现代历史，复刻岭南风华。从《朱雀》《北鸢》，及至《瓦猫》《燕食记》，葛亮在尽力勾勒擴充他温情脉脉的小说宇宙——以“物”、以“匠”、以“食”，放眼望去，其小说机杼多关乎世道人心的飘零与守候，然其背后指向的都是传统的一脉涓流。其新作《燕食记》仍然沿袭了近似前作的写作脉络，以“物”起兴，涉及“匠心”与“师承”。不同的是，这次的《燕食记》更为成熟细腻，包罗万象，吐纳人事，融汇岭南风物与历史，颇有纵横开阖的气势。饮食、历史、文化在这里巧妙的融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风俗画卷，勾勒出粤港百年沧桑变化。葛亮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为轴，串连起岭南广袤的近代史，这轴线上的民生、世情亦显现出清晰的脉络，上至元老宅第、志士仁人，下至市井民间、平民小贩，皆伴随着饮食的流转变迁与时代同频共振。饮食与历史，成为互相见证的一体两面。同时，饮食的流转变迁中亦隐藏着文化密码，从“得月楼”到“同钦楼”，再到“十八行”，饮食的调和亦是人事的调和，文化的调和。饮食中不仅蕴含着中国人处事的道理，更有关传统的赓续与文化的流传。葛亮正是藉由一个名为“饮食”的故事，“由日常立场看历史兴颓”⑤，辨认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根系所在。

　　一、“吃”与“中国人的道理”

　　《燕食记》是一本讲“吃”的小说，书的英文译名更是译作“FOOD IS HEAVEN”，可见“吃”之于人的重要性。小说题为“燕食记”，意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周朝确立“三餐制”，意味着礼制的开始，更确立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日常观念。所谓“民以食为天”，人类生计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食物。《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周易·无妄》：“以茂对时，育万物”；《尚书·尧典》：“食哉，惟时！”；《尚书大传》：“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管子》：“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齐民要术》：“农为政首”。这些都说明一个最平实的道理——饮食关乎民生。中国人向来看重饮食文化，国家管理者的大政本于此，庶民百姓的生活亦如此。饮食文化与民族性格息息相关，更塑造深层的文化心理，以至于“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⑥。《燕食记》正是以“食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但葛亮着眼的是粤港美食，这些美食多不是上得了“满汉全席”的大菜，而是肠粉、叉烧、虾饺、烧卖、月饼此一类贴近民间的“小吃”，但小吃自有小吃的悠闲、精致与丰盈，如虾饺，“造型、配料要求严苛，面皮也很讲究。虾饺皮讲求烟韧，须以澄面和水晶粉混合，最关键的是热水撞落澄面时，撞得好和水温够，全靠经验所致”⑦；又如做叉烧包，则讲究“高身雀笼，大肚收笃，包面含笑不露馅”，里面包蕴着“三分做，七分蒸”⑧的处事道理；那令人“食过返知味”的莲蓉月饼的制作过程更是考验人的心智，做莲蓉首先要去莲子，去了莲子还不够，少了苦头，它还是一颗不服气的莲子，“至重要的，还是一个‘熬字。深锅滚煮，低糖慢火。再硬皮的湘莲子，火候到了，时辰到了，自然熬它一个稔软没脾气”⑨，其次要炒莲蓉，需要“吃饱饭，慢慢炒，心急则炒不好”⑩。这个“熬”字，不仅是书中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两代师徒三人各自受业与收徒的机括，更是《燕食记》中支撑人事赓续的秘法与心诀。

　　“吃”，是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叙事线索，又不仅仅是线索。“食色”乃人之大欲，一席素宴让般若庵里的尼姑摇动凡心踏入红尘，月傅生子贻生，后托孤慧生，方有了太史第之后事。太史第，一个《红楼梦》里大观园一样的地方，钟鸣鼎食，奢华旖旎，一大群的太太小姐，丫鬟仆从。然而这次，历史的本命等而下之，有意无意地落在丫鬟之子贻生的头上。太史第“食下栏”的传统锻炼了他对味觉最初的敏感，半条鰽白咸鱼是他与七少爷锡堃友情的开端，大少奶奶颂瑛所送每年一块的莲蓉月饼，则无意中奠定他与“得月”最初的交会与契机。太史第如大观园一样，是最微小的人间世，教会并陶冶了荣贻生对食物以及人事的感知。在荣贻生这里，吃有趣，做菜也有趣，并可作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在其养母慧生那里，吃是祸端，做菜更是危险，危机不知何时何地便会再次袭来。于是在解决太史第筵席危机后，为避盛名之下的祸端，她携贻生再次出逃，来到不知名的乡镇重新安居。然而，生而为人，“吃”的问题怎么避得开？乱世中，镇上藏龙卧虎的人大有人在。其中便有断腿如“卧龙”一样的昔日得月楼大按师傅叶凤池。至此，“得月”之一环扣上襻纽，荣贻生母子与叶凤池交会，习得做月饼的技艺，成为小说上阕叙事的第一个闭环。

