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记忆与遗忘之书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陈团英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夕雾花园》（Tan Twan Eng,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2012）甫一问世便入围曼布克奖决选名单，随后荣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和史考特历史小说奖等诸多奖项，并于2015年由庄安祺译为中文，在我国台北出版。这是作者继第一部长篇小说《雨的礼物》（The Giftof Rain,2007）之后继续刻画日本侵略战争及其后遗症的长篇小说。笔者统计，该书总共出现了51次“记忆”（memory），115次“记得”（remember），61次“遗忘”（forget），因而可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记忆与遗忘之书。在遗忘与记忆的角力之间，《夕雾花园》呈现了日据时期日军在马来亚惨无人道的暴行及其带给人们的战争创伤。《夕雾花园》描写二战之后，日军集中营幸存者张云林与曾经担任天皇的御用园艺师有朋的爱情故事。小说以云林的叙述开始，其即将失去记忆，她将以书写对抗随时会到来的失忆症。在抵抗遗忘之际，云林回忆她和被日军强迫成为“慰安妇”的姐姐云红在日军集中营中依靠想象创建日式花园度过的每一个痛苦的日子。云林熬到了战争结束成为日军集中营唯一的幸存者，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学习法律，学成归来后成为法官，并在审判日军战犯方面获得了卓著声名，但一直为在集中营期间抛下姐姐导致其被日军杀死、与日军合作的苟且偷生深深自责。为实现自我救赎和了却姐姐的心愿，云林决定将两人在集中营想象和构思的花园付诸行动，她拜师中村有朋（以下简称“有朋”）学习造园技巧。在与有朋的情感纠葛中，日据时期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云林的创伤记忆、云红被迫作为“慰安妇”的惨痛经历、殖民地马来西亚的历史和代表日本“物哀美学”的夕雾花园在作者的笔端如犬牙交错般铺陈。在云林即将失忆之时，战时的樱花神风飞行员、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吉川达治教授（以下简称“达治”）为了研究和写作有朋的园艺、浮世绘和刺青艺术成就造访云林，并推测出有朋的可能是“金百合计划”成员的隐秘身份。
《夕雾花园》问世以来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评价，作者高超的小说语言、多线叙事和纯熟自然的手笔，使一部关于日军暴行与自我救赎的作品充满了超越文字本身的画面感与立体感，很快就得到了电影导演的青睐，改编的同名电影亦已上映并好评如潮。英美学界、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夕雾花园》研究相对较为丰富，其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该作品中的生态思想①、日本禅宗②、物哀美学③和后殖民特质④，而大陆学界对此作品尚未关注。《夕雾花园》不但是记载战争暴行与主人公创伤经验的记忆之书，也是主人公对抗遗忘与完成救赎的抗争之歌，在不可忘却的历史与无法弥合的创伤之间，如何用现实的情感救赎曾经的记忆？如何在遗忘与救赎的悖论中重建自己的精神花园？本文拟从《夕雾花园》呈现的日军暴力切入，分析日军暴行带来难以修复的创伤，指出该小说以物哀美学的日式花园为媒介修复云林的创伤、哀悼“慰安妇”云红的脆弱生命存在的诸多悖论。
一、日军暴行与脆弱的生命
