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伟杰

　　汉语新诗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至今，以江河不断蜿蜒向前的姿态，历经了百年的艺术流程。或汹涌前驱，或腾挪跌宕，或翻滚起伏，或顺流而下……可谓沉浮曲折，起落回旋，自成风景。纵览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诗学流变和艺术进程，汉语新诗从初创期到探索期、从勃兴期到延续期、从转变期到开拓期，乃至进入多元共生态势的新世纪，一路探险式地奔流而来，在自身发展和嬗变的流程中，经历了对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双重吸收、融化和滋养，不断更新和营造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表现方式，成为百年中国新文学文化地形图的奇特景观。其间留下的历史足迹和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说不清也道不完的无尽话题。①毋庸讳言，台湾现代诗的崛起和盛行，作为百年汉语新诗的一种独特存在，探讨其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内在关联，可以为我们研究百年汉语新诗再出发提供一个特殊的观察视角。

一、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及其论争

倘若说，在汉语新诗百年流程中，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来了一个急转弯，其中的一程在陆地上似乎是无路可逃，河床裸露。阳光下，露底的人，在自掘坟墓，水光潋滟的镜面消失了，所有的幻象，仿佛停留于空气中。于是，诗意被放逐了，诗坛出现了颂歌，出现了假大空，出现了伪诗非诗。而另一程则分流于宝岛台湾，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它作为现代新诗之一环的新身份。或许，诗歌史需要偶尔的倾斜，一切宛若神迹。于是，河道依然曲折而漫荡，流程同样在历史与文化的互动呼应中不断延展，仿佛激溅起数百朵诗意的啼鸣。从生命诗学角度来看，如果历经百年风雨磨难和沧桑洗礼的汉语新诗，本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那么，没有台湾现代诗的崛起（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近30年时间），汉语新诗“这条命”有可能像一个残疾人，或者像一个跛脚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汉语新诗史上值得驻足留意的风景，应推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事实上，正是纪弦、郑愁予、杨牧等的现代诗派和覃子豪、余光中、罗门等的蓝星诗社，以及洛夫、痖弦、张默等的创世纪诗社之间的创作实践、艺术主张及其论争，“为战后台湾诗坛的生态带来了重大改变，深深影响了同代及后代诗人”②。它们共同开启了百年汉语新诗史上气象万千的一次现代诗运动。假如我们立足于整个汉语新诗的大视野观察，而非仅是站在大陆诗歌的角度看问题，便可发现，与大陆诗歌迥然有异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新诗便进入了一个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主导的生命周期，诗人们一边实践，一边探索，在现代主义思潮中尤为注重诗艺本身，从而搭建起诗歌自身的艺术舞台，并提出了汉语新诗现代化、民族化、本土化等诸多命题，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传统与现代展开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抑制，从而延续和丰富了五四之后汉语新诗艺术的生命流程。在整体上，相比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陆的现代诗，“在作品的质量上，无疑地，台湾的‘现代派’是有长足的发展”③，进入50年代，则促成了台湾现代诗“从沉寂转向兴起的时代，从保守迈向开放的时代”④，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驱动了台湾的文化艺术逐渐走向现代化，并在实质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岁月峥嵘。回眸巡视，可以发现，上世纪50年代从大陆迁台的诸多诗人，由于各种因素使然一跃而成为台湾新诗的中坚力量，家国情怀与怀乡之诗风靡一时，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开始蓬勃起来。至50年代中叶，则掀起现代派诗歌写作热潮。现代诗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三股势力相继崛起，在台湾诗坛上闹得沸沸扬扬，可谓烽烟弥漫。然而，“台湾现代诗从它出现之日起，便一直处在尖锐的批评和论争之中”⑤。每次论争的起因、涉及的范围不尽相同，但论争的焦点几乎围绕着西化与中国化、现代与传统进行。这些论争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一方面是来自现代诗内部在认知上的分歧和意见。其中，蓝星诗社与现代诗派的论争，强调诗歌的“抒情性”；接着是创世纪的洛夫对逐渐走向于传统转变的余光中发难，两位诗坛重量级诗人的争鸣，堪称一时瑜亮。另一方面是，来自现代诗外部的言论和批评，尤显尖锐和激烈。苏雪林、唐文标以带有“清算”的火药味发起进攻。苏雪林借批评李金发来抨击台湾现代派诗歌“随笔乱写，拖沓杂乱，无法念得上口”而点燃导火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2年2月，批评家关杰明在《中国时报》副刊上，蝉联推出《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和《再谈中国“现代诗”》等系列文章，针锋相对地抓住叶维廉、张默、洛夫主编的三部诗论与诗选展开尖锐而猛烈的批评，并慨言直陈地指出：“中国作家们以忽视他们传统的文学来达到西方的标准。虽然避免了因袭传统的危险，但所得到的不过是生吞活剥地将由欧美各地进口的东西拼凑一番而已。”于是，7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似乎又来个“峰回路转”，经由“横的移植”为出发点，一方面对诗的纯粹性及超现实性等进行先锋实验，另一方面在进行自省中表现出重建民族诗风的意向，旨在关怀现实生活，突显本土意识，体现大众心声，倡导多元思想，反映时代特色。引人关注的是，《龙族诗刊》的专号及唐文标的尖锐批评。1973年，唐文标又接连抛出《诗的没落——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现代诗与传统诗》《僵毙的现代诗》等系列文章，给台湾现代派诗歌当头一棒，予以否定，甚至宣称“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诗“在历史上扮演着大骗子的角色，散布着麻醉剂、迷幻药。”其罕见的针对性和攻击力如平地起惊雷般迅猛异常，在台湾诗坛上引发了巨大震动和强烈反响。对此，余光中、陈芳明等一批现代诗人展开了有的放矢的回应。应该说，唐文标作为这场论战的发起者和见证人，是以一己之力大胆挑战整个台湾现代诗坛，对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之弊端展开了有力的清算和检讨。唐文标的诸多观点可能有失公正客观，却不失为投石问路之举，其生发的效力如同狂风乍起，在台湾现代诗坛激荡起层层交叠的浪花。

