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

　　Footnotes（《脚注》）是香港作家唐睿的首部长篇小说，2007 年在香港三联出版，2009 年获得香港最重要的政府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这意味着这部小说在香港文坛具有一定影响力。2017 年简体版《脚注》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内地研究者从乡土文学、创意叙事、地志书写等层面对小说进行了评述，予以充分肯定。小说对香港安置区的声色描摹与记忆重现、在正文与脚注之间进行的叙事实验，被汇入有关本土意识、怀旧情怀、都市想象的香港文学认知中，在得到认可的同时，又被抹去个质，成为惯性思维里的香港文学资源。然而，唐睿这一小说看似应时实则挑战时流，它以深入其间又出乎其外的策略，开拓了富有张力的文学空间，回应了香港文学的多重问题，敞开了新一代香港作家对于宗教、物象、语言与文学的辩证意识，显现了香港文学新的可能。

一、宗教空间：叙事策略与精神资源的双重视野

香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很多香港作家都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宗教对创作的影响难以抹去，非常复杂。但基督教因素如何渗透在写作之中，形成怎样的叙事风景，却较少深入探究①。唐睿这一小说，从叙事者的设定、叙述的数字编码到重写的宗教故事，不难看到，作者在灵活运用基督教因素进行叙事实验的同时，也不断对这一宗教传统进行了深度反思与批判，形成了反思性的宗教情境。

　　从表层叙述来看，《脚注》的叙事者有三，主要叙事者是安置区的自闭症儿童，次要叙事者是儿童的养母和为儿童进行治疗的心理科医生。儿童叙述者在几个名字与身份间不断滑动，开篇里叙述者“我”和肥文在下棋，“我”叫“黎军”；结尾处，叙述者“我”变成了肥文，重述和黎军下棋的场景；中间，另一个孩子林刚如午夜幽魂几次出现，与黎军、肥文进行着奇妙的对话。正是这三个异名却紧密关联的儿童的所观所感、所历所思构成了丰富纷呈的安置区记忆；也是他们之间欲说还乱的投射关系，构建了时空快速链接流转的叙事节奏，模糊了安置区与现实的关系，让小说叙事变得扑朔迷离。同时，兼具角色功能的儿童叙事者，在小说里既是世人受苦受累的见证者、体验者，也是评价者和反思者，少了些童年的纯真，多了些世事空明的沧桑、还拥有几分灵异性和超越性，构成了一个既有超越性又有实在性的“人神共体”的形象。养母的叙述围绕着孩子的命名问题进行，她通过改换名字尝试抹去儿童的痛苦记忆，并试图以黎港生的新名字给予其合法香港人的身份；而心理医生叙述了他尝试进入病童内心世界，拨乱归正，让儿童黎军回归常态却陷入困境的过程。成人修改记忆的拯救行动看似在医治伤痛，实质是可疑的作伪行为。成人叙述与病童叙事间的对抗关系表明，小说通过具有穿透力和灵异性的儿童视角，对现实社会的“罪与罚”作了审视与批判，因为孤独病童心心念念的安置区记忆正是正常社会人选择性遗忘了的历史过往。

　　《脚注》还以数字建构了独特的叙述结构，宗教气息萦绕其中。全文共分三部分和引子，引子部分，小说以大写的“0”确立整个叙述的起点，以化身病童的基督作为世界（故事）的创造者，同时也在叙事结构中融入了魔鬼的模糊身影。在西方民间传说里，被无心打开的瓶子里，魔鬼化成蓝烟缕缕飘了出来，开始讲述他被囚禁的经历；而《脚注》开篇便强调将淹没的安置区记忆牵引出来的，除了“我”——经历战争伤痕的一代——被遗忘的名字“黎军”这一线索外，还有忠平叔鼻孔里喷出的浓浓蓝烟所带来的魔幻氛围。上帝与魔鬼双重视角下的叙述结构与氛围，使得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安置区叙述产生了魔幻与写实掺杂、臧否难辨的复杂观感。小说正文的三部分，对接基督入世、受难与复活的叙述结构，呈现了主人公黎军（林刚）的香港三部曲。第一部分标识为1，叙述刚到香港的黎军（林刚）在教会学校的短暂经历；第二部分从2 延续至18，呈现自闭病童眼中的安置区生活；第三部分标识为小写的0 和1，讲述病童被迫修改记忆、接受心理治疗，走向“新生活”的过程。从内地来香港的正常男孩，在遭遇磨难后走向自闭，最后以记忆丧失为代价获得了香港居民身份，这一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三部曲与经典的基督故事在格调、意义上形成了背反，不仅构成了对部分香港人缺乏历史意识的犀利讽刺，也让小说整体上呈现黑色幽默的叙述风格。

