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国演义》;日本近世;《通俗三国志》;《太平记》;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109-07
《三国演义》在江户时代初期已出现于儒学家林罗山、和尚天海法师的书目之中，但直到1692年第一个译本《通俗三国志》才由湖南文山翻译出版。自此之后，《三国演义》在日本广为传播，深受日本人喜爱，与日本的绘本、读本、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相互碰撞，形成了极具日本特色的“三国热”，延续至今，长盛不衰。日本近代的作家幸田露伴、汉学家久保天随等都对《通俗三国志》爱不释手，久保天随还根据毛氏父子点评本翻译了《新译演义三国志》。虽然吉川英治少年时代熟读《新译演义三国志》，但其《三国志》的创作很可能是以《通俗三国志》为底本的。①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奠定了日本二战之后对《三国演义》改写的基调和接受特点。因此，可以说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对持续至今的日本“三国热”影响深远，值得重视。
长尾直茂、田中尚子等认为，《通俗三国志》的翻译主要是以《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以下简称李评本）为底本，也基本上忠实于李评本，但译文的许多修饰性表达方式深受军记物语《太平记》等的影响。②然而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不仅是日语的表达，甚至《通俗三国志》的序文以及思想也受到了《太平记》的影响。此外，《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与江户时代的南朝正统论契合，根据《太平记》改编的话本小说《太平记演义》与《三国演义》也息息相关。故本文在考察《通俗三国志》与《太平记》交涉的基础之上，揭示《三国演义》在日本近世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一、《通俗三国志》和《太平记》
在《通俗三国志》翻译完成之前，以战争为题材的军记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等已经成书，并且在以琵琶法师弹唱的形式、太平记读③等形式流传甚广。因此，《通俗三国志》在翻译之时很容易以军记物语为参照。据江户时代的《大观随笔》记载，《通俗三国志》的译者湖南文山是京都天龙寺僧人义辙、月堂兄弟的笔名。④天龙寺是京都五山之一，不仅十分崇尚汉学，而且在日本中世拥有很大的权力。《太平记》的最终成书与五山禅僧有很大关系，在五山僧侣中流传，如古本《太平记》之一的西源院本即是在京都龙安寺抄写完成的。⑤故从此点也可以说《太平记》对湖南文山而言是比较熟知的书籍之一。
《通俗三国志》译文的许多修饰性表达多处借鉴《太平记》。李评本《三国演义》第二回《安喜张飞鞭督邮》中，刘备因平叛黄巾之乱有功被封为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张飞不满督邮赶打百姓，怒斥督邮，其中有“害民贼·认得我么？”⑥的叙述。而在《通俗三国志》卷之一被译为“害民贼，不认得张飞吗？虎须倒竖，怒目之眼如百练之镜”⑦，显然“百练之镜”为增添的内容，源于《太平记》卷二十八《楚汉战争之事》中对樊哙的描写，“樊哙遂入军门，揭其帷幕，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贯穿头盔，如愤怒狮子之毛。目眦尽裂，目光如血溅白练之镜”⑧。《楚汉战争之事》主要参照的是《史记》，但“百练之镜”的说法也不见于《史记》，源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百炼镜》。《百炼镜》是由上贡给皇帝的“百炼镜”而想到唐太宗的“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劝谏皇帝不要贪图享乐，应多考虑政治得失。显然《太平记》《通俗三国志》剔除了《百炼镜》讽喻含义，将其变为了对怒目的单纯修饰。李评本《三国演义》第十六回《曹操兴兵击张绣》中的“曹昂被乱箭射死，人马填满淯水”⑨的描写，在《通俗三国志》卷七则被翻译为“战死人之尸体塞满道路。战争结束后，淯河之水成为血色，如夕阳照射，红枫树下之流水”⑩，将血流成河比喻为夕阳之下枫叶下面流淌的河流，是平安时代以来日本的美意识，与《太平记》卷三《笠置战争之事》中“战事结束后，木津河被鲜血染红，与在红叶之下流淌之水无异”{11}的描写类似。李评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云长策马刺颜良》中的“河北军见了，如波开浪裂”{12}，而《通俗三国志》卷之十译为“河北大军无人阻挡，如香象渡海之时波浪散开”{13}。“香象渡海”一般被称为“香象渡河”，是佛教词汇，源于发情期的大象带有一种香气，形容其力量很大无人阻拦。在《太平记》卷十四《矢矧、鹭坂、手超河原战事》中有“总大将义贞、副将军义助率七千余骑，势头迅猛，如香象踏浪渡过大海”{14}。李评本《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赵子龙汉水大战》中的“见张郃、徐晃两人围住黄忠，军士被困多时”{15}的描写，《通俗三国志》卷之三○对应部分为“魏之势，如稻麻竹苇般围住黄忠”{16}。这里“稻麻竹苇”也是湖南文山的增补，源于佛教典籍《法华经》，形容众多，在《平家物语》《太平记》中多次出现。总之，以上《通俗三国志》增添的描写主要是借鉴了《太平记》的描写方法，是前文提及的长尾直茂、田中尚子等的论述，体现了日本对白居易诗歌接受状况、军记物语和佛教的关系、以及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识。
