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Word,Image,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①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②的《加入全球公共体：早期中国报纸的文字、形象和城市1870—1910》是一部论文集，收录论文大多有关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成员对早期华文报纸的研究。本书收录了瓦格纳撰写的前言及其论文《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研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的《归化异质媒体：将西方报纸纳入中国公共领域》；费南山（Natascha Gentz）的《实用知识与恰当交流：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媒体产出领域》；金妮娜（Nanny Kim）的《旧瓶新酒？制作与阅读上海十九世纪晚期的图像类杂志》和叶凯蒂的《上海休闲、娱乐印刷和小报》。梅嘉乐的文章着重强调分析中国第一份报纸命名时所牵涉的争论、辞藻和文化策略。报纸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欧式百科全书”在十九世纪被引介到中国。费南山的文章以群体传记学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第一代中国记者。立论的起点始于一般的说法，即认为1895之前的报纸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其内容是那些素质不高，考场失败而为洋人效命的人所执笔的，以诋毁中国士大夫来宣泄自己的的挫败感。而费南山的研究显示新的“现代”阶级正在形成，这一由知识分子、记者、受过教育的人构成的阶级拥有共同的背景。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事务，他们是第一批意识到新选择即将来临的人。瓦格纳与金妮娜都着重研究《点石斋画报》这一具有全球视野的画报。瓦格纳的文章运用跨文化研究方式，追溯《点石斋画报》的源起，探讨了图像的一般性及其审美的全球性变迁问题。《点石斋画报》同时培养出一群具有兼具画风与新闻洞见的画家群体，其特质与费南山描述的第一代中国记者类似。金妮娜的研究并不认同对《点石斋画报》作片面解读，她认为其不过是晚清社会史特殊面向的档案库。她持续有效地勾勒出《点石斋画报》作为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画报的显著特色，包括主题和区域的选择、隐含读者与图像的策略。这一研究直接把隐含读者与真正的历史读者互相联系。在《点石斋画报》这一特殊案例中，正是市场促成了这样的连结。文本和图像的隐含读者肯定和“真实读者”密切相关。《点石斋画报》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持久，正是符合读者需求的证明。叶凯蒂以《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为研究对象，对1895年上海租界新兴娱乐型专门报刊，进行政治、社会、媒介、文字探索的文化研究。这类媒体的走红是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注解，因为这样的潮流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898维新政策及其失败为背景的。
该书的研究着重在早期中文报刊，文章大多涉及《申报》、申报馆，以及初期数十年间负责《申报》营运的美查（Ernest Major）等内容。申报馆促成了近代中文新闻媒体的兴起，以及造就上海公共租界成为那几十年间的中国媒体之都。它所依据的研究途径是：尽可能追索各种语言，各类媒体与各个地方所留下的实证主义的蛛丝马迹。在该书的序言中，瓦格纳针对两位重量级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为新闻史所设立的“理论参数”，亦即“公共领域”和“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批判的视角。他认为缺陷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两位学者的意识形态。
二、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③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动，旧的意识形态日渐崩溃，旧的知识系统遍布裂痕。在西方和日本百科辞书的影响下，以普及新知、启迪民众、富国强兵为雄心壮志，兼及信息、教育和娱乐功能的百科性辞书在中国大量出现，影响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新文化现象。围绕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这一研究方向，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④组织了一个国际团队，并召开了两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海德堡大学，2006年3月）的论文由陈平原和米列娜主编以《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为书名结集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收入最初参与该项目的6位学者的论文。《关于新的世界知识的中国百科全书：改变的思维方式（1870-1930）》是第二次工作坊（台北：中央研究院，2007年10月）的论文结集，由米列娜发起，得到瓦格纳的鼎力相助。该书除两位编者撰写的近似于导言的与书名同题的文章外，收入12位学者的12篇文章。其中，陈平原、夏晓虹、钟少华分别贡献的《晚清辞书及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从“尚友录”到“名人传略”——晚清世界人名辞典研究》《清末百科辞书条目特色研究》为北大版中文本的英译版，阿梅龙（Iwo Amelung）的《〈新学备篆〉（1902）：分类方法及其信息来源》和梅嘉乐（Barbara Mittler）的《中国“新”百科全书及其读者》，与北大版不尽相同，其他为新收文章。李孝悌的《晚清百科全书：建立一项新的事业》主要考察百科性辞书编撰工作相关人士的背景及政治态度，指出留学海外、精通“西方”事务成为这些人所仰仗的文化资本，他们关于世界“新知”的文字构成了百科全书编撰者重要的信息来源，并使这一事业在甲午战后日趋专业化。