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原名张彦、张爱伦，1938-）是一位扎根香港书写、怀揣家国情怀、兼具世界眼光的卓越作家，是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得者。其长篇小说《我城》引领香港文坛开启了“发现我城”的重要文学实践。西西在城市书写中不断探索着香港叙事的新范式和新方法，始终保持着对“吾城吾爱”的深切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审视、对文化身份的深远追寻。
2006 年，洪范书店出版了《白发阿娥及其他》小说集，收录了西西80 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其中就包含了长期经营形成的“白发阿娥”系列。“白发阿娥”系列的八篇小说①是打通了文本与现实界限的书写，人物和事件随着创作时间同步发展，虚实交映，自成“宇宙”。本文重点分析“白发阿娥”系列小说“双重视角”下的代际想象，透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元文化经验在代际互动中的复杂对话，挖掘小说在中华意识下重塑代际黏合的路径，探究建构“跨代共同体”之于促进港人身份认同、深化陆港情感联结、推动中华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差异与共性：“移民·老者”双重视角下的两代人
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上世纪40 年代中后期到50 年代中期，大量内地居民迁入香港，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移民潮②。有别于后来其他时段迁入香港的移民群体，他们被统称为“旧移民”，其中不乏像刘以鬯、徐訏、曹聚仁这样的著名老一代南来作家，也包括像西西这样在内地度过童年、年少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在港接受教育、成人成才的香港作家。成长背景、创作时代、作家心态的差异，让不同作家的“旧移民叙事”各有特点和角度。流散迁徙的经历给了西西最真实也最质朴的“旧移民”生命体验，让她在写作中更加关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身不由己的“人”和“家”。在自传体小说《候鸟》的后记中，西西以“自白其心”的方式袒露出一代人的心境：“我们这一辈，的确从小就身不由已，随着父母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徒，在迁徒里艰苦地、缓慢地长大。”③西西对动荡中迁徙流离的移民家庭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卑微柔弱却又竭尽全力的小人物们怀有真挚的共情。从“白发阿娥”系列到《候鸟》及《织巢》等作品，西西笔下的“旧移民”形象是经历战乱流散，却依然敦厚善良、自立自强的人；是境遇各不相同，却充满自尊心、绝不迷失堕落的人；是处世做事稍显粗糙，却进取乐观、用艰苦努力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人。同时，西西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香港书写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她曾在与梅根·沃尔什的访谈中说：“当我想表达某些东西，我就想到怎么表达，希望尝试一种呼应内容，又没有人做过的形式。”④因此，相比于老一代南来作家，西西在面对“旧移民”题材时，更加侧重在跨代际视野下展开对旧移民及其家庭和后代的“在地”叙事，关怀他们在时代变迁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文化心理、人城关系等，并融入对个体经验、家族历史、时代记忆的追索，在内地与香港的历史文化钩沉中体察不同时空对代际的塑造和影响，使香港书写的“地域性”在“跨地域性”中变得丰富，这是西西在“旧题材”书写上的“新思路”。
“白发阿娥”系列小说以旧移民的视角徐徐展开老一辈人对自我生命记忆的回顾。他们成长于祖国内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经历了民族危急存亡、政权飘摇跌宕、思想风起云涌的年代，这是旧移民的后代们所没有的经验。西西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⑤，塑造了“白发阿娥”系列的主人公“余阿娥”：她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成长于传统的中国家庭，在战乱中身不由己地离开家园，与丈夫带着孩子来到香港艰苦营生；在定居香港的漫长岁月里，她只能与内地亲人家书寄情，摇着檀香扇、听着“胡不归”、做着清补凉，一次次地游离失落于记忆和现实之间。在西西笔下，老一辈旧移民怀着深入骨髓的民族意识、家国情怀和沉重乡愁，在历史的地图上绘出挫折坎坷却又坚韧自强的人生。他们对祖国母体的依恋、对中华文化的深情、对亲情伦理的持守，不仅在流散与迁徙的历程中始终不渝，更在香港建设新家园、教育新一代的过程中历久弥坚。
