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雾花园》①（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是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作家陈团英继《雨之赐》（The Gift of Rain）之后又一部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学界对《夕雾花园》的关注②，多集中在后殖民理论观照下的跨文化特性、作者的写作动机、“花园”的象征意义、战后的创伤政治、小说的翻译技巧等方面。卡萨波娃（Kapka Kassabova）在《卫报》上发表书评，称赞陈团英是“文化杂糅性的大师”（a master of cultural complexities③），肯定了《夕雾花园》在呈现跨文化复杂性上的过人之处。事实上，《夕雾花园》以二战后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为背景，小说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不言而喻。当宏大叙事以强势的姿态进驻马来（西）亚，历经苦难的战争亲历者，如何才能在战后真正“幸存”？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又是以何种方式被替代、压抑、投射、升华，帮助他们走出战争的阴影，抑或被偏执的欲望彻底反噬，再次陷入遗忘的圈套？相较于文本的跨文化属性、“花园”隐喻等，借助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勾勒出《夕雾花园》中以云林（Teoh Yun Ling）为代表的“战争遗民”④在记忆与遗忘的博弈中堆叠而成的幽微心迹，有助于我们更接近二战时真实立体的马来（西）亚和被历史宏大叙事所遮蔽的马来西亚华人。
一、游戏与幻想：战时的天堂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将幻想（Fantasy）、游戏划归为代替性精神防御机制的重要范畴。她认为：“儿童期的自我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能够摆脱令人不悦的现实影响，并能保持现实检验能力。自我最大限度保持这种状态，不仅仅将自身限制在纯粹的想象和幻想中，即不光想，而且做。它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外部物体来戏剧化地改变它的真实情况。”⑤这种精神防御机制，实质上是指本我、自我、超我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困境后，利用游戏、幻想等退行的思考方式，寻找现实世界的替代物，以躲避窘迫现实所产生的本能焦虑、现实焦虑、良知焦虑。⑥安娜·弗洛伊德将代替性精神防御机制建构出的世界，称为具有“必须让人能够平静下来”⑦的白日梦世界。通过游戏与幻想实现的代替性精神防御机制，为身处二战时期日军集中营的云林、云红（Teoh Yun Hong），为身为马来西亚华裔的写作者陈团英，提供了一种生存策略。（一）人物的花园幻想
“多亏云红对花园的喜爱，才让我们在拘留营里撑了下来。”⑧战争时期被封闭在集中营的战俘无处可逃。出于求生的本能，云林、云红开始通过幻想与游戏，建造她们的白日梦世界。在脑海中建构花园的过程，是她们自我拯救、告别战争恶果的仪式。这座深藏在脑海中的花园，置换了逼仄阴暗、无处可逃的集中营，最快地为姐妹俩提供了避难之所。“有一天，一名卫兵因为我没有好好鞠躬而揍我，他不停地痛打我。我却感觉自己置身一座花园，到处是万紫千红开了花的树木，流水的气息……”⑨极致痛苦中，“本我”拉拽“自我”，从而钝化云林的现实感受，带她进入脑海中的花园幻境，保全性命、暂离恐惧。同样地，云红闭口不提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屈辱，只是不断地向云林描述梦中园林的细节。幻想成为云林与云红暂时摆脱屈辱和藤鞭的避难所。
花园的介入，让幻想与游戏构建的幻象更加具体、更加接近真实。相较于西西弗斯推动巨石而不知终点的循环与茫然，姐妹俩对花园的建构则既有整体的把握又有细节的雕琢。集中营内的花园，本质上是充盈着虚空的梦境，只存在于姐妹的头脑中。“日复一日，我们加了许多细节。这花园成了我们的避难所。”⑩当云林开始意识到由潜意识激发的花园想象为身处绝望处境的战俘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个想象就开始由无意识的自我超越，成为了有意识的一种本我建构。姐妹俩通过在头脑中共同绘制这座花园的设计图纸，为自己的生活不断创造着希望。只要花园的设计仍然需要被改动、被充盈，这场躲避肮脏的仪式就永远不会终止。“在成人的生活中，白日梦有时作为扩展有限现实或反转现实的功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1]对于云林、云红而言，她们的白日梦是关于花园的白日梦。不断被建构的花园，开始渐渐模糊梦与现实的界限，拉长了生存的时间、累积了生存的厚度，给予了生命活着的勇气与存在的更多意义。尽管这说到底仍旧是梦，仍旧只能让受难者在虚幻的解脱中“自愚”。
