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重庆、长江三峡走向世界的女作家虹影，她的小说从不同维度体现出中国生态思想的旨趣。以她的长篇小说《孔雀的叫喊》为例进行分析，该小说形象地讲述了三峡工程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虹影的这部小说通过不同的发展观念、人生态度、生态思想的互辩互动，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凸显了中国生态思想所追求的大和谐观念;通过自然生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精神生态下人与自我关系的书写，社会生态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描述，强化了作家主体精神、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和谐共融的生态审美观。
关键词：生态批评;《孔雀的叫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054-06
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虹影，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K-英国情人》等。她的这些长篇小说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中国生态美学思想的大融合、大和谐观。其中，《孔雀的叫喊》集中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的生态意识;该小说带着“重庆的气韵”，在三峡工程的背景下讲述了现代三峡“前世今生”的故事，并将三峡工程与三峡历史文化记忆并置，将李路生与柳璀、陈月明等人的发展观、生态观、价值观等进行或显或隐地相互辩驳。在辩驳之中引发关于文明的进步、人的发展与自然生态，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人文生态思考。因此，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可以从不同维度分析其表达的生态思想。尽管小说中很少出现“生态”二字，但是却能让人处处感受到“生态”思想和中国的大生态观。为此，小说的思想内涵体现了暂时与永恒，安宁与发展焦虑的辩证统一;进而使得小说呈现出包容性、反思性、矛盾性、和谐性、审美性的繁复调子。
一、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是亲近、和谐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的距离貌似渐行渐远。在改造与被改造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真切地体现了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可时代不一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越来越明显。在小说中，李路生们建三峡水库，开创现代中国盛世的信念使他们感到骄傲，感到快乐。人的这种奋发有为的主动性，有力地助推了人类的发展;与此同时，人改造自然的深度加强，程度加大，速度加快，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调适。
小说中，柳璀母亲记忆中的1950年代的长江：“江水碧绿透澈，水里漂浮着通体透明的桃花鱼。成群结队，各种颜色都有。”①然而，这些长江里美丽的桃花鱼因为水质污染而灭绝了，只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游动在人们的想象里。为此，小说潜隐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反思：人不能因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承受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和发展，人走出了自然生态的家园，奔波和跋涉在观念性的，技术化的、工具性的自然，甚至是资本化的自然，而“不是那种实存的、本真的、生态化的自然”②。自然也就成了纯然人化的自然，甚至是被技术和工具肢解的自然和被利益最大化所左右的自然。万物有灵的自然不再，万物共生的勃发的灵性自然不再，天人合一的自然不再。
在小说中，“工程”三峡不仅是技术三峡，而且是“资本”三峡，其价值突然增值，成为一本万利的衍生物。李路生把三峡弄成了一本万利的摇钱树。他说：“也不必靠国家投资，我们自己发行平湖债券，自己融资，完全可以做到借鸡生蛋，还能赚钱。”③这样，“自然”三峡、“工程”三峡成就了“资本”三峡的利润。如果三峡工程竣工了，那么，基于“自然”三峡的风景淹在水下了，该怎么办？良县新城的酒店经理说：“风景？只要开发就会有。”是的，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④正因为人有这样的主体能动性和精神生命力，所以，更需要人從更高的层面上去调适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各自的生存状态⑤。
如何做到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尊重自然和爱护自然？这恐怕是一个困扰现代人的难题。小说似乎要在三峡的景物描写中为自然招魂，“江上热闹的游艇驶过，而背景的峡山却是黑黝黝地毫无动静，几乎是天老地荒一直没人迹似的”⑥。难道作者还想为三峡、为江城良县复魅？小说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醒，用“天、地、神、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态结构去体认人与自然的相融相生、共生共荣的“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自然修复与人的生态化存在，共同化育自然大道的生生不息的“动态”性魅力，从而为三峡工程大破大立的折腾给出一个超越性的诠释。
