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晗

　　中国台湾作家胡淑雯的创作虽然数量不多，却已获得如INK印刻文学等台湾主流文学出版机构的青睐①，并在台湾作家和文化媒体中引起小范围的讨论。相较而言，大陆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则对其关注甚少。《浮血猫》可称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②，小说在情节上被一个关于女性童年性经验的故事所包裹，既有的讨论以及作者本人对于小说的解读也基本围绕此主题。然而，最易受忽视且一直未被充分揭示的恰是，小说在无意中呈现出台湾197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景观。通过捕捉散落于文本的社会信息，释放包蕴其中的政治无意识，或可还原性地重构小说中人所置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从而对《浮血猫》深层的历史与形式意义给予更为历史化、语境化的理解。

一、引论：从“省籍”到“阶级”

在小说第五节中，殊殊妈妈和邻居们从殊殊那里得知了“老人对她做的，与她对老人做的那些事”。此后，当老人再次走近殊殊家的杂货店时，一旁的邻居众人与殊殊妈妈便“肆意地全力扑打”，“满口诅咒围剿着，这肮脏的老东西”。正在这场“凌乱的暴动”间，小说却有意从群殴老人的叙述中荡开，插入一段邻居的个人史：

　　缠打着老人的众人当中，有个落魄的失业人，是隔壁小姐姐阿津的父亲。大学新闻系毕业，街区里学历最高的一个。广播电台招募记者，他笔试第一，口试被刷了下来，国语不标准，不能报新闻。考电视台同样榜首，也为同样的理由失掉机会。

　　“很抱歉，你的本地腔国语，实在，实在，很严重。”

　　“很严重？”

　　“你自己不知道吗？”仿佛他们正在谈论一种疾病，而生病的人理当了解自己的病。③

　　日常用语对标准语的偏离，本属于正常的语言惯习与社会现象，尽管新闻播报对语言发音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但此时“国语”的“不标准”、“本地腔”不仅是他通过口试、得到工作的唯一障碍，而且经由病理化的修辞，由社会性存在变为天生的生理痼疾，其中无疑隐含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歧视与排斥。尽管心存不甘，但他无从负担讨回公道的高昂代价，只好“转而苛责自己”，自此“成为一个酷吏般的父亲、愤世嫉俗的邻居”。因而，他作为“事不关己的一个打得最凶”，既是内心郁积情绪的暴力发泄、心理代偿，也包含对正义、善良的极端卫护。

　　更重要的是，在战后台湾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一方面“国语”意指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为禁绝日语而在台湾地区接续推行晚清以来的国语运动，以达致“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文化重建；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正式迁台后，尤其是戒严时期国语政策日趋激进，在禁用日语之外严禁各种方言，“整个教育体制成为塑造国语正统性的机器”，方言及其使用者也由此备受歧视、打压。④阿津父亲所讲“国语”之“不标准”、“本地腔”，正是受到客家话、闽南语及台湾本土原住民各族语言等诸多方言的影响，因而其身份应为台湾本省人。同样以语言为表征，被邻居们殴打的老人作为小说主角之一，恰好可与其形成对照。在第八节中，十二年后老人走进一家槟榔小店枯坐，“……电视机里重播的闽南语剧，纵然他听懂的没有几句”。槟榔店主告诉他下周歇业时，“生怕老人听不懂，以闽南语讲过一遍，又用国语交代了一遍”。加之，小说第一节便交代老人居住的“博爱院”负责“收容独身老兵”，因此，可确定这位听不懂方言的老人应是跟随国民党迁台的大陆老兵。

　　“国语”和“闽南语”（方言）的隔阂直接表征着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省籍差异。在官方主导的语言制度下，外省人由于在国语使用上更富经验、更为熟练，因而相较于本省人更易获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跻身社会上层。一旦这种比较优势下的不公平竞争进入教育领域，“不平等的语言政策造成外省本省之间的鸿沟、对立乃至歧视，也就此种下了日后省籍对立的恶果”。不止省籍差异导致国语能力有别，传统农业乡镇、山地原住民部落与离岛地区的国语能力普遍低下，也反映出城乡地区间的不均衡。而从根本上说，省籍、城乡等因素均可被结构在阶级-阶层差异中理解：军公教家庭使用国语的频次、能力最高，普通工农家庭则最低。⑤因此，明晰省籍问题所内含的其他矛盾，尤其是与阶级问题的错综关联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从政治经济学和阶级视野出发，透视省籍问题所牵涉的有关台湾主体性的迷思及身份认同的焦虑。事实上，关于省籍/身份的焦虑与矛盾不断徘徊于战后台湾的文学界与知识界，从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到九十年代的后殖民批判，这一问题始终作为论战焦点为不同立场与诉求间的激烈交锋提供内在动力。陈映真于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中批判所谓“台湾人意识”的分离主义观点时，将其定位于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集结在这些新的近代都市中的”“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将“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的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进而发展至“分离自中国、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⑥陈映真的小说也将省籍问题置于社会阶级结构中加以分析：从1960年代小说中以“阶级差距”为内核的省籍矛盾，到70年代小说中第二代台湾人和大陆人共同面对工业化和跨国资本主义，“早已超越政治因素制造的‘省籍界线’”，取而代之以“在政治经济结构交错中”所形成的“共同命运意识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陈映真始终没有如刘绍铭“把近三十年来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简约为语言的隔阂”，而是“深入社会的阶级结构去检视”。⑦换言之，从陈映真1970年代的小说所展开的社会视野来看，以“台湾意识”、“分离主义”为旨归的独派立场，“是西化的宰制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阶级利益与西方合作，而扭曲或牺牲民族利益的作为”，在此意义上，独统分野“并非源自省籍的差异，而是阶级的差异”。⑧

