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教授现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受聘为博士生导师，获终身教职。他早年求学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3 年7月，他重返新加坡，执教至今。张松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2009）、《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2012）、《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2013）、《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2017）、《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2019）和《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2020）等，均由国内外知名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秀威资讯出版社、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等）出版；另有大量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和书评（不少篇什已收入前述专著）发表于海内外知名刊物。这些著述在展现张松建研究领域和学术旨趣的同时，其学术影响力也日渐扩大。尽管张松建近年来的研究兴趣偏向海外华文文学，其研究内容逐渐由作品分析和美学呈现，转向文化政治思考，但就研究对象涉及语种而言，其学术兴趣依然未脱离现当代汉语文学的范畴。本文以张松建的学术论著为主线，结合其主要学术成果，重点考察其学术研究策略、治学方法和研究意识等，探寻其学术研究理路对当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启发意义，以及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品格对当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所具有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文本、理论、历史”与“语境化”说略
张松建的学术历程起步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过严格的历史学、文献学训练。在对大量一手历史文献的梳理、研读中，他不断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养成了良好的对比习惯，并培养了较强的思辨意识。随着视野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他的学术兴趣逐渐趋向西方文论、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跨文化研究领域，而且深切感受到学术研究中文本、理论与历史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不同场合都强调，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是“文本、理论、历史”三者的结合①，即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对研究对象要进行全面、深入地阅读和分析；理论资源是做研究的切入点，为研究问题提供视角，要具备跨学科的理论意识；历史纵深的思考是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前提，积极与历史形成一种辩证的对话。②也就是说，重视对文本的搜集与研读，才能发现问题，总结特征；精通中西理论，进行多维视角观照，分析问题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通览历史，熟悉文本、理论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准确定位，所得结论才具客观性和说服力。可以说，张松建对文本、理论和历史三者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使其学术研究扎根于文本细读，灵活于理论统摄，深邃于历史思考。在学术研究中，对文本意义的分析，对理论演进的归纳，对历史事件的考证，无不须要将讨论对象置于彼时彼地的特定时空中进行，也就是将之“语境化”，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通览张松建的学术论著，其在学术研究中便经常运用这种“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方法。
在语言研究中，“语境”（context）有着众多的变体和修饰语，是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中使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也是意义范围最广的术语之一。在一个语句中，它可以是围绕一个语音、词、短语或小句的其他的语音、词、短语或小句；在一个语篇中，它也可以是环绕某些词、句、段落、篇章的其他的词、句、段落和章节。③在更大的范畴中，它也可喻指一种氛围或背景，如社会语境、历史语境、政治语境等。作为具有动词性质的“语境化”概念，则指将某种现象或事件置于某一特定氛围或背景中加以考察，以对该现象或事件作出阐释，挖掘其价值和意义。本文无意梳理和辨识与“语境”相关的理论渊源，而只是借用其引申含义，喻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
统观张松建的学术论著，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起初的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还是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其中都贯穿着中西批评理论的参照运用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这种理路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中，或可归结为“语境化”方法。也就是说，他在基本的事实联系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分别置于历时与共时交织的研究脉络（context）中，对文学文献、中西理论和历史思潮进行多视点交叉观测，对研究内容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全方位透视，进而形成对特定文学现象或文化事件的评述，从而得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
二、“三重语境化”研究方法
