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霜

一、历史背景中的眷村场域与眷村文学

（一）眷村场域

若要提及眷村这一场域，首先要对眷村进行界定。所谓“眷”，其一释为亲属，如眷属、家眷；其二释为关心、怀念，如眷顾、眷念。顾名思义，“眷村”便是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安置随军家属而建造的聚居群落。

　　在1949 年以前，台湾还不存在“眷村”这个词语。从1944 年到1956 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约120 万人，其中军籍便占6 至7 成，包括60 万的军队，以及国民党当局党团官员、公务员以及军人亲属等等。眷村遍布台湾，而以台北为最多。在台北，“仅军方正式兴建的较大型军眷区就有25 个，这些军眷区坐落于以大陆地名命名的街道，眷村名‘空一’‘空海’‘自强’‘成功’‘兰州’‘酒泉’等也带有浓重的大陆政治、地域色彩”①。

　　有关眷村的建立缘由，据张锦锟将军回忆，抗战时期，为了解决军眷问题，眷属随部队四处调动期间，都有一个留守处负责联络和安排眷属。这个留守处一直从大陆到了台湾，眷属随着军队移动，留守处就近寻找学校、乡公所、公家集会所等地方安置眷属。可是暂时性的住所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陆续兴建眷村，留守处后来就变成了眷村管理单位。②不止如此，国民党军队与眷属由大陆迁至台湾的过程中受尽艰苦，不仅逃亡船票与机票的一票难求，更有食物的紧缺、痢疾泛滥等等难题，也正是军眷在战乱期间颠沛流离，抵达台湾后才更加急切地追求着稳定，因此希望能建立一个眷村一般的暂时休憩的家园。

　　台湾第一处军眷管理所于1950 年8 月1 日建立在如今的桃园市，该军眷管理所管辖的地区包括桃园、台中、新竹等地，收容了1100 多名迁台军眷。1951 年1 月又在大林建立了第二处军眷管理所，管辖新港、溪口、员林等地区，收容了700余人。③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还在1950 年10 月发布了“国军在台军眷安置办法”④，对台湾的各处空余厂房进行征用，核发“急造眷舍专款”，并利用起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建立的日式建筑来安置迁台军眷。1956 年起则开始军眷筹建住宅运动，由“妇联会”通过民间捐款的方式筹集了一大笔资金，推动了另一次大规模兴建眷村的运动。

　　台湾眷村的建造集中在1948-1970 年，即国民党迁台早期，之后便逐步减少。且眷村多围绕在以台北、台中和高雄为代表的台湾三大城市周围。而大批兴建的眷村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眷村建设的简陋性。

　　初抵台湾时，国民党向军人与眷属宣传的是眷村不过是临时住处、暂时的避难地，军人们也大都抱有“反攻大陆”的期望。当时迁台的军眷也普遍认为眷村不过是暂时的住所，因而对于眷村的建造一切从简。眷村的建筑材料很多都是“竹椽土瓦盖顶，竹筋糊泥为壁”⑤。不只是建造材料的简易，当时的国民党还对眷村房舍的建筑标准有所规定，将军眷的家庭人口数量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占地面积为29.2 m2，22.9 m2以及16.6 m2，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眷村屋舍的狭小以及居住条件的艰苦。

　　正如前文所说，自军眷迁台，台湾各地兴建了诸多眷村。但是，当时建造眷村的仓促以及建筑材料的简易，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房屋的日渐老旧，使得这批极具地方与时代特色的眷村面临着拆除与重建，也正是在拆除与重建的推动下，眷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热潮悄然兴起。

