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张爱玲的“双城记”相似，葛亮同样热衷于对“家城”和“异乡”的书写。两位作家均关注都市生活，将笔触深入日常肌理，与此同时，葛亮的城市想象又有新变之处。葛亮突破了张爱玲笔下都市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城市想象的空间由封闭变为开阔，时间也由静态变为动态。他一改张爱玲对时代和历史的规避，在凸显影响人物命运的历史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人城相生的书写方式。相比之下，葛亮的城市想象更多地承续了新文学启蒙的火种，由乱世中的悼亡转为时代洪流下的缅怀。
关键词：葛亮;张爱玲;城市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2-0092-06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许多作家都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城镇或是村庄，如鲁迅之于鲁镇、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他们将生命体验精心雕琢在一方土地上，让这个空间成为自己思想和情感的载体。对城市的关注和书写是葛亮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相似之处，二者的“双城记”相映成趣。两位作家均关注都市生活，将笔触深入日常肌理，与此同时，葛亮的城市想象又有新变之处。相对于张爱玲小说中惯常的封闭空间和静态时间，葛亮在流动的时间长河里构建了更具开放性的都市空间，他采用集历史传奇与平淡日常于一体的叙述，强化了城市想象中的历史因素，进一步深化了人城相生的书写方式。
一、跨越时空的“双城记”
葛亮和张爱玲都热衷于对“家城”和“异乡”的书写，二者的“雙城”具有地域的交叠。上海之于张爱玲、南京之于葛亮就是他们的“家城”，香港则成为他们共同的“异乡”。葛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雀》从南京切入，他称这个城市为“家城”，不光是因为他在南京成长，还因为南京有一种使他着迷的独特姿态，一种绵延至今的古典气韵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不断地经历着后工业时期现代文化因子的洗刷和侵袭①。张爱玲虽然没有提出过类似“家城”的概念，但在她的《传奇》中处处流露出对于上海文化的熟稔和沉浸，上海之于张爱玲是她无论走到哪里都灵魂相依的地方。
上海是张爱玲的出生地，虽然张爱玲幼年曾辗转到天津生活，晚年定居于美国，但上海在她的生命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20年。《沉香屑·第一炉香》《多少恨》《创世纪》《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相见欢》《色戒》《十八春》等作品要么提及上海，要么故事就发生在上海，可见上海对于张爱玲的重要意义。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更是直接抒发了她时隔几年回到上海的感受，她赞扬上海人的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上海这座城在张爱玲看来是值得炫耀和骄傲的。②
葛亮出生在南京，从小就在南京气性中摸爬滚打，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素材。《朱雀》通过追随游走于南京各个角落的人物，建构了一个丰富的南京空间。葛亮在采访中说：“我希望《朱雀》里的城，是一个完整的城。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③塑造人物形象并非葛亮书写《朱雀》的主要目的，他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和故事来传达自己对南京文化的理解。《朱雀》从外来者苏格兰籍华裔青年许廷迈抵达南京开始，带领读者游历夫子庙、秦淮河等南京古迹，南京的饮食、器物、方言等一一展现。除《朱雀》外，葛亮在《七声》和《戏年》中也多次提及南京，《洪才》中对洪才的家——“城中乡”的描写，则充分体现了南京城的包容力。
除了各自的“家城”，葛亮与张爱玲的城市想象中还有一座共同的城——香港。张爱玲于1938年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并获得第一名，1939年由于战争的爆发，张爱玲只好放弃伦敦大学，进入香港大学学习文科，这便是张爱玲与香港渊源的起始。至1942年香港沦陷，张爱玲在香港生活了三年。葛亮与香港的渊源也要从求学说起，葛亮于千禧年前往香港攻读硕士和博士，而后在深圳工作了半年便又回到香港，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相比于张爱玲，葛亮在香港的时间要久得多，体验也会更加深刻。