据调查，马来亚日据时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因大检证和大肃清而被屠杀的华人近十万人。⑤据保罗·H.卡多斯卡在《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1941—1945》记载，日军的殖民统治对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进行全面宰制。⑥日军在马来亚的大屠杀、强奸和掠夺等累累暴行亦在《夕雾花园》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对平民进行无差别屠杀是日军在二战中犯下的最重要罪行之一。日本宪兵杀害村民和战俘，就像丛林的向导用开山刀砍矮树丛一样毫不留情。小说描述了成千上万的华人到丛林边缘藏身，避开日本皇军宪兵队以免被捕而遭屠杀。在一个“非法”垦居者的村庄里，村民被日本人带到附近的田野被迫挖自己的坟墓，然后被日军就地掩埋。其中最著名的屠杀事件发生在1942年3月15日和3月18日，日军为报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袭击，在森美兰州乡间两个华人村落即港尾村和余朗朗村进行屠村，全村男女老少被步枪和刺刀残忍杀害，港尾村被杀村民675人，只有躲在死人堆里装死的两名小孩幸免；余朗朗村村民1470人被杀，仅有十余人幸存。⑦作为法官的云林在审判日军罪犯时，在日军的证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屠杀”“强奸”和“抢夺”等字眼，如对战犯秀吉守的审问中，其承认亲自命令手下逼村民走进海里，当水淹到他们的腰部时，士兵就对他们开枪。海里满是鲜血，潮水总共涨退了七次才把海滩上的血迹冲干净。此外，数千名平民搭载悬挂红十字旗的船队撤离新加坡，日本飞机把船只全部炸沉，漂浮海上的平民不是被机枪扫射，就是最后被活活淹死。女人被捞起来，强暴之后再扔回大海里。这些被无视的脆弱生命被邪恶的日军戕害和侮辱，他们就像马来亚高原上的芒草一样被随意践踏和收割。
对女性的强奸和“慰安妇”制度是日军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犯下的最重要罪行之一。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几乎在每一场大小战役中，都有一群女性以边缘、隐匿的方式被动员着，宛如部队不可或缺的一员，为战士提供护理、烹饪、性服务、但却从来未被赋予正式职位，亦未曾获得战争的荣光。“慰安妇”是二战中被日军当成泄欲、泄愤和羞辱的女性。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洋战争和二战期间，饱受日军侮辱与损害的“慰安妇”共计40余万人。⑧日军在马来亚的“慰安所”分布在30多个城市，日军所到之处几乎都开设了“慰安所”。多数“慰安妇”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在最后撤离是为了消灭人证而被杀死。如云红被日军强迫成为“慰安妇”而饱受折磨，也因意外怀孕而被实行堕胎手术，最后被日军杀死掩埋于矿坑之中。
小说还以悬疑的情节展示了日军对东南亚各国财产的掠夺。根据达治推断，云红就是在日军即将完成“金百合计划”时候被掩埋于矿井之中。达治介绍，金百合计划正是日本在东南亚各国实行的财富掠夺秘密计划。据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对“金百合计划”研究，天皇家族成员及亲信在二战期间游走于占领国各处、掠夺了各国的皇家、寺庙和博物馆等的收藏和国家宝藏，搬走了上亿的金钱和无价的艺术品。⑨再如我国学者孟国祥和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调查及对日索赔史略》记录了日本从中国银行、矿藏等掠夺大量财富的数据。⑩达治为了证实其猜测，拿出一支刻着菊花的金属胸针给云林看，这是天皇在太平洋战争赐予少数人的荣誉徽章，而有朋在云林身上的刺青亦有这样一朵菊花。云林所在的日军集中营从事的隧道挖掘，则是日军为了掩埋掠夺财富而实施的“金百合计划”之一，因而所有的行为都具有隐藏性和绝密性，以至于云林终生孜孜不倦寻求集中营位置的努力都枉然。
此外，在达治的记忆中也呈现出日本民众的各种暴力行为。在离他家别墅不远的东南亚战俘劳动营，只要有人逃跑，管理者和村民就会组织搜索队，带着猎狗和棍棒与农具，相互打赌看谁能先找到逃跑的战俘，村民们把这称为“猎兔子”（Rabbit hunting）。战俘被他们抓回去之后，就会被带到村公所外的广场毒打。有一次达治看到一群男孩子把一名囚犯活活打死。由此可见，日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并非一朝一夕突然爆发的，而是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培育土壤。