费南山（Natasha Gentz）的《从新闻到新学：作为中国早期现代百科全书信息来源的报纸》探究了报纸的事件类报道与声称具有长远意义和可靠性的百科词条之间的联系。瓦格纳的《晚清百科常识的形成：关于报纸的词条》通过对八本百科辞书的分析，回答了三个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晚清报纸尤其是私营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些百科全书通过互相引用是否再生产了一系列共享的常识？在何种程度上百科辞书的特征被科举时文等其他文类所借用？任达（Douglas R.Reynolds）的《日本百科全书：对晚清中国百科全书的一种隐含影响？》梳理了德川时期至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支持的大规模百科全书计划，指出与之相比较，晚清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知识界的状况阻碍了黄遵宪等个人的早期努力，使他们无法提供对日本改革全方位的、基于事实的了解，从而敞开国门，像日本那样走上学习西方知识的捷径。米列娜的《中国现代百科辞典：新概念和新术语（1903-1911）》追溯了从《新尔雅》的出版至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近十年晚清百科辞典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百科辞典在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安德烈·库扬（Andrea Janku）的《“育民新法”：晚清关于政治经济的百科性文字》和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日用百科全书〉：帮助我们的民众“快步走上文明之路”》则聚焦于百科辞书如何以不同的专题切入“新民”的时代命题。
作为晚清百科辞书研究计划的一项重要成果，瓦格纳在海德堡大学建立了中国晚清百科辞书档案资料库，收集了上百种珍贵的百科辞书，该书最后也附上了各位学者研究所涉及的百科性辞书的清单，作为参考。
该书于2014年在德国出版，遗憾的是，米列娜于2012年10月去世，未能目睹这本凝聚了她的智慧和心血的文集问世。
三、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⑤
该书以论文集形式汇集了十二位学者的十二篇论文，共229页。第一篇论文是王德威（David Der-wei,Wang）⑥和石静远（Jing Yuen Tsu）⑦共同撰写的该书的引言“世界华文文学”，为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做了一个总体的描述。接下来有黄锦树、黄素玲和张锦忠等撰写的论文，主要讨论什么是“华语语系”；后面六篇论文分别由石静远、罗鹏、周蕾、王德威、白安卓（Andrea Bachner）和蓝诗玲所撰写，主要展示“华语语系”的功能以及讨论了它能做什么的问题。最后以韩瑞（Eric Hayot）的评论作为本书的结束语。黄锦树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指的是以汉语作为少数语言的环境下使用汉语所创作的文学，例如东南亚。华语文学被排除在民族文学之外，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这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锦忠的论文为这个术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谱系。其他部分的论文集中讨论华语语系在文本、听觉和视觉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在《全球华文文学：批评论文》一书中，石静远和王德威提出的“华语语系”意图摆脱民族主义的理解思路而另辟蹊径。它有两个主要含义：第一个是指在中国境外或少数群体使用汉语进行写作这一文化现象，第二是在语言的实用层面，它指认了一种介于全球和本地之间的翻译工程。确实，正如韩瑞的评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华语语系也影响大陆文学的话，它可能重塑文学类别、历史和前景，开创一个支配文学创作的全球语言网络，以及国家和语言能力的文化地形图。这本身可能不是一个新的议程，但仍然值得追求，它代表了对华语语系文学开放多元理解的一项持续的努力。因此，对于中国和亚洲学者、美国文学研究者，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的学者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Mo Yan in Context: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⑧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全球关注，各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争相报导。安吉莉卡·杜兰（Angelica Duran）⑨和黄玉涵（Yuhan Huang，音译）⑩在所编的《语境中的莫言：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说书人》一书导言中指出，东西方媒体对莫言获奖的关注点迥然相异。仅以“莫言”这一笔名为例，西方媒体主要从政治激进主义的视角和审查制度上解读这一笔名（英文意为Don’t talk），《中国日报》则援引了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自己笔名的解读：“莫言介绍自己的原名叫‘管谟业’，改名莫言有三个原因，一是‘谟’字拆开就是‘莫言’；二是因为小时候乱说话，给父母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他们教育我要少说话；三是人如果多说话就没精力写作了，既然选择作家这个职业，就把用嘴巴说出的话全都写出来。”可以说，东西方的读者接触到的是对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不同解读。所以，编者指出，编纂论文集的目的是将来自东西方不同作者的文章置于比较文学研究框架之中，从多个角度展现学者对莫言作品的评论，积极关注莫言及其作品而非将其看作政治性个体。