　　因此，从这一视野出发，该如何理解小说中老人与阿津父亲及其他人的关系？如上文所述，内在支撑着此种语言“歧视”的是由官方构造出的不平等的语言秩序，而“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在由言说者和听众所组成的“权力关系结构”中，“并非所有的语言说法都是同样可接受的，并非所有的言说者都是平等的”。⑨可以说，不平等的语言—权力结构同时意味着总体性的社会排斥机制，受过高等教育且最有可能上升社会阶层的阿津父亲也未能逃脱其宰制，更不用说以老人为代表的、群居于博爱院与贫民窟的其他人无疑处于被遗弃的结构性位置。简言之，他们所代表着的，是在经济政治结构中处于绝对弱势、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底层且数量更为庞大的“弃民”。在此意义上，邻居们围殴老人并非高低阶层间的倾轧，而是发生于底层“弃民”之内的暴力。小说信笔提及博爱院里的太妹，也无意中显示出底层群体内部的相互吸榨：“太妹吸胶、吸安、吸男人，送进博爱院管训，继续吸胶、吸安、吸更老的男人……溜进对面的贫民窟，吸更穷的男人。”对此，陈映真鞭辟入里地归因于“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跨国垄断资本主义与“亚洲新殖民主义”形成共谋，利用亚洲社会内部的复杂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⑩

二、空间、时间与历史的政治

由此，值得进一步考察的是，诸如老人、阿津父亲及其它邻居所代表的底层群体在小说中是如何呈现的？也即，小说中的“弃民”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机制既包含形式层面的文本修辞，同时也暗示出其社会-政治-历史运转方式。在这篇小说中，充满曲折、张力的情节意蕴以及插叙、闪回等叙事技巧，大概是最引人入胜之处，前者也往往成为讨论的重点。然而，小说中有关空间、时间与历史的诸多细节则基本被忽视，它们隐匿于文本的细微处，不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小说中人“行动的环境”，而且其自身即可构成“弃民”的生产机制，可称是阶层排斥性的“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11]，参与形塑文本的社会面与历史感。因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连结”[12]，看似自然化、去政治化的时间与空间在文本中发生效用的方式，及其同老人、博爱院与贫民窟之间的生成性关系，便尤为值得分析和揭示。

　　小说对于“空间”虽无过多的细致刻画，但简略交代之中也显现出较为相似的特征。殊殊的家是前店后居的格局，“细细长长，舍不得开灯，幽暗如甬道”；收容独身老兵、管训太妹的博爱院“围着高墙，拴着铁门”；在贫民窟内，“老小姐”之所以“死了一半”才被人发现，也是因为房间的“封闭”。可见，殊殊家、博爱院和贫民窟作为小说中的三个核心场景，皆呈现为窄仄、幽暗且封闭的空间形态。然而，在这三者所处的街区内部，空间关系也具有某种向外敞开与流动的特征：殊殊家“虽说有个门口，却从来无门可关”，殊殊也因此可以轻易溜出，进入“敞开厚重的铁门”的博爱院；老人后来居住的“铁皮寮”“应该被称作‘门口’的地方，有的根本没有门，有的歪斜着一片半死不活的木板”。这或许能理解为，如果“门”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关闭和区分来划定某一区域的边界，用以确认私有空间与财产的归属权，那么“无门可关”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街区的普遍贫困状况，如胡淑雯自己所说，“穷人家的小孩无门无户的”，因而能够自由穿梭于这些窄仄、幽暗的空间里。[13]

　　更进一步而言，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整个街区与城市的地理关联，则不难发现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特殊位置：

　　殊殊搭公车回家，从起站坐到底站，自县境出发，越过县市交界那条越来越臭的溪水，再绕过城市的心脏，回到城市另一边——直肠与尿道那边，从木板隔间的顶楼加盖，回到那虽说有个门口，却从来无门可关的老家。

　　殊殊乘车回家的旅途恰好呈现出圈层较为完整的城市坐标变化。首先，“绕过城市的心脏”、“回到城市另一边”提示出殊殊的家位于城市外围。具体而言，在更宏观的同心圆式的城市地理空间中，不止殊殊家，包括与之邻近的博爱院与贫民窟在内，它们所在的街区不仅远离城市中心，而且被区隔于城市同心圆结构的边缘位置。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底层群体“被驱离了都市的中心”，而“在都市的这一扩张中占主导的，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隔离行动。”[14]也就是说，这种区隔并非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分布差异，而且更是政治经济地位与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是一种经由政治经济结构所生产出的制度化的空间隔离。因此，这里存在一个修辞上的语义转换与现实映射：横向、平面的同心圆式的城市地理空间被转喻为纵向、立体的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阶级结构，城市地理空间的边缘同时对应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底层。小说中的殊殊家、博爱院与贫民窟以及生活其中的底层“弃民”也由此获得它们在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两个层面上既边缘又底层的双重位置。其次，这段简短的叙述中也包含自然景观的勾勒。“越来越臭的溪水”和“直肠与尿道”同处于城市边缘，两者通过隐喻关系而相互指涉。一方面，这一互文性的描写揭露出底层群体人居环境的肮脏、污浊，小说中另有一处聚焦殊殊家杂货店后山的特写：“杂货店背后的那座小山，被人砍掉树林，挖石、采砂、盖公寓，狠狠秃了一大片，一阵大风就是一笔狂沙。”伐木、挖石、采砂、盖公寓等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出于经济利益与城市扩张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商品化：“自然，作为空间，和空间一道，被分成了碎片，被分割了，同时以碎片的形式买卖，并被整体地占据。”[15]另一方面，这一生理性的修辞也包含了特定的社会感知：“直肠与尿道”作为生理学结构上的排泄系统，在此隐喻着城市运转体系的排泄系统，小说中殊殊家、博爱院与贫民窟所处的边缘街区则由此属于城市排泄系统的末端，生存其间的殊殊、老人与邻居诸人自然成为城市运转的排泄物，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遗弃物。胡淑雯的确关注到“城市资源分配的环节充满环境污染”[16]，而这篇小说所展露的对环境问题的自觉，其现实指向正是台湾战后在接受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外移之基础上所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在这一“发展”现实与现代化进程之下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与代价。