　　荣贻生后来成为名动香江的同钦楼的荣师傅，免不了也要收徒传艺。小说下阙仍以“吃”为契机，敷陈荣氏师徒二人的恩与怨。陈五举出身低微的茶壶仔，却因清净稳重被荣贻生看上收为徒弟，贻生传艺五举，五举却为爱入赘戴家，“叛”了师门，此后几十年不得与荣贻生相见。师徒自古便是一组最能涵盖中国人伦道义的关系，古语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人向来重“师承”，尤其手工艺者，拜师学艺，尤为重焉。许多传统行业，就是靠着师徒式的传承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徒弟往往不仅向师父学习技艺，更是以师父的一言一行为标杆，习艺习人。民间的草莽与浩荡，恩与义恰恰就蕴含在这一份“师承”中。荣贻生教陈五举熬莲子，与当年叶凤池教自己熬莲子，形成了一种“传承”的呼应。陈五举半路转入本帮菜馆，伤了荣师傅的心，他用“不见”来作为惩戒。然而“恩”断“义”未绝，五举人生中的重大转折——诸如妻子离世、店铺重起，都有同钦楼那带红点的点心及时出现，或安慰，或鼓励，原来师徒连心。葛亮表面写“饮食”，“内里却是有关中国人仁义的辩证”11。

　　葛亮的小说，始终蕴含着一种悲悯宽厚的传统人文精神。诚如莫言所说：“葛亮有意识地在传承中国小说的传统、语言的力度与分寸的拿捏。他笔下的人物，即使在艰难的时世，那种仁义的理念没有泯灭。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了重现。”12《燕食记》亦是如此。葛亮用“吃”制造牵绊，埋下伏笔，既让难解的人事有了转圜的余地，亦让人从食物中获得抵御创伤的力量。慧生与叶凤池，贻生与锡堃，贻生与司徒云重，贻生与五举，五举与凤行，莫不是因“吃”结情，因“吃”续缘。一句粤语俚俗的“食啲乜”实已点明初衷，吃什么，好不好吃，才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它包含着人世最初的温度，安抚并体恤着时代浪潮下躁动的、受伤的、不知如何自处的一颗颗心灵。“食事”与“世事”也由此打通出路，无常的世事中会有经年不散的熟悉味道，滋养人心，也疗愈人生。

　　二、“食”与“史”的映鉴互连

　　由“食事”返观“世事”，《燕食记》有着大气象。不仅在于地理位置上广东、广西、福建、上海、香港的五方杂处，更在于历史与饮食之间若有枝蔓的衍生关系。往小处说，饮食关乎着每一个普通人的一日三餐，婚丧嫁娶，往大处说，饮食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乃至历史的行进亦休戚相关。“太史第”的向太史，既是前清翰林，又是共和元老，新旧集于一身，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旁观时代的同时仍然不忘赏菊花、品蛇羹，于饮食中得到慰藉，亦从饮食中得到“前进”或“后退”的启示。太史第的筵席迎来送往，神秘的大人物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历史的面目影影绰绰，只留下“三蛇会，九大簋”的宴会传奇。饮食与历史的交会何止于此？书中还写到那五方杂处的杏花楼，本是饮茶歇息的地方，但因其敞居性，茶楼同时也是一个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的地方，大事小情均能在此遮挡掩蔽，从容进行。1985年，孙中山与杨衢云、何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就是在杏花楼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在这里，微末的“食”与宏大的“史”打破壁垒，形成一种微妙的呼应，原来“食”就是“史”，“史”就是“食”。葛亮由于受到微观史代表人物卡洛·金兹堡的影响，更“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也就是和宏大史学、权力史学相对的‘小历史。小历史植根于日常生活，反对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忽视。另一方面，‘小历史不局限于复刻或还原过去，而是从具体的个人和经验出发，走向更广阔的语境和时代。”13因此，《燕食记》中呈现的“史”不是“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而是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14。葛亮通过一个个人与食物的故事，从个人视角、民间立场切入宏观历史，在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展现时代变迁，提供了另一种对于历史的阐释。