全书包括十六位学者的十三篇文章，共分为树叶、树干和树根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共五篇文章，细致地探讨了他的作品作为世界文学和在世界文学场域中所产生的影响。葛浩文从译者的角度系统梳理、分析了莫言系列英译小说。他认为诺奖后各方对莫言文学作品的忽视令人悲哀，但是在诺奖公布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莫言的作品，也逐渐认识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何成洲认为尽管有些作家反对奖赏文化，可是莫言在某种程度上却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读者推介了中国农民和中国人的形象。托马斯·陈（Thomas Chen）研究了《天堂蒜苔之歌》中的审查问题。崛口成夫（Nario J.Horiguchi，译名）和杜兰兰（Du Lanlan，音译）分别论及莫言与日本小说家林芙美子、导演成濑巳喜男作品间的联系和莫言与福克纳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堕胎问题。在第二部分中，学者们主要从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角度解读莫言的作品，将其作品表现出的“叶”与其创作背景相联系。该部分的文章既触及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探讨了颇有争议的宗教文化传统。桑禀华以《天堂蒜苔之歌》为例说明莫言并没有回避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是努力捕捉并以变换的方式进行了描写。黄玉菡从文化和视觉艺术的视角研究了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政治海报、宣传画等。王寄瀛指出莫言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经》遥相呼应，认为从宗教角度展开研究更能拓宽文学研究的范畴。王敬慧比较研究了莫言小说《生死疲劳》和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中的宗教元素。第三部分将莫言的作品置于中国本土和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文化、文学批评系统之中，丰富了对其作品的理解。王宁提出应该在世界主义的视野下研究中国文学和莫言的作品。曹顺庆和王苗苗主要概括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知识，提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多角度比较文学研究所遭遇和可能遇到的障碍。米歇尔（Donald Mitchell）和杜兰认为莫言作品中富有争议但也很重要的基石之一就是宗教。
该书作以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将莫言的作品置于文学、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在世界文学视阈中研究莫言的作品，并将研究拓展到中西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研究模式，也有助于读者更为客观、全面地认识莫言的文学作品。
五、Tokens of Exchange: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11]
刘禾（Lydia H.Liu）[12]的《交易的符号：全球流通中的翻译问题》一书共458页。该书收入13位作者的14篇论文，首先刘禾撰写的序言“关于符号的政治经济意义价值问题”（The Question of Meaning-Valu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其余内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早期的相遇：（不）可通约问题”（Early Encounters:The Question of（In）commensurability）包 括Roger Hart的“译不可译：从系动词到不可通约的世界”（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From Copula to Incommensurable World）、Qiong Zhang的“揭开‘气’的神秘面纱：早期赴华耶稣会士文化翻译和文化诠释中的政治”（Demystifying Qi: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Early Jesuit Mission to China）和苏源熙（Huan Saussy）的“翻译总是多意的，抑或汉语如何在翻译中失去其语法”（Always Multiple Translation,Or,How The Chinese Language Lost Its Grammar）。第二部分“殖民流通：从国际法到全球市场”（Colonial Circulation:From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Global Market）由刘禾的“为世界立法：19世纪国际法的流通”（Legislating the Universal:The Circ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lexis Dudden Eastwood的“日本与国际术语的合谋”（Japan’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Terms）、James Hevia的“抢劫北京：1860,1900”（Looting Beijing:1860,1900）和安道（Andrew F.Jones）的“留声机在中国”（The Gramophonein China）四篇论文组成。第三部分“科学医学与文化病理学”（Science Medicine and Cultural Pathologies）包括Larissa Heinrich的“传布福音的侍女：关乔昌的医学画像”（Handmaids to the Gospel:Lam Qua’s Medical Portraiture）、Tze-Lan Deborah Sang的“翻译同性恋：中华民国的‘同性爱’话语”（Translating Homosexuality:The Discourse of Tongxing’ai in Republic China（1912-1949）、Nancy N.Chen的“20世纪中国的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翻译”（Translating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三篇论文。