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谭恩美（Amy Tan,1952-）是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亚裔美国作家之一，和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一样，被认为是亚裔美国人的经验指南。与许多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作家的作品一样，谭恩美的小说很难归类为单一的虚构类型，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她的小说融合了几种叙事类型：传记、历史、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在谭恩美以往作品中，母女亲情似乎成了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使得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受到关于作品局限性的批评，认为她难以突破自己，华裔文学实则成了她个人的家世文学。而《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可谓是谭恩美有力的反击，这一次谭恩美没有延续熟悉的母女关系，转而把视角放到了族裔历史上，以此证明自己作为一位亚裔作家的担当与职责。小说以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一段话开场：“世界上的邪恶差不多都源于无知，如果缺乏理解，好意可能和恶意带来的伤害一样多”①。从深层次来说，这反映了谭恩美“拯救”华裔群体的需求和欲望。故事讲述了一群美国游客从中国丽江到古老的兰那（缅甸）南夷部落之旅，以及他们因为误会——其中一名小孩被南夷人误以为是预言中的救世主——而遭到绑架却不自知的混乱场景。这个故事是通过陈璧璧的第三人称来讲述的，“璧璧”是一位导游，本来应该由她来安排这次旅行，但她在旅行开始前离奇死亡，而她的灵魂却继续跟随着她的朋友们走向他们的命运。小说取材于兰那王国当前的政治现实，用纯粹的虚构编织而成。谭恩美向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由此南夷部落令人同情，永远处于兰那王国的股掌之间，那么华裔呢？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他们是否身陷谎言与欺骗而不知，眼见是否为实？
华裔群体曾为美国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美国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化媒介中，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表达和公正的对待。一方面，作为美国少数族裔作家，谭恩美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深感不满，流淌着的华裔血液使她对中国负有传承文化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移民后裔，在法律上谭恩美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对美国亦负有维护国家形象的责任。因此，谭恩美并没有选择直接批美扬华，而是在文字中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式，用兰那南夷部落之“表”书写了美国华裔历史之“里”。在她看来，兰那与南夷部落的关系就等同于美国与美国华裔之间的关系。置身于中美文化夹缝中的谭恩美，在妥协与反抗中冲破自我身份的束缚，完成了对华裔历史的重构。
“一个历史事件或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感官世界中只部分可见的，剩余部分必须通过感觉、演绎和猜想来补充”②，这一历史事件或发生的事情，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真实与想象、客观叙述与主观投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围绕“种族歧视与隔离问题”的历史叙事作品不胜枚举。如与谭恩美同为亚裔美国作家的汤亭亭在其1980 年出版的《中国佬》（China Man）一书中，就已经对种族主义和华裔历史进行了探讨。汤亭亭将自传元素和中国神话与虚构历史相结合，探索华裔美国人面临的文化冲突。巧合的是，她作品的取材来源也包含了中国移民在美国铁路和种植园劳作时经历的剥削和磨难，这与《拯救溺水鱼》中南夷部落的经历相似。汤亭亭在1980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解释道：“我在这本书中做的是声称拥有美国（claim America）”③，一方面她揭示了祖辈所受的歧视，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华裔美国人身份的捍卫。在历史与虚构的融合中，汤亭亭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声音来抗议种族不平等并唤醒华裔和亚裔美国人的主动性，以修正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如果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仍然可以窥见对历史缺失和话语沉默所做的努力和抗争。吉尔·马图斯（Jill Matus）引用了瑞典学院对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小说的描述：“富有梦幻般的力量和诗意”④，同时“赋予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生命”⑤。马图斯指出，这一描述抓住了两个重要的莫里森批评图式——聚焦语言和强调非裔美国人生活的细节在其作品中的地位，以此呼吁将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写进美国文学版图的重要性，以对抗有限的历史叙事和怀旧情绪造成的抹杀。马图斯称《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是“一部想象的历史，讲述了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黑人和女性成长的故事”⑥。莫里森从外部创建了一个由“标准、抱负和自我评价”⑦设定的族群，这不仅是为了打破群体成员的固定形象，也是为了改变受种族影响的劳动关系和阶级地位，并“抵制任何单一的黑人身份分类”⑧。