　　在“食”与“史”的链接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由莲蓉月饼串连起来的两代师徒三位名厨才是《燕食记》的正传。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各有各的传奇经历，皆是时代沧桑巨变中凭味蕾留观的见证者。三人各自执业的得月阁、同钦楼与十八行更是敷演传奇的所在地，映射时代的起伏变化。叶凤池是辛亥的余烬，“少敏于学，然无心功名，志亦不在陶朱事业。勤武艺，并好庖厨。弱冠之年，入三点会，职‘流徙”，起义失败后，“其以穗上名肆‘得月阁大按之身，于岭南各处结社，声震庖业”15，后退匿安铺老家。荣贻生的身世隐隐映射北伐，生于尼庵，长于广府太史第，学艺于粤西安铺小镇，最终执业于香港的同钦茶楼。尼庵是近代另类简史的脚注，“北伐前后，朝野更迭。下野官僚政客，隐居于广州尼庵，作避人耳目之所，一住便是一年半载，足未出户；伺机再起者，亦以‘师姑庵作为秘密活动的场所，不少政治密谋与交易，皆于庵内拍板成交。”16荣贻生便是般若庵里师姑与军人的后代。陈五举则是香港身世的秘示，其经历与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区域扩展、楼市、股市的热潮几乎同频共振，五举由粤系入沪系，十八行由做本帮菜转向做碟头菜，既是个人的选择，事实上也是香港文化的选择。

　　从横向的时间维度上看，两代厨人的经历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厨事中埋着历史隐而不显的伏线，晚清义军、辛亥余响、军阀混战、中日战争都成为小说中引而不发的背景，康有为、孙中山、陈炯明、陈济棠等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隐约现出轮廓，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小人物的命运，也左右着近代中国的走向。从纵向的空间维度上看，《燕食记》这部小说还原了一个活色生香的粤港市民世界，将容贻生、陈五举周围的一群人物并置在一起，组成一幅硕大的市井群像图。上阕以荣贻生为主，以广府为轴心，叙及向太史、向锡堃、向锡允、颂瑛、宛舒、青湘、来婶、利先叔等太史第中人以及他们在风云流变中的繁盛与溃败，兼及贻生母子逃难安铺后遇到的周师娘、吉叔、叶凤池、袁仰三、音姑姑、秀明、司徒云重等人，这些人或于乱世中忍辱负重——如叶凤池、音姑姑；或执着坚守自己的信仰——如向锡堃、颂瑛、司徒云重；或只是简单的渴望安稳——如慧生、秀明。即便他们始终无法对抗沉重的时代，但都选择在至暗时刻以食物的味道抵挡创伤，坚强应对人生的酸甜苦辣，“酸甜苦辣让味道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开放的诠释，一种活的方法，活在现在的危机中，亦活在对未来的想象冀盼中”17，正因如此，他们在一餐一饭中经历并见证了大历史。下阙以陈五举为主，以香港为中心，围绕“十八行”的数次起落，叙及戴明义、素娥、戴凤行、戴得一家。戴家由沪入港，靠着本帮菜将十八行打响名号，引来邵公、“老克蜡”、“麻甩佬”、“司马先生”等一众怀乡思源的食客，亦招来师兄谢醒，吧女露露等“不速之客”。这一群人各有各的执念，出于对原乡味道的追随，退隐香港的邵公不断来“帮”，竟无意中害了凤行的性命；出于对当年莲蓉手艺只能传一人的选择，发迹了的师兄谢醒不断来“搅”，使得十八行辗转迁徙，甚至师徒对擂；出于对“学艺”和“栖身”的要求，吧女露露不断来“扰”，给五举及十八行带来麻烦。这些人都因对食物的执念使得十八行一次次陷入危机之中，又一次次触底反弹，绝处逢生。《燕食记》结合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将大历史嵌入细微的日常饮食之中，通過历史流变中一群普通人对食物的“我执”表现中国人的水土根性——对食物的眷恋，即是对自己来处的眷恋。