　　相较于“空间”，小说中有关“时间”的叙述与修辞则进一步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动的现实脉络上，显示出更为复杂的社会与历史意涵。在第三节中，当叙述视角跟随殊殊进入博爱院时，眼前的景象也定位出时间的具体坐标：“……一座比真人更高更壮硕的铜像，预告十月的庆典。月初替国家庆生，月底纪念统治者的冥诞。这个统治者死得还不够久，铜像崭新得恰到好处……”短短一段话容纳的时间密度极高，十月初的庆典旨在“替国家庆生”，可知这一庆典意指“双十节”，进而可以断定被纪念冥诞的“统治者”是指生于1887年10月31日的蒋介石，而最后“统治者死得还不够久”一句则直接显影出小说的时间背景——至少是1975年4月5日以后，这一时间范围内的台湾现实状况构成了小说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面向。

　　更值得关注的是，时间及其象征意象“时钟”作为一条潜在的线索贯穿小说的始终，牵引着关键情节的起伏与摆荡。在第四节中，殊殊第一次来到老人位于博爱院里逼仄、局促如“一格囚室”的房间，房间里“塞满了一堆又一堆用剩的、捡来的东西”，在一番如数家珍的罗列末尾是一只“坏掉的钟”：“这房间就像一只坏掉的钟，无声无响地弄丢了一大片时间、一大片的人生。”纵观整篇小说可以发现，在小说结尾以前，老人房间里的时钟一直处于停摆（“坏掉”）状态。同时，这只停摆的时钟仿佛一个象征枢纽，在同老人与房间的彼此连通中构造出“房间-时钟-老人”三者间的隐喻嵌套，受停摆时钟的传动，房间“弄丢了一大片时间”，老人“弄丢了”“一大片的人生”，任何处在房间内、与老人相关的事物或是时间停滞，或是缺乏时间的盈余。时钟指示着“钟点时间”（clock time），它的盛行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密不可分。在传统农耕与渔猎社会中，时间标志方法依赖于农业生产的“自然”节律和小农生活的“需要”逻辑，这被称作“任务导向”（task-orientated）型。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现代工业城市与产业工人的大量涌现，时间作为工业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劳动纪律，通过以“节约时间”、“遵守时间”为美德的新教伦理而进一步内在化，成为自我约束的道德规纪，从而配合大规模机器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17]可以说，时钟“不是技术时代之中的一件事情，而是使整个技术时代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技术世界的组织者、维持者和控制者；它不是诸多机器中的一种机器，而是使一切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器——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18]时钟所带来的时间的钟点化、精确化计量也从工厂延伸至现代个人日常生活、社会组织与城市运转的诸多方面，时间的精确分割与安排不仅对社会公共生活起到组织、协调的作用，也对个体的行动与意识产生细腻的规约。在陈映真1978年的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中，主人公黄静雄便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被迫服从都市时间纪律所产生的疲惫感：

　　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一大早，无数的人们骑摩托车、挤公共汽车、走路……赶着到这个大机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八小时、十小时以后，又复精疲力竭地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像这时他身处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静的地方……[19]

　　从现代意义上说，“时间”也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建构的“社会事实”与“秩序原则”[20]，而时钟作为时间意识形态的物理表征，如果将其视作一个测度社会公共时间、组织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性装置，用以确保社会整体运转的同步性与秩序性，那么，小说中老人房间里的时钟停摆、时间停滞，并非意味着他得以逃离社会公共时间的规训，而毋宁理解为他连同与他相关的空间和事物被抛出了以公共时间为轴心的社会运转体系之外，成为“时间”的弃民。直至结尾的第十一节中，当成年的殊殊谎称社工再去找到老人后，老人“床板下那颗坏掉的时钟复活了”，“曾经坏死”的房间“如今复苏了不少”，然而，房里的时钟即便重新开始走字却“并不准时”，老人“想知道今天几号星期几”也只是因为殊殊“说过几天再来”。也就是说，他所重新表现出的对时间的关心仅仅指向他个人对殊殊的欲望，并不意味着重新加入社会公共性的时间轨范。最终，在老人的时间因被社会抛弃、与欲望勾结而呈现出高度私人化特征的同时，他也终而成为“时间”政治下的弃民。

　　与“时间”相关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及与老人有关的“历史”。作为随国民党迁台的大陆老兵，他曾经受的所谓“历史的折磨”，一方面指向已成过去的战争及其必然带来的暴力、流血、死亡等一次次酷烈的时刻，另一方面也包含去土离乡的迁徙及其可能导致的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当成年的殊殊再次站在“跟小时候一样”、“糊满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的老人房间里时，她所感到的“历史的瞪视”，已不仅仅是因“原有的时间与空间，一同迁移到此时此地”所引发的熟悉感，而且同时象征着一位老兵所背负的历史记忆、连带的历史场景在恍惚中对此时此地的侵压。老人诚如第四节所言是一个“被历史绑架”的人：如若将战争与革命视作宏大叙事的一种，那么老人既曾亲身参与“大历史”之中，又在“大历史”过后被抛弃、被遗忘，被其“绑架”至社会的底层与角落。然而，被“绑架”的又何止老人？站在老人房间中被沉重“历史”所冷酷“瞪视”的殊殊，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历史”的“人质”？因此，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上述将“历史”具体理解为过去的战争可能只是其复杂性之一面。如果着眼于战后世界格局与等级秩序，冷战的地缘政治结构以及台湾在其中所处的依附位置同样构成小说中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国共两党的内战虽在军事战争的意义上已经结束，但其在冷战地缘政治之下所演化出的对峙阵营却在海峡两岸延续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并非已成过去，“历史”的“绑架”与“瞪视”对包括老人和殊殊在内的每一个人而言乃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不过，如前文所述，小说的时间范围可以确定于1975年以后，因而小说也可能发生在1991年，即通常被认为是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猜想固然合理，而正是这种理解上的歧义提出了一个必须承认的问题：当以欧洲铁幕的落下、柏林墙的倒塌、东西德的统一来标志冷战结束，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获胜来宣告“历史终结”之时，冷战结构所派生的另一些分离与对峙却在东亚地区遗留下来。也是在此意义上，“历史”似乎并未终结，位处东亚的台湾正遭受着“历史”的“绑架”与“瞪视”。在此，并不是要否定“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意义，它在某些方面至今仍然正确、有效[21]，但若将目光从西方发达国家挪移开来，将更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纳入分析视野，或可从第三世界重新发现“历史”，而这一新的——其实早已不新——历史视野则有助于在更开阔的视域内进一步认识和反思所谓“历史的终结”论。

