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经由庶民生活切入台湾的百年变迁史，表现出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寻觅身份的救赎意念。小说借助地景书写重返逝去的年代，复现清朝、日据以及光复后的地理景观。地景既关联政治律动又隐含时代话语和权力规训，与历史、记忆、族群以及身份等休戚相关，并具有形塑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学意义。通过对“台湾三部曲”中地景书写的分析，可探究台湾地景呈现下的空间和地方样态，地景在初始意义之上于“本国凝视”和“帝国凝视”的交相作用中不断被权力形塑所延伸出的意義增殖，以及由地景变迁所牵涉出的创伤记忆和身份认同的交缠，思考穿越地景遮蔽与复活凝定于历史场域中“身份遗骸”的必要路径。
关键词：“台湾三部曲”;地景书写;权力规训;创伤记忆;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2-0032-08
地景书写即是对一地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人文地理情状的描绘，其背后暗藏着事关权力、记忆与认同的身份诗学。文学中的地景并非仅是地理景观的原样复现，而是在山河巨变间承载了时代更迭的重担，通过对地景的剖析可以穿透表象的遮蔽而探知深层的幽微内容。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行过洛津》《风前尘埃》《三世人》）书写台湾百年间的过往历史，讲述自清朝始、中经日据直到光复的台湾故事，其对于洛津、花莲、台北的书写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台湾的地景风貌，以及掌权者如何借用“地景定名”暗中张扬权力，并操纵在地者身份认同的现实。既反思历史的走向与困局形成的原因，亦透露出救赎身份的信念。地景内容只为表层的呈现，“意义叙事才是其思想内核。”①在各个历史阶段，台湾地景被加以不同形塑的背后，隐藏着清政府统治下的“主附关系”、日据时期的“民族矛盾”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省籍罅隙”的不同纠葛。清朝之时，洛津港“墙林如芥”，货船驶向天津、宁波等地的地景复现台湾和大陆对渡的兴盛景象，深层隐语则是互通有无的关联紧密，展示出大陆和台湾之间主/从的附属关系;日据时期，殖民者对台湾强加“日式”风格的地景改造，如江户风格的吉野布教所，融合了“罗马式”或“文艺复兴式”风格的建筑，折射出日本侵占台湾并奉行“八肱为宇”②思想，企图将侵略触角伸向东亚的帝国主义野心，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深蕴于地景改造中;光复后的日式建筑被切割重塑，地景再次因政治变革遭遇变更和翻转，即“再中国化”，却又折射出“省籍”问题下台陆之间的纠葛。“台湾三部曲”中的地景浓缩了台湾不同世代的景观，作为意识形态“在地化”的表征物，其所负载的意义不断地“被增殖”，亦如一个“系物桩”将被编码的文化因素连接于一处，以捆绑住“在地者”的身份认同。从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到日据时期的身份变异指向遗民/皇民，台湾光复之后中国人身份的再回归，地景实际成为混和了历史、记忆、权力等多元因素的“视觉文本”，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形塑，并关乎几代人情感结构的变迁更迭，亦含蓄地传达出在政治与国族纠葛迷雾深处台湾人身份认同的痛苦变异。
一、作为视觉文本的自然地景与社会地景
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既呈现时空状貌亦关联社会现实，因而成为可阅读的特殊的“视觉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地景书写便是别样的文学叙事。正如丹尼尔斯、里克罗夫特所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和边界、事业与地平线组成。”③在地景叙事学中呈现出的地景风貌并非零度的自然呈现，而是关涉政治风云与文化变迁，在对地景的“有效介入”间可见不同时代普遍性事实之后的隐秘脉络，亦可逾越表面原初性话语的遮蔽，深究其中“内面性”的隐藏内容。
施叔青“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行过洛津》讲述19世纪上半叶清朝统治下的台湾故事，并通过许情这一三赴洛津的优伶之眼呈现洛津的兴衰变化，游走的人物打破限制视角的阈限因而辐射多元。自然地景和社会地景同时浮出水面，故事触角亦伸展至台湾社会兴衰治乱和儿女情长的“大/小历史”的多层面。《行过洛津》复现洛津港昔日繁华时写道：“洛津溪海口河段更是墙林如芥，其中一艘三桅帆船装载整船的米、糖、樟脑等台湾土产，正扬帆待发，靠着风向，往北驶向宁波、上海，最远可到天津、锦州、胶州等处。”④这一地景情状的呈现确认了清朝统治时期，身居一隅的台湾与大陆商贸来往频繁联系紧密的事实。地景是一种人为的带有社会性意味的建构，将彼时的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纳入考量，才能穿透地景表层呈现以参阅内部肌理。