自20 世纪70 年代起，一种新的创造精神——首先被认为是种族和女性作家的迫切需要——就已经出现，用以建立更具社会战斗性的叙事范式。但是，重振斗志并不意味简单地讲故事，只有以国家民族为参照点的历史叙事才能对事件进行叙述闭合。同为族裔作家，谭恩美、汤亭亭和莫里森都致力于在个人记忆、叙事、身份中发出族裔群体的历史声音，在对身份的无尽探索中，始终将想象与记忆联系在一起。她们不是听天由命地陷入《荒原》（The Waste Land,1922）所呈现的困境，而是通过关注家庭、祖先以及与过去的连续感，赋予历史叙事以乌托邦愿景和政治力量。“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枝在从这乱石块里长出？人子啊”⑨。正如这荒原景象一般，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似乎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历史主体性，但却又不被融合后的新社会历史所接受，他们在“荒原”中不断求索自己的“根”。由此，探索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何种魅力让读者重新聚焦于族裔历史，如何促进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就变得极富意义。在《时代》杂志上，约翰·斯科（John Skow）写到：“种族成长无疑是自西部拓荒运动完成以来（the closing of the frontier）美国小说中出现的最活跃的主题”⑩。对谭恩美来说，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虚构的并置以及呈现的方式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对话，这种意义上的叙事成为抵抗死亡和遗忘的最佳手段。正如叶芝在《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1928）中优雅地描述那样，谭恩美将华裔群体和他们的过去聚集成“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是当今”[11]，唱给华裔美国人听。
二、历史叙事：真实与虚幻
在历史研究领域，叙事因为其真实性和科学性而受到怀疑和忽视。事件能否成为故事的因素进而变为历史取决于作者，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技巧除了逻辑之外，更多的是修辞。事件是真实经历或被发现的，而故事是被讲述或书写的，进而，叙事的修辞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对事件的真实再现。这种叙事性再现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多种选择模式，不同的模式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基调，比如浪漫可以成为现实，喜剧可以成为悲剧……叙事性问题因此常常转变为“历史事件能否被真实地再现出来”[12]的问题，然而，叙事并没有因此就在历史领域中被彻底抛弃，克罗齐就声称“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13]。纵使叙事本身不是历史，但它证明了与事实的关系，叙事也就成为对真实故事的阐释和再现。在分析历史过程中，叙事更重要的是在讲故事中提供对历史的分析与描述。在《拯救溺水鱼》的“致读者”中，谭恩美告诉读者“本书的创意源于一次电闪雷鸣”[14]。作者直言小说有可能和事实有所出入，她自己也无法保证关于南夷部落所有细节的真实性。但紧接着在小说开篇，一则新闻报道告诉了读者，接下来作者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过最令读者感到迷惑的，恐怕还是叙述者本身——鬼魂“陈璧璧”。读者能够相信活人与鬼魂交流吗？如果叙述者是虚构的，那么她的叙述是否存在真实性呢？
海登·怀特在《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中指出：
作为话语形式的叙事没有给再现的内容增添任何东西；它只是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的模拟……叙事中讲述的故事是对历史实在之某一区域中所发生的真实故事的模仿。而且，就它是一种精确的模仿而论，它被看作是一种真实的描述。[15]
因此，从叙事性来看，执着于对故事是虚构还是事实的辨别意义不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叙述是否达到了作者试图真实再现历史的目的。显然，借助陈璧璧这一全知全能的幽灵叙述者，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南夷部落所遭受的历史创伤。同时，作为少数族裔，在被官方主流族群排斥时，为生存而不得不主动选择的沉默与被动失语也引发读者思考。此时，虚构与真实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作者对于南夷部落的描述，也存在于南夷部落的指涉是否为作者身处的现实世界的矛盾。
“你能通过这不可思议的旅途找到你的幻想，这在兰那王国是很常见的，或者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幻想，世界就是一个幻觉”[16]。作为叙述者的“璧璧”似乎也陷入了真假幻境中，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由地更加怀疑——是在和她一起经历新的故事，还是重温旧的历史？南夷部落的悲剧始于兰那王国的崛起，“兰那人沿着曼陀罗江一路南下，占领了沿途所有的河谷，将土著居民南夷人征服……他们成为新来的统治者的奴隶”[17]。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新的入侵者“疾风骤雨般地灭亡了这个国家”[18]，自此，仅存的南夷遗民只得躲进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以求得一丝生存的空间。关于作者所写的这段兰那王国历史，读者无法考证是否真实可信，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叙述带给读者一种真实感，仿佛这就是兰那王国的真实历史，而这也是作者的目的所在。