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香港小说;香港书写;传统再造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1-0024-11
发展到今日的“香港书写”，在建构文化身份这一层面聚集了大量有关“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并说出了各种版本的“香港故事”。然而，在全球化的危机下，“有机社群”面临解体的困境，人文精神的传承遭遇断裂，“寻根”重新成为香港社会热议的话题。①文学界同样如此，“家园”变成作家不约而同聚焦香港文化现状与未来的重要书写对象。因此，“我要到哪里去？”自然而然成为不少“香港书写”念兹在兹的话题，指向的是人文香港的重塑。让香港重返人文家园，建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人文主体”，便成为不少作家的愿景。
一、寻根与书写：重塑人文香港
香港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城市，在每一段时间序列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历史、文化的建构同样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裂变，致使不少作家的内心产生“失根感”。具体到“香港书写”的层面，这种“失根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香港文化的探寻与定位，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其二，地方文化精神的传承在全球化语境下面临断裂的危机，对资本成长的追逐构成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家未能从中找到走出危机的书写路径。可见，“寻根”与“书写”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对话关系，即：“如何寻根”成为不少作家“重塑人文香港”的课题，而“怎样书写”被视为走向寻根之路的主要方法。
在走向寻根的路上，当下有一种现象值得审视，那就是不少“香港书写”呈现出过度内在化的倾向，缺少带有温度的人文关怀气息。有学者考察“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小说的“香港书写”后便一针见血指出：“不少写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敢问：人在何方？固然，‘我’也是人，但这种目光只盯着自己，只在私我处挖掘的写作，与人何干？不错，乔伊斯、卡夫卡、卡缪，都是孤独的写作者，都是这样写，但我要指出一点，他们是我们的代言人，在他们笔下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如果没有同样的心智和思想高度，同样的写作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正是‘不成魔不成活’，香港小说二十年来可谓鬼气森森、魅影处处，缺少的正是人间气息，以及小说应有的人情世态、市井风情”②。关于这点，王德威也深有同感，他在阅读刘以鬯主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一书后感慨道：“从忧郁症（melancholia）到妄想症（paranoia），从都会奇观（spectacle）到海市蜃楼（simulacrum），从毛骨悚然的怪魅（gothic）到似曾相识的诡谲（uncanny），用在香港叙事上俨然都顺理成章。”③由此可见，“疾病化”、“妖魔化”和“鬼魅化”的写作风格当道。为了配合这些写作风格，“香港创作人在叙述方式上大都擅长陌生化技法，以‘鬼眼’看世界，以梦幻为法宝，或以时空转换为能事”④。从写作风格以及创作技法上的选择可知，这实际上暗示了不少作家对香港文化的现状以及异化的人性深感困惑与失望。据此，他们不得不选择避世的梦境、“反求诸己”的形式、“下沉”的写作姿态以及黑暗的审美趣味。对这一问题有深层探讨的代表性作家非董启章莫属。从“自然史三部曲”到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神》，他通过完全沉浸于个人世界或者尝试联系现实来持续思考“如何文学”的问题。在全球化危机的侵袭下，作家选择这些写作方式来表达内心诉求本无可厚非，但过于沉浸形而上的哲思世界，甚至无法从中走出来，表现出拒绝现世的态度，那么写作就会有“失重”的危险。长期下去，这既会使作品丧失人间气息与生活趣味，也远离有力的精神向度以及美好的审美精神追求。不少香港新生代作家⑤同样面临此类问题，即：空间意识强烈，历史意识淡漠，显得轻灵有余而厚重不足⑥。长此以往，这导致其中不少作家陷入地域限制和历史迷思，内心的无根感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未能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朝向未来的路。
当从“魅影处处”的小说里感受到作家对人文精神危机表现出无力消除的姿态时，这也暗示了由西西等作家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具地方特色的人文情怀在21世纪面临断裂的困境。如果说《我城》表现出一种地方精神，那么它的价值也在于处理地方题材的态度，即：站在对等的角度，关注社区和民众过去和今日的各种情况，也透过文学性的具想象的语言建立思考和批评的方法和空间，最终要建立的不是排外和自我膨胀，而是人文关怀⑦。为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危机，西西“寄望于人际的沟通、文化的觉醒和多元开放”⑧，从而建立互助信任和开放包容的有机社群。在《我城》的结尾处，西西借阿果拨通电话线来连通另一个世界，以此展示70年代民间自发的一辈对地方文化认同的信心：“人类将透过他们过往沉痛的经验，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丽的新世界。”⑨同样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丽大厦》，展示的是“我城”世界的另一面——封闭式的世界。在美丽大厦这个近乎封闭的空间里，一个多声部的世界展现在眼前：这里住着来自各地的平民，说着各地的方言，但大家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加深住户彼此之间感情的事件，是美丽大厦的电梯失灵。电梯失灵的日子，住户（尤其是住在高层的住户）取消了不少外出活动，甚至很多时候在大厦内就可以将衣食住行解决了。由此，这幢大厦似乎与外界隔绝，并走进了“时间零”的状态。正如西西在小说《后记》所言：“时间也不同了，时间之所以不同，其实是因为空间的变化。我目睹这种种变化，并尝试把它存记下来。”⑩也斯对城市书写也发表过类似西西的观感：“看城市光看高楼大厦看不到什么，建筑的空间是固定的、外加的，要看城市里的人怎样生活，像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那样，要看人们怎样发展日常生活的应变计谋，使用那些空间，变成自己活动之处。”{11}在此期间，大家众志成城、互帮互助，期间重新发现日常被乘坐电梯遮蔽的平凡人事和日常经验，感受美好而温暖的生活点滴，共同走过一段“没有电梯的日子”。到了小说结尾，西西借电梯门的重新敞开来暗喻“封鎖”时间的解除，“一个开放的美丽新世界”即将出现。由此可见，西西通过观察和思考“我城”的“一体两面”（《我城》的开放式世界和《美丽大厦》的封闭式世界）来试图在危机重重的“我城”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精神传统。这也是不少70年代香港文人所致力于追求的创作目标。