（二）眷村文学

生长在眷村中的人们，因其本身来自大陆而非台湾本地，在被称为“眷村子弟”的同时，也有着“外省人”这样一个称呼。刘耀星对“外省人”一词给出了定义，所谓外省人便是自1945 年开始由大陆迁往台湾的群体及其后代的总称。外省人群体来自大陆各地，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因为他们迁往台湾前后所拥有的一些共享特质与共同记忆，使得外省人群体在与台湾本省人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与本省人所不同的“我族意识”，这便与“外省人”一名相契合。⑥正是在外省人群体的“我族意识”中，加之眷村的封闭性、眷村居民迁台后的“落难”心态、以及迁台早期国民党所宣扬的“反攻大陆”口号的破灭，便隐含了“眷村一代”在文学中常见的怀乡与迷茫的母题。而文学概念上的“眷村文学”，更多指的是以“眷村二代”为主要写作者的有关眷村的文学。

　　所谓眷村文学，是与眷村相关的譬如记忆、历史、文化的文学。⑦眷村文学在二十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后兴起，以小说为主，也包括诗歌、散文、电影、话剧等文体。除却大家耳熟能详的朱天心、朱天文、苏伟贞、张大春等“眷村二代”作家所写的小说，还包括如话剧《宝岛一村》、纪录片《想我眷村的妈妈们》等文艺作品。

　　眷村文学的兴起与眷村的拆除重建有一定的关系。兴建眷村的繁荣期集中在二十世纪40 到60 年代，几十年后，当初建造的眷村显露出问题。因此，从1980 年5 月发布《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试办期间作业要点》开始，台湾逐步实施“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计划，对老旧眷村进行原地改建或拆迁合并。从1980 年开始台湾当局推动第一波眷村改建，到1996 年颁布新的眷村改建条例并开始的第二波眷村改建，以及近年来台湾当局采取的让眷村居民迁入高楼大厦等方式。生活在眷村中的人们感受到生活环境的变化，并遗憾于改建之后眷村文化的日益消损，从而想通过文字来书写自己对于眷村的怀念与认同。“眷村二代”走出眷村之后，在文学中通过对于眷村的回望与重新审视，眷村文学得以诞生。眷村文学中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和认同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也正是在“眷村二代”的推动下，眷村文学才得以在80 年代的台湾文坛异军突起，并在多年后依旧有着深远的文学影响。

二、“眷村一代”的身份认同：怀旧与迷茫的矛盾——以《台北人》为例

“眷村一代”主要包括随国民党于40 至50年代迁移至台湾并居住入眷村的人们，因其不同于本省人在台湾本土成长的身份而又可以称为“外省人一代”。白先勇1937 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后于1952 年移居台湾。白先勇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中随国民党迁至台湾时早已步入中年的军人眷属，却在文字里充满了对“眷村一代”的关照，尤以《台北人》一书为最。在《台北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眷村一代”或是“外省人一代”们大多面临着身份认同上的怀旧与迷茫的矛盾。