　　和战后活跃的其他诗社大异其趣的是，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笠”诗社，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台湾本土诗人。从《作品合评》的诗会者名单看，他们几乎遍及全岛，似已构成组织完备的诗人网。“虽然其他诗社并未以地域来排斥任何人，但《笠》的这种本土特色相当突出。共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使《笠》诗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诗社的看待台湾现代诗史的角度。”⑥“笠”诗社所持的是一条贯穿本土意识和现实精神的写作路线，意味着台湾现代诗进入了一个转折期。“从它所刊载的文论和诗作可以看出，《笠》是以延续纪弦倡导的现代精神为已任的。”⑦在其创刊号便声明：“战后的现代诗已超过五四传统，而适切地反映时代的精神。”《笠》尤为强调诗的纯粹性，认为诗乃是追求纯语言的艺术。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出现的《笠》及其一些后起的年轻诗人创办的诗社和诗刊，尽管所走的路径与现代诗有着不同的艺术主张和写作取向，但恰恰是因为不同的艺术选择和路向，加之通过批评和论争，不仅对现代诗的缺失进行了从理论和实践上的修正和补充，而且对整个台湾现代诗的进程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例如，发生于70年代，在特定的社会思潮背景和特定的文化语境下，重提现代诗的问题及其批判，从涉及面和深广度上，较之以前的论争可谓更进一步。“在这个论战中，相对于‘现代诗’之‘国际主义’、‘西化主义’和‘内省’、‘主观’主义，新生代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宿，走中国的道路，提出了文学的社会性，提出了文学应为大多数人所懂的那样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不在抒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⑧或许，这种诗学观会给人矫枉过正之感，却在无形中形成了普遍的寻求诗歌回归民族之路的艺术流向，“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超越现实的互相对峙、并行和融通中，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⑨。