　　葛亮小说的方法论是“‘当下与‘历史的辩证，他‘相信当下之事都不是无本之木，都是有关于传统、历史的内容，因而‘更多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当下”18，这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叙述人称的转换来完成。《燕食记》小说中始终穿插“我”（毛果）这个人物，通过“我”在当下的探访，与荣师傅、五举山伯的对话，钩沉出一段段往事，在文本呈现上表现为“虚构”与“非虚构”的结合，在叙述口吻上则呈现为主观第一人称与全知第三人称的混合。借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19，小说中的叙述者至少有三重身份——作为真实作者的葛亮、作为隐含作者的毛果（教授）、以及作为叙述者的“我”，三者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叠合，形成文本内部声音的复沓，增强了故事的“在场感”：

　　葛亮正是“希望自己可以‘在场者身份，进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过渡期的发掘，从而将某种在我们文化谱系中已淡去的脉络重新进行勾勒”20。这种叙述策略在他前作《七声》《戏年》及“匠人系列”中已多有生发，其作用在于能够打破单一人称叙述形成的叙事壁垒，突破时空的界限，完成个人与历史、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沟通对话。也正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所说，“只有在小说里，恒常的真实与幻变的时序才彼此分离。我们几乎可以说，小说的整个内在动作不过是抵抗时间威力的一场斗争。……只有在小说里才有让事物显形并将其演变的创造性记忆。……只有当主体从封存于记忆的过往生命流程中窥察出他整个人生的总体和谐，才能克服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立……摄取这和谐的眼光成为神启似的洞见，能把握未获得的、因而是无以言说的生活意义。”21另一方面，作为受述者的荣师傅和五举山伯，他们既叙说历史，也被人诉说——他们的经历既象征着过去的时代和历史，同时在叙说历史之时自己业已化身成为时代的切片，接受着现代（现代人）的观照和追溯，形成一种镜像式的互参和对照。葛亮的历史观无意中契合了新历史主义的文本阐释，正是通过把“‘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22，从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历史的局部、细节，并在意平民化、日常化、个人化的生活感触，葛亮完成了“食”与“史”之间的映鉴和互连。

　　三、“融合”的文化观

　　《燕食记》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岭南，广义上而言，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狭义上而言，岭南今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三省二区，亦即是当今华南区域范围。岭南多山地丘陵，水系众多，气候湿润，物产资源丰富，既是边塞要道，又是经济重镇，“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务实、开放、兼容、创新”23。岭南文化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以饮食文化为代表。由于历史、地理和气候条件，岭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传统和风格，集南北文化优长、汇中西文化精华于一身。《燕食记》以饮食为题材，放眼岭南“食”文化，书中更兼有啖蛇羹、食菊花、嫁女饼等粤港背景下“食”之习俗，令人耳目一新。葛亮在后记中引用屈大均《广东新语》中的话“天下所有之食货，粤东几近有之；粤东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也”为小说做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食物的传统、源流，甚至食材，在广东都可以落地。这也是有关岭南文化气性的一种隐喻，它是海纳百川式的，也处在一种流转的过程中，代表一种相遇和相聚”24。

　　小说中荣师傅制“鸳鸯”月饼，这种月饼，难在制馅，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既要包容相照，又要壁垒分明。荣师傅试了几年，但只要进了焗炉，馅心就受热融化，两种馅料便一体难辨。这一纠缠他至深的难题却在徒弟五举与沪菜传人戴凤行的廚艺比试中无意中得到破解。“五举见女孩，手腕轻轻动作，便将一块豆腐干瞬间片成了薄片。轻盈灵动，全在方寸之间”25，由是得到启悟，用一片薄薄的豆腐，分隔莲蓉和奶黄，“让它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是，相得益彰”26。之后五举与凤行的结合更是象征粤菜与沪菜的交汇，“粤港糕点与上海菜肴的精髓借由造化机缘，汇于五举一身，是共时性饮食文化的碰撞，也是地域间文化精神的交融”27。葛亮既有心表现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又旨在通过食物的融合暗合传统文化中“调和鼎鼐、燮理阴阳”的和合之道。香港作家也斯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也曾以食物作比，证明“法国烹饪与泰国调味美妙的结合，令我感到，不同的文化煮在一起是可能的”28，在港生活近二十年的葛亮对香港的城市文化也有着深刻别样的感受，他以饮食为切入口，深入香港城市文化的内里，得出了与也斯一致的结论。小说中的露露，来自马来西亚，后由食客转为学徒，跟随五举在十八行学厨。露露不按常规，擅自往客人点的青鱼汤卷里加椰奶提味，五举生气不解，称闻所未闻，露露奋力辩解：“那是你见识少！我们马来的呖沙汤头，放得椰奶；泰国的冬阴功，也放得椰奶。怎么就你们上海菜放不得？”29露露的话一语中的，引起五举反思，自己所做的“水晶生煎”、“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不也是取用了广东菜的长处，将之融合在本帮菜中吗？