（一）大陆原乡的怀旧

白先勇《台北人》中的“怀旧”主题，在许多有关《台北人》的文学研究中都有所提及。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中便论述《台北人》的主题有一部分是“今昔之比”，她认为，《台北人》里的“过去”象征的是一切美好的东西，而“现在”则代表着丑恶的东西。⑧的确，在小说中，白先勇将笔墨伸向在大陆时有着风光的过去、到了台湾之后则变得不那么如意的人。这种人不免陷入今昔之比中，暗叹着过去的美好日子与现在的没落。翻看《台北人》的每一篇文章，从男人们的口中几乎可以拼凑出一段辉煌的民国史，譬如《岁除》中赖鸣升胸膛上纪念“台儿庄战役”的伤疤，《梁父吟》中朴园的记忆里牵扯出“武昌起义”以及“北伐战争”，《冬夜》里余嵚磊和吴柱国回想起“五四运动”的峥嵘岁月，以及《国葬》里那位声名赫赫的李浩然将军……然而，这些有着光辉历史的男人们，来到台湾之后，有的成了伙夫头，有的跛着腿困守在破旧逼仄的小屋里，有的年老辞世，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不只是男人们，《台北人》中那些没有参与历史大事件的女人们同样承载着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并透露出怀旧之情。《永远的尹雪艳》中不断强调着尹雪艳的迷人与不老，俨然已将其神化为一个光辉过去的象征，因而围绕着尹雪艳的人们无一不透露出怀旧之感。小说里提到，尹雪艳的老朋友到来时，一起聊聊昔日旧事、发发牢骚，仿佛尹雪艳已化身为上海百乐门时代的永恒象征。文章里充斥着许多属于过去的物什，诸如百乐门、霞飞路、吴侬软语、京沪小菜，就连尹雪艳对老友们的称呼也是十几年前便作废的头衔。与其说这是发生在台北的故事，不如说这是属于上海的繁华余韵。与尹雪艳相似的，便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上海百乐门出身的金兆丽，对于台北的夜巴黎是有着诸多不屑的，她认为百乐门的厕所比夜巴黎的舞池宽敞，夜巴黎的童经理是没见过世面的小赤佬。然而，金兆丽对于过去的回忆，不只是辉煌的百乐门舞女生涯，更有一份情意在其中。金兆丽表面上心狠手辣，对怀有身孕的舞女朱凤虽咄咄逼人却施以援手，甚而回想起年轻的自己曾与初踏舞场的月如的甜蜜恋爱，金兆丽的今昔之比，同样流露出对于过去的怀念之情。

　　当然，除却尹雪艳与金兆丽，《花桥荣记》中荣记米粉店的老板娘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流露着对故乡桂林的热爱与怀念。白先勇生于广西桂林，也难怪在文中会透过老板娘的嘴述说着桂林的美。不只如此，老板娘总是怀念着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自家的米粉店，对于在台北都是桂林小同乡的卢先生也多有照顾。老板娘认定自己的桂林人身份，虽然生活在台北，却笃定自己是水灵的桂林人。这种“外省人一代”将自己的身份与台湾本省人分裂，在白先勇笔下是屡见不鲜的。正如刘俊在文章中提出，白先勇的《台北人》中那些“台北人”并非文字意义上的台北市民，而是生活在台北但心系大陆原乡的群体，因而与其称他们为“台北人”不如说是不得不迁往台湾的“台北客”。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些代表曾经的美好与光辉记忆，已经彻底控制与覆盖了如今的现实生活，也正是这种远离现实而趋向于过去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躲避和自我保护”⑨。

　　怀旧始终是一种对于现实的逃避。一味地沉溺于对于过往的回忆之中，等到一朝梦醒，青春不再，承载着过往的物件也以自己的老去宣告着怀旧的虚幻性。譬如《游园惊梦》中居住在南部的钱夫人前往台北窦公馆赴宴，感叹最多的便是物是人非。从她总认为台湾粗糙与光泽扎眼的布料不如大陆的那么细致与柔熟，却在将压箱底的自大陆带来的杭绸裁成旗袍后发现，原本绿如翡翠的颜色在灯下竟然有些发乌；到她赴宴后惊觉，台北已不时兴穿以往在南京时的长旗袍，个个夫人的旗袍都快短到膝盖上去；再到以往钱夫人的“昆腔”可说是艳压群芳，却在这次宴会上推说嗓子不行而拒绝唱《惊梦》。当真如戏曲名字“惊梦”一般，大梦惊醒后的物是人非，在钱夫人身上可算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了。结尾处，钱夫人在与窦夫人分别时，窦夫人问道：“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钱夫人轻轻说：“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⑩白先勇于怀旧之中包含的残忍现实，便是对于“眷村一代”生活处境的反思。撕破表层怀旧的美好面皮，隐含于其中的，是“眷村一代”迁往台湾后在现实中所经历的诸多排挤、区别对待背后的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迷茫。