张氏姐妹代表了在二战中受到伤害的“战争遗民”群像。面对无法逃避的战俘营，“战争遗民”超越了花园能指，在各异的仪式中告别肮脏。他们通过幻想与游戏的精神防御机制，寻求解脱之道。在这之中作为所指的仪式，其具体形态有所滑动变形，但其“指向生的希望”的能指则不曾改变。无论是珍视自己集邮收藏的欧亚混血女人，还是对莎翁戏剧狂热至极的受刑男人，都在幻想与游戏的自我防御机制下，建构了自己的白日梦。此外，穿着褪色黑色袍子的道士通过仪式抚慰惨死于日军刀枪下的死者灵魂，这同样是战争遗民的幻想与游戏。这场白日梦与其说是在超度亡灵，倒不如说是在拯救生者。如安娜所言，“每个防御机制总是保障自我的安全”[12]，而对于他人所谓的安抚，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感动。
（二）作者的白日梦
《夕雾花园》“有棱有角地拼凑出一幅日军南侵以来的‘马来西亚历史’的风貌”[13]。陈团英通过虚构小说的写作方式，描述了非虚构的马来西亚历史。在虚与实的空间中，陈团英将如何确认“海峡华人”的身份归属？在阅读时，若对马来西亚共产党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后的马来西亚历史缺乏了解：即在马来亚紧急状态下的十二年中，“英军对任何马共或马共同情者，一律采取严酷的手段。英军任意射杀平民，活活烧死小孩，在森林边缘巡视时，采取焦土政策，烧毁民宅”[14]，读者极易被小说中“不完整的真相”误导。陈团英的成长背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1972年，陈团英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海峡华人家庭。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又叫“峇峇”（Baba）或“娘惹”（Nyonya），是中国移民与马来（西）亚原住民的混血后裔。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就被称为“海峡华人”。[15]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陈团英始终无法回避“海峡华人”对其个人成长与身份确认的拉扯。“海峡华人”的身份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指认。陈团英在采访中谈到：“它（海峡华人）对我的影响是，我们在家里讲英语——我的父母在槟城的英语学校上学。我爸爸是福建人，所以我们在家里也讲福建话。我妈妈是潮州人，但她并没有真正和我说潮州话。我必须学习粤语，因为吉隆坡的人都说粤语；普通话我可以说，也能理解一点。对我来说，作为海峡两岸的华人，主要是指（使用）英语语言。”[16]之所以选择用英文写作，是因为自己更能熟练掌握英语而并非华文、甚至普通话。陈团英在小说的写作中，也不止一次借云林之口在表达多语言、多文化对他自我身份确认带来的矛盾与困惑：作为接受英语教育的海峡华人，他始终不知如何在“英”“马”“华”这三种身份属性中自处。
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知名作家，陈团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现实的考量，而难以袒露真实的想法。他在《夕雾花园》台湾版独家作者序中，特别强调夕雾花园的建构与《夕雾花园》的写作是共生的，即“我在写《夕雾花园》时，不由得感到这个过程和打造日式庭园非常相似……”[17]。云林与陈团英、小说与现实互为镜照、互相“借景”。云林1923年出生于槟城，她的父母是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海峡华人。她同样面临身份归属的困惑，同样会面临类似地质疑：“你是中国人，你们全都是移民的后代……你们只会对中国忠心”“你是海峡华人，……我们马来人，我们才是这块土地真正的子民，我们是土著。”[18]陈团英其实是借云林，用幻想与游戏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白日梦，而这个白日梦就是《夕雾花园》。在历史的现实中，海峡华人的无奈处境难以被改变，但在小说的写作中，作为执笔人却可以介入《夕雾花园》、夕雾花园的建构、介入云林的生命，完成光明正大地游戏与幻想，从而达到其对个人身份归属的确认。而这个身份的确认究竟是否合理，是否妥当似乎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对历史进行描述勾勒时，身份得到了确认。而这种确认，实际上就是代替性精神防御机制启动所造成的效果。
