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拉丁美洲各国华文传媒的史料梳理，借助拉美华文媒介的空间变化，展示出拉美华文媒体的历史变迁。由之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华文传媒空间分布随时代而逐渐拓展，从加勒比海周边向南美洲腹地进行地理中心转移;华文传媒的创办主体从社团到经济协作实体，从政缘族缘连接到经济共赢目的转换;华人移民受众从由种植农业社会的聚集定居形态向现代商贸社会的流动散居形态转换;而媒介内容板块也明显呈现出母国延伸到世界共同体的日益精准化的组合结构。
关键词：华文传媒;拉丁美洲;地理空间;变迁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1-0081-08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不断扩展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介入，从几乎在拉美缺席，转变为众多拉美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拉美互动关系在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对拉美相关研究的需求，意味着对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更多的认识需求。作为迟来者，中国还需要在许多方面努力理解与拉美的互动及其碰撞。因此，了解整个拉美华文传媒历史，特别是台湾对拉美的华文媒介传播的历史、经验和问题，对大陆推进国际传播策略，“走出去”也具有现实的价值。
国内华文传媒研究当中，历史研究比例较重。但往往集中在东南亚、美国、欧洲等华人往来密集或者综合实力强盛的区域，而拉丁美洲的华文传媒的研究为数寥寥。一方面是因为拉美华文传媒势单力薄、国家众多、资料匮乏;另一方面则因为拉丁美洲更多与台湾关系密切，造成相关关切的疏远。总结当前国内外的拉丁美洲的华文传媒研究：（1）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历史资料，比如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1967年）谈及中美洲、南美洲的部分华报。曾虚白《中国新闻史》（1977年）中存留墨西哥、瓜地马拉、巴拿马、智利、巴西、秘鲁等国当时的华文报纸记录。由于拉美与国民党当局的长期外交关系，因此台港等地的史料中较多记载。（2）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历史概述。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部分书籍（程曼丽，2001;王士谷，1998;周南京，1999）粗略记录了拉美华文传媒的发展历史。此外，一些关于海外华文报刊或传媒的概括性研究论文（吴潮，2006;王士谷，2000;方积根，1986）也零星涉及拉美华文传媒。（3）网络时代，拉美华文传媒也随之剧变，但相应的学术研究寥寥可数。两年一度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集中拉美的媒体人代表撰文回顾媒体当下状况（如，周健，2019;孟可心，2017;等），而《世界华文传媒年鉴》每年集中展现这些相关华文媒介的研究资料。总的来说，国内外对于拉丁美洲华文传媒的整体梳理一直匮乏，对不同时段拉丁美洲华文传媒的具体特征、影响因素和功能效果等更缺乏独到的归纳分析。
本研究的历史追溯以地理空间转换为视角，其源于人文地理学和媒介地理学领域的启示。人、地之间的关系是人文地理研究的中心主题。脱胎于人文地理学的媒介地理学则进一步关注媒介、人与地理的关系。华文传媒的次生文化特性，使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相关观点，还进一步从多样生态的角度有更多拓展可能。当下的相关研究偏重横向、静态、概括，缺乏具体分析和历史支撑，本研究从地理视角对拉丁美洲华文传媒的结构变迁的梳理，尤其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媒介地理构成的复杂多样性，以及边缘少数族群的实际媒介地理样态，做了纵贯的具体的描述，希望补充相关领域以动态流动和次生样态的案例，进一步拓展媒介地理学乃至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野。
本研究全面整理收集了国内外各种资料，同时辅以拉美华媒主办者和相关者的深度访谈，采用量化史学方法整理出相应的媒介年表和相应数据，整理提炼出拉丁美洲华文传媒从诞生到发展的整体历史。从传播空间扩展、经办主体和受体的性质变化，以及信息载体的变化等三个向度进行了历史脉络的整理，最终总结出拉美华文传媒为代表的华文媒体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本文从回溯拉美华文传媒一百余年历史入手，关注拉美华文传媒在地理空间上的变迁，结构设计也随之构划立体性，不仅包括现实地理——媒介的空間分布，也包括人文地理——传媒的主体客体的空间结构，还包括想象地理——传媒内容板块的空间信息组合，等等多个层面。
