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婧

　　摘要：土生葡人作为澳门独有的族群，以“他者”视角观察中国，既有真实的记录，也有艺术的加工想象。高美士是土生葡人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汉学家，一生出书著说无数，其葡文著作《澳门事实与传说》（Macau Factos e Lendas）于1979年由里斯本澳门坚石拿（Quinzena de Macau）出版，后由澳门文化局再版，记录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澳门城市形象和人文风貌，为澳门研究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关键词：高美士;土生葡人;澳门;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2-0112-07

　　一、路易士·贡沙华·高美士

　　（Luís Gonzaga Gomes）

　　高美士1907年7月11日生于澳门，著名的汉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当代中葡文化对话的最高代表之一，其同代人将他视为土生葡人的象征。高美士一生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近200篇，涵盖了历史學、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文献学、艺术、音乐、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最多的就是他热爱的中华文化。高美士的文笔清晰流畅而又朴实无华，因语言天赋极高，词汇量丰富，有时甚至可以使用生僻的、带有古典味道的词语。他对汉语学习的关注也体现在辞典的编写上：《粤葡词典》《葡粤词典》《千字文》和《葡英粤辞典》，这些辞典为澳门学生了解当地多元文化现实提供了帮助。对待历史，高美士是不懈的研究者和文献出版者，1996年出版长达552页的《澳门历史篇章》，专治澳门政治发展的历史。此外，还有《旧澳门轶事》《澳门手写本著作目录》《澳门旧史事件》《土生葡人书目》以及关于澳门市政的一些重要作品。在翻译方面，最为突出的是，高美士将清朝官员印光任和张汝霖的《澳门纪略》译成葡萄牙语，成为葡萄牙及其他西方学者研究澳门史的必读参考书。他还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孝经》《道德经》以及《三字经》和《千字文》等等，为葡萄牙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开辟了新路。与此同时，他还把葡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著作译成中文，其中包括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为东西文化交流搭建起桥梁。

　　学术界已有不少对高美士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他对澳门教育界和汉学研究的贡献。土生教育家安文哲（António Aresta）在《高美士老师与中国文化的教育传播》一文中提到，“高美士以一种无可怀疑的文化财产丰富了葡萄牙教育史，保持了对汉学的兴趣，促进了学者的研究”①;托马斯（Túlio Tomás）是澳门利宵中学的校长，在《我认识的高美士》一文中用生动的散文形式，赞扬了高美士对音乐的热爱、对澳门教育的贡献，认为“高美士是澳门本地文化园地高高矗立着的一座里程碑”②;《澳门理工学报》以“高美士：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的骄傲”为题，纪念高美士对澳门中葡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何思灵的文章《伯多禄和高美士名闻遐迩的澳门土生汉学家》篇幅不长，将高美士视作“中国人思想的解码者和揭示者”③。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提及高美士，如姚风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葡萄牙卷》、李长森的《近代澳门外报史稿》等。

　　然而，对影响近代葡萄牙汉学研究的汉学家高美士，还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高美士描写澳门风物的葡文专著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从作品中发现高美士作为土生汉学家的中国观，另一方面也是对澳门形象学研究的很好补充。

　　二、《澳门事实与传说》

　　二十世纪中期，澳门相继出版了一系列高美士关于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葡文著作，包括1950年的《中国故事》（Contos Chineses），1951年的《澳门传说》（Lendas Chinesas de Macau），1952年的《旧澳门轶事》（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和《中国人》（Chinesices），1954年的《澳门历史事件》（Efemérides da História de Macau）等。这些著作中，只有Lendas Chinesas de Macau在2004年首次被翻译为中文，以《澳门传说》为题，由澳门国际研究所出版。

　　他的葡文著作《澳门事实与传说》（Macau Factos e Lendas）1979年由里斯本澳门坚石拿出版，第二版于1986年由澳门文化学会（现文化局）及澳门市政厅出版，第三版于1994年由澳门文化司署（现文化局）出版。《澳门事实与传说》中包括节选自《澳门历史事件》《澳门传说》《旧澳门轶事》和《中国节日》的故事。