三、社会再生产的话语与修辞

依托于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构造，小说中的殊殊及其母亲、老人与邻居诸人运行着各自具体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小说对此虽无过多深描，但在零散叙述之中也包含了可被把握的社会图景。一个最为显要的特征是，小说在叙写这底层群体的价值观念与生存状态时，往往充斥着有关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话语。其一方面作为文本的修辞方式，产生反讽与张力的美学效果，另一方面也从“弃民”生产的角度提示出，在排斥性的时空政治之外，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也在锻造遗弃的链条，构成遗弃的再生产机制。因此，依循社会再生产话语与修辞所提示的理解路径，在文本形式的背面打开一个更具社会现实感的经济-政治视野，将这些底层群体放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之中予以考察，从而为更加深透地认识这些社会感觉与社会存在方式提供一种理解的纵深。

　　在第二节中，“左腿缺了半截”（或许是战争所致）的老人费尽千辛万苦“光顾殊殊所在的杂货店”，只为殊殊那双“未经色情的驯养，也还没被礼教浸透”的“近乎空白的手臂”。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唯一可猎取的“幸福”，并且最重要的是“便宜”。相较于从老人视角出发的解释，小说中还有一处相似的描述，转而体贴着十八岁成年的殊殊：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认得肉体的价值，知道自己除了双手，还有大笔大笔的青春可以贩卖。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熟透了然而新鲜的肉体，她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根毛发以及五官、声音、风格、姿态、她分分毫毫的女人味，都有价格可供兑换。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她的空白与无知，而世人最觉浪费的可能是，她竟然将其免费奉送，送给一个幼时纠缠过她的老东西。

　　在这段略带反讽语气的描述中，“价值”、“贩卖”、“价格”、“兑换”、“免费”等经济学术语皆属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与消费环节。一方面，殊殊的身体经由这种价格化的修辞而变成“可以贩卖”、“可供兑换”的商品；另一方面，更具张力的是，这种对身体的商品化出于殊殊的主动选择，她将自己“熟透了然而新鲜的肉体”精细分切为“肌肤”、“毛发”、“五官”乃至“风格”、“姿态”和“女人味”，从而在社会再生产的交换与消费端，同时提供实体与虚拟两类商品。殊殊最终将自己的肉体向老人“免费奉送”，实质上意味着主动出让其肉体的“价值”及可能换取的经济利益，她的“主动之主动”因而包含着对以女性身体为商品的交换过程与经济逻辑的反身质疑。与此相关的是，小说中对殊殊、老人及贫民窟外景的描绘，格外凸显“物”的功能属性。在第二节中，六岁的殊殊“将美丽而无用的垃圾当作宝贝”，她所珍视的是“那些漂亮的废物”。“美丽”、“漂亮”自然是出于殊殊的由衷喜爱，而“无用的垃圾”、“废物”作为中心语却也表明其非实用的属性。在第三节中，即便叙事视角跟随殊殊从杂货店的室内转移至室外，贫民窟一带作为城市排泄系统的末端仍不乏与“垃圾”相类的事物：“翻倒的垃圾桶旁，高高低低站了一排储存馊水的塑料桶，沿着灰泥墙往贫民窟的方向延伸，停了三辆垃圾车。”这类事物不仅任意倾覆于室外，并且侵入老人的房间内，“床底下塞满了一堆又一堆用剩的、捡来的东西：等着修理后转卖的、卖不出去的、缺了一叶的电扇、断臂的锅、漏水的壶、用过但不知用干了没有的电池、泡过水的灯泡、发霉的收音机、坏掉的钟”。老人以拾荒为生，殊殊以聚敛为享受，为他们所珍视和拥有的仅是一系列剩余、损坏且无经济实用价值的“垃圾”。这类物品和语汇在文中反复出现，一方面携带着反商品的反讽张力，另一方面在实质上意味着老人与殊殊被强力排斥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与消费环节之外，正如第七节中即便是老人“身上那件运动衣”，都是“向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借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性修辞：“一屋子屯积，屯积，屯积着匮乏。”不仅三个“屯积”的复沓形象地演示出词语的意涵，而且“屯积”与“匮乏”两者也表征出“物”的盈满与实际的“匮乏”之间的互为表里。恰巧，可与其形成互证的是陈映真对于大众消费社会的批判性描述——“浪费性的丰富”[22]，两者在构词上存在呼应，且在现象内涵上具有内在关联：老人拾荒所“屯积”的杂物正由城市的“浪费”而来，老人所代表的底层群体的实际“匮乏”正与城市消费社会的物质“丰富”构成一体两面的蒙太奇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悖论修辞既包含对消费主义及其催生、异化下的“消费人”的反省，也指向对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悬殊之现实的揭露。