　　口味既然可以调和，那么人事是否也可以调和呢？葛亮始终是温情的，在小说的最后，他给了一对误会多年的师徒和解的契机，为赢回铺面，陈五举应下了谢醒策划的“锦餐玉食”厨艺比赛，比至决赛，才知最后的对手原是师父。对决的主题是“鸳鸯”。这是许多年前的唤醒——有关师傅与自己制作“鸳鸯”月饼的过程，有关自己的背叛和师傅的不原谅。

　　五举不觉额上起了薄薄的汗。他手里做着一道豆腐布丁。豆腐打碎，融忌廉与鱼胶粉，又加入了一勺椰汁。

　　露露曾问，为什么不能放椰汁呢？

　　他记得了。他花了许多时间，尝试这道点心。是的，椰汁可以祛除豆味，只余爽滑。世界上有许多的禁忌，可捆缚手脚，甚至口味。露露说得对，不试怎么知道呢？

　　……

　　他两手各持一碗，平心静气。一黑一白，流泻而下。渐渐地，渐渐地，在锅里汇成弧形。旋转、汇聚，黑白交融，壁垒分明。

　　这道点心，叫做‘太极。30

　　师父那边做的正是“鸳鸯”月饼，但却不小心出了意外，锅落了。五举知道，师父的右手受过伤，所以从来都是用左手端锅。可是五举分明看到，刚才师父端锅，用的是右手。师父是在有意成全他。

　　五举转身将掉落地上的炒锅重新架在灶上，开火炒莲蓉。当年师父教他的一招一式，全都记得。

　　五举由师父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

　　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31

　　“太极”和“鸳鸯”，蕴含的不都是“调和鼎鼐、燮理阴阳”的和合之道？“‘和合为中国经验智慧之道——借饮食的道理以追求万物和谐。‘和由‘禾和‘口组合而成，并之有祥和之意。”32五举接受了在菜中放椰汁，荣师傅原谅了五举的“背叛”，不正说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两道点心，实出一源。这又何尝不是小说的点题？正所谓“一阴一阳皆为道”，万事、万物都有两面，并且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换中不断的变化。人类学家张光直也曾说，“饮是阳而食为阴”33，所谓“饮食”，正是由一阴一阳相辅相成。

　　以“阴阳”论食物，葛亮藉此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和美之道”，更彰显出一种融合的文化观——“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它的胃。其中包含了文化间的试探与吸纳，亦包含对记忆的唤醒”34。香港作为地緣政治上的一块“飞地”，综合中西，迎接南来北往，可谓是一处极其混杂的文化场域。李欧梵认为，“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种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35霍米·巴巴则认为在一处话语混杂的历史情形中，“抵抗并不需要一种政治意图的对立行为，也不是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一种简单否定或排斥。往往只是文化差异中的疑问或修改，便会使其变得面目不一。”36荣师傅看不起“下作的本帮菜”，五举无法接受马来西亚的露露往本帮菜里加椰汁，事实上都表达出对自己所代表文化的一种坚守和维护，也可以理解为——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冲击所作出的反应。露露的椰汁被接受，代表了马来西亚文化与香港文化的交融，荣师傅原谅五举，则象征广府文化对沪上文化的接纳。这也恰说明，各种文化进入香港之后接受的香港文化的改造和吸纳，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接纳、融合正是形成香港“混杂”文化的必要之路——本港的优势，恰如海纳百川。