　　传说是人们对民间的想象而产生的故事。澳门这座极致又繁华的城市，也曾发生过许多趣闻轶事：沙梨头棚屋里那个有良心的小偷、两株神奇的雌雄木棉、一口神秘的沙栏仔井……高美士在《澳门事实与传说》中透过那些似真似假的故事，唤起澳门繁华以外的另一面貌。进入这本传说，可以从书中角落找寻到澳门不为人知的时光。

　　语言学家、著名葡国学者白坦丽（Graciete Batalha）曾为此书写序，她提到：

　　路易士·贡沙华·高美士可能是近代最独特、最有好奇心的土生葡人。

　　他从未组建家庭，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从学术研究到市政管理，从政治到体育，他涉足了多个领域，但最令他保持恒久激情的，还是他的故乡和音乐。

　　……

　　他一生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诸多文章，一共收集了七卷，为这本书选择仅二十篇短文并不容易。我们选择了那些似乎能够反映各种澳门生活场景的人，包括澳门的葡萄牙人，澳门的华人和澳门的土生葡人。

　　《澳门事实与传说》共有19篇：《澳门城》《百年前澳门的生活》《十九世纪初美国人眼中的澳门》《澳门的不同名字》《澳门老城墙》《澳门风水》《澳门丝绸业》《悲惨的爱情》《七月台风》《妈祖庙的传说》《妈祖庙的太乙石》《黑沙》《最初的澳门消防员》《讲故事的人》《斗蟋蟀》《一些街道名称的由来》《庆祝新年》《庆祝金秋和路边的小摊档》。

　　这些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对城市景观的描写、对市井民间生活的观察和对习俗传说的探知。这些故事一方面有纪实的倾向，重视资料记载，把各种真人真事纳入故事的艺术结构之中，另一方面有虚拟的倾向，利用大胆的想象，编织各种离奇的假定形式。

　　三、十九世纪的澳门城

　　虽然澳门可能是葡萄牙管治下最富有的旧殖民地，但重建十九世纪澳门的城市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常会有图像但缺乏文字的记述，或是有详细的文字记载而未能目睹真容。油画、水彩画或艺术家们的作品是探索的重要线索之一，但都未能完整刻画其历史的准确性。加上澳门土生居民多移民美国、加拿大、巴西和澳洲，携走了不少有数世纪历史价值的物品资料，这些资料散布各处，也增加了保存它们的价值。

　　在《澳门事实与传说》的《百年前澳门的生活》这一篇中，高美士用最灿烂的色彩描绘了1872年的澳门。他笔下的旧时澳门不同于纪实书写中的繁华或衰落，而是一个失落的天堂，那里有完善的制度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

　　彼时的澳门分成两大区——华人区和基督徒区。从十九世纪末起，普通居民開始向关闸和墙外的村落延伸。由于经济和社会因素，还有居民涉及的传统的问题，布满各处的祖坟或墓地的搬迁出现困难，接近民居的望德堂区、麻风病院也引起恐慌。二龙喉马路经市区连接关闸，另一端连接海旁的一条道路，也能通往关闸。连胜马路通过罗利老马路④，连接二龙喉的街道至今尚很好地保留。城墙外有两个华人聚居村落——在东北方有望厦，西北有沙梨头，两处均有可饮用的泉水和井水，可用于种菜的平原，由小山岗围绕着。

　　华人区里车水马龙，人们熙熙攘攘，在清洁整齐又狭窄的道路上，有售卖货品的摊档和店铺，出售生果、食品、布匹、丝绸和首饰等物。所有屋宇的建筑形式都属同一类型，商店有用鲜花和灯笼来装饰的金漆大字招牌，红男绿女群集，热闹非常。在那里还有“番摊”和“白鸽票”等娱乐场所，这些地方都装置大光灯、招牌、鲜花和画像，入口处设有神位，点着香炉。