为此，小说特意写到主人公柳璀来到三峡，来到她的出生地良县。良县是三峡工程建设的缩影，也是想象与现实的结合点，还是自然和人文三峡的聚合点。柳璀离开了大都市，去探寻山水之间的故事。在峡江之间感受了三峡的清新、沛然气势，精神的焦虑也变得释然。由此，她开始不断地思考关于人的发展带给自然的复杂影响，并对丈夫李路生的“后现代”绿色旅游工程表示怀疑和担忧。于是，流淌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焦虑，似一种忧思在文本中弥漫，就像陈月明的水墨画一样，要溢出纸张，直抵人的心灵。这是在呼唤对自然的尊重和爱护，也是在思考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唤起无数人的自然之思，家园之情。小说扉页上赫然写着的“献给母亲即将消失的家乡”应该是对家园的依恋和“即将消失”的家乡的怅惘。那盛满记忆的山水将被“淹没”，人的文化记忆、人的精神家园是否还能完好而没有任何缺失？可是，“三峡水库也总是要有人来建的。不然，人类怎么进步？中国怎么才能赶上西方，成为文明的新引导者？”⑦诚然，民族国家、西部发展的现实诉求，可能会淹没记忆的精神家园;而这种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发展又是一种必然趋势。与其忧伤怅惘，不如用艺术将生命感悟、自然之美的“记忆”留存下来。毕竟只靠科学技术是不能拯救生态危机的。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早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不过，科学技术与艺术是可以联袂进步的⑧。0034B99A-E42D-4EC0-A6A1-BAAEFE328D47
清新三峡、技术三峡、工程三峡、资本三峡，都是自然三峽与人文三峡融合化生的形态，都是三峡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语境下的动态化体现，最终应该是生态三峡所显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共体”性的融合、共生之美，即大美⑨。因此，小说中所反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这两种观念的相互辩驳，更是差异性生态观念的交流、融通和整合。
二、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此，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而形成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活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在《孔雀的叫喊》中，写到了诸如家庭、民族等人群共同体，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演化为人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人与人
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构成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要么是利用与被利用，要么是伤害与被伤害、忠诚与背叛、真诚与欺骗、热情与冷淡、熟悉与陌生。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
从家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家人与家人之间心理距离疏远，显得陌生。在小说中，柳璀父母的婚姻带有政治性、功利性，因为生育孩子而生出罅隙，因为工作而产生距离，母亲的揭发是导致父亲自杀的重要原因。母亲，对她而言，其实很陌生;她从来不知道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她希望那多年做她的哥哥、后来做了她丈夫的李路生能够懂她，能够理解她，可是她却感觉到丈夫离她越来越远。也许，人与人，哪怕是家人之间都很难真正的相互理解，始终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令人心冷的隔膜。就像鲁迅在《故乡》中所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⑩。所以，人是孤独的！当人远离了自然，又在人类社会之中遍寻不见生命的情思、人心的温暖，人又该何去何从？
从社会交际的角度来看，人对人都太狠心。柳璀的父亲柳专员为了自己的利益，私自改写了他人的命运，剥夺了他人的生存权。在“镇反”运动中，他为了搞好政治工作，尽快离开良县这个落后的山区，给妓女红莲和玉通禅师冠以莫须有的通奸罪名，还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公审、枪毙了他们。妓女红莲和和尚成了他政治仕途的铺路砖。柳专员的老部下陈营长因为善良，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深怀同情，所以柳专员认为其“犯了错误”。后来陈营长被降级处分，留在良县，最后被开除公职，冤死。这里，缺失了对人的生命应有的尊重，人的尊严被践踏，人心变得冷酷。生态批评理论认为，人应平等对待生命，尊重生命存在的权利，要追求共生、乐生、爱生的生命样态和生态图景，否则就会生态失衡。很显然，柳专员对陈营长有失偏颇的处置和对红莲、玉通禅师的处决就是其人性异化、精神生态失衡的外化。他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最终也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整体上来看，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越来越丰富，人心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不确定，变得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难以理解。从生存论的角度来关照现实存在的人，人不可能总是功利性的;人同时也是一种对利益与功利的超越性存在。爱是人类精神所在，爱的支撑是生命的能量，是生命的多样性{11}。所以，小说中柳璀一直在呼唤爱，这种爱是一种大爱，是包含着生态精神的爱，即爱人、爱物、爱自然，“三爱”同体。这莫不是中国生态思想在召唤生存之爱，并以精神之爱超越现实生存的狭隘、短视、功利和冷漠。
（二）人与文化记忆