到了21世纪，西西等一代文人希冀建立的“有机社群”面临解体的危机。全球性的资本扩张不断压缩香港的社会空间和港人的生活空间，一系列的社会事件、急遽消逝的城市历史景观以及异化的人心使得不少港人失去了生活保障和历史记忆，对社会发展和规则制度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和抗拒，无法定位自我，尤其体现在年轻人找不到上升发展的机会。
西西在21世纪初出版的小说集《白发阿娥及其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表现出对转折时代香港人文精神危机的失望和反省。从该小说集最后也是最为悲观的一篇《照相馆》可见，香港已不再是《我城》里的香港，人文价值的失落显而易见。照相馆的饰橱里记录着阿娥的过去，是阿娥所珍视的“历史渊源”。然而，这个照相馆“位于廉租屋邨的边缘地带，又是横街的街尾”{12}。旧区的位置使照相馆随时面临被清拆重建的命运，阿娥眼中的地方人文传统也会随之消失。有学者指出，西西敏锐地遇见了全球化征象下的市区重建、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有机社群解体”，在经验和理念都处于传承断裂的状态时，20世纪7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地方文化认同在理念探求上的“有”又还作“无”。{13}这个“无”以照相馆的结业和小女孩被婉拒的扣问来隐喻地方文化经验传承的断裂。《我城》是“一本有关年青人在这个城市的故事”、“既描画美好一面，亦带有时代隐忧，整体是一片希望、朝气勃勃，正立于发展起步点的年青城市”{14};“那一年香港的年青一代就是这么乐观好奇，充满元气”{15}。在这里，小女孩作为新生的力量接续的是《我城》里的年轻一辈，可是这种被赋予“未来”的意义遭到悬置。
在高效运转的商业环境和追求竞争有序的生存语境下，西西的担忧和反省同样反映在香港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中。《我城》诞生30周年之际，潘国灵和谢晓虹根据原著理念重写，变成两个不同的《我城05》版本，表达无限积累的商业资本“把城市空间塑造为适合资本集中和高速流通的城市之深切忧虑，亦批判了资本形塑身体空间的压迫性方式”{16}。
潘國灵眼中的“i城”是一个充满轻省气氛的世界，“世界愈来愈轻省了”{17}。小说读起来与原著一样轻松愉快，而且还有不少自嘲幽默的语气。然而，拨开文字的迷雾，支撑这种轻松氛围的背后其实是沉重的人文精神危机，伴随着作者尖锐的批评与反思。谢晓虹笔下21世纪的“i城”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分裂人”，并被官方视为“病变的现象”和“社会沉重的负担”{18}。这两个版本除了是向《我城》致敬外，更为重要的是以《我城》作为当下“重塑人文香港”的起点，以青年一代的生存现状与理想追求作为书写对象，以此反思地方人文价值的失落和传承断裂的困境。假如青年一代对“我城”的历史记忆越来越淡漠，失去日常生活记忆载体的“我城”又该寄身何处？
如果说70年代的“香港书写”希冀找到能够落地生根的“地理家园”，那么“九七”回归以来的“香港书写”主要探讨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家园”。因此，两部作品关注如何培养充满人文价值的地方情怀，对《我城》的重写是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就是“以七十年代的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唤回七十年代创建文化、修补断裂的乐观理念”{19}，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启了“香港书写”对“我城”应往何处去的思考，以此回应并反省当下的人文精神危机。此外，两部作品对青年一代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途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充满期待的，希望能承接70年代青年群体的人文理想和文化追求，并创造属于新一代的人文精神理念，为共同体的社群内容注入更多“情与志”的人文想象，从而抗衡“有机社群”的解体。文学“有各种新兴事物，也应包括历史视野与人文关怀”{20}，所以可作为传承地方文化资源和保存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创建具有城市文化想象的人文远景。可见，贯穿在本时期“香港书写”中的地方情怀，是应该将其塑造成一个“广阔的概念”，即需要正视“土地和人的关系，批判短浅的经济或市场利益，批判无根和无视人文环境的政策”。{21}
从《我城》到《我城05》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人与城市逐步走向封闭紧缩的关系。《我城05》已经意识到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的地方文学资源中续接已断裂的历史人文传统。然而，是否仅仅做到这点就能真正实现寻根的愿望？这里就需要对香港文化身份的特征和意涵做出更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
二、如何寻根：聚焦“如何自处的存在之思”
当今不少地方都在不约而同地追逐现代性，所以有走向文化趋同的态势。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香港书写”，我们发现面对全球化危机的爆发，作家们在追忆和重述时空的氛围下已经意识到要“文化寻根”，以此拯救因商业资本侵蚀而渐趋消亡的地方文化。文化寻根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后期最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文化运动，像‘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实际上已经波及到全球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2}。通过“小说”香港，不少作家发现心中的“香港”早已不存在，“此地他乡”成为形容他们面对香港这座现代都市发展“变动不居”特征的最贴切感受。这如同一位学者所感慨的：“香港，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紧紧追随世界大流适应急剧的新陈代谢，这是她的生命节奏。好些老香港，离开这都市一段短时期，再回来，往往会站在原来熟悉的街头无所适从，有时远得像个异乡人一般向人问路，因为还算不上旧的楼房已被拆掉，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及高架天桥呈现在眼前，一切景物变得如此陌生新鲜。”{23}
一方面，异化的都市生态使得港人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与疏离，常常需要面对虚假的都市景观和不合理的生存秩序。如果无法完全适应，就会心生恐惧乃至排斥的情绪，从而加剧他们的困惑：是否这个城市从来就不属于他们？面对此问题，有的作家用具体感性的笔触来回望和追寻已消逝的人、物和时间，以此缓解不安与恐惧，比如：王璞和辛其氏笔下的香港。王璞《红梅谷》中的主人公小岛与香港的距离不只停留于现实中的相隔，更重要的是无法找到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无论是妻子还是朋友。于是，小岛只能在现实的迷宫里不停地迷失与寻觅，执着于对过去时间的叩问以及对“精神原乡”的重构，可结局是伴有质疑与失落之感。同样，辛其氏《玛莉木旋》暗藏着作者内心焦灼的情绪。无论置身何种环境，四位主人公都无法忘怀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寻根来缓解对未知前途的不安。