　　新马路由内港通往南湾街，望厦和沙梨头村落纳入市区内，填海工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完竣，那时，离岛才开始逐步发展，华人区和基督徒区混合在一起。人力车取代了坐轿，而三轮车又取代了人力车。接踵而来的是自行车在马路上行驶，可不久就发生了问题：不小心的行人被自行车辗倒，人们抗议晚上使用泠泠作响的车铃。

　　午后，松山灯塔⑤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光，从山顶到堤岸，一栋栋黄色、蓝色、粉红色的房子，嵌着墨绿色的百叶窗，色彩斑斓。南湾码头有一座庞大的阿拉伯式粉红色建筑，是葡萄牙人从果阿殖民地招来的印度士兵的军营。在栈桥，偶尔会有神情严肃的警察打发一些乞讨者。

　　关闸附近的慕拉士大马路是北区的主要干道，连接的观音堂街是普济禅院的所在。俗称观音堂的普济禅院是澳门三大古刹之一，本澳人和游客最喜欢去的景点之一，因为那里“总是一片寂静又有一种神秘的气氛，适合找寻回忆和内心平静的人”⑥。后山是广阔幽深的花园，有一张石桌和四条石凳，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就在此处签订。

　　在高美士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昔日澳门的风情，还可以触摸到他和土生族群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澳门虽小，却被分割成不同的世界，华人区和基督城虽然隔街相望，却互为疏离，而高美士则是跨越边界阻隔的人，使我们感受到他对文化兼容相同的美好期盼。

　　在《十九世纪初美国人眼中的澳门》一篇中，高美士选择了于1829年至1834年先后在澳门和广州生活的美国人夏洛特·洛（Harriet Low）的日记片段。这些文字展示了夏洛特对澳门的印象，体现了早期美国人眼中的澳门社会。夏洛特在澳门生活期间，经常同友人到“中国城”漫步、游览，可以直观地接触到澳门下层华人社会。在她的众多日记中，高美士选择了她如何抵达澳门、对澳门的最初印象、3次游览白鸽巢、开心的团体聚会、1831年的台风的记述和一些对生活的思考，并认为，夏洛特是一个浪漫的女子。而她对澳门最初的印象，则十分吸引高美士，于是在书中写道：

　　这位身材娇小、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大喜过望，下船后就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圣若昂路尽头宏伟的拉哥达塞庄园内安顿下来，这是拉塞尔集团所有的私人住宅。

　　然后，在日记中，她热情洋溢地记录了对澳门以及将要居住三四年的房屋的第一印象：

　　澳门靠海，很美，有很多浪漫的地方。我们十点钟就到了，去了我们非常喜欢的房子。澳门的街道狭窄又不规则，但是我们有一个花园，我早就希望拥有的花园。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在另一个上面。所有阳台均由像地面一样光滑的抛光石材制成。爬上五层台阶，就到了瞭望台。瞭望台是一个四周都有窗户的房间，从那里可以欣赏到海湾和港口的美丽景色，还可以看到整个城市。阁楼那里有一个小露台，种着许多漂亮的植物。这个小小阁楼，再加上一些鸟儿，我应该可以非常舒适地度过我的日子。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希望有人与我分享……⑦

　　可以看出，在夏洛特等来澳门工作的美国人眼中，澳门也是一个开放、漂亮、悠闲的城市。虽然与土生作家获取异国信息的来源相同，但她们更关注民俗民情，如房屋住宅、婚恋嫁娶、社会习俗等社会表层问题，且普遍带有西方优越感的先见。她眼中澳门疍民的生活与美国极为不同，甚至“残忍”：“许多家庭直接住在船上。妇女掌控着船，而且经常背个婴儿在后面，这是中国贫民带小孩子的普通方式。如果小孩子哭，仅仅摇摇。她们有时对待小孩子真的很残忍”⑧。