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进步，那是因为人类有文化记忆和传承文化记忆的意识和能力，并在传承中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何为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人所具有并且只为人所特有的记忆，这种记忆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目的性、发展性和整体性”{12}。
小说中的人文三峡、诗意三峡就是三峡的文化记忆，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三峡的认知和感怀，获得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历代名人吟咏川江三峡的诗句，已经形成了一种抹不去的民族文化记忆。但小说并没有以这些咏叹三峡的名诗名句作为三峡文化记忆的载体。而是将文物鎏金孔雀树、柳璀出生前的故事、陈月明的中国山水画等作为三峡前世今生的文化载体。
首先，文物鎏金孔雀树等罹祸，文化记忆受损。三峡库区大动土木，精美的黄金孔雀灯架“似西汉墓葬真品，巫山楚文化区特征文物。文物罹祸，无由之灾”{13}。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孔雀的叫喊》，会不会是文物罹难的象征，或拯救珍贵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的愿望表达，抑或是害怕失去文化家园而无所归依？三峡工程破土动工，两千多年前的黄金孔雀灯被挖掘和被盗卖。改造自然可能会毁损文化遗产而遮蔽历史的记忆。怎样保护承载文化记忆的文物，大多人是没有意识的;而有这种意识的陈月明却又没有能力拯救文化遗产。这里，有一种无奈、无助和无力的伤感油然而生！
其次，柳璀出生前的故事也是一种文化记忆，只不过是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呈现的。柳璀的母亲和陈阿姨都讲述了1951年的故事。柳璀出生的年代，全国刚刚解放：打土匪、镇反、巩固新生的政权，全国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柳璀母亲的讲述间接、含蓄，陈阿姨的讲述直接、恳切。陈阿姨的故事讲述，直切革命年代无法避免的血腥与暴力。“镇反”三峡以一种创伤性的记忆留在两个不同气质、不同个性的“女干部”心理，难以抹去。文化记忆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更是生命的体验，深深地烙印着人性的冷酷与温情的印记。
再次，中国山水画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彰显。通过柳璀的视角，小说两次写到陈月明创作的山水画。柳璀第一次看到他“画废了”的奇异之作，就被画中山川的肌理、云气的浮动，那种世界之外的某种气势的灵动，想象力的遥远、超然所吸引。当她再次看到陈月明以“大笔挥洒，不守绳墨规矩”的笔势画出了三峡最美的“风奔云走的大起大合”。她惊喜至极，叹为艺术神品，并感到安慰，因为她觉得“当三峡沉入那大平湖里，只有这样的画作为记录存在下来”{14}。用山水画这种民族艺术形式“留住”三峡水库储水前的自然三峡美的记忆，留住“像鸿蒙初开时的清纯”气韵。于是，这些画就整合了民族记忆、文化记忆、现代三峡的文化“显魅”，上能衔接古代三峡的人文魅力和历史记忆，下能传承现代三峡的沛然气势和生态体验。文化记忆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观点：“艺术作品的演示不局限于个体记忆，而是往往也将个体记忆纳入民族文化记忆的框架之中，对个中反映出的包括价值体系、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同一性问题等进行反思和观照。”{15}这些画作凝聚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具有一种精神家园的蕴含。0034B99A-E42D-4EC0-A6A1-BAAEFE328D47
如果说因三峡工程而损失的三峡文物是文化记忆的伤害与拯救的呐喊，那么柳璀们的前世故事则是民间记忆的显现，而陈月明创作的中国山水画则承载着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记忆、传统文化记忆、三峡的记忆、现代发展的记忆，他的画具有一种古今纵横的融通性，具有一种生态美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与和解性。
三、找寻：人与自我的关系
精神生态，是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社会生态危机会加速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在《孔雀的叫喊》中，信仰危机、婚姻危机、精神焦虑、精神疏离、精神困惑等形成了人的精神生态困境;如果人类缺失了真善美，人性的扭曲就暗示了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生态危机。
（一）迷失与“失衡”
柳专员、李路生等在追梦中迷失与“失衡”。其实，他们并不是邪恶、偏执的代表，充其量也就是在不同的时代，用自己的方式追逐梦想或理想信念的人而已。他们也有爱。柳专员曾经在战场上背回负伤的战友，对女儿也疼爱有加。李路生一直爱护柳璀，对她的照顾也很周到，显得温柔体贴，既是丈夫，又似兄长。但他们免不了人性的自私、自大，也难以丢掉虚荣心和名利心。他们都是从政的男人，有政治仕途的长远规划，也有事业发展的焦虑和困境;如果精神生态失衡，也即当发展和升迁的欲望过强，过盛，过旺。任何以强势权力促动自身的生存欲望的一方，都会在非和谐、非生态化的境遇中伤及对象，更重要地还在于伤及自身。{16}所以，柳专员最终自食其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路生在三峡工程的耀眼成功中失去了“圆满”的婚姻。如果他们能清除功利、制约欲望、限制畸形的自我认同，承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与和谐生态的意义。那么，他们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能追求生命共同体的共生;于是，红莲、玉通禅师就不会无辜枉死、陈营长不会冤死，陈月明不会无辜受牵连。人性的良善与美好、人性的恶毒与丑陋，对与错的二元判断，很难说是和谐的生态存在。