葛亮与张爱玲都书写了香港，但两人笔下的香港风貌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时代变迁城市景观的不同，更在于对香港文化的认同态度。张爱玲的《传奇》流露出叙述者作为上海人，审视香港和香港故事的意味，作品中甚至不乏成见。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还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香港在她们眼中都不乏怪异。张爱玲的香港书写投射着过客心态，她通过外来者的视角去观摩香港，渗透着文化身份的优越感。葛亮写香港的部分作品也借用了外来者的眼光，譬如短篇小说《鹌鹑》，但他更致力于表现本土的香港。小说集《浣熊》是以“小说香港”为旨归的作品，其中的短篇《浣熊》《猴子》《龙舟》《杀鱼》《街童》《退潮》《告解书》《德律风》等都在书写香港故事本身。作品体现了香港的风土人情，还加入了粤方言等地域元素，可以看出其对当地生活的熟悉和本土文化的了解。譬如小说《浣熊》中的“水鱼”（粤语中称容易上当的人）、“训街”（意指像流浪汉一样睡在大街上）、“鬼妹”（对外国白人女孩的特别称呼）等;《猴子》中的“马骝”（猴子的意思）、“揾工”（指找工作）、“老豆”（俚语，指父亲）;《龙舟》中的“屋企系边啊”（意为你家住在哪里啊）;《杀鱼》中的“一个字”（指五分钟）、“一个钟”（指一小时）;《街童》中的“生生性性”（指要懂事，要听话）、“衰仔，唔好同我玩嘢”（指你不要搞事情）等。这些方言的加入使得人物和作品更接地气，也使香港书写更加立体和丰满。
虽然葛亮很喜欢张爱玲，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看作是张派的延续，但他的香港书写在内容和风格上还是与张爱玲有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创作宗旨与时代环境的不同。首先，葛亮在书写香港的心态上与张爱玲相去甚远。张爱玲笔下的香港是写给上海人的香港，她直言“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葛亮的写作则没有那么多预设，甚至是有意识地跳脱固有观念：“我写香港是比较谨慎的，我不太喜欢某种成见式的东西。所以，我会让这座城市自己去发言，换言之，就是我表达的香港，是一个复合体。它的各种可能性，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的交接和碰撞，各种元素相遇的过程，我将它们写出来。这里面并不包括我的判断，也不存在以南京的眼光去代入。”④其次，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相隔半个多世纪，文化语境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从半殖民地的大陆去看殖民时期的香港，持外在的关注视角;葛亮则身处国力日趋强盛的新世纪，香港主权业已收回，对城市的书写更趋于表达在地者的感受。张爱玲的香港城市想象较为单一，延续了其写作中一贯的痴男怨女故事;而葛亮则更多对现实的关注，关注香港底层生活，体现了更复杂的体验。
与张爱玲笔下的双城书写一直是一套笔墨不同，葛亮写内地和香港用的是两套笔墨。同为香港的书写者，张爱玲停留于上层社会，以来自大上海的骄傲，完成了富含殖民地特色的香港想象;葛亮则塌下身来，努力深入底层，挖掘香港的地域文化，展现一个打破了光怪陆离的凹凸镜之后的香港。对异乡的书写还同时引发了葛亮对“家城”的重新观照，葛亮曾在专访中表示，是香港人对集体回忆的重视，触动了他对南京的思考，原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异乡”成为集体重视的财富。现代化进程使城市的个性日渐模糊，文化保育的迫切性使葛亮把目光重新聚集于南京城，如此，便促成了他对城市时空新的构建。
二、城市时空的构建
在都市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开拓，是葛亮相较于张爱玲关于城市想象的新变。一方面，葛亮拉长了都市时间，使城市中的时间由静态变为流动;另一方面，其笔下的城市空间更加开阔，相应的其作品中也展现了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增加了城市书写的厚度。与此同时，两位作家对于城市景观的呈现也有不同侧重，张爱玲主要立足于中产的破败贵族，葛亮的作品中则既有贵族世家，也有对底层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传达出不同意味的文学观。
张爱玲笔下的时间常常呈现为滞后甚至是静止状态，即便是大跨度的时间流逝，对人物命运本质上却不产生什么影响。这样的静态时间具有心理时间的性质，与张爱玲内敛的心理特质相关。《倾城之恋》的开篇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館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⑤这里的白公馆似乎生活在变化的上海之外，也存在于流动的时间之外。《金锁记》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⑥这样的语态使城市进入了一个静态的时间流中，曹七巧以凝滞的心态面对儿女的成长以及丈夫、婆婆和儿媳妇的相继死亡，她狭隘的心理、闭塞的生活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发生变化。在《金锁记》的最后，张爱玲写到：“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⑦虽然张爱玲以带有时间标志的三十年作为小说的始末，但曹七巧的这三十年恍如一瞬，她依旧被困在三十年前那个静态时间里，体现了人物性格中的自我封闭。张爱玲对城市的书写缺乏历史时间，她在处理时间时主要关注的是时间切面，小说中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这个局限的时间切面上展现，类似的时间切面便形成了具有封闭性的城市空间。所以，张爱玲涉及城市的小说，其时间似乎被空间化了。这种空间化的城市现象，抑或可以看作是另一条追寻现代性的路径，不指向时间演进而是空间发掘，也就是通过居室、服饰、建筑等城市因素的描写，展现新旧转型期城市的风貌。这也是当时被主流文学如左翼文学忽视，却为张爱玲所注重的一点，由此她对城市的书写体现出“物化”的苍凉美学。