　　相较下，高美士对澳门则有更多的地理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他对澳门的描述不禁锢在自我和他者的表述中，但是从土生葡人的视角出发，也能发现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的特殊性。此外，不同于夏洛特等来澳工作的美国人，高美士对待中国不以主体性态度为视点，也不需要满足西方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焦虑转态中对他者的渴望。

　　四、澳门的市井生活

　　高美士描写澳门这座城市，不仅看到了城市本身，更看到了它的性格、它的人，以及东方的智慧。在高美士笔下，贫穷人家的干净马桶，普通百姓脸上健康、愉快的笑容，说书艺人、小贩，古老的传说、信仰，烟馆，苦力的生活，不起眼的楼宇、马路等等，写于大街小巷、芸芸众生之中，反映了澳门现实生活的节奏，不同于象牙塔内学究人文的浮华。在“讲故事的人”一篇中，高美士写道：

　　夏季，在澳门经常可以看到，白天在树荫下，一群群不同年龄的华人或是席地而坐或是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听人讲故事。那些讲故事的人衣衫不整，看得出他们以前是穿戴丝绸的人。这些东一堆西一堆的人遍布街头巷尾，对不知这种露天聚会原因的人来说，可以怀疑是不法集会。实际上，这不过是普通百姓围绕着几个靠讲故事糊口的人，在听他们讲故事而已。在中国，许多人原意参与这种说书集会，可以省去阅读小说之劳，还因为百姓喜欢听他们评述主人公的经历，这是书籍无法提供的乐趣。……所以，“给我讲个故事吧”不仅是中国孩童很早就学会说的一句话，也代表了他们最迫切的需求之一。⑨

　　澳门东西两岸的风貌不同，西岸曾被码头包围，停满了船只，远远就能看到大船的桅杆。小船就靠在码头上，有的漂着，有的扬起了风帆，这是渔民的家。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船屋被小木屋所取代，建在堆积入码头的淤泥上，地桩打入河底。生活在码头附近的不只是渔民，还有疍家人，特别是疍家女子，会用小船在离岸的渔船和码头之间运送人员和货品。疍家人的生存条件更艰苦，生活单调乏味，以船为家，有时会买不起日常吃的一碗饭和一小块新鲜或腌制的鱼。疍家女子只得整日工作，以赚取微薄的收入。

　　西岸曾是澳门底层人民聚集的地方。二十世纪初，西岸约有7600个渔民，他们住在渔船上或像他们生活境遇一样悲惨的小木屋里。葡萄牙地理学家拉奎尔·索埃罗·德·布里托（Raquel Soeiro de Brito）在《澳门图像》（Imagens de Macau）中提到共2814艘渔船，但这个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少，因为澳门有许多船是在香港或内陆注册的，未被算入统计。清晨，人们纷纷出海捕鱼时，“满是船帆的海洋”是一幅澳门独特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在欧洲人眼中，最为特别的是整个家庭都会参与捕鱼活动，因为船同时是谋生的工具和生活的居所。

　　大海曾是澳门人赖以生存的力量之源，也是葡萄牙崛起的重要原因。大海是葡萄牙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葡萄牙人的性格塑造至关重要。几百年来，土生族群能与华人和谐相处，保持比邻而居、互不打扰的状态，呈现出刘登翰提出的层次分明的“鸡尾酒”似的文化生态，也因为大海赋予了土生葡人直率的性格，这亦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海岸则被填海围堤所包围，堤上建起花园、菜园。彼时新堤围、黑沙环、跑马场和关闸的农地总面积达到68公顷，近百户农户在那里生活，他们住在木屋或土楼里，小心地照料这片养家糊口的土地。一些土生家庭几代人生活在澳门，他们的园地就建在城市的空地上，包括曾经最大的三阶花园;还有一些家庭几十年前来澳门定居、谋生。

　　在高美士看来，澳门的园艺业蕴藏着一代又一代耐心又有智慧的农民们积累的经验。二十世纪中期澳门园艺作物的产量很高，达到5000吨/年。但不足以支撑澳门的消费，需要从内陆和香港购进大量的蔬菜和水果。1961年，分别购进了8200吨和4200吨。另一方面，澳门的园地也有一些优质产品，比如一种在光下生长的细香葱，因为不会产生叶绿素，始终保持淡黄色。

