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晗

　　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外华文诗歌非常适宜，这是由海外华文作家自身独特的经历所决定的。以新世纪澳大利亚华文诗歌（以下简称“澳华诗歌”）创作为例，大部分的澳华诗人都拥有着“原乡”和“异乡”两段人生经历，如果只是单纯分析文本而忽视不同地理空间对诗人创作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无法探究出澳华诗人创作的复杂性。而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便可分辨出澳华诗歌中暗含的两个创作空间，即籍贯地理空间和活动地理空间。首先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澳华诗人的地理感知也有所不同。尤其是新世纪之后的澳华诗歌创作大多属于“新华人文学”的范畴，这类澳华诗人的身份由留学生转为国际移民，相较于新世纪之前的诗人而言，他们拥有更为集中的学术性和想象性以及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危机，为澳华诗歌创作带来更加丰富的“象征资源”。其次，不同地理空间都拥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学气质，海外华文诗人置身于不同的文化境遇之中，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创作气场也不尽相同。“具体诗歌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诗歌版图的变化，而整体诗歌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诗歌场景的变化方向与节律。”①北美、东南亚、澳洲等国家的华文诗歌组成了多声部的大合唱，不同地区的诗歌各有特色。不同于充满着海风椰语的、具有热带意味以及南洋色彩的东南亚华文诗歌，也不同于充满现代色彩的北美华文诗歌，澳华诗歌中包含着独属于澳大利亚的自然以及人文地理景观。而且在澳大利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持续了8-10年的争取居留运动的影响之下，澳华诗歌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华文诗歌而言，其身份焦虑的表达更为突出。因此，面对风格迥异的华文诗歌，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可以探究出海外华文诗歌创作在地理空间上所蕴含的整体性特点，从而进行整体性研究。此外，“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示：它的核心在于，基地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②。鉴于这一理论，在文学地理版图上对澳华诗歌进行定位，建立起地理坐标系，可以与中国大陆诗歌形成参照。澳华诗歌中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丰富了中国大陆诗歌的创作形式，也为中国大陆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标准与参照体系。

一、地理基因：籍贯地理空间的书写

所谓“地理基因”，邹建军教授总结为：“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③澳华诗人们经历了“原乡”与“异乡”的双重地理空间。由于在“原乡”地理空间中所形成的地理基因以及文化传统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在“原乡”中所定型的价值观使澳华诗人在作品中流露出鲜明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诗人对籍贯地理空间的建构，这是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研究诗歌才可分析出的特色。由于“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产品”④，所以，澳华诗人们不论用哪种语言进行创作，受到异域文化怎样的冲击，其作品中仍然会体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淀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是“由集体无意识而继承的那些属于本民族的民族记忆、审美趣味等，同时又包括作为华人身份的创作主体在现实文化生活中不断生成的经验，这种经验虽然是新兴的，但因为创作主体的中国人的种族属性，尽管新生代华裔的服装可以改变、饮食习惯可以改变、语言可以改变，但肤色、种族是不能改变的，依然多少会带有中国色彩”⑤。因此，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之下，澳华诗歌作品中对于籍贯地理空间的书写，是诗人深藏于血脉之中中国性的自然流露。