　　作为叙事策略或叙事元素被娴熟运用的基督教因素，融入作家的形式探索中，影响小说的审美风格与思想内蕴；小说中与基督教直接关联的叙述内容，则传递了作者富于反思性的宗教意识，隐含了对香港社会的明察深思。在对宗教故事“五饼二鱼”的本土化改叙中，小说对教会学校的黑暗面进行了揭示与批判，敞开了看似包容弱者的体制弊端。内地来的林刚（黎军）进入教会学校后，不断被排挤和凌辱。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主耶稣显现神迹，变少为多以拯救世人的圣事自然转化为香港疍家的教书先生为吸引听众分吃饼与咸鱼的俗事，边缘者无缘无分；小说通过林刚（黎军）在教会学校里的窘困、侏儒校工对同是弱者的林刚（黎军）施加的暴力行为等否定了神救赎一切的宗教幻觉。在疯子阿叶与上门传教的耶稣会士之间有关三位一体的争执中，小说对基督教的俗世运转进行了讽刺②。耶稣会男女以传教为名兜售小书、募捐教资，却连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不清楚；假教徒遍地、经济利益优先的基督教怪状，正是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的隐喻？

　　当世俗化的上帝被揶揄反讽时，精神意义的上帝在《脚注》中被赋予了力量。《脚注》卷首引用《圣经》的一段话，引入异乡人与本土人的辩证意识，奠定了小说的主旨：“若有异乡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异乡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末记，19：33-34”。接下来，整个小说正是通过安置区叙事重现了香港人曾作为异乡人，在香港流离挣扎的历史，暗示所谓本土与异乡不过是先来后到的时间关系。作者意识到，安置区的记忆成为了香港人不可、也不想言说的过往；重新讲述安置区的故事就如揭痂的行为，无法给人抚慰，反而令人尴尬，故而上帝必须出场，必须成为叙事的源头与终点，这应是《脚注》作为献给上帝之书的深层缘由：以上帝为由，讲述香港人的过往历史，以期真正的救赎。

　　《脚注》将宗教因素与宗教氛围融入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与内在精神构造之中，提供了基督教因素助力实验性文学叙事的成功经验，敞开了作家作为精神探索者的可能深度，直面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痛的复杂关联，揭晓了部分香港作家精神大厦中的核心力量，构造了富有审美表现力与反思意味的宗教空间。

二、物象空间：物恋与恋物之症的升华

都市人的生存，体现在对物的高度依恋之上，恋物可能导致恋物之症，人也存在被物化的可能，但物之恋无疑也是人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情感表征。香港作家笔下，有关人与物的描述、叙述和思考一直在延续与拓展。从西西《我城》里香港市民对微小之物的迷恋到董启章《天工开物》中形而上的人物关联史，香港作家对物的书写总隐含着珍爱与探索的热情，与对地方、家园的眷念难以分割，有时不免呈现恋物之症状。唐睿的《脚注》延续了香港物恋的书写传统，他尝试将微小之物与人物的境遇、性格和情感等链接起来，并将物作为叙事节奏和叙事逻辑的链接符号，建构了探索心灵世界的物联网通道，体现了超越物恋之症的自觉努力。

　　唐睿在《脚注》里，有意建构起了人与微小之物的内在关联。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服饰、食物、用品和玩具，一旦进入到特定人物的世界，就变得不同寻常，成为了个体生活境遇的表征。如主人公林刚（黎军）的边缘人形象，在有关其校服、零食，玩具的描述中丰满起来：因经常在美劳室受罚，他校服上残留着不同的气味；他喜欢的内地大白兔糖，被同学嗤之以鼻，而香港儿童常见的爆炸糖、哔哔糖他却闻所未闻；他珍爱的玩具是被人丢弃在公园里、残缺了手臂的机器人（基因）。这些被排斥在现实香港之外的微小之物，恰恰隐喻着林刚作为外来者被凌辱、被隔绝的社会位置。

　　《脚注》喜用简笔勾勒物象，并不着力于物的自然属性，而是运用联觉原理，融合书写物的色、味、形，借助物的独特氛围打开心灵世界的密道，让人物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在物的白描中塑造成型，清晰浮现。安置区的瞎眼婆婆，女儿弃家出走，女婿常年在外，带着小外孙女儿盈盈靠加工山寨厂的手工过活，极为困窘，却在绝望无奈中生出了些许的自足。而瞎眼婆婆内心世界的五味杂陈，通过她有关酸橙的只言片语呈现：“很酸吗，军仔？这橙，日子，吃多了，即使很酸的，你也会慢慢吃出甜味来！……现在婆婆没有牙，只能剥点橙吃，再迟些，婆婆老得手都不管用，剥不了橙，就连橙都吃不了了。”③