正如克罗齐所说，“拥有真实历史（以及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是构建一段叙事”[19]。谭恩美构建这一段历史，是为了使其对南夷部落的描写更加真实可信。在这里，虚幻与真实相互交织，虚幻不仅没有使读者对作者的编造感到不满，反而有助于走进作品中的事件与人物。尽管历史向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坚守客观原则，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不能将文学与历史完全对立，也不能将二者视为同一，汤因比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有以下论证：“如果你拿它（历史故事，原文指《伊利亚特》）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伪，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20]。
语言无法指涉现实与过去，因此历史书写需求助于从虚构发展而来的叙事，历史叙事也就无法从虚构中剥离开来。怀特据此认为，过去的事件在编排成历史文本时，需要选择特定的材料和情节使之重新组合，这也意味着虚构的出现，但这并不等同于文本失去其真实性，而是借助于虚构的外衣表现纯粹的真实，它是“一种特定的结构，它有一套历史事件，历史学家赋予这些事件一种特殊的意义”[21]。显然，南夷部落的故事中也有一套特定的且真实的历史。
“这是一个真实的部落吗？而不是人为设计的旅游项目”[22]？游客以为“无名之地”是特别安排的旅游场景才跟随黑子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但沿途的一切以及之后所见到的一切让他们怀疑这并不是观光地，而是真实的世界。同样，读者也陷入了这样的疑惑，即作者是在叙述“无名之地”还是在创造“无名之地”？此时有理由怀疑谭恩美引入了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方法。根据琳达·哈琴提出的概念，“它们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指出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关”[23]。真实影射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使得作品虚实相间，亦真亦玄，“通过对档案证据阐释将事件变成事实的过程被表现为将过去的痕迹（我们如今所唯一能接触到那些事件的方式）变成历史再现”[24]。在《拯救溺水鱼》中，无论是“小白哥”安德鲁斯的传说，还是外祖母对南夷部落惨遭屠杀的回忆都无可考证，谭恩美借助元叙事的方法，消弭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将历史事实与想象杂糅并置，既揭示了小说文本和真实的虚构性，又揭示虚构的真实性。但是，虚实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叙述者和创作者复制了真实体验。也许读者关注的是小说叙述人的事实真实，但作者聚焦的是叙述的情感真实。福柯认为，历史只有通过重建其话语才有意义，历史由文献和记忆的文字合成，历史和记忆混合在真实和虚构里。“只有真实的故事被确定下来并被讲述出来之后，才能够去阐释一些具有特殊历史本质的东西”[25]。对谭恩美来说，她所要阐释的历史本质也并不是南夷部落的历史，而是其代表的少数族裔的历史。谭恩美并不倚重事实方面的真实，而是在虚幻中凸显经历、情感方面的真实，从而构建了南夷部落的历史，引导读者产生一种比故事本身更真实的心理感受——即南夷部落的沉默与失语需要有人来诉说，“无名之地”需要有人来发现。由此看出，重要的不是南夷部落的真实与否，而是读者对于它所代表的世界的审视与思考，“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物，虚构者的作用就是提供更好的虚构，让我们得以重构对事物的看法”[26]。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在明显的虚构中，作者也没有让读者远离真实。在南夷部落的电视机中，游客们惊讶地发现有一个叫《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节目，不管是现实中的读者，还是小说中的游客都深知节目是假象，它只是为了吸引观众而进行的伪装和做秀。但南夷人“观看这个节目是为了获得提示”[27]。对他们而言，这不是虚假的，而是已经经历且正在经历的，这档节目不是对于原始丛林的模仿，而是南夷部落不可忽视的真实世界。此刻，读者再次陷入对南夷部落真实性的怀疑，似乎一切都是假的，但却如此真实。当节目结束时，鲁伯特和怀亚特禁不住笑了，因为他们发现电视节目中的适者生存与他们身处的南夷部落相比，真实世界反而虚假得可笑，人们所相信的真实世界中充满虚假，但被怀疑为虚假的幻想中却存在着真实。那么，作者在“虚假”中安排“虚假”是无意义的吗？难道不会使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渐行渐远吗？美国批评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中有以下阐释：“现实事物必须通过人的大脑记忆才能重复出现，虚构在大脑记忆中的活动帮助人们实现了对事物的重复，所以重复不是现实事物的翻版，而是现实和虚构结合的产物”[28]。
诚然，人们要理解真相或是事实，最好的方法是直面现实或真理，但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知认知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虚构，它们是我们为信念而选择的故事”[29]。虚构决定了人们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思想和行动。讲述一段神奇的故事，我们可以不相信故事本身，但我们需要相信故事带来的穿透力所激起的现实行动。无论南夷部落存在与否，谭恩美只是借其身唤起我们对受压迫和失声族裔的历史意识，这是她的信念。因此，我们同情南夷部落，或者说，同情被历史忽略的特定人群，为应该存在却没有存在的历史发声。在小说中，如果没有游客的到来，南夷部落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兰那王国官方历史更不会有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终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虚实相间的历史叙事中，谭恩美使现实与虚构相结合，虚构化行为创造的现实不仅指向现实且超越现实，其结果是“文本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想象的色彩，而想象反过来也包含着真实的成分”[30]。所有人都沉浸在南夷部落的悲剧中，没有人去怀疑事件的真假，而关心的是“一个真正可以拯救他们的方式”[31]。