（二）困境与找寻
柳璀在对其所信仰的生物技术面前，也有那么点不确信了。由于迁移办汪主任借改良基因南青三号水稻的幌子做局;一个药材公司的港商投资医药生物技术克隆犀牛，以取犀牛角批量生产“壮阳”药。柳璀学生物，搞基因工程研究，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促进国家农业的发展;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去克隆动物，不是去做大肆屠杀克隆犀牛的帮凶。对生物技术所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她感到忧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会因为人的利欲熏心而遭到破坏，动物的自由、自然生长与繁衍规律将遭到违背。她用生物技术“改造的世界”会不会一如她想象的世界？走出实验室的她，深切感受到她所信仰的、所追求的與社会需求似乎产生了疏离。
柳璀的事业出现价值危机，同时她的婚姻也处于危机之中。她失去对婚姻的信仰，一时又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撑，丢失了心乐、情乐，出现了情感焦虑与精神支撑的临时真空。婚姻的危机使得她离开风沙漫天的北方，离开心爱的实验室。在她出生地良县，她看到了百姓生命力的鲜猛，看到了青山绿水，看到了雄伟壮观的三峡，感受到清新的自然。她用赤子之心寻找生命的自由、回归本真的自然。她在自由鲜活而恬淡超然的草根生活中、三峡的美丽自然中消释了精神的困惑、婚姻的危机与痛苦的情感，超越了现实的各种考量与计较，精神生态暂时处于自由、和谐、平衡的状态，所以也就找到了一种归依精神家园的感觉。人的精神唯有在自由自主的状态中，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将一切的面具、理性的分析、技术的应用、利益的纠葛等等一切进行剥离，在关注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回到对自我、对每一个生命的关爱。因此，虽然她觉得丈夫变得很陌生，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着他，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恨他。显然，她已有了一种平和、超然的心态和宁静、祥和的心境。
（三）生态显现
陈月明这个人物是一个具有澄明之境的“生态人”形象。他是小说中一个特异的存在，又像是一个生态意象或生态符号，更代表着一种生态境界。虹影在他身上寄寓着中国的生态思想或生态智慧。那个每日在水月禅寺为礼品店临摹山水画的陈月明虽则贫穷，但他的微笑“使他的面容变得出奇的祥和宁谧，尤其是眼睛一尘不染，非常洁净”{17}。因为陈月明心里干净，精神洁净，对自然充满爱，拥有空灵的精神世界，所以他才能画出三峡特有的神韵，其水墨山水才能尽显三峡之美，自然之美。就算生存面临挑战，他始终没有丢弃人的真善美和价值信仰，也没有让构成他自己精神内部生态环境的信仰、动机、情感和人生观等因为外在的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而失衡错乱，维系了精神生态的平衡、和谐，从而实现了对作为一个人的情感、责任、价值等的肯定。所以，他认为：“光指责别人没有用，每个人首先要了断自己的罪孽。我们只有从根上做起”{18}。如果说，他也有精神的忧虑，那应该就是文化记忆即将丢失、自然之美即将被改写的担忧，他担心两千年前的文物罹难，他忧虑两千年后的生态，这表明他是一个有大勇气大眼光，甚至大智慧的人。
陈月明的生命存在和谐而自由。他精神处于一种超越功利的纯净的状态之中。柳璀在他的身上找到了精神的契合点，找到了人与世界和谐共生的精神原点，从而使得她与他有一种相知、相互理解的感觉，进而摆脱了她的情感痛苦和精神焦虑。只有当她进入了陈月明的精神世界，才感受到一种熟悉的信任和内心的安宁。三峡的气韵赋予陈月明精神力量和更高层面的精神境界，同样也赋予了柳璀精神力量，以及和谐与圆融、循环与回归的生命之境。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表现在信仰的丧失、理想的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丧失”{19}。所幸，柳璀在长江三峡的自然山水中，在陈月明的精神世界中找回了自己内心的自由、和谐，找回了精神信仰的力量、自我主体精神和自我反思的能力。
总之，虹影的《孔雀的叫喊》由长江三峡的自然景观、人文、三峡工程的文学书写深入到自然生态的反省、文化生态的理性思考、精神生态的追问，“唯有当我们以平等、尊重以及审美的方式来看待身外一切存在的时候，才可以找到自己精神的故乡”{20}。陈月明及其山水画，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链条中，演奏人类自身由自然及诗意生成的交响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人的自然之声，诗意化的归复未来{21}。《孔雀的叫喊》是一种对人心的温情触摸，一种为精神祛除污染的清新剂，一种生态眷恋、一种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信仰，体现了文学艺术对天、地、神、人有机系统内在和谐的生命书写、以及作者的生态人文主义思想与理想。如果这部小说是一部寓言的话，那么寓意应该就是将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人类文明进行整合、融合、复合，进而追求共生、乐生、爱生、创生，生生不息，万事万物必然“和”且“美”。这是大美之“和合”及“生化”神韵之境的显现，是化解生态保护与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驳难的绿色之思，是一种超越性的人文情怀。而虹影的其他长篇小说代表作则侧重人的精神生态：《饥饿的女儿》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承载历史文化记忆，将人的精神危机与历史文化记忆相容;《K-英国情人》则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与和解来展示现代人的婚姻危机、情感危机与精神焦虑;均具有一定的“反思”和追寻意识。0034B99A-E42D-4EC0-A6A1-BAAEFE328D47