另一方面，即便已经意识到要进行文化寻根，不少作家也因持过度保护地方文化的本土意识而使其拒斥外来文化，未能把握本土文化多样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寻根的路上自我设限。这种二元对立的渲染与香港不少媒体操弄单一偏颇的立场有关，香港新生代作家李维怡的小说集《行路难》通过小说与报道文学文类跨界的形式对这种片面修辞提出质疑，以“社会纪实”的方式寻回香港原有异质混杂的文化空间。
香港文学历来都是南来北往的文人共同缔造的文学自由港。为此，有研究者为“香港书写”原本富有混杂多元的文化活力正走向片面单一局面表达深切忧虑，这种自我设限“是否构成了对香港这样一座混杂中西文化的单一化想象？或者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吸收的文化排斥在外，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对于重塑香港的文化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4};“狭隘的本土主义，只会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而且会造成文学族群的撕裂”{25}。长期下去，这种“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局面会逐步演变成“原生、本土—外来、他者”的无形分界，尤其表现在香港文化与中国内地文化那种既融合又冲突的关系，潜在表达建设自身主体性的诉求{26}。
在全球化的环境里，要想真正实现“寻根”，就不能脱离“混杂性”作为流徙空间下香港文化身份特征的语境。“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使得多元文化同时并存于香港这个独特的空间里。在此情形下，港人希冀寻找根源文化认同的努力显得艰难，因为这种认同既不指向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为西方文化价值所同化，更不能等同于地方文化。
因此，除了从地方文学中寻找适合“重塑人文香港”的书写资源外，也要对其做出距离性的反思。具体而言，需要聚焦“如何自处的存在之思”，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作家寻根的路上所带来的价值和限度。目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切入：
一方面，香港的半唐番文化自成系统，让运行其中的多种文化并行不悖，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是由“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决定。它使得香港经验由本地和多种“他异”经验共同组成，并且处于不断变动调整的过程中。对于“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建构，“除了华商/非华商、华人文化/非华人文化，以及新/旧历史认知的问题外”，还受到“阶级、性别、性取向、原居民/土生代/新移民等等的异质紧张关系”所影响{27}。可以这样说，“香港经验”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已超出地域范围并融进了世界各地的元素。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半唐番文化能让香港的文化身份保有自身的复数性。
另一方面，要走出“混杂性”文化身份所生发的限制，尤其要注意“混杂性”概念本身的游移与含混，也会阻碍作家寻找根源文化的努力。事实上，“混杂性”内在蕴含明显的“有我”意图，隐含的是希望香港文化能建构突显自身“主体性”的策略。在现实语境下，对“混杂性”的过分强调其实源自他们期望探寻与定位香港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内地文化的关系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自“九七”回归以来，“香港书写”所表现出来的过度内在化倾向与这种模糊的认知密不可分。这也成为“香港书写”无法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走向实质性突破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他们已经意识到过于强调文化身份建构的主体性是不利于为香港文化的未来提供更多富有可能性的想象。相反，此时作家应着眼于带有“精神性”的概念，也就是本文所认同的文化根性。所谓“文化根性”，指的是“作家与脚踏着的土地以及在此凝聚起来的文明和文化生死相依的一种认同感，是根植于母语的一种血缘意识在生命中的觉醒”{2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香港作家尝试借助小说寻求文化根性、重返精神原乡，进而解决英殖民統治时期留下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去历史化”行为;另一个是刻画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香港历史形象，寻根的意识在此彰显。具体到叙事领域，他们将目光聚焦百年殖民史，在城市史、家族史以及个人史叙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试图治愈殖民时期留下的“无根症”，在中西文化融合视角下重新思考“香港”的前世今生。具体到叙事领域，主要产生以下四种代表性的叙事形态：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如：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马家辉《龙头凤尾》等）、个人/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如：黄碧云《烈女图》《烈佬传》等）、充满象征意味的家族书写（如：西西《飞毡》、陈慧《拾香记》、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多声部交错的空间叙述（如：董启章《地图集》《繁胜录》《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等），由此可看出“赓续历史”与“精神寻根”之间存在复杂而微妙的对话关系。{29}