根据张松建的“文本、理论、历史”三结合的观点，我们可将其“语境化”研究方法分为文本语境化、理论语境化和历史语境化三种。须说明的是，这三者之间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时候它们彼此渗透、相互对话。为便于说明问题，下文将对三者进行必要的界定。（一）文本语境化
文本语境化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本语境化指在文学文本内，结合字、词、句之间的语义逻辑和修辞，以确定文本涵义的方法，主要表现为“新批评”派所倡导的文本细读法；广义的文本语境化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文学文本置于其产生的特定语境中加以考察，这里的特定语境既包括作者个人创作时的生活经历、心理动机和思想状况等微观因素，也包括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对文学文本进行语境化处理，在张松建的论著中几乎随处可见，显示了著者极强的文本分析和解读能力。代表性论文如《“新传统的奠基石”：吴兴华、新诗、另类现代性》④详细剖析吴兴华的“新格律诗”和“古事新咏”风格，从诗节、诗行排列到字数、顿数、音韵运用等形式分析，再到借古咏今的现代阐释，以及与杨牧、钟玲的现代汉诗之“另类现代性”互文参照，都显示了其扎实深厚的文本分析能力。再如《“恶之华”的转生与变异》一文，⑤探讨汪铭竹、陈敬容、王道乾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诗歌的接受与转化，将三人的诗歌与波德莱尔诗在意象、主题等层面进行对照分析，凸显波氏对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人的跨国影响。此外，在《“现代文化的荒原”：T. S. 艾略特、现代主义、中国新诗》⑥一文中，作者论述中国诗人接受艾略特的三个观察角度时，细致比照了穆旦、俞铭传、王佐良、杭约赫、唐祈、辛笛等诗人在形式与主题方面对T.S.艾略特作品的挪用、模仿与创造性转化等等。
专著方面的典型代表，如在《现代诗的再出发》第五至九章及附录中，著者对中国1940 年代17 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代表诗作进行细致的文本语境化处理。即是说，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著者详细考察了鸥外鸥诗中的地缘政治、反讽诗艺和形式实验，杭约赫的殖民书写和乌托邦幻觉，唐湜、陈敬容的城市书写，穆旦、罗寄一的现代性认同，路易士的边缘人心态，杜运燮的“轻松诗”写作，袁可嘉、王佐良的政治寓言，吴兴华的“古典新诠”，沈宝基的宇宙意识表达，罗大冈的故国想象，王道乾的颓废抒发等；再如《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九章“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此文对冯至《十四行集·杜甫》、杨牧《秋祭杜甫》、西川《杜甫》、廖伟棠《苦天使·杜甫》等诗作，进行文本内外的“语境化”解读，在表现杜甫的诗歌遗泽催生现代诗人灵感的同时，也说明“每一版本的‘杜甫’都是历史与当代不断对话、互相诠释的产物，它们超越了‘诗与真’话题上的本质主义成见，而与那个流传于历史之上的‘杜甫’保持特定的‘解释学关联’”。⑦与此类似，《文心的异同》在阐述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时，对时跨六十年的九位作家的相关作品（微型、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和散文诗）也进行了文本内外的语境化解读。通过对新马华语作品与鲁迅文本的对读，著者认为，这一次次的重写，都是“理解者从当下的‘阐释学情景’和个人成见出发、与理解对象展开的往返对话，不但创造性地丰富了鲁迅经典的原初含义，也借此揭示了发生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现象。”⑧如果说，中国现代诗人对杜甫形象的“重绘”反映了跨越古今的“杜甫精神”在诗歌文本中的互文再现的话，那么，新马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则展现了跨越国界的“国民性”在新马文学中的互文衍生。此外，在该著中，作者还对王润华的诗歌进行了语境化解读，总结其雨林诗学蕴含的集体记忆、本土意识、离散书写、文化认同；深入探究了希尼尔小说中的“孤岛移民”意识和文化政治的再检讨；全面展现梁文福小说中的怀旧情怀与现代性的纠葛等等。类似做法也表现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重见家国》等专著中，它们在作家选取、主题关涉和文本解读等方面与前著形成互文观照。
不同于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张松建突破了过分关注修辞分析的藩篱，而把视野拓宽到文本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将字里行间透露的蛛丝马迹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所处的时代环境等因素相联系，使论述在微观的文学文本与宏观的社会文本所形成的双重语境中展开，进而挖掘二者之间的文化张力和政治角力，这在其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代诗学的考察中尤其明显。原因在于，这两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都经历了由对抗、协调，到变异、衍生的过程，而这也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应有之意。
（二）理论语境化
理论语境化方法涉及不同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主要指在挪用某一种或几种批评理论分析某种文学现象或文化事件时，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时空语境，对所挪用或借用的批评理论进行重新界定的方法，包括对相关概念和术语的再定义、对原有理论适用范围的调整或改造等。张松建在应用不同理论进行批评研究时，不会囿于原有理论而亦步亦趋、甚至生搬硬套，而是针对研究对象不同的文化特质或时空背景，对原有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限定，从而确保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如在追溯“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概念的西方起源、发展脉络以及中国变体时，他认为，这些概念作为“一种包含某种规则的观念，一套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和它们之前之后的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相竞争和比较，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网络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重建彼时的语境”，其目标是“既观察这些概念在中西历史情境中的同一性，也辨析它们在演化过程中的差异性。”