　　人与物的内在联系，凸显了物恋情结，但《脚注》中微小之物之所以成为被依恋之物，是因为物或被灌注了不平凡的感情，或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女孩盈盈珍藏着小店偷来的珍珠宝棒棒糖，出于对母亲爱恨交织的感情；寿林叔房间的骷髅，隐藏了他借用死人偷渡香港的惶惑心结。黎军阿爷整天把玩的银质蛋座，是他实现不了的印尼贵族生活的标志。林刚反复玩的花绳、阿叶的小狗少白，都是他们孤独生活的寄托。当物恋情结发展到极致，就成为小人物自我实现的唯一通道，或者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阿爷通过沉溺于推金币机游戏，过了一把万人瞩目的“英雄”瘾；黎军在流浪狗家成的命名中，想象性地实现了幸福家园的梦想；被禁锢在家的肥文，在化妆镜子与水的映像中，打开了一个无边空阔的自由世界。不过，《脚注》人物的物恋情结，并未变异成精神分析学意义下的症结，这是因为，作者对物恋情结设置了清晰界限。虽然安置区里的小人物对物的依恋隐含了各种人生执念，但并非是原始生理欲望的病态投射，而是扎根于寻求精神安稳的生活诉求，故而并未走向恋物之癖与病态人生，反而呈现了某种理想的人文关怀指向。如盈盈在被父亲接走后，偷来的珍珠宝棒棒糖被黎军送回了小店，出于怨母而自毁的偷窃行为终化作浪子回头的和风细雨，阿叶对小猫少白的眷念只是弥补失落的亲情，而非变态心理下的物控，故而在关键时候，他可以为保护儿童黎军舍弃少白。

　　在《脚注》里，微小之物还具有推进叙事和转化叙事场景的功能，忠平叔吸烟时鼻孔里喷出的蓝烟，公园里无人停坐却不断摇晃的秋千，房间里拉灯的绳子，串串烧的竹签，一吹就开的哨子纸卷，跳大海的花绳，一面小小的化妆镜，一碗洒在地面上的水等都充当着小说叙事的关节点，连接过往与当下，实在与虚无。这些具有叙事功能之物，均有奇幻的色彩，卖鱼蛋的林刚爸用来插牛栢叶的竹签，被遗弃在车站棚顶，竟发出了嫩芽，变成了飞翔的竹蜻蜓，长成了参天大树，正默默地领受着阳光的和煦。④小小的化妆镜，可以收纳镜照整个安置区的日常生活，无一遗漏；跳大海的花绳连接了生者与死者的世界⑤；正是魔幻色彩的渗透，使得这些微小之物可以连接想象与现实，也能穿越想象与现实，为小说建构出虚实莫辨的叙事景观。同时，这些微小之物与人物之间还存在情感上的感应关系，如秋千、小狗家成与黎军游魂的同声同气，竹签与林刚幻觉的一脉相承，化妆镜和肥文孤独想象的合二为一。情感化物媒的介入，让安置区的叙事也染上了强烈的情感情绪色彩，具有感人心脾的感性力量。概之，具有奇幻色彩并携带个人情感密码的微小之物作为叙事媒介，让小说叙述在想象与现实、记忆与当下之间实现自由转换的同时，还塑造了扑朔迷离、缠绵悱恻的整体审美氛围。

　　《脚注》通过人与物的境遇投射、情感链接、心灵融汇展现了一种格物观：“物不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自然之道”的体现，而是人类基于爱欲经验的美的创造⑥，作家对于物的体察和描述，正是沿着个性化、人性化的方向拓展。在香港文学的物恋书写传统中，西西、董启章等作家都特别重视日常生活视角，赋予凡俗微物以特别意义。唐睿也是如此，但他笔下的微小之物在情感化、个性化的同时，又多了一点魔幻空灵的色彩，达成了主客、虚实的巧妙融合，故而其物恋书写在不知不觉中超越物化的淤泥，建构起一个日常生活与诗意想象相对平衡的物象世界。具体而言，则是被叙事重构的安置区具有既实在又空灵的性质，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都构成了与现实香港的有效对话。同时，因作为叙事媒介的物被赋予了沟通、转换记忆与现实的魔幻功能，小说的审美氛围又趋向超越二元对立的混沌之美。对于作者而言，物象和叙事的关联，本质是物象与记忆的关联，是建构在场感的重要方式⑦。在小说结尾处，他借用治疗医生的话写到：“就是这种对物事的珍爱，让这个小孩在短短的几个月，借着一面镜子，一碗倒在门前逐渐流淌的水的倒影，还有每天黄昏跟一个叫肥文的小朋友的一点对话，把一个微小的世界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并随时可以将它再次掏出，摊在地上细细地端详。”⑧唐睿认为，因缘对旧物的珍爱之情，我们可以通过细微之物建构起一个充盈的记忆世界，因此，《脚注》尽情发挥了微小之物的兴与叙的功能，开拓了一个更为贴近生活本身的物恋书写模式，与立足殖民或反殖民的香港物恋物欲书写保持了一定距离。