此外，李评本《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王濬计取石头城》以“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后人有古风一篇，叹曰：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17}结尾，回顾了从汉高祖建立汉朝到晋朝统一，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给人世事如梦的感觉。《通俗三国志》卷之五十《王睿计取石头城》的结尾却是“自此三国归晋帝，司马炎一統天下，万民服无为之化，四海始乐太平，真是可喜可贺（原文：万民无为の化に服し、四海初て太平を、楽ことこそ目出度けれ）”{18}，是一种动乱结束、天下太平的喜悦心情。这与《太平记》最后的结尾“于是日本成为中夏无为的时代，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原文：中夏无为の代に成て、目出かりし事共也）”{19}类似。《通俗三国志》还借鉴了《太平记》的开端。李评本《三国演义》的开端并无毛宗岗本“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叙述，直接从“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开始的。然而《通俗三国志》第一回的开端加入如下内容：
熟视邦家之兴废，自古至今，治极之时则入乱，乱极之时则入治。其理如阴阳之消长，寒暑之往来。此故，仁君小心、兢兢业业，须臾莫敢忘焉。尧舜尚且病矣，况庸人乎。自汉高祖提三尺之剑平秦之乱至哀帝之时，天下之治已二百余年。王莽篡位，海宇又大乱，然光武平之，兴后汉，至质帝桓帝已二百年。{20}
引文源于李评本《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茅庐》中的“将军不弃，听诉一言。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自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兵，袭秦之乱，而入于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乱也。光武中兴于东都，复整大汉天下，由乱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21}，是崔州平对刘备询问治乱之道问题的回答。那么，湖南文山为何要在开端加入总括的治乱观呢？从时间上来讲，湖南文山不可能参照毛氏父子点评本《三国演义》。我想恐怕也是受军记物语《太平记》等的影响。因为在军记物语的开始部分一般都有总括性的开始，《平家物语》是佛教的无常观，以“祗园精舍的钟声，奏诸行无常之响”{22}开端。《太平记》是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即“蒙窃采古今之变化，察安危之来由，覆而无外天德也，明君体之保国家;载而无弃地道也，良臣则之守社稷。若夫其德欠则虽有位不持、所谓夏桀走南巢、殷纣败牧野、其道违则虽有威不久。曾听赵高刑咸阳、禄山亡凤翔。是以前圣慎而得垂法于将来也、后昆顾而不取诫于既往乎。”{23}《通俗三国志》对《太平记》结尾与开端的模仿并非仅仅停留单纯语句层面，而是与《太平记》的主题思想紧密相关。
《太平记》成书于室町时代初期，共四十卷，描写了镰仓末期至南北朝约五十年（1318～1371）的动乱，最终成书还和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管领（辅佐将军之职）细川赖之的监修、五山禅僧的参与有较深的关系，体现了室町幕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然而《太平记》在成书之际南北朝之间的战争仍旧持续不断，日本还未进入太平时代，却以细川赖之就任室町幕府管领、辅佐幼主第三代将军处理政务的叙述方式，终结了这部书，并宣称日本已进入了“太平”时代，是对室町幕府以及细川赖之的不满和讽刺。{24}《太平记》中的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南朝并未统一北朝，偏安于吉野;《通俗三国志》中的蜀汉政权也未光复汉室，最终被晋朝所灭。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君臣组合“刘备—诸葛亮”、“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并未实现国家统一，反而以失败告终。因此，可以说《通俗三国志》通过借鉴《太平记》的结尾方式表达对晋朝统一中国的失望和不满，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
二、《太平记演义》与《三国演义》
《太平记演义》是江户时代著名唐话学者冈岛冠山根据《太平记》改写的话本汉文小说，1719年刊刻出版，共五卷三十回，内容只相当于《太平记》卷一到卷九部分，即后醍醐天皇倒幕的一系列事件。《太平记演义》的改写正是在中国白话通俗小说在日本广泛流布影响下产生的。对于冈岛冠山将《太平记》创作为汉文小说《太平记演义》，其弟子守山佑弘为《太平记演义》序文中作了如下说明：
夫演义者、其初起于元罗贯中。而距今犹盛行也。盖贯中者、当时贤才、白眉于众、而功名不如。故其心不平。遂私著《三国志演义》与《忠义水浒传》、乃托事于彼、舒志于己、而示诸天下之人也。……但吾邦学生读罗贯中二书者仅仅有数。虽读也、惟能解“三国志”而不能解“水浒传”……独吾师玉成先生……于贯中二书、通念晓析、无所不解。……且无尽语言，雅俗共赏，而炳炳然句月光，锵锵然字玉洁，可谓得贯中之美也。抑中华演义起于贯中，而贯中为之鼻祖;吾邦演义，起于先生，而先生为之鼻祖也。{25}