“白发阿娥”系列小说还透过一位母亲的目光，站在长者的角度呈现父辈对他们子一代的观察。作为在香港经济蓬勃繁荣、都市社会快速发展、思想文化多元激荡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战后一代”，与父辈相比，生存问题已经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矛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的生活，获得了相对更多的自由发展机会。但同时，他们也是在殖民主义运作宰制、政治言说对垒分明、文化想象纷繁互异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人格形成关键期的一代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⑥等社会思潮无不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的养成，混杂多元的生长环境让他们也产生了父辈们所没有的经验。在对香港的情感上，两代人也有微妙的差异，当老一辈还时常沉浸于“此地他乡”的忧愁感怀中时，子一代已经渐渐卸下父辈们沉重的生命包袱，而将香港视作自己热爱的家园。
诚然，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时代和环境对自己的造就，不同的生长时空为不同世代刻上了各自的烙印，形成了客观存在且无法消除的代际差异，但朴素的血缘亲情、共同的文化基因、相连的时代命运，让不同世代得以超越差异、紧紧聚合。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城》开启了鲜活轻盈、乐观自信的“我城想象”，其逻辑起点正是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他们父辈的“告别”⑦。但是，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和未来，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如何形塑他们子一代的内在精神，子一代又是如何在父辈的影响下完成一次次人生“蜕变”，这是《我城》未暇的叙说。因此，“白发阿娥”系列的旧移民叙事可以看作是对“我城想象”的前史式追溯。在该系列的八篇小说中，西西以打破时空同步的“非线性叙事”，组合“过去——现在”和“香港——内地”两组关系，建构出白发阿娥“在场”的四个时空，展现出母慈子孝的亲子伦理、兄友弟恭的长幼伦理、互助互济的亲戚伦理等传统伦理思想在代际之间跨越时空的恒久传承。
在“移民·老者”的双重视角下，“代际”是旧移民流散岁月的历史记录，也是香港与祖国母体始终相连的历史见证，相连的血脉、相承的文化、相系的命运，是不同世代香港人能够超越代际差异、实现凝聚共融的基础。
二、隔膜与互动：多元文化经验的跨代对话
西西在“白发阿娥”系列中聚焦香港一个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代际互动，同步敞开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社会的广阔背景。这一时期，既是香港经济腾飞、崛起于世界舞台的辉煌岁月，也是香港跨越“九七”、社会快速变迁的转型时代。伴随着城市精神、人文生态、大众心理的激荡变动，香港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连通中国与世界的“蹭鞋毡”⑧和兼容本土与外地的“开放空间”，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汇流和共生、父辈经验与子辈经验的交融和表达，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了更加复杂的时代语境，促使不同世代在转型社会和多元文化中不断调适自己与香港家园的关系，生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在地经验。于是，从家庭空间到城市空间，西西不仅看到了在时代变迁与文化对话中“放大”的代际隔膜，也看到了香港不同世代面向现实“新生”的代际共识。（一）隔膜的凸显：多元文化的跨代对话
