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影响，文学青年詹澈踏上了左翼运动道路，并一直以主动姿态介入党外斗争运动。然而因为缺失“在地化”的群众基础，詹澈所实践的文化阵地争夺战屡遭挫败。经过知识分子主体站位的不断调整，詹澈完成“深入群众”左翼传统的一次“落地”。最终，经过农会生活磨练的他蜕变为超越现实苦难书写，在具体感知中把握历史动向，发现社会变革可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领导十三万农民大游行的“农民诗人”。
关键词：詹澈;农民诗人;左翼诗歌;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2-0013-11
2002年11月23日，由台湾农渔民自救会发起的“1123与农共生”①大游行如期举行。全岛各地的13万多农渔民由2500多辆游览车送进台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下午2时，游行队伍带着高4米、长宽各3米的神农大帝像在前开路，农民们高举“支持改革、反对消灭”的旗帜，敲打着大鼓、大锣，沿信义路、杭州南路、济南路、中山南路等前行，最后到达凯达格兰大道陈水扁官邸前。在游行队经过或抵达的“行政院”、“总统府”等部门的门前，当局部署了上百警力及数层拒马蛇阵，台北市还特别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以应突变。整个台湾剑拔弩张，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13万农渔民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运动，总指挥居然是一位文弱诗人——詹澈。虽然诗歌创作和指挥游行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令人为詹澈的“义举”惊诧不已，但实际上这已不是詹澈第一次参与政治事件了。早在1970年代末的党外运动，詹澈便已动身从家乡屏东前往台北参与党外运动的助选活动，并组织编辑《夏潮》《春风》《鼓声》等党外期刊，是党外运动反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战将之一。然而，就在党外运动即将达到高潮之际，詹澈由台北撤回台东故乡屏东西瓜寮，从此开始了二十载漫长的农耕生活。
从台东到台北，再由台北复归台东，最终站在游行的队列中再次迈上台北街头，不断的迁徙与游走，“斗争”与“退却”，“退却”与“斗争”似乎成为詹澈从青年至壮年的毕生事业。换个角度审视这反复转移发声位置的迁徙，会发现这不仅是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斗争策略，也是一种文学性层面的取舍转变：詹澈的左翼意识由文学牵引——源自乡土文学论战，1980年又因文学性的追求做出撤回台东种植西瓜复归民众的抉择;最终，在沉潜二十载后，成功组织了十三万农民的大游行。游行势头猛烈的时刻，他重新将一切游行纳入自己的写作笔端。抛却感性范畴的个人喜好，对笔耕不缀的詹澈而言，诗歌/文学对他一生的行动来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位置：是他行动主体的催发装置，还是他斗争的武器？他一生付诸左翼实践的心路转折又在文学之中得到怎样的记录与回应？
另一方面，詹澈的诗歌是否是将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斗争的过程总结并最终经验化的具象呈现。1979年，美丽岛事件使党外运动一蹶不振，左翼力量更是从此失去集结民众同理心的斗争可能。那么，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便退出党外街头纷扰选举运动的詹澈，是为什么选择了“退却”，回到屏东，又是如何转变自身的行动指南，最终将自己潜入群众之中，完成和十三万农民身心相连的紧密结合呢？二十年的工作经验随岁月流逝而不可解，从他的诗歌之中是否可以窥见这份深入群众秘诀的不二法门？或许，对他的左翼诗歌进行耐心细致的研读，也是一种将詹澈作为方法的解剖过程，在这个悉心伏案的解剖里，我们正隔空呼唤着，“土地，请站起来说话”。
一、农村青年“如何写诗”
20世纪70年代，詹澈所踏上的左翼诗歌之路，似乎是农民知识青年在台湾文坛要坚守本心所遭遇的必然。
1954年，出生于彰化溪洲的詹澈是家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在詹澈诞生前，詹家曾祖父辈皆为贫苦老实的农民，曾祖父詹番薯曾参加过抗日运动而惨遭暗杀，祖父勤恳一生终于攒下薄薄家业，却因为遭遇八七水灾，稀薄的家财统统覆灭。在水灾面前，詹澈的父亲只好放弃祖父遗留的微薄祖产，再次白手起家，继续垦荒种田的无产生活。就在祖辈无所庇佑的“庇佑”里，詹澈逐渐长大了。身为农民孩子的他从小便熟悉农务，帮衬家中长辈操劳垦山、牛车、伐木、捡石头等日常劳作。而忍耐的心性更督促着他一直向前，在学业上，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据詹澈自述，自己从小学开始便是前三名，保送初中后依旧以前十名的成绩毕业。然而正如当时所有穷人家孩子的选择一样，为了更快进入社会，早日为家庭增加收入，他在中考结束后优先选择考上了专业技术学校屏东农专。
在学校，农民的孩子詹澈开始拥有了农忙之外的其他生活，因为师长的肯定，他开始喜欢上了文学，并在屏东农专编办校刊、从事文学创作。可是就像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场域流行的文学氛围一样，詹澈一直不能找到属于他的文体形式，“那时候新诗只能读到徐志摩”，“三十年来整个现代主义笼罩下，文学工作者，尤其是人們自慰式的苦闷与无力”。而詹澈一直希望的却是将诗歌的写作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置身其中的草根生活相联系，“我想要把我的经历写成诗——包括我们家种西瓜，以及我大哥的事情，还有我们家附近的土地庙，有个老兵福州仔‘兵仔陈在看管那间土地庙，他跟我讲过好多故事，我就想要以他和他跟我说的故事来写诗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③令他痛苦的是，这样的文学理念与当时现代主义文学泛滥的文学氛围格格不入。自五十年代纪弦号召只要“横的移植”，拒斥“纵的继承”的现代主义诗观后，台湾诗坛便始终为去政治化的现代主义氛围所笼罩，为各色各异的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裹挟。