三、话语构建：历史书写
福柯曾对词与物的关系做过历史比较，指出语言与原始事实相联系。词与物相结合，文字在物的下面延伸，即词就是物。“初始的大写文本被抹去了，与它一起被抹去的还有整个取之不尽的基础（这些词的沉默的存在铭刻在物上）；所剩余的只有表象罢了，表象在表达自己的词语符号中展开，并通过这一点形成了话语”[32]。显然，南夷部落的“词”被抹去了，语言所依据的实在被排除，而兰那王国的“词”不再作为归属基础的初始依据。兰那语言成为表象，凭着语言的书写，南夷部落的历史整个发生了变化。如小说所描述，南夷部落的人们一直处在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兰那王国主流社会的他者，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平等地位可言。他们曾经的工作是为国王的军队踩地雷，但在国王眼中，他们的生命不值一提。他们换来的不是国王的感恩戴德，而是残忍无情：“那个男人，他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他活到了现在，但他全家都已经死了。士兵朝他们的脑袋和身体开枪……”[33]毫无疑问，南夷人为兰那王国付出了如此大的牺牲之后，理应在兰那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史书上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词”，但为什么会存在南夷部落的历史缺失呢？“因为传统历史学从来都只会围绕光亮的王权的辉煌史展开，有关平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真实细节都被视为低于历史构序的记载标准的无意义废物和空无删除了”[34]。对于兰那官方来说，南夷部落的存在是个错误，为了使兰那历史永葆光鲜与辉煌，施加于南夷人的迫害也永远不会出现在历史上，有关南夷部落的一切都只是无意义的“词”而已。霸权者（兰那王国）的欺凌与迫害，被压迫者（南夷部落）面临种族灭绝时，为了延续血脉与民族，南夷部落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活着就是希望，因此不管他们受尽何种屈辱，也仍然坚信有一天“小白哥”会带领他们重见光明。而在此之前，作为弱势群体，为了生存必然要面对沉默和失语，因为发声和反抗将会带来毁灭。在沉默和失语中，不仅有被迫的选择，也有主动的适时而变。导游沃特的家族因为说英语而变得四分五裂，祖父因此禁止后代们讲英语，家中的英文作品都被清除出去，神灵的牌位也取代了书桌上的书。作为南夷后裔，既然讲英语会带来灾难，祸从口出，那么失语也就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相比沃克家族仅仅是失语，以黑点为代表的南夷人连容身之地都要失去。靠着在菩提湖上为游客划船观光为生，黑点甚至不能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他的两个同伴也同样是类如“鱼骨”、“老手”这样的名字。这是因为父母“为了防止孩子过早夭折，希望孩子像小狗小猫那样好养活”[35]。作为被官方驱逐甚至屠杀的族群，南夷部落的每一个人都在提心吊胆地活着，尽一切可能卑微到尘埃中。如果延续族裔本来的取名规则，那么政府就可能会顺藤摸瓜发现他们的身份，而小猫小狗似的名字相比之下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只要自己不开口，没人可以发现他们。为了生存，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话语。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无疑是黑点和油子诱导着游客们去往“无名之地”的过程。一方面读者为游客们的生命而担忧，另一方面又惊讶于“无名之地”的隐蔽和幽深。难以想象在现代文明世界里，还有一群人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唯一使这里与外界相连的是一座吊桥，而且南夷人可以根据需要操控它升起与降下。“如果国王的军队发现了这座桥，南夷人就会跳下山谷，这样也好过被他们抓住。如果没有机会自杀，他们就会挖出自己的双眼，这样就看不到士兵杀害他们的亲人”[36]。此时读者的关注点不自觉地从游客的安危转移到南夷部落，迫切地想要了解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就算躲进这原始丛林中也不忘为死亡做准备，就连作为叙述者的幽灵陈璧璧也为南夷人的遭遇而震惊，“当我还活着的时候，到兰那王国旅游从没遇过这种事。但我过来是为了旅游，不是来发现人间悲剧的……”[37]同陈璧璧一样，或许人们来到兰那王国也只是为了旅游，却不曾发现美丽后面掩盖的悲剧，“这里的人民在国王的统治下忍受着极大的苦难……令人伤心……”[38]
面对失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身”、失命，南夷人没有选择在沉默中灭亡，他们从未放弃对抗官方权利话语并积极寻求打破沉默的方法。数百年以来，他们一直等待着“小白哥”的到来，“他会让他们隐形，刀枪不入。他们会夺回他们的土地。他们将生活在和平中，没有人会再伤害他们”[39]。部落里条件简陋，然而南夷人却拥有标志现代文明的电视机和卫星接收器，因为“这个部落幻想有一天他们能够上电视……如果他们上了电视，所有人都会羡慕他们，国王也会因此而感到羞愧”[40]。在被动地等待“小白哥”来拯救他们的同时，南夷人也在积极地自救，争取自我话语权。不明真相的人们总是轻易地相信掌握力量的人，“允许自己相信他们觉得不该相信的人”[41]，因此当黑点见到了鲁珀特的“魔法”后，误认为他就是“小白哥”。游客们被诱拐到部落里，而这实属是无奈之举，因为在兰那王国里他们不会获得帮助。黑点希望“小白哥”能把他们带离“无名之地”。当游客们的失踪被新闻报道时，部落里的人们开始担心国王军队将会发现他们，甚至当他们被发现时，“也许我们会被立刻扔进锅里煮成汤，只剩下一堆骨头”[42]。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藏身之处，但黑点却认为这才是“小白哥”到来的意义，“不是让他们隐身，而是变得看得见，让整个世界看见”[43]。过去，他们为了躲避追杀永远处于逃亡中，永远生活在阴暗里，这才使得他们永远都是弱势的一方，永远无法获得主动权。而现在黑点才豁然开朗，要想得到光明，首先要有打破黑暗的勇气。“路就摆在他们面前”[44]，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勇敢和磨难，在世人面前撕下国王和政府的虚伪和罪恶。念及于此，黑点拿走了马赛夫妇的摄像机和录像带，并交到了柏哈利手中，希望借由这个美国人的身份使得“无名之地”的情景可以为世人所知。届时，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他们的光芒，南夷部落也便有了走出黑暗的勇气与力量。终于，“整个世界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全世界都会关心他们……从此再也不用再担心被追捕了”[45]。