张爱玲的城市空间少有太多变动，人物往往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她的城市空间的封闭与阻隔，使人物在封闭状态下彼此映射和影响，构成自演自赏的一台戏。以上海为背景的《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姜公馆，来自外部的信息则基本上是由进出姜公馆的人带入的。在张爱玲笔下，人物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家族内部的物质空间，这样的家族空间与外部的都市空间是彼此隔绝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人物偶或移步海滩、饭店、街市，却较少有细致的场景描摹，描写重心往往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上。另外，人物即使进行了流动，活动空间也会被聚集和浓缩，成为被限定的场所。《封锁》尤为典型，其背景为战时的大上海，故事却仅仅在某街区的电车上这样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内展开。尽管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丰富都需要空间，张爱玲大量作品中的人物活动空间却很少变更，即使发生转换也会很快回归。众多人物主要的活动往往被限定于一座建筑之内，故事的展开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各个人物在不同房间内穿梭，构成彼此的交错。这种城市叙述空间的封闭性和局限性，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的狭窄，更促成了人物关系的局限和闭塞。
与张爱玲的静止时间相对，葛亮则赋予都市时间以流动性，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展现都市风貌，勾勒了更加丰富的人物画卷。《朱雀》的故事时间跨度从当代回溯到民国，又一路追寻，经过抗日战争、文革等又回归至20世纪中叶，形成一个环形时间链。随着时间的流动，主要人物卢文笙和冯仁桢从孩童成长起来，经历种种风雨沧桑，作品既触及轰轰烈烈的政治、战争，也深入到琐碎的民间生活。葛亮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停在原地，也不会给人一种几十年白白流去的感觉，与张爱玲城市想象中的封闭性叙事时间形成对比。
虽然在部分篇目中，葛亮也会把人物放置在一个固定的活动范围内，但其人物活动空间是闭合状态与开放状态并存的。相对于中短篇作品，其长篇小说的城市空间则更为宽广。《朱雀》中，许廷迈从英伦北部的格拉斯哥来到南京，空间描写由南京城的夫子庙开始，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读者随着人物的脚步，领略了南京西市和东市的风景，体验了地下赌场，游走于秦淮河畔，参观了古迹“魁光阁”“江南贡院”，相继品尝了南京的“秦淮八绝”等诸多美食。葛亮并没有把程囡和许廷迈这条线索固定到某个空间内，而是借着程囡，使许廷迈周游于南京，领略这里的风土人情。关于许廷迈这个人物的安排，葛亮看重的是其身上的可能性：“我喜欢一种既安静又变动不居的感觉。这或许需要依赖空间的转换来实现。其实我的经历也并不复杂，我是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中生活不太会有挣扎的感觉。”⑧或许就是因为葛亮追求“安静又变动不安的感觉”，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不存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封闭性和阻隔。
此外，葛亮还特别注重不同空间之间、不同时间之间的交错，形成一种别具意义的互文感。《北鸢》中出现了三座城市——襄城、天津、上海，这三个城市空间不是虚空的，它们在葛亮笔下被赋予了与历史碰撞后的自己的个性。卢文笙在襄城、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之间游走，构成了不同空间和时间内的交流，同时三个空间的不同经历也造就了卢文笙不同的人生际遇。葛亮在谈到《北鸢》时表示，这三个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时间上的比对与融通，譬如襄城的照相馆里的布景“平津八景”，这一设计就使襄城与天津两个空间进行了叠合，体现出卢文笙在襄城对天津的向往和憧憬，同时也蕴含着文化之间的比对。
与张爱玲致力于表现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体味相对，葛亮则更加关注时代漩涡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葛亮以“小说香港，为这些年的遇见”⑨总结《浣熊》的主要内容，把目光聚焦于香港本土种种现实场景。香港的民风民俗是葛亮格外关注的，尤其是濒危凋零的成分，如传统的节庆与风俗。应该说《浣熊》是一本“落在实处”的小说，而正是“落到实处”的生活才更加没有边界局限。葛亮认为，“空间是表述时间的容器。考察空间，对我而言，是获得历史体认感的捷径。”⑩这不仅是他书写城市的原因，更是他书写城市的原则。在葛亮的小说中，家与都市的空间是相互连通的，葛亮笔下的都市作为一个整体是流通且开放的，正是这样的叙事态度，呈现了现代都市开放空间的基本形式。
三、历史与日常的同构