从以上分析可知，要想真正找到属于香港文化的根，就要在流徙文化空间里重新发现并审视自身的文化根性。香港文化“其实是包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经验的聚集，最后形成以岭南语言、文化、民俗为主体，同时混合外来殖民文化及其现代消费文化的地域性文化特征”{30}，在高度西化和商业化的环境下延续着中华文化根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追溯文化意象与中华戏曲渊源，比如李碧华《胭脂扣》、海辛《塘西三代名花》等钩沉粤曲与20世纪30年代“塘西风月”文化的关系等;（2）探寻文化身份与中华饮食联系，像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莞香”想象、也斯《狂城乱马》的港菜混杂叙事、西西《飞毡》里的凉茶店坚守等;（3）强化粤语写作与中华语言的承传，黄碧云、董启章等作家常出现粤语书写，以此确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4）从信仰神巫、节庆风俗、葬俗礼仪等继承与再造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也斯、王良和、黄碧云、董启章、李碧华等笔下的香港民俗书写呈现出“狂欢性”，进而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混杂的平衡点。由此可见，香港的半唐番文化是从中国文化的根性中生发出来的。同理，香港文学有着半唐番文化的显著特征，但根依旧在中国文化。
香港的混杂性文化身份离不开以中国内地文化作为参照系，正好说明香港离不开中华文化这个母体。为此，刘俊的提议是恰切的，他认为：“香港文学之所以会具有‘中间性’、‘在其间’和‘兼间状态’，从根本上讲是由香港文学是中国‘特区’文学这一特质决定的——作为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区域’文学，香港文学既在中国文学之中又区别于中国文学中的其他地区文学（大陆文学、台湾文学），这样的一种特殊性就使得其‘中间性’、‘在其间’和‘兼间状态’，说到底其实是香港文学中的香港特质和中国属性交织重叠的结果。”{31}有中国香港学者同样将香港文学的特质形容为“中间状态”：“在一场辩论中，一名女子谈到爱是什么，便打了个比方，说那是一条‘爱的梯子’（ladder of love），在梯子上攀上攀下的人，就是为了寻索最适合自己生存的位置。我所知道的香港文学，约略也是一条这样的梯子。香港的人和文化的流动性，说来何尝不是这样一条第俄提玛的梯子呢？”{32}冯伟才也说过一番客观而中肯的话：“香港在地理环境、历史源流、文化根源各方面，都是中国的一支。”{33}由此可见，香港文学的“中间性”是需要依托中国母体才能更好地凸显出来，即：它应该是以中国文学中的其他地区文学（内地文学、澳门文学、台湾文学）作为参照的语境来谈独特性和丰富性。其他地区文学无法代表香港文学，香港文学亦然，但它们都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怎样书写：重撷失落的东方美学
在作家“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如果说“如何寻根”的焦点在于思考“如何自处的存在之思”，也就是明确香港文学的根在中国文化，那么“怎样书写”就要落实到文学上“词与物”关系的审美之思，即作家如何通过美学趣味的选择来重构人文精神传统乃至于创造新的人文精神理念。“香港书写”作为对本地“文学记忆”和“文学审美”的记录、保存、传承乃至创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此作为思考的原点，就可以在“怎样书写”的层面做出相应地思考。
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交汇点，“香港书写”的先锋形式探索可谓得西化风气之先。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香港书写”，我们发现在形式探索的西化方面确实走在中国其他地区文学的前面，不少中国香港作家更为热衷于如何取法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创作技法，比如说坚持走欧化路线的董启章曾坦言“阅读受西方的影响较大”，写作继承自刘以鬯、西西、也斯等这一脉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而20世纪50、60年代的写实传统则与他本人的写作不太相关{34}。相较而言，则较少从中国传统文化里获取书写资源，这尤为体现在本地生长的新生代作家身上。袁良骏曾批评当今年轻一代的香港现代主义作家走入了如下误区和困境：“其一是有些作品单纯玩弄现代主义技巧，甚至故弄玄虚，写来写去，谁也看不懂，只好靠文友之间互相捧场了。其二是他们对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十分轻率的一笔抹杀的态度。”{35}为此他下了一个结论：香港的现代主义文艺事实上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36}。当然，这个结论有点失实了，因为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依旧是香港文学的活力所在。可是，这个结论也有它的合理之处，那就是过于热衷对“西化”的强调也使得他们的“书写”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失去了对中国传统小说审美趣味和讲故事方法的传承和探索创新的兴趣。如果只迷恋在形式上师法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过于突显形式和语言的独特性，那么就很容易迷失书写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书写中所经历的不可回转的历史性的破坏，在汉语的母语的意义上，他们成了离家失所的人”{37}。不少中国香港作家在“怎样书写”的层面是有走向自我封闭的危险。与中国传统文化接续的断裂使得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在审美精神位格（person）的追求上显得无力而平庸，并在人文精神和审美话语方面无法回到真正的原乡。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源自现代性危机给香港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现代性的“危机和困惑”，若放到香港“重商轻文”的文化语境里，指涉的则为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大势压倒“价值理性”。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质疑，既来自后现代主义，也来自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后殖民视角的批判更有启发。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非西方的世界，从而压抑了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历史。更大的问题在于，殖民地第三世界自觉将西方现代性视为普遍性，贬斥本地的文化，从而构成自我殖民化{38}。陈国球在撰写《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总序》时曾明确指出香港产生“自我殖民化”现象的原因，那就是：香港的文化环境与中国内地最大分别是香港华人要面对一个英语的殖民政府{39}。叶维廉也曾对这种“自我殖民化”现象在香港的具体表现做过精辟分析：“呈现在社会的内在结构的是香港高度的商业化。商业化游戏的规则是依据西方文化工业的取向;货物交换的价值取代带有灵性考虑的文化价值。货物交换价值之压倒灵性文化价值的考虑正好帮助了殖民主义淡化、弱化民族意识和本源文化意识，使原住民对文化意识、价值的敏感度削减至无。”{40}韦伯曾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描述成“一个理性苏醒、逐步给世界祛昧的过程。就是说，理性引导社会脱离传统束缚，转而依赖它的合理与理智去认识并征服世界。