（二）陆台身份的迷茫

当一味的怀旧被现实撕破，“眷村一代”就此陷入迷茫之中。《台北人》里那些普通人们，在遭遇被迫离家、生离死别等一系列变故后，所感受到的更多是怀旧的无用性。于是，《一把青》中在新婚后不久便失去了做空军的丈夫的朱青，从最开始的寻死觅活到漂泊至台湾后的浪荡不羁，面对爱人小顾的离世，全然不同于当年的心碎，而是如往常一样做起了饭菜约好了麻将。其实像朱青一样的人在战争时期并不少见，就以文中的空军眷属来说，转嫁四次的周太太以及空军眷属们为了排解心事而钟情于麻将牌这种娱乐项目，他们从最初的撕心裂肺到最后的云淡风轻，之中包含了太多的痛心经历。朱青也正是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中理解了当年“我”所说的话，明白了新婚之时悬挂在客厅中央的喜匾上写着的“白头偕老”不过是痴人说梦，于是看淡了回忆，更看重的是现在。

　　怀旧的被摧毁不只出现在《一把青》里，《思旧赋》中多年后回到李宅探望的顺恩嫂看到残破不堪的旧屋，又从罗伯娘的口中得知长官的衰老、夫人的去世、小姐的出走、少爷的疯癫。白先勇以“思旧赋”为题，取向秀怀念嵇康吕安二位故友之意，却在文章中更加突出了现实的萧条与反差，名曰“思旧”，实则“摧旧”，在对过往的摧毁之下，“眷村一代”在台北的生活中所包含的迷茫不定的漂泊感便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眷村一代”随国民党军队迁至台湾，被迫离开故土、与故乡的亲人们离散，其本身一定对远在大陆的故乡有着怀念之情。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国民党的眷属，对于大陆抱有仇恨之情。这种矛盾感使得“眷村一代”们将自己与台湾人和大陆人划分界限，而成为介于二者之间的孤独的“外省人”群体。正是因为迷茫与不定，才会一味地怀旧，并通过建立“眷村”一类的新的居住场所，保护自己不同于本省人的特质并在群体中获得认同，以此来获得归属感。在《台北人》中我们不难发现，迁居至台湾的外省人们，所来往的几乎都是有着相似经历的外省人。正是因为“眷村一代”群体的特殊性和封闭性，其身份认同上也存在着因漂泊无助而具有的迷茫感。

　　那些生活在台北却坚称自己属于大陆某个地方的人们，在清明时节采用“遥祭”[11]的方式祭奠着遥远的灵魂，平日里说着天南海北的方言，一日三餐仍旧保持着家乡的味道。然而，1987 年蒋经国执政时开放了大陆探亲，那些对大陆的故乡日思夜想的“眷村一代”们来到大陆探亲，却发现故乡早已变样，昔日熟识的故友与亲人早已衰老或是去世，面对“眷村一代”，故乡的后代客气而疏离地称之为“台胞”。与之相对的是，居于台湾四十余年的他们，仍被称作“外省人”。这无疑加重了“眷村一代”们生活上的漂泊感与身份认同上的迷茫感。

　　也正是在怀旧与迷茫的纠葛中，扎根于“眷村一代”心中的身份认同，恰如“外省人意识”一般，已逐渐偏离于大陆亲族与台湾本省人，而尝试寻找一种位于两者之间的新的身份认同。在这之后的“眷村二代”，更是继承与发展了“眷村一代”的身份认同，在逃离眷村与眷恋眷村的矛盾之中，反思自己究竟归属于何处。

三、“眷村二代”的身份认同：逃离与眷恋的矛盾——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

从小生长于眷村而没有原乡记忆的“眷村二代”，不同于“眷村一代”在文学中对大陆的诸多回望，而是将笔触伸向自己熟悉的眷村。朱天心生于1958 年，祖籍山东，是众多“眷村二代”中的一份子，凭借《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对于“眷村二代”生活的细腻描写而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之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以朱天心为代表的“眷村二代”们对于眷村这一环境以及自身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