于是，文学青年詹澈陷入了“如何写诗”的写作苦闷。每当谈起这段邯郸学步的诗歌启蒙之旅，他的回忆中呈现出最多的是彷徨与犹疑：“我想要从我的生活经历来写诗，但是无法用现代诗来表达出来，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才好，也还没好好读过好的叙事诗，大部分是那种短短的看不懂的现代诗。其实我很彷徨、犹疑。”④身为现实主义文学理念的簇拥者，詹澈在现代主义诗歌的风潮中始终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除了难以寻得表述自己“心声”的诗歌形式，他写作出的诗歌也难以获得文坛的首肯。当他不断试图将一切自己的生活、历史以文学化的写作经验进行表述，遭遇的是一系列的失败：他曾尝试着将自己的诗作寄给诗刊，然而，“诗寄去后都没有消息，后来我就没有再寄了”⑤。
可以看见，步入文学创作之初，詹澈体味到的并非是舒畅和快乐，而是一种顿挫和束缚感。此时的诗坛风气，对于他这种出生农家，又试图书写自我历史，表白底层心迹、主体性极强的书写者来说是非常不友善的。诗坛所流行的现代主义风格和写作形式，成为束缚青年诗人内心牢笼的同时，也成为青年必须要不断面对的写作课题。詹澈对于“文学”的热爱一面催生他抒发感情、直抒胸臆的创作冲动，另一面更成为他必须为之进行创作更新的原动力：如果詹澈想要阻断自己写作的“失败”经历，获得文坛的准入权，他必须从善如流、改旗易帜，学习模仿“横的移植”的诗风，心照不宣地默认即将到来的被文学场域、文学游戏、写作规律规训的无奈命运。但是，他对于文学的热爱，又时时提示着他进行抵抗——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初衷，他必须要打破外界固化的写作形式，在一种坚守本心，表白自己出生群体心声的坚守之上，为自己真正热爱的文学形式找到一席之地。可以说，在写作之初，詹澈想要写作而不得的彷徨和犹疑便已经揭示了两组相互角力冲突的力，他无法表述内心的顿挫，恰恰成为他必须要打破和面对的现实。“如何写诗”在詹澈这里不再是单纯的技法问题，对他而言，为了传达“心声”，必须努力超克外部文坛陈式束缚，写诗过程中进行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的更新/创造/坚守探寻，已经成为他明确定位自身主体意识的自我定位问题，与书写家族历史、农村经验的“底层诉求”俱生的是他文化责任感的提升。只有在这种不被接纳的表达环境和必须表达的执拗中，詹澈才逐渐明晰了他要写什么，完成在“不可写”的彷徨中逐渐探寻到“如何写”，继而实现“硬写”的写作成长。
而进一步探究詹澈诗歌的写作契机会发现，他努力寻找符合自己诗歌文体形式的冲动，正成为他左翼意识萌生的源头：正在左翼文学重燃的文学论争中，他才找到了书写自我的可能。据他回忆，服兵役时期，每次有空闲，他便往台北跑，在一次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的“再见阿郎”电影欣赏座谈中，他认识了乡土文学论战的主将王拓和林华洲，此后，经由王拓引介，他开始了与蒋勋等乡土文学论战同仁的认识与交往。正是这次耕莘文教院的活动之后，詹澈才找自己诗歌创作的叙事形式。会后，施善继拿了两册诗册交给詹澈，叮嘱他一定要看一看，这里头的诗歌是三四十年代的大陆诗人的作品，例如艾青在抗战时期的抗日诗歌。这些来自祖国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诗歌使詹澈振奋起来，“让我震撼，我马上被感动”，“艾青写的农村是很贴近我的生活经验的”⑥，艾青贴近农村生活经验表达的诗歌令詹澈感到亲近之余，令他感受到了生命反叛的力。“一看到艾青的诗，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就决定要写这种东西”⑦。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方兴未艾的乡土文学论战也为詹澈提供了表达自己心声的契合文体：
“这两年间，乡土文学论战方兴未艾，继龙族诗刊现代诗评论专号之后，这次论战的影响是空前的，我几乎没有漏读一片相关的文章。在荒郊野外，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读着……也写着慢慢成型的作品……就这样，我接受了此次论战中，从文学的、社会的，继而政治的、经济的思想启蒙，遗忘独自一个人思考不解的问题，才有了比较明朗的概念。”⑧
乡土文学论战牵引左翼文学传统复归，由此，詹澈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形式，他的诗歌创作与创作理念也首次获得来自主流文学思潮的首肯。而在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理念的阵地里，为自己的诗歌寻到跌宕摸索已久的发声位置，也坚定了他进一步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决心。可以说，在“如何写诗”困惑中所坚持的文体探索追求过程，使“文学”不仅成为他笔下的创作客体，更上升为催发他左翼主体意识的催生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完成最初的文学定位以外，文学组织也为詹澈提供了最初左翼实践的政治场域。正是通过与乡土文学论战同仁的交往，詹澈才进一步进入了左翼活动的核心领域。如前所述，在第一次偶入的“再见阿郎”电影欣赏座中，詹澈以“文学”为交流媒介认识了当时党外左翼知识分子王拓、林华洲、施善继等人，还在与他们的相交中进一步步入了左翼的串联活动。在乡土文学论战主力战将小说家王拓的引介下，詹澈逐渐进入了党外左派的核心文化圈，并“后来慢慢与苏庆黎认识，认识陈映真等亲近的左派人士”⑨。对于七十年代末的政治场域而言，极为显露的政治活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活动始终只能以文学潜流的形式在各种文艺组织，如读书会、电影讨论会等讨论会中展开。左翼思想这种极为敏感的政治主张，也唯有掩饰在文学的面纱之中，缓慢发酵，当时的乡土文学论战者往往兼具小说家与政治先觉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对詹澈而言，靠近了乡土文学论战的文人集团，其实也就靠近了七十年代台湾社会最具有左翼精神的政治同仁集团。这是以文学交往为联系途径，逐渐被吸纳入党外运动左派阵营的必然。在同人集团的影响下，詹澈原本单纯为了寻找写作形式解放的文学性实践，也蜕变为政治性介入现实的行动冲动，并终于由“文学的内面”转化为“政治的外延”——1979年，他动身前往台北参加文学引路人们组织的党外运动了。