一、拉美华文传媒的地理分布变迁：城域、国域的超越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①。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地理分布就是一个空间重组的过程。从1902年第一份古巴华报开始，到2017年的微信公众号，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在传播空间上不断拓展，逐渐丰富多样范围广大。其国家分布从最早环绕加勒比海，以古巴为中心，借助美国等强势发达国家的地缘关系而生成。逐渐向南美腹地弥漫，以巴西为新的华文传媒中心。到21世纪地理划分进入尾声后开始向“高处”发展，出现去中心化特征。
20世纪初叶，拉丁美洲华文传媒滥觞于古巴
——1902年出现了第一份华文传媒《华文日报》②。此时正值清末，最早的美国和东南亚华文传媒已经诞生半个世纪，而拉丁美洲由于经济落后和距离偏远并没有太多华人移民或华工进入，媒介用户数量不足是诞生滞后的核心因素。首发在古巴，有其必然性——古巴是最早进驻华工的拉美国家之一，有近两个世纪的华工史，也是清政府最早设立公使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地理位置来看，古巴拥有加勒比海沿岸丰富的水路巷道资源，具备濒临美国的优势地缘位置。尽管国土面积仅11万平方公里，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华侨人数最多的国家。除了最早的华工汇聚之外，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侨因诸种排华政策也大量迁移到了这里。华工华侨纷纷在当地成家立业，逐渐形成古巴华文传媒的受众基础，其稳定性也令古巴最早成为拉美华文传媒中心，并维持了50年之久。
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政局发生质变，颠覆封建王朝的民国政府对华侨格外重视，推动了拉美华文传媒的发展。华文传媒从最初单点分布拓展为连接在一起的环加勒比海周边。拉丁美洲多个国家诞生了本国第一份华文报纸，除了古巴外，又有秘鲁、墨西哥、巴拿马、苏里南、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等6国陆续创办了华文报纸，最高年度共有14家媒体并矗③。这其中，古巴、秘鲁、墨西哥等国在创办时间和报纸数量上略占优势。这些国家的华文媒体聚合在加勒比海沿线，形成了拉美华文传媒聚落，是拉美华侨华社与母国信息沟通和在异国抱团生存的重要渠道和工具。各国均有种植经济和华工迁移的历史积淀，和加勒比沿岸的水系交通便利。与美国的地缘接近显然是早期华文传媒空间分布的一个影响因素。秘鲁、墨西哥就此成为华文传媒的次中心。但这种地缘关系造成了传媒后发无力，华人移民流动过大，缺乏稳定性，华文传媒未能有持续发展的稳定支撑。
50年代到70年代，是华文传媒中心转移的重要拐点。拉美华文传媒分布国家增长到14国，年度总数最高达到18家④。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圭亚那、巴拉圭等国纷纷创建华文报纸，令华文传媒在拉美的空间分布迅速扩大，空间形态从加勒比海为中心向南美洲腹地进发。由于古巴等国内部政治压制，外部关系紧张，大量华人受制，华文传媒紧缩;而巴西适逢发展，引领了拉美经济，华文传媒增长。古巴这一拉丁美洲华文传媒的中心由盛而衰，巴西则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两国作为华文传播中心逐渐交接。从华文传媒所占国别面积就可以看出，这一交接是拉美华文传媒远离加勒比海中心，疏离美国地缘关系的开始。更多新型华文传媒的建构不再为铸强华人社团或政党关系，核心动能其实是经济全球化。
80、90年代，华文传媒所在国家数量没有增加，只有13个国家⑤。但退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危地马拉等国，华文传媒底子单薄，昙花一现。换进来的国家是阿根廷、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后者由于经济全球化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涌入，成为华文传媒的实力生长地。华文传媒年度总数上升到30家，巴西、阿根廷、巴拿马等国华文传媒数量占优势。拉美华文传媒中心到达南美腹地，由南美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巴西引领。这样也意味着华文传媒的拓展正在脱离古巴中心时代的地缘依赖，逐渐转为由拉美国家自身实力为生长动力。