同为新移民女作家的严歌苓，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陆犯焉识》等，也体现出鲜明的生态思想。严歌苓的这些长篇小说与虹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都深深地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所不同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中国道家“贵柔守雌”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由于女人的善良、宽容与包容、爱，乃至柔弱，才使得生命能生生不息，进而才可能“实现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以及整个生态圈的和谐”{22}。她的小说在感性呈现中隽永、淡远，其人文生态思想凸显的是“男女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协调、稳定的状态即人类自身的生态平衡”{23}，鲜明地体现了道家“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的和谐观。相较而言，虹影长篇小说中所体现的自然生态或人文生态意识则捎带了理性“追问”的意味。
①③⑥⑦{13}{14}{17}{18} 虹影：《孔雀的叫喊》，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第207页，第148页，第231页，第210页，第247页，第121页，第252页。
②⑤⑨{11}{16}{21} 蓋光：《文艺生态审美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第411页，第424页，第39页，第49页，第43页。
④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⑧ 韦清琦：《绿袖子舞起来：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⑩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12} 唐少杰：《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
{15} 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19}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20} 叶筱莹：《三峡的前世与今生——〈孔雀的叫喊〉的潜文本与景物书写》，《安徽文学》2008年第7期。
{22} 杨帆、杨亚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严歌苓作品解读》，《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5期。
{23} 易崇辉：《论严歌苓雌性写作中的生态学叙事》，《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n Analysis of Hong Yings Fiction in an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with the Example of Her Peacock Cries
Chen Shouqin
Abstract： Fiction by Hong Ying， a woman writer that went overseas from Chongqing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ws an interest in the ecology of China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 analysis of her novel， Peacock Cries， shows that the novel gives an imagistic account of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Chinese， their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valu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From an ecocritical angle， this novel of Hong Yings reveals， on a metaphysical level， the concept of greater harmony pursued by Chinese ecological thinking through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al concepts， living attitude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a natural ecology， the writing of peoples relationship to their self in a spiritual ecology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at of theirs to society in a social ecology，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a harmonious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Keywords： Ecocriticism， Peacock Crie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生态批评视域下的重庆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7SKG239。0034B99A-E42D-4EC0-A6A1-BAAEFE328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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