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呈现了突围、反叛、融合的嬗变主题，反映了聂华苓不同时期的创作心境，是深入探索作家精神世界和小说美学的关键锁钥。《失去的金铃子》中，主体通过突围行动找寻身体自由，映射了六十年代初期作家的孤绝与奋战心境;《桑青与桃红》中，桑青通过反叛求索身体与精神的双向自由，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流亡命运的典型代表;《千山外，水长流》中，莲儿融合中西文化探寻个体、家国、世界自由精神的实现路径，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作家对自由世界的美好希冀。突围—反叛—融合是聂华苓长篇小说自由主题的发展，体现了从探寻肉身自由至精神自由、自由中国至世界自由的嬗变，形象反映了作家精神史和理想观的成熟，显示了对自由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寻。
关键词：聂华苓;长篇小说;突围;反叛;融合;自由
中圖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2-0057-08
“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旅美华人文学巨擘聂华苓凭借丰厚的文学成就和广泛的文学活动享誉中外。怀揣“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聂华苓不仅统筹兼顾中西优秀艺术，撰著数部文学经典，而且与丈夫自筹经费创办盛名远扬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为世界优秀文艺家交流对话创造机会。1976年，24个国家联合推举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使聂华苓成为该奖项提名的首位华人。对这位生命历程缤纷多彩、文学作品沈博绝丽、文学活动遍及四海的艺术家，开展深入而全面的专门研究实属紧迫且必要。目前，国内仅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聂华苓研究专集》①和《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②，其中收入了部分作家访谈、文学年表、聂华苓创作谈和评论文章等，另经不完全统计，知网和台湾网站发表有相关论文430余篇。综观现有研究，离散书写、女性意识、艺术特色、地域文化、《自由中国》文艺栏、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等是关注焦点，尽管取得的成果丰富，但由于学科动态发展和作家文学活动持存等原因，需要寻找崭新视角不断拓新。作为时间和空间跨度极大的作家，聂华苓长篇小说主题受历史影响呈现明晰的嬗变过程，具体表现为突围—反叛—融合，但鲜有文章系统阐释。突围—反叛—融合是聂华苓长篇小说追求自由的历程，体现了从探寻肉身自由至精神自由、自由中国至世界自由的衍变，形象反映了作家精神史和理想观的发展、成熟，显示聂华苓对自由世界执着追寻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基于此，本文旨在解决《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三部小说自由受缚之原因，突围、反叛、融合在追寻自由的行动衍变，主体对自由追求的发展变化等。
一、突围：身体自由之寻觅
《失去的金铃子》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少女苓子在故乡的见闻与经历，通过描写封建乡村社会对人的压制与迫害，表现人在身体自由极度匮乏下的悲惨现实和残酷处境。面对身体不得自由的普遍困境，主人公通过突围、出走的方式重寻自由，为自我与他人开辟一条希望之路。
小说中，限制身体自由的原因主要有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两个层面。社会环境中，抗日战争摧毁身体、封建社会禁锢身体，二者使身体溢出自我管控的范围，从而破坏主体自由和主动掌控身体的本能权利。首先，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流离失所，不仅无法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而且随时让身体面临消亡的险境，主要通过学生和农民得以体现。例如，苓子在学校中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在回家途中经历了频繁的敌军轰炸，更有甚者，一名沦陷区高考落榜生因为无家可归而跳江自杀;三星寨中，汪大妈一家在逃难途中去世了五口人。动荡的社会环境剥夺了身体对生存境遇的主动选择，只能通过被动的逃离躲避死亡，从而使得身体处于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外。
