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为什么会关注灾难创伤题材？我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是不知不觉的，现在回头一看，才发觉这些年我的确写出了一些创伤题材的作品，比如关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关于中美联合抗战的《劳燕》，以及描述贫穷遗留的心理创伤的《流年物语》等。
其实，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类题材。我刚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时，正值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国际通讯与交通都还相对落后，回一趟家很不容易。我早期的作品里反映的大多是去国离乡的疼痛，后来我的题材和叙述语气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是与我多年所处的职业氛围是有关系的。
我成为作家的路走得有点迂回漫长，维生是一个极为现实和巨大的路障。为了能够维持写作，我花了多年时间求学谋职，并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我与这份职业的关系和老式的包办婚姻有点像：最初只是为了生活，并无感情可言；后来耳鬓厮磨，渐渐擦出了一些暖意；再到后来，才有了一些更清醒的顿悟。当我还在为一天中被割舍的八小时心生幽怨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职业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我观察世界的目光。
在我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难民。第一次让我对心理创伤这个话题有所感悟，大约在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美国一家荣军医院做实习生，我的病人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退役军人。有一位病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白人男子，高大壮实，面色红润，和秘书说话时，表情和声音都客气温存。隔着玻璃看他坐在测听室里的神情，没有任何一个迹象让我产生警觉。可是当我进入测听室并关上门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尖叫——那是一种受伤的动物发出的声音，锐利得几乎刺穿我的耳膜。毫无临床经验的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实习导师（她是白人，有十五年的临床经验），她示意我先出去，最终才将他安抚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从朝鲜战场退役，曾在朝鲜人民军的战俘营里生活过很长时间。回到美国后他从未讲过他的经历，只是见到穿白大褂的亚裔面孔，常常会失去控制。那时离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
这次的经历，和后来在多伦多的听力诊所里遇到的更多的病例，都让我开始思索“创伤”这个话题。我虽然经历过一些巨大的社会变迁，但并没有亲身经历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和灾难，可是我亲身感受到了灾难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创伤。灾难是事件，是有时间性的，有开始有结束；但灾难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事件的“溢出物”，无法预测它带来的影响会存在多久。灾难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它的“溢出物”更是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正好有一片，就流到了我的工作场所。有的创伤是明显的，而有的创伤需要更深一点的观察，是更隐形的。比如失去亲人和家园带来的创伤是一眼能辨、容易理解的，而失去熟悉的社会参照物，尤其是失去使用母语的权利和氛围，这样的创伤是隐藏在表层之下的，更难被人觉察。
灾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身份显赫的王子，还是流落街头的乞丐，灾难面前，人倒下去的样子并没有区别，可是站起来的方式，却因人而异、千姿百态。文学作品应该反映这样的多样性。
无论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中，对灾难和创伤的书写有时都会过于倾斜在“治愈”的结局上。在东方我们有“凤凰涅槃”的说法，西方也有类似的，比如“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每一块乌云都有银边”等等。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更是具有招牌式的皆大欢喜的结尾。这种灾难的书写有其正面的意义，但不能是唯一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泛滥，就会成灾，成为廉价的心灵鸡汤，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并不都是这样的。对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说“每一块乌云都有银边”，不仅残酷，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撒谎。这一朵乌云没有银边，这一朵乌云就是乌云，这样的失去很难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或替代。这一位母亲有可能从这样的伤痛中最终振作起来，也有可能在这样的伤痛中永远沉沦，也有可能既不成为“英雄”也不成为“可怜虫”，只是慢慢地學会与伤痛共存，继续生活下去。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在废墟上即刻化蛹成蝶、凤凰涅槃的奇迹。那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缓慢地经历并走出死荫幽谷的人，还有那些带着身上不能拔出的刺、却以与疼痛共存的信念生活下去的人，同样具备超凡的勇气。每一种经历都同样值得作家关注并书写。
所以在书写灾难和创伤时，我会常常提醒自己：存活（survival）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岩石和钢铁代表一种勇敢——那是反抗疼痛的勇敢；而水所具备的柔软耐心，是另一种勇敢——那是在任何地形中、即使只有一条狭窄的缝隙，也能穿流存活的生命力。我希望自己能直面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而避免一味沉湎于“抚慰心灵”的廉价鸡汤模式中。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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