　　虽然对已有之物（旧物）的依恋可以建构起深邃充盈的记忆空间，但也意味着物恋叙事的怀旧性质。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怀旧情怀与意识让香港人从当下转移，退缩到了遥远历史的幻影之中，旧的物象与记忆作为魅影就可能遮蔽现实与真相，带来生存之惑。对此，作者是有所领略的，一方面，小说提醒当下的香港人不要忘了消失的安置区记忆，因为我们都曾是异乡人；另一方面，作者也意识到，现实与过往总会擦肩而过，无法真正对话。第三部分启始，他引用葡萄牙诗人佩索安的诗歌《现实》指出了这一点：“二十年前，我从这儿经过/二十年后，这儿一切如故……两个我漠然而视/过去的我向上走去/想象一株秋葵/今天的我向下走来，/心中一片空虚”。为了避免安置区想象成为新的魅影，作者为笔下的物象空间增加了一点不可能性，不确定性，于是，读者审视这物象链接下的安置区记忆时，便不免有些视野模糊，心存迷惘。

三、语言空间：不地道的白话、港式中文与地方化的华文文学

因特殊历史原因，聚居在香港的人群并不单一，拥有各种语言和方言背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推力下，香港逐渐形成了“三语两文”的特殊语言景观。但英语、粤语和普通话在日常交流系统里并不具有对等关系，书写系统里的英文和中文也并不纯粹，受多种语源影响而呈现复杂性，香港文学的语言特性与语言问题由此被凸显⑨。在回归后日益宏阔的华文文学语境下，香港文学一方面是逐渐方言化，部分作家选择了粤语（白话）表述系统，将其读者限定在有限的粤方言区⑩；另一方面，部分作家继续在港式中文的路上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显示更为宽广的文学心态和语言观。唐睿的《脚注》，不但巧妙揭示了语言问题与香港集体意识的关联，还以其独特的语言景观展现了香港文学语言选择的可能路向及困境。

　　《脚注》安置区里的居民，多是暂居在此的香港新移民，他们各有各的来处，语言背景五花八门，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语言接触区，但彼此语言的差异，并不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与生活。印尼婆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照样做着“沙爹”生意；广州来的寿林叔在医馆里接待了形形色色、来路不一的病人，并未有交流上的障碍；1511 的钟生吆喝着不标准的白话“豆瓜，豆瓜”沿街叫卖豆花，维持生计；国民党老兵九叔听着国语广播和曾经的政府雇员阿叶成了至交。小说以轻松戏谑的方式呈现安置区老百姓的语言杂烩景观，酿造了一种温馨随意的生活氛围：“1511 的钟生总会趁区内的小孩不用上学，挑着两桶豆腐花在区内巡行叫卖，他总“多瓜——多瓜——”地边走边叫，叫上几声就停顿下来，那是有人提了碗出去跟他买豆花，卖完他又继续“多瓜——多瓜——”地渐渐远去。静下来的巷子到处沉沉地发出拱拱，拱拱的声音，那是星期天各家各户把握时间洗衣服的洗衣机声。九叔也会难得地早起，扭开国语广播频道边听边更衣，准备到调景岭看战友。空气里有一阵烧烤的味道，那是3 号巷子的印尼婆婆在烤沙爹。”[11]但与此同时，《脚注》对于当政者在中文运用上的无知，却予以辛辣讽刺。有关安置区最重要的政治生活场景“齐消防同灭罪左邻右里共相助美好家园携手创晚宴”的描述中，通过对联中创造的“创”改写为疮疤的“疮”的细节，对装腔作势的简议员没有中文知识的丑态[12]做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与戏弄，作者对于民间杂生语言的认同与对纯正中文的热爱一样，缘于一种同情弱者、立足底层的素朴态度。故而透过语言隔阂现象，作者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的事实。

　　小说的开端，是外来者林刚在教会学校因操着闽南腔白话而被群体排斥、被挤压：“他的广东话才讲了一年，一吐字就是一个闽南音，简单道个歉也讲成“螺丝队唔住……”话还没讲完已引来哄堂大笑，结果只能涨红着脸站在那，再也讲不下去。以后每次被老师质问，林刚就索性把嘴死死闭上。不道歉的学生总不能放过，于是林刚也被发配到美劳室去了”[13]不地道的白话成为林刚在香港受歧视的直接原因，恰如当下说普通话的内地大学生在香港的孤独处境。将所谓纯正白话作为香港人的身份标识，以单一语言来区分原本就具有多元性的香港居民，必然导致香港集体意识的分裂。而在语言表征的背后，有一种更深层的排斥机制——强调先来后到，唯我独尊的认同模式。《脚注》对林刚语言困境的描叙，揭示了香港以语言建构集体意识的荒谬性及其渊源，意味深长。