权力得以稳固，为人民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和产生物，引发乐趣，形构认知，生产话语。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否定性机构。[46]
在兰那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南夷人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而当兰那人征服了南夷土著之后，为了维持王国的稳定，他们利用国家权力使南夷人消声，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新闻曝光之后，兰那王国政府又开始辩解道“其他国家被一些错误的信息所误导。我们没有迫害任何一个少数名族”[47]。即使南夷人知道这是谎言也无可奈何，这早已成为一种氛围，一种常态。通过这种虚假伪境的建构，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贯穿于整个社会。正如福柯所阐释的那样，塑形被统治者的身体，规训人的言行举止，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随即进行永无止息的监禁、奴役和监督。
在兰那王国与南夷部落的对抗中，谁能有资格言说呢？毫无疑问，话语权掌握在兰那王国。福柯指出，并非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只有那些符合了特定条件和资格的人，才可能进入话语界并占有言说的权力”[48]。言说者首先要有资质限定，南夷人作为兰那王国的对立面，必定是对其进行否定，因此无法挤入兰那王国所设定的特殊话语构序场，也不可能具有话语权。只有当南夷人臣服和痴迷于兰那王国时，他们的话语权才能够被建构起来，而南夷人与兰那王国的种族世仇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则决定了这一建构的不可实现性。
那么，在兰那王国构建的话语世界中存在一种造反吗？从“无名之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南夷人得以言说自己的结局来看，答案是肯定的。面对这些隐性或者显性的强制，弱者仍有希望反抗话语中存在的暴力与压迫。“我们必须视话语为我们定制物的一种暴力，或无论如何是强加于其上的一种实践”[49]，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以话语的名义将多数人的认知过滤，生成一种霸权理论体系。当兰那政府知道了“无名之地”的新闻后，王国电视台立即取消了节目和所有的重播，国王将派出步兵旅去丛林搜索南夷人。而南夷人却蜷缩一团，心情郁郁，因为他们知道被找到之时，也是死亡之时。这种暴力性消灭的实践，正是兰那王国话语规律的真正缘起。
每当南夷人回忆起“那些可怕的岁月，他们对国王的仇恨就会像烈火般燃烧起来”[50]。面对国际社会的舆论与质疑，兰那政府辩解说南夷人之所以无法进入主流世界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不知道政府对他们的保护措施，甚至大谈当南夷人来到政府医院时，还会得到免费治疗。综上，我们看到在兰那王国历史的话语实践系统中，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话语实践还是以往的、非连续性且无法直观的话语实践，都操控在王国手中。那么当南夷人面对这些已经过去的历史时，他们除了“准备死亡”[51]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吗？能够重构曾经发生的话语场境吗？兰那政府的话语机制所筛选和保留下来的东西，仅是那些王国愿意记住并且可以任意支配的，而南夷人的历史在政府官方那里早已经死去且被摆置。南夷人要重构原来的话语，就是要激活原先存在的生活场境。捕捉这种重构成为一种诗性话语的隐喻，“我们能从中找出话语复式关系束的档案成了夜空中熠熠发光的星星，它们突然被激活时的场境突现将使当代事物黯然失色”[52]。通过马赛夫人的录像带，南夷部落的悲惨命运得以述说——国王军队的残暴、部落的伤残情况、以及善良的幸存者们，被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环球新闻网上播出了南夷人的故事。南夷人也许不能实现完美重构，但读者知道了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是伪装的，足以了解南夷人的真相。相比起兰那政府的故事，读者相信“他们的故事更好”[53]。
所有的历史都是经过意识形态“栅格化（grille）”的，在历史未栅格化前，它可以被重新编辑，更改内容，而“统治者只会留下对自己有利的物证”[54]，因此栅格化便消除了历史被改写的可能。但强制栅格化的历史并不能成为永恒的标准，因为差异是历史的本质。“我们的理性就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本我就是面具的差异”[55]。栅格化的历史虽然无法被改写，但差异可以生成新的历史。差异带来新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论上的差异让南夷人从虚假的连续性历史中分离出来，消除了兰那政府的虚假同一性。南夷人正是要从差异中重新激活话语塑形，重构话语实践的发生，重新夺回被剥夺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有意或是无意删除的所谓的蛮荒记忆，这种记忆是反对权力等级和知识体系的斗争，换言之，它就是要发现被官方历史剔除的“黑暗记忆”（对官方来说如此）。“小白哥”到来之前，“没人知道‘神之军队’和他们的苦难，没人关心他们，他们永远都在流离失所”[56]。但现在他们有了证据，人们要来到兰那王国见证这里的真实情况，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南夷人被删除的意识形态得以重现，受压制的认知和话语得到解放并重新活动。