临行前往台北时，詹澈写作了一首《坐飞机到台北》，质朴的言辞之间，他已将驱近台北的原初动力袒露无遗。诗歌开篇即是游子的告别呼唤，坐在飞机之上的“我”，在飞机上思绪万千，重申着告别的呼唤：“再见，亲爱的父亲/再见，老廖”。接着笔锋一转，在告别的思绪游走中嵌入了自己和故乡亲朋友人的农忙往事，有布袋戏的村头演绎，也有底层外省兵的逃难史，细节刻画入微，反面衬托出游子对于故乡满满的牵挂和不舍，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为何在如此深厚的粟粒之思的不舍下，依旧要告别故乡。叙事者似乎感知到读者的疑惑，转而开始进行解释，此番“坐飞机到台北，不像去美国投奔，不像日本观光客，不像美国厂商，不像代表团的一群”⑩。在这里，辩白的解释带有了强烈的道德自卫意识，“投奔”、“观光客”、“厂商”、“代表团”连接着商业意图、赏味的游客心理、甚至更因前缀所设定的“美国”与“日本”国际设置，显示出一种对于依附性之下台湾知识分子买辦性质的批判态度，叙事者显然深知台北的堕落与繁华，他以“是歌是舞”“做梦的温床”“令人憎恶令人爱惜的台北”为特征反复暗示着台北都市文化的属性，这种属性与诗歌前半部分，飞机刚刚起飞我所追忆的台东的乡土气息，当然是格格不入并截然对立的，通过直抒胸臆的自我表白，叙述者的行动指标随之凸显：这不是一场追名逐利的漫游，也不是一场漫无目的的行走。就在两处迥异风景截然对立的分断处，诗人紧接着以更为宽泛的地理名词将台东的乡土与台北的都市纳入了共同的版图：“再飞高也是在自己乡土的上空/飞再远也是你亲生的儿子/不是去美国，在台湾/在台湾，第一道晨曦永远在东部/在东部，我们是优秀的台湾的中国人/这是我们最光荣的话题”，这种地理范畴的整合统一，不仅是地域的延展，也是情感的认同和行动合理性的原因。詹澈在字里行间压抑世俗成功学的同时赋予自己的远行神圣意义——为何要在对故土充满眷恋的同时飞入台北，正是为了“将台北摇醒”。只有进入政治中心的台北，才能够拯救自己故乡的衰亡，并将此前频现在诗歌之中的亲友的命运改写。可以说，《坐飞机去台北》是诗人的立志之诗。这场由台东至台北的斗争路线转移，只有建立在两者的地域共同体、乡土共同体前提之下才能够成立，当诗人不断声明“飞再高也是在自己乡土的上空”，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行为寻找必须性的，这个不是一场背离乡土的告别，而是一场为了故乡的出走。而已经趋近政治中心台北的“我”为何依旧停留在“自己乡土的上空”？这是因为即便是在异乡的土地，自己心中所牵挂之事仍然是台东的乡民，台北与台东之间的纵深感被“自己的乡土”所衔接。文学不仅成为詹澈的左转契机，更以一场飞机上的漫游诗篇，记录了詹澈从文学青年转向政治青年的行动心史。
二、作为“回落”的“退却”
到了台北后，詹澈的斗争不可谓不丰富。抵达理想实践地的他一直以主动进击的姿态介入当时的党外斗争运动。他首先亲置纷扰的街头选举现场，亲自站上演讲台面对群众演讲二二八事件。然而，伴随1979年美国和中共建交，国民党政府被逐出联合国所造成的政治波动反过来刺激了国民党党内鹰派势力抬头，国民党政府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对党外运动的抓捕和封锁行动，党外运动遭遇重挫，詹澈一直支持与参与的选举助选活动也随之流产。另一面，台湾党外的文化阵地也在疾风案件爆发后，受到国民党威权统治和党外中产阶级右翼民主派的夹击而声势式微。原本，在台湾当代文化阵地中，詹澈曾参与的《夏潮》是一个非常具有左翼关怀的期刊。“党外提出来的公共政策几乎都是《夏潮》提供的。环境问题、原住民，台湾史、乡土文学这些都是《夏潮》开创出来的……农民、渔民、老公、雏妓、弱势团体的问题，都是《夏潮》开创出来所关心的。”但最终，在国民党的威权压迫下，《夏潮》被迫停刊，夏潮系介入文化领导权争夺的实践努力受到严重挫折。夏潮系斗争中断，使台湾左翼力量遭受很大打击。虽然，中产阶级的党外斗争，也陆续创刊了一些号称劳工旗号的期刊，如《生根》之类的杂志，但维护劳工利益必然会损害中产阶级利益，这对于创办《生根》等杂志的，以中产阶级为首的台湾民族主义者来说，是矛盾和冲突的，也是难以真正实现的。这些期刊往往停留在“骂一骂国民党，却不曾深入揭发台湾常年来政权与资本勾结下践踏、剥削工人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詹澈便极为积极主动地介入了王拓所创办的《春风》杂志的发行活动。在他看来，《春风》的出刊正是希望能多写一些工人、农民等低下阶层民众的生活，在党外运动的选举竞争路线中开辟另一条群众路线。正是在这个时期，詹澈为《春风》杂志的创刊写作了那首重要的党外诗歌《春风》。可惜的是，《春风》仅出刊一期就被查禁，在隐蔽状态下出刊的第二期也很快再次被查禁。虽然此后詹澈又以编务身份组织创刊了《鼓声》，但这份期刊同样遭遇了不幸流产的命运。最终，在街头助选和文化阵地争夺战屡遭挫败的詹澈选择在运动高潮时期回到台东，在父亲垦殖的西瓜寮开始了种西瓜、忙农活的田园生活。就在他抽身而退不久，党外运动进入高潮，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党外人士遭到国民党大肆逮捕，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对于一直是主动的，以“前趋”姿态介入政治的詹澈而言，在党外运动的高潮时期抽身而退，复归田园生活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对于他身上所呈现的这种反转性质的抽离行为，我们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实际上，詹澈的“退却”早在他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之时便有迹可循。在美丽岛事件爆发之前，尚未回到台东的詹澈与黄顺兴、王拓、陈映真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黄顺兴直接追问詹澈，究竟是要选择从政或是写作，因为这两者会相互冲突。如果詹澈选择从政，曾经担任过台东县长的黄顺兴表示可以帮助他一家家拜访。以黄顺兴在台东的政治基础，只要再努力一点，詹澈便可以当上县议员。但詹澈没有顺承黄顺兴的好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丝疑虑：“在台北的一两年，在吕秀莲、陈鼓应等人的募款参会之中有不少演讲经验，但我总是觉得自己很空，不踏实。”