其次，传统的封建社会通过困守、抗拒、限制、陷害、熏染等方式禁锢肉体，使生机无限的活泼身体渐趋枯萎与死灭。第一，年轻美丽的寡妇巧姨没有身体的行动自由，外出需要以正当理由向公婆请示，只能困守在逼仄、阴暗的家中伺候婆婆抽烟、捶腿，由此逐渐丧失年轻的活力而过分宁静。后来与尹之恋爱被发现时，她没有勇气选择和恋人一起出走，而宁愿吞金自杀去消灭身体，借此结束身体被哂笑、议论的窘态。封建社会对寡妇的基本要求是遵守贞操，以“消除个体的自由和个性的思想”③服从宗族利益，导致她们的身体欲望遭受严重压抑，即使偶有追寻身体自由的女性最终也会再次面临封建思想的荼毒。第二，庄家姨爷爷因为大儿子娶了离婚女人而拒绝承认他们，让他们无家可回。封建社会用贞洁衡量离婚女人，认为离婚女人败坏家风，因此庄家姨爷爷为了面子问题不惜斩断血缘亲情，不仅让两个年轻的身体漂泊在外，而且也使自我的身体忍受相思之苦。第三，为了遵守媒妁之约，黎家姨妈限制女儿读书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决定尽早把她嫁给疾病患者，因此女儿的身体只是父母完成约定的物件。第四，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封建思想浓厚的庄家姨爷爷无法忍受儿媳与尹之的恋爱，所以设计陷害尹之贩卖烟火，导致尹之被警察抓走并面临枪毙。第五，活泼可爱、朝气蓬勃的苓子初入乡村时为他人带来许多欢乐与生机，是人们眼中的“小太阳”，然而封建思想却凭借强大的渲染力不断摧残苓子的生命，让她在旁观与亲历日常事件中感受理想的幻灭，最后对周围的一切心灰意冷，以至于在风雪之夜中差点丧生。封建思想以各种方式禁锢肉体，使身体压抑、扭曲、变形、堕落，造成人无法掌控自身肉体的荒诞局面。
限制身体自由的个人因素主要通过主人公苓子表现，具体包括爱情失落、友情失落和理想失落对身体自由的破坏几方面。首先，苓子对尹之舅舅的爱意萌生与终止于身体。尹之舅舅的身体健壮、结实，力量感十足，其前女友的身体婀娜窈窕，苓子在幻想女人的身体时自觉代入女友的身份，萌生对尹之舅舅的爱意。在一厢情愿的爱情中，苓子尽管通过装病或晕倒接触了尹之舅舅的身体，但对身体冲动的压抑仍然占据主要位置，从而使得身体在羁绊与束缚中痛苦挣扎，甚至遭到“某一种理想的幻灭”④。其次，当丫丫有爱情困扰时，自觉疏远了与苓子的联系，导致苓子失去了一个可以结伴而行的伙伴和互诉衷肠的朋友，因此身体处于无序状态，只能通过盲目爬山去放任身体。放纵身体并不意味对身体的主动掌握，而是脱离了精神指导把身体作为行尸走肉，从而让身体在表面自由中陷入深层次的混乱与不自由的景况。再次，高考落榜后，对未来不知何去何从的苓子面临留与走的选择，理想的失落最初限制她的身体自由，让其惧怕走入城市再次求学。爱情、友情、理想的落空破坏身体的自由生长，使身体压抑、放任、彷徨，阻碍了主体对身体的理性掌控和科学管理。
在正视他人和自我身体不自由的悲剧现实下，苓子选择突围的方式寻找光明，为众人的身体开辟一条自由之道，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首先，通过把自身的朝气与活力注入暮气与死气的封建社会，希冀为不自由的身体带来自由之光。例如，苓子不仅为丫丫讲述外面的世界，鼓励丫丫外出读书，而且夸赞巧姨的美丽，希望她找回青春的活泼与开朗。其次，当意识到自我的无心之举可能会毁灭尹之舅舅和巧姨两个无辜鲜活的身体时，为了弥补过错，苓子冒着生命危险在风雪弥漫的山坡上传递消息。再次，“当厌恶性条件是由他人引起时，逃遁和躲避在为自由而做出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要重要得多。”⑤当发现自我非但不能冲破封建社会为他人带来身体自由，反而自己的身体自由在封建思想的侵害下愈发受到禁锢时，苓子最后毅然选择携带亲友离开这个黑暗之境，努力去崭新世界为自我和他人突围出一条自由之路。“自由主义是一强调个人、个体性的思考体系”⑥，由感染他人、无畏牺牲、勇敢出走的行动衍变，苓子为争取身体自由进行的突围方式日渐成熟。
把《失去的金铃子》与《城南旧事》《梦回青河》进行比较，能考察小说书写身体自由的独特性。三部小说具有相关性与可比性。第一，三位女性作者的赴台时间和创作时间大致相似。聂华苓于1949年赴台，1961年发表《失去的金铃子》;林海音于1948年赴台，1960年发表《城南旧事》;於梨华于1946年赴台，1963年发表《梦回青河》。第二，三部小说的主人公皆为女性。《失去的金铃子》为18岁的苓子，《城南旧事》为6-12岁的英子，《梦回青河》为12-18岁的定玉。第三，三部小说都是对故乡生活的追忆。《失去的金铃子》是对抗战时期作者暂时避难的三斗坪之回忆，《城南旧事》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者在北京童年生活的回忆，《梦回青河》是对20世纪三十四年代作者在浙江镇海中学生活的回忆。第四，三部小说的创作心境都与现实的挫折相联。《失去的金铃子》是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作者于被监视的情况下身心饱受煎熬的创作;五十年代，离乡去台的大陆人“深感返回无期，大都患了思乡病”⑦。《城南旧事》是作家在浓厚的思乡情结下对故土的想念;《梦回青河》是作家初到美国与异国文化不相融背景中，在孤独与失落感下对故乡的深切怀恋。第五，三部小说都包含身体自由的主题。《失去的金铃子》《城南旧事》和《梦回青河》都描述了自由身体至不自由身体的变化历程，但主体应如何重获身体自由，三部小说的处理方式大不相同。
在描述身体自由主题方面，三部小说的共性与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城南旧事》描写了自由身体对不自由身体的救赎历程，而《梦回青河》和《失去的金铃子》侧重表现迫害和救赎的双重经验。《城南旧事》中，英子虽然年幼懵懂，但为使秀贞和妞儿的受困身躯获得解放、找寻幸福，也大胆做出安排她们夜晚见面、相认的决定。《梦回青河》中，定玉因为爱情和个人前途对美云进行两次身体伤害，伤害的结果分别是受害者的惊恐和死亡。面对第一次伤害未果，定玉非但没有进行深刻忏悔，反而对美云的逃脱感到愤怒与失望;当第二次迫害发生时，定玉认识到自我的错误并与恶势力争斗，在救助无望导致美云自杀时，定玉虽然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但仍无法勇敢承认错误，只能借助出走的机会逃避良心的谴责、重新做人。相较之下，《失去的金铃子》虽然迫害的原因少，但救赎的程度重。小说中，苓子因为爱情失落对巧姨进行了一次身体伤害，结果导致巧姨生死未明，为了挽救巧姨的生命，苓子不惧艰难险阻，甚至在寻找她的路途中险些丧命。