⑨这就在纷繁复杂的概念指涉领域内，将研究内容进一步明确化、对象化，在分析过程中也就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样，在定义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时，张松建参照西方“现代主义”概念，发现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至少在1980 年代之前，“中国现代主义文艺从未占据过主流地位，只是一个潜流和边缘而已，它无力构成一个清晰的文学分期，似乎只能理解为一个先锋性的文学流派和创作原则。因此，除非加以具体的“历史化”和“相对化”，否则“现代主义”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必须参照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来改造现代主义的西方定义而注入一些新内容。”⑩在他看来，借用西方理论考察中国文学现象出现不能“恰切”的现象时，应该在中国语境里对西方理论做出适当调整，或限定、或拓展，甚至对某些关键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等，即将西方理论进行“语境化”限定，在实现西方理论在地化的同时，也能有效地对中国文学史脉络里的文学、文化现象做出解释和说明。事实上，张松建的理论语境化方法，不仅表现在中西跨文化对话中，而且在同一文化脉络中也存在理论语境化的运用，如在论文《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溯源》[11]中，作者在西方文论史的发展脉络中，追溯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的多元来源：从济慈的“消极能力”说，到唯美主义、自然主义的“客观性”美学，到象征主义诗学的“契合论”，再到意象主义的“意象”说，以及白璧德的“克制”原则等，在对“非个性化”理论进行历时追溯时，作者既归纳不同诗学流派主张与“非个性化”理论的“亲缘关系”，又指出他们之间的“异己观照”，等等。
张松建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单篇论文还是长篇论著，都极具理论深度。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他都能自由出入于中西诗学、批评理论之间，运用不同视角或框架来分析问题，故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主要得益于他多年刻苦的阅读训练和由此培养的思辨能力。他熟悉西方文学及其学术传统，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熟知最新的学术话语体系。[12]这样的学术历练，使张松建既具备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专业基础，又接受了西方诗学的知识熏陶，开阔了学术视野，为其后来的研究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三）历史语境化
在美国文论家沃伦（Robert P.Warren，1905-1989）看来，历史是被阐述的过去，永远处于被重新思考、感觉和书写之中，当人们体验新的需要和解决新的问题时，它作为新的模式出现了，作为新的理解而发展了。[13]换言之，历史是出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而一直被重新阐释、重新书写。也就是说，把历史“语境化”可以满足人的某种特殊需要，而“语境化”过程也是历史重写的过程。在本文中，历史语境化指的是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置于历史场域中，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分析、评论发生于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或文化事件的研究方法。换言之，研究者通过历时梳理和共时参照，对研究问题在历史、文化、政治等交织的网络中进行合理定位，得出切当的结论。鉴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4]，张松建强调当下立场与历史语域的辩证对话，认为“历史纵深的思考是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基础”[15]。与历史对话的前提是，对大量史料文献的钩沉和爬梳。对第一手文献的获取和研读是任何研究开始的基础，这也是对研究者之学术能力的考验。
在张松建的论著中，除文本细读和理论思辨外，最具说服力的，便是扎实的史料功夫。他早年修读比较文学重在挖掘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据，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最关键的便是找到相关史料证据，做到论从史出，史论互证。早在2002 年的《艾略特与中国》一文中，他对文献史料的重视便初见端倪。此后，在有关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如艾略特、奥登、里尔克、波德莱尔等）在四十年代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中，他更是发掘出大量被掩没的珍贵史料：他“浏览了出版于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的两百余种文学期刊，查阅了发行于京沪地区的二十余种报纸副刊”，发现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远不止“九叶派”，至少还有吴兴华、沈宝基、路易士、鸥外鸥、王佐良、罗寄一、罗大冈、叶汝琏和王道乾等。[16]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往往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和挖掘，而张松建的这种考掘原始史料的做法，是“目前爱走捷径的年轻学者没耐心、没兴趣又懒惰使用的基础研究方式”。[17]作者在导论中谈及研究方式时，坦言应注意文本、观念与历史间的互动，必要时融入社会史的内容，兼采“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双重焦点，争取把文本、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在考察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与变化时，作者又选取了四个参照系，即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历史背景，左翼知识分子阵营扩大化的趋势，有关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典范的译介，[18]这些参照系的选取也都明显带有“语境化”历史的性质。张松建立足当下，选取中国四十年代（而非其他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将四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化”的体现，而这种小切口、深挖掘的研究理念，正是学术界一直推崇的“以小见大”的学术正统。