也斯曾精辟地指出，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变化移位与移民直接相关，而“他异”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香港经验的一部分。⑨西西在“白发阿娥”系列中绘刻了一个既保持中国传统观念与伦理习俗，又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香港中下层家庭——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白发阿娥、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儿媳、在中西文化间游移与平衡的阿娥子女，大致代表了三种类型的香港（华）人。因此，白发阿娥与儿媳、子女展开日常互动、显露分歧隔阂的过程，也是多元文化跨代对话的过程。通过白发阿娥的叙述，小说侧面塑造了大儿媳这一性格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她是“西式”价值观念的典型代表——强调个体自由的实现、优先自我价值的满足。比如，在她的认知和行为中没有“大家族”的概念，她为自己的家庭和家人的家庭划分了一条鲜明的“边界”。她拒绝自己的家庭生活被“旁人”打扰，不乐意婆婆来自己家里居住，也不会欢迎内地亲戚到她家拜访。同时，接受香港的现代教育和西方家庭观念影响的大儿媳，在处理婆媳关系方面，她总是将自己和阿娥当作两个独立平等的个体看待，传统伦理秩序常识的缺乏让她说话做事常常引起白发阿娥的不悦还不自知。同时，深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白发阿娥，也还未完全适应香港现代社会的亲子关系，她在丈夫去世后就将长子视为“一家之主”，当儿子结婚成家后减少了对原生家庭的关注、大儿媳对她总是冷静有余而热情不足时，便生发出“家中不是多了一个媳妇，而是少了一个儿子”⑩的感想。因此，白发阿娥与大儿媳之间隔阂的凸显，是传统文化主导的家庭伦理观与现代文化主导的婚姻家庭观在日常生活中交汇对话的表现。
作为融合内地及香港成长经历、连接中西文化的旧移民后代，白发阿娥的子女们常常在香港的文化环境中“游移”和“平衡”。比如长子家辉（家杰）[11]，他既是孝顺母亲、爱护弟妹、主导家庭决策的“传统长子”形象，也是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与妻子独立教育孩子的“现代丈夫”形象；他既是原生家庭文化和新建家庭文化对话的桥梁，也能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香港社会中自如游走。因此，在西西笔下，具有血缘关系的两代人，他们的代际隔膜主要是父辈长期养成的传统生活习惯同子辈广泛接受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分歧，比如母亲“陈旧”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就受到了女儿现代健康生活理念的“纠正”。面对生活方式上的分歧与隔膜，白发阿娥也有自己应对的“智慧”：有时听取子女意见照做，有时就装装样子骗过他们。西西在她的代际叙事中极少对香港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做“价值判断”，也没有陷入简单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纠缠，而是在发现问题、摆出现实、讲清原委后，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西西的代际叙事还显露出她对香港文化与社会始终保持着的辩证而理智的态度、敏锐而长远的眼光：伴随着八九十年代香港历史的重大变革和社会的快速变迁，香港年轻世代对国族意识及本源文化的“敏感度”和“向心力”、传统文化与香港现代都市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华文化在香港的价值认同和传承建设[12]，是西西寄托在代际叙事更深处的一份文化关怀。
（二）共识的新生：多重经验的跨代交融
作为一座国际大都会，香港城市文化的混杂性和流动性为一代代香港人打开了开放包容的视野，培养了他们和香港文化品格相契合的精神与气质。因此，不同世代在互动中生成和更新代际共识的过程，也是历史（过往）与现实（当下）、内地与香港、长者（父辈）与后生（子辈）等多重经验跨代交融的过程。面对城市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危机与矛盾，白发阿娥和子女们分别是掌握“历史（过往）经验”和习惯“现实（当下）经验”的两类人。比如社区治理问题，“白发阿娥”系列中的《九龙纹》可以与西西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大厦》进行对读。两个文本呈现了相隔二十年发生在城市空间里的相同危机：卫生环境恶化、社区安保薄弱、居民关系冷漠。二十年前，老一辈们初来乍到，由于个人能力与精力有限，他们选择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开展“社区自治”，重建居民公德心和社区认同感，改善了社区环境。二十年后，社会发展带来了各个地区和阶层的人群的加速流动，使原来稳定的社群关系被打碎重置，邻里间出现了越来越多毁损公共设施、影响社区生活、互助意识淡漠的“陌生人”。当阿娥再次遇到社区危机、想要使用曾经的“历史经验”来解决问题时，却发现象征集体力量的互助委员会已经名存实亡；当她与儿女们倾诉，习惯了独善其身的“现实经验”的儿女们嘱咐母亲不要“管闲事”[13]，在安全距离内等待破坏者们自己结束行动。然而，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两代人的固有经验都不适用，邻居九叔的房子还是遭遇了覆灭之灾。最终，让破坏者付出代价的是法律的审判，两代人在“欣慰”和“惊喜”中，对社区“自治”和“法治”的关系有了更多反思、对淳朴真诚的人际关系与美好正直的价值追求有了更深感受，从中交融出了新的共识与经验。