“其实我那时候会想要回去台东，是已经感觉到自己缺少什么东西，也想要整理自己。因此我就回去了。当然也是因为选举结束了，《鼓声》也被查禁了。我回去台东后，因为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也被禁掉了。”在党外运动高涨的时刻，身处运动暴风眼的詹澈所体认到的竟不是激越与振奋，而是疑虑、空虚和不踏实，这究竟应该作何解释？从长远角度来看，政治运动带给詹澈的不适感恰恰正是运动失败的症结所在。正如陈映真在此后反思夏潮—党外时期的左翼运动实践时所指出的，虽然“《夏潮》杂志可能是当时唯一把冷战结构对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做过分析和批判的一本杂志。”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身为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夏潮》杂志，“有一个工作没有做”。在七十年代“环境条件更坏”，大家的“理论水平更加的粗糙”的情况下，夏潮系统的同伴“没有注意到中国分成两个，台湾起到什么样的变化”，从而“对台湾是个什么社会，属于哪一个阶级，是怎样的物质的循环在支配整个社会的分析工作没有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夏潮》所开展的左翼运动，“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条船要开到哪里，我们的社会是什么？基本的矛盾是什么？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社会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最终“只不过向往社会主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骂骂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应为人民服务，文学、艺术应该说出人民的心声，认识中国共产党，就这些，迷迷糊糊的。”如陈映真所反思，黨外时期夏潮系所展开的政治运动与左翼批判更像是一种情感式的理念认同和教条式的左翼尝试，缺少了在地化的群众斗争实践和理论总结。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党外左翼运动要实践群众运动的联系任务，从而获得一种“在地”的实践感是非常困难的。夏潮系的核心人物苏庆黎在九十年代接受访谈时曾回忆道：党外人士参与政治活动，参加选举是改变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之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组织工会，唯一能和人民取得接触的是透过‘选举”。只有借助参加党外民主运动，才能扩大国民党威权统治之下的民主空间，才能“打开政治跟言论空间”，不然的话，“阶级文艺是不可能谈的，做运动都不可能”。因为在当时连“工会运动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稍微写一下工人的问题，你可能就要去坐牢。”苏庆黎虽然走的是街头选举的运动，但从她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外左翼的知识分子想要进行深入群众的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大家普遍都缺少群众基础和群众运动经验，从这个角度回看这场运动，便会了然詹澈所感受到了悬空感并非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一种客观政治条件束缚而造成的普遍现实。这令詹澈感到“不踏实”与“空虚”的原因也是党外运动遭遇挫折的症结之一。
将詹澈的“空虚”与“悬空感”与党外运动的挫败相联系，便明白，与其说詹澈是放弃了政治运动退回了田园复归了农村生活，不如说是凌空理想激情与现实格格不入之间的偏差感在运动失败前便为被詹澈所捕捉：早在更大的政治挫败——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前，他便以直觉式的不安感提前预知了运动所缺失的关键所在，而他渴求回到乡间田野的冲动，正是为了弥合在这热闹非凡却危机四伏的政治运动中体认到的“空虚”与“不适”。同样不应被忽略的是，在詹澈饱有修正意味的“退却”渴望中，仍旧保留了他“介入现实”的辩证态度。在詹澈看来，选择“退却”也是为了文学上的自我调适，“回到屏东是为了更好的写点东西”。詹澈曾自白，自己“回来台东的心情，在《卑南溪四部曲》中交待了”，这首诗中，他直白写到这种复归乡土的冲动，“回来你身旁/重新学习勤俭、沉默和乐观/学习我农民的祖先们/如何在你身旁忠实的耕耘”。在向熟悉经验领域不断回落趋势的指引下，詹澈在感到“党外的政治运动，在文化上与思想上的努力是不足的”的同时，自己那“很想离开终日旋转忙碌的生活，很想静下来好好的看书和创作”的文学愿景终于成真，回到屏东田间地头的他进入了创作生命的高潮期，接连写出了《土地，请站起来说话》《手的历史》《西瓜寮诗辑》《海岸灯火》等诗作，其中《西瓜寮诗辑》还于1996年荣获第五届陈秀喜诗歌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写点东西的欲望之源恰恰来于他对于文学效力的认可与信赖。相比黄顺兴诚恳的从政邀约，詹澈更首肯陈映真的看法，在陈映真看来，文学的影响会比政治更加深远。在这里，“退却”与“文学”与“介入政治”成为一组相互调适，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驱动装置，成为詹澈此后再出发的原点。