考据史料的过程，即是将历史语境化的过程；而研读史料的过程，却是与史料作者跨时空对话的过程。研究者与不同文献作者之间、以及不同文献作者之间的对话，在由研究者创设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展开。在这种人为设定的史料对话中，研究者要有极强的辨识能力和冷静的批评意识，充当对话的引导者、协调者、评判者、归结者的角色，以观察诸多话语之间的对抗、斡旋和妥协的踪迹，[19]从而将研究主题引向深入。如在《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一书中，张松建对“抒情主义”概念的探源与重新定义，对“抒情主义”多维度的历史透视，以及对其与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之间知识根源关系的梳理等，都显示了作者对史料文献的研读功力，使“抒情主义”的历史得以语境化归纳。其中，在探讨“深度抒情”论时，作者将梁宗岱、冯至、柳木下、袁可嘉、唐湜、李广田等诗人引入对话场域，借助他们各自有关“深度抒情”的观点碰撞，进行“深度抒情”论的共时参照；在探讨“抒情主义”与形式诗学、新诗现代化与历史想象关联时，作者又将朱光潜、卞之琳、袁可嘉、吴兴华等诗人招至对话场域中进行共时论争；有关新诗理论中的“诗体之争”“形象之争”更是针对既定话题进行“共时”语境化的典型例证。
值得一提的是，张松建在对某一诗人、译介者的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时，总会首先回顾该诗人、译介者的主要生平经历及其诗学主张、理论倾向等，并结合该时期中西文学和文化思潮动向，从历时归纳和共时比照的双维度展开考察，使该个案在中西文学、文化、政治等交织的历史脉络中，更加具体化和明晰化。如果将这诸多个案研究再进行历时串联、共时对话，便会形成有关该领域研究的、带有明显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性质的著作，如上述两著及《文心的异同》《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重见家国》《华语文学十五家》等。
三、研究意识与启发意义
张松建在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比较文学、中西诗学研究中，除为学界贡献了诸多高水准、具有开拓性的论著外，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理路、策略或方法。这对当下及今后的年轻学者具有颇多启发和指导意义。（一）敏锐的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一般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而敏锐的问题意识，即善于发现问题、勤于提出问题，这是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也是积极推进学术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张松建敏锐的问题意识几乎彰显于其所有论著中，为后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例如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前，他查阅了大量史料文献，发现在论述现代主义诗论的建构时，研究者惯于将目光盯紧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废名的《谈新诗》、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和唐湜的《新意度集》等这几部习见的专著，而忽略了梁宗岱、孙毓棠、沈宝基、吴兴华、穆旦、徐迟、鸥外欧、胡明树、冯至、路易士等撰写的大量零碎性的诗论，以至于对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论的形成过程缺乏周祥的辨正，而且一些论断缺乏普适性和概括力，有含糊其辞、大而化之的嫌疑。故此，在梳理现代性与传统话语关系时，他提出了诸如“传统对个人提供的支援意识怎样在文本层次上运作起来？传统与现代的逻辑相关性和历史连续性又如何彰显？”在论述外来影响时，“哪些作家学者参与了这个跨文化对话的过程，由此怎么影响了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自身的历史形象？”“……现有西方学者的现代性论述能否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现代主义诗作的分析？与作为典范的西方现代诗相比，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主体性何在？”[20]等11 个问题，层层追问，环环相扣，同时这也基本勾勒出了其研究的大致框架和主要内容，为接下来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具体知识的追问，还在于对普遍价值的关注。因此，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需要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具备细致的现象观察能力、文本解读能力，这是发现问题的必经之路，还要有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便将问题逐步深入和升华。
（二）自觉的比较意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中预设了“自我”与“他者”的潜在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而有鉴别才能澄清认识。在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广泛和深入的当下，“比较意识”潜藏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在学术研究中，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层面或角度展开比较，可以凸显研究对象的不同特质，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结论更加完善。张松建的学术论著充溢着自觉的比较意识。他善于将研究对象置于不同的时空脉络中进行考察，有共时的中国现代诗人诗论的彼此参考，有历时的“抒情主义”概念的溯源研讨，也有中西诗学、文化理论的相互参照；既有中西诗歌的句式、修辞、意象的微观比较，亦有中西知识体系的宏观对照。例如在追溯“抒情主义”概念的源头时，他指出：