二、压抑与投射：幸存的折磨
压抑（Repression）作为可靠的屏障存在于表象的延迟、爆发或意识自我中的情感，消除了整个情感和本能的生活，破坏了人格的完整性。[19]投射（Projection）是一种向外界的“自我的排出”[20]。二者作为消极的精神防御机制均作用于本我，前者通过控制自我而抑制意识表露，后者通过迁怒他人而摆脱消极的自我意识。日军战败撤出马来西亚之后的五年，云林作为幸存者依旧按照拘留营的作息习惯生活。幸存对于亲历战争的死者、彻底脱离战争的生者而言是一种安慰；对于亲历战争却无法脱离的生者，则是一种刻入骨髓、牵动神经的折磨。这种折磨伴随着幻想与游戏的终结而愈加强烈。失去了花园幻象的庇护，云林只好压抑并向外界投射自我消极的情绪。与之相反的是，情绪崩溃的云林在升华防御机制的作用下尝试摆脱战争阴影以自救。尽管，她最终失败了。（一）挣扎的克制与崩溃
云林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始终生活在战争后遗症之中。战后“生”的自由，不过是生理层面躯体的被松绑，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战争后遗症让云林饱受梦魇困扰。云林在战后造访日本皇家园艺师中村有朋（Nakamura Aritomo），向他学习日式园艺艺术。如安娜所言：“压抑存在于表象的延迟或爆发，以及意识自我中的情感。”[21]在夕雾花园漫长的建构过程中，云林作为战争遗民通过压抑防御机制，回避苦难记忆，压制崩溃的情绪。压抑被安娜称为最危险的防御机制，它不断通过自我抑制本我。这个过程中，本我在极度深重的痛苦中崩溃。家境富裕、受过高等教育的云林，面对与战争有关的事物时尽显克制，但自我的隐忍最终抵不过本我想要逃离痛苦的决心。“我屏住呼吸。他（有朋）的命令让我回到我是日本兵奴隶的那个时期，我的决心开始崩溃，即使我感觉到他对我好奇地注视也无法克制。”[22]有朋对云林建构花园的指导，刺激了她的战争创伤，导致长久的压抑防御机制崩溃。对于战争痛苦、仇恨的压抑，在对有朋的敌意释放中得到延迟表现与爆发，这种压抑与崩溃的纠结，导致云林开始憎恶“日本佬”有朋。
崩溃让云林在战争阴影的闭环中不断重蹈覆辙。幸存是带有诅咒的祝福，将云林封印在昔日的苦难中。云林只能在压抑防御机制的庇佑下，不断延长痛苦爆发的时间点。自我、本我、超我彼此间的不断拉扯，极深地折磨着云林。她只好通过呼吸、工作等等躯体化的动作：“我深吸了一口气，缓慢地把它吐出来”[23]“恶心的感觉消退了，却在我的喉咙深处残留一股酸意。”[24]……，不断延长自己直面战争痛苦的时间。
（二）抛弃的歉疚与补偿
云林认为自己的无能害死了姐姐，她想要与姐姐互换处境，独自承受“慰安妇”的凌辱与羞耻，但她不能。尽管云林冒着生命危险为云红偷窃食物，但最终在集中营中活下来的人还是只有她自己。“抛弃”云红的自责，裹挟着战争本身的痛苦折磨云林。云林在记忆中不受控制地迷失、在自责中无法停止地愧疚。她试图通过实现姐姐的园林梦想，弥补歉疚并赎清罪恶。相比于对自己的观照，云林更多地对自己深爱的客体云红投射了更多精力。挣扎之中，她不自觉地将“本能的愿望向更能满足愿望的客体让渡。”[25]安娜将此行为称为投射防御机制。“我只是为云红这样做”[26]，为了完成云红的花园梦，云林克服自己对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不自觉的厌恶，向有朋请教建造园林的艺术。在二人的相处过程中，云林甚至与有朋产生恋人的情愫。安娜将此心理活动轨迹归纳为“利他性让渡”（Altruism）的投射机制作用下的产物。战后，云林开始在战争罪行法庭担任研究员。她将战争后遗症的痛苦置换至战后被送上审判席的战犯身上。安娜将这样的心理轨迹称为“内射批评的权威形成超我，将自身被禁止的冲动向外投射。”[27]云林开始劝说、甚至威胁战争受害者出庭指认日本罪犯的罪行。这不仅是云林寻求战争真相的旅程：“我在搜寻拘留我的营区资料，我要找出我姊姊被埋在哪里”[28]；更是她对自我与对战争遗民的救赎：“我要让那些该负责任的人受到处罚，我要看见正义得到伸张。”[29]面对被吊死的一百名日本战犯，云林的“麻木”并非冷血，而是她对自身痛苦的一种外在投射。“记录日本皇军受害人的证据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预期，看到受害人说到他们所承受的暴行而崩溃，使我意识到自己也需要从经历中复元。”[30]面对在战争中受害的人，云林无法置身事外。麻木与崩溃，这两种在不同对象面前出现的极端心理，其实是云林面对战争后遗症时的生存策略。云林在被提议向中村有朋请教园艺时，情绪激动地说：“他是个日本佬”“他们得先把他们的天皇吊死，不然我不会请任何一个日本人帮忙”[31]。显然，她将对姐姐的愧疚置换到战犯身上，将对战争的仇恨置换到了每一位日本人身上。安娜将这种行为归纳为“内疚感的前身和替代品”[32]。