　　由于创作主体的籍贯是主体自身地理空间的起点，同时也是创作主体最初文学气质养成的发源地，因此它对创作者的影响十分深远。尽管诗人的地理位移使澳大利亚代替中国成为诗歌地理上的现实世界，但是精神返乡的书写在澳华诗人的作品中常常可见。以旅澳诗人庄伟杰为例来进行分析，其诗歌中的籍贯地理空间是通过自然地理景观所建构起来的。“走出国门闯荡外面世界/是从故乡出发的//走出故乡开始远行/是从乡间小路出发的//走出乡间小路进入都市/是从一座石头楼房出发的//走出一座石头楼房四处流浪/是从某个春天出发的//走出某个春天漂泊岁月/是从那年那月那日出发的//走出那年那月那日学会独立/是从母亲眼眸出发的//走出母亲眼眸感受生活/是从千叮咛万嘱咐出发的。”⑥这首《走出》是《庄伟杰短诗选》开篇第一首诗歌，全诗叙述了一个离开的故事。诗歌巧妙地运用镜头，使诗歌中的视线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穿过乡间小路、都市、石头楼房最后落入母亲的眼眸之中。诗人从母亲眼眸中走出，其对故乡的记忆也落回到母亲的眼眸之上。诗歌开头第一句立马就将读者拉入到诗人故乡的空间之中，读者和诗人一同从故乡出发，思绪一同飘过了故乡中的乡间小路、都市、石头楼房，与母亲的眼眸相交汇。诗人的故乡空间就在乡间小路、石头楼房中建构了起来，诗歌强烈的代入感使读者也进入到诗人的故乡空间之中，诗句的铺陈始终与故乡的地理景观保持着平衡。此外，还有李普的《秋》、陈积的《回乡扫墓》、张典姊的《梦回绿溪》、等等的《大王洞的存在》……，他们在诗歌中或表现故国家乡中的田园色彩，或表现回家乡扫墓时的荒芜景象，或表现故乡青山中的一个古洞，诗歌中故乡的自然地理景观十分丰富。可以说，地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深刻体现在对诗歌整体精神面貌的生成和诗歌氛围的营造上。

　　随着诗人空间的迁移，对于原乡的记忆随之产生，乡情乡思成为其诗歌的主题。诗人在离开故乡后，对故乡的思念与回忆也如潮水般涌来。“想起家以及那个海边村庄/心底有一股暖意像灯光/每一盏有每一盏的瑰丽/每一线有每一线的缤纷/但笑看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想起的是老祖母曾编织的童话//想起地瓜藤和青石板铺成的路/黄昏中飘动的花头巾/无意间触动故土的血脉/涌起好多好多的叹息/留下太深太深的思念/想起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⑦在这首《想起》中，建构空间的意象更加丰富。这首诗歌中满载着回忆，诗人仅凭家、海边的村庄、地瓜藤和青石板路以及飘动的花头巾等意象，就在诗歌中搭建起一个独属于故乡的地理空间，这类地理景观的出现也使诗歌极具画面感。这是现实存在和故乡世界给予诗人的创作养分，同时也是诗人的精神对应物。这些意象都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甚至被忽视的景色，但却是诗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故乡的模样在这些意象中更为明晰，它们共同编织起独属于诗人庄伟杰的故乡空间，同时也唤起海外华文人们共同的乡愁。

　　在籍贯地理空间的建构中，除了以上常见的自然地理景观外，澳华诗歌中还存在着一些人文景观的书写。汉字、茶、唐诗、宋词等也是庄伟杰诗歌中的意象，如在《方块字的祖国》中诗人写道：“写祖国的诗篇/牛毛般多得不胜枚举/就像祖国身上四通八达的大路小路/你算不过来/更像现代化大都市/密集的楼房/你无从盘点//我多想写一首诗献给祖国啊（写了多年的诗却未敢轻易下笔）/但我找不到一条通往灵魂出口的线路/也找不到一处可以让自己诗意安居的住所//想想还是不写的好，以免贻笑大方……搜索枯肠想来思去辗转反复/我提醒自己不要如此这般自我折腾/其实祖国就流淌在我们沸腾延续的血脉里/就在我们的五官感觉里在潜意识在梦境里/那是我们天天看着读着摸着听着书写着的方块字//无论是一点一画还是一波一磔/所有的线条都灵动构成为祖国的形象/哦祖国属于我的方块字的祖国。”⑧浓烈的乡愁化为一个个汉字，成为海外华人们永远的陪伴。汉字的一横一竖灵动地构成了祖国的形象，也搭建起诗人心中祖国的空间。再如西彤的《故乡十行》中，将乡愁具象化为童年的歌谣、母亲的摇篮曲、读不够的家书、永不褪色的底片等，这些都是诗人感情的直接投射。西彤从容地叙述中蕴含着对事物深切的体悟，将复杂的人生经验投射到对日常事务的观照中，极为细腻地摹写体现了诗人超强的表现力。方浪舟的《童年》也是如此，在短短20余字的诗句中，妈妈手中的“甜饼”是全诗中最为突出的意象，也是诗人思国恋乡之情的最好寄托。澳华诗人通过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的书写共同复原记忆中的籍贯地理空间，让读者从景到情感受到澳华诗人浓烈的乡愁。