其次，《城南旧事》《梦回青河》和《失去的金铃子》都呈现了身体从自由至不自由的发展衍变，但面对不自由的身体，主体的处理方式各异。《城南旧事》中，伴随身边人的离开尤其是父亲的逝去，英子的自由身体受到现实生活的束缚，所以感受成长的表现之一是不自由身体的出现，而为了分担家庭的重荷，她最终选择接受与适应身体的不自由状态。《梦回青河》和《失去的金铃子》中，定玉和苓子最终都选择出走的突围方式寻找身体自由，但定玉是满怀歉疚地走向他者铺就的道路，寻找父亲的依靠和庇护去洗刷身体的罪恶，而苓子作为身体自由道路的开创者，是问心无愧、满怀希望的走向一条未知之路，积极乐观地为他人探索前进方向。
通过对比得知，《失去的金铃子》体现了一是自由身体虽然对不自由身体有过迫害，但救赎的程度也较大，二是主体追寻自由身体的愿望更加强烈，所以采取决绝的行动突围，希冀为自我和他人寻找自由身体的生长环境。总体观之，《失去的金铃子》的突围是孤绝者反抗绝望的勇敢行动，体现了主体坚韧的生命意志和强烈的自由精神。
小说人物从身体自由至不自由的衍变符合作家的现实处境，通过赋予主体强烈的突围斗志表现作家追求身体自由的决心与毅力。首先，50年代前期，台湾文坛在“战斗文艺”的号召下八股之风盛行，文学创作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假大空”困境。50年代中后期，非“战斗文艺”对“战斗文艺”进行反拨，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人文性，出现了数量与质量可观的怀乡文学、乡土文学等，“拓展了一个多元典律的空间，直接孕育着台湾文学精神”⑧。文学杂志作为文学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双向互动关系。《自由中国》杂志自1949年创刊至1960年终刊，见证了五十年代台湾文学的基本发展与走向。1949年
——1952年，受文学场域的影响，文艺栏主要发表当局倡议的“战斗文艺”。1953年，自聂华苓接任文艺栏主编后，杂志以纯文学的标准选取作品，刊载了许多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具的优秀文学，对非“战斗文艺”文学场域的形成发挥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
其次，1960年，发刊十一年的《自由中国》杂志被迫停刊，雷震、傅正等人被捕，聂华苓受到监视被迫与世隔绝一年。《自由中国》对聂华苓影响深远，不仅使她的“个性受到尊重”、“创作兴趣得以发挥”，而且还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身上看到“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⑨。自1953年担任《自由中国》文艺栏主编始，聂华苓秉承艺术至上的原则刊登各类文学经典，“直接冲击了泛政治化倾向”⑩，为五十年代僵化的台湾文坛注入生机。因此，不难想象作者在隔绝时期身心受到的双重煎熬：一方面为理想与正义付诸东流感到无奈与绝望，另一方面在世态炎凉中陷入深切的孤独和对人性的强烈怀疑。为民请命的《自由中国》仁人志士有的坐牢，有的受到特务监视，生死未卜、前途渺茫，聂华苓也犹如一座孤岛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面对亦师亦友的同事們和自我的悲剧命运，对台湾社会的绝望和对生命的绝望充斥心间。如何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中冲出重围，作者通过创作《失去的金铃子》来表达这一思考，达到自我疗救和警示后人的目的与希望。
因此在《失去的金铃子》中，面对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对身体自由的限制，主人公以感染他人、无畏牺牲、勇敢出走的突围方式表达追求身体自由的勇气和决心，体现了坚韧的生命意志和强烈的自由精神，是作者希冀在《自由中国》停刊后重寻自由的形象反映。
二、反叛：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双向追寻
《桑青与桃红》讲述20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桑青在瞿塘峡—北平—台湾—美国的流亡史，表现人物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面临侵害的悲剧命运，同时“以一个边缘弱势却不甘心受困的女性文化英雄来反抗和戏弄中外霸权话语”，形象反映了作者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之热忱。尽管后来主人公因为丧失自由出现精神分裂，但对不自由世界的反叛仍是其始终如一的行动举措。