（三）升华的尝试与认同
云林发觉如果囿于既定思维，就将永远深陷战争阴影而无法自拔。她通过自我建构，试图在布满荆棘的战争圈套中突出重围。云红去世后，父母情绪崩溃。父亲表面冷静，母亲不断向云林追问大女儿的下落，云林只能逃避。但在吉隆坡担任战争罪行法庭的助理研究员时，受害者一次次的崩溃最终让云林选择离开罪行法庭，前往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这其中云林重建自我、对抗战争后遗症的升华（Sublimation）心理机制，往往被读者轻易忽视。云林意识到之所以无法从姐姐的死亡中释怀，是因为自己作为幸存者也需要尽全力走出阴影，而不是一味沉浸在战争的回忆中。相较于此前通过置换、幻想、压抑、投射等机制实现自我保护，这一次云林选择前往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读书，也不失为一种建构性的自我保护，即安娜所说的升华防御机制。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求学的时光，渐渐疗愈了云林，并为她日后成为马来西亚备受司法界认可的华裔女法官打下重要基础。参与建造夕雾花园时，她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姐姐的园林设计。这意味着云林既是夕雾花园的建构者，同时也是姐姐园林梦的实践者。在这个维度上，云林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梦想与姐姐的梦想是交融为一体的：实现姐姐梦想的过程，也是自己直面战争记忆、坦白自我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升华精神防御机制让云林逐渐以一种符合社会认同的方式与战争后遗症抗衡。如安娜所言：“升华的防御机制在最高社会价值意义上延迟本能目标的实现，这一前提是承认或最低限度地了解那些价值意义，以及知悉超我的存在。”[33]用有朋的话讲则是“你在这里，借你姊姊的梦，搜寻你所遗落的事物。”[34]对云林而言，花园既承载着战争的悲惨记忆，也存储着姐妹间相依为命的情谊，更蕴藏着对自我的救赎价值。“我想到自己对上尉说的话，不由骇然。我怎么会这么无情，在一个人已经快要被吊死之际，还去纠正他的英文文法？”“身为法官，民事和刑事的案子我都审理过。杀人、贩毒、和武装抢劫的人，我都判过他们死刑，我也一直对自己的超然客观感到自豪，但现在我却怀疑这是否为我的心早已死亡的症候。”[35]这些坦白，刺痛了生活在“客观”面具下的张法官，激活了真实的张云林。
三、偏执与反噬：遗忘的圈套
云林被偏执的欲望彻底反噬，掉入遗忘的圈套。安娜将这样的心理状态称为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精神防御机制。所谓反向形成，实际是自我通过与本我完全相反的言语、行动、看法等对自我矫枉过正的机制。如陈团英所言，在《夕雾花园》中的每一个人都“分别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而压抑他们的记忆。每一个角色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回忆：有人选择忘却，但无法停止回忆；有人颂扬并保存他们的记忆”[36]。事实上，记忆与遗忘从不可能彼此割裂。一来是因为记忆与遗忘互为镜照，互为前提，若是一方消失，则另一方无所凭藉；二来是因为云林脑海中的记忆是马来（西）亚“战争遗民”的集体记忆，是被遗忘的历史尘埃，也是经由历史语境被储存的记忆。（一）失语的记忆
不断的逃避、压抑、幻想、投射、升华，战时的记忆仍旧折磨着云林。云林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学成归来，看似淡忘了战争，实则被记忆更加猛烈地吞噬。云林身患失语症，这让她“会丧失所有的能力……说不定连记忆也保不住”[37]。战争记忆将被失语症透过脑神经永久抹除，云林与战争后遗症的抗衡似乎告捷。但出人意料的是，云林选择提前两年退休，并返回金马仑高原留存这份记忆。她不断地幻想，不断逃避，不断压抑……，最终想要忘却战争记忆的本我，开始沿着“反向形成”的轨迹，用失语症强力清洗自我的记忆。显然，与安娜所言的成功的反向形成：“作为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持续地对抗本我来保护自我”[38]不同，云林的反向形成机制节节败退。遗忘与记忆存在的关系，是难以被完全厘清分割的。