　　综上分析，澳华诗歌中的籍贯地理空间是在故乡中的乡村小路、高山大海等自然地理景观，以及中国人所割舍不掉的传统文化如汉字、唐诗、茶等人文景观的书写中共同建构起来。尽管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是地理基因已经深埋于诗人的血脉之中，澳华诗人“精神返乡”的书写从未停止。诗人们将陌生的异乡地理空间隔离在内心空间之外，再将原乡的地理空间经过内在转化与提炼，升华为诗歌地理坐标上的“精神家园”。

二、地理感知：活动地理空间的呈现

所谓地理感知，“它是文学创作者对天地万物的心理化感应以及对人地关系的观念性感知，是一切自然现象和以地方为生存基础的人类活动在作家和诗人感官系统上的客观投射与审美观照。在微观维度上，地理感知以即时或间接的方式，与创作主体的社会阅历、家族环境、修养性情以及地理空间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一起，共同作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⑨。由此，作家长期所感知到的地理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澳华诗人长期居于海外，与母体文化相隔绝，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必将进入到诗人的创作中。何况不同的地理空间会培养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气质，区域外的诗人们进入其中很难不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例如庄伟杰是福建泉州人，欧阳昱是湖北黄州人，冰夫是南京江宁人，西彤是广西恭城人，他们先后离开中国，短期或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文化与中华文化相碰撞，产生一种别样的文化交流。“文学现代性的流动是通过旅行实现的。所谓‘旅行’指的不仅是时空中主体的移动迁徙，也是概念、情感和技术的传递嬗变。”⑩在澳华诗歌中，这种具有流动性的文化交流通过诗人对活动地理空间的建构而呈现出来。

　　澳华诗人冰夫在定居悉尼之后，悉尼的自然风光就时常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悉尼的大海、教堂、夏夜、鸽群、街头等都是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之所以冰夫的诗歌可以姿态鲜明地屹立于澳华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创作与澳洲自然地理景观的深度遇合。“夏天的悉尼/海之旋律变奏鲜明/波涛的行程纷繁/崖岸却渴求宁静//浪花在沙滩飘洒长发/鸣鸟挑战泳者/歌剧院的珠蚌吐出光彩/曳亮了海上熠熠银河//姗姗来迟的月夜/我仰卧海波微动的水面/带着随意的天真/编织异国浪漫的梦境//岸边的橡树林里/涌现一张朦胧的笑脸/领我追随南澳燥热的风/漫游神奇的爱丽思泉/我知道夏天最后的/玫瑰跟现实梦幻无关//沙漠里无数飘忽的萤火/围绕我的灵魂争论不休/恍惚中突然雷声大作/一丝丝的雨水飘落/于是在腥咸的泪雨里/我渐渐地苏醒。”（《悉尼夏夜奏鸣曲》）[11]炎热的夏季，大海的波涛声、鸣鸟声、雨声等共同为诗人演奏一首奏鸣曲，诗人沉醉于其中是听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丰富的地理景观使诗歌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者似乎也与诗人一同置身悉尼的夏夜中，大海、歌剧院、爱丽思泉、橡树林就在眼前，南澳燥热的风正从脸颊拂过。冰夫具有极为敏锐的地理感知能力，能够迅速捕捉到悉尼大自然的色彩、声音、线条等要素，从而获得了愉悦的情感体验，寻找出别样的创作题材。地理环境的转变拓宽了澳华诗歌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诗歌创作的词汇量，并顺利地在诗中建构起独具特色的澳洲地理空间。