新世纪，拉美华文传媒从平面空间拓展到立体空间伸展。从地图分布上来看，华文传媒正在包抄全部拉美疆域，所有土地辽阔的国家都有了华文传媒。传媒年度总数超过14家，巴西、巴拿马、秘鲁、委内瑞拉占据显著数量优势⑥。华文传媒的国家空间拓展接近饱和，如同植物一般在有限的空间内拉升高度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密度上来看，各国华文传媒密度俨然更上层楼，比80、90年代多出三分之一（2015年各类华文传媒年度总量达到近50家），而且明显呈上升势头。从多样性上来看，不仅增加了广播媒介，更由于资讯网站的崛起而数量等级骤升。实际上，正是网络媒体的大量涌现令拉美华文传媒达到新的技术高度和品质高度。华文网站乃至移动公众号，令华文传媒的建设超越国域地理空间，直接借助虚拟空间扩散。新媒体也令华文传媒突破了过去以都城或者一线城市为核心的华文传媒聚落模式，从城市中心传播模式转为全球发布模式。巴拿马、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土上的华文传媒快速发展，华文传媒中心不再集中在某单个国家，而是成长为复合媒介种群。新增加的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地区并没有华文传媒实体，而是通过网站建设进入华文资讯的地理空间（虚拟）。华文传媒网站的新优势使其传播不再局限在某城某地，而是以国家为资讯发布单位可以到达任何用户和角落。
尽管从地图上看，拉美重要的独立主权国大都出现了华文传媒，连成一片。但从拉丁美洲的城市分布来看，整个20世纪拉美华文传媒都仅仅出现在发生国首都或者一线城市。不同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传媒地域分布的多层化，而是一国一城为主的墨渍式单层分布，范围有限。往往发端于各国都城的唐人街（比如古巴的桑哈街，秘鲁的卡彭街，等）。在唐人街逐渐形成多个媒体的聚落结构，各自长消。慢慢扩展到城际，个别媒体可以跨越国界发行两个国家。直到新世纪网络到来后，尽管主要华文传媒仍旧聚集首都，但华文传媒的信息抓取和协作全球化与时俱进，显然传媒在虚拟空间超越城市的现实空间界限。而且，盡管首都是资讯集散中心和资讯主体聚合中心，信息的传播扩散却遍及各地，从虚拟环境将华文传媒影响空间的拓展狂飙突进。可以看出，上世纪国家疆域和地理空间对华文传媒的限制正在消失，网络时代乃至移动时代的技术更迭，令拉美华文传媒去中心化。
二、经办主体与受体的空间特征变化：从局域个体到全球协同
华文传媒的经办主体在拉美现实空间中的位置基本与地理分布一致，但其来源则随时代发展而呈现出空间多样化，华文传媒的创办目的也由政缘关系维系向经济利益共赢转化。华文传媒服务的受众，由差异化空间不断流入的一代华人移民共生而成，存在着由种植农业社会的聚集定居形态向现代商贸社会的流动散居社会转换的时代特征。
（一）华文传媒经办主体：从华人社团到新移民企业
最早的华文传媒具有明显的华人社团属性。古巴《华文日报》的创办人易绮茜祖籍番禺、曾任清政府驻巴西领事。他也是旅古中华总会创办人之一⑦。实际上《华文日报》独立经营，是华人社团属性，目的在于维系当地华族关系。
民国建立，大大推动了拉美华文传媒的发展，也显著影响了华文传媒主体的性质和来源，华文报刊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社团和政党的两大主要属性，其存在动机也在于维系华人种群内部的合作关系，以及华人背景的政党宣传需求。当时中国移民聚集较多的国家，如古巴、秘鲁、巴拿马和墨西哥，在民国支持下都纷纷创设了国民党机关报。比如国民党古巴支部机关报《民生报》和《民声日报》，巴拿马《共和报》，秘鲁《民醒日报》等。此外，华人社团是当时华人在居住国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力量，这种源自农耕社会的宗亲关系延展后发展为社团集合，中华商会等组织成为最强大的力量。基于这种侨社关系形成了华文报刊的最大属性
——华人社团属性。除了古巴的《华文日报》外，《开明公报》（洪门致公党）和《工农呼声》（新民主大同盟）、《公言报》（秘鲁洪门致公党）等，也明显具有华人社团与华人政党特色。除此两大类型外，这时期也出现了些微商业媒介的端倪，诸如《华商报》，但很快被政党媒体大势覆盖。⑧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对中国大陆实行封锁，台湾因此在拉丁美洲扩展自身，导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拉美华文传媒都由台湾当局主导。台湾当局支持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诸如巴拿马的《共和报》、古巴的《民声日报》、秘鲁的《民醒日报》、牙买加的《中山报》、苏里南的《南风日报》等⑨。