　　农民的生活很艰辛，天刚蒙蒙亮，就要开始喂鸡喂鸭，做农活，施肥、灌溉，一直到上午十点、十一点。下午四点，他们又要回到园子里打理棕榈树，采摘油棕并制成油，然后用卡车运到市场。“他们几乎不知道閑暇是什么，但是，男人们可以利用从市场回来的时间，聚在茶馆里，讨论生意，尽可能长时间地聊天，蹲坐在长凳上，面前摆着一杯冷茶”⑩。女人们甚至连这种小休闲都不能享受，她们要照顾孩子、做饭、喂动物。孩子们的生活也没有那么轻松：除了要上学外，还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就帮助父母。生活虽艰辛，但好在有无线电设备，干活时能听着高亢的中国音乐，或者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女人们穿着黑色的长衫，头戴大号的帽子，身影缓慢而稳定地移动着，试图完成落在肩上的一众任务。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她们会忙于制作简单且价格低廉的鞭炮包装纸”。澳门过去有三大支柱行业——渔业、炮竹、制香业。在澳门，华人遇到红白事均燃放爆竹的习俗，刺激了爆竹需求。澳门的农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消失了。

　　秋季是高美士认为中国最迷人的季节，无可比拟。这时，农民们也会去到乱石堆下、陡崖峭壁间抓蟋蟀，“一旦捉到，就会把这些小虫放进小竹筒里，送到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然后根据品种优劣议价，价格往往都不低”。斗蟋蟀是中国民间传统游戏，彼时的澳门也是著名的斗蟋蟀赛场，一些酒店或旅社还会用此类活动来招揽顾客，天通街的仓库、天神巷的老翁家和夜呣街的何家则是玩家们聚集、下注的三个场地。澳门斗蟋蟀不会用现钱下注，要么口头约定，要写下承诺，而赌注只有两种;烤猪和蛋糕。“按照先前约定，作为赌注的烤猪可能值300、150或100澳币，蛋糕则是1000澳币，或者稍少些”。一旦比赛开始，玩家双方都不可撤赌，而赌注经常会飙升到十余头烤猪，即几千澳币。

　　五、澳门的习俗与传说

　　在《澳门事实与传说》中，高美士用最长的篇幅、图文并茂地描绘了中国新年。旧桃新符，中国新年是一派万象更新的景象，在高美士看来，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极其辛劳、极其无私、极具忍耐力、极有耐心，几乎从不半途而废，从早到晚，周而复始，没有机会休闲”，所以，新年是所有中国人团聚、放松的时刻。

　　高美士了解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知道新年具有的各种意向，他提到，

　　新年的第七天，所有人都长了一岁，即所谓的“人日”。……勿庸置疑，这也是一个极重要的节日，但不需要举行那些公共仪式来庆祝，亲朋好友会济济一堂聚会。除夕之夜，阖家团圆吃年夜饭，无一缺席，连历代祖先都不例外，他们的碗碟筷子会摆在空的座位前面。事实上，新年是一个人们通过灶王爷（火炉或烹饪之神）与神界联络的时机。在腊月二十四那天，灶王爷离开人间升上天宫，向玉皇大帝禀告他一年的所见所闻。同时，新年也是易受鬼魅侵扰的时候，这些东西在过年时都蠢蠢欲动，但会被各种辟邪物逐回，最主要是燃放的爆竹。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新年也是一个拜祭祖先、天神、地神或水神的特别时刻，尤其对于水上居民来说。此外，对于赴朝、进香、问卦、祈福的人，新年也是一个特别适宜的时刻。