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大大伸张了工具理性”{41}，并“丧失了价值或意义的维度”{42}。同时，他将工具和价值同视为互相对立的理性行为，并尖锐指出：工具行为讲究效益，追求利润;而价值行为不计成败，只认道德义务。由于这两大理性行为水火不容，此长彼消，就造成社会价值领域的持续分裂{43}。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立分裂中，叶舒宪认为现代性危机在21世纪的全球文化格局中“以前所未有的明晰形式爆发出来。从更深广的背景看，现代性的危机之终极根源是文明本身的危机，是人类自5000年前迈入文明门槛以来渐进累积的症结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空前激化情况下的大发作”{44}。与此同时，这种重“工具理性”甚于“价值理性”的观念，实则与现代性具有的“变动不居”特征联系在一起，并引发了普遍的人文精神危机。实际上，这种人文精神危机来源于现代性将人从现代化的“主体”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这里可以借韦伯的一个观点做进一步理解。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工具理性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于是，“规章统治人”成为生活的普遍景观。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他们创造了规章;但反过来，他们又是现代化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变成规章统治的对象{45}。因此，当技术（工具理性）成了解决“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的信仰后，如卡尔·施米特所言，精神中立性随着技术驶进了精神虚无（beim geistigen Nichts）的港湾{46}。
在经历现代性危机（尤其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对传统文化生活及其人文精神的侵襲以后，香港许多社群文化面临丧失原有文化遗产的危机，民族精神能量也日渐削弱。与此同时，“语言的衰落对文化传统的侵蚀，不可小觑”{47}，汉语母语的书写至此失去具有艺术本真的灵晕。在本雅明看来，灵晕的消失“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大动荡，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群众运动密切相联”{48}。由此可见，对工具理性的膜拜致使“香港书写”无法真正抵达精神和语言的原乡。作家意识到需要文化寻根已经是实现走出危机的第一步，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重新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如何在这个流徙空间里撞击、融合和砥砺的情形，也就是需要在现代性基础上找到适合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当代性的生发土壤。简而言之，就是探讨“‘香港书写’与传统再造”这一问题。
鉴于此，在“如何寻根”的层面，需要“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传统内部的、被我们慢慢遗忘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能量”{49}。在“怎样书写”方面，如何从过于讲究西化的书写形式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求艺术创新和突破，包括讲述香港故事的方法和路径并将独具情怀的语言与文化想象融为一体，从而拓宽文化香港想象的领域，是接下来中国香港作家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无可否认，中国香港作家创作时所使用的“中文”语言背后就有着一套完备的中华文化思维模式。也斯在分析香港教育时曾明确指出：“英文教育虽然占尽优势，但中文教育未像亚洲其它一些地区那样受到压抑，只不过是更着重传统的古典文学教研、着重儒家思想等比较正统而无颠覆性的思想。”{50}实际上，在香港新文学萌芽期，文坛就热衷于“西化”创作观念问题已经有了反省的迹象。据赵稀方考察，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小说星期刊》“虽然发表新文学作品，却并不放弃旧文学，并且能够从香港自己的历史语境出发，反省‘西化’观念”{51}。由此可见，一百年前的香港新文学已经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那割舍不断的关系。
殖民性在香港是长期以现代性的名义出现，并且在“自我殖民化”的过程中不断弱化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的影响。赵稀方已反拨了一部分人所认为在香港新文学时期新旧文化处于相互排斥的现象，事实应该是“英文和中文的对立”，孱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作用更多是“成为民族认同和反抗的工具”。{52}这种看法得到不少中国香港学者的认可，如陈国球认为：“为了帝国利益，港英政府由始至终都奉行重英轻中的政策。这个政策当然会造成社会上普遍以英语为尚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语言文化又反过来成为一种抗衡的力量，或者成为抵御外族文化压迫的最后堡垒。”{53}在代表作《小说香港》里，赵稀方对这种新旧文化处于同盟关系的境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大陆，旧文化象征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香港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建立，并非因为论者所说的旧文学力量的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整个中文力量的弱小。因而，在香港，应该警惕的是许地山所指出的殖民文化所造成的中文文化的衰落，而不是中国旧文化。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不但是自断文化根源，而且可能会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54}
因此，要想实现人文精神传统的重塑乃至于再造新的人文精神理念，需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求艺术资源。为此，有两点是作家在走向“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可以考虑的：