洪门致公党是台湾当局之外的另一个支撑华报的力量，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场逐渐偏向中共。在巴拿马，洪门致公党创办了《民治星期报》《严报》《大公报》，70年代取代《大公报》的《新华报》的基本立场与宣传报道内容与前者大致相同⑩。墨西哥有《墨国公报》，秘鲁有《公言报》，牙买加的《民治周刊》。此外，还有一些当地国华人组织或协会团体建设的华文媒体，但往往力量薄弱，影响力小。古巴华侨杂货行公会的《联合月刊》，墨西哥墨侨联谊会的《墨侨联谊会会刊》，牙买加中华会馆的《华侨公报》，巴西圣保罗华侨天主堂的《侨光》月刊，苏里南广义堂的《洵南日报》等。{11}而华侨华商独立创办的媒体数量多，但影响力和持久力都更加薄弱。但已经初步显露出华文媒体的发展的多样性，宗教性媒体、商业性媒体、文化类媒体等尽管波涛微渺但已然走上了历史舞台。
八九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放宽了移民限制，主要有影响的国家全部与中国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大陆、台湾、香港等不同地区都出现过移民潮。拉美华文传媒迅速发展，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令两岸进入快速发展洪流，充满商业企图的华人移民的涌入令更多有开发潜力的国家创办了华文传媒，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巴西、阿根廷等国。这使得华文传媒的数量创出新高，尤其是大陆新移民导致华文传媒的技术更新也与经济发展同步，广播、网站等随之建设起来，也正是这种迅猛的经济拓展令大陆新移民在华文传媒领域逐渐从受众主力上升为媒体主力，媒体的关注点也从政治逐渐转为经济。
新世纪的拉美华文传媒的主体是大陆新移民。与大陆迅猛发展的经济状况和全球经济加速度发展相一致，大陆新移民的拉美移居本身带有直接明确的经济目的，其华文传媒的建构背后也是为经济目的服务。华文媒介不再倚重国族认同，而是倾向更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的商业冒险。大陆新移民华文传媒主体带有来自母国特有的技术引领实力，以及强大的社交性协作性意识。这一时期的华文传媒已经不再被动，以往基于政治、社团等传统华族关系基础的依赖性，正在转变成为新的文化力量，甚至影响国际关系格局。比如，尽管台湾政府长期维系与巴拿马的外交关系，但实际上巴拿马华文传媒在90年代中叶报刊、电台和网站等新旧媒体完全由大陆新移民主持，这意味着巴拿马的华文信息完全归由大陆方传播，显现出大陆相对台湾的强势影响力。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大陆经济、文化的强势渗透最终推进了政治地位和国际关系的转化。
（二）华文受众：从唐人街商贩到全球经济合作体
最早的华文传媒受众，其周边仅仅框定在拉美各国首都的唐人街。《华文日报》初创时为石印版，发行量仅60份，当时仅仅散发在华人聚居的哈瓦那的桑哈街上。{12}（早期秘鲁华报也是主要散发在利马的卡彭街周边。）这些唐人街上的华人受众，主要来自从广东福建等地漂流过来的农村华工，他们完成华工合同后选择定居本地，多为小商贩。由于早期华人地位低下，在秘鲁、古巴等国家大部分居住在城鎮，形成了华侨华人聚居区的“小集中”格局，因此早期华文传媒受众的分布也就延续了这种延伸自种植农业社会的聚集定居形态。当时的清朝禁止移民出海，铤而走险的出境者最终华人都要叶落归根。正是这种认同意识造成独特的唐人街华报景观，这是与母国文化联系的方式，也是当地华人团结互惠的桥梁。
民国建立后在加勒比海沿岸围绕古巴形成最早的华文传媒聚落。由于印刷物输送的空间限制，可以想象最早的华文受众往往分布在华文媒体所在地的周边。这一时期的华文媒介种类一直单一，在其他洲的华文媒体都增加了广播，甚至电视的时候，拉美媒体依旧只有报纸。从古巴、秘鲁延展到巴拿马、墨西哥、牙买加、特立尼达多巴哥等地，围绕该国首都或者重要城市的华报，在唐人街周边扩散。从华工到华商，从农村种植园进入城镇，聚集成为唐人街人，是华报创办的基础条件。拉美华人经商成功的因素多种多样，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善于抓住当地经济活动机遇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能利用同乡会组成贸易网络，以扩展商业活动的范围。华人受众就是这种社团组织，乃至其创办的华文报刊的群众基础。
1949年后，随着美洲放开移民政策，引发了60、70年代的台湾华人移民潮。拉丁美洲的华文报刊受众出现老侨与新去的台湾华侨共生的状态。华报虽然延续旧时风格，但语言表达模式、版式等开始商业化，一方面强调本地华社精神，另一方面也开始讨好新来的台湾移民。同时，本地语（西班牙语）与华文的双语报刊增多，并从上一时期的延续母国文化目的转为两国文化交融的意识。70年代大陆与诸多拉美国家建交，华人开始重新定位身份，令华人的所在国国民意识逐渐增强。以往偏重政治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华人意识上升，媒介的政缘和宗亲、社团关系等旧属性开始衰退，独立的经济意识开始崛起，商业类和文化类媒体需求开始增多。