四、现代隐喻：历史重构
所谓“隐喻”（Metaphor），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打比方”[57]。由于汉语翻译的原因，我们常常将其局限于修辞学层面，但事实上，在现代文学隐喻研究中隐喻更多地涉及诗学层面。西方研究者对隐喻的界定大致如下：隐喻：希腊语的“转换”（meta 意谓“跨越”；phor 意谓“运送”）：将某物运过去。故隐喻将某物视为另一物。
隐喻：一种隐含的类比（animplied analogy），它以想象方式将某物等同于另一物，并将前者的特性施加于后者或将后者的相关情感与想象因素赋予前者。
在隐喻中，本义指示某一事物、行为的语词或表达，被应用于另一明显不同的事物或行为而并不自认为是比较。[58]
当代隐喻论者则将其定义为“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隐喻涉及人类感情、思想和行为地表达方式在不同但相关领域间的转换生成”[59]。
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来看，隐喻思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成为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桥梁。“隐喻作为最初的构思过程，必然建立在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之上”[60]。隐喻通过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而相似性来自于表象的映射，理解相似我们也就理解了隐喻的意义。
谭恩美自己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也曾说：“这（兰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你在表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些游客看到的。但是地表下和丛林深处有一些隐藏和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我想带人们去的地方”[61]。谭恩美借助这个转移话题的故事将读者带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尽管在书中并无关于这个目的地的只言片语，但我们理解了兰那南夷部落与其映射物的相似性后，我们也就到达了目的地，而这个目的地，正是美国华裔历史重构。
（一）隐喻：“无名之地”——唐人街
“一座埋藏在丛林中的古城，兰那王国的马丘比丘”[62]！经过长途颠簸，游客们终于被“绑架”到了“无名之地”，之所以被称为“无名之地”，是因为这里是南夷人的藏身之地，是不会引起兰那国王注意的地方。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但这里却仿佛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看不到，也摸不到。南夷人躲进“无名之地”是为了生存，华裔群体蜷缩于唐人街亦如此。闹市之中的唐人街，在美国社会也被选择性忽视和遗忘。“无名之地”之于兰那，正如唐人街之于美国。面对美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歧视，华人只能退避三舍，避免引人注目。华人的勤劳认真既是他们谋生的优势，但也造成了威胁。白人和其他种族人群认为华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拉低了最低生活水平。华人就业无门，只能自谋出路，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洗衣店或餐馆，且大都坐落于华人社区或唐人街，竭力让白人和其他人种意识到他们没有与其竞争。在歧视、侮辱和骚扰中，华人始终隐忍不发，一退再退，深知任何敌意和不满都将招致更大的报复和仇恨，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生存。即便如此，唐人街也不是安全之地。华人开办的商铺被课以附加税，常常受到莫须有的惩罚。华人渴望走进美国主流世界，同时也害怕被排斥。这与“无名之地”的遭遇如出一辙，一方面这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港湾，另一方面仍时常担忧国王的军队会找到并杀死他们；他们希望兰那王国能有他们容身之地，却也担忧被发现。“当他们找到你们，他们也就找到了我们。他们要救你们，但也会消灭我们”[63]。华人和南夷人同处于这样一种矛盾中。为了生存，华人群体在自己的圈子中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为其他华人提供住宿，给予接济、关照和庇护，以此他们就可以形成唐人街统一的声音，力争话语权；在“无名之地”中，黑点是南夷部落的首领，“他总是提醒大家，保持团结是民族的传统，就像所有的南夷人一样，他们一致对外，无论发生什么事”[64]。
（二）隐喻：修铁路——排地雷
“那是什么？一只剥了皮的动物？她拉进镜头。那是一条残缺的腿！还有一张毁伤得更厉害的脸”[65]。在马塞夫人想要给部落拍些镜头时，她无意间发现了部落里这些浑身伤残的人，仅从文字描写中读者就已经被这种残忍和血腥所震惊，更加难以想象在“无名之地”这个物资稀缺的丛林中，这些人要忍受着何种痛苦才没有放弃生的希望。通过询问，游客们了解到他们曾经为国王的军队搜索地雷，地雷爆炸时，国王的军队没有了危险，但他们却伤痕累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逃过了地雷的爆炸，但却逃不过国王的子弹。南夷部落的遭遇再次映射出华裔在美国历史上的缺失和沉寂。长期以来，华裔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被压抑和湮没。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华工运用自己的技术和智慧攻破层层障碍使得铁路由西向东延伸。“1869 年华工人数达1.4万，占该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人的90%以上，成为修筑西部铁路的主力”[66]。一位参加过铁路修建的工人事后说道：“如果没有中国人使用炸药的知识并重视炸药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人贴在几乎垂直的悬崖上干活；如果没有中国人闯过了白人难以忍受的难关，中央太平洋铁路负责的路段决不会建成。如果能建成，时间上也要拖得很久”[67]。应该说，华工不仅为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赢得了时间和效益，更是为美国铁路事业以及西部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186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鼓励两国人民之间的自由往来，双方对移民“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68]。