要特别提出的是，回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台东农村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乡村为观察、书写的对象，其实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是培养詹澈无产阶级意识，使他体认底层农村在整个台湾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定位，更成为他更贴近“第二自然”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重要装置。刚刚回到台东的詹澈曾经有过一段萎靡不振的时光，在父亲的安排下，他继而进入屏东农村的农会工作。正是在台东地区农会工作的实践经验，为他修正性的“退却”提供了非常行之有效的便利性。“台湾地区的农会于日据时期设立，历经百年时间，如今已经成为台湾地区乡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光复六十余年来，历经“土地改革”、“经建计划”及各项“农业政策”的推行，农会生产和农村建设高速发展，农会在其中便扮演了关键作用。在台湾，农会不仅是单纯的社区组织，还是一个深入台湾基层社会，一直扮演者当局和农民之间的桥梁角色的农村自治管理机构。曾有学者总结过台湾农会的五大特点，一是分布广、参与面大;二是机构完善，自治性强;三是农会始终以农民为主体，推行以人为本的农业运行方式;第四则是功能强，作用大。台湾农会具有生产型、生态性、政治性和生活性等职能，是集经济、政治、服务于一身的组织，涉及的领域较广，涵盖面大;最后则是农会为公益社团法人，享有减免税、工商登记、信贷等方面优惠。“透过农会的组织架构，农会不仅推行“农业政策”，提供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文化所需的各项服务，同时透过农会的教育训练，提高了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可以看见，台湾农会特殊的基层组织性决定了他是一个沟通交往的活动空间，而非封闭的行政空间，这个处于政治、农务、商业、市场、文化多重网络之中的基层运转机构，在联系上下级行政功能的同时，也最先感应到政治行政政策和商业市场变动给农业带来的冲击影响，另一方面，正因为保留了村民自治的非行政功能，农会面对冲击的回应并非完全是被动的，其不以外部行政力量/市场力量为单纯决定性因素的非行政性质，赋予其以农民意志为主体作出危机回应的可能。所以，农会的运转过程其实是一个多重力量相互角和，互相耦合的台湾社会变动的微型模型。既是直面政府政策的、又是直面市场波动的，同时还是传递农民意志的。在乡村自治层层跌交的网络布局中，农会起到了不可或缺、见微知著的“枢纽”作用。
詹澈所进入的台东地区农会便是依据民国六十三年（1974年）三月公布之“农会法”，在“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由台东镇农会、卑南溪农会、绿岛乡农会、兰屿乡农会四个农会合并而成。”在他回忆农会生活时，会发现农会工作时期詹澈的生活经验是多方位敞开的，他一方面捕捉市场运作带来的商业危机，一方面捕捉政策变动对农业产销产生的深度影响，一方面倾听农民忍耐哲学下的静默心曲。例如詹澈曾以政府“肉牛计划”中断，农会应对方案为例，说明农会在农村不可或缺的中间人作用：
“台东初鹿牧场后面的山谷推广政府的“肉牛村”计划，和农民七月畜养肉牛。但是，到了肉牛可以出售时，政府却开放外国牛肉进口，使农民血本无归，农民积欠饲料款，生活发生问题。台东地区农会已然决然以保证价格收购农民的肉牛，由农会员工亲自轮流饲养。农民贷款无息无限期偿还，并拟定专案计划为农民解困，深得农民认同，信用部存款持续增加。”
而他也在农会工作中，找到了农村生活脉动的特殊规律。从关系农民生存根本的农业贷款来看，詹澈通过工作才发现农民耕种过程中的实际性难题和解决手段。就农业贷款而言，倘若农民要以种植作物为由，预先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银行贷款，往往很难实现的。因为农作物生产周期长，“农会是半公益法人也难收买过户”，“农地买卖很困难”，还钱还得等到作物收成后（西瓜四个月就可以收，如果是种释迦的农民得四年才能收成），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又极高，所以市场上普遍流行的商业金融贷款难以符合农民需求，“很多小额贷款项目只能依靠农会，只有农会愿意借钱给农民”。亲手处理过这些琐碎事宜的詹澈获得了在具体实践中重新认知乡村运转规律，并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完成和政府、银行、农民多方互动的工作流程。应该说，农会的工作为他提供观察农村运转规律最好的观察场域。
三、“深描”的诗
八十年代后，台湾经济进入高速自由化的腾飞阶段。各阶级矛盾也变得愈发冲突，而作为台湾社会经济支撑腹地的农村社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民的利益不断受到商业损害、政策变迁等全方位压力侵袭，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变得日趋尖锐。从这个角度，再来阅读进入詹澈的诗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詹澈刚刚回到家乡之时，他的诗歌还沾染着他在党外运动中所体认到的“很空，不踏实”的余绪。1981年农民节，刚回到台东的詹澈写作了一首诗歌《土地，请站起来说话——记贫农洪梅》。从创作初衷来看，这无疑是一首优秀的诗歌，在詹澈所有的诗歌之中都称得上翘楚之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歌刚好完整体现出了詹澈此前思想上的缺陷症候。《土地，请站起来说话》正如其名一样，是为贫农洪梅所写的一首叙事诗，描写了贫农洪梅的艰难生活，诗歌语言朴素而简练，这种精粹的写实性将詹澈浓郁的人文情怀展露无疑，但也在无意之中展露了詹澈的对农民生活的隔膜和不熟悉。诗歌开篇，便将叙事者和贫农洪梅的对立关系建立起来，“他像流云一样轻快，也像乌云一样沉重。他要再去拜访，那可怜的妇人洪梅。”叙事者以一种关照的视角审视着贫农洪梅，他眼中的贫农洪梅处于一个急需人来拯救的被动状态，她的生活处境是艰苦贫瘠的：
“似乎没有人爱说话，这村落住的都是农民。唯一的杂货店，没有招牌，没有充足货品。一台脱皮大同冰箱，艰苦冻着冷饮……”
她的行动与神态都是悲哀而惹人垂怜的：
“她弯下腰，给凤梨施肥。她背上的孩子，歪着头安睡。她侧脸给包布的斗笠掩蔽了，她肩头被西斜的阳光照出单薄。”
在大量笔墨对洪梅的苦难进行渲染的同时，叙事者还觉得意犹未尽，不够凸显她的无奈，他還一定要让对方直白地啜泣，主动展现自己的穷困，
“‘阿梅嫂，你还好吗？年轻的指导员走过去。她抬头，一刹那，她哭了……”