桑青的身体不自由和精神不自由分别通过困守和放逐表现。瞿塘峡搁浅和台北阁楼形成一个封闭空间，束缚了人物身体的活动范围，使身体在不自由的状态中萎缩、扭曲;北平和台北的放逐生活让人物在表面的身体自由中感受精神的无所依归，从而陷入更深层次的精神羁绊。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束缚表现了时空环境对主体的强烈挤压，深刻反映了离散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起伏。
船和阁楼代表的逼仄空间与死亡空间近在咫尺，不仅限制身体行动、摧残身体活力，而且通过营造窒息环境使身体面临死灭的边缘。首先，船的搁浅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通过描述老人、青年学生、农村妇女和新生婴儿困囿于一只船上，暗示抗战时期全体中国人的苦难遭遇。在六天的搁浅时间中，船中的人从有希望的呼救到绝望的听天由命，反映了身体受困的程度日益严重。其次，阁楼中人物身体的不自由状态更加严重，表现“人困在台湾那个小岛上个性的变化，突出受困的感觉”。第一，阁楼中的人物没有言语的沟通和行动的自由。因为受到监视和躲避警察的追捕，桑青一家选择用书面语言代替话语交流，只能弯腰或躺卧于低矮的阁楼，没有外出行走的机会。第二，阁楼上的钟表永远停留在十二点十三分，表明人物在停滞不前的时光中消磨生命。第三，桑娃作为下一代不仅失去了言语和行动的能力，而且只能通过幻想神怪故事来满足对一无所知世界的想象。通过对船和阁楼中人物身体自由的桎梏描述，可以发现主体失去自由的轻重程度：船中的人物在搁浅时期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主动进行呐喊与狂欢，是身体在不自由世界的自由高歌，阁楼中的人物不敢进行言语沟通与自由行动，体现了更为强烈的身体受困状态;尽管两种环境都没有精准的时间记载，但船中的人物仍能明确记住具体的天数，而阁楼中的人物在日复一日的麻木状态中忘却了时间;船中的新生婴儿代表充满希望的下一代，而阁楼中已然失去身体自由的桑娃寓示下一代的衰颓。
当船和阁楼中的身体自由被压抑到极致后，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介入虽然使主体通过逃离获得肉体的暂时解放，但反而让精神自由陷入严重受缚中。搁浅和阁楼事件发生后，桑青分别从瞿塘峡逃至北平、台湾逃至美国。解放战争期间的北平，以沈家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固守传统的三纲五常，拒绝接受与时俱进的现代思想，压制桑青独立思想和女性意识的生长;七十年代的美国，移民问题、种族歧视、欲望狂欢等摧毁桑青的个人意志，使其精神分裂。首先，封建社会的夫权、父权思想阻碍主体自由精神的发展，例如，家纲以夫权文化让桑青无条件顺从自己，辱骂桑青之前的情感经历为不贞洁的肮脏行为;“象征着旧制度垂死的惨痛”，沈伯母教育桑青遵守妇德，接受家纲对感情的不忠现象;结婚时《女儿经》的宣读引导桑青为家庭牺牲个人追求，消除自我的喜怒哀乐。其次，美国社会虽然提倡自由、民主，然而也存在种种不公平思想，对主体自由精神的残害力度不可小觑。例如，移民局的人迫使桑青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种族歧视让桑青等中国人孤独寂寞、精神漂泊;欲望狂欢的社会戕害人的精神健康和自我反思，使个体在表面的自由中沉沦堕落。通过对主人公在北平和美国时期的精神压抑现象，可以发现：北平的父权、夫权等封建思想规约人物的精神世界，阻碍主体自由意志的稳步生长;美国社会的表面自由和深层羁绊使人物在欲望和约束间迷茫，进而造成精神分裂。
面对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双重压抑，主体凭借锲而不舍、永不妥协、誓死奋争的精神斗志，利用反叛的方式努力在“父权文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各种霸权结构中不断为自己协商空间”，“一面向后反抗来自传统旧制度的束缚，一面向前探索着全新的求生道路”，寻找身体与心灵的绝对自由。首先，“自由与奴役的斗争在外在的、客体化和外化的世界里展开。”为了争取身体自由，人物不遗余力反抗死亡、反抗极权社会。瞿塘峡搁浅时期，桑青等人体验了生命的渺小与死亡的威胁，通过呼救、占卜、狂欢等方式抵抗死亡，体现了生命意识的觉醒;五十年代末的台湾是白色恐怖笼罩的孤岛、寂若死灰，困守在岛上的人们如被监禁于暗无天日的阁楼一样，没有言语和行动的自由。因为家纲挪用公款，桑青一家躲在肮脏、昏暗的阁楼中，在永不见天日的环境中与老鼠共同生活。为了获取身体自由，桑青通过走出阁楼对极权社会进行反叛。相较之下，家纲代表沉沦的一类人，他们缺乏对抗黑暗社会的勇气与力量，只能在欲望的世界中堕落、死去。桑娃代表畸形社会中新生的一代，他们只有承继桑青的反叛精神，才能重见社会的光明。
其次，为了获得精神自由，主体尽心竭力反抗封建思想、反抗种族歧视和社会的冰冷面。第一，桑青与沈伯母代表的父权文化格格不入、与家纲代表的夫权文化相互抵触，体现了女性主义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沈伯母以传递香火的名义施行残害他人的凶残行为，代表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与之相对，桑青代表初步生长的现代文明，尽管对父权文化没有强烈批判，但是其沉默姿态本身暗含无声的抗争。此外，桑青听闻与目睹了家纲的风流韵事后立即购买回家的机票，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抗争，但最终没有离开而与家纲结合反映了抗争尚处于发展阶段，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第二，桑青、小邓、江一波、丹红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在人际冷漠和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中全患有严重的思乡病，侧面反映美国“在物质文明掩蓋下的腐朽、堕落与精神苦闷等”。为了对抗现代社会的冷酷、增添社会活力，桑青从原始的自然生命中寻找出路，为生育这一行动涂抹浓烈的英雄色彩，体现了抗争意识的彻底成熟。