元代罗贯中著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为疏解心中不平，将其志向示诸天下。守山佑弘将冈岛冠山与罗贯中相提并论，认为当时只有他能读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守山佑弘还指出《太平记演义》之语言雅俗共赏，深得罗贯中之精髓，冈岛冠山为日本演义之鼻祖，如罗贯中为中华演义之鼻祖。毫无疑问《太平记演义》在汉语表达方面深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影响，冈岛冠山还编纂了明清口语《唐话纂要》，翻译了《通俗忠义水浒传》等。《太平记演义》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语言方面均是依据《三国演义》等话本小说改写的，如每一回最后以“预知后世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等。除此之外，笔者发现在思想层面《太平记演义》与《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主题思想也高度一致。
《太平记》成书的政治背景复杂，主题思想本身也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对后醍醐天皇的描写带有褒扬和批判的两面性，如序文将后醍醐天皇比拟为夏桀、殷纣是对其批判。卷一《后醍醐天皇御治世附武家繁盛》中的“上違背君德，下失臣礼。因此，四海大乱，一日未安”{26}叙述是将日本动乱归咎于后醍醐天皇的无德与镰仓幕府掌权者的无礼。另一方面，卷一《关所停止事》通过叙述后醍醐天皇的施政废除关所、赈济灾民、打击富人，将其塑造为“圣君”，然而接着作品笔锋一转，以“只恨如齐桓行霸、楚人遗弓，度量有所欠缺。因此，虽草创天下，守文却不足三载”{27}的叙述批判后醍醐天皇因为霸道致使虽然推翻了镰仓幕府，却亲政不足三年就被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氏赶至吉野。与《太平记》相比，《太平记演义》将对后醍醐天皇批判的叙述全部删掉，把日本动乱的原因完全归结为镰仓幕府的气数已尽，“然天数有限，而夏商周三代，尚且有亡，况此北条，岂能常保无事乎。既至于高时之代，而一旦亡矣。其后惹出许多英雄来，东征西伐，彼讨此击，而天下大乱也。有诗为证：北条九代荣，数尽一朝亡。天下群雄起，终难护帝王”{28}。这种天命观与《通俗三国志》卷一开端的增补以及《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茅庐》中崔州平的治乱观一致。此外，《太平记》使用贬义词形容天皇倒幕行为，如将后醍醐天皇的讨幕行为称为“谋反”或“谋叛”，将后鸟羽上皇讨幕称为“承久之乱”，将后醍醐天皇讨幕称为“元弘之乱”。这些用法在《太平记演义》中也均被删去。同时《太平记演义》极力褒扬后醍醐天皇讨幕行为，称赞其军队为“王师”、“义师”等，对背叛他的武士作了严厉批判。《太平记》叙述后醍醐天皇第一次谋划讨幕的“正中之变”时，并未对背叛天皇的武士土歧赖员作批判。在《太平记演义》中却专门写了一首诗来形容赖员的背叛行为，“原是赖员真匹夫，一言既出闹京都。被妻撺掇忘仁义，首告忠良反醍醐”{29}，以儒家思想批判他的不忠。因此，冈岛冠山认为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南朝具有正统性，是他心中的理想政权。此外，《太平记演义》改写的思想倾向以及《三国演义》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也与江户时代所谓的“南朝正统论”相关。
德川幕府成立后面临着以何种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如何阐释政权正当性等一系列的问题。以“革命”思想作为德川氏替代丰臣氏的理论依据，将朱子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忠臣孝子的观念等都是德川氏采取的措施。{30}在此背景下，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开始主导编撰《大日本史》。《大日本史》的“三大特笔”之一是将后醍醐天皇建立的南朝视为正统列为本纪，将北朝五帝降为列传，即所谓的南朝正统论。南北朝时代的背景是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后，后醍醐天皇与足利尊氏对立，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建立幕府，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建立政权。其实后醍醐天皇在吉野建立的南朝政权管辖范围很小，也未持续太久，于1392年被北朝（后小松天皇）统一，南朝一脉也与之后的皇位继承无缘。后醍醐天皇讨幕的目的是为了天皇亲政这一理想的王权，而水户学派视南朝为正统的意图并非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尊皇”，这点从幕府发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中对皇室的苛刻限制也可佐证。水户学派提倡南朝正统论是为德川幕府政权提供道统的合法性，与古代日本人的“源平交替”史观相关。“源平交替”史观形成于日本中世，意为日本的武家政权由源氏和平氏交替掌控，即平氏政权被源赖朝的镰仓幕府推翻，由平氏一族的北条氏掌权的镰仓幕府被源氏后裔足利氏的室町幕府替代，之后平氏（织田氏、丰臣氏）又取代了室町幕府。德川家康为了强调其取代丰臣氏的合法性，自称是源氏一族新田义贞的后代。新田义贞属于源氏一族的旁支，是镰仓幕府北条氏的家臣，在“元弘之乱”中响应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起兵攻占镰仓，消灭了镰仓的北条氏。在足利尊氏和后醍醐天皇的对立之时，新田义贞追随天皇，最终战败自刎而死。因此，出身源氏的新田义贞作为南朝的忠臣被《大日本史》的编撰者极力宣扬就成为理所应当之事，目的是为阐释德川幕府政权的正当性。正是在南朝正统论的影响下日本对《三国演义》的接受逐渐走向深化，主题思想复杂的《太平记》被改为“尊崇南朝，贬低北朝”的《太平记演义》，同时南朝的忠臣之一楠木正成不断被神化，升格为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人物。