　　从台湾现代诗热烈讨论的话题和引发的一系列论战，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相继发生的，也无论是源自现代诗内部认识的分歧还是来自诗坛以外的批评声浪，隐约可以窥见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的进程。这当可视为百年汉语新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场域，也是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汉语新诗出现的一种诗学文化现象。归根结底，不管情状如何，纠缠纷争的结果如何，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集中而充分地表明：台湾现代诗的地方（本土）主义与世界（国际）主义，两者在诗歌艺术进程中看似针锋相对，格格不入，水火难容，实则暗藏内在关联，既息息相关，又互为因果。

　　然而，在诗歌史或者文学史书写中，包括现行的诸多学术观点，大多将台湾现代诗的世界性与地方性视为两大对垒的独立阵营。比如，著名女学者奚密在她编选的《二十世纪台湾诗选》一书的导论中认为，虽然在相互较量中存在若干歧异，但总体来看：“它们又一次披露现代汉诗史上不断出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本土与世界的截然对立。”⑩而身在其中的诗人学者陈义芝则认为，谈到《笠》，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本土论述，或说是写实取向的本土诗，从而凸显的是与纪弦领导的“现代派”和提倡超现实主义的《创世纪》诗人的二元对立。[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有必要明确的是，本文提及的所谓“世界性”（视野），指认的是从1956年纪弦成立“现代诗派”，到60年代“创世纪”鼓吹的超现实主义而达到高峰的现代诗（尽管有批评者指摘现代派诗歌缺乏的是中国本土意识和社会意识，但笔者未敢苟同）；而所谓“地方性”，所指的乃是以“笠”诗社为代表的、以护卫台湾本土诗派的创作力量，以“重建民族诗风，关怀现实生活”为圭臬的写作群体，这些都是他们共有的意识写照。

　　其实，西方现代意识与中国本土意识也好，世界性与地方性也罢，这种相沿成习的二元划分固然看似一清二楚，并长期为诗学界及文学史界所认同所沿用，然而用来观照台湾现代诗，却在很大程度掩盖了其整体格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只要我们作系统而深入的探究，便可发现，台湾现代诗中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本土与世界是彼此互动且相互缠绕的，它们交织的矛盾对应，实则构成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流程的核心生命动能，因而渐次形成为具有台湾自身特色的现代诗。其间那些活跃的同仁诗刊，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效力，堪称功不可没。一旦借助当代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加以巡视观照，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包括哈维（David Harvey）有关‘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玛西（Doreen Massey）关于地方与全球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后殖民理论提出的‘第三空间’、‘杂糅性’（hybridity）等概念”[12]，分明可以感受到台湾现代诗的世界性与地方性是对时空压缩双重影响的“台湾式回应”。甚至足以清晰地表明：在诗歌艺术形式上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大胆而有益的借鉴和移植，体现在思想内容中则是依稀可见的世界性因素（视野）；另一方面，在强化创作的自省与自觉意识之后，通过对台湾当代之地方性体验的独特表征而抵达中国文化的核心。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同仁诗刊为台湾本土现代主义与西方世界现代派诗歌的交流提供对话平台，进一步证明台湾现代诗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视野”，即台湾现代诗的世界性是一种以多元为导向、以地方性为根基的世界性。或者说，这种世界性本身就蕴含着地方性的追求。