　　除交换与消费端外，小说中有关分配环节的话语，首先体现为小说第一节中殊殊妈妈在价值观念上对于分配本身及其与贫穷之间关系的理解：

　　在她战战兢兢的脑袋里，穷人是一种有限的配额，假如有人需要这个位置，她是很乐意出让的。彷佛只要指着远处说，“不在这，在贫民窟那边”，自己就可以拾阶而上，升格为有钱人。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其对象本是财富、资源与产品，而在殊殊妈妈看来，参与分配的则是作为“一种有限的配额”的“穷人”。这一观念一方面已经包含了对客观现实前提的正确把握，即参与分配对象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一种根本上的认识颠倒，即只有作为分配对象的财富、资源与产品是有限的，与之相对的贫穷与穷人却并非有限甚至取之不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颠倒，殊殊妈妈认为“穷人”如同“某种限量发行的标签”，因而“乐意出让”“穷人”的位置，试图通过自我指认的方式将自身所处的“穷人”位置想象性地区隔于“远处”的贫民窟，从而实现阶层的跃升。句中“仿佛”一词，则揭穿了殊殊妈妈这一愿景的虚幻性：“她指的远方，在别人眼中，根本就是旁边而已。”更进一步而言，以“出让穷人”换取阶层上升，这一憧憬同时隐含着一个难以觉察的观念前提与现实向度：“穷人”的位置可以被无限制地替换，通过这种自我复制，社会关系与阶层结构也完成了自我修复，从而保持自身的稳固。也就是说，个人的上升并未动摇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生产机制，而仅仅是改变了身处其中的阶层位置，随之而来的不过是原有排斥与遗弃机制下所生产的新“弃民”，继续填补“需要”的“穷人”位置。小说进而直指分配不公的问题根源：“荣誉是一种排除的游戏，屈辱并不。财富是垄断的，贫穷并不。”可见，“荣誉”与“财富”互相映衬，“屈辱”与“贫穷”彼此牵连，而正是“排除”和“垄断”的结合使前者愈发向少数集中，使后者的范围愈发扩大，在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之下，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弃民”被生产出来，蜗居于城市的边缘与社会的底层，其尽力维持生存的方式也是以自身生命的耗损为代价，丧失掉最基本的劳动尊严：“拼命赚钱像在自杀”（第十一节）。也即，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却同时以劳动力自身不可逆的毁灭为前提。在生产环节上，老人的经济收入与生存方式尤为值得注意。老人年事已高、不通台语且左腿残疾，而第九节无意中呈现出老人赖以生存的途径：在住所后山的满地乱坟间，“远远跟着送葬的队伍……收拾丧家留下的满地花束，再以十朵六块钱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殡葬业者”。可见，老人并不以劳动力的身份直接参与生产，仅依靠“每隔两周”的一次拾荒之售卖所得获取基本的生存开支。但是，拾荒再转售不仅所得收入微薄，而且这一生存方式本身极不稳定，前者依靠某种偶然性，后者更受制于变动的市场。综合上述各环节之分析，这便意味着，老人一方面并不充分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被其强力排斥在外，以有限的、偶然的且具有运气成分的拾荒为生，另一方面又高度仰赖市场以换取满足基本生存所需的经济收入，而其个人几乎不具备抵御不确定的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这一生存方式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市场体制之中实则相当脆弱。

　　试验用地基土采用龙岩市岩溶发育地区覆盖层的土体，土体主要为含碎石粉质黏土；采用淤泥模拟溶洞充填物，经烘干后碾碎，过5 mm的筛子，之后重新配制而成；砂垫层采用中粗砂，铺设厚度2 cm。土的物理力学指标如表1所示。

　　有意味的是，在胡淑雯看来，这些“永远都在屯积东西的心灵”“大约非常诗意”。[23]这一内蕴着伦理美学的目光并未刻意美化、遮蔽小说中包括老人在内的底层群体的生存现实。如上文所述，在小说的文本形式所隐约展开的社会视野当中，他们被区隔至环境恶劣的城市边缘，被抛弃出社会公共时间的运转体系，更被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排斥在外。最终，在社会成因上具有高度结构性的弃民，在小说中呈现为某种程度的无名状态：“殊殊说不出老人的名字，也说不清他住在哪里。”（第五节）如同贫民窟一带的流浪汉，也是“来历不明”的。从根本意义上说，“无名”乃是社会排斥与弃民生产机制的结果。在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弃民由于身处底层与弱势的位置，游离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无法在以经济性为核心的世界版图中通过买卖与消费表达自身的社会存在[24]，从而失却其社会学身份与意义，成为无法被承认和被消化的绝对剩余劳动力。

　　然而，上述分析尚且仅为问题的一面，值得从反面追问的是，参与消费是否便充分意味着社会身份的自然构建？消费是否能够平等地彰显社会存在？如果继续追踪老人最终“复活”后的行动与处境，则可进一步揭示消费同弃民再生产机制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最后一节中，老人“复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市场买新衣，还为女孩挑了一份礼物”，而且即使“衣服贵得吓人”，他也“竟然没有杀价”。这一转变的结局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询唤主体的悖论：殊殊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询唤出原先处于无名状态的主体，而“复活”后的老人却以驯顺地参与市场的态度，主动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之中。而且，这一消费过程所体现出的“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在交换价值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而且被分化”，形式平等的物物交换与商品消费实则会掩盖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受教育水准以及家庭出生”等不平等因素。[25]“消费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消费社会中最大的意识形态幻觉。随后，在听到收音机里“介绍着一样时髦的产品”的促销广告的同时，老人也“猛然听见许久不曾听见的、陌生的”“喃喃自语”的声音。这或许是小说最后的“悲伤与理智”：一个被强力排斥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外的结构性弃民，看似被重新召唤出能动的主体，实则却只能孤立无援地面对市场的裹卷与消费主义的紧张动员：“主持人一直催，一直催，要听众赶快打电话，时间不多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更为反讽的是，他终而毫无抵抗地以主体能动的姿态投身——也是献身/献祭——于抛弃他的资本主义巨型机器之中，在机器链条的无情运转之下，最终的结局无疑只是悲剧的复演。