然而，天皇不仅逃脱了东京审判的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有朋对天皇的信仰也并未因为日本战败而结束，每次进书房的时候，有朋总会先向天皇的肖像鞠躬，完全不理会云林满怀对天皇的憎恨。当有朋听完云林叙述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后，或许他已经意识到天皇的战争罪责，不再对着天皇的照片鞠躬，甚至把天皇的肖像从墙上拆下搁置不可见的角落。达治也为此而努力，达治说到了自己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我们并不知道我的国家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关于大屠杀或集中营，在活生生的战俘身上做的医学实验，还有被迫去当‘慰安妇’的女人。战后我回到家乡，开始尽可能发掘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这时候，我才开始对我们的罪行产生好奇。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个家庭都为一种缄默无声所窒息，我想要填补那种缄默”。[11]所以每当有人要篡改日本的历史课本，删除日本军队所犯的罪行证明，每一次政府官员去靖国神社朝拜，达治就在报上投书反对。因此他曾遭受四次袭击，接到死亡威胁，但是他还是上广播和电视节目，告诉日本民众历史真相并主张赔偿东南亚人民。但是，达治的疾呼和个人力量在日军的暴行和战后日本政府巧舌如簧的百般抵赖中显得那么微弱。因此，日本战后拒不悔罪否定战争罪行的态度无法哀悼如“慰安妇”云红这样脆弱的生命，记忆的废墟上仍有无数难以名状的创伤等待愈合。
二、记忆废墟里的创伤
云林被持续的创伤鬼影（trauma’s specter）纠缠，记忆碎片在各种环境或别人的言辞中都可能被刺激而随时闪现，敲击她脆弱的神经，持续的噩梦困扰着她。她犹如站立在记忆的废墟之上，脚下尖锐的石块刺痛她的双脚，放眼望去面前一片荒芜。她既是创伤主体，又是创伤后的受苦者。罗格·卢克赫斯特指出，“创伤在那里，叙事就要在那里。”[12]叙事作为创伤的出口，难以言说的隐秘性过往却在云林这被尘封，她力图以一己之力肩负集体记忆、家族记忆和个人记忆的重担。她隐藏自己、独居并尽最大努力减少社交。从集中营回来之后，云林无法忍受长期与人群相处。哪怕是在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好友麦格纳斯的茶园时，云林坚持独居。“在囚犯时，我周遭总是围绕着数百人，如今我只想保有我的隐私（privacy）。”[13]这里的“隐私”也是权利——不被他人随意入侵的权利。在云林退休仪式上，当首席法官阿都拉向律师和法官们评价云林时指出她十九岁时曾是日本集中营的“囚犯”。云林内心涌动着诸多思绪和惊讶，“我从没对任何人提过待在集中营的那三年，只是尽量低调度日，不去想它，而且通常都做得很好”。[14]她无论天气冷暖都带着手套，哪怕和情人缠绵之际亦不肯脱下，以防被日军切去手指的残掌被发现。她愈是逃避，她心灵深处的创伤就愈变成幽灵或鬼影，不断纠缠和干扰她的生命，周遭的环境如雨后的泥土气息、相处之人不经意的言行都让她觉得再次被推回到集中营的废墟之上。云林刚租住在麦格纳斯茶园的房子之初，一天傍晚，“快要下雨了，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金属味，仿佛遭到埋藏在乌云中的闪电烧灼过一样。这气味叫我想起我在集中营的时光。”[15]“附近丛林的气味令她觉得自己又回到集中营中，甚至还依旧不敢相信战争已经结束，更不敢相信自己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熬了过来。
云林所在的日军集中营执行日本时区，每天黎明时分“囚犯”们都得朝天皇的方向鞠躬。因此听到天皇的名字和看到鞠躬总让她仿佛回到了集中营。在与有朋初次见面告别的时候，有朋向云林鞠躬，但云林并未回礼。因为这个动作让她想起无数次被迫鞠躬的回忆，因动作做得不够快腰弯得不够低，挨过的多少巴掌。在向有朋学习日本弓道时相互鞠躬的礼仪也让云林痛恨，让她想起奉命向拘禁她的日军行礼如仪的动作。在与有朋共同建造夕雾花园的时候，云林常被有朋不经意的一句话乃至一个词刺激而失去理智。有一次有朋让云林把木头锯成小块以便建园使用，但是云林对“木头”（logs）二字有着严重的抵触心理，她一路狂奔，跌倒爬起来，甚至手已出血也无所顾及，仅仅是因为她想起了集中营里日本军官曾屡次咒骂她们为“木头”。“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木头而已，该砍该切，然后烧成灰烬。”