　　高美士清楚了解华人的信仰习惯，身体力行地促进澳门各群体之间的了解，并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土生葡人加深了对华人节庆习俗或迷信禁忌的了解，甚至亦步亦趋，对春节迎财神、端午扒龙舟、中秋吃月饼、过年派利是等等几乎样样精通。在《中秋节》一篇中，高美士还提到了一首他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妇女拜请时的口诀，“焚香一拜请，焚香二拜请，焚香三拜请，请到满天神佛列位众神，一月三娘二月三仙，日太公今日八月十五，月太婆满面月太师神女，念念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年头保归年尾，请保护佑，时过运来，时通运通，横财顺利，正财顺利，得心应手，心想事成，万事胜意，贵人得力六马扶持，好生好死，结得万人缘，好人相逢，恶人远避，行江踏海，行东踏西，行得爵封，企得爵位，行左行右，平安大吉，老少平安，请你心口鉴戒，受领受鉴”。

　　高美士将促进澳门各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己任，并鼓励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严肃地探求中国文化和文明。高美士会摒弃感情心理、社会政治偏见和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从神话、传说这类民族的集体想象物中去探知和创造中国形象，创造联系中葡双方的纽带。在《澳门事实与传说》中，他谈到了妈祖庙、风水文化和普济禅院的传说。

　　在《妈祖庙的传说》一篇中，高美士讲述了天后娘娘从福建乘船到澳门巡游，悄悄帮助同船人化险为夷，被茶商注意，后为其建庙、福泽一方的故事。高美士写道，“在海上，小船剧烈地摇晃着，这位神秘的旅客仍然不受任何碰撞的影响。她带着朦胧而深邃的神情，仿佛沉浸在一个空灵的梦中”。的确，在大部分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与土生社会和西方社会现实截然不同。这类蕴含爱和希望的传说，为土生作家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基础的虚构的精神家园，作家们尽可借此以非理性的形式来解构社会现实。

　　谈到澳门的风水，高美士在《澳门事实与传说》中举了很多例子。对葡萄牙管理了百余年的澳门来说，最重要的是一条以西望洋山代表龙头的龙。按照高美士的描写，这条龙的身子伸向中国的湾仔岛，并在中国大陆那端盘成一个大弓形，将其龙尾延伸到澳门北部的关闸。在澳门开辟新马路时，这条马路似一把剑般切断了一只龙爪，并将澳门半岛分成南北两个区域。澳门人认为这条龙几乎处在垂死的状态，它“再也无法与其它同类的龙建立良好的关系了”。不过，尽管如此，这条龙还活着，还可以感受到它的脉搏，即便尚存气息微弱，它还能守护庇佑澳门的发展。

　　高美士讲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澳门人如何看待他们周围不好的风水的。因为澳门人信风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敢在现在的民国大马路一带居住。这条马路朝向氹仔岛，与环绕南湾海湾的南湾街相连，形成一个类似鸡嘴的形状。这张鸡嘴就是对面氹仔岛地形上的一个小角，因为它的形状稍长，而且地形隆起，看上起很像伸出的鸡颈。据说，在此地做生意的人运势都很差，似是受到了鸡嘴的威胁，他们拥有的财富会被鸡嘴一点一点啄食光，变得贫穷。高美士说，“澳门人都想，如果这张鸡嘴朝着其他方向就好了。不幸的是，它就是没有朝向别处”。于是，澳门人便在西望洋山脚朝向海边的地方立了一座观音菩萨像，希望观音的祥光可以克制那张不祥的鸡嘴的影响。而且，为了进一步回击来自氹仔方向的“攻击”，他们发现西望洋山朝向氹仔的一面山体形似狮子的头，便在山坡上又添置了兩盏灯，作为狮子的一双眼睛，让它更有生气。“据说，从那以后，澳门人才有人敢在民国大马路一带居住”。