第四章“语言与人类知识生产”（Language and the Production of Universal Knowledge）包括Q.S.Tong的“普遍主义的反面：瑞恰兹和他的基础英语”（The Bathos of a Universalism:I.A.Richards and His Basic English）、陈建华的“世界革命句法中的中国‘革命’”（Chinese‘Revolution’in the Syntax of World Revolution）和Wan Shun Eva Lam的“基于后殖民视角的全球英语教学中的文化问题”（The Question of Culture in Global English-Language Teaching: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三篇论文组成。刘禾指出，“符码”作为隐喻不仅指“言语性—象征性交换”，也指“物质性流通”。在全球化的指意层面上，她把翻译看作促进交换“符码”的中介，翻译在多种语言和市场之间将意义作为价值赋予生产和流通环节。因而对她来说，“符码”和“交换价值”代表着符号、文本、艺术作品、商品、哲学、科学、社会实践得以流通的方式。收入本书中的论文对那些致力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发展、中国研究、世界历史、文学研究、科学史、人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的学生和学者，都大有裨益。
六、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13]
王宁[14]的《翻译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学文化视角》一书指明，现代性深深根植于现代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也为中国人通过翻译重建中国文化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动力。王宁在书中从现代性和全球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切入，以审视中国对现代性的执着追求和对后现代的短暂参与，并向我们展示了先锋派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对此的关注和想象。在王宁看来，对现代性这一西方概念的探索一直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关键部分，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并不平衡，中国文学很少被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因此，王宁在书中也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加大对汉语的推广力度，以对抗文化交流中的巨大失衡。此外，通过借鉴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化实践资源，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和翻译实践，该书为理解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见解。该书共235页。除绪论外分为三个部分，13个章节。本书的第一部分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第一章论述了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西方一些主要文化和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变形;第二章对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文化现状进行了批判性描述和反思;第三章论述了当代中国的身份危机以及对中国民族和文化身份的重构。第二部分共分六章，对一些特定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第四章论述了在全球英语主导的情况下，汉语的大众化和对新文学史的可能改写；第五章详细分析了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中的作用；第六章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接受为个案，着重探讨文化翻译的政治和语用功能；第七章描绘了后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图景，并详细讨论了几个主要译本；第八章分析了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和批评话语的重建；第九章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翻译和翻译研究，从而挑战了传统的以语言为导向的定义。第三部分共分四章。第十章以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的经典批判理论为开端，在全球语境中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第十一章论述了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以及在西方所处的不利地位；第十二章分析比较了互动和对话互补性。
该书不是一本简单且传统的影响研究，它努力建造了一种中西对话的观念。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可能会重塑世界。从现代和后现代的角度来看，该书帮助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实践的基本方面，这些方面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尽管“翻译现代性”有一种内在的中西文化二分的倾向，但它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和实践的价值体系中的文化适应过程，这是极为重要且深刻的概念。在王宁看来，翻译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文化本土主义正在减弱，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七、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5]