另外，在调适自己与城市家园的关系方面，白发阿娥及其子女两代人在代际互动中交融了内地与香港、长者与后生的经验。对于旧移民父辈来说，香港是不同于内地故乡的“新家园”，也是日新月异的“新天地”。移居香港后，他们同自己的子辈们一起，需要不断进行着认知与实践的“再协调”，让自己和香港“同频共振”，将自己的“内地经验”和“香港经验”交融后再以代际互动的方式传递给子辈。但是，香港的快速变化让父辈们的“长者经验”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一条从“前喻时代”逐渐走向“后喻时代”[14]的暗线隐伏于代际互动之中。比如，当儿子开车带白发阿娥上街，儿子在城市间自由穿梭，而母亲已然“一间店都不认识、一条路也认不出来”，跟不上香港的快速步伐的她“好像走进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15]。人生经历和社会角色的差异，让子辈们以更加轻盈和开放的姿态穿行于香港混杂多元的文化空间之中，更快地适应和同步了地域和时代的各种变化，形成了他们的“后生经验”，在家庭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他们的父辈，最终交融和更新出面向现实生活的代际共识。
不同代际的思想成长和文化选择，既无法超越当前社会的发展，也不能摆脱自身成长的历史。不同世代对香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的宽慰、困惑或遗憾，对朴素健康的人类共同价值的追寻、保卫和建构，亦能够促进不同世代超越差异和隔膜、紧密互动并聚合。面对快速变化的转型社会和多元开放的文化空间，西西用面向现实的代际叙事，尝试为香港探索出一条根植于中华意识、又包容多元经验、且不脱节于现实生活的人文建设道路。
三、感召与认同：中华意识下的“跨代共同体”建构
对香港来说，个体经验只是唤醒集体记忆和时代情绪的一把钥匙，而共享文化身份、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世代，在香港这个多元混杂的文化空间中始终保持或不断深化对核心文化精神的承续和认同，才是为香港这座看似无根的城市持续诉说“来处”、引领未来“去向”的动力源泉。“白发阿娥”系列小说的突出价值就在于，西西在代际叙事中蕴含了一个凝聚不同世代、又联结内地和香港的广阔视野，在中华意识下建构了一个血脉相连、文化相承、命运相系的“跨代共同体”——既促进不同世代的香港人更团结自己，也加深香港与内地同胞的互相理解和认同、推动陆港两地对中华文化的共同传承。“跨代共同体”（Transgenerational Community）是以色列学者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不同世代在“道德相似性”和“文化互动”的黏合下所形成的共同体，不仅从过去延伸到现在，还将从现在延伸到未来。[16]西西的代际叙事就建构了这样一个重塑代际黏合的“跨代共同体”，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社会各界喧杂而悬浮的言说中，清晰有力地表达了香港“根在中华”的集体认同，彰显出西西将香港文化建设的未来与祖国发展紧密相连的长远眼光。在“白发阿娥”系列中，人文传统是凝聚和联结不同世代的“道德相似性”，而丰饶悠久的母体文化为“文化互动”提供了深远空间。
（一）人文传统的传扬与认同
对中国人来说，“家”是人文精神与世俗生活高度统一的核心存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对人的培育，《礼记·大学》中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家”放在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上。中华儿女对“家”的价值理念和共同认知构成了“家园意识”，它既是“跨代共同体”成员们参与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背景或框架，也成为了他们评判外部世界和与世界相处的一种潜意识。在“白发阿娥”系列小说中，“家园意识”作为一种“道德相似性”主要有两层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是“家乡”，它指向“思归”的人文传统。对于用人生足迹谱写文化地图的旧移民群体而言，“家乡”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双城/多城视野，处处是家与处处无家的感受是接近的。