把《桑青与桃红》与《傅家的儿女们》《昨日之怒》进行比较，能探析小说书写自由主题的独特性。三部小说具有相似性与可比性。首先，作者的赴美时间和小说的创作时间大致相似。聂华苓1964年赴美，1976年发表《桑青与桃红》;於梨华1953年赴美，1975年发表《傅家的儿女们》;张系国1966年赴美，1978年发表《昨日之怒》。其次，三部小说都表现身体与精神的受困主题，但侧重于描述精神的不自由现象。《桑青与桃红》通过对四个时空的离散书写，反映抗战时期、极权社会对人物的身体摧残，封建文化、种族歧视等带来的精神压抑，其中主体在美国的精神流变穿插于全书各个章节;《傅家的儿女们》既书写了父权文化对子女的身体控制，更表现人物在美国社会的精神束缚;《昨日之怒》尽管描绘了夫权文化对女性的管控，但主要叙述人物在保钓运动低落期的精神苦闷与羁绊。
在身体不自由主题方面，三部小说反映了不同时代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桑青与桃红》表现封建社会中夫权和父权主义、极权社会中君权主义对身体的深重压迫。《傅家的儿女们》描述七十年代台湾的“留美热”背景下，以父权主义为代表的社会虚荣、攀比文化限制子女的身体自由。例如，傅振宇在“留美热”风靡于台湾时，认为出国象征着出人头地，所以不顾子女的意愿强制要求他们出国留学，结果造成如曼、如杰、如俊的爱情与婚姻悲剧。《昨日之怒》阐发商业社会中经济差距对夫妻家庭地位的影响，表达男性利用物质财富侵害女性的身体自由。例如，洪显祖凭借丰厚的资产限制妻子的身体自由，破坏其外出工作的机会，只让她在家中做违背初心的贤妻良母。三部小说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人物身体自由的限制，反映了个体在时代社会中的身不由己，但相较于其他两部小说，《桑青与桃红》表现的身体受困层面更多、程度更深。
在精神不自由方面，三部小说的受困层面与主体的应对方式表现不同。《桑青与桃红》叙述人物在封建主义、极权社会、种族歧视等重压下精神的崩溃、分裂过程，面对精神的重重束缚，主人公最终从被动的逃发展为主动的流浪，通过选择流浪的狂欢方式戏谑强权文化，重获精神自由。《傅家的儿女们》讲述美国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留学生带来的精神奴役，表现人物在物质世界中迷失自我、精神陷入困頓的僵局，文本并没有描写大多数精神受缚留学生的解放之举，而是把追求精神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以如玉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身上。《昨日之怒》描写了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在保钓运动低潮期的精神苦闷与压抑，面对理想失落的现实处境，知识分子们最终以死亡或逃离等消极行为减缓精神压抑。三部小说都描绘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不自由处境下的主体行动，表现了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自由的意志与决心。但对比其他两部小说，《桑青与桃红》中主体通过流浪的方式反抗强权社会、争取精神自由，对不自由社会的冲击相对较大。
桑青在四个不同时期的人生轨迹不仅与作者的生命历程相契合，充满浓厚的自传色彩，而且是历史关节点中一代流亡者的缩影，表现“二十世纪的女性流亡图”，反映大历史背景下掩盖的小历史。据聂华苓自传可知，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一家人奔赴外婆老家三斗坪，途中经过三峡险恶的鬼门关、生死未卜。在死亡的威胁下，恐惧与无助充斥心间，使其终身难忘。诚如她回忆，几十年后激流险滩的现象依然历历在目。中学毕业后，15岁的聂华苓和两位同学从恩施前往重庆，在金钱短缺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几位女孩与外界斗智斗勇，终于在绝境中遇到贵人。1946年，中央大学重迁南京，聂华苓随亲友坐木船经由三峡回汉口。这段经历影响了《桑青与桃红》第一部分的创作：“多少年以后，写小说《桑青与桃红》的时候，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的瞿塘峡突现在眼前。”1948年，聂华苓由南京来到北平，住在传统气息浓厚的三代同堂的四合院中，夫权至上的家规让其想念自由的家。1949年，聂华苓和丈夫经过层层检查，踏上由北平到汉阳的路途，最后携母亲弟妹于六月份抵台。到台湾后，经李中直介绍到《自由中国》杂志工作，认识了许多刚正不阿的优秀文人。关于作者在《自由中国》的心路历程，第一部分已提及，兹不赘述。