一方面，克服并走出对西方文化的“仰赖情结”，重新培养对东方文脉的自信与想象。由于香港长期为西方殖民主义所统治，“英语所代表的强势，除了实际上给予使用者一种社会上生存的优势之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对本源文化和语言的自卑，而知识分子在这种强势的感染下无意中与殖民者的文化认同，亦即是在求存中把殖民思想内在化。……这种殖民者文化内涵的内在化是一种自觉不自觉间的同化，在香港极其深入和普遍”{55}。黄傲云也指出：“我到过不少受过殖民地统治的国家，发现殖民地政府的共通点，是提倡宗主国语文，压抑被统治民族的文化。懂得宗主国语文的人可以做大官，那么这些大官的语文程度，肯定是比不上来自宗主国的人，更肯定的是他们很易有很重的自卑感。”{56}这种由殖民者制造的“同化”及其引发的情结，属于殖民活动的第二阶段，属于在军事征服后的统治阶段。这种情结，是“殖民者思想的内在化过程和这个过程同时引发的对本源文化意识和对外来入侵的文化意识‘既爱犹恨、既恨犹爱’的情结”{57}。不少中国香港作家对这种充满矛盾的“同化”情结是怀着复杂的态度，因为“一面要为两种文化协调，一面又在两种文化的认同间彷徨与犹疑”{58}。赵稀方对这种态度导致的结果做出客观总结：“本土港人的自觉不自觉的西方文化认同倾向是明显的，其直接结果就是香港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这是香港的一个独特之处。”{59}由此可见，实现香港去殖民化仍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他们的内心产生不适感。为了缓和这种感受，他们选择回归，希望能从地方文化中寻找书写资源并重建有机社群的精神品格，从而抗衡现代性危机给香港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书写的局限性也于此浮现，主要原因是缺失了大力弘扬东方文脉优势这一维度，丧失了从中吸取精神能量和书写经验的有利契机，比如：香港两位著名新生代作家韩丽珠和谢晓虹通过撰写“城市异化”的小说延续了世纪末香港文学“无爱纪”的书写，展示空间和权力如何与社会互动，敏锐捕捉人与空间割裂的异化感、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及各人内心的空虚感，用“陌生化”的写作技巧反映人心的躁动，对不合理社會制度压迫下走向“单一化”现象提出反思。可这种灰黑色调的书写给人负面的排他效应感，不知道如何延续香港以往多元文化的活力，更不清楚如何结合东方文脉的传统解决现实问题。实际上，西方一些智者对现代性的危机早有警惕。19世纪末，齐美尔（Georg Simmel），涂尔干（Emile Durkheim），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等人都曾敏锐地洞察到西方人文传统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危机，并就此开出过补救的处方。到了20世纪50年代，传统与现代二元互补的呼声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潮。{60}因此，在现代语境中“重撷失落的传统精神和东方美学”，并将它们做出创造性地转化，可以成为接下来“重塑人文香港”的书写方向。香港文学应是有精神的写作，而不是避世的梦境。{61}
传统东方美学的再造为本文所设想的书写方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所谓“东方美学”（Oriental Aesthetics），据朱立元等学者的考察，一般指世界东部地域主要是亚洲地区各民族和国家的美学思想。东方美学同东方哲学传统中重感受、重领悟、重直观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与西方美学基于西方哲学中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同。现代东方美学也吸收了不少西方美学的内容{62}。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关于讨论“文化中国”议题的研讨会上，论文集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谈文化不应从本位主义出发，又应兼重多元化、精致与通俗混融，并寻求传统的转化{63}。因此，透过香港经验来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行为，也不失为在现代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为求“新变”的一次可操作性实践。凌逾认为传统文化的再造是可能的，需要从各类跨媒介创意的磨砺中实现中西文化的跨界变通。她以四部中国台湾影响较大的戏剧和电影（戏剧《暗恋桃花源》、舞剧《水月》、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以及电影《刺客聂隐娘》）为例，考察它们如何相互吸取智慧，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边界找到焊接点，通过活用各类媒介来复兴和优化传统，并强调这“需要跨媒介的精神，灵活的变通，融通的智慧”{64}。
以上就“香港书写”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表现出来的限度做出反思。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香港书写”都忽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些中国香港作家，如董桥、钟晓阳、辛其氏、李碧华、葛亮等都选择书写带有古典情愫的文字来使“香港书写”接续和传承中华传统文脉，并在“复古”的创作中求“新变”。其中，作为南来香港的新生代作家，葛亮的创作反拨了不少“香港书写”过于西化的弊病，可以作为典型范例进行考察。《浣熊》是葛亮书写“香港”的小说集。当思考城市的当下与历史关系时，他是这样阐释的：“即使表达相关这座极具现代性的城市，我依然倾向于切入其文化传统的部分进行表达。我相信这是这座城市的根基，比如，《浣熊》这部小说集，关注这城市中的节庆，如长洲的太平清醮，大澳的侯王诞。这些节庆关系着城市的渊源与其发展中重要的历史节点。传统凋落的过程中，它们的存在意味着，某种文化精神以仪典化的方式在进行传递。在现代情境里考察传统的去向，主题会更为明晰。”{65}同时，这种接续和传承并不是单纯的“复古”。从近年的创作可知，葛亮追求更多的是在包括人文精神和审美话语范畴的“复古”基础上求“新变”。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里，有两部作品可以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一部是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另一部就是葛亮被海外评论界誉为“新古典主义小说的定音之作”的《北鸢》。这两部作品不完全属于“香港书写”范畴，但在复归传统精神和东方美学的理念中，其实也渗透着他们对香港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思考，可以从不同侧面为当下的“香港书写”提供可資借鉴的书写经验和方法。尤其在“如何寻根、怎样书写？”的层面上，两部作品是有延续性的。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是在20世纪80年代感慨古典精神和东方美学在香港这片现代土地上面临失传的困境，而葛亮的《北鸢》则是在21世纪尝试续接并弥合这种断裂，通过创设融南北中国不同文化品性的多元共生空间“襄城”，来观照传统与现代、南方与北方如何于此地进行相互的对话、砥砺和融合的情形，让古典精神和东方美学复活在这片现代土地之上。用葛亮的话来定义，新古典主义的历程就是“常”与“变”，即“常是传统的东西。在时代交接时，遭遇来自现代的考验，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通过当代人的消化、体认、反刍，再把所谓的传统通过你的方式表达出来”{66}。换言之，“新古典主义”就是“以现代的方式从古典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67}。凌逾将《北鸢》视为“新古韵小说”的代表，并提到：“新古韵小说的复古不是关键，而重在熔铸当下文化，强调深度层次的新变，在文本哲思意蕴、符号叙事形式、文化转型省思等层面的突破。”{68}