　　因为意识到了狭隘的语言认同导致了香港社会的分裂与纷争，作者在《脚注》里有意进行了多种语言的杂烩实验，试图建构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语言观。小说卷首的祈祷文，用了中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8 种语言来表达一个意思，犹如和谐共处的语言共和国。在具体行文中，《脚注》也特别注意不同语言表达形式的交融并置。如英文字眼与中文表达的夹杂，街头俚语与抒情正典的交融（借由人物抒发的人生感慨都颇为典雅，如寿林叔有关名字的联想，治疗医生有关记忆的思考，黎军与母亲的对话），小孩子的暗语（隔字话）与官方通告的对抗等，各种语言形式的并置实验，让小说形成了语言狂欢的热闹局面，初读有不舒适的感觉，若细细咀嚼，则有陌生化的快感。

　　当我们将这本面向内地发行的香港小说放置在华文文学大视野之中时，小说在语言上所做的尝试，所绽放的光彩，也体现了香港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性写作的语言特色。从词汇层面观之，《脚注》书写安置区的故事，呈现港人的生活百态，地名、人名、日常对话都港味十足，出现具有本土特色的词汇500 多个，这些融汇了港人特殊生活经验的粤语词汇为我们理解港式粤语[14]提供了可能。从语音语调层面来看，小说如用普通话朗读，颇感生涩拗口，若用白话来朗读，则朗朗上口，很有味道。从语法结构角度来看，很多句子的主谓宾搭配和结构模式，明显受到港式粤语和英语的影响，留下了语言接触区的杂糅性，与所谓标准汉语比，难免生硬生涩之处，可也不妨称之陌生化表达。可见《脚注》语言体现了港式中文的特点，是一种风格化的地方化汉语。从方言土语的角度对之深入研究，研究者已发现其语言学乃至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意义[15]；然而，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港式中文认同空间与影响范围自有其界限，在崇尚唐诗宋词传统的古雅文学视野和五四以来主张文言合一的白话文写作传统里，都未必有清晰的位置[16]。

　　正是为了消除港式中文与内地读者的距离，Footnote 的花城版做了一定调试。除了将英文标题改为中文标题、繁体字转为简化字之外，作者还为小说中的港式表达提供了133 个注释。这些注释主要对普通话读者难以理解的粤语词汇进行对等转化，如“两蚊”注释为“两元”[17]“等阵”注释为“等一下”[18]，还有少量对香港的特殊现象与事物进行解释，如指出“街喉”是“马路边的水龙头，它的出现是由于寮屋区部分房屋没有自来水设施，所以就得依赖公共水龙头”[19]。这两类注释或有助于读者把握小说细节，或深化对文化语境的理解，体现了作者对于内地读者的用心与期待。但我们要看到，仅从理解的角度来看，注释做得有些随意，也不彻底。一些在内地已经通行的词汇如宵夜、朱古力其实无需加注，很多生涩难懂的粤语表达却没有注释，还有少量词汇如水喉等重复加注，但我们不能因此非难作者。这是因为，《脚注》作为一本呈现香港本土生活的小说，其中存在大量的粤语对白，出现很多与香港有关的地名、事物与食物之名，难以一一加注，即便全部加注，也不能彻底扫除非粤语区读者的理解障碍。何况，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要求一部作品让大多数人都读懂意义不大，人人都看得懂的作品也未必是佳作。现代诗人中，李金发的诗不好懂，被戏称为半唐番体，不只是因他用了象征通感等现代手法，还因其粤语表达造成的生涩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诗歌的价值。因此，面对《脚注》中具有张力的语言杂糅现象，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对于香港文学而言，《脚注》的文学语言是否具有典型意义，能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若从语言表达角度简单描述当下香港文坛，可分为两大类作家，第一类是语言没有港味或较少港味的作家，他们大多从内地或台湾移居到香港，来港之前已接受了系统的中文教育，文学语言已经成熟，如葛亮，周洁茹等。也有部分在香港土生土长，但认同了更为古雅诗意的汉语表达体系[20]，语言表达的港味不明显，颇能融入华文文学圈获得认同，如西西、董启章[21]。第二类是在日常生活里惯用粤语思维与交流，也接受了各种形式的书面汉语教育，兼容多种语言影响而形成了带有明显香港特性的中文表达，即港式中文，如黄国彬[22]。其中一部分更倾向于粤语化表达、作品题材和内容也具有鲜明的本土色彩，文学的地方性更为凸显，如马家辉和后期的黄碧云。显然，多数香港作家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也因文类与题材在语言表达上呈动态变化。唐睿也是。他原籍揭阳，父母是印尼归侨，成长于香港粤语思维的环境，自觉接受了书面汉语的文学经典系统，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攻读硕士学位，精通英文、法文，略懂日文、德文等语言，后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逐渐熟悉内地文坛。《脚注》之前，唐睿创作了不少散文、诗歌，都是典雅的文学表达，粤语入文的痕迹不深。但《脚注》是一个有趣的特例，作为一本有语言实验意识的小说，在它从香港版变成内地版时，作者还是在粤语化表达和普通话读者之间做出了协调，彰显了语言的地方性与开放性，形成了具有流动性与杂糅性的文学语言景观。这可能预示了新一代香港作家的一种语言选择，他们尝试用一种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语言姿势讲述香港的故事，还原香港多元开放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文化和解的积极心态。