（一）逃离眷村

与有着原乡记忆的“眷村一代”不同，自出生就扎根于这座岛屿的“眷村二代”们，将眷村看作自己生长的地方，却又从小浸淫在父母对于原乡的回忆中。《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便对父辈的原乡记忆多次提及，从清明节祭奠生死未卜的亲人，到父母在儿女面前不厌其烦地回忆甚至夸耀着大陆生活与逃难经历。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与《台北人》中“眷村一代”的怀旧情结可以互证。而值得注意的是，“眷村二代”对于父母辈的回忆，所抱有的并非是一样的怀旧，而更多的是一种迷茫、反思与逃离，之间存在着一层隔膜。

　　因而，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眷村二代”更接近于一种无根的漂泊者形态，他们无坟可上，也不理解本省人在祭奠亲人时流露出的肃穆表情。并由此而生出一种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于是暗叹着“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12]朱天心将这种“眷村二代”的漂泊形态比作《伊索寓言》中那只“徘徊于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13]。于朱天心而言，将“眷村二代”比作蝙蝠，取的是其不归属于鸟与兽这两个族群的状态，恰如眷村居民这一群体，在台湾被视为“外省人”，回到大陆原乡又被客气而疏离地称呼为“台胞”。“眷村二代”亲历了“眷村一代”回乡探视后的迷茫，开始思考没有原乡记忆的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方天地，于是尝试着融于这方水土，从最开始的“她”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只要是眷村男孩就好”以及对本省农家同学的贫苦生活感到惆怅难言；到之后不再吹嘘自己父母口中常提及的那个未曾见过的家乡，且渐渐理解并接受了本省同学们为什么总是如此地笃定与怡然，甚而违背了自己少女时代的规定而嫁给了本省人。

　　生长于眷村中的二代们，为这特殊的外省人身份与眷村的规定所包裹，一方面内心扎根着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且对“眷村一代”在晚年喟叹的“反攻大陆”愿望的破灭铭刻于心。他们眼看着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妈妈们，从期盼着回到大陆到认清回不去的现实之后狠心将压箱底的衣服拿来给孩子做成新衣。也正是在生活的种种失望之中，“眷村二代”对眷村制度产生了反思。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便有一处展现：每次选举投票时，眷村的村口便会扯出横幅写着该村应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字。[14]小说里展现的这一场景在当时的眷村极为常见，因为眷村居民基本都是国民党军人的眷属，所以在选举时自然要求站在国民党一边。正是如此，国民党迁台早期的选举，眷村早已被统一划归为某位国民党候选人的拥护群体，眷村的选举票也因而被国民党称为“铁票”。与一般的村落所包含的因生存所需与合作关系而建立起的集体不同，眷村的集体性和封闭性与军人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种原因之下，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矛盾在“眷村二代”依旧存在。当“眷村二代”的女孩们嫁给了本省人，不免与自己的台湾丈夫从政治到生活上都有着一番争论。《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有关省籍矛盾的描写有好几处：一是当报纸上大肆宣扬外省人二代的官宦子弟争夺权力时，看报纸的丈夫便辱骂着她所属的外省人身份，二是在嫁给本省男子后会为他们的怠惰而思考他们是否时受到日据时代大男子主义的遗风所影响，三是在选举时虽然自己并未加入国民党却依旧要因为自己的眷村身份而代替国民党与本省人丈夫进行争辩。