小说中“连云的甲第”所在街道被命名为“泉州街”，带有大陆表征的地景跨海而去，参与转换为台湾地景的命名秩序背后，可顺势勾连出自明朝天启年间始，来自漳州和泉州的福建移民渡海赴台湾垦殖的“移民史”。大陆和台湾的强势与弱势的比照关系亦被自然地嵌入到关涉宗教等文化元素的地景之中，建立泉郊、厦郊会馆，信奉关公、苏府王爷、客家主神三山王爷。大陆地景被挪移并插入台湾地景之中，已显示出在“乡愁心理”和“文化信仰”作用下，台湾地景被编码入大陆文化秩序的事实。天后宫悬挂清朝乾隆皇帝所题写的匾额“神昭海表”“佑济昭灵”则是充满权力隐喻的表征符码，作为“表现形式结构系统”体现出天后宫所寄予的信仰祝愿，作为“表现内容结构系统”⑤则是作为大陆象征的清政府以此种形式在台湾谋取“在场”。地景在隐秘处与权力暗中勾连，并隐藏了观看主体的心理图式。洛津富商石烟城在故乡大陆南安所见四个戏班同时拼戏开唱的盛景，并希望将此搬演至洛津，形成了关于地景的模仿/被模仿结构，在大陆地景和台湾地景之间产生了“互文性”⑥关系，台湾地景在转译、吸收和模仿中无法逃脱作为“原点”的大陆地景的影响，在地者石烟城的审美趣味经由视觉对于地景的观看“被渗入”大陆因素，台湾地景中内蕴着极具张力和症候性的话语空间。
作为“视觉文本”的台湾社会地景呈现出与大陆的密切关联，而自然地景则进一步诉说历史往事，披露权力秩序。历史上的台湾经历了荷兰和西班牙的侵占，郑成功的收复和明郑政权的建立，在清朝统治时期因现实政治需要而政策多有变化。清政府不允许台湾建造防御的城墙即为便于钳制，直到经历林爽文的叛乱之后，才允许台湾的“一府三县”选用木栅栏作为围墙。小说中提及洛津除东石海边的沙丘之外，“其余地势一片平坦，由北到南绵延三里的下场海岸，赤裸裸地暴露于海天之下，既无山坡天险，也无城门可守。”⑦在观看/凝视的内置权力的关系结构中，大陆赴台官员同知朱仕光攫取“看”的主体位置，在他眼中：“台湾孤悬海外，瘴疠蛮雨终年不断，内部崇山峻岭，蜿蜒起伏，生番出草猎取人头，山林草丛毒蛇遍布。”⑧已将台湾视为被看的“对象”而显示出台湾和大陆之间看/被看的等级关系，并通过地景建构起具有主从关系的意识形态秩序。
《风前尘埃》直面台湾屈辱的被殖民历史，日本殖民者对于台湾的原有地景进行切割、改造、涂抹和翻转并置入新的时空秩序，在地景改造中确立殖民者自我的权力畛域，地景便成为刮涂历史记忆，将殖民合法化的一种可资利用的符号工具。“为了美化市容，府前街、府中街的两旁兴建仿英国后期文艺复兴式的立面建筑，成为两条西洋式美丽街道;他又大兴土木盖了红砖白石典雅雄伟、气派非凡的台北州厅;仿造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格局，辟地扩建了新公园，园内花木扶疏，是城內的日本人闲暇时游冶的好去处。”⑨在殖民改造中，台湾地景融入东西两种文化因素所呈现出的混杂面貌和拼贴风格，已点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野心。改造后的作为“具象化”表征形式的台湾地景，不仅满足“观看的美学”之需要，也契合“形式的政治”之诉求。随其理番政策的深入，地景改造延伸至台湾原住民居住的深山。建设“番务官吏驻在所”、四十八所“隘勇监督所”，乃至炮台，并利用隘勇线圈定、推进和缩小太鲁阁人的生存空间。开山路建立铁索桥，设立警察通信电话等举措，则是对于花莲花岗山自然地景的改造以建构起“风景的秩序”。在更深层次上，殖民者试图借由地景改造改变台湾人的宗教信仰并控制其精神。“日化东部”的策略便首先将目光集中于神社建造，“为了凝聚日本神道信仰，首先在阿美族大巨人神话传说之地的美崙山麓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建了座庄严肃穆的大神社，把阿美族人的圣山转变成日本的神域。五座鸟居的第一座最是雄伟壮观，用整株千年桧木建成，号称全台湾第一大，走不完似地长长地参拜步道用白色鹅卵石铺成，两边每座石灯笼当中栽种日本移植过来的松树，神社供奉日照大神，美崙山已成为宣扬天皇神道地自然地景。”⑩宗教嵌入地景并建构起文化同化的修辞逻辑，暗中充斥着教化声音并以此改变人们的感知经验，于无形之中形塑在地者的信仰世界，并遮蔽了改造中的暴力。
《三世人》叙述日本殖民史并与《风前尘埃》的故事讲述时间有所重叠，后者关注台湾原住民的生存际遇，前者则关注台湾的庶民故事，且故事讲述的时间延续至台湾光复时期。殖民者对于台湾的地景改造以切断和连接的方式强加阐释，“日本人来了以后，把台湾的地貌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发明一套链接日本母国的山川路线，说是从日本九州经过琉球群岛，而后结集于大屯山，新领地的台北城在日本人的眼里俨然一如皇居。”对台湾和日本的地理位置强加关联，抹除台湾旧日归属记忆，并为日台之间建立连接，虚假的记忆欺骗术背后藏匿着将台湾纳入到日本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殖民者以改造的方式对台湾原有地景加以抹除和修改，被拆后的断壁残垣则是台湾处境的隐喻，借施寄生之眼所见的幸存的龙柱石刻、青石板和福杉木柱以及匾额等则又有所喻指：中华文化即便被破坏但仍然残留余烬，根脉并未完全断绝。日本殖民时期致力于构造“日台亲善”的假象，地景书写则已经呈现出假象的伪善性，小说中经由王掌珠之眼所见的景象便为例证。“住初音町一丁目，朱家亲戚家，这一区有十六栋房子，台湾及日本住户各半，是统治者宣扬的内台融合的典范。