的确，此时詹澈诗的字字句句都在描写贫农洪梅遭遇的不幸，摒弃了现代主义诗歌为纯文学的形式主义所束缚的个人主义视角，以写实性的记录复刻使诗歌重新聚焦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受苦人。这种苦难的刻画虽然是具有感染力的，但是他的诗歌之中对于洪梅所有苦难的描摹，更像是处于极端生存境遇中的象征符号，在自然主义式的暴露中失去自己的批判力和批判对象。诗中，贫农洪梅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被动对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者面对贫农洪梅的遭际命运，除了大量呼之欲出的呐喊抒情，却丧失任何解释其命运的能力。他只能以悲怆的语调，在诗歌的末尾不停乞求，不停质询。
“土地，亲爱的土地，
如果您是农民的母亲，
请告诉我们;
如何？！
我们才能与您相依为命？！
才不必去外地打工？！
请告诉我们，
是谁？！
把我们弄成这款地步？！
土地，请站起来告诉我们，
只有我们农民落魄到这款地步吗？！
还是全世界的农民都这样子？！
土地，请站起来和楼房比比高低，
请站起来说话呀！
请向上天质问，
农民，是不是大地上，
最原始，最悲惨的人群？！”
詹澈在此运用了大量排比的质询句，但排比句的连贯使用并没能赋予农民群体一种主人翁的严肃气势，反而给读者一种故作坚强的逞强感。之所以要如此迫切的质询一系列的问题，正暴露了詹澈无法解释农民生存现实的无力感。他无法解释贫农洪梅，以及更多像她一样的农民为何会落入这般凄惨的境地，这种无法解释的迷茫感，进一步阻断了任何改变命运行动的发生和生成。
但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代末，如果将詹澈的诗歌串联起来审视，会发现回到台东农会工作之后，他的诗歌逐渐具有“深描”性了。虽然他的诗作仍然延续着此前的现实主义关怀，以农村生活的点滴细微入诗，如《向月光坦白伤痕》写到工厂“执意由南向北推挤腹地”“这一代糖厂土地，早已投降休息”;《夜梦》写到在高昂的屠宰税面前，通货膨胀的现实使农民不得不私宰母猪，“贫穷的农村还未翻身/猪价惨跌时/农民不愿多缴屠宰税/在私宰一只怀孕的母猪”;《液体的火焰》写到农民自杀，原因不明，“当兵的儿子、离婚的女儿、傲慢的媳妇/背弃的丈夫、沉重的贷款和意外的水灾/似乎不是他自杀的全部原因”但是，他已经逐步在诗歌之中透露出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内因。概括来说，如果说此前詹澈有关乡村社会里农民生活的书写，集中于自然主义之上苦难的呈现，那么更内在的线索，其实是造成农村问题不断浮现，农民不断被卷入悲剧命运的“变动”。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他诗歌中的人物遭遇不测，叙事诗中“本事”层面的故事性凸显，是他后期诗歌中相对富有层次、需要更深入解读的部分，也是他诗歌更贴近“现实主义”准则的进步。
1984年，台湾与美国签订了食米协定，限制台米外销WTO。之后，美国米大量倾销进入台湾，与此同时台湾米却被限制要求“只能做加工成为饲料，且规定美国进口的米一定要上市，不能加工做饲料。”1990年，台湾签订了GATT协议，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内，美国的许多农产品进口到台湾都是零关税，这对台湾农业产生了致命的打击。据詹澈描述，早在1988年要推进GATT计划之前，台湾便要付给美国“短期款”，“美国的火鸡肉、水果、玉米、大豆、小麦、面粉大量进口台湾。我们那时候在台湾中部种玉米的农民，一公斤卖二十块才达成成本价，美国的玉米进口到高雄港口，一公斤卖四块钱，这样在台湾种玉米是一定倒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农会推广股，将近一千公顷的玉米田，在两年内缩减到两百公顷，速度之快。”
詹澈的诗歌，开始记录下这些外部世界社会变动在台东农村所造成的冲击，并以非常细微具体化的细节描写将一切如实复刻。他在《夏季预知死亡纪事——哀老农热死》中描写台湾农民的悲惨命运：“仿佛已与之死亡纪事似的死神/无奈而又悲哀的身影和眼神/终于看见你做啊……做死在自己的田地上/一手握住农具一首抓紧泥土/想要呼救却已然不及也没人听见/例如一个政权没落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在《下棋与下田》中，塑造一个农村青年之死：“那是二零零二年夏天我不能忘记的一年/加入WTO后一年我父亲去了还留下二零零万债务/而旺仔除了欠我父亲十万还欠农会一五零万/我父亲知道旺仔为什么突然自杀”。单纯阅读这些诗歌，除却一些关键性字词的提示，台湾农民的悲惨命运似乎并不可解，但倘若将詹澈此阶段的诗作连续阅读，便会在诗歌的互文之中寻获一个充满历史脉动感的答案。在《欺骗和烫伤的胎记》中，詹澈进一步描写了“WTO”对原有农村农产品营销的冲击、破坏，“我站在大都会公园喷水池旁/走进跨国超市如SOGO或高岛屋/到处摆满进口水果/它们从GATT夹缝进来将更廉耻/躺在白色保丽床垫上/和张大眼睛的鲈鲑们隔邻条码/可是/就是没有标售我们种的西瓜”;他的另一首诗《吊猪农上吊》则将台湾农业土地零细化、农业收入日窘，最终破产的过程“深描”而出：
“不要怀疑，你身体背后的问号
那个缩写的字母WTO，石油输出国与USA
一场挟持民主自由与人权正义的战争
消耗了人类平均可用十年的石油
于是，加速砍伐热带雨林栽种的基改玉米
成为新兴生质汽油原料，农地挤压
人和禽畜的粮食紧缩，价格猛涨
运费高高拉住货轮，在海上喘息慢行
于是，你养猪成本涨了一倍
那些饥饿张口的打住，流涎面对
饲料商与药商的债主
在口蹄疫未被解禁的二零零七年仲夏
他们在门口叫着你的名字，他们静默的看着
你的妻儿俯在身前叫着你的名字。”
这些诗歌都充斥着对抗性的矛盾感。诗中一边是超市货栏上“到处摆满进口水果”，一边却是本土农作物被市场驱逐在外“没有标售我们种的西瓜”;一边是大肆种植“基地玉米”甚至不惜退林还耕，一边却是“养猪成本涨了一倍”，农民们只有以“饥饿张口”“流涎”来面对债主“饲料商与药商”。通过字里行间的对抗性叙述，詹澈成功制造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与之对应呼之欲出的是台湾土地问题的紧张与急迫，此时，既有农业政策与民生需求之间的重重矛盾已经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诗歌语词的搭配也别有用心，诗文中浮现的“WTO，石油输出国与USA”等政治修辞不仅指涉明晰的国家与世界贸易体系，更与此后的台湾当局“退林还耕”等土地政策相互对应，暗示着台湾农民生产成本的上升，并非天灾和巧合，而是来源于外部环境。正是因为西方富裕国家向边陲半边陲地区进行农产品垄断，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输出行为，与依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圈的执政党当局完全忽视农业建设、民生根本的依附性政策引导下，才使台湾的森林植被大肆砍伐，退林还耕种植上进口的“基改玉米”，而美国廉价过剩杂粮在台湾的大肆繁衍，又反过来冲击了本土的农作物，农民赖以为生的稻作不得不转向更适应出口与世界资本主义需求的养殖经营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需要的玉米种植业等），甚至面临时时牵绊进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的危机冲击，毫无招架之力，最終成为负债累累自杀的“旺仔”们。农会工作良久，与群众相互接触，并实际解决对方难题的詹澈的诗歌已经呈现出一种“乡村内部”与“社会外部”结构、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互牵动影响的联动感。