　　然而，“眷村二代”的女孩们虽与自己的本省人丈夫因政治与生活而产生了冲突，又是否是真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在说话呢？翻看《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我们不难找出诸多朱天心代表“眷村二代”想要逃离国民党统制的发声，譬如眷村后代的语言问题，因为外省人不会讲闽南语而在求职上遭遇诸多碰壁。这既可以被归为省籍矛盾，同样也能够看到“眷村二代”并没有在台湾得到当局的多少爱护却依然要承受本省人的攻击，因而加深了逃离之感，甚而称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早该离婚的怨偶”，于是“眷村二代”们叫嚣着对它的恨，同时之中又纠缠着自己不得不为其维护的矛盾之感。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产生的多重心理纠葛与挣扎之中，“眷村二代”跳出“眷村一代”的怀旧与迷茫的心理，从而形成了一种“逃离”的想法。他们一面拒绝着自己的成长，一面又在成长之后想方设法地逃离眷村这块承载着自己童年记忆与外省人身份的土地。因而小时候的他们眼看着“潘家二姊跟一个美国大兵黏着走路”[15]姐姐即将嫁给美军男友的马哥教男孩们跳着从未来姊夫那儿学来的新式舞步。少年时期的他们深信自己的漂泊状态，并将自己与本省孩子们划清界限，心中扎根着想要逃离的种子，男孩子多选择出国读书或者做一名水手，女孩子通过嫁了越战来台的美军离开。于是，那些曾经一起成长，习惯了街巷里传来天南海北口音，习惯了眷村的特殊安排与制度，习惯了听自己的父母辈说不腻的回忆并由此确立身份认同的“眷村二代”们，终于在长大后风流云散，唯有在多年之后的报纸一隅或许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于是喟叹一声：“噢，原来你在这里……”

（二）眷恋眷村

眷村的孩子们在逃离眷村之后，对眷村又是怎样的情感呢？《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之中，当她终于离开眷村而搬进新兴社区，自己却有着“河入大海”的落寞感之时，她在心里想到的是——曾经围绕在身边的那些眷村男孩们都到哪里去了？

　　正如题目“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所表达的情感一样，“眷村二代”在逃离眷村后，对于眷村生活是包含着想念的。毕竟没有原乡记忆的他们，对于远在大陆从未亲历只是反复出现在父辈口中的所谓家乡有着几分疏离和淡漠。而与之相对的是从小生长和居住的眷村，诚然它是逼仄、封锁、鸡毛蒜皮、杂乱不堪的产物，不同于父辈口中那个有着绿水青山、锦衣玉食的家乡，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正因如此，对于“眷村二代”们来说，眷村替代了父辈口中那个遥远的故乡而成为他们心中“家乡”的符号。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于曾经眷村生活的想念，从最开始想念他们的体温汗臭、吃饱后打出的嗝儿，之后还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出眷村的伙伴们因为父辈来自天南海北而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回忆起那些朝夕相处甚至排排睡的伙伴们、自己亲眼目睹出生与长大的毛毛、与她秘密恋爱的阿三、还有每次见面都会大打出手的大头……那些在当时看来并不算什么的零零碎碎，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竟然成为自己童年的佐证而变得甜蜜。

　　至于长大并离开眷村后，他们感叹最多的，便是那句“眷村的兄弟们，你们到底都哪里去了？”“眷村二代”们会为乍然听到的外省腔而顿生乡愁，甚而想登寻人启事来找回童年的眷村伙伴。他们所怀念的并非是与外省人并肩获得的群体认同，而是找回幼年时期在眷村与伙伴们朝夕相处的感觉。小说的最后，配合着《今宵多珍重》歌词里的“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朱天心叹道：“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到此处，“眷村二代”的逃离之感早已被冲散，只余下了浓浓的眷恋之情。

　　正是在“眷村二代”的眷恋情怀下，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后，“眷村文学”作为台湾文学创作的一股潮流异军突起，不只是如朱天心一般的眷村作家在书写有关眷村的文学故事，更有许多眷村生活亲历者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忆并记录着那段生活。如60 年代出生于台南眷村的龚显耀于《我在宝岛长大》一书中津津乐道着眷村里的三家冰店、露天电影以及眷村菜。除却亲历者的记述与文学书写，眷村生活也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相关的调查研究也层出不穷。如张耀升的《眷村记忆》、张德南的《新竹市眷村走过从前：眷村的影像岁月》、何思瞇的《台北县眷村调查研究》等等。