　　值得进一步展开的是，与小说末尾老人“喃喃自语”所体味的孤独感相似，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中的主人公“他”也同样“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对于前者而言，“喃喃自语”的孤独感既由于殊殊最终尚未兑现她“过几天再来”的承诺，更源于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排斥与遗弃，以及小说结尾所呈现出的消费社会当中“彼此越来越陌生，越不能相互理解，从而彼此冷漠和不关心”的现实状况。[26]对于后者而言，“他”所感到的“孤单”则是由于其朋友们所共同表现出的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逐，与对美国的盲目崇拜。[27]饶有深意的是，“他”正在读的书是“巴桑的《电影论》”（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由“新浪潮之父”巴赞所开启的新现实主义美学，正是主张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遭遇，以反映、剖析当下社会与政治的现实议题。这一注目于工人与穷人的生活世界、散发着“人道主义底光芒”的美学取向，实际上构成了两篇小说中的孤独感在社会现实面向上的共通性：一方面，台湾在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的低端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迅速推进工业化，发展主义、经济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不断扩大阶层差距、贫富分化，生产出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弃民”；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在欧美的形成以上述去产业化的后工业社会与跨国资本主义为基础，以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前提，以科技创新与商品极大丰富为条件，而其在工业化尚处初始阶段的台湾的兴盛则是一种不无反噬作用的错位与并置，进而在其熏染下形成逐利、纵欲的社会氛围与精神症候。实际上，陈映真早已看透台湾19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大众消费社会从根本上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与现代支撑：“作为大众消费社会重要支柱的科技，特别是精密的科技，我们还落后一大截。……因为缺乏坚固的科技基石，所有享受的富裕现象都只是一种虚构。”[28]甚至可以说，二战后作为第三世界的台湾在全球性视野与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具备某种结构性与历史性的“孤单”：对于前者而言，在冷战地缘政治结构之下，台湾既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位，又在地理位置、身份认同与文化传统上同中国大陆相分离，仿若孤悬于亚太两岸中间的独岛；对于后者而言，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以西方路径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同时包含着对其现代化方式与现代性内涵的自觉抵抗，以反思、保存乃至塑造自身的民族主体性，查特吉将之称为第三世界现代性话语的“双重性”[29]。竹内好对鲁迅的创造性诠释之一面，乃是批评日本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没有自我保存的欲望（没有自我）”，其“优等生文化”实则是以奴隶的姿态不断“自我否定”从而“失去自我”。[30]正如竹内好经由鲁迅所展现出的有关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间的内在紧张，台湾之“孤单”也由此生成于依照西方模式追寻现代化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性的质疑与追问——“何谓台湾？”、“何为中国？”在此意义上，《浮血猫》中那位老人最终“复活”后的境遇及其所感受的“孤单”，可谓东亚现代化的寓言。

四、“情感理解”下的性别想象

胡淑雯目前面世的两本小说集，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以两性间的情感、恋爱与性事为题材，正如作者在一篇访谈中自陈道，“在这两本小说中，我关注的的确比较是各种‘性的受控’，被控制、被侵害的经验。”这也成为仅有的少数讨论所关涉的重点。然而，她紧接着提出的写作面向与现实思考却将这一主题的书写撑开了更大的问题空间：“我关注的是如何看待被侵害的辩证……我觉得去谈抵抗，抵抗的辩证，辩证的抵抗，对我来说是有趣的事情。”[31]作者所谓“辩证的抵抗”，或许能够作为恰切的统摄性命题，构成更周全地理解《浮血猫》这篇小说所触及的两性关系之复杂性的抓手。

　　在小说中，殊殊从五岁、六岁到十八岁的三场性事贯穿于情节的始末。后两次以殊殊的成长为时间线索顺叙交代，而在最后一节中，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回溯至殊殊幼年五岁时与邻居哥哥的第一次性事，这场性事在小说结尾陡然解开了前两次与老人之间性事的谜底：

　　所以，没错，是她自找的。

　　五岁以后的六岁那年，在老人房间里发生的事，是她自找的。几天前，也是她自己找上铁皮寮的。没错，是她自找的。她一再重回五岁的那个夜晚，试图翻写自己的故事。那个被打得半死的男孩，连同被摔死的小猫，始终在场。那一对无辜的小男女，始终在场。那一段夭折的清纯冒险，一直在等待一场平反。