此时的詹澈已经成为卢卡奇所指认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卢卡奇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具备无产阶级意识。但阶级意识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自在之物，而是被一系列实践运动所赋予的。卢卡奇对其的定义是：“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他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因为无产阶级不单纯是被镶嵌在社会总体之中的一个空位的和受苦的部分，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同它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和发展只是同一实际过程的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所以一旦当人们对社会状况、社会状况产生的利益、这些状况和利益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都有着准确的把握之后，他们便能拥有一种“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进而从群体属性转变为“阶级”属性，蜕变为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锻造出革命的行动主体。
詹澈便是如此，在农会工作的日子使他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培养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而对于问题根源的了然于心，同时催生他内心革命的冲动。面对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巨轮运转，台湾乡村不得不卷入到依附国际市场、商品和价值的均一化过程，面对台湾农民不断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第一世界国家对边陲依附性地域资本输出所损伤的悲惨现实，詹澈不断向他内在于的乡村群众共同体进行宣讲，催使他们共同认清自己的命运，迈向了革命的路途。“明天的游行/财团和农民都同时要求/公地放领农地自由买卖/演讲时要不要重复说明/ GATT和资本主义”（《星夜的质疑》），争取让农民体会大的历史转变对原有乡村社会结构的冲击与改造的同时，他也终于蜕变为“渴望解放自己解放别人/像那些等待黎明的革命者”（《守夜人和偷瓜者》）。
超越现实苦難呈现，高度道德化的政治取向，在具体、细腻的感知中把握历史的动向，发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是詹澈与他的诗歌给我们最大的启悟。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会在“梦土上/浮出了准备战斗的碉堡”。
① 199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就酝酿改革农会基层金融机构，但因错综复杂的原因，改革一直裹足不前。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面临着金融国际化等变数，多项经济指标连创历史新低，金融业危机重重。金融危机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台湾。2001年6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金融六法”，即“保险法”、“存保条例修正案”、“营业税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重建基金置条例”及“票券金融管理法”等。其中“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是一项新的“立法”，在该条例中，为经营不善的银行建立了一套倒闭机制，规定了重建基金的资金来源和规模，同时，明确金融重建基金整顿的对象主要是基层金融机构，包括农渔会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以及净值转为负数的金融机构、经财金主管机关认定的应该立即处理的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等。这些机构都将由“重建基金管理委员会”配合中央存款保险公司进驻整顿。在此背景下，2001年8月10日，台湾当局“财政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出中央存款保险公司与3家银行人员，进驻36家农渔会信用部与信用合作社，对36家基层金融机构账目进行清算查实，发现这36家机构放出而收不回来的坏账约达600亿元（新台币，下同）。9月14“财政部”指派10家银行吞并这些机构，使它们成为10家银行的分支机构，而被并吞的农渔会信用部和信用合作社的资产与负债，也均由这10家银行收受。至此，台湾农渔会的360家金融机构被一下吃掉十分之一，蹴鞠引起反弹，造成农渔民“1123与农共生”大游行的爆发。参见田晓燕、严安林：《台湾农渔会组织》，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② 农训协会发动全国农渔会“1123与农共生”13万农渔民大游行之后，2004年1月30日《农业金融法》施行，渔会信用业务主管机关由财政部改隶农委会。同日，农委会农业金融局挂牌成立，开始推动农业金融改革。迄2014年8月底统计资料，全国25家渔会信用部存款余额共527.11亿元，放款余额258.20亿元，存放比48.98%，逾期放款余额2.36亿元，逾放比0.91%，为近30年来最低。全体渔会信用部盈余2.05亿元，净值占风险性资产比率（BIS）11.57%，业务指标显著改善，经营体制日趋健全，农业金融改革成果显著。参见胡忠一、范雅钧：《台湾渔会大事年表1924-2015》，台北：农训协会2016年版，第139页。