记忆是遗忘得以完成的前提；倘若记忆本身都被丢失，那么何谈遗忘？遗忘不过是被记忆了的“遗忘记忆”。“从效果而言，在识别被遗忘对象的一刻，这记忆印证了遗忘活动。”[39]（Paul Ricoeur，2005）尽管失语症使云林“逐渐丧失读与写的能力”并很快会“让我（云林）的心智失常”[40]，但它并不能真正切断记忆与遗忘的关联。患病的云林，将被失败的反向形成所导致的不可逆的后果所反噬。正因为此，得知自己身患失语症后，云林感到崩溃甚至愤怒。“记忆保存遗忘经验”[41]（Paul Ricoeur，2005），一旦记忆被通过本我的绝对封闭权威所抹除时，遗忘的路径也就被从根本切断。云林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下定决心提前退休，决定在一年半的倒计时中，保护被反向形成机制作用下击溃的自我。
（二）苏醒的记忆
“记忆是表征民族/国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纽带”[42]，云林对战争的记忆既是个人的回忆，也是二战后的马来（西）亚“战争遗民”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是战争后遗症的表征，也是一种“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是尚未被纳入意识中的一种被遮蔽的回忆，被安置在地下的尸骨洞穴里；这种创伤记忆一旦被唤起，其亢奋状态会长时间持续并呈现扩散趋势。[43]借由失语症，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激活了在风景与刺青中沉睡的集体记忆。通过遗忘摆脱战争记忆的生存策略，也就适得其反了。夕雾花园的建构，离不开日式园林“借景”的技艺，“园林师在设计花园时会运用近树远山，甚至向云、风、和雾借景”[44]。建构花园时，云林对战争的苦难“借景”，对自我的生活“借景”。花园向风景借贷，记忆向“遗忘经验”借贷。
“云林的生命厚度就在记忆与遗忘相互堆叠的过程中逐渐滋长，让她在记忆与遗忘不断反复更新的历程中，摆脱羞愧感带给她的折磨，踏上不受创伤阴霾影响的复原之路。”[45]但“不受创伤阴霾影响的复原之路”真的存在吗？时隔近三十年，即便夕雾花园风貌不再，但对云林而言，花园“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建筑”[46]，它的风景通过借贷被赋予了穿越时空的意义。麦格纳斯（Maguns）从南非带来的海芋记载着日本“物哀”之美。漂泊在东南亚半岛却挣扎求生的南非植物海芋，见证着战争遗民的苦难。云红被迫做慰安妇、母亲因为云红的去世而崩溃、云林试图用“云森”的名字逃避自己曾为日军通讯员的加害者身份：“把我所做的事情臆想成是不同的人做的，一个名字不是我的女人”[47]，这些苦难都被遮蔽在风景中。花园里的百合花见证了“金百合计划”[48]的实施。这提醒云林面对自己在计划中的受害者与加害者双重身份。见证历史更迭的夕雾花园，其中借贷而来的景色记录并弥散着被遮蔽在历史尘埃中的创伤记忆。
刺青作为一种文化习俗，承载着人类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通过文化层面的符号和象征（如文化、图像、仪式、意向等）被建构起来。[49]有朋在云林身上绘制的刺青，是对二战时期日本侵略马来（西）亚的事实记录，是对集体创伤记忆的勾勒，是对战争历史的建构。刺青中所绘制的图案，实则为金马仑高原的地形图。其中的山茶花、莲花、菊花等，暗示着二战时日军在马来（西）亚建立的集中营坐标。这个坐标承载着马来（西）亚二战时期战争遗民的集体记忆，代表着一段历史的钩沉。没有人知道“金百合计划”的细节，没有人知道集中营的真实坐标。刺青是记忆，是历史，是战争遗民与战争后遗症对抗的手段，但也是被遗忘的不可靠的叙事。对云林而言，“记忆是我（云林）借来照明的月光”[50]。对有朋而言，刺青是他对“侵略者”记忆的坦白与自我救赎。对战争遗民而言，刺青是被遮蔽的历史，是无法挣脱的战争记忆。越是挣扎，越是深陷。
四、结语
二战时期遭受日军侵略的那段历史，是马来（西）亚挥之不去的苦难记忆。面对战争后遗症，背负着历史苦难而“新生”的战争遗民在游戏与幻想、压抑与投射、偏执与反噬中，激活代替性防御机制、压抑防御机制、投射防御机制、升华防御机制、反向形成防御机制，以找寻摆脱战争苦难记忆的生存策略。记忆与遗忘二者互为镜照，不断勾勒集体的苦难记忆，建构战争的历史“真相”。以云林为代表的战争遗民，以陈团英为例的海峡华人，正是在同记忆与遗忘的博弈中，试图远离、淡化战争的苦痛，确认自我的身份归属。①《夕雾花园》小说的英文原版于2012年出版，繁体中文版于2015年出版，电影改编版于2019年上映。