　　从这段充满张力的叙述中可知，殊殊六岁与十八岁时与老人发生的两场性事原来皆出于自己的主动。由此，回返小说第五节，或可进一步揭示深蕴其中的反讽与质询。当殊殊向妈妈提起她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时，“她只是觉得烦，觉得烦而已”，“烦的感觉，以六岁的话语表达，成了‘讨厌’”，此外她泛起“想吐的感觉”则是因为老人房间内不堪忍受的环境：“殊殊想起那个小房间里消毒水又苦又呛的味道、穿墙透壁的霉菌、脂肪般黏热的沙拉油，就像走进一家不洁的餐厅。”也就是说，殊殊“讨厌”、“想吐”的感觉指向的只是老人房间内令人作呕的气味，而非两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殊殊妈妈及其它邻居们在得知此事后，便极力安慰殊殊“别怕”、“这不是你的错”，但殊殊“并不害怕”，让她真正感到“害怕”的却是“大人们需要她表现出其他的感受，创伤的感受”，“期望看见她难过、伤心的表情”。顺应大人们的期待，殊殊于是“为自己必须难过伤心而难过伤心”，“为必须表现受害而表现受害”。不难发现，小说的这段叙述中包含着对于大人及殊殊在内的微妙的反讽态度。在老人被邻居众人殴打后，殊殊心中也因此升起“一种道德恐慌”：一方面，对殊殊而言，这种“道德恐慌”无疑指向她自身所故意表现出的受害感，致使老人饱受皮肉之苦，如小说所解释的，“假如她不怪罪那人，则邻居们会说，是这女孩自找的，自找的。”另一方面，这种“道德恐慌”也是对于某种社会伪善面的道德反思，胡淑雯对此有过非常充分的表述：“这个社会为了翻转过去一味责难女性的文化，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面对性攻击或性骚扰的态度，就是一直不断安慰这个女孩子，但那种不断安慰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告诉这个女孩子：这件事情很严重，这件事一定造成你很严重的身心创伤，所以我要努力来安慰你。我觉得这是对受害者的过度关心。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它伪善的一面，只有这个受害者很年幼无知的时候，他才会非常关心，如果这个受害者不年幼无知，有社会经验也有性经验，他们就会觉得你有责任了。他们只对于他们成人想象中纯真无知的受害者过度关注，而他们的过度关注，其实就是在将这个女性受害者化。”依恃这一方向，她欲以塑造的则是殊殊“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害了”，“并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她只是觉得很烦，很讨厌”，但“这些成年人过度关注，过度保护她的纯真，害怕她的纯真弄脏了，反而将殊殊受害者化，让她成了一个受害者。”[32]在此意义上，邻居们围殴老人尽管出于良善的动机，不仅对老人而言是暴戾恣睢，而且对殊殊来说也违背其主动意愿，这正是胡淑雯借由文学欲以表现的“力量薄弱的好人和好人之间的挤压和冲突”。这一写作意图背后关联着她对于整个社会伦理关系与人际氛围的判断：“现在社会挤压出的暴躁关系不容忍缓慢、深沉分析各别状况，无意进入细节，对真相全貌毫不关心……武断实行个人单一脆弱的正义感，而单一面相价值观的正义感让一群好人聚集起来作出粗糙也是穷凶极恶的事”。[33]颇具意味的是，胡淑雯坦言自己“想做的是还给压迫者一个历史，还给他一个历史或是童年，一个微观的私人历史或社会历史，否则是没有给人性与历史空间”[34]，上文论及的阿津父亲作为殴打老人之一员，小说中对他个人史的插叙固然符合这一写作构想，然而这一构想是否同时提示出，小说中拥有从“童年”伊始的完整成长历程的殊殊，在“试图重新理解被害者与加害者关系”的意义上也成为某种“加害者”？

　　事实上，除上述对于加害与受害的细致辩证外，胡淑雯欲以真正反思与穿透的是一种被称作“赚赔逻辑”的性别意识形态，即“我们的性/别文化使得女人觉得在和性相关的事上多半要赔，多半被摸多半要倒霉。换句话说，在这个文化里，男人从性得到力量和自信，女人却得到羞耻和污名。”这一“赚赔逻辑”究其本质是经过社会高度简化的性贬抑逻辑，将女性“‘永久’视为弱势的受害者”。[35]通过进入社会伦理与两性关系之幽微，对化约的“赚赔逻辑”与既有的性别意识形态保持反思与探询，可能只是作者所正面触及的问题之一面，或许作者并未自觉的是，老人与殊殊之间的性事也在无意中提出了一个更具现实感的议题：如何想象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的生理欲望？更进一步而言，对于老人“这样一个又穷又臭又残的老东西，在女孩透明的手臂之外，是找不到其它的幸福的”，“追求幸福”的成本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便宜”。因此，也许比生理欲望更重要的是，应该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幸福”诉求？如何重新构想一种基于平等政治的“幸福”与“尊严”？

　　在这个意义上，胡淑雯曾多次认真提及的一组概念辨析，或可构成继续深进的切口：“那不是同情，只是了解。但假如同情就是了解，则殊殊并不反对‘同情’这个词。”（第十节）也就是说，十八岁成年后的殊殊主动找上老人为他洗澡、与他发生性事并非出于“同情”，而是出于“了解”。不难读出，“同情”与“了解”在此首先意涵有别，并且作者在态度上更倾向于后者。但是，两者更为确切的意涵在小说中并未过多解释和限定，而胡淑雯在小说之外则更具体地辨析道：“（我）对这个老人的角色全然亲近与同情，如果同情代表的是深度理解而不包含任何上对下的阶级意识形态的话”。[36]可见，胡淑雯始终警惕的是“同情”一词中所包含的“上对下的阶级意识形态”。相比之下，“了解”与“深度理解”则能更加充分体贴人的存在——胡淑雯将小说中邻居哥哥父亲的惩罚定义为“专断与未经情感理解的保护主义”，其中的“情感理解”正是对胡淑雯所肯认的“了解”与“深度理解”之最准确且充盈的诠释。由这一“情感理解”出发，邻居们对老人的殴打自然是因缺乏“情感理解”的连带而成为如小说所描绘的“旁观者”（第五节）。然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更具复杂性的殊殊：一方面，既是出于童年致使老人受打的罪恶感，也是由于对老人现实之孤独的体认与关怀，总之殊殊对老人抱以“情感理解”而为他洗澡、与他发生性事；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也正是殊殊为老人的好意与付出，使老人“复活”后重新进入一个他所无法维持与承受的现实之中，终将再次沦为被打入底层的结构性弃民。胡淑雯在小说面世后也认识到小说结尾的“残忍性”：“她（指殊殊）让一个没有出路的老人重新活过来，然后就走了。她加诸陌生人的好心、善意，却让老人往后的日子更难以忍受……她最终所达成的，事实上是非常残忍地让这个老人家更尖锐地面对他的孤独。”[37]值得加以勾连的是，陈映真在1985年创刊的《人间》杂志的发刊辞中同样表达出对于“情感理解”的期待：“我们盼望通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陈映真的热望，针对于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两种恶果：一是高度的社会分工及其导致的人际间的“陌生与隔阂”，“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二是大众消费社会使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消费工具”，生命的意义感、目标感崩塌，“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38]而这两方面现状又是相互关联的，用陈映真的话说，“今之‘消费人’在商品和大众传播、广告业控制下，变成一群消费各种商品的工具”，失去了曾经“对于他人保有丰富的人间连带——关怀、同情、为他人不幸而不平、无保留的爱、帮助、退让、牺牲、奉献……”，因而“现代的消费人彼此越来越陌生，越不能相互理解，从而彼此冷漠和不关心”。[39]可见，不论是高度社会分工所造成的人我关系之隔膜，抑或大众消费社会所批量驯化出的“消费人”，其共同的问题指向在于社会伦理构造中，作为关系纽带的“情感理解”的内在丧失，使得整个社会在物质财富空前累积的同时陷入高度隔绝的原子化状态，以热情、关怀、希望和爱为内涵的建基于“情感理解”的“人间连带”也由此解体。