陆洁[16]的《解构时间：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文学》一书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实验小说中的时间叙事。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来，在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以及现代叙事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的时间观和历史观都发生了转向，作家们多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赋予时间经验以新的叙事形式，重新阐释历史经验。该书分为五章，另有绪论和结语两部分，共209页。第一章首先在全球化的中国语境中追溯了80年代在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后历史”理论，为全书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历史在个人的不同阐释之下出现了断裂和差异，个人史、心灵史渐渐解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代实验小说作家在新的时间叙事中进行历史的反思，在创作中还原了历史的多元、复杂的面向。第二章以格非的《边缘》，苏童的《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乔良的《灵棋》、李晓的《相会在K市》等具体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式。当代实验小说的历史叙事游走在虚构与真实之间，以私人化的事件颠覆既成的集体性历史记忆，用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消解历史的本质规律性。第三章关注柳岩《梦回娘家》、王安忆《长恨歌》中呈现虚幻性的时间经验的叙事策略。第四章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观察了叶兆言《五月的黄昏》《枣树的故事》和格非《锦瑟》中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策略的借鉴与实验，如预叙、闪回、重复等，都体现了作家对直线型叙事时间的突破。第五章探讨了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如何展现新时代下土地与人的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作者通过淡化历史背景和时间感，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从土地的占有者变成依恋者和守护者。
该书以理论的铺陈结合对文本叙事策略的剖析对当代实验小说中时间与历史经验的叙事方式的转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新天地，作家们从传统的局限性中被解放出来的同时，亦形成了新的困境。陆洁教授在结语中作出提醒：语言塑造的叙事形式可以表达或创造世界但无法完全把握世界，这一后现代主义的悖论仍需要每一位写作者去面对。
八、China,Transnational Visuality,Global Postmodernity[17]
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18]的《中国，跨国视觉性与全球后现代性》一书通过聚焦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的中国文化形态和批评话语，深刻分析了中国在并没有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情况下，经济加速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文化逻辑，从而认为后现代性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主导体系中的新兴逻辑，并指出了视觉文化的跨国流动在建立地方和民族认同方面的核心作用。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一章，另有引言、导论和尾声三章，共321页。第一部分共分为三个篇章，鲁晓鹏阐释了研究中国身份问题、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后现代性的理论路径，并分析了中国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第二部分包括三个篇章，鲁晓鹏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电影等艺术媒介呈现出的自反性、离散、公民身份、民族性等问题，分析全球化和侨民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电影中所阐述的公民身份和国籍形成的影响。第三部分分为两个篇章，讨论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呈现出的后现代性以及文化认同。第四部分包括三个篇章，讨论了电视剧以及文学领域的流行文化，指出流行文化在当代中国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商品化、大众娱乐和跨国形象的力量中的辩证和中介作用。
鲁晓鹏用宏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艺术生产碎片化，他将跨国视觉性定义为“反映在全球视觉景观后现代时期的中国惯例和策略”，他列举了许多例子去探索中国被自己的人民和西方感知的方式，比如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电影创作者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作品在西方和中国的接受方式与效果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鲁晓鹏将中国后现代性置于近些年来的学术思潮背景之下，讨论在全球化刺激下不断变换的文化景观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扮演的角色，以及民族主义在当下时代之中的生存境地，指出流行文化、父权话语以及跨国资本之间的交汇成为中国媒介场域里的重要症候。该书目前无中译本。