[16]在原文中，作者用了logs和incinerate两词分别表示日本军官所咒骂的“木头”和“烧成灰烬”，logs一词不仅表示“原木”，同时也有“日志、记录”的意思，而incinerate则表示“完全焚毁”，云林和集中营里的囚犯本身就是这些罪行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他们带着历史的创伤和记忆，既如日志一样珍贵，也如木头一样易毁，施暴者必然会完全销毁自己罪行的证据，抹去这些承载记忆的个体，妄图使历史由此变得空白。无论是日本的战时集中营还是德国纳粹的隔离区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把“囚徒”比作昆虫、动物和野兽等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受害者的生命在言辞中变得毫无价值，因而可以更好控制“囚徒”。正如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所言，“他们是被判死刑的人，或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进入集中营就意味着明确被排出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与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赤裸生命。”[17]在日军看来，集中营里的“囚犯”和“慰安妇”如草芥般的“裸命”的存在，因而日军看守和军官可以随意褫夺他们的生命。朱迪斯·巴特勒也在《不安的生命——哀悼和暴力的力量》里指出，“在暴力状态下，我们受制于他人意志的摆布无法自制，他人只要肆意妄为即可轻易抹杀生命。”[18]因此，云林对有朋的指令也极为敏感，因为在经历囚禁之后，她曾经发誓绝不再让任何人控制她的人生。有朋的指令让她感觉瞬间回到作为日本兵奴隶的集中营时期，甚至为姐姐建造日式花园的决心也开始崩溃，无法克制的悲伤汹涌而至，她明白了这段悲痛的旅程仍在继续，无法慰藉的人生还在继续。尽管云林对自己的过往隐藏得非常好，但是偶尔记忆还是会找到出路，透过她所听到的一个声音、一个字，或者在街上闻到的一种气味，集中营的过往和姐姐的遭遇便涌现心头。正如凯茜·卡露丝所言，“遭受精神创伤的人随身携带着他们的一段不可能的历史，他们抑或成为他们自己不能完全拥有的一段历史的症状。”[19]在集中营里，云林总期待每天的夜幕降临时刻的，即使已经过了多年，云林依旧改不了集中营的作息习惯。她非常害怕黎明来临，这意味着又得经历一天难以预测的残酷。身为“囚犯”，她害怕早上张开眼睛；但如今自由了，云林却在夜晚入睡时害怕闭上眼睛，恐惧等着她的梦境。
战争的暴行导致一切皆成为残缺的废墟，修复需要时日。云林残废的左手，残破的心灵亟待修复，但又时刻被周遭的环境唤醒沉痛记忆。疼痛逝去而记忆永存，尽管四十多年过去了，但记忆中的疼痛一直萦绕在指尖，只是云林一生努力也未能找到她被关押的集中营地点，更没有找到云红尸骨掩埋之地，她未曾在现实层面完成自己关于赎罪的承诺，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云林在废墟记忆之上与日本园艺师有朋进行了“和解”之恋，她作为战争受难者、幸存者的记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有朋的信仰，使其停止了对天皇的膜拜，拆下了天皇的画像；那么有朋的园林艺术对于云林的疗伤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云林能否在记忆的废墟里实现对姐姐云红的承诺和自我的救赎呢？
三、物哀美学救赎的悖论
在写完第一本作品《雨的礼物》之后，陈团英开始构思《夕雾花园》。他想知道世界大战结束，和平重新降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人们如何面对他们所丧失的一切，重建他们的生活？如战时日本集中营的幸存者云林，一个身心满目疮痍的“囚徒”，为了实现姐姐建造日式花园的心愿和自我救赎，她将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呢？《夕雾花园》把日式花园、浮世绘、刺青艺术和战争创伤相交融，希望通过建造日式花园治愈日军暴行带来的战争创伤。我们不禁问，日本“物哀美学”能否治愈云林废墟上的创伤记忆，能否成为云林实现自我救赎的通幽曲径？云林压抑着对日本人的仇恨拜会有朋，并成为他第一个和唯一的入室弟子，随后与之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关系。