八九十年代，华文传媒受众之源——华人移民数量激增，大陆改革开放令大量新移民进入拉美腹地，令拉美华文媒介的受众结构发生巨变。据统计，90年代华人移民遍布32个国家和2个地区。其中秘鲁、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华人都在15万以上{13}。经济全球化潮流将两岸一齐涌入洪流，经济目的强势推动了拉美华人移民的转向，充满商业企图的华人移民的涌入令更多有开发潜力的国家创办了华文传媒，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巴西、阿根廷等国。这使得华文传媒数量创出新高，随着媒介技术迭代更新，广播网站的发展令华文传媒的受众迅速扩散，城际、国际的跨越逐渐到来。更多范围的受众被纳入华文传媒传播的范围。比如巴拉圭《南美天地新闻》尽管发行量有限，却也通过台湾有关机构分发到南美各国。越是技术更迭的媒体越具有商业属性。比如，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家电台，都将娱乐服务作为核心业务。巴拿马中文电台注重丰富当地华人华侨的文化生活，增进相互间的联系，主要为当地华人社会提供各种法规、保险等有关信息，并经常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如卡拉OK比赛等{14}。商业类文艺类华文刊物开始丰富多样化起来。巴西同时期出现3份华文文艺类刊物{15}。企业组织的刊物开始出现。1985年阿根廷长青公司创办企业杂志《长青》，以“时事的，经济的，开发的，灵修的和爱心的五项重点”{16}为旨趣。
新世纪，华文受众更具主动性、流动性和互动性。大陆新移民逐渐成为拉美华文传媒的主要用户{17}，华人移民从聚居定居向现代商贸动能下的流动散居化转换，华文传媒的创办目的也由政缘关系向经济利益目的变化。与老侨、台侨强调国族认同不同，大陆新移民受众已经适应母国50年代的华人政策，也已经随改革开放大潮具有了世界视野，更适应高速发展和迭代竞争环境。新型华文受众用户更具独立性和判断力，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媒介必须满足用户需求。中国大陆特别强劲的经济发展推动了与拉美国家的商业互动，华文传媒受众已经不一定是被动的，新受众结构导致对华文传媒的需求推动，华文传媒必须满足本地化信息化经济化等现实需求，才能在全球化网络时代具有竞争力。2017年中国和巴拿马建交，观其背后，华文传媒受众新结构早已将需求推送了二十年，可算是充当了两国关系变动的推手。
三、媒介内容空间：想象的地理走向世界共同体
人类借助文学、新闻或影像等媒介的描述来判断、认识地理和民族国家，借助于媒介形成的地理观念建构起“虚拟的实体”和“想像的共同体”。作为“想像”的中介，媒介提供的具有固定性和确定性的结构往往产生类似的意义，也就是说，这种共同阅读的“仪式”，把千百万人囿于共同的思维模式，不由自主地相互认同，建构起“想象的地理”{18}。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里指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社区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因为即便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的一个社群的想象。”{19}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尽管早期许多传媒文本已经散失，但从零散的历史资料里仍能见证其内容设定的“想象地理”，而且这一“想象地理”的“疆域”随着时间变迁不断调整。从母国本土与唐人街，到台港大陆全球不断融合扩张，其呈现精度则从笼统的世界新闻到精准的两岸三地不断细分。
清末的《华文日报》和《公言报》，受到时代限制，其内容直接来自清末时候的母国传媒信息，主要传递母国信息。加上一些当地唐人街的广告。可见这一时期的想象地理构成是母子关系，母国信息为主体，本地信息少而简单。版面结构为“母国信息为中心+唐人街本地信息”。
民国建立后媒介逐渐多样性，母国为核心的政缘党缘内容不变，祖籍国的地理想象与母国一致，本地仅仅是生存居住的短暂地域。这一时期的华文报刊，是本地新闻+民国新闻+世界新闻的基本构成。当时为华文传媒中心的古巴，除了独立经营的有中华会馆背景的《华文日报》，还有既有国民党党报《民生报》《民声月报》，同时又有洪门民治党的《开明公报》。“内容除报道洪门民治党活动及古巴华侨社会新闻外，还刊载介绍当地法令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文章，并倡导旅古华侨联合办学，学习华文和西班牙文，提高华侨及其后裔的文化教育水平。每当祖国遇到天灾人祸，如1924年广东水灾、1928年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该报呼吁旅古各埠侨胞捐资救济或主持正义，大力声援。”{20}新民主大同盟创刊的油印版月刊《工农呼声》，以及后来创办的古巴华侨杂货行公会的《联合月刊》油印版，主要内容包括华人旅古杂货商场情况、每月侨团动态及当地消息。