九、Cultural Control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Copyright,Piracy,and Cinema[19]
彭丽君（Laikwan Pang）[20]的《亚洲的文化控制和全球化：版权、盗版和电影》一书共208页。该书以亚洲当代电影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版权及其相关问题，阐释如何利用版权来调适文化发展，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作者彭丽君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电影及盗版现象为典型案例，说明文化产品的所有权和版权之间并非界线分明，版权是主导性文化公司调控市场的一种手段。该书除绪论外共分六章，分别是“表达、创见和固化”（Expressions,Originality and Fixation）、“版权的限度和伦理”（Copyright’s Limits and Ethics）、“暴 力 和 新 亚 洲 电 影”（Violence and New Asian Cinema）、“电影《杀死比尔》的复制现象”（Copying Kill Bill）、“盗版对好莱坞的技术性威胁”（Piracy as a Technological Threat to Hollywood）、“中国电影之殇”（The Despair of Chinese Cinema）。
彭丽君在绪论中梳理了版权法的发展历程，并指出美国的版权法有些过时、滞后，跟不上后现代艺术及娱乐行业的发展。在梳理版权法的发展历程的同时，彭丽君也对二元论或二元表达提出批评，认为如果版权法被用来保护某些特殊的电影表达形式，那么它就包含着让其自由流通的安全阀门。而在彭丽君看来，这种表达并不合理，她在后文中将之视为是在帮助好莱坞“帝国”全球化。
彭丽君对版权法的讨论完全是形而上的，她一直在版权法的基本内涵上周旋。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版权法的形而上基础，认为该法律体系无法和全球文化、技术、市场的现实联结起来。彭丽君在考察中美文化和法律互动时只讨论了美国的法律而没有讨论中国的法律或相关的国际条款，因为本书意在说明美国版权法的部分功用是维护好莱坞控制国际文化和思想的交流，而非聚焦法律的具体运用。不过彭丽君对盗版的美学和文化考察又是具体而微观的，她将案例分析集中在两类盗版上，一是她所说的“思想抄袭”，即对电影风格的照搬；二是盗版，即对电影全方位的拷贝。
彭丽君以好莱坞电影导演汀·塔伦蒂诺执导的《杀死比尔》为例讨论电影中的暴力表达，并阐释借鉴的复杂性。她详细分析了塔伦蒂诺对亚洲电影风格的借鉴，而他的借鉴是受版权法保护的，进而说明好莱坞是版权法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美国的版权法允许好莱坞借鉴其他文化中的元素而不用征询许可，也不用进行补偿。此外，彭丽君也探讨了盗版在中国的一度猖獗，指出盗版有着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十、Liangyou:Kaleidoscopic Modernity and the Shanghai Global Metropolis,1926-1945[21]
《〈良友〉：多元的现代性和国际大都会上海，1926-1949》是荷兰博睿出版社“现代亚洲艺术与视觉文化”系列中的第一本书，收录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个国际学术研讨班的10篇论文。该研讨班召集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包括历史系教授毕克伟（Paul G.Pickowicz）[22]、视觉艺术系教授沈揆一[23]、文学系教授张英进[24]，以及当时在北美攻读博士的青年学者。学者们以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以城市现代性作为理论框架，旨在探究《良友》如何想象与建构城市现代性。《良友》是中国第一份生活类的大型画刊，出版家伍联德1926年创办于上海，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华人世界。该杂志以图为主、配以文字，将时尚与社会相融合，内容涉及世界风俗、旅行游记、政商风云、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言，《良友》是“具有情感即时性和中介性的交叉平台”（第10页），而本书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为分析画报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史料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视角。除导言和附录外，全书十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设计现代性”包括两篇文章，保罗·里克茨（Paul W.Ricketts）和蒂莫西·谢伊（Timothy J.Shea）在视觉文化视域下，从图像叙事层面对《良友》画报的系列图像进行研究分析。比如，保罗·里克茨探讨了《良友》杂志图片排版风格的转变，即从强调连续性的“全景式”审美，转向突出片段感的“蒙太奇”美学。作者认为，这一转变一方面与欧洲前卫艺术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该杂志的读者对于“城市生活”的感知有关。第二部分“具象的现代感”，关注《良友》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当时人们的健康和科学观。艾米莉·鲍姆（Emily Baum）以医药广告作研究个案，分析民国时期医药广告在中国的宣传特色。马丽娜·坎宁安（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以画报中的女性体育报道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体育报道倡导的新女性文化身份和“健康美”的现代身体观。而雷俊则从文本入手，以文学理论为依据，分析了《良友》杂志的一些作者如何将“科学”以一种“微妙的胁迫方式”来规范女性的“性”。第三部分“性别协商”中，荣哈永（Ha Yoon Jung）比较了上海和首尔画报对现代家庭妇女形象的呈现。另外两篇文章则关注《良友》通过报道精英运动员和飞行员，使其成为新青年的表率，并倡导建立新的男性气质。比如，梅雪盈（Amy O’keefe）通过追溯《良友》杂志中不同时期对于男性飞行员的形象塑造，研究了“航空”（aviation）一词在中国的变化——从一个新兴词汇变为一个举国皆知的常用词汇。在第四部分“传统的现代化”，论证了《良友》具备了美术大众化的功能，促成了传统国画向现代国画的渐变。