在城市想象的过程中，张爱玲对“大”的冷漠规避与对“小”的念兹在兹的书写方式，造就了她在都市日常生活刻画方面的创作实绩。葛亮也非常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深入社会现实又超越现实，旨在通过日常生活展现人类的精神原乡。与此同时，他又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叙事，而是将历史因素加入文本，并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和时代的机缘，在历史和日常的同构上不吝笔墨，使张爱玲的城市书写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延续以及发展。
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擅长把她熟悉的生活面貌当作文学创作的故事框架，少有激烈的戏剧冲突特别是外部冲突，多是都市男女的心理和精神冲突，尤对细节有出色的描摹。《金锁记》聚焦姜公馆，着力刻画曹七巧在姜公馆的日常生活，在姜家分家之后，也仍旧专注于日常生活叙事，着笔于长白、长安的婚恋生活。小说借童世舫的眼睛审视曹七巧，由“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到手中的“大红热水袋”、楼梯上的“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等，无不展现了张爱玲对细节的专注。《沉香屑·第一炉香》借上海女子葛薇龙的眼光观照香港局部，没有对战前的时代动荡进行刻画，而是倾心于葛薇龙在梁太太的圈套中日渐沦陷的探微。《红玫瑰与白玫瑰》把目光锁定在佟振保、王娇蕊和孟烟鹂之间，撰写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至于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似乎并不重要。小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张爱玲深谙这一特点，并且欣赏、关注着酝酿这种文化的世俗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张爱玲热衷于书写都市里的男女日常，很少触及宏大叙事。她虽经历过新旧交替和时代动荡，但宏大叙事依旧是她所摒弃的。她认为：“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该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因此，在张爱玲对城市的书写中，宏大的历史叙事所指涉的时代意义被边缘化，“大叙事”被都市琐碎的日常生活消解了。张爱玲一贯倾向于颠覆，城格和人格的互相指涉又无意间点出她的美学观：永远的消解和不确信，永远的趋于破碎和不圆满，永远的破坏现世和谐。这种美学观既源于动荡的大时代也源自她破败的家族，她的城市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人物亦是如此。
葛亮把握了张爱玲细致入微的城市书写方式，他的小说创作中也不乏都市日常的描写。《小山河》的书衣上有这么一句话：“无论时代怎么惊涛骇浪，人的小日子，还是一样要过。”这句话如果用来概括张爱玲的作品，也同样合适。葛亮接受采访时强调：“戏剧性不再是我写作的重点，我反而想写那些看似剧烈、不堪的人生中习以为常的部分。”这不仅点明了《小山河》的题旨，也传达了他城市想象的倾向之一，即历史传奇之下的日常生活刻画。葛亮认为人之常情是最感人肺腑的，这是葛亮即使在大历史背景下也依旧不忘小日常和民间烟火的重要原因。《七声》《戏年》和《朱雀》都描绘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流露出浓浓的民间烟火气。小说集《七声》是关于生活的七宗，它将不同人家的零碎聲响凝聚为大的和音，在这和音深处浮现出时代的轮廓即民间。葛亮借毛果的眼发现普通百姓家的生活琐细：洪才家院子里的鹅和狗、陶罐子里的酸梅汤、蒸屉里的青团、后院的葡萄藤和农作物……身处南京市中心与洪才家独特的民间烟火气息构成一种有趣的冲击和交融。《朱雀》对程云和一家文革之前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譬如端午节做粽子，开春撸榆钱，入秋用红薯做稀饭，以及用炒米、豆腐、胡萝卜等做素饭等等。有学者认为，葛亮的小说从《朱雀》到《北鸢》，历史叙事是故事外在的躯壳，是葛亮书写城市和历史的承载体，而历史缝隙之间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弥散的诗学和美学品质，才是作者想要倾力表现的故事之核。
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忽略葛亮书写历史的企图。不同于张爱玲的城市想象中历史因素和宏大叙事的被消解和边缘化，葛亮的作品中历史因素和时代动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借助于形形色色人物的遭际来展现时代的洪流，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朱雀》对抗日战争记叙的开始，是通过描写叶毓芝被日本士兵轮奸致死的悲惨场面完成的，之后程云和所在的安全区基督教堂被日军搜索，程云和被日军带走等事件也进一步再现了战时的南京城。《北鸢》中葛亮对民国时期的刻画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相较于张爱玲，葛亮还是更愿意成为历史的在场者。