然而，历史发展与美好期望背道而驰。为了维护白人利益，排华现象开始产生并愈演愈烈。比如，加州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华人进行各种限制。1850 年《矿工法》规定华工缴税20美元；1852 年《保金法》华工需缴纳500 美元保证金；1858 年《限制华人和蒙古人种进一步移民法》禁止华工入境；甚至有的法令禁止华人为不利于白人的案件作证。在华工为美国做出如此大贡献之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出现生存危机。在美国官方记载中，华工修建铁路的事迹几乎都被掩藏。为达到彻底排华的目的，联邦法院否决了《蒲安臣条约》的有效性，1876 年加州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入境华工进行全面调查。华工的勤劳和朴实在白人眼里被视为低贱、野蛮和未开化，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政府，华人被视为苦力和奴隶，“是地球上最下贱的人”[69]，因而他们不适宜留在美国，也无资格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印记。
可以说，“弱国无外交”的至理名言在美国排华演变中得到充分验证，同时也是南夷部落的悲剧成因。二者皆属于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这样一来历史书写也就掌握在了“他者”手中。“命运如斯，而你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命运”[70]，无论是华裔还是南夷人，都在同一种命运中艰难求生。
（三）隐喻：谎言与真相
“隐藏历史真相就是对人民的犯罪”[71]，在《拯救溺水鱼》中，犯罪者正是兰那王国。南夷部落公诸于世后，为了挽救国家形象，兰那政府立即发布声明称“我们没有迫害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欢迎和珍爱民族多样性”[72]。新闻屏幕上甚至还出现了穿着民族服装的演员，竭力烘托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接纳和关爱。即便是面对南夷人不可争议的肉体伤害，政府依然用语言不通、消息闭塞来搪塞，把政府塑造成了无私奉献者，而一切的后果全都归咎于南夷部落自身的原因。为了赢得更多的国际信任和支持，吸引更多游客，兰那政府再次抛出了馅饼，“对于我们的南夷同胞，我们同意给予他们土地……他们想怎么样都可以”[73]。显然，兰那政府的这次危机公关很成功，因为南夷部落以及游客都将其认为是“第三个奇迹”[74]。但奇迹并未持续下去，当人们不再关注南夷部落时，失去了舆论的支持，面对兰那政府，南夷人再次陷入困境，而这次，兰那国王和他的军队不会再给他们机会。“王国政府说南夷部落从未真正拥有过这片土地，他们觉得爱国的‘神之军队’应该懂得这一点”[75]。没有人再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而兰那政府对外的解释是他们“中途逃跑并愚蠢地跳入河中溺水了”[76]。只有“璧璧”的鬼魂看到了，南夷人去到了另一个丛林，一条更黑更深的鸿沟将生死分开，他们躺在垫子上，期待着“小白哥”的下一次转世。美国敞开胸怀，不仅欢迎富有而体面的异乡来客，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国和各种宗教的被压迫、被迫害的人士；如果他们行为正派得体，值得享受我们所有的权利与优惠，我们将欢迎他们前来共享。[77]
理想与现实再次背道而驰。兰那王国对南夷部落隐藏的真相，再次与美国华裔历史发生共鸣。排华浪潮席卷美国，华人受到各种歧视和丑化，华工中有被拐骗或绑架而成为苦力。但根据一些英美驻华使节的记载：“华人移民基本上是自由自愿的，几乎都是自筹路费的移民……可以到任何地方，从事任何职业”[78]。此外，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位负责人在谈到招募华工时曾言：“华工之间不存在与奴隶制、农奴制或劳役制相似的制度”[79]，但事实是华人常遭到抢劫、谋杀和袭击。杀害华人在美国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但报纸不会报道，警察不会受理，政客只会借此煽动。一方面美国庆贺《蒲安臣条约》的成功签订，因为这可以成为打开清政府闭关锁国大门的钥匙。而另一方面，美国唯一注重的却是条约带来的好处而不是义务，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的互惠条款，美国从未想过真正施行。《条约》规定美国政府必须保护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当中国公使向美国抗议对中国人的非法虐待时，联邦政府借口说无权干涉各州法律。相比之下，在西雅图的一次暴乱中，联邦政府很快就将暴乱稳定下来，美国政府赤裸裸的欺骗与虚伪暴露无遗。亨利·K·诺顿在他的《加利福尼亚史话》中写到：“每一个担任公职的人都受这种势力的支配。在华人问题上他们必须接受人民中普遍流行的思想，事事必须向这种势力屈服。谁要是实事求是地讲真话，谁的政治生涯就会即刻完蛋”[80]。由此可见，美国在华人历史上的言论，几乎毫无真实性可言。除此之外，美国自诩追求公平、自由、人人生而平等，但司法系统也将华人排斥在外。反华作恶分子极少受到惩罚，即便历经艰辛将罪犯送至法庭，也仅仅只是装模作样，毫无实质性结果。1871 年，一伙暴徒袭击了唐人街，二十一名华人被杀，十五人受到私刑拷打，华人商店被洗劫一空。陪审团宣布了对三十七名肇事者的宣判，但只有八名暴徒被判刑。这不仅是对生命的愚弄，更是对美国所谓正义与平等的无情嘲讽。