两岸冷战期，台湾源的信息远大于大陆信息，所以拉美当时的新闻构成是台湾新闻+香港新闻+世界新闻，大陆仅仅被包容在世界之内。比如，50年代诞生的巴拿马《大公报》，原为洪门致公堂创办，每日出纸16开4张，单面印刷，广告约占1/3篇幅，内容主要是国际、中国及当地的新闻简要。21此外，下半世纪的移民更多出于发展需求，而且全球国际流动性导致这一时期的移民不再重土安迁，以商业经营、旅游探亲等往来需求为目的的移民比例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文传媒的性质。媒介内容从政治力度争辩转为软性内容的服务提供。内容向中性化多样化转移。
改革开放后，内容逐渐细化，台湾+香港+大陆+美国+，多样化版面设计背后是此时拉美华文传媒关注的地理空间的精准化和扩展化。这时的拉美华报即便是政党社团背景的传媒也显然比前一时期更加注重为广大住在国华人移民提供信息资讯服务这一宗旨。几乎所有主要华文媒介都展开综合新闻资讯服务，对两岸三地和国际信息全面报道。比如此一时期的巴拉圭《南美天地新闻》，平时版面编排为：第1版国际新闻，除刊登世界重要新闻外，也刊载不少中国大陆新闻;拉美各国简讯和特稿占4版;台湾新闻占1版;最后1版是当地侨社新闻;其余各版是副刊版。巴西《美洲华报》80年代增加反映中国大陆现状的稿件，其要闻、中国大陆新闻多选用香港报纸和中国新闻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等稿件，台湾新闻则多选用台湾方面的通讯社和报纸的稿件，另有国际新闻、巴西新闻、华社新闻和华园副刊、综合副刊等版，常转载侨胞作品，并举办征文。{22}
新世纪，网站的兴起乃至移动端的活跃，将华文传媒的内容推向了无穷尽的可能。拉丁美洲华文传媒自动纳入了全球传播的行列。中国内地的网站和移动新闻都可以被当地华人关注，而各大华文媒体的信息也被中新网、新华社等纷纷转载，华文传媒的内容进入了新的空间形态。对拉美当地现实信息的采集，被放送到了虚拟空间当中被全球化关注，形成了新型的媒介内容地理空间的拓展。拉美快报自行建立了网站，将电子版内容上传，哥斯达黎加等国出现的华文网站颠覆了以往缺乏華文媒介的历史，直接将内容空间与全球对接。秘华网等资讯网站往往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受众区分和目标定位，往往以服务某一特定国家华人作为分众标准。实际上，全球任何空间范围上的用户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而2013年以后的拉丁美洲部分强势华文传媒开始了多渠道发布，微信微博成为重要的发布通道。华文传媒的移动转化令拉美华文信息的空间分布扩散更大更快更碎片化。由媒介重新构建的空间逐渐颠覆了传统的地理版图，人类似乎装上了信息的翅膀，飞越疆界、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在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中建构着和被建构着。
四、小结
我们置身于文化与媒介的时代，在生活与梦想中，构筑起媒介中的祖国家乡，媒介中的唐人街和华人世界，媒介中想象的空间，这种媒介想象与现实中的华人生活勾连交错，彼此逐渐难以分割，形成了当下华人生活的空间现实和想象。这种搭建，已经不再是如实呈现，亦非虚构空幻，而是积极生产，介入空间意义的维系、协商、冲突与再造。媒介以其强烈的信息冲击力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解构了传统地理，构筑起一个全新的“媒介地理”{23}。
五个阶段的特征梳理，可以看出拉美华文传媒历史变迁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也可见混合走向背后拉美华文传媒的媒介历史变迁的空间转换特征：
（一）发展性。与全球各洲各国媒体的趋势一致，拉美华文传媒的媒介历史变迁是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分布上，从最初的单点分布到加勒比海周边聚落，到新世纪的高密度集中;传播范围上，从早期街际到城际到国际到无界;传播者和受传者，总数不断增加，类型不断增加;载体技术不断升级;语言符号兼容并包;版面“疆域”不断细化扩张。这一发展曲线，与同时期全球各地的移民人口、GDP、能源消耗乃至气候变动等宏观面的整体数据的发展曲线基本一致。说明拉美华文传媒的媒介地理发展性与全球发展的脉动的一致性。