在美期间，因生活环境和视野见闻、文学理念的变化，聂华苓创作了《失去的金铃子》。聂华苓1964年赴美，1967年与保罗·安格尔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写作计划的建立扩展了聂华苓的文学视野和文学理念，萌生其为世界文学自由发展奋斗终生的勇气和决心。1968年，写作计划邀请陈映真和捷克的哈维尔赴美，然而同年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因为战争逃亡。面对陈映真的困境，聂华苓与安格尔寻找律师和友人为此奔波，但仍无法改变其入狱服刑的事实;面对哈维尔与黑暗势力抗争到底的精神，聂华苓与安格尔深感钦佩。七十年代初，美国爆发了反越战思潮和保钓运动。1971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共结连理，1972年共同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并于同年出版译作《毛泽东诗词》，1974年共赴台湾看望雷震。与雷震的相见刺激了聂华苓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回忆。无论身在何种环境中，对文艺的坚守已成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作者回忆在美国虽然用英语创作能有许多发表机会，但下笔时却写不出任何文字，只有用汉语写作中国故事才能激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回望与挣扎的创作，凝聚着浓厚的生命意识与反叛精神，代表了聂华苓对文学自由的永恒追寻。
三、融合：个体、家国、世界的
自由精神之探索
《千山外，水长流》通过讲述“混血儿”莲儿于20世纪70年代赴美寻父的历程，表现个人、家国、世界自由精神的发展衍变，反映文本对中美关系的美好期盼和对中国人民的热情颂扬。
人物的精神不自由主要因为爱情和亲情观的束缚。首先，因为受过恋爱的挫折，爱情在莲儿心中产生巨大阴影，致使她不敢敞开心扉迎接爱情，所以在美国对彼尔的爱恋不知所措。其次，因为历史原因，莲儿无法理解母亲的人生经历，埋怨母亲带来的历史影响。相较之下，美国人彼尔的爱情和亲情观因为历史虚无主义同样受到限制。
为了追寻精神自由，主人公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他国文化寻找力量。因为父亲彼尔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逝去，导致奶奶玛丽始终对中国怀有敌意。拒绝认同，是莲儿未来和初到美国后玛丽的一贯态度。本是失根而希冀在美国寻根的莲儿，未料想面临的是更加悲痛的双重失根！在精神无所皈依的景况下，母亲的书信恰如雪中送炭，使莲儿对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有了深入了解，并让她从中国文化寻找到生命之根，“得到了高贵的命名”，最终融入了美国社会。“从双重的失落到双重的回归，莲儿经历了一个从失望到希望重生的痛苦淬炼。”在莲儿与自我和解后，她带着强大的自信以中国文化去感染他人，最终凭借中国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使美国老年、美国青年、美国华裔承认并喜爱莲儿代表的中国，莲儿亦在美国社会中找寻生命的自信与活力。由此，中美文化从最初的冲突矛盾走向交汇融合。
作为中美民间文化使者，莲儿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努力向美国传播中国的孝道、精神之爱和顽强生命力等优秀文化，增强美国社会的和谐与友爱，同时也吸收美国爱情观和生命观的积极成分，助推个体生命得以健全完善。首先，孝道文化助推美国家庭的联系与团结。“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数千年的优良传统，是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坚定保障。不同于美国青年对老人的淡漠态度，莲儿拥有强烈的孝敬意识。中国对亲情的重视和孝敬老人的优良传统让美国人倍感温暖，因此发出还是“中国孙女好”的真诚感慨。其次，莲儿对精神之爱的重视促使彼利的爱情观愈发健康、成熟。再次，莲儿讲述中国革命者舍生取义、英勇献身和中国民众坚韧不拔的精神让美国人消除对中国的偏见，认同并热爱中国。同时，莲儿也在美国人开朗、活泼性格的影响下不断敞开心扉，重新找回精神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小说利用想象、插叙手法表现个体和国家自由精神的成长历程，以及中美友好相处的主题，反映中美交往的动态历史。莲儿的赴美和彼尔的赴中经历分别为中美交往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历时性展现莲儿在美国从不相融到融入的过程，第二部分讲述彼尔对中国由离去到归来的人生选择。插叙的方式使历史和当下对接，让现在的矛盾在历史的回望中得以和解，构筑了小说严密的内在逻辑。其中，莲儿用眉批的方式与三十几年前的历史进行对话，使文本芜杂繁复、增加复调色彩。但由于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多为平铺直叙，第二部分仅以莲儿母亲的日记叙说动荡时代的中国，虽然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也使故事的悬念、张力、隐喻、象征稍显不足，对小说的美学特征造成部分伤害。