三、诸葛亮和楠木正成
在《三国演义》未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对三国故事的接受主要是通过宋代诗文集，如《古文真宝》《三体诗》中诸葛亮的《出师表》《梁甫吟》等以及关于诸葛亮的诗文，对诸葛亮本身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太平记》卷二十《孔明仲达之事》第一次以较长的篇幅引用了三国故事，将南朝的新田义贞比为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蛰户之际病死导致兵败，预示新田义贞败战而亡的结局。《太平记》已经将南朝比为蜀汉政权，将北朝比为曹魏政权，暗示了室町幕府只有智谋而无仁义。然而这部作品对诸葛亮的塑造主要侧重于“仁义”，并未强调其智谋、忠君的方面，也未将楠木正成比拟为诸葛亮。{31}
楠木正成是《太平记》中着重塑造的武将之一，在后醍醐倒幕、亲政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太平记》将楠木正成描写为“智仁勇”、“守死善道”的忠臣，认为楠木正成能逃却不逃，甘愿战死，为天皇尽忠，是理想的武士形象。其实，楠木正成只是《太平记》描写的众多忠臣之一。《太平记》称赞家臣对主君尽忠的事例也不可胜数，如卷六《人见本间战死之事》褒扬了人见本间父子为镰仓幕府战死的忠诚，《太平记》卷十详细着重刻画了大佛贞直、金泽贞将、入道信忍、盐田父子、盐饱父子、安东昌贤等为镰仓幕府尽忠战死，卷三十一《武藏野小手差原战争故事》一节中描写了武士三浦介为足利尊氏将军的尽忠。然而到了江户时代，水户学派视南朝为正统，极力宣扬楠木正成的忠臣形象，将其阐释为《太平记》中的第一大忠臣，并得到了东渡日本的明末遗臣朱舜水的赞赏。德川光圀本人也在编撰《大日本史》的过程中为楠木正成的忠臣行为感动，在楠木正成战死的凑川（现今神户）为其建墓地，亲手刻“呜呼忠臣楠子之墓”之碑。在碑文之旁，刻有朱舜水撰写的赞，该赞极力褒扬楠木正成之忠，如下所示：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丽乎天。天地无日月，则晦蒙否塞;人心废忠孝，则乱贼相寻，乾坤反覆。余闻楠公讳正成者，忠勇节烈，国士无双，搜其行事，不可概见。大抵公之用兵，审强弱之势于几先，决成败之机于呼吸。知人善任，体士推诚。是以谋无不中，而战无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为利回，不为害怵。{32}
朱舜水将楠木正成视为国士无双的忠臣孝子，認为其用兵如神、体恤士兵。此外，朱舜水还为楠木正成的儿子正行写了《楠木正行像赞》，夸奖其遵从父亲遗志，为南朝战死的行为。在该赞的最后，朱舜水引用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将楠木父子比拟为我国的忠臣文天祥。江户初期的儒学家，朱舜水的日本弟子安东省庵（1622-1701）将楠木正成与平重盛、万里小路藤房并称为日本三大忠臣，并著《三忠传》一书，认为楠木正成、藤房和平重盛是日本忠臣孝子的典型，为他们立传是因为这三位忠臣在君昏臣逆之时，极力匡扶王室。{33}总之，在江户时代初期，虽然楠木正成已经升格为日本最著名的忠臣，但还未出现将其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记述。
如前文所述，《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契合了江户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南朝正统论”，“刘备—诸葛亮”的君臣组合与水户派对“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理想君臣的建构重合。这是江户儒学家喜爱《三国演义》的众多因素中的重点。三宅观澜（1674～1718）是儒学家，被德川光圀聘请参与编撰《大日本史》。他在《谒楠公正成碑并序》中以“必其忠日月同悬，必其功宇宙俱存”{34}称赞楠木正成，这种表述方式与林鹅峰（1618-1680）《孔明赞》中“至哉忠，以日月光”{35}以及汤浅常山（1708-1781）《诸葛武侯赞》中“日月揭，忠精启”{36}用法类似。此外，梁田蜕岩（1672-1757）《楠子赞》（《蜕岩集后编》卷六）中的“呜呼忠臣，比干之后，有楠子焉。然后微义公，宣圣之笔，不可继也。二美于是乎具，乃可以使大东忠烈之光，与日月争矣”{37}语句也是以日月比喻楠木正成发出的忠烈光辉。这些记述虽然还未将楠木正成直接比拟为诸葛亮，但已出现将二者类比的倾向。
伊藤仁斋（1627-1705）是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古义学派的创立者。他在《古学先生诗集》卷二中有《楠判官画像赞》一诗，其中有“计谋骈驾汉充国，信义差肩蜀孔明。昔日若遭汤武主，定知勋业匹阿衡”{38}，将楠木正成直接比拟为诸葛亮。伊藤东涯（1670-1736）是伊藤仁斋之子，其在《绍述先生文集》卷十二《楠公训子图赞》中，将楠木正成、正行父子比拟为诸葛亮、诸葛瞻父子，称赞他们都是一门忠孝之人，都是为国尽忠战死，如下所示：