　　在《悲惨的爱情》一篇中，高美士写到了普济禅院的一段爱情传说。禅院后花园有一棵连理树，据传说，曾有一对情侣在这里殉情。在建庙之前，这里曾是一个小镇，住着一位农夫，“虽然不算富有，但比周围邻居要富裕”，他的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和两个仆人。女儿和一个仆人坠入了爱河，仆人向农夫提亲，农夫拒绝后禁止两人再见面。为了这份爱情，两个年轻人决定殉情，“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无法幸福，也许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两人相拥哭泣很久，就勇敢地在两棵紧挨的树上上吊了。（……）从那以后，这两棵树以非凡的力量生长，它们的枝干彼此依偎、相互缠绕”。望厦区的居民夜不能寐，似乎经常可以看到这对情侣的灵魂手挽手地游荡。直到庙宇建成，又举办了多场法事，他们的灵魂才得以安息，那些令人痛心的哀叹声也消失了。

　　在一众土生文学作品中，关注中国爱情传说，并借此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的并不多，尽管西方上层社会也有类似的社会现象。与高美士同时期的澳门葡籍汉学家戈振东、江沙维、文德泉神父更加关注语言学、词典编纂以及史学研究，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敬意翻译了众多典籍，而飞历奇等为人熟知的土生作家，偶尔会表现出“东方主义”观念，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则是上层土生葡人恋上下层华人女子，故事中或多或少带有身份优越感，以及保持政治文化强势的现实需求。由此可见，高美士作为对葡萄牙近代汉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土生汉学家为中华文化领域研究做出的贡献。

　　六、结语

　　高美士在《澳门事实与传说》中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澳门的城市形象和人文风貌，由于土生葡人的文化身份，高美士可以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切身实地的观察中国人的世界，管窥到对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的故事所具有的特殊性。值得一提的是，高美士对澳门形象的描述很少会看到西方作家惯用的词汇和套话，故事情节中的象征意义也没有殖民者的优越感。

　　二十世纪后半叶是人类进入新的文化转型的时期，一方面有脱离现实的思维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误会与怀疑，使得土生葡人与澳门华人未在情感上促进对对方的认知。在此背景下，高美士未滥用感情心理、社会政治偏见或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来污化中国形象，他研究神话、风俗习惯、传统、心理、人物及历史，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在文化转型时期，在中国形象受到东方主义影响之时，高美士能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形象进行正面描写，鼓励人们严肃地探求对中国文化及文明的认识，体现了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也打开了中葡文化交流的大门，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堪称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典型个案。

　　① [葡]安文哲（António Aresta）：《高美士老師与中国文化的教育传播》，《行政》2001年第4期。

　　② [葡]托马斯（Túlio Tomás）：《我认识的高美士》，平易译，《文化杂志》中文版1997年第32期。

　　③ 何思灵：《伯多禄和高美士名闻遐迩的澳门土生汉学家》，《行政》1999年第2期。

　　④ 罗利老是起草兴建澳门港口计划的著名工程师。

　　⑤ 即现在的东望洋灯塔，是东望洋炮台的一部分。

　　⑥⑦⑨⑩ [葡]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澳门事实与传说》（Macau Factos e Lendas），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4年版，第76页，第38-41页，第95-98页，第99页，第101页，第107页，第143-144页，第151-152页，第76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第69-70页，第71页。

　　⑧ 转引自贺雪平：《早期美国人眼中的澳门》，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4页。In：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 Lights and Shadow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Edmonton： Quality Color Press， 2002， p.63.

　　（责任编辑：黄洁玲）

　　Images of Macau as Written by Luís Gonzaga Gomes， a Macau-born Portuguese， with the Example of Macau： Facts and Legends

　　Hu Jing

　　Abstract： The Macau-born Portuguese as a unique group of people looked at China as a collective ‘Other，’ with truthful records that are also artistically imagined and processed. Luís Gonzaga Gomes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m， a Sinologist who had published numerous works， including his Macau Factos e Lendas， written in Portuguese， that was published in 1979 by Quinzena de Macau， in Lisbon， later republished by Mac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As a record of the city images and local customs near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ook provides rich material to the study of Macau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imagology.

　　Keywords： Luís Gonzaga Gomes， a Macau-born Portuguese， Macau， ci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