放在“香港书写”的语境，“重撷失落的东方美学”指向的是既要从东方美学里吸取书写的资源和方式，也要提取一种社群乃至民族的精神能量和气质。《北鸢》汇集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髓，在香港这座具有典型商业化特征并融汇中西文化的大都市里，找到自身文化“异质同构”的立足点。从东方美学出发，《北鸢》将中国文学的东方气质和古典精神与当下和西方的文化精神作了成功的对接，在形式和内容上为过于西化的“香港书写”确立一个新坐标，相信往后的“香港书写”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创作转向。
现有对“香港书写”的研究，用王德威的说法来总结，就是“往往强调‘物理’、‘病理’层面”，而忽视了香港叙事的“伦理”层面，“除非我们对香港叙事的伦理层面多作思考，便不足以更理解香港叙事的物理和病理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学有别于其他华语文学的特色”{69}。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对作家眼中的“香港”做出观察和解读，就要从“伦理”的维度出发来考察叙述主体的写作姿态和审美位格。“如何寻根”指向反观自我主体（我是谁？），而“怎样书写”则牵涉到“及物”的问题，也就是为解答“我是谁”而选择使用相匹配的语言、文体和表达风格。具体而言，用“如何寻根，怎样书写？”的理念来思考叙事主体文化心理在历史和现实错综复杂的互动语境中的演变逻辑以及如何在汉语母语的表述及更新中重返审美及话语层面的原乡，是当下切入反思研究“‘香港书写’与传统再造”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①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发生在香港“人文精神断裂”的问题并不是属于“九七”回归以来的特有现象，而是英殖民统治时期就存在。
②④ 蔡益怀：《小说我城·魅影处处——香港小说二十年（1997-2017）批与评》，《香港文学》2017年7月号。
③{69} 王德威：《城市的物理、病理与伦理——香港小说的世纪因缘》，《香港文学》2007年7月号。
⑤ 本文定义“香港新生代作家”主要以出生年份、作品发表时间和地点、在中国境内外产生影响的时间和地点、作品内容是否多围绕香港进行书写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目前聚焦的范围大致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九七”回归后发表小说并产生影响的香港作家。（注：此处定义主要参考了伍家伟、邹文律、陈庆妃等学者作家的观点进行阐释）
⑥ 陈庆妃：《香港折叠——论韩丽珠兼及香港新生代作家的书写局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⑦{20} 陈智德：《论七十年代的都市文学》，见香港艺术中心及Kubrick编：《i-城志——我城05跨界创作》，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第12页。
⑧{13}{19}{21} 陈智德：《解体我城：香港文学1950-2005》，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59页，第161页，第234页，第30-32页。
⑨ 西西：《我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239页。
⑩ 西西：《美丽大厦》，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12页。
{11} 也斯、陈智德：《文学对谈：如何书写一个城市？》，《文学世纪》2003年1月号。也斯在这个对谈里把“Michel de Certeau”翻译为“地·撒图”，但鉴于内地学者普遍将其翻译成“德·塞尔托”，所以此处使用内地学者翻译的名称。
{12} 西西：《照相馆》，见陶然、蔡益怀主编：《香港文学》（增刊），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6页。
{14} 《i-城志》编辑小组：《有关〈i-城志〉》，见香港艺术中心及Kubrick编：《i-城志——我城05跨界创作》，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5} 茹国烈：《给自己写信》，见香港艺术中心及Kubrick编：《i-城志——我城05跨界创作》，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6} 邹文律：《〈i-城志·我城05〉的城市及身体空间书写——兼论“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结构》，《人文中国学报》2017年第2期。
{17} 潘国灵：《我城05之版本零一》，见香港艺术中心及Kubrick编：《i-城志——我城05跨界创作》，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8} 谢晓虹：《我城05之版本零二》，见香港艺术中心及Kubrick编：《i-城志——我城05跨界创作》，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22}{44} 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第1页。
{23} 小思：《香港故事》，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页。
{24}{30} 龙扬志：《香港回归二十年的文学“本土”伦理》，见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编：《粤港澳青年文学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会议时间：2017年5月20-21日，第72页，第72页。
{25} 蔡益怀：《港人故事，如何言说——香港文学的文化脉络与独特风貌》，《文学评论》（香港）2013年4月号。
{26} 关于香港学者和作家如何利用“第三空间”理论来探讨香港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既融合又冲突的关系问题，笔者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批判——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核心》（《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一文做了详尽探讨，篇幅所限此处不作展开。
{27} 罗贵祥：《他地在地——访寻文学的评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66页。
{28} 钟晓毅：《香港文学：身份之中与身份之外》，《香港文学》2006年1月号。
{29} 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历史叙事”问题，笔者已在《赓续历史，重返原乡——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历史叙事”》（《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一文加以论述，篇幅所限此处不作展开。