二、时空压缩与台湾现代诗的双重回应

作为文化地理学家的哈维，在其著述《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中专门用了两个章节，论述时空压缩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在第16章将现代主义描述为“在文化生产领域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哈维看来，“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是对‘时空压缩’体验的两种回应方式”[13]。一边是现代交通和通讯的迅猛之势打破了时空障碍，加速人口流动，加强了国际联系，促进了国际交流；另一边是，时空压缩导致的全球化趋势加速，造成文化殖民和资本扩张，抹杀了地方差异，因此，激发了地方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性体验，现代主义试图寻求有效表征，哈维称此举为“一种英雄主义行为”，因为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既要表征在一战前早已累积起来的由时空压缩体验所导致的危机感，又要克服一战期间所表达出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情绪，并重建国际主义精神。哈维以毕加索在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徘徊为例，阐述了表征时空压缩之双重影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现代主义为此所进行的不懈努力。[14]哈维的这些论述尽管不是针对台湾的，但对于我们讨论台湾现代诗仍有所启发。由于时空压缩的现代性体验、有关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两种倾向互动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透视和把握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探索路向和风貌，不仅颇为贴切，而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世界性”或者说“世界主义”，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意指“世界公民”，之后扩展为道德、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世界主义，具有正负方面两重含义：正面是指超越民族和地方局限的共同体，具有对外开放、包容和接受的胸怀；负面乃是“对地方感和民族感的背弃，是失去根基的流亡和放逐”。或则认为，世界主义是上述二者的“杂糅”。[15]世界性之于台湾现代诗，在批评者眼中常常被认为是“全盘西化”的典型，或指被沦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台湾现代诗论战与大陆新时期对朦胧诗的批判早了约十年；两岸的所谓‘现代主义’作品皆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表现和西方思想腐蚀的结果”[16]。对此，多数诗人表现出自我省思的意向。例如1970年，由彭邦桢、洛夫等发起成立的“诗宗”社，就以“对现代诗的再认”和“对中国诗传统的重估”作为两大目标。诚如诗人痖弦写于1980年的文章所指出的：“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因应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重新出发。”其实，世界性之于台湾现代诗更多的是一种以多元为导向、以地方性为根基的世界主义，大概体现在三大层面：一是在美学形式上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模仿和借鉴；二是在表现内容方面体现了地方与世界的交流和对话；三是经历了从未间断的吸收、互动、蜕变和镕铸的过程，努力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并能够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世界文学当中。可以断言，这种世界性因素本身就蕴含了对地方性的追求。否定了这些实质就等于否定了台湾现代诗的主体性。因此，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来观照，台湾现代诗的世界性因素是“时空压缩”的产物。诚然，台湾现代诗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部分诗人离开台湾到国外求学深造。如六十年代中期，方思、林冷、叶维廉、叶珊等率先走出宝岛。其中的代表性诗人余光中既有留学生涯又有旅居海外经历，在创作技巧上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兼收并蓄，并未改变他深入骨髓、挥之不去的“乡愁”和家国情怀，以及回归传统的信心。与此同时，地方性固然是台湾本土诗人的自觉追求，但诗人们始终密切关注西方现代派诗歌乃至世界文学艺术的最新动向，并在写作实践中及时做出回应。《世界主义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osmopolitanism）一书作者坎德尔（Gavin Kendall）认为，“世界主义依赖于流动性。跨空间流动性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力”[17]。中国学者陈思和在《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一书中，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划分为六个特征各异的文学层次，认为第五个层次是指：“崛起50—6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一批作家，有白先勇、七等生、王文兴、王桢和、黄春明、陈映真、余光中、罗门、洛夫、姚一苇等。他们中无论是迁台作家、还是台湾本土籍作家，都受过当时弥漫西方文坛的现代主义文学洗礼。他们崛起于50年代，提倡现代诗，介绍现代主义文学，以新的审美原则冲破了冷战留在文坛上的浓重阴影，还了文学的本来面目。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批台籍作家又高擎起‘乡土文学’的旗帜，利用现实主义传统干预政治参与生活，直接投入了政治活动。”[18]

　　整体观察，我们隐约可见，时空压缩为台湾现代诗的世界性提供了现实基础及带来了全球视野，同时又从另一侧面刺激了台湾现代诗的本土化进程，驱动了地方性特色和本土意识确立的顺理成章，在客观上充分体现了在以地方为根基的支点上，能动地与外部世界展开对话。也因此，一种文学体裁的主导风格及其诗学观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并非是文学史家的主观逻辑所能预设的。