白发阿娥最爱听收音机里的戏曲，“胡～呀胡不归……仿佛甚么人遥遥向她召唤。”[17]这首倾诉着怀乡游子无法归家之哀怨的曲子来自粤剧四大悲剧之一的《胡不归》，“胡不归”的反问代表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故土之思，这种“故土意识”来源于中华文化中的“思归”人文传统，并可以一直追溯到《诗经·邶风·式微》的“式微，式微！胡不归？”白发阿娥流离半生，尽管子女都已经在香港生根，但思归的愁绪总是萦绕在她内心深处。内地改革开放，老一辈人终于等到香港与内地往来的政策打开，但他们却面对着身体日渐衰弱的窘境，归家变得既指日可待，又更加遥不可及。中华文化讲究“叶落归根”，儒家文化更是把“家”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中国人对“家”的深情超越一切。“思归”人文传统的本质是对故土的依恋，对故土之人的牵挂，更暗含着对整个国家命运的关怀。
二是“家国”，它指向“家国一体”的人文传统。“白发阿娥”系列的开篇名为《春望》，与诗圣杜甫的五言绝句《春望》同名，这是西西的有意为之，两部作品都是以“家书”为载体呈现家国关系的书写。不同的是，杜甫的《春望》抒发了国破之后家书难寄的悲凉，而西西在《春望》中书写了多年来分隔两地、只能书信往来的亲人，终于在国家政策的变化下迎来团聚的欢喜。小说《春望》写于1980年，其“历史现场”是中央政府出台的签发不限数量的供内地人赴港探亲、出差旅游的政策。[18]家人团聚欢欣的背后，是白发阿娥对祖国的依靠和期待。小说《白发阿娥与皇帝》同样体现了“家”与“国”的命运相系和休戚与共。国逢战乱，家族离散，家族历史的传承在舍弃外物的过程中也断裂了[19]，而当时间到了1997 年，白发阿娥看着解放军进驻香港，对祖国充满信心和期待，她仿佛看到后代将她留下的钱币作为传家信物，在安稳团圆家国中，继续书写家族的历史。西西通过“家国一体”人文传统传达出朴素的道理：只有大国安好，平凡的小家才会充满希望。
（二）母体文化的感召与归依
西西在“白发阿娥”系列小说中展开了对母体文化的追寻，以檀香扇、京剧、中医药、旗袍、白兰花等文化意象，呈现不同世代“文化互动”的深远空间，表达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里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檀香扇”作为贯穿“白发阿娥”系列小说的“文化意象”，是白发阿娥寄托对家乡和亲人思念的物件。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扇文化，作为四大名扇之一的檀香扇，在扇风时清香四溢，有“扇存香在”的美名，是中国人追求风雅和情操的一种标志。白发阿娥的檀香扇承载着她在故乡的美好记忆，当女儿美华到内地与姨母阿明相聚，阿明在追忆过往时诉说着姐姐对檀香扇的钟爱；而当白发阿娥知道阿明准备来香港探望自己，在无限畅想中准备送檀香扇给阿明的女儿。小小的一把“檀香扇”超越了它本来的价值，而成为了亲情跨越地域和代际差异的具象媒介，将分散两地的两代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深受殖民时代文化政策影响、商业属性突出的香港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生存空间本就非常有限，加上异质文化的挤压，中华文化在香港的发展并不顺利。美华在与姨母阿明的对谈中就提及“香港不比上海”[20]，因为檀香扇在香港买不到，从侧面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缺席”。除了檀香扇，西西还借香港年轻一代之口指出京剧、越剧都是香港“不大有”的。
小说中“京剧”两次出现都和文化艺术本身没有关系，而是白发阿娥“记人名”时的下意识反应。第一次是见到小姑子家里的菲佣玛莲娜，她让阿娥想起“京戏里有个须生，叫马连良，差不离。”[21]还有一次是白发阿娥家里来了位名叫“苏珊”的社区志愿者，面对这位长着中国面孔、叫着外国名字的女子，阿娥的第一反应是“京戏里有苏三起解”[22]。从表面上解释，阿娥对陌生人名字的联想都来自于发音的近似性。但从更深处看，阿娥将外国女佣和京剧艺术联系记忆，反映出她始终依附于中华文化这一更加亲近“话语体系”去理解他异经验的“无意识”。而取了外国名字的中国人“苏珊”，投射出香港人身份和名字的不协调，白发阿娥以“苏三”之名记忆她，可以理解为对其身份标签的“更正”。因此，名字背后存在中华文化在香港社会的逐渐隐没、香港人对母体文化的逐渐疏离的现实问题，西西不得不用一些方式“再现”和“强调”它们。
在小说中，西西还用“白兰花”与“洋紫荆”暗喻母体文化和香港文化。白发阿娥喜欢白兰花而不喜欢洋紫荆，她坦言是因为“洋紫荆不像是中国的东西”[23]。白发阿娥对“洋紫荆”的态度可能代表了旧移民对香港文化的一种认知：中西混杂却又简易单薄。而“白兰花”意象扎根于深厚的中国诗学，象征着中华文化在香港散发芳香，更贴近中国人对自己母体文化形象的感性理解。
四、结语