孔明尽瘁于汉，而子瞻得正。卞壶效节于晋，而眕盱并命。楠公悬忠万夫之望，是父是子较古易让。呜呼非义方之有素，岂能一门忠孝，永世之所仰哉。{39}
雨森芳洲（1668-1755）在对马担当外交官，活跃于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他在《橘窗茶话》中不仅将诸葛亮和楠木正成类比，还指出二者不同，如下所示：
或问楠中将。曰，忠肝义胆，虽曰与日月争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与有焉。不伺俟三顾而出，所由与诸葛亮异矣。曰，亮也乱世之遗民，进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难，安可缓乎。皇之不足与有为也，彼知之素矣。{40}
雨森芳洲指出，楠木正成与诸葛亮都是忠臣，但楠木正成出身底层，属于天皇之臣民，知其不可而为之，主动勤王靖难，为天皇尽忠而亡，而诸葛亮乱世遗民，进退自己决定，可以自主选择主君，三顾茅庐之后才出山。因此，雨森芳洲认为，楠木正成是一位比诸葛亮更难得的忠臣。津坂东阳（1758-1825）是江户中后期儒学家，其著作《忠圣录》是汇编关于楠木正成相关的汉诗文，在该书的跋中有如下内容：
呜呼楠公之圣忠神武，真吾邦诸葛孔明矣。夫足利兄弟之奸逆，后人必诋其遗迹，而数其罪，直欲诛枯骨于九泉之下。至于楠公父子，则美之不容口，钦慕无己。其子孙已微，陵谷已变，犹惓惓焉伤悼悲痛，殆若吾事然。{41}
津坂东阳认为，楠木正成在圣忠神武方面与诸葛亮一样。足利尊氏、足利直义遭受后人诋毁，而楠木父子纵然子孙已微但仍旧受后人爱戴。引文表达了对楠木正成父子极高赞誉。这种将楠木正成與诸葛亮并称的用法一直持续至近代，如木户孝允曾主张明治新政府应该重用像楠木正成和诸葛亮那样有才能之人。
四、结语
文学经典域外的广泛传播与接受由多种要素构成，好的译本、适应对象国的意识形态、满足对象国对异域的文化需求等。《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成功传播首先与好的译本《通俗三国志》相关。《通俗三国志》并非对《三国演义》的直译、硬译，而是借鉴了《太平记》等军记物语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特点，适应了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好的译本也不一定能够推动文学经典在域外的广泛传播，也与对象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三国演义》在日本近世的广为流传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南朝正统论契合。《三国演义》在日本传播过程中，参与了日本思想文化的建构，在日本散发出新的生命力，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三国热”。
① 武鹏、高文汉：《吉川英治〈三国志〉底本问题考究——兼考〈通俗三国志〉的底本问题》，《学术界》2016年第7期。
② [日]长尾直茂：《江戸时代元禄期における“三国志演义”翻訳の一様相·続稿》，《国语国文》1998年第10期。田中尚子：《“通俗三国志”试论——军记の表现の援用とその指向性》，《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③ “太平记读”是由僧人朗读讲述太平记的故事，在江户时代十分盛行，深受庶民喜爱。
④ [日]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东京：青裳堂书店1987版，第16页。
⑤ [日]小秋元段：《『太平记』における禅的要素、序说》，松尾苇江编《平和の世は来るか：太平记》，东京：花鸟社2019年版，第63页。
⑥⑨{12}{15}{17}{21} 李卓吾批评，宋效永、奚泉民整理：《三国演义》，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6页，第180页，第273页，第757页，第1284页，第399页。
⑦⑩{13}{16}{18}{20} [日]湖南文山着，石川核校：《通俗三国志》，东京：有朋堂书店1912年版，第58页，第339页，第503页，第575页，第706页，第35页。
⑧{11}{14}{19}{23}{26}{27} [日]后藤丹治：《太平记》，釜田喜三郎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99页，第103页，第54页，第480页，第34页，第35页，第38页。
{22} [日]无名氏著：《平家物语》，王新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4} [日]小秋元段：《太平记·梅松论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版，第94页。
{25}{28}{29}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 第一辑》第四册《太平记演义》，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217页，第219-220页，第227页。
{30} 张静宇：《古代日本对中国革命思想的接受和变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31} 张静宇：《〈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和意图》，《天中学刊》2018年第2期。