　　这一类创作在冰夫诗歌中还有许多，再如《短笛吹静了黄昏》：“波特尼海滨/黄昏岩石上/坐着一个吹笛人//沙滩上堆满了音符/浪花在倾诉旅程/破译人生的密码/一支短笛吹静了黄昏//大海涨潮了//看不见凋谢的虚线/晚霞盛开了/频频回顾含波的侧影//远离笛声吧/狂妄的人/骄矜的人。”[12]澳大利亚四面环海，诗人似乎也格外偏爱海，大海、浪花、沙滩等构成冰夫笔下常见的意象群。除了对景色的感知外，诗人对于时间也十分敏感。诗中写出波特尼海滨从黄昏到晚霞出现，大海开始涨潮，海岸线也逐渐模糊，展现了诗人地理感知的敏锐和准确。冰夫以苍凉的手笔，从内容到形式都展现出海的广阔和笛声的清越婉转。在处理诗艺表达时，诗人充分考虑到自然回声的雄浑和笛声的悠扬会给诗歌带来怎样的混响，从而营造出立体环绕的音乐美感。除却冰夫的诗歌，还有陈积在《狼烟》中所描写的悉尼乔治河畔，如冰在《澳洲大漠》中所描绘的浩瀚苍茫的大漠，心水在《悉尼谊园》中所展示的中国式的公园等等，澳洲别样的地理景象时常出现在澳华诗人笔下。可见，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几乎贯穿在所有澳华诗人的创作中。

　　除了对自然景色的展现之外，澳华诗人在呈现活动地理空间时也存在着对人文景色的书写。自海外华文文学书写萌芽至今，唐人街始终就是活跃在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空间标识。它作为海外华人们初到异域的一个过渡性场所，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创作者不同时期的空间感知。这种空间感知既是华人空间变换后的怀乡，也是与他者文化的疏离与抵抗。如庄伟杰的《唐人街写意》：“是一角月光守护着唐朝的梦/让孤旅者溅湿那双黑眼睛//绕着街心徘徊了一圈又一圈/仿佛走过了一季季春夏秋冬//他乡的路铺成回家的路/异域的语言变成自己的母语//方块字的魂魄在这里栉风沐雨/凝固的岁月在追梦中发芽//把往事和记忆炼成活化石/久违的乡音丝绸般袅绕耳际。”[13]诗人笔下有乡音和汉字的唐人街对于华人们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是海外华人在异乡最具安全感的空间。

　　除对唐人街的书写之外，异乡的人群和街头文化也是诗人们创作的题材之一。“黎明或暮色/沿着斑马线微笑/宁静的面孔/奔驰的车流/和平安详的乐章/停顿抑或演奏//褐色玻璃墙下/鸽子在啄食面包/白云在晴空遨游/邻近的海湾浪在喧闹//长发的男人/短发的女人/同样展示性感的肌肤/或黑得幽光/或白得发亮//旅游者与流浪汉/不同的步履/相同的行囊/太阳离开了地平线/影子里飘着惆怅。”[14]冰夫的《悉尼街头一瞥》就展现了异域街头舒适祥和的氛围，街头的喧哗在冰夫笔下变成安详的乐章，啄食的鸽子、天空中的白云以及街上各色的人群等都囊括进诗人的笔下，让人惊叹于诗人敏锐的感知能力。舒适安逸的慢时光以及有别于国内街头的街景让读者心驰神往，一个异域街头的人文空间就在读者心中搭建起来。但在诗歌的结尾，“影子里飘着惆怅”似乎暴露了诗人内心并不美妙的心情。这股惆怅似乎并不来源于对故乡的思念，诗人籍贯地理空间和活动地理空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他的精神处于一种“流浪”的状态，这一份无法安放的归属感反而可能是他惆怅的原因。诗人们擅长从澳大利亚的地理空间中提取普通事物，对此进行瞬间性地捕捉，将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经验复制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体现浓厚的地理色彩。诗歌题材的拓宽也使得更多现实的主题能够进入诗歌表现领域，其中既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也有对具体空间的理性分析。一方面，地理位移使得诗歌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变化也使得诗歌词汇量在不断扩充，这是地理环境所给予文学的创作养分。