本岛住户都是金融界要员、市议员以及和朱家亲戚一样的大地主，日本人则是台中州厅的官员、三井株式会社以及其他商行的高级职员。”“日台亲善”为带有等级差的有条件的亲善，日本人和台湾岛的上层阶级部分地融合，但与普通的庶民划有不可逾越之界。当抗战的胜利颠倒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后，台湾地景得以去日本化并回归中国化的地景样貌，“光复后不久，有一天掌珠路过永乐町，现在改名为迪化街。”原本日据时期的“永乐町”被改为“迪化街”，地景命名的中国化复归是对台湾“再中国化”的举措之一。台北街头再现中国的旧式书塾教授汉文，施朝宗在高等学校操场上所见到的升旗仪式，日式建筑被斩断或拆毁，日本建构起的地景被重塑。因政治的风云变化，台湾光复后地景经由掌权者之手再造，既折射权力消长又显示出地景所具备的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从日本殖民时期对于台湾地景的拆毁和重塑，到光复后对于台湾地景的再形塑，其背后存有着复杂的权力纠葛与规训，本质是通过对于地景的“再阐释”抢占对于一地的解释说明权。地景在此是一种权力表征的徽章，经由地景地貌可建立和统合起在地民众的身份认同感，使其共同在“被遮蔽”的不自知下，自愿幽禁于地景塑造者的权力包围圈中。
二、可见的如何可塑：
地景背面的话语与权力操控
“台湾三部曲”中地景风貌的成型植根于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的交叉作用，因而充满了权力的博弈，成为时代变迁、政经导向以及意识形态颉颃的场域。清朝统治时期台湾附属于大陆而衍生的“主次关系”、日据时期台湾被殖民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以及光复后期的“省籍罅隙”，表征出台湾地景被形塑背后的不同权力作用。范铭如认为：“尤其对于一向夹杂在复杂的空间政治和地缘政治中的台湾文学，我认为空间阅读应该更能够解读出这块文学地理许多沉积幽微的层次。”因而台湾地景背后的复杂故事便容当探究。
《行过洛津》中泉州和蚶江对渡，樯橹交杂的繁盛地景实则源于清朝治台政策的介入。从顺治年间的“迁界令”到康熙十一年的“渡海禁令”，直至康熙二十二年：“清人既得台湾，廷议欲墟其地，靖海侯将军施琅不可。”在清朝视野之中，台湾被视为并不重要的“化外之地”。乾隆年间“海禁政策”解除，而福建遭遇天灾粮食短缺且民生不振，遂开放对渡以解决粮食紧缺问题并发展商贸刺激经济，如此才有小说中洛津帆船往来商贸繁荣的景象，地景背后暗藏着清朝的政经诉求。天后宫、龙山寺、城隍庙、王爷庙、地藏王庙、金门馆和福灵宫，文开书院等作为文化的表征，复制了大陆的文化信仰结构。“空间与地方不是文化的‘容器’或‘载体’，而是意义、价值、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形成以及产生效应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文化上的同化有助于夯实认同以维护统治的安稳，随大陆移民渡海而去的文化信仰渗透并遍布于台湾社会，并为掌权者所用。在台湾繁荣地景褶皱下深蕴着清朝对台政策的导向，并呈现出台湾隶属性的现实境遇。
19世纪，日本在迈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以对外扩张的方式解决国内危机，台湾便成为其“南进跳板”和第一块殖民地，从“武力镇压”到“文化同化”，殖民者通过地景区隔、改建等方式篡改台湾地景，对地景重新“赋形赋意”的过程即为“地景殖民”的过程，其中潜藏的“民族矛盾”通过地景呈现浮出水面。迈克·朗恩提及：“不同的文化再现自我，其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活动区域的隔离，如城市各帮派总是在自己的地盘涂上本帮派的标志。”作为日本民族文明化和现代化的表征性景观，将台湾人网罗进虚假的文明共同体意识中。
《风前尘埃》中移民村被作为一种范式，成为殖民者同化台湾人的地景符号，折射出背后潜藏的“民族矛盾”。日本殖民台湾期间，拆解台湾本岛建筑并兴建和风建筑，其中最具表征意义的高大的总督府、威严的日式神社指向了殖民者的价值判断，地方被“拟象化”亦使再建地景中蕴含着深厚的日本帝国主义修辞，经由地景这一“虚拟共同体”的召唤，催生被殖民者的精神臣服感。充满日本帝国美学特质的总督府：“五层楼高、呈日字形，主要入口设在东侧，取旭日东升的意头，中央楼塔高达九层，可气势凌人地俯瞰全台北。相形之下，清代的四个古城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日本风格的地景延伸出弥漫着权力和压迫的“帝国凝视”画面。自乙未割台始，台湾的反抗声音便未断绝，从为时势所迫的唐景崧的“民主台湾国”、余清芳的“西来庵事件”的武力反抗，到后期的文化反抗一直在撬动着殖民者统治的根基。故日本殖民者借由对于地景的塑造，展现“我族”威严以统合被殖民者的意识归属，运输权力并形塑台湾人的视觉记忆，以进行殖民钳制并表征日本帝国势力。权力的规训和形塑也延长至有关文化的地景之中，拆除妈祖庙，在原阿美族圣山的场域建造庄严且肃穆的大神社，实为关涉宗教的神圣重建。千年桧木是台湾历史的象征，其被砍伐并用作建造日式风格的鸟居便意味着台湾的历史被“降格”为物并被抹去痕迹，屈从于殖民者的使用并成为其彰显权力的工具。“没有无思想的看，视看是一种有条件的思想，它是通过身体引起思考。”日本料理店、穿和服的女子、东洋风的旅馆，日本本土的红樱，以大和、瑞穗、舞鹤，初鹿等命名的村庄，均内置了权力的隐秘操纵。殖民者对于中国地景的抹去和日本地景的建造显示出强势者的地景改造，视看足够在潜移默化间“异化”观看者的本原信仰与认同，大量的日本符号所组成的并非单纯的地景景观，而联系着一个不断被权力侵入弥漫升平日本气象的“故土”已被殖民“异化”的现实，被殖民的台湾和殖民者日本之间的“民族冲突”深蕴于地景改造中。