三、同仁诗刊为地方与世界对话铺展空间

诗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文体，其艺术生命流程，应是文学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两股力量不断互动、牵制和修正，乃至协调的合力过程。内在因素除了创作主体的个人才气、艺术涵养和精神结构外，还包括文体的演变、文学社团和出版机制等；外在因素则包括社会变迁、人文环境、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等。然而，人们通常在进行诗歌批评和从事诗学研究时，重在抓住创作主体及其生产的文本，常常忽略了作为内在因素之一的出版机制。其实对于任何创作者来说，发表园地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诗人对于诗艺的探研和实践之后，所写的作品需要借助相关的媒体发表，或通过平台推送，方能与读者与同行展开交流和呼应。由此可见，诗歌文学刊物之于创作者的作用和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据悉在台湾，五十年代的诗刊都是由私人或同仁独立出版发行的。例如，《现代诗季刊》的出版经费几乎全是纪弦一人承担。同样的，《创世纪》当初的三位同仁也是轮流上当铺来支撑诗刊的艰难运作。加上“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在政府手中的情况下，许多现代诗人选择合作，将如是取得的文化资本用来支持私人诗刊，逐渐改变了文学生态”[19]。由于诗人们怀抱精诚积极配合，自五十年代中期以降，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可谓是有声有色。在这当中，同仁诗刊作为现代诗生产的重要中间环节，既可作为现代诗的实验田，又为台湾与日本、欧美乃至世界各地的诗歌同行架起交流对话的平台。这些同仁诗刊相对于主流文化，虽“小”尤艰，却能在美丽坚守中确立自身定位，并在与主流文化周旋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是站在文化边缘地带，一边挑战传统，一边鼓励创新，同时采用开放的姿态跨越地理疆界，接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品，特别是在翻译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同仁诗刊所开辟的多种诗学论坛，促进了各国各地区各领域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尤其是来自诗坛以外的批评声浪。斯克尔斯（Robert Scholes）在《现代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Modernism）中认为：“传统的二元对立忽视了中间地带的存在，抹煞了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小杂志就是这种中间地带，它为中心与边缘、高雅与通俗、地方与世界等传统二元对立提供的对话空间，实现了苏贾所提出的‘第三空间’。”[20]

　　在台湾现代诗史上，认真盘点，战后创办出版的第一份诗刊，应是创立于1951年的《自立晚报》副刊《新诗周刊》，编辑先是纪弦，覃子豪后任。覃子豪同时也是1954年6月创刊的《公论报》副刊《蓝星周刊》的主编。1957年《今日新诗》创刊，主编是上官予；同年创刊的还有《文星》，其诗歌版主编是余光中。有趣的是，所有成立于五十年代的诗社诗刊，几乎都由大陆新移民所主导。尽管这些诗社诗刊并不排斥本地诗人，但从大陆来的诗人拥有中文的语言优势等文化资本和知识结构，因而在诗坛上居于有利地位。这些又与台湾现代诗采取的“双重策略”有关。所谓双重策略：第一，与旧诗严格划清界线，建立自我身份；第二，开辟发表园地和其他相关活动的资源。然而，根据种种事实显示，纵观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整体历程，通常都认定是三大诗社及其创办的诗刊最具代表性，且形成了鼎足而立的格局：一是纪弦1953年创立的《现代诗季刊》及1956年倡导的“现代派”；二是钟鼎文、覃子豪、夏菁等于1954年创立的“蓝星诗社”；三是张默、洛夫、痖弦同年创立的“创世纪”诗社及其刊物。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现代诗的新空间，加上“新的诗观衍生新的象征资本，随着其影响的扩大普及，它有效地改变了当时的文学生态，使其地位更加稳固”[21]。

　　如果说，以“现代诗季刊”、“蓝星”和“创世纪”为主的三大诗阵容，的确在台湾现代诗运动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构成为台湾现代诗的主力军；那么，在推动和促进地方与世界对话的空间拓展方面，1964年6月15日创办的《笠》双月刊，无疑更加引人注目。值得称道的是，《笠》自办刊起，从未中断也几乎未曾脱期，是公认的台湾现代诗史上最长寿的期刊。该诗刊是由詹冰、林亨泰、桓夫、锦连、古贝五位诗人策划创办的。林亨泰为诗社命名为“笠”，获得一致认同并达成共识。之后又有另外七位诗人同仁加盟。有意思的是，“笠”恰好与“皇冠”的意象相映成趣，前者及其乡野的联想相对于后者贵族的象征。应该说，早期的《笠》相当自觉地承袭了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运动，且极力批评滥情主义，认为诗应建立在“知性”的基础上等等。这些理念和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美学是一脉相承的。在创作方面，《笠》发表了一些成功的实验性作品；在翻译方面，美国的意象主义、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德国的即物主义宣言，都曾刊登于《笠》，这些固然不一定代表诗刊的立场，却彰显了一种全球视野，又注重强调地方经验。回眸巡视，《笠》诗刊对台湾现代诗的重要贡献起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除了译介欧美诗和诗论之外，还广泛译介日本现代诗。可以肯定，翻译外来作品是《笠》的一大特色，从《笠》诗刊第二年（《笠》第7期，1965年6月）开始刊登的“稿约”启事内容，便可看出“端倪”：