作为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画报在以往的中国期刊研究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显然是因为它很难被纳入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予以阐释。当学者重新关注中国城市的发展与都市人群的生存状态时，30年代的上海必然成为观照中国城市文化不容忽视的存在。2000年前后，张英进主编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相继出版，《良友》画报赫然成为其中研究上海早期的电影和城市文化的极其重要的资源，学界逐渐认识到这份画报丰富的老上海都市意象，继而加强了对《良友》画报的研究。本书是第一部研究《良友》画报的英文专著，其理论和议题涵盖视觉艺术、文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弥补了过往理论运用较少、跨学科研究不足的问题，把《良友》画报的研究推向深化。
十一、Musings:Reading Hong Kong,China and the World[25]
《沉思集：阅读香港、中国和世界》一书为李欧梵[26]于2007年至2010年间为香港本地文化艺术杂志《瞄》（Muse）所撰写专栏书评文章之合集。李欧梵教授2006年自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后与妻子李玉莹定居香港生活，其间热情参与本地艺术事务、关注当代文化发展，在学者身份之外践行一个文化人的志趣——在专业知识领域和报刊杂志的受众之间搭建桥梁，推动人文知识的普及与批判性的审美阅读。《瞄》于2007年2月创刊（2010年12月停刊），创办人方博德（Frank Proctor）与编辑总监林沛理试图以美国的《纽约客》为榜样，为香港读者提供一份地道而具有深度、同时避免学究气的文化刊物。故书中所搜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从鲁迅到奥巴马、从《色戒》到村上春树，当然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作者一直以来坚持的人文关怀和世界主义的眼光。该书分为四大章节、共三十篇散文评论。第一部分“寻觅香港的神话”集中探讨香港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与文化身份，评析西方主流叙事以及当代港台作家构筑出的香港形象及其争议。殖民主义的怀旧理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发展困局是作者破解香港迷思的两把利器，涉及到的文学作品包含毛姆的《面纱》及其2006年的电影改编、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并且比较上海与香港两座城市的文学杂志在书写城市神话方面发挥的作用。第二部分“中国的世界主义者”将眼光转向散居世界的华语作家及其作品，既向读者介绍了哈金和高行健等人，也重新梳理了张爱玲晚年的英文小说——The Spyring（《谍戒》）The Fall of Tha Pagoda（《雷峰塔》）和The Book of Change（《易经》）。随着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于2007年热映，《瞄》于2008年3月独家刊载了张爱玲《色戒》的英文原本《谍戒》。第三部分“阅读世界”则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脉络中，不仅涵盖欧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卡夫卡、马尔罗等，也吸纳了那些看似边缘却同样出色非西方作家——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印裔澳洲小说家亚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等；同时还触及到一些当代的流行话题——村上春树的《1Q84》、作为作家的奥巴马等。最后一部分作者则为自己置身于香港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实践双语专栏写作予以总结性反思。
①Wagner,Rudolf G.,ed.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Word,Image,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1870-191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该书叙录执笔者：赵韧。）
②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1941—2019），出生于德国黑森州，曾经师从伽达默尔学习阐释学，先后在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波士顿大学任教，是世界汉学界在中国古代注释学和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视野内不可忽视的名字，共撰写有关中国学的十几部专著和数百篇学术论文。
③Dole?elová-Velingerová,Milena,and Rudolf G.Wagner eds.,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Berlin,Heidelberg,2014.（该书叙录执笔者：郭建玲。）
④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1932-2012），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曾先后任职于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
⑤Tsu,Jing,and David Der-Wei Wang,eds.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全球华文文学：批评论文》）.Leiden:Brill,2010.（该书叙录执笔者：陆艺霄。）