19世纪60年代，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率先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其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带有马克思所提及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意味：“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和“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三世人》中殖民者营构的充满现代化意味的地景，实则是一种对于建设性事实和破坏性事实的混淆，并用前者置换和替代后者，模糊边界而掩盖侵略和殖民的事实便也减少了同化的障碍。小说中借由黄赞云之口写道：“日本据台，把台北转化成一个充斥着霓虹灯商店、咖啡屋、映画馆、游廓的现代都市。”“台北城内愈来愈像东京的银座，有霓虹灯、电车巴士、百货公司有电梯……”台湾现代化的另一面表现为殖民掠夺的血迹斑斑，日本殖民者借此表征台湾走向富裕、文明与开化，实际是以地景内蕴权力的方式模糊了被殖民者的思维判断，并改写了殖民台湾的罪恶事实。中川健藏举行的始政四十周年博览会是一次权力信号的释放，“穿过火车站前用明亮的红黄色彩装饰的垂直线形大欢迎门，市内主要地标，公共建筑边缘挂上红、蓝、绿的霓虹灯，一到晚上大放光明，把城内带入一个霓光流彩、豪华绚烂的不夜城。”典型的“殖民现代性”景观在“去历史化”的展现中抽离掉了原初意义，经由展示被有意地误读为日本的政绩，将从前蛮荒烟瘴的台湾和现在文明开化的台湾做切割，强化殖民统治台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地景便如同复杂权力覆盖的“话语场”，亦为一个被“别有用心”塑造和设计而形成的“症候群”。博览会地址的选择颇有意味，新公园的第一、二场馆展示日本治理下台湾的现代化成绩，大稻埕的第三场馆则仍旧用飞檐、花窗凸显古中国特色，此处看/被看的结构在地景对比中强化观看者的视觉对照，大稻埕由此成为一个观看台湾的镜像。借由地景形成一种“日本改造/现代”与“日本未改造/传统”的对比，博览会是帝国构造野蛮/文明二元结构的展示场、一个掩盖殖民和召唤认同的权力装置，于沉默中实现对话语的操纵。
光复后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进行了回归中华的地景再造，却又不断激起“省籍”问题的波澜。从“永乐町”到“迪化街”的命名清除了日本思想，载入了中国的逻辑，命名代表着权力，对于事物新名称的提出和确认与开始另一段叙事密切相关，即重新命名与再开始。台湾光复后汉文私塾的恢复则是文教上的一次回归，而操场上的升旗仪式则无疑是一种召唤，作为镜像使施朝宗认识到自己的本原身份是“中国人”。施寄生拆除家中供奉的日本天照大神的神龛换为白瓷观音像，家庭内部地景的变更所表征出的宗教信仰的复归，指向光复后民族认同的回归——挣脱日本殖民时期的权力压制，返回本宗本族的心中所向。而对于“二·二八”事件中血腥地景的呈现，却又显示出回归中国之路上“省籍罅隙”下的艰难。
“台湾三部曲”中的地景为一面“镜”，折射出不同时代地景面貌背后，“主次关系”“民族矛盾”与“省籍罅隙”下不同权力形塑的微妙纹理。“循此，地景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观念……正由于风景画从来就不只是对地景的描绘，也不是直接的对乡村景致的写照，它们不能纯粹以共同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情感，或一般的经验来理解。”地景的历史褶皱处寄居着权力，不同历史时期掌权者以权力进行思想调遣，对于民众潜移默化的训导始终与地景如影随形。台湾实际成为权力规训下的一小块“飞地”，在权力的无形作用之下已影响到在地者的身份认同。
三、历史与位置的交锋：
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
学者迈克·朗恩曾提出一个概念即“历史重写本”（palimpsest），其原为中世纪所使用的印模，印模上的文字可不断擦去重写，然而旧痕迹并未完全被擦掉因而新旧融合在一起。“台湾三部曲”中不断被改写的地景与人物的身份认同达成异质同构，是为“历史重写本”。自清朝始中经日据时期直到光復，随着台湾地景被不断地翻转和重塑，深刻的创伤记忆被嵌入台湾人心中，“地景政治”的背后绵延出社群与世代寻找自我确认的无限伤痛。“一旦集体创伤在某种文化中得到确认，不仅会影响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同时还会影响共同体的塑造、维护和巩固。”作为台湾作家的施叔青以“台湾三部曲”为“生斯长斯”的吾乡吾土立传，关切之情自不待言，她亦将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加诸于文本当中，在趋于沉实的笔触间反思过往的时代，并选择直面和不规避的态度质询历史以期寻找答案。