“白发阿娥”系列小说是关注现实生活、表达集体记忆、引发群体共鸣的香港书写。在充满历史感的透视中，西西通过代际叙事传递家国温情、凝聚文化认同、关怀人城关系，对香港文化工作者“如何既不失其为香港人身份，也不忘其为中国人一分子，且须不自外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24]，做出了具有引领意义的回答。刘宽存在九十年代就冷静理性地指出：“由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必讳言当前确实存在着一个人心回归的问题。”[25]联系当下香港之现实，文化精神的全面回归关系到香港的未来，它需要内地和香港共同的推动和努力，投入更多的信心和耐心。在中华意识下建构一个延续过去、面向未来的“跨代共同体”，不仅是西西为香港人在多元文化经验中辨识和明确自我身份做出的积极探索，也是她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能够不断深化陆港联结、推动中华文化代际传承的展望与启发。
①“白发阿娥”系列包括《春望》《梦见水蛇的白发阿娥》《玫瑰阿娥》《九龙纹》《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白发阿娥与皇帝》《他者》《照相馆》八篇小说。
②[18]李蓓蓓、钱英：《香港内地移民政策演变简论》，《历史教学问题》2000 年第6 期。
③西西：《候鸟》，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1 页。
④[英]梅根·沃尔什：《香港作家西西谈》，蔡志全译，《华文文学》2021 年第1 期。
⑤何福仁：《浮城123——西西小说新析》，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167 页。
⑥[24]黄继持：《文艺、政治、历史与香港——对“四十年来的台湾文艺思潮”的回应之一》，载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十三卷）政论及批判卷》附录，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3 页，第154 页。
⑦在长篇小说《我城》的开头，西西以老一辈的逝去（阿果父亲的葬礼）预示着子一代建设“美丽新世界”的开始，因此对于父辈的“告别”可以看作是“我城想象”的逻辑起点。
⑧西西在《飞毡》中以“蹭鞋毡”生动比喻了连通中国与世界的香港（肥土镇）：“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那些商旅、行客从外方来，要上巨龙国去，就在这毡垫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西西：《飞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5 页。
⑨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版，第162 页。
⑩[13][14][17][19][20][21][22][23]西西：《白发阿娥及其他》，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108 页，第53-55 页，第73 页，第66 页，第90-91 页，第17 页，第75 页，第75 页，第90 页。
[11]长子的名字在“白发阿娥”系列中有两个，在《春望》中长子叫家辉，在《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中长子叫家杰。
[12]叶维廉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一文中认为，香港殖民主义时代“货物交换价值”压倒了“灵性文化价值”，淡化、弱化了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和本源文化意识，使他们对文化意义、价值的敏感度削减至无。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八卷）解读现代后现代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思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186 页。
[15]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三个概念。其中“前喻”指在发展缓慢的传统社会时期前辈作为后辈的学习楷模传授经验和文化，“后喻”指在社会发展变革快速的时期长辈反过来向后辈学习新的知识和文化。[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 页。
[16]高景柱：《跨代共同体与代际正义：一种共同体主义视角》，《中州学刊》2020 年第9 期。
[25]刘宽存：《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6 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