③④⑤⑥⑦⑨ 詹澈、林丽云：《荷锄握笔心忧忧：农运诗人詹澈访谈》，《人间思想》2018年17期。
⑧⑩詹澈：《探索的道路》收入《手的历史》，台北：锦德图书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5页，第24页，第24页，第7页，第31页，第7页。
郭纪舟：《七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第504页，第504页。
陈映真：《谈“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主”》，见《陈映真全集卷六》，台北：人间出版社第2017版，第372页。
陈映真：《建立真正独立的产业工会，为保障工人的生命和权益而奋斗》，见《陈映真全集卷七》，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页。
《春风》杂志的主要参与人为王拓、黄顺兴、苏庆黎、陈映真等夏潮时期同仁，但因为詹澈没有案底，所以他被首推为发行人，以便申请杂志。参见詹澈、林丽云：《荷锄握笔心忧忧：农运诗人詹澈访谈》，《人间思想》2018年17期。
陈映真：《四十年来的台湾文艺思潮》，见《陈映真全集卷八》，台北：人间出版社第2017版，第144页。
陈映真：《（访问）访陈映真》，见《陈映真全集卷十四》，台北：人间出版社第2017版，第293页，第293页，第293页，第293页，第293页，第303页。
欧阳威、刘飞翔：《台湾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经验借鉴——以大有社区和信义乡农会为例》，《台湾农业探索》2019年第3期。
田晓燕、严安林：《台湾农渔会组织》，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第10页。
詹朝立：《十二万农渔民大游行传真》，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第65页。
詹澈：《土地请站起来说话》，台北：远流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第117页，第117页，第123页。
詹澈：《西瓜寮诗辑》，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9頁，第180页，第99页，第92页，第103页，第193页。
詹澈：《下棋与下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第92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特约编辑：江涛）
The ‘Landing and the Birth of a ‘Peasant Poet
---Zhan Che （Chan Chao-li）s Struggle and Writing
Shao Hailun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ebate about native literature as written in the 1970s， Zhan Che， a literary youth， stepped onto the road of the left-wing movement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by being engaged in the struggle movement outside the party. However， as a result of his lack of a localized mass-based found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coerci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he practised in saw repeated defeats. With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to and revision of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as well as a concentrated study of rural living， Zhan Che completed a ‘landing into the masses that was a tradition of the left-wing movement. In the end， Zhan Che went beyo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inful realities with a highly moralized political approach by mastering the direction of history in concrete and fine sensibilities， discovering the orthodox Marxism of a possibl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becoming a ‘peasant poet that led the demonstration involving one hundred thirty thousand peasants.
Keywords： Zhan Che， a peasant poet， left-wing poetry， Class consciousness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