身份带有着区别和分隔以及划定心理边界的作用，“‘身份’其实是在文化、国家、种族等范畴内个人、群体、种族用以区分其他主体的标记性特征和定位，它并非一种自然存在，而是一种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无法逃脱一世代主导的政经文化体系，地景所呈现的特定时代的文化景观风貌，实际为身份与时代的接榫点，地景便成为替“身份认同”招魂的象征符号，地景如同战场。《行过洛津》始于两岸对渡后商贸往来频繁与汉人移民大量渡海而去的时期，洛津港口的繁华对渡景象经过视觉确认，建立起与中国之间“共同体”的血缘纽带。对于台湾人而言彼岸为故乡，身份认同指向中国确认无疑，但是移民者从渡海来台到落地扎根的筚路褴褛的“创业史”，以及大陆与台湾附属关系之下的飘零与失根体验，成为一种创伤记忆，虽隐而不发，却被作者明示于字里行间。《风前尘埃》中台湾是日本殖民的海外飞地，亟待疏导台湾人的反抗情绪使其服从，殖民者通过景观再塑修改文化记忆。“创造了各种把过去经验通过物质性的载体加以客观化的符号——从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到庙宇、坟墓、纪念碑等雕塑或建筑。这种物质符号化的记忆就是所谓‘文化记忆’。”殖民者对地景加以改造，经由观看形成心理认同并进一步达至身份的认同，混淆台湾人心中“我族”和“异族”的区别，以经由地景建构所谓内台一体的“大同”景象，地景被功利化后形成的权力结构覆盖身份认同的确认路径，使之无法逃逸出权力网格而为我所用。此时的身份认同在“民族矛盾”的纠缠下出现了扭曲和变异，如果说以施寄生为代表的台湾人仍然自认为是中国人，那么身在日本殖民霸权逻辑下的黄赞云、范姜义明和王掌珠等人则无法有效抗衡主导势力的规训，在“自塑省份”和“指派身份”之间倾向于殖民者的指派身份。这一身份的歪曲确认经过在空间的“游走”和“朝圣”中达成。从黄赞云视角所看到的霓虹灯、咖啡屋、西装等现代性的物质表征，到下女悦子带王掌珠参观日本人住家，再到范姜义明在东京求学时的所见所闻，被殖民者已在空间游走中完成了不易察觉的“现代性朝圣”。虚伪的“现代性朝圣”将被殖民者编织进篡改其身份的“软霸权”叙述中。掩盖了“殖民现代性”下的血污和暴力，由此混淆了被殖民者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将台湾现代化等同于文明等同于日本的误读，对于日本产生一种“国家认同”并掩盖了对于中国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改变了和后者相关联的身份认同。而作为从属客体的台湾人便只能以被动式的“主动”方式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经由日本新地景秩序规训的施汉仁，黄赞云，范姜义明和王掌珠等在帝国主义所营构的现代性假象中产生情感偏移，认同指向殖民者，身份认同发生游移的背后则是在接触、观看的现实生活的比较和落差间建立起的“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创伤记忆已呼之欲出。
正如段义孚所言：“风景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地景同样如此。1945年，台湾在阔别祖国50年后终于光复。光复后的台湾文化协会率先从服装重现的角度，以中国的旗袍取代日本的和服，并计划举行“公开展览会”，此处的博览会和日本始政40年所举办的博览会本质类同，皆服务于重新构造国族与确认身份认同的目的，将被日本化的台湾人重新改造成为中国人。对于在自认身份处从未产生迷茫的施寄生而言，中国人身份从未被驱除而只是被暂时掩藏，因而回归和确认的轨迹清晰明了。成长于日本殖民时期的施朝宗等，则在确认身份认同之时产生障碍，因台湾曾经被长久同化的历史和所处的位置，施朝宗等人的身份确认陷于认同迷雾之中，便已被烙印上创伤，也隐约埋下了身份龃龉的伏笔。正如小说中所言：“从日本投降到‘二·二八’事件发生，短短十八个月，施朝宗好像做了三世人。从日本的志愿兵‘天皇的赤子’，回到台湾本岛人，然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又成为中国人。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自己？”创伤性记忆使身份认同成为梦魇，亦在时间与事件的叠加中变成台湾社会的“病灶”，逐渐演化为整个台湾社群的集体性创伤记忆，并被政治捆绑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祖根”早已在历史的重重遮蔽间被掩埋和遗忘于废墟深处，政治的有意介入和引导也加深了创伤修复的难度。“创伤的始发之际并不是那么重要，麻烦的是事后的经验结构。”如“历史重写本”的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在不断的擦除和涂抹间留下斑驳的印记，并也因“洞见”或“盲视”而造成认同的流徙，这里亦隐含着台湾因在中华历史时空当中特殊位置所造成的离殇，更需反思的“解题”关键点在于这是一个关联海峡两岸的未完成的中华族群悲剧，间隔了几个世代的心路历程，而“台湾三部曲”的结尾定格于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却又预示着寻找救赎之路的难难。