（二）变动性。拉美华文传媒的媒介空间变迁并非直线，而是随母国、当地条件和彼此关系的不断振荡而起伏长消的变化过程。分布从古巴为中心转移到巴西为中心;传播从现实地理为中心到新世纪的去中心化;传者从华人社团到新移民企业，从政缘族缘连接到经济共赢等特征转换;受者经历了由种植农业社会的聚集定居形态向现代商贸社会的流动散居形态转换。而且，每一个媒介构成要素都在具体的时段地域有不同的曲线跳动。
（三）兼容性。与发展性流动性的方向一致，拉美华文传媒的媒介空间变迁是一个兼容适应的接纳过程。拉美华文传媒一方面连接母国，一方面承袭当地，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而适应调节——不断接纳各类地域特征的传者和受者，不断拓宽语言的承载范围，不断整合信息内容和形式。各种经办主体和媒体名称的频繁更换，就是其遭遇条件变化的调节适应。这种不断的接纳适应，源自无奈的处境，也源自强大的生存发展意愿。这也恰恰又是其担当媒介全球化前驱探索者的标志性特征。
（四）边缘性。拉美华文传媒的出身本是母国文化的边缘延伸，在当地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少数族裔少数语种的“异类”。其存在既有华侨华裔华人当地适应的实际需求，又有故土文化关系的粘结继承，还长期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强势干预。夹缝之中的拉美华文传媒势单力薄，依赖性严重。其发生、迭代更新等都滞后于同时期的故土、本地的主流媒体，也滞后于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华文媒体;信息生产乏力，长期依靠多源拼贴;其传播范围长期围绕创办地周边，难以拓展，即便网络也仰赖外援加持。但这种自身的次生边缘地位令其呈现出特有的异质混融动态，也彰显出媒介地理的动态建构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拉美华文传媒的百年历史变迁的发展性、变动性、兼容性、边缘性等特征，赋予当代拉丁美洲研究和媒介研究一个真实生动的次生景观。这样的景观曾一度被当做母国景观的延伸部分，本当做母国文化以及历史的延绵和副本。而本文的总结，则试图在此之外凸显这些族裔及其媒介特有的共性与特性，更试图在强调其在主流之外的独特存在和独立形态。力图将拉美华媒为代表的次生系统及其变动也纳入宏观的拉美历史视野，强调主流（历史，文化，媒介）与次生边缘（历史，文化，媒介）等的复合变化关联互动，也是全球化的交汇与多样性的组成部分。随着移动技术升级和人类各种流动的加速，更多发展中国家媒介和更多的次生性媒介卷入新一轮全球化，媒介景观更加繁复，对多样性生态和次生边缘媒介的推动与丰富也自然更有贡献，对这种边缘族裔的媒介发展变迁的研究也势必更有价值。
① 费小平：《文化地理学的界定及当下意义》，《山东外语教学》2015第1期。
②{12}{16}{20} 周南京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第139页，第17页，第178页。
③④ 整理自：冯爱群：《华侨报业史》，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版，第127-132页;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王士谷：《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僑出版社1999年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5》，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5年版。
⑤ 整理自：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王士谷：《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5年版，第97-100页;2011年版，第141-146页。
⑥ 整理自：《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5、2007、2009、2011、2013年版。
⑦ 李建全：《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发展概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3年版。
⑧ 分别见：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第240页，第82页，第178页，第76页，第81页，第133页。