　　眷村在几十年的岁月荏苒中难免出现破败的情况，因此面临着拆除的命运。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眷村拆除的过程中，那些曾经选择逃离的“眷村二代”，却又在此时站出来，对这个承载了自己童年回忆而有着“家乡”一般的地位的眷村表达怀念，呼吁对其加以保护、改造而不是一味地拆除。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眷村二代”对于眷村的眷恋之情。在如今的台湾，由眷村改造而来的文创园区、博物馆等数不胜数。譬如2002 年建立的新竹眷村博物馆；台北市在对“四四南村”进行改建的过程中保留一部分的眷村屋舍，并为了记录眷村历史而成立了信义公会馆；以及桃园市举办的“桃园眷村文化节”等等。在眷村被提出拆除和改造之后，人们重新审视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地方，并开始思考其作为台湾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眷村二代”作为从眷村走出来的正当盛年的群体，其对于重视眷村的呼吁更是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是在“眷村二代”对于眷村的情感由逃离到眷恋的转变中，“眷村”的“眷”字也从最初的“眷属”之意向情感上的“眷恋”之意转化。外省人的后代们在成长中不断融入台湾本省人时，也逐渐认清眷村在当时的历史特殊时期所起到的家乡一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眷村二代”眷恋的何止是眷村的兄弟们，眷恋的更是早已作为家乡这个符号刻在心底的眷村。

　　透过“眷村二代”对眷村的逃离与眷恋的矛盾态度，我们看到其与“眷村一代”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深层的同一性。从“眷村一代”身上的“外省人意识”到“眷村二代”以离群索居的蝙蝠自比，眷村后代在身份认同上都呈现出了差异性与小众性，即既怀念大陆又深爱自己所生活的台湾这一片土地。因此，我们对于外省人后代的身份认同，不应该将其简单地归为倾向大陆或是台湾，而是具有独特性的，在二者之间寻找容身之地的一个群体。

四、结语

眷村作为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败退台湾后特定时期的产物，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眷村的存在价值以及眷村后代的身份认同值得重视。透过白先勇的《台北人》以及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我们可以看到，从“眷村一代”的对于大陆原乡的怀旧到自己陆台身份的迷茫，以及“眷村二代”对于眷村的逃离到眷恋，眷村两代对于家乡的认同出现了由大陆原乡至台湾眷村的转变。不论是对何处的怀念，其都呈现出立足于大陆与台湾两者夹缝之间的特点，这也正是眷村后代在身份认同上所体现的独特性。历史潮流的激荡造就了眷村的产生，而眷村这一环境本身又孕育了“眷村一代”的怀乡文学与“眷村二代”的眷村文学。“眷村二代”究竟是否脱离了大陆的记忆呢？我认为并没有，外省人的习惯早已根植其记忆与生命之中，当“眷村二代”在逃离与眷恋之中纠葛时，其本身已体现了父辈的原乡叙述与眷村的生活记忆在其身上的交叉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眷村后代在文学表达中呈现出的矛盾与同一性，由此触及的便是眷村群体身份认同上的独特性与小众性。

　　①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0 页。

　　②林树等：《新北市眷村田野调查报告书》，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 年版，第26-27 页。

　　③④台湾“国防部史译局”：《国军后勤史（第五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年版，第249-250 页，第245-246 页。

　　⑤丁玮：《眷村与眷村文化》，《历史文物》1996 年第8 期。

　　⑥刘耀星：《台湾族群形成析论》，《赤峰学院学报》2007 年第3 期。

　　⑦刘俊：《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暨南学报》2007 年第4 期。

　　⑧陈春生等：《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精华：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385 页。

　　⑨刘俊：《从“单纯的怀旧”到“动能的怀旧”——论〈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的怀旧、都市与身份建构》，《南方文坛》2017 年第3 期。

　　⑩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92-193 页。

　　[11]张国立：《原乡》，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3 页。

　　[12][13][14][15]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九州出版社2018 年版，第24 页，第38 页，第20 页，第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