“台湾三部曲”中的人物各自穿梭于不同时代的地景之中，借由“视看”的频频回顾已成为一种洞察生命与存在的形式，亦在历史和集体记忆的交缠绵延之中走向了身份的暧昧模糊，充满了历经沧桑的悲凉与伤痛。“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资本，借由对过去记忆的修改或创造，以换得现实利益。在这一层面上，文化认同更重视位置的选择和空间的定位。”处于流动的位置与不断被形塑并变异的地景空间之中，又在政治、记忆、国族等元素的交缠下栉风沐雨，身份认同便绝非孤立存在而是联系着国族想象和个体情动。“对集体、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言，创伤记忆始终内在于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在“台湾三部曲”中社群的创伤记忆干预了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并影响到身份认同的确认，寻找和确认身份的焦虑已在“台湾三部曲”的字里行间逐渐浮出水面。地景暗面的历史、政治和民族等幻化出的魅影环绕，愈发使寻找陷入虚空，对身份认同的寻找已映射出作者心灵深处被复杂因素挤压的深切不安，以及整个台湾社群心灵的漫长漂泊与寻找停泊之岸的艰难。
四、结语：穿越暮霭，疗愈创伤
地景在政教包围中离弃了原本的自然意义，多了欲说还休的幽微象征和时代隐语，成为国族、时代和权力等交锋的现实场域，并承载“创伤记忆”，折射“身份秩序”和“认同心理”。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经由个体记忆切入集体故事，复现逝去时代的景象景观，也显示出战争、历史和政治等因素交缠所遗留下的“身份后遗症”。承载地景的空間“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施叔青借人物在地景的漫游中寻觅身份认同，但个中人物却在确认与否弃间迷失于地景的沉沉暮霭之中。从中国人到遗民/皇民，再到光复后的中国人身份回归和“二·二八”后的身份迷失，施叔青在地景书写所折射出的身份权力关系中回答了自“二·二八”开始，岛内不和谐声音的缘起之因，以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在暴力倾轧下成为历史中的遗骸，但却并未真正的穿越遮蔽，提供思考“认同”回归与复活的关键切入点。
“台湾三部曲”的终篇《三世人》结束于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血腥、暴力和镇压成为“台湾三部曲”当中的最后沉重一笔。地景关联心理认同感的确认或否弃，关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或解构。在光复后回归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顺从历史大势也符合常情常理，但“二·二八”的发生却横插一脚节外生枝，经此一役，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这一故事便不断地延宕开去。光复后地景书写中呈现的尸体、血迹、白骨，接收军队的颟顸和无礼，对于本省人和外省人身份的有意区隔，再次将同宗同族的中国人划分为两个阵营，并在认同上筑起了一座隔膜和嫌隙的高墙，遗留下心灵和身份创伤的时代影像。“创伤记忆是有立场、有倾向的，它是一种意识的反应机制或应对机制，是记忆主体对其自身所经历过的伤害和痛苦的一种自我防御和自我保护。”“二·二八”便成为台湾人集体记忆的创伤情感结构中的核心部分，致使光复后的台湾人反处于身份的夹缝之中，认同的迷雾再起。施叔青对于人物身份认同的思考在“台湾三部曲”结尾时刻陷入了停滞，“我到底是谁？”亦成为一个时代的问句，这又何尝不是施叔青的夫子自道。身份认同寻找所遭遇的困境源自于战争结束的后遗症，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创伤性的记忆亟待弥合。所谓创伤的源头之一是“历史浩劫遗留的潜在记忆”，这种潜在记忆化为一种集体的悲情结构，并深切影响到身份的指认，日后岛内分离势力兴起或许并不能仅将责任归咎于乡土文学分化的20世纪70年代，而要追溯至《三世人》结尾的时代寻找答案。借由地景书写施叔青沿历史之流追溯身份认同，却又难以抵抗时代阈限下的暧昧与矛盾，“台湾三部曲”并未真正穿透历史所遗留的厚障壁，对于台湾人身份认同变迁的心灵史的拷问并不彻底，如此便无法缓解身份認同背后的隐秘焦虑，未“超克”身份焦虑便无法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救赎，身份认同亦无法回归正轨。记忆的建构并不仅仅指向创伤也指向疗愈，杰弗里·C·亚历山大认为：“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从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并不应被“降格”为台湾岛内的问题，而是应从中国-东亚-世界的维度，从文明的崩毁与启蒙的得失成败出发，以人类漫长发展的现实维度作为思考的关照点，在“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的基点上复现并直面被掩埋的可以追怀的真正历史。“创伤不仅能够造成分裂，同样可以形成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实际上还能够塑造共同体。”应对此不断地反思和对话，给予关切，填平沟壑，在理解中超越和化解创伤，如此才能复活被层层历史包裹的身份的遗骸，打破既定的遮蔽与刻意的“不见”，穿越“内战-冷战”体制所遗留下的对立的思维形态，理清连结认同的血缘脉络，为“扮装”除魅，为“身份”招魂。