西方的“Lyricism”含义清晰、单一而稳定，无非是形容词“抒情的”（lyric）加上后缀“ism”变成了名词而已，有时被译成“抒情”、“抒情态度”、“抒情作风”，指代文艺作品尤其是（抒情）诗的美学精髓……易言之，在西方文学中从浪漫主义到抒情主义再到感伤主义，内涵渐次缩减。中国情况与此不同，“抒情主义”允称古典文学之整体特性和结构意识，“抒情诗”压倒一切地成为唯一诗体，学者们以此标示中国古典文学之民族性格；而“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古代中国并非指文学运动和历史分期而经常降格为一种表现手法和文体风格。[21]
张松建对中西“抒情主义”概念内涵的对照和比较，充分显示了其广阔的西方诗学视野和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这归功于其早年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专业背景。同样，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他这种文学/文化的比较意识也俯拾即是。如《重见家国》在论述离散海外的华语诗人有关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本土意识纠葛、现代性与怀旧意识冲突时，也凸显了自觉的比较意识。须说明的是，自觉的比较意识是在对比双方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对研究对象在相同层面上的比较，而非毫无根据的“拉郎配”式胡乱比较。
（三）犀利的批评意识
学术研究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评价，而找出前人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便是批评（评价或评论）的开始，也是进入新的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因此，研究者具备客观、犀利的批评意识，在学术研究中至关重要。客观、犀利的批评建立在对文献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强调立论有据，论证有力，结论有理；要求批评有针对性，推理有逻辑性，观点有说服力。如前文所述，张松建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而其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前人研究现状的批评基础之上的。其犀利的批评意识体现在对大量文献的精准点评上。如论及徐迟的“形象化”论述有意误读西方现代诗时，张松建在脚注中指出，徐迟“对西方现代诗人进行策略性的误读，意在阐发他所理解的‘形象化’……”，他“有意把‘形象化’作狭义的理解，无非是为了标榜自己对现代主义诗歌和纯诗的拒斥、对大众化诗学与现实主义诗学的皈依……”[22]，并以徐迟自己发表于桂林《诗》3 卷3 期（1942 年8 月，第44-45 页）上的“最强音增订本跋”作为证据加以评述。张松建对徐迟观点的批评有理有据，论从史出，史论互证，且观点中肯，令人信服；再如，在论述袁可嘉的诗论时，他毫不避讳地指出：袁可嘉“似乎陶醉在这种雄辩、博学、充满思辨性的文体中，来不及（或者是没有能力）考虑上述诗学观念间的历史性差异与冲突因素的存在”，认为他把这些观念植入自己的方案巩固了自己论点的清晰性，但同时也暴露了其话语的缝隙。[23]培养犀利的批评意识，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完善的知识结构，这样才能对批评对象有精准的定位；其次要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言出有据，论出有理，以理服人；再者要有开阔的思路和跨学科视野，才能鞭辟入里，左右逢源。此外，还要善于追踪学术前沿，避免观点陈旧。
近年来，张松建的研究兴趣由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逐渐滑向海外华文文学，中心关怀也由诗歌美学转向文化政治。纵然如此，其将文本、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的研究理念和三重语境化的研究方法，以及扎实严谨的考据功夫，精致细腻的文本解读，深邃广阔的理论思辨力，始终如影随形，一以贯之。这与当前学术界那些脱离文本、空发奇谈的现象，恰成鲜明对比。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当下，其敏锐的问题意识，自觉的比较意识，犀利的批评意识，也已载誉士林，惠及后学。
①如2017 年11 月6 日为首都师范大学师生作的题为“‘亚洲的滋味’——梁秉钧的食馔诗学及其文化政治”的讲座；2018 年6 月14 日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师生作的“诗史之际：杨牧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诗学”主题讲座等。
②[15]见《本刊编委张松建到南开大学开讲座》，《华文文学》2018 年第4 期。
③胡壮麟，刘世生：《西方文体学辞典》，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66-67 页。
④张松建：《“新传统的奠基石”：吴兴华、新诗、另类现代性》，《中外文学》2004 年第33 卷第7 期。
⑤张松建：《“恶之华”的转生与变异：汪铭竹、陈敬容、王道乾对波德莱尔诗的接受与转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3 期。
⑥张松建：《“现代文化的荒原”：T.S.艾略特、现代主义、中国新诗》，《新诗批评》2006 年第1 辑。
⑦[21][22][23]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54 页，第4-5 页，第177 页，第269 页。
⑧张松建：《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53 页。
⑨[16][18][19][20]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8 页，第2 页，第4 页，第5 页，第4 页。
⑩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叙论》，《诗探索》2009 年第二辑（理论卷），第3 页。
[11]张松建：《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溯源》，《外国文学评论》1999 年第3 期。
[12]解志熙：《诗学商量加邃密：序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 年第2 卷第4 期。
[13]Warren,Robert Penn. New and Selected Essays.New York:Random House,1989,p.51.
[14]Croce,Benedetto.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3,p.12.
[17]王润华：《序》，见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 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