⑨⑩{11} 整理自：曾凡益等：《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报刊名录》，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方积根、胡文英：《拉丁美洲国家的华文报刊》，《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年第2期;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5年版，第97-100页;2011年版，第141-146页。
{13} 杨发金：《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先创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4} 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11年版，第614页。
{15} 整理自：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分别为《南美文艺》（1992）、《思刍》（1985）和《华光》（1978）。
{17} 程曼丽：《海外华人种群变化对华文媒体生态的影响》，冯应谦：《全球化——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机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204页。
{18}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19}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1} 方积根、胡文英：《拉丁美洲国家的华文报刊》，《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年第2期，第198页。
{22} 整理自：《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5》，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5年版，第97页;周南京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第227页。
{23} 邵培仁、潘祥輝：《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meant to show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in Latin America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as this can enable one to see that the spatial transference of this Chinese-language media in Latin America gradually expanded with time， moving from the Caribbean as the centre towards the inland of South America as the centre， with the creators of such a media moving from communities towards economic cooperative entities， in a transference from the politico-ethno towards the economic win-win objective， and the Chinese migrants moving from gathered settlements based on a plantation and farming society to a scattered status in a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by way of transferen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s platforms obviously show a daily accurate organized structure extending from the motherland to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world.
Keywords： Chinese-language media， Latin America， geographical spac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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