葛亮在《朱雀》《北鸢》等作品中展现了大跨度的中国历史。《朱雀》中的人物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反右、文革等，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梳理不可谓不详细。小说写到，“七月六日当天，芥川所在的军部受到了来自丰台的增援令。第二日，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八年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四点声明。七月二十日，全国各报头条刊登了蒋介石身着军装在庐山发表谈话的照片，并刊登了庐山谈话的消息。照片上的蒋委员长，情绪激昂，高举拳头。”葛亮结合史料，尽可能清晰地绘制历史画卷。于是卢沟桥事变、天津失陷、北平告急、淞沪战争等相继出现在小说中，叙述者以客观的口吻，再现战争时期中国满目疮痍的局面。在葛亮对战争的书写中，轰鸣声、炸弹、尸体、鲜血充斥字里行间，同时司令长官和守防士兵对于战斗的决心和大势已去的疲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北鸢》中也有相应的历史书写，军阀失势、伶人救国、学生参与革命和示威游行一类画面屡见不鲜，展现了军阀统治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形成了民国时期的人物群像。除了战争，葛亮在流动的都市时间里，还对各种运动等进行了书写，相关的历史事件带来的影响纷纷投射到人物身上。葛亮借人物的悲欢离合将历史民间化，同时又使城市与人物之间进行文化同构，“城格”与“人格”的交融是对张爱玲的城市书写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葛亮对历史的不规避和叙述的自信，是在他多番查阅资料和做案头工作之后才达成的。葛亮曾表示：“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场者，‘格物’令我可以比较自然地进入到在场者的角色。一方面我需要查找非常多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也要依靠对我长辈的交流、访问。”结合搜集到的各类资料，葛亮还进行着自己的思考。《杨楼》部分书写了卢文笙去参加革命的过程，并就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这里地处巨野县东南，属大义镇，离开县城足有二十五公里。腹地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九团二次到达莒南，未及半年，已在莒南地区建立其抗日根据地。”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军营情况的刻画，葛亮借用想象使自己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让读者跟随主人公一起，走进战争现场。
相比之下，葛亮对于“城格”和“人格”的塑造其实中规中矩，指向的是一种呈现和感喟，而绝无颠覆。葛亮的“载道”，可以说正是张爱玲想要远离的。如果说张爱玲的城市永远指向一种颠覆、耽溺，流露出很强的末世感，那么葛亮则总有些匡正、教化，体现着救世的责任感。张爱玲关注的是城市的小时代，葛亮关注的是城市的大时代。葛亮在文本中强化了历史因素，他对大事件和历史从未采取规避的方式，相反，葛亮努力成为历史的在场者，去揭示社会动荡对城市和市民带来的影响，从中体现出历史洪流中的人世本相。
四、结语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人是城市的主体，创造着城市;同时，城市又规约着人类活动，并塑造着城市中的每个人。赵园认为：“城以其文化力量施之于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收获不同结果，却又令人由品性大异的人们那里，隐约辨识出同一个城的印记。”葛亮和张爱玲一样，都想描绘出自己热爱的城市，关注人性的变与不变，与此同时，他们又有着不尽相同的经历、立场和心态，这就造成了他们笔下城市时空、历史与日常的不同构型。
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中曾提到城市的“性别构形”，所谓构形有两层含义，首先指的是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其次指的是以文本书写城市中运用的认知、感觉、观念工具。所以“性别构形”中的性别既是表现也是自我表现，它来自各种社会技术，来自制度化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做法，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有趣的是，与张爱玲相似，葛亮在进行城市想象时也将“我城”性别化，或者说女性化了。《朱雀》中女性角色承担着关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想象，小说以叶家三代女性的命运变迁轨迹为主线，将大历史语境中南京城的浮沉和女性命运紧密相扣。然而，相较于张爱玲，葛亮的视野更开阔，格局也更宏大。葛亮在《朱雀》中提到，南京女人带有一种“烈”与“韧”的性格，这种“烈”是动乱之中女性独有的血性，而“韧”则是历史动荡中城与人的执着与勇敢。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这座古城必然是处在时代的漩涡中，经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考验。葛亮想要表现的南京，是在和各种外来者之间的碰撞、磨砺、磨合中日趋成熟。他既会以外来者的眼光打量“异乡”，又会深入异域，力求写出本土文化;他既挖掘普通百姓的城市日常，又注意换位让读者跟着“外来者”去体验我们可能熟悉的城市文化。多样的视角设置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设计，也更能够全方位地体现一个城市文化样貌的错综复杂。在《北鸢》中除了虚构的襄城以外，还有天津和上海两座城市空间，天津和南京都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城市的格局是日常化的，天津的气性是随性惬意。多个城市交叉互现，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也是葛亮城市书写的刻意求变。