⑦石静远（Jing Yuen Tsu），生于中国台湾，九岁移居美国，成长于洛杉矶和新墨西哥州。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
⑧Duran,Angelic,and Huang Yuhan,eds.Mo Yan in Context: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14.（该书叙录执笔者：宁明。）
⑨安吉莉卡·杜兰（Angelica Duran），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普渡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跨学科研究，研究兴趣从盎格鲁-西班牙语比较文学到残疾研究，都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
⑩黄玉涵（Yuhan Huang，音译），普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西方比较研究和电影研究，研究兴趣包括纪录片和摄影，文字和图像，以及艺术史。
[11]Liu,Lydia H.（刘禾）,ed.Tokens of Exchange: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Durham,N.G.: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该书叙录执笔者：姜智芹。）
[12]刘禾（Lydia H.Liu），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199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翻译理论、媒介学、比较政治理论等。
从以上对农户小额信贷相关方面的综合分析可知，作为以种植业为主的中原乡村，其小额信贷在使用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3]Wang,Ning.Translated Modernities: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New York:Legas,2010.（该书叙录执笔者：华媛媛、张云帆。）
[14]王宁，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特聘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涉及比较文学、现当代西方文学及理论、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和影视传媒研究等。
[15]Lu,Jie.Dismantling Time: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2005.（该书叙录执笔者：孙碧卿。）
[16]陆洁，美国太平洋大学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研究与电影文学研究。
[17]Lu,Sheldon Hsiao-peng.China,Transnational Visuality,Global Post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该书叙录执笔者：张立娜。）
[18]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比较文学系教授。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十年。其学术研究涉及华语电影、中西比较诗学、文化理论、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领域。
[19]Pang,Laikwan（彭丽君）.Cultural Control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Copyright,Piracy,and Cinem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该书叙录执笔者：姜智芹。）
[20]彭丽君（Laikwan Pang），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华语电影、中国现代性、知识产权和文化政策等。
[21]Pickowicz,Paul G.（毕克伟）,Kuiyi Shen（沈揆一）,and Yingjin Zhang（张英进）,eds.Liangyou:Kaleidoscopic Modernity and the Shanghai Global Metropolis,1926-1945.Leiden:Brill,2013.（该书叙录执笔者：张诗雅。）
[22]毕克伟（Paul G.Pickowicz），美国近代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与中国研究杰出教授，研究领域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中国电影史、冷战中的宣传战、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等。
[23]沈揆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视觉艺术系亚洲美术史论与批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中国艺术。
[24]张英进，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主任、比较文学与中国研究杰出教授。
[25]Lee,Leo Ou-fan.Musings:Reading Hong Kong,China and the World,Hong Kong:East Slope Publishing Limited,2011.（该书叙录执笔者：李思逸。）
[26]李欧梵（Lee,Leo Ou-fan），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哈佛大学，是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研究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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