尽管云林对过去充满怨恨，对有朋的天皇信仰极为不满，而且有朋对于他的同胞在自己以及姐姐云红身心所施的一切暴行并未道歉，即便如此，云林仍臣服于有朋的园林艺术品位，对其建造的夕雾花园造景和借景之术佩服不已。姐姐云红更是尚未听说有朋鼎鼎大名之前就一直对日式花园着迷。1938年即日本对马来亚的全面侵略尚未开始之际，云林父亲赴日进行橡胶商务谈判期间，云林一家在参观了日本寺院和花园，云红开始听闻有朋事迹并对其顶礼膜拜，她对日式花园的入迷溢于言表。小说花了很大篇幅表达了对于日本传统美学观念的仰慕和崇拜，在集中营里云红屡次谈到等战争结束她的理想就是建造花园。“我们躲进假想的世界。云红一再地谈我们京都看到的日式花园，鼓舞我们的精神，她连最小的细节都不厌其烦地描述给我听，说我们要这样才能撑下去，我们要这样才能活着离开集中营。”[20]云红回忆在京都看到的花园，用如梦似幻的声音描述细节。在她看来，这就是她们姊妹俩将来要过的生活，这是她们要活着出去的理由。
“有一天，一名卫兵因为我没有好好鞠躬而揍我，他不停地痛打我。我却感觉自己置身一座华宇到处都是万紫千红开了花的树木，流水的气息……我停了下来，我这才明白自己想象的是我们去过京都所有花园的综合体。我把这个想象告诉云红，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创造我们自己的花园。日复一日，我们加了很多细节”。[21]
想象的花园成了姐妹俩的避难所。在想象空中楼阁般的日式花园之际，她们是可以忘记一切的自由灵魂。甚至云林因为偷厨房鸡腿给姐姐吃，被集中营军官文雄上尉发现剁了手指的瞬间，她也是浮在云端之上的精灵。“我不断尖叫，他挥下刀刃，剁下我末段的两根手指，我的尖叫声似乎永无止境。在我昏迷之前的几秒，我感觉自己正在京都的一座花园中漫步，接着我失去了知觉，痛楚也消失了。”[22]之后，云林为了让自己分心，在脑海里打造了一座花园，一座由记忆中召唤出来的花园。当数周之后姊妹俩相见，云林向姐姐详尽描述她失去知觉那一霎那间脑海浮现的那座美轮美奂花园。云红说她们会建造自己的花园，没有人可以把她们带走的花园。
日式花园是虚构的，夕雾花园是人工制造的，而集中营的过往是真实的，创伤也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虚妄之美。云林昔日的情人菲德瑞克指出，像夕雾这样的花园根本就是骗人，它们是假的，一切都是经过事先的构想、设计、建造。夕雾花园是天底下最人工的地方。但是云林认为，日本人所热爱的控制大自然的技巧是经过了上前年而逐渐完善的。在云林看来，唯有身处经过精心设计和创造的夕雾花园，她才找到安定与平静的感觉，甚至忘记一切的片刻。
“我眼皮下捕捉的闪动光线逐渐消失，填满池塘的水声安静下来，我凝视谛听风声，想象它的吹拂，由树到树，由叶到叶，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一只鸟拍翅搅动空气，我看到叶片由最高的枝头落到长满苔藓的地面，我闻到花园的气息：一朵百合，方才绽放；缀满露水的蕨类植物，遭到白蚁严重侵蚀而剥落的树皮，带着潮湿和腐朽意味的气味。”[23]
云林在此感知物之心，把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身之所触都纳于心加以体味，集中营时期的想象成为了现实，曾经的虚妄之美终成其“知物哀”，她的身心与园林合一。正如本居宣长在《日本物哀》里指出的一样，“对于不同类型的‘物’与‘事’的感知，就是‘物哀’。……知道樱花之美，从而心生感动，心花怒放，这就是‘物哀’”。[24]在云林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哪怕是残缺破败的夕雾，一个源自《源氏物语》里源氏王子的长子“夕雾”的名字。但在《源氏物语》的《夕雾》卷中，夕雾曾受柏木死前嘱托，去慰问和照顾其妻子落叶宫，但其间夕雾却与落叶宫相恋。受友人之托却与友人遗孀相恋的夕雾，这是否隐喻着云林、云红与有朋之间的关系呢？云红因画展与有朋相识，有朋一直珍藏云红画作。劫后余生的云林受云红之托建造日式园林，却与园林主人有朋相恋同居。或许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命运安排。