{32} 朱之瑜：《朱舜水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35页。
{33} 张静宇：《〈太平记〉中的忠臣观——以万里小路藤房为中心》，《日本学研究》2015年，第217-226页。
{34} [日]高须芳次郎编：《水戸学全集》第五编，东京：日东书院1933年版，第194页。
{35} [日]相良亨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2卷上，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版，第127页。
{36} [日]国民図书株式会社编：《日本随笔全集》第5卷，东京：国民図书1927年版，第635页。
{37} [日]相良亨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5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版，第98页。
{38} [日]长胤编辑：《古学先生诗集》，东京：玉树堂1717年版，第75页。
{39} [日]滝本诚一编：《日本经济丛书》卷三十三，东京：日本经济丛书刊行会1917年版，第310页。
{40} [日]井上哲次郎：《日本伦理汇编》卷七，蟹江义丸共编，东京：育成会1903年版，第330页。
{41} [日]津阪孝绰编：《忠圣录》，大阪：大阪府立図书馆同人会1935年版，第5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Modern Japan， As Compared with Popular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An Account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
Zhang Jingyu
Abstract： An important sign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Japan is the publication of its translation， Popular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hich， i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on ideological level， has borrowed from An Account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 a piece of Gunki monogatari （military fiction），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Romance of An Account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 a Chinese-language novel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of An Account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 was influenced by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its ideolog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rthodoxy of the Shu Han Dynasty and also corresponds with the orthodoxy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in modern Japan. Tokugawa Shogunate kept promoting Kusunoki Masashige， a loyal minister， as someone in Japan comparable to Zhuge Liang， constructing such an ideal combinat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minister as that between Emperor Go-Daigo and Kusunoki Masashige， similar to the combination of Liu Bei and Zhuge Liang. The extensive propag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modern Japan is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our classic literary works overseas.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odern Japan， Popular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 Account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 communication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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