虽然中美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小说的主题和愿望，但文本更远大的抱负在于通过表现中美的交往历程畅想世界的和平、自由局面。其中，文化自由交流是作者为实现这一伟愿的美好构想。彼利和朋友在石头城创建的白云酒店不仅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提供栖息场所，而且还通过举办各种文艺表演凝聚世界人民的向心力。白云酒店是作者对“世界大同”的想象，体现了强烈的自由和平理念与人文关怀。
小说建构的世界“大同”理想与作者的文化活动密不可分，与主人公一样，聂华苓是现实世界中文化自由交流的友好使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等历史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78年，聂华苓第一次回中国大陆探亲，把数月见闻书写成43篇文章，汇编为《三十年后》。1979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首次邀请大陆作家，1980年作者再次回国探亲。尤其是国际写作计划不仅“让老一辈中国作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美国，让美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而且是“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交汇的重要场域”。凭借对文学的热忱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聂华苓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总之，《千山外，水长流》产生于中美关系友好的大背景和聂华苓回国探亲的小背景中，通过描述个体和家国对自由精神的追索，体现了对中美关系的美好期盼和对中国人民的热情颂扬。
《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创作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呈现了聂华苓长篇小说的主题嬗变。在书写自由主题方面，三部小说主要通过自由受缚和追寻自由表现。首先，三部小说自由世界受缚现象体现了从社会、文明等客观世界至自我主观世界的转变：《失去的金铃子》和《桑青与桃红》中，封建文化、极权社会等客观因素限制人物自由，《千山外，水长流》中，自我之精神奴役阻碍自由的发展。其次，主体分别通过突围、反叛、融合的方式追寻自由，体现了自由精神的渐趋成熟：《失去的金铃子》中，苓子以突围的方式走出封建乡村，虽然力图在黑暗之境中开辟一条自由之路，但却无力改变原有社会;《桑青与桃红》中，桑青以反叛的斗争行动与封建主义、极权社会、帝国主义等做坚决斗争，寻找身心的自由发展;《千山外、水长流》中，莲儿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主体，积极融合美国的优秀文化，创造个人与家国、世界的自由精神理想境界。此外，反观作者的文学活动，从《自由中国》杂志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可以发现作家從追求中国自由发展至世界自由的美好希冀。
①④李恺玲、谌宗恕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版，第479页，第123页，第511页。
② 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版。
③ 刘京、陈文瑛：《什么是封建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63页。
⑤ [美]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0页。
⑥ 郭淑雅：《“丧”青与“逃”红？——试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国族认同》，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版，第304页。
⑦ 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⑧ 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版，第90页。
⑨聂华苓：《三生影像（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版，第162页，第123页。
⑩ 张羽：《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4期。
朱立立：《女性话语·国族寓言·华人文化英雄——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桃红〉》，《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3期。
刘绍铭：《自由的滋味——初读〈桑青与桃红〉》，李恺玲，谌宗恕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页。
师彦灵：《对抗的迁徙——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女性身体迁徙》，《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傅守祥、李好：《文化之根的漂移與嫁接——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流散华裔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杭州学刊》2018年第4期。