　　新与旧，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交接与碰撞是葛亮在书写香港时的一贯路径，这与香港自身的文化属性及葛亮本人的在地经验息息相关。从《浣熊》《飞发》到《燕食记》，葛亮笔下已经汇集起香港书写的多种可能，不同于西西、也斯等主体意识浓厚的“我城”书写，葛亮自陈：“我是大学时候去的香港，写作也是从香港开始。在这个城市里，我更关心的仍然是传统的东西。对传统的界定大概又不完全等同于历史，是一些精神层面的承继感”37。这也使得他在书写香港时“在地”与“旁观”并存，更留心观照传统，以文化的相遇和流传来表达香港这座城市，为香港书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或许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葛亮正以一个“新香港人”的视角和笔触，为他生活近二十年的另一“家城”留下见证。

　　四、结语

　　葛亮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其作品典雅、蕴藉、庄重、温润，更频频向传统致意，显示出独特的写作姿态和风格。《燕食记》以“饮食”为主题，勾连历史，映照文化。在饮食维度上，展现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宏博精深，更藉由饮食辩证“仁义”内里，映照出中国人的气性和中华传统的根系，中国人面对吃的态度，也就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在历史维度上，借饮食描摹粤港百年沧桑变化，将历史的动荡嵌于日常细微的饮食之中，形成“食”与“史”之间的映鉴互连；在文化维度上，通过饮食之间的“调和鼎鼐”汇通人生的千百滋味，映照岭南文化开阔、包容的特质。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燕食记》兼具史诗特性与文化品格，写尽人间味、世间情、市井声，于蕴藉中显深厚，于喧嚷中显静深，反映出葛亮近年来的创作导向与写作雄心，亦成为他个人“匠心”的独特表达。以“食”写史，以“食”观情，以“食”察风，《燕食记》更有一脉源远流长的古典气息，连接传统，返观时代，体察人生，形成葛亮小说中宝贵的内核。令我们拭目以待并感到欣喜的是，作为文坛新生力量的葛亮正如其作品《燕食记》中的莲子一样，“去了莲衣，少了苦头，深锅慢煮，低糖慢火”，慢慢走向成熟，不断开拓出小说创作的新境界。

　　① 王德威：《抒情民国——葛亮的〈北鸢〉》，《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

　　② 樊迎春：《食色动粤港——〈燕食记〉的历史、现实与社会互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

　　③④ 转引自澎湃新闻《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一方食事，四方烟火》：https：//m.thepaper.c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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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34 引自新华网《历史的味蕾〈燕食记〉创作谈》：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2-09/09/c_1128988514.htm。

　　⑥⑦⑧⑨⑩15162526293031 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26页，第25页，第28页，第224页，第48页，第190页，第56页，第41页，第522页，第492页，第519-520页，第521页。

　　1120 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2 《葛亮〈瓦猫〉：匠人匠心中的人文理想》，《中国青年报》，2021年3月4日。

　　13 《葛亮：粤语，让小说表达》，《羊城晚报》，2022年9月11日。

　　1422 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

　　17 歐阳应霁：《香港味道1：酒楼茶室精华极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页。

　　18 林培源：《文人小说家及其创造——葛亮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19 此处借用了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在1978年出版的《故事与话语》一书中提出的叙事交流图。从编码来说，隐含作者是文本的创造者，因此处于文本之外；但从解码来说，隐含作者是作品隐含的作者形象，因此又处于文本之内。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21 [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0页。

　　23 胡兆量，王恩涌，周尚意编：《中国地学通鉴（文化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3页。

　　24 《葛亮谈〈燕食记〉：饮食，岭南文化气性的一种隐喻》，《南方周末》，2022年9月28日。

　　27 《〈燕食记〉：怀旧凝视、地方文化志与古典小说传统的新变》，《文艺报》，2022年12月19日。

　　28 赵稀方：《从“食物”和“爱情”看后殖民——重读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

　　32 彭兆荣：《归去来：彭兆荣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页。

　　33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4页。

　　35 陈平原，陈国球，王德威编：《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36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37 葛亮，刘涛：《小说应当关乎当下、关照历史——与香港青年作家葛亮对谈》，《朔方》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Food·History·Culture —— Three dimensions of

　　Ge Liangs novel "Food is Heaven"

　　Li Li

　　Abstract： Food， history and culture constitu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e Liangs novel "Food is Heaven". From "food" into "history"， "Food is Heaven" completes the legendary story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the master and his apprentice， connects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nd by the "constant" and "change" of food， "Food is Heaven" tries to spread the openness， inclusiveness of Lingnan culture， which not only writes about the reconciliation of life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food， but also explains the culture of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

　　Keywords： Ge Liang; Food is Heaven; food; history; culture

　　（English Translator： Li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