　　唐睿在港式中文表达上所做出的探索，为我们理解华文文学的语言问题提供了借鉴。作为地方化的汉语写作，华文文学必然留下在多元化语言环境下的语言交融痕迹，这种语言交融的过程也是文化互动互补的过程。对于研究者而言，当特殊的汉语表达形式出现时，不可简单归类或视若无物，应该深入探讨作家在文学的经典表达和地方生活的个性表达间如何开拓自己的道路，对其做出文化与审美的双重定位。

四、文学与现实的交互空间：正文、脚注还是旁注？

《脚注》源于一次征文比赛，征文比赛的主题被设定为“如果香港是一本书”，唐睿的写作，是要打开香港这本大书里被遗忘的往事，为整个城市的历史设置一个脚注。但通过小说叙事，唐睿颠覆了我们对脚注的惯常理解，提出了正文与脚注的辩证意识。小说正文书写了丰富多彩的安置区想象，而脚注则告知我们这不过是禁锢病童的臆想之词。如果现实很重要，那么脚注虽短，却超越了旷阔无边的正文。如果想象更重要，现实则沦落成想象的一个脚注，在这辩证意识中，文学的意义可大可小，其价值定位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与视角。由此，香港文学如何定位，作为正文还是作为脚注，也难有定论。

　　唐睿看到了文学对集体意识的塑造力。当事物随着时空消逝时，唯有记忆能够开拓无限宽广的世界。如果文学是一种集体记忆，那么它对于现实的影响就无比重要。正如肥文手中的化妆镜和他洒在地上的一滩水，文学镜照和影射了被社会进程遗忘的所有细节。唐睿在后记里写到：文字未必是一个忠实的媒介，但它比许多媒介更能让我们进入一个深邃而辽阔的空间，所以今天的法国人都庆幸他们的图书馆架子上，留下了巴尔扎克和佐拉的小说。[23]从这一意义来看，作者觉得，“与其说文学是时代的脚注，不如说时代是文学的脚注。”[24]这野心何其之大？不过，唐睿将这野心建构在慈悲的上帝之上，香港如果能作为他心中的救赎之地，那么就该有着无比宽阔的胸襟：来吧，一切受难者，有罪者，我将敞开大门，迎接你们的到来。由此，安置区的记忆，与其说是关于香港过去的记忆，不如说是关于救赎的记忆。安置区里的人们，身上所背负的罪孽，恰恰是香港这个城市得以存在的前提。每一个有罪的人，汇集在香港，却为香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那些活跃在深夜凌晨的小摊小贩，没有执照的地下诊所，留守孤独的老人小孩，都是香港繁荣所不能缺少的存在，都是这个城市的正文，而不是注脚。如果安置区可以作为香港本土性的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注定要消失离散的异托邦空间，就意味着我们对作为移民和遗民社会的香港的理解；有关安置区记忆的处置方式，将决定我们对香港历史的建构方式。

　　《脚注》对文学的观感与立场，应该放在几代香港作家和学者共同奠定的文学意识和文学传统中理解。不少学者注意到，自1970 年代开始，香港文学自觉介入香港主体性的建构之中，在历史叙事和地志书写两个层面，逐渐形成了以标立“香港本土性和独特性”为指引的想象机制，建构了丰盈的集体记忆；从1990 年代至今这二十余年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目标集中且看起来颇有成效。[25]香港文学建构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具有情感温度和可感细节的香港历史，影响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对此，有学者总结到，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开始，香港创作界出现了一批反映本地社会历史变迁、港人拼搏奋斗、文化制度沿革的创作，这些对“香港历史”的讲述，往往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虚构的人物、故事和真实的背景、事件——文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了社会进程，为香港“补写”了一段充满无数真实可感的细节却又乡愁萦绕的历史。[26]陈大为通过分析香港的街道书写也指出，相对现实中高楼林立的城市意象和明信片中宏观概要的香港形象，地志书写所呈现的微观香港充满了生命力和真实生活情态，是更能代表香港人的香港[27]。虽然香港文学的虚实之分未必如研究者所总结的清晰，微观与宏观也未必是文学与现实的区别方式，但充满生命感悟的文学香港对现实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少在情感和心态层面，它绝非脚注而可能是正文。