① 黄继刚：《“风景”背后的景观——风景叙事及其文化生产》，《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 八肱为宇：八肱为宇为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宜长所宣扬的一种对外扩张的侵略思想。“即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梦想征服世界，声称‘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惟我天皇统治之日本国’，对天皇只有绝对服从。”参见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③ [英]迈克·朗恩：《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④⑦⑧ 施叔青：《行过洛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8页，第52页，第53页。
⑤ 艾柯认为：“每一个代码都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系统，一个是表现内容结构系统，另一个是表现形式结构系统，从而将代码和系统区分开来。……所以一个代码就是把表现形式成分和表现内容成分系统结合起来的规则。”参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⑥互文性：互文性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概念，通常指两个文本之间发生关联，其中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产生扩散性的影响，即文本当中发生多声混杂、交叉和对话。参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此处借此概念阐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地景关系。
⑨⑩施叔青：《风前尘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页，第80页，第47页，第26页。
施叔青：《三世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页，第215页，第95页，第96页，第248页。
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第6页。
迁界令：迁界令是清朝顺治年间为了配合“海禁”而实施的一项政策，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居民均内迁三十里，实际是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围困郑氏政权。参见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第2本，国家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渡海禁令：自康熙十一年起，严格控制大陆人口赴台，“凡有大小船只出海贸易及在迁移海岛盖房种地者，不论官兵民人俱以通贼论，处斩，货物家产俱给首告之人。”参见伊桑阿纂修：《兵部职方司·海禁》，《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九十九，文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2-4983页。
连横：《台湾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钱俊希、朱竑：《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地理研究》2015年第3期。
[法]梅洛·庞蒂：《眼与心》，刘韵涵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北大史学》1996年第3期。
廖新田：《从自然的台湾到文化的台湾：日据时代台湾风景图像的文化表征探释》，“重访东亚：全球、区域、国家、公民”2002年文化研学会年会论文，2001年12月。