{31} 刘俊：《香港小说：中国“特区”文学中的小说形态——以〈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小说卷〉为论述对象》，《香港文学》2012年5月号。
{32} 草草：《书介：Metaxy：中间诗学的诞生》，《文汇报》（香港），2011年12月19日。
{33} 冯伟才：《评“香港文学本土化运动”》，引自杨匡汉：《学术语境中的香港文学研究》，见黄维樑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00年版，第655页。
{34} 张璐诗：《董启章“写本土是为了写世界”》，《新京报》，2010年3月27日。
{35}{36} 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22页。
{37} 傅元峰：《新诗地理学：一种诗学启示》，《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38}{51}{52} 赵稀方：《〈小说星期刊〉与〈伴侣〉——香港早期文学新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39}{53} 陈国球：《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总序》，《香港文学》2014年11月号。
{40}{55}{57}{58} 叶维廉：《解读现代·后现代：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思索》，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50页，第150页，第157页，第157页。
{41}{43} 赵一凡：《现代性》，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第647页。
{42} 杜红艳：《多元文化阐释与文化现代性批判——布达佩斯学派文化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45} 周宪：《从文学规训到文化批判》，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页。
{46}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47} 葛亮、马季：《一均之中，間有七声——葛亮、马季文学对话录》，《大家》2009年第3期。
{48}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49}{67} 张莉：《〈北鸢〉与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
{50} 梁秉钧：《嗜同尝异——从食物看香港文化》，《香港文学》2004年3月号。
{54} 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0页。
{56} 黄傲云：《微弱的脉搏》，《香港文学》1985年第1期。
{59} 赵稀方：《香港：历史、文学与认同》，《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60} 向怀林主编：《人文基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编写说明第1页。
{61} 此处根据行文需要对引文表述做了调整，特此说明。参见蔡益怀：《香港小说二十年：有精神的写作，而不是避世的梦境》，《文艺报》，2017年6月30日。
{62} 關于“东方美学”一词的理解，详细可参见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页。
{63} 具体内容参见陈其南、周英雄主编：《文化中国：理念与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10页。
{64} 凌逾：《复兴传统的跨媒介创意》，《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
{65} 摘自笔者对葛亮的访谈《〈北鸢〉的历史书写与叙事营造——葛亮、徐诗颖文学访谈录》，详见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66} 卢欢：《葛亮：尊重一个时代，让它自己说话》，《长江文艺》2016年第12期。
{68} 凌逾：《开拓新古韵小说——论葛亮〈北鸢〉的复古与新变》，《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A survey of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80s reveals an excessively internalized tendency and over-Westernized techniques that cause Hong Kong to face the self-imposed obstacle in its search for reshaping a humanitarian Hong Kong. To break through this restriction， one could engage in rethinking with the concept of a question， ‘How to seek roots and how to write’？ On the level of roots， the focus needs to be on the thought of existence as to how to place oneself， to reexamine the values and limitations brought by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road on which the writers seek the roots and to re-excavate the cultural rootedness of oneself in the space of migratory culture. And on the level of writing， one ought to return from the over-Westernize form of writing to the insi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earch for artistic creation and breakthroughs， thus widening the scope of imagination for cultural Hong Kong. This concept has now becom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ut into the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 writing and the re-creation of tradition.
Keywords： The 1980s， Hong Kong fiction， Hong Kong writing， re-creation of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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