小说一经出版，就入围2012年布克奖（Booker-McConnell Prize）决选名单，并荣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13年，获得英国华特·史考特历史小说奖（Walter Scott Prize for historical fiction）。其中，布克奖一年一评，旨在鼓励用英文写作且在英国出版的原创小说。获得或入围此奖项的作家，通常会在国际上获得声望。该奖项对于判断作家及其作品的国际文学影响力、国际商业影响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中国知网可查论文仅有1篇：《论〈夕雾花园〉中的跨文化书写》（王文君，2020）；中国台湾AiritiLibrary文献数据库可查论文共3篇：“A Network of Deceptions:Remembering Violence in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Ching-chih,Wang，2018）、《帝国花园物语：〈夕雾花园〉里的遗忘政治》（王景智，2018）、《陈团英著〈夕雾花园〉译评》（施乃安，2015）；相较于中国，Jstor与谷歌学术海外版可查相关文献信息较多，但多为书评。
③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by Tan TwanEng-review［DB/OL］.（2012.08.24）[2021-10.01].https://www.docin.com/p1802124351.html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2/aug/24/garden-evening-mists-tan-twan-eng-review。
④战争遗民，在本文中并非一个政治身份的概念。笔者的关注重点是抽象的“人”背后具体的“人”。“战争遗民”是在战争苦难与战后余波中，背负历史苦难成长的“新生儿”。书中的这一群体本身的身份具有儿童、成人的双重属性。在生理层面上他们的确是成人，但在心理层面上却仍旧有孩童、青年属性。
⑤⑦[11][12][20][21][25][27][32][33][38][奥地利]弗洛伊德：《自我与防御机制》，吴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译者序”第18页，第54页，第57页，第49页，第36页，第36页，第95页，第86页，第86页，第36页，第7页。
⑥[19][奥地利]弗洛伊德：《自我与防御机制》，吴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第36页。
⑧⑨⑩[13][17][18][22][23][24][26][28][29][30][31][34][35][36][37][40][44][47][50][马来西亚]陈团英：《夕雾花园》，庄安祺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第76页，第76页，“导读：马英小说、陈团英及其《夕雾花园》”第11页，“（中国）台湾版独家作者序”第14页，第89页，第121页，第119页，第122页，第233页，第76页，第76页，第60页，第67页，第188页，第262页，“（中国）台湾版独家作者序”第13页，第45页，第45页，“（中国）台湾版独家作者序”第14页，第324页，第413页。
[14]LIAWSIAU CHI（廖朝骥）：《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8年，第42页。
[15]李元瑾：《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6]An interview with Tan TwanEng[DB/OL].（n.d.）[2022.03.13].https://www.asymptotejournal.com/interview/an-interviewwith-tan-twan-eng/。
[39][41]转引自邓文韬：《“忘”的现象学：失忆与遗忘》，《哲学分析》2020年第2期。
[42][43]孙江：《中译版序：不可回避的过去》，[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Ⅺ页，第Ⅻ页。
[45]王景智：《帝国花园物语：〈夕雾花园〉里的遗忘政治》，《英美文学评论》2018年第33期。
[46][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7页。
[48]这是日本皇室为了洗劫被占领国家而设立的执行机构。该机构总部在新加坡，抢劫赃物的中转站则设立在吉隆坡和槟榔屿。
[49]见赵爱霞、左路平：《论文化记忆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