迈克·朗恩认为：“地理景观如何随着文化的逐步发展将不同时期的变化记录下来。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这些痕迹积累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历史重写本’（palimpsest）。”参见[英]迈克·朗恩：《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何卫华：《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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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3页。
王斑认为现代中国的创伤大致有两种源头。“一是历史浩劫遗留的潜在记忆，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统治，战乱，集权统治，动乱浩劫相牵连。另一种是目前在国际资本入侵和社会人际关系全面商品化的情境下，旧有的生活秩序和经验世界一夜间的崩溃而造成的震惊。”参见[美]王斑：《导言：历史、记忆、现代性》，《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2.
陳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行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Irene Visser， “Trauma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11， 47（3）， pp.270-282.
（责任编辑：黄洁玲）
Landscape Writing and Identity of the Taiwan
Trilogy by Shih Shu-ching
Ma Haiyang
Abstract： Shih Shu-ching， with her The Taiwan Trilogy， cuts in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by way of ordinary people’s lives， expressing her deep realistic concerns and her consciousness of redemption in seeking identity. Relying on landscape writing， the novel initiates a return to the past years， reproducing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s of the Qing dynasty，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Taiwan Restoration， landscapes being associated with politics and also implying the discourse of the times as well as disciplinary power，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y， memory， ethnic groups and identity， with the semiotic significance of shap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By analyzing the landscape writing in the Taiwan Trilogy， one can explore the space represented in such landscapes and their local patterns， the added meaning extended from the shaping of power， in the interaction of home country gazing and empire gazing based on the initial meaning of landscape， as well as the entanglement of traumatic memory with identity，involved in th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while giving thought to the inevitable path that goes through the concealment of the landscape and the remains of identity revived and frozen in the site of history.
Keywords： The Taiwan Trilogy， landscape writing， disciplinary power， traumatic memory，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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