张爱玲和葛亮在不同的语境中，在城市想象的场域产生了一次碰撞。张爱玲的城市是痴男怨女在战火烽烟的小小背景中，打造乱世中的诺亚方舟，流淌着一种悼亡。葛亮的城市则是大时代的主舞台，大人物和小人物纷纷走过，渗透着很强的历史感。相比之下，葛亮更多地承续了新文学启蒙的火种，既思考人的发展，也关注时代的走向。文学作品中的城市想象里，城与人实际上是无法分离的。人的故事里有城的“常”与“变”，城的故事里也有人的“悲”与“欢”，人与城互相支撑、互相见证，构成了富有意味的镜像。
①赵明宇.葛亮：《平和比戏剧性更强大》，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9月16日。
②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03.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第16页。
③ 葛亮：《我永恒的信仰和快乐》，《书香两岸》2011年第3期。
④⑩ 行超、葛亮：《我喜欢历史中的意外》，《文艺报》2014年8月20日。
⑤⑥⑦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07.中短篇小说：1943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第1页，第45页。
⑧ 行超、葛亮：《距离感与小说的可能性》，《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6期。
⑨ 葛亮：《浣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刘怀玉：《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
葛亮：《小山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康春华：《历史、命运与文化日常——葛亮〈朱雀〉及〈北鸢〉中的城市想象》，《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朱蓉婷、葛亮：《历史是我的藏身之处》，《南方都市报》2016年9月25日。
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页。
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991版，第170页。
张英进：《时间、空间与性别构型——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 Eileen Chang to Ge Liang： the Change of
Urban Imagination over Time
Yu Chunling and Lian Bingbing
Abstract： Like Eileen Chang， with her ‘A tale of two cities，’ Ge Liang is also keen on writing about ‘home city’ and ‘foreign land，’ as both of them are concerned with city life， getting deep into the texture of the quotidian.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Ge Liang’s imagination experienced a new change in that he broke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urban space and time under Chang’s pen as space of city imagination became expansive instead of being closed up， and time also turne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when he， unlike Chang who avoided the times and history， further deepened the method of writing about how people and the city live togeth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ors that prominently influence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By comparison， Ge Liang’s city imagination takes its cu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new literature by turning from a mourning for the messy times to a nostalgia for the torrent of the times.
Keywords： Ge Liang， Eileen Chang， city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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