　　总而言之，从地理感知的视角考察澳华诗歌，不难发现，澳华诗歌中的活动地理空间是层层叠加相互环绕的。其中，既有澳大利亚自然地理景观的直接显现，又有融合诗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人文景观的温情书写。此外，在地理位移中所涉及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值得深入探究。

三、不同地理空间交错背后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澳华诗歌中，活动地理空间和籍贯地理空间并未全割裂，两个地理空间互为参照，交错出现在诗人创作之中。澳华诗歌中所体现的这两种空间意识，反映了诗人徘徊于两种地理、文化空间之中。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认为，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是以空间为基础的，忽略空间的作用那么社会关系只能是“纯”的抽象领域。诗人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与空间的生成有着深刻的联系，两种空间相互作用分裂了主体自我的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中心主题之一，澳华诗歌也不例外。对于澳华文学而言，他们具有多重边缘性。一方面，他们远离祖国和母体文化中心，是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双重边缘；另一方面，他们在澳大利亚并未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文化空间上同样位于边缘。他们就如同迁徙的候鸟，努力在确认自己的身份，但在澳大利亚他们被边缘化，同祖国也切断了联系。澳华诗人身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边缘时空中，再加上争取居留运动的长期影响，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危机相较于其他海外华文诗人而言格外突出，这种危机意识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

　　身份认同问题是欧阳昱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创作主题。早在20世纪末，在《永居异乡》中，诗人写道“我和我的故园/常在电视上见面//而我未来的家园/是漂浮在空中的城堡”[15]故园是诗人回不去的地方，而现在的家园也只是漂浮在空中的“城堡”，这种籍贯地理空间和活动地理空间的错位使诗人永远处于异乡人的位置。在《双性人》中诗人更为直白地写道：“我的姓名/是两种文化的结晶/我姓中国/我叫澳大利亚/我把它直译成英文/我就姓澳大利亚/我就叫中国/我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我拥有两个国家/或者/我一个都不拥有/我的祖国是我的过去/我的祖国是我的现在/我过去的祖国是我的过去/我现在的祖国是我的现在/我去中国时/我会说我回国/我去澳大利亚时/我会说我回国/我走到哪儿我这颗心/都有两种颜色……我已经没有了家园/我已经建立了家园/时间再过两百年/我就是双性人的祖先。”[16]诗歌中运用直白的语言以及克制冷峻的叙述，表达了诗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困惑。诗人将自己定位为“双性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澳大利亚华裔在身份认同上痛苦的精神状态。诗人在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中撕扯，对于自我身份的困惑在这首诗歌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里的“双性人”和《墨尔本上空的月亮》中的“月亮”是同一种属性的意象，失去文化身份的月亮在诗人眼中是“杂种月亮”。“欧阳昱的文化自觉（或者说迷惑）比起那些根本不懂英语或稍微能够写一点英语、得到一点英语世界真真假假的称许就自以为可以‘去中国’而融入‘世界’的作家，要真诚得多，也深刻得多。”[17]