但是，云林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却是她的自我选择从而获得了逃生的机会。云林为了生存和免于看守的虐待，曾经向集中营军官文雄提供情报、告诉谁打算逃跑、谁在制造收音机等告发营友的诸多行为，从而让她得以在厨房从事轻便工作，进而跟神父学习日语成为集中营的翻译，接触集中营最高长官富永，最后在富永的帮助下逃离集中营，而富永恰恰又是有朋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和朋友。有时候云林甚至把曾经的狱友称为“他们”，忘了自己仍是“我们”，仍是日军的奴隶。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云林对自己所犯下的苟且罪行提及甚少，但我们仍能从其只言片语中得知她之所以孜孜不倦实现姐姐的心愿，更多是出于对自己罪恶的救赎。但是，她寻求的对象却是一个日本皇家御用园林师，一个可能肩负“金百合计划”的天皇亲信，一个突然来到金马仑高原又突然失踪的浮世绘大师、一个能够周旋与日本军官的刺青大师、一个能够从日本军营里拯救马久巴庄园园主麦格纳斯和云之寺尼姑的英雄[25]……艺术大师或拯救者是他的身份，还是他掩人耳目的伪饰？这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他与日本军方的关系密切到超乎我们想象，否则日本军官身上的刺青就无法解释。但是，恰恰是身份含混隐秘的有朋成为了云林的师傅、恋人和在她身上完成刺青作品之人。云林以为可以借助有朋的力量完成姐姐的夙愿，有朋却如鬼魅般消失于夕雾花园，消失于既喧嚣和又阒寂的世间。他留下了未完工的夕雾花园，留下了云林背上的刺青——一幅可能隐藏“金百合计划”地图的刺青。达治发现，在云林的背上有一片肌肤完全空白。这一空白是东方艺术中惯常使用的技巧——“留白”。按照达治所画的夕雾花园地图来看，这不仅仅是一个留白，而实际上是花园的位置。“如果地图的功用取决于它能否精准地体现地标之间的相对距离和位置的话，那么有朋这个精准的绘图师，非常清楚他的花园与集中营。”[26]在与达治的交流中，云林似乎明白了其孜孜于日式园林建设的志业并不能让其得以救赎，反而是生命的损耗。“我已经不想再寻找集中营或矿坑了。云红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就算我找到她的埋骨之所，也无法减轻我的罪恶，或者挽回已经发生的一切。”[27]最终，云林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当夕雾花园的管家阿昌把有朋的手杖递给她时，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诉有朋，她不再需要它了。渡人，最终渡己，或许此刻的云林已经开始能从容地走向彼岸了。
四、结语
小说作者陈团英自述其因学习自我与自然合一的合气道进而对日本文化深感兴趣，其第一部小说《雨的礼物》中两个主人公即为合气道师徒关系。在《夕雾花园》中，陈团英又以日本园林哲学贯穿其中，整个文本的叙事铺陈于一座日式园林的建造之中，人物间的爱恨情仇、记忆与遗忘、园林的四季枯荣、自然与造境之间纠缠交替。更吊诡的在于姊妹俩以想象建造日式花园支撑她们熬过集中营里生不如死的日夜，这种自我迷魂的方式让云林得以熬过最痛苦时刻，并在余生中以建造日本园林为志业。身负日军暴行带来的身体残缺和心理创伤，在一个身份隐晦的日本园艺师门下从事日式花园建设，这在某种程呈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当然这也展现了历史的诸多文学想象可能性。但是，在笔者看来，历史的诠释只有一个指向——揭露日军暴行的真相。遗憾的是，小说的核心之谜——有朋是自愿来到马来亚的，还是被天皇派来的间谍？他到底多深入地参与了“金百合计划”？这些疑问到小说最后都无法完全证实，但这恰恰证明了云林寄托的日本“物哀美学”的救赎之路是多么虚妄。修建日式花园，无非是造梦与圆梦，追求日式花园的物哀情调，更是不可忍受的焦虑与痛苦之源。即便建园完成之时，被虐杀的冤魂却永远无法复生。在这一逻辑中，云林建造夕雾花园，正是饮鸩止渴之举。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情节设计更深刻地揭露了集中营里的日军戕害暴行带给幸存者的灵魂阴影和创伤后遗症。在远离了集中营的死亡恐怖之后，云林依旧在想象和现实中做出了如此吊诡的选择。不过这也恰恰能引发读者更深刻的反思，是怎样的伤害和耻辱逼迫个体形成了这样悖谬的心理和文化选择？①[南非]Gail Fincham.Ecology,Ethics,and the Future:Tan Twan 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English Academy Review,London:Taylor&Francis,2014:31（2）,pp.125-137.