　　事实上，从香港文学如何介入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概观之，无论是立此存照式的档案式写作还是驰骋想象的虚构作品，都有着相同的情感认同机制。在档案式写作中，带着情感体验的文学作品被史料化从而成为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如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小思）提倡的文学散步计划，已发展为融文学研究、地志散文书写和文学教育于一体的文学介入机制。从最初带着个人情思和体验去整理、发掘香港文学史料到以文字地图的形式重建香港文学和历史的鲜活图景，从大学的文学教育到中小学的中文教育、从专业领域到图书馆等公共服务领域，从纸上重建到跨界实践，文学以其“敦实厚重”的一面介入历史与现实中[28]，建构了一种对土地的深情厚意。而在虚构作品中，李碧华、黄碧云、西西和董启章们，以怀旧、边缘、拆解等想象策略，在妓女与风月场、我城与迷城、地图集与永盛街等意象的构造游戏里，以文学介入历史的灵动性与多样性，对香港的前生今世与未来进行了多视角书写，不断颠覆和替代大历史里的香港形象，留下了个体心灵探索的诸多痕迹，确立了有关香港本土性与独特性的深度意识。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香港文学都与时代大潮相互呼应，建构了一代香港人的家城意识。

　　唐睿的《脚注》与历史叙事、地志书写和怀旧风之间是如此亲和，几乎难以跳出学者们所观察和总结过的香港文学叙事窠臼，但作为后起之辈，他注意到了实录和虚构两种想象模式的可能困境。实录者一味沉浸在现实香港的微观细描之中，可能失去通观全局的能力；而以解构为基点的虚构又可能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地。《脚注》的安置区想象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脚注与正文之间出现的文本构造游戏正说明了这一立场。准确地说，《脚注》在对香港历史叙事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中为个人的文学叙事找到了位置。如果香港是一本大书，这本书又是由形形色色的文学叙述累积而成，那么作为脚注出现的安置区想象，就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甚至是颠覆性的意义。和强调“我本是香港人”的文学神话不同，《脚注》借鉴宗教视野，树立起“我们也曾是异乡人”的香港意识，以对抗固化的本土性，体现了新一代香港作家更为开阔的身份认同策略。

　　当然，唐睿的理直气壮里，也有游移不定。因为是曾经的童年岁月，他习惯性将花一样的色彩涂抹在安置区的故事里，可作为已经成熟的都市人，他知道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在文字的挪移转复中，在小说所留下的无垠旷野之中，被小心翼翼藏起来的，是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念。在这种矛盾中，讲述者的形象构造颇令人怅惘。黎军（肥文，林刚）被囚禁在居民楼里，在沉默中爆发出讲述历史真相的能力，但这个记忆如此惊人、思维如此清晰的叙述者，却落得精神病患者的下场——是否意味着安置区的故事由这个处在孤独状态的小孩来讲述注定是画地为牢？

　　在关于叙事的终极困惑中，“脚注”两字的分量逐渐变轻，也许，文学所能做的不过是为时代和城市，做个旁注，而非解释关节点和暧昧之处的脚注。

五、结论

《脚注》与前辈作家的创作关联甚多，熟知他的王良和老师发现，小说隐隐约约有余华、贾平凹、黄仁逵和王良和自己的气息[29]，凌逾认为唐睿这一饶有趣味的脚注体叙事，应该起源于香港名家西西的《玛丽》[30]；有关人物命名的思辨，则令人想起香港作家梁秉钧的小说。然而就是在影响的焦虑中，《脚注》显现了试图超越常往的用心与独特之处。

　　《脚注》试图超越有关香港本土性的惯常思维，超越正文与脚注的界限，从宗教角度来反思香港人的本土认同与身份建构过程，建立了异乡人与本地人的辩证意识。《脚注》尽情发挥了微小之物兴与叙的功能，开拓了一个更为贴近生活本身的物恋书写模式，又避免物之殇。《脚注》在开放性的语言实验中探索了港式中文的象征意义、问题与可能走向。《脚注》对香港文学与城市集体记忆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探讨，作者试图超越香港历史叙事中档案式实录和解构式重建的分歧，在虚实轻重之间寻找平衡。若以费勇“现代汉语诗学”[31]视野观之，唐睿的安置区想象实验了一种平衡与超越诗学，作者以后来者的优势进入香港历史叙事，对习常的宗教、物象和语言等多种写作元素进行传承翻新，在对立面的平衡中探寻文化阐释新的可能。此外，唐睿的《脚注》通过叙事的犹疑和反思性抒情的强化，通过宗教性的感伤与追悼，呈现了一种写尽世间万事、仍觉大地一片空茫的感觉，酿造了空濛的旷野美感。

　　赵稀方立足后殖民理论视野，详细论述过香港文学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部分内地学者在香港文学研究上的盲视与简单归类思维有所警觉[32]，在我看来，简单归类的背后是有意无意间将香港文学整体化的认知模式。在整体化的认知模式里，特定作品或被作为香港历史与现实的再现与投射，或被视为理解中国文学多样性的一个例证。当新的作品被归入香港文学的既有论述体系之中时，年轻一代香港作家的探索与创新就很容易被忽略或误读；正因此，唐睿在《脚注》中有关平衡与超越诗学的实践值得重视，它显现了香港文学新的动向。