　　富有创造性的诗作品

　　外国现代诗的译介

　　外国诗坛各流派基本理论、宣言的译介

　　精辟的诗论

　　深刻、公正、中肯的诗书评论

　　外国诗坛通讯

　　外国重要诗人研究介绍

　　以上七条征稿事项，其中就有四条与外国诗歌的推介有关。《笠》涵盖的地域遍及全球，不但和《现代诗季刊》以及其他五十年代的一些刊物遥相呼应，而且回溯到二三十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源头。“笠”诗社的多数成员精通日文，或者透过日文转译他国作品，同时能和当代日本诗人直接互动。这些翻译和交流开拓了诗人们的视野，也催生了具有台湾特色的现代诗不断走向丰富。

　　二是相比于其他诗刊，《笠》尤为重视文学史和诗歌评论。在这方面，《笠》再三抨击文学批评之阙如，用大量的版面刊登评论文字，为诗歌批评营造了一种良好氛围，为诗学对话打开了内外交流的空间，并且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诗社看待台湾现代诗史的角度。此外，林亨泰曾于1967年以“跨越语言的一代”来形容那些先用日文，再转到中文创作的台湾诗人，已成为诗歌文学史上的经典诗学命名。同样重要的是，桓夫将台湾现代诗的起源追溯到日本和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在1980年提出“两个球茎”的说法。

　　总体而言，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同仁诗刊的创办和存在，为现代诗空间的打开，可谓架起了桥梁般的纽带作用。它起码表现在三大方面：其一，这些诗刊为诗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同时为诗人与诗人之间提供了交流、对话和互动的平台，即提供了一个与自我、他者与世界对话的空间；其二，诗人们通过诗刊搭建的平台，既可以团结更多热爱诗歌的作者和读者自由发声、参与到诗歌的现场，发表各自不同的诗学观点和看法，甚至展开一系列的自由争鸣，共同探讨现代诗的艺术走向。其三，在同仁诗刊提供的跨疆越洋交流平台中，诗人们与包括大陆、港澳和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可以彼此借鉴，并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扩大视野，提升诗艺，在穿越时空中共享诗歌的意义。可见，台湾现代诗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相互关联，事实上是对现代性时空压缩和链接的双重回应，呈现出既着眼地方性的世界性，又放眼世界性的地方性。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产生的前沿理论命题“文化间性”的预示和印证。

　　①师榕、庄伟杰：《以闪烁思想光焰的灵性文字守护汉语诗歌品质——诗人庄伟杰教授访谈》，《诗探索（理论卷）》2018年第1辑。

　　②⑥⑦⑩[16][19][21]奚密：《导论》，奚密编选《二十世纪台湾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第33页，第31页，第34页，第35页，第30页，第32页。

　　③白荻：《渊源·流变·展望——光复后台湾诗坛的发展与检讨》，陈义芝：《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8·覃子豪》，台南：国立台湾图书馆2012年版，第151页。

　　④向明：《五十年代现代诗的回顾与省思》，《蓝星诗刊》1988年第15期。

　　⑤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第311页。

　　⑧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杂志》1977年7月第5期。

　　[11]陈义芝：《声纳：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台湾：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2][14][15]刘英：《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

　　[13]Harvey,David.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99,p.278-279.

　　[17]Kendall,Gavin.The sociology of Cosmopolitanism:Globalization,Identity,Culture and Government.London:Macmillan,2009,p.5.

　　[18]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0]Scholes,Rebert.Paradox of Modernism.New Haver:Yale UP,200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