谭恩美关于南夷部落隐喻的表达并不是牵强附会，而是充分地利用了隐喻的三项相似性机体构造，即主旨、载体和依据。作为主旨与载体的结合体，隐喻结合了所思所言的深层意义以及用来比拟的相似物。隐喻主旨与载体往往相去愈远，但其隐喻的张力也愈大，隐喻所产生的情感和揭示性效果也就愈强，因此隐喻也就需要依据来维持存在的必要性，它包括“事物间的‘直接类似’或人们对之具有的‘共同心态’”[81]。在《拯救溺水鱼》中，华裔历史重构是主旨，而南夷部落为其载体，它们所共有的“族裔创伤（物理特征）”与“苦难同情（主观感受）”便充当了这一隐喻的依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事物来理解另一事物。人们热衷于在隐喻中异中求同，探寻两物之间的相似程度。关于隐喻的存在理由，人们大致有三种分类：情感需求、修辞策略、认知需要。显然，鉴于谭恩美的华裔背景，情感需要必定是主要因素。作为亲身经历者，谭恩美希望把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情感传达给读者，在体验南夷部落的感觉和认识中，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已经转化为隐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通感，化异为同，隐喻者由此产生认同感。因此，隐喻此时放大成为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法宝。而这恰是谭恩美作为一名华裔作家想要传达的真正意义。至于修辞与认知，则在小说中让位于情感，因为无论是修辞还是认知，皆是通过语言思维进行，而语言与思维归根结底最直观的作用仍然是情感传递。不过仍值得注意的是，谭恩美通过隐喻的修辞与认知，突破既定思维建立了新的逻辑联系，为华裔历史建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模式，创造性扩展了小说的映射领域，生成新的知识与理解。“活生生的存在意味着活生生的表达”[82]，借助隐喻的功能性描述，谭恩美实现了南夷部落与华裔群体两种领域之间的转换，带领读者认识到南夷部落背后的生成意义。正如谭恩美在小说中所说：“完全同情才能理解”[83]。我们究竟是在了解南夷部落，还是在了解华裔历史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同情南夷人的悲剧和不幸，我们也就理解了华裔群体的苦难和伤痛，得以重构华裔被忽视和掩盖的历史。
五、结语
历史不会倒退，往事不可追回，但历史可以在虚构、记忆和想象中得以重现。解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解释它如何发生和为何发生，即讲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会由于虚构而显得不那么“真”，不过构成一个真实故事的区分并不属于话语区分，而是一种事件区分。故事通过想象而变得具有可塑性，这种事实和虚构的交叉暗示着一种超越自我和历史的冒险，它们不是对历史现实的记录，而是超越现实和短暂的东西，用以揭示某种永恒和普遍的价值。但讲故事的前提是叙述者拥有话语权，否则，故事只能永远被埋葬。此外，故事本身仅是一种叙述形式和信息媒介，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故事的字面意义，更有字面背后的思想转义，即对现实的隐喻。在兰那南夷部落的故事文字背后，谭恩美深刻阐释了故事（历史）、话语和隐喻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达到了重构美国华裔史的目的，扫清了华裔群体尘封的历史灰霾，为华裔群体和华裔历史正名。穿过边境进入兰那王国，沿途可以看到同样美丽的花朵，杂草也一样繁茂生长，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没什么变化。但事实上，我们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谭恩美就是用这样的故事把我们带入了最终的目的地。讲述过去不仅是再现历史，同时也是为了把握现在、指引未来。正如谭恩美在《拯救溺水鱼》结尾指出的那样，生命的本质是永无终结，历史也是。还有更多的历史碎片等待发现，而发现的过程中新的历史又在不断形成，在历史与共时的交错中获得归属感，进而在美国社会中保持与主流不同的历史或民族个性。因为，丧失自己民族的历史会变得没有根基。认清历史，才能获得反叛现在的力量，才不会重蹈历史。
①[16][17][18][22][27][31][33][35][36][37][38][39][40][41][42][43][44][45][47][50][51][53][56][62][63][64][65][70][72][73][74][75][76][83][美]谭恩美：《沉没之鱼》，蔡骏译写，北京出版社2006 年版，第8 页，第99 页，第83 页，第83 页，第172 页，第198 页，第193 页，第191 页，第123 页，第168 页，第192 页，第192 页，第194 页，第198 页，第202 页，第256 页，第257 页，第257 页，第288 页，第293 页，第281 页，第283 页，第288 页，第296 页，第152 页，第283 页，第169 页，第190 页，第204 页，第293 页，第294 页，第295 页，第302 页，第303 页，第134 页。
②Kurt,MuellerVollmer.The Hermeneutics Reader: Texts of the German Tradition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New York:Continuum,1990,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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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020636&t=161606089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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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美]詹姆斯·洛温：《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马万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 页。
[78]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6 页。
[79]Tsai,Shih-sh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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