　　不同于陈映真深寄“人间”的理想主义，胡淑雯则更多从“现实”的层面重新发现/发明“人间”。在对台大外文系的回忆中，她将“改革派社团里的草莽、凶悍、潇洒”以及“喝酒、抽烟、嚼槟榔、讲台语”比作“别样的人间”，而与这一多少带有理想性的指称相对的则是此在的“人间”，是她欲以逃离的“粗鄙的现实”，其中充斥着虚伪的“高级英语人”和“国语人”。[40]在《浮血猫》中，老人“坐在店里分享人间的萧索”（第八节），同时意味着他所置身的乃是“萧索的人间”，小说结尾的另一描述恰好与此构成映照与互文：“他所处的这个不像样的世界，终究是他习惯的世界，只是他刚刚经历的这件事，把一切弄得陌生了”（第十一节）。这就是说，尽管殊殊的主动使老人重新“复活”，使其产生自我存在的幻觉感，然而，这个“不像样的世界”依旧内含着排斥性的时空政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遗弃机制，终将使他的自我幻觉短暂消逝，而他对“不像样的世界”的“习惯”，也预示着重新“复活”的他终将再次献祭，再次回归他原本所属的结构性弃民的位置。或许，如果将东亚的寓言视作新殖民主义下不平等的全球化秩序的现实投影，视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的帝国凝视，那么，为了重新照亮这一寓言的阴影，为了重新打造更为平等、团结的社会肌体，并在其内部建立饱满的伦理连带，只能自觉于重拾“一个消失的视野”，它看似失落已久，却离我们并不遥远，实则切身切己。

　　①胡淑雯目前面世的两本小说集《哀艳是童年》（2006）《太阳的血是黑的》（2011）均由INK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②《浮血猫》于2008年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上获得推介发表，参见张悦然主编：《鲤·孤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③胡淑雯：《浮血猫》，《哀艳是童年》，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1-122页。本文所引小说文句皆出自此版，下文不另详注。

　　④⑤国民党当局退台前后的国语政策存在一个逐渐激进化的过程。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以“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为文化导向，严禁使用日文日语，在推行、普及国语的同时主张借助方言学习国语，此时对方言的态度较为宽容、友好。至国民党迁台后，国语在威权式的戒严体制下成为官方唯一认可的语言，语言政策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存在于国语与方言之间，甚至见于大陆（外省）方言与台湾（本省）方言之间。参见蔡明贤：《战后台湾的语言政策（1945-2008）——从国语运动到母语运动》，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4页，第46-48页。

　　⑥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6页。

　　⑦宋冬阳（陈芳明）：《缝合这一道伤口——论陈映真小说中的分离与结合》，《爱情的故事》（陈映真论卷）（陈映真作品集14），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50页。

　　⑧廖咸浩：《论陈映真》，《中国时报》，1994年1月7日。

　　⑨[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5-179页。布尔迪厄在比较分析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语言等级时也聚焦于阶级出身的因素：“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所有言语互动都受他们所分别操持的英语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制约，而且还受二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的制约，这种权力不平衡不仅维持了语言的结构关系，而且赋予那种以任意武断方式强行树立的中产阶级的‘白人’英语以某种自然天成的外观。”

　　⑩陈映真：《寻找一个消失的视野》，《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3页。

　　[1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12][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82页。

　　[13]《太阳的血是黑的——胡淑雯、骆以军对谈》，《INK印刻文学生活志》2011年8月号。转引自豆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1441983/。

　　[14][15][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0页，第38页。

　　[16][23][33][34][35]《该如何对待一枚阴蒂？——小说家胡淑雯专访》，台湾立报社：《破周报》2007年总第443号。

　　[17][英]E.P.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35-487页。关于钟点时间在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中的作用，与西方近代工业化历史相似，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87页；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8]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19][27]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7-148页。

　　[20][英]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金梦兰译、陈生梅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1]1989年发表文章时，福山其实意识到东欧、拉美、东亚和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现实对自由民主制所构成的长期挑战，他并未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因而他说：“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但是，他未对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这一论断本身做出更多开放性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每一历史“终结”之处，都存在历史的惯性与绵延。上述福山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自由化、民主化困境的表述，[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孟凡礼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6页。

　　[22][28]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81页，第386页。

　　[24][墨]马科斯：《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刘健芝、戴锦华等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5页。

　　[26][39]陈映真：《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88-389页。

　　[29][印]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30][日]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1-222页。值得指出的是，竹内好批评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丧失，并不反证式地意味着主张确立实体性的“自我”以对抗西方霸权，因为这种翻转并未摆脱二元对抗结构。他以“回心”释读鲁迅，正是在后者身上（包括辛亥革命）看到以不断向内否定的方式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可能性，竹内好称之为“生产性的革命”，但这种自我否定又绝不通向对他者的崇拜或效仿，而是以不断向内否定即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方式继续发展，即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

　　[31][36][40]胡淑雯接受《前进》文学志专访，转引自豆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8757072/。

　　[32][37]《胡淑雯访问稿（转录）》，http://alexandrayizhenlin.blogspot.com/2016/04/blog-post_8.html。

　　[38]陈映真：《〈人间〉杂志发刊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