②[澳大利亚]David C.L.Lim,The Zen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Tan Twan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Oxfordshire:Routledge,2015:56,pp.435-448.
③王景智：《帝国花园物语：〈夕雾花园〉里的遗忘政治》，《英美文学评论》2018年第33期。
④[澳大利亚]Fiona LEE.Transcultural Aesthetics and Postcolonial Memory: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in Tan Twan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3（2）,pp.185-201.
⑤张连红：《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⑥[澳大利亚]Paul H.Kratoska,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5,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p.355-358.
⑦可参见[马来西亚]陆培春：《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3年零8个月》，吉隆坡：隆雪中华大会堂2014年版，第25页，第117-129页；[马来西亚]廖文辉：《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379-389页。
⑧苏智良：《日军“慰安妇”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⑨[美]斯特林·西格雷夫、佩吉·西格雷夫：《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王选译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⑩孟国祥、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调查及对日索赔史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13][14][15][16][20][21][22][23][27][马来西亚]陈团英：《夕雾花园》，庄安祺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第114页，第26页，第125页，第131页，第75页，第76页，第321页，第227页，第406页。对应英文原文见Eng,Tan Twan.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Newcastle upon Tyne:Myrmidon Books,2012,p.186,p.90,p.13,p.100,p.105,p.57,pp.57-58,p.271,p.188,p.342.
[12][英]Luckhurst Roger.The Trauma Question,London:Routledge,2008,p.82.
[17][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18][美]朱迪斯·巴特勒：《不安的生命——哀悼和暴力的力量》，何磊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19][美]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Baltimore,MD,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34.
[24][日]本居宣长：《日本物哀》，王向远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66页。
[25]据小说记载，在日据时期有朋曾经去见过地方司令，要他把丹那拉打所有的慰安妇都放走。司令让四个年纪最小的离开，云之寺的尼姑就是其中一个。
[26]沈双：《背叛、离散叙述与马华文学》，《二十一世纪》2016年第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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