　　在欧阳昱创办的杂志《原乡》中，谈到对于澳大利亚华裔的身份问题时他曾说：“他们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可以弃之如敝屣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人、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18]基于对澳大利亚华裔身份问题的深刻认知，籍贯地理空间和活动地理空间经常交错出现在欧阳昱的诗歌之中。进入新世纪后，欧阳昱强硬的诗风似乎趋向柔和。例如在《老家》中写道：“老家的人/已经很久不来信/老家的朋友不多——//老家每年照样在出诗集/诗集里照样没有你的名字//老家在哪儿呀——//老家现在该是秋天了/因为这儿像樱花的花正在开放……在网上一查就可以查到他们/他们的脸看上去比月亮更陌生//老家是什么地方？——”[19]，虽然诗中少了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直白书写，但还是传达出诗人处于文化边缘的游离状态以及深刻的孤独感。诗人的诗歌无法进入到老家的诗集中，代表着诗人还是被排除在母体文化中心之外。“老家的秋天”和“这儿像樱花的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空间，这样的对立和碰撞将诗人嵌入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家”这个籍贯地理空间逐渐模糊陌生，而作为活动地理空间的澳大利亚并未给予诗人足够的文化归属感，所以“老家是什么地方？——”诗人的疑问是澳华文学中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共同疑惑。除却欧阳昱，雪阳则将华裔们比作一群萤火虫，在《河流上的萤火虫》中诗人写道：“我们一群没有籍贯的萤火虫/飞行在悲剧的河流上/水上逃命的我们/水上闪烁的灵魂/隔着河水游动/身体与灵魂的距离/一半是水一半是空虚。”[20]飞行在河流上的萤火虫是没有籍贯的，就如同徘徊在原乡与异乡之间的澳大利亚华裔，身体与灵魂之间隔着无尽的空虚。诗人的灵魂中都贯穿着地域的影子，在诗歌中努力确认着自己的身份表征。这种地理空间的交错还出现在方浪舟的《星光》中，处在澳洲星空之下，诗人发现自己“很难辨认家园”，异乡常见的星空在此时钉破了诗人的内心，徘徊在“家园”与“星空”两个空间中，诗人无法找到自己灵魂与身份的安放之地。璇子《缺席的诗人》更是将空间交错下所产生的身份焦虑暴露无遗，“风再也找不到他的原名/来自故乡的风/经不住大海的宽容/默默地推进海水/在这里缺席，在那里/成为多余的风景”[21]，“故乡的风”和澳洲的“大海”所代表的是籍贯地理和活动地理两种空间，诗人不论身处哪个空间都只是“多余的风景”。诗歌中两种地理空间的交错转换，交织成为纠缠不清的身份冲突。所谓“缺席的诗人”，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身份上的双重失位或错位，这种进退失据的“错置感”是诗人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源。

　　综上所述，澳华诗歌中籍贯地理空间和活动地理空间相互交错所体现出的“两栖”意识，深刻表明了澳华诗人徘徊于两种异质文化空间之中无法得到认同，进而产生了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由此，诗人们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往往通过建构叙事文本来摆脱“文化失语”状态，诗歌中不同地理空间的交错出现就是诗人表达身份焦虑的重要形式。

　　尽管本文无法全面的展现澳华诗歌的整体面貌，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结合文学地理学进行分析，探究出澳华诗歌中对于籍贯地理空间和活动地理空间的书写。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澳华诗歌创作现场的时空场景，同时也揭示了诗人意识深处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22]在福柯看来，我们生活在空间的时代，人类生活中的地理空间感知甚至要比时间感知更为重要。而澳华诗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是从文学空间的广阔视角出发，分析具体的诗歌文本。它不止简单地停留在对“怀乡”主题的探究，而是通过对“地理”层次动态的分析阐释，探究出“地理”对于诗歌价值的内化作用，由此开阔澳华诗歌的研究视域。

　　①梁笑梅：《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②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③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④朱寿桐编：《汉语新文学通史》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⑤沈玲：《中国经验：海外华文诗歌的文化表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⑥⑦[13]傅天虹编：《庄伟杰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第12页，第26页。

　　⑧引自庄伟杰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4cc03db50100cek8.html。

　　⑨王金黄：《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第5期。

　　⑩王德威、王晓伟：《“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11][12][14]冰夫：《冰夫文集诗歌》卷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2页，第63页，第59页。

　　[15][19]欧阳昱：《永居异乡》，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第40页。

　　[16]欧阳昱：《墨尔本之夏》，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17]郜元宝：《身份转换与概念变迁——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漫议》，《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

　　[18]杨邪，欧阳昱：《诗就是自己的一条河：欧阳昱与杨邪对谈录》，《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

　　[20][21]熊国华选编：《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诗歌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第279页。

　　[22][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