[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页。
丁子人：《“溶传统于现代”——试论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艺术方法》，《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 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26页。
王韬：《一个漂泊的灵魂——评析〈千山外，水长流〉的主人公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4期。
朱邦蔚：《从根的失落到根的回归——从〈桑青与桃红〉和〈千山外，水长流〉看聂华苓小说寻根意识的发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2期。
邓如冰：《世界格局下的汉语写作——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的“中国声音”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邓如冰：《聂华苓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国德育》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Breakthrough， Rebellion and Integration： A Study of the Transmutative Themes in Hualing Nieh Engle’s Novels
Tian Li
Abstract： The Lost Golden Bell， Mulberry and Peach and Far Away， A River present the transmutative themes of breakthrough， rebellion and integration， reflecting Nieh’s creative state of mind in various stages， a key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riter’s spiritual world and fictional aesthetics. In The Lost Golden Bell， the protagonist， in an act of breakthrough， seeks physical freedom， reflecting the author’s solitude and fighting state of mind in the early 1960s; In Mulberry and Peach， Sang Qing， through rebellion， seeks the double freedom of body and spirit， becoming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fate of exile for the Chine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ile in Far Away， A River， Lian’er，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her search for a path to individuality， homeland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world of free spirit， expresses the writer’s beautiful hope for a free world in the 1980s. Thus， breakthrough， rebellion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 of freedom in Nieh’s novels， reflecting the transmutation from her search from physical freedom to spiritual freedom and from a free China to a free world， vividly revealing the maturity of the writer’s history of spirit and views of ideal， showing her firm belief in and resolute pursuit of a free world.
Keywords： Hualing Nieh Engle， novels， breakthrough， rebellion， integration，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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