　　①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1990 年代开启过有关香港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论述，后来者寥寥。参见《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论香港作家梁锡华的小说》（《暨南学报》1999 年3 月）、《基督教文化与香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 年4 月）。

　　②③④⑤⑧[11][12][13][17][18][19][23]唐睿：《脚注》，花城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5 页，第88 页，第35 页，第59 页，第196 页，第59-60 页，第67-70 页，第15 页，第14 页，第32 页，第35 页，第198 页。

　　⑥陈彦：《“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观》，《文学评论》2015 年第4 期。

　　⑦葛亮在分析香港文学的怀旧性时也指出，“物”是重构“在场感”的基石，因为在这一历史的建构过程中，“旧物”成为一根引线，将有关“小历史”串连成一体。参见《香港文学的怀旧性》，《文艺报》2013 年9 月13 日第4 版。

　　⑨1980 年代后期，香港学者罗贵祥曾提出，语言的表达，一直是香港文学面对的难题，港式中文在华文文学圈遭遇差评。参见罗贵祥：《少数论述与“中国”现代文学》，《他地在地：访寻文学的评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127-128 页。

　　⑩粤语出版物在晚清时有一定市场，但粤语写作的地位，即便在广东人心里，也是边缘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后，粤语写作更是逐渐式微。在香港，粤语入文现象在众多报刊专栏一直存在，但报刊文章被归属为通俗大众读物，未能归属于高雅文学，1980 年代后部分香港作家的粤语写作才体现自觉的精英意识。

　　[14]一些方言研究者认为，港式粤语与一般意义上的广府话也有很多分歧，形成了地方特性。

　　[15]对于香港语言构成的研究，已有众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立足报刊文章的研究视野，对“三及第”体港式中文的研究非常系统深入，指出了其多重意义，可参见博士论文：对于黄碧云等人粤方言创作，也有专门的研究者。如欧咏焮、黄小平的《黄碧云小说〈烈女图〉中的粤方言》《文教资料》2017 年第19 期。

　　[16]香港、台湾和大陆的中文表达各有其特点，并无高下之分，方言因素也一直是现代汉语中最活跃的元素，某种意义上来看，港式中文体现的正是五四文言合一的发展方向，但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过于地方化的汉语表达，自有一定局限。

　　[20]1979 年余光中在香港对西化中文的批判、对“纯正中文”的肯定，也引导了一代香港作家在创作语言上的选择与努力。

　　[21]西西也可归入此类，虽然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但就“语言”认同而言，她自觉认同源远流长的书面中文传统，西西自己也说过“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选择，即使长期生活在殖民地，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后盾，并没有这种身份危机”。

　　[22]有学者认为，黄国彬建立了四合五行、文（言）西（文）浓重的“什锦”散文文体风格；是一种语言嘉年华。参见黄维樑：《香港文学语言的四合语特色》，《学术月刊》2017 年第7 期。

　　[24]唐睿《脚注后记》，见《脚注》，花城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8 页。

　　[25]吕若涵：《怀旧主题与香港本土性的脉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5 期。

　　[26]韩卫娟：《重构历史与反省身份——试论香港文学中关于“香港历史”的书写》，《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

　　[27]陈大为：《街道微观——香港街道的地志书写》，《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4 期。

　　[28]20 多年来，香港教育界及文化界采用“文学散步”的方式，向学生和社会大众推动阅读风气，成效明显。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与图书馆获得资助，2013 年8 月至2015 年7 月推行为期两年的“轻松散步学中文”计划，包括文学散步、写作成果分享会、大型公开讲座、香港文学地景资源库、学生文集等，旨在向全港初中学生推广文学地景赏览的乐趣，提供文学景点考察的材料，从而提高学生的中文读写能力。（参见马辉洪：《文学阅读的推广：香港文学散步述论》，《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 年第1 期）。“文学散步”对香港历史的重建意识，也影响了部分作家的写作，一种档案式的写作兴起，开始详细记录消失的城市街景。如潘国灵2016 年的首部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和2017 年的散文集《消失物志》。随着历史重建意识的弥漫，从文学的纸上重建到跨界实践成为常态。如2017 年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的“作家脚踪”系列专题讲座和“香港文学的越界视野与实践”主题分享会和“香港文学地景漫谈”系列之地标/老建筑讲座等，将香港文学与知识、艺术的关系在历史与现实维度向公众铺展。参见凌逾：《2017 年香港文学扫描》，《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 年第6 期。

　　[29]王良和：《推荐序二》，《脚注》，花城出版社2013 年版，第8-19 页。

　　[30]凌逾：《脚注空间与脚注时间叙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0-253 页。

　　[31]费勇：《眼睛看到模糊的边界：论梁秉钧的诗歌创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32]赵稀方：《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还需重新考虑》，《文艺报》2018 年7 月6 日第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