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薛忆沩小说的主体建构以八十年代个体意识的觉醒作为历史起点，在文学经验的扩张、游曳中提供了开放、流动的想象力，为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见证”。从《遗弃》到《希拉里、密和我》，叙事主体实现了由“本土异乡人”到“世界异乡人”的转变，从自我探索的“精神迷思”通往全球化的“异域迷宫”。作家主体的地理跨越也与其笔下的小说人物呈现出互相形构的历史进程，借助历史记忆的召唤与叙事迷宫的营构，演绎出全球化语境下都市人的内心奇观与历史变奏。
关键词：薛忆沩;异乡人;历史记忆;叙事迷宫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68-08
“异类”构成了有关薛忆沩文学批评的关键词，诸如“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异类的文学之路”，这既是文学出版市场有意凸显的个性化符号，也显示出作家自身难以归类的焦虑。诚如作家所言，“我将近三十年独立于主流和正统的文学道路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①无论从知识背景，抑或是人生轨迹来看，薛忆沩的确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但这仍不足以为作家提供有效的文学史命名。当激增的文学创作溢出文学史既定的框架，以代际为指称的命名便成為缓解这一危机的产物。以薛忆沩为代表的“中间代”②作家被描述为“他们没有赶上文学爆炸的好时代，也没有成为文学市场的青春偶像，但这不妨碍他们写出优秀的作品。他们正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他们在浮躁的市场中保持着清醒与独立，用个人化的故事直抵写作的本质。”③勾勒出一条主流之外的“异类”写作样态。
以薛忆沩为代表的“中间代”作家在时代与市场的双重落差中见证了八十年代文学整体性话语的裂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与历史的脱钩。以不避极端的先锋姿态祭出代表作的作家群体在步入九十年代以后纷纷沉潜为“相对稳定平静和个人风格发展的多元时代”。④“断裂”便成为描述这一变化的常见修辞，既显示出知识分子的表述困境，也是对市场压力的无奈回应。八十年代之于薛忆沩是充分开放的时代，在其创作中留下了艰深的印记。他以一部带有精神探索意味的小说《遗弃》诠释行将结束的八十年代，旋即以一部至今尚未出版的《一个影子的告别》预示九十年代物质时代的来临。
薛忆沩的小说创作以八十年代个体意识的觉醒作为文学主体建构的起点，在文学经验的扩张与游曳中提供了开放、流动的想象力，为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见证”。从岳麓山（长沙）到皇家山（蒙特利尔），作家主体的地理跨越与其笔下的小说人物呈现出互相形构的历史进程。在异地、异乡、异国的渐次游离中，记录下“异乡人”的离别时刻与情感震颤。通过历史记忆的交织与回溯，探索语言与历史之谜，展露出全球化语境下都市人迷宫般的内心奇观。“其文学作品尽管外在的故事外壳在不断变换着空间场域和时间节点，但小说中氤氲出的个体自省乃至突围，在线性历史维度演变出崭新的面貌和文学气质。”⑤
一、“遗弃”与个人意识的觉醒
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创作并出版于八十年代末，作家固执地将其置于创作生涯起点的位置，并视之为“好文学”的开始。《遗弃》最早的读者无一例外都来自学术界，囊括了周国平、谢选骏、邓晓芒、何怀宏等，备受冷落的命运正是这部“遗弃”题材小说最好的现实隐喻，“这本书试图从一个很小的角度揭露人类生活的失败，而它的不存在正好就是一个极为真实的失败记录”。⑥
这些学者大多从文学史、思想史角度指认了《遗弃》之于八十年代精神生活的见证意义。艾晓明在《一本不存在的书》的书评中提到，“《遗弃》以个人的、不安的、诡辩的话语全面地描写了事物的不可名状和意识的局限，它以人物对存在的质疑、以个人体制中的逃离开始，以失败和隐遁告终。9年之后，回顾这个变迁，更能看到这部作品作为一种内心话语的文学史意义。”⑦
这部具有见证意义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互相遗弃的故事，正如书的扉页上写道：“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主人公图林在选择“遗弃”世界前夕，将一个装有《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证词》的皮箱交给朋友韦之。这本以图林日记为主体的小说，记录了图林成为“自愿失业者”后一年的生活。两年后，韦之收到图林的来信，信中图林将自己的消失定义为，“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也许是一群例外中一个更特别的例外）”⑧。
图林遗弃世界的念头源于对周遭混乱秩序的察觉，人生中诸如死亡、误解、失恋、辞职等，都是混乱的开始。日常生活的琐碎乏味时常使他陷入哲学式的玄想，加重了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但是，寂寞又是一种困境，一种生命难以承受的‘轻：它如一道屏障，可以将我与混乱的世界隔开;而它同时又如一种病毒，会迅速吞噬个人的耐心，在精神上造成更深的混乱。”⑨图林给自己“业余哲学家”的标签无疑为小说中充斥着的哲学话语提供了合理性，也为佛洛依德《梦的解析》、维特根斯坦《逻辑实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胡塞尔现象学著作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哲学著作穿插于文本间提供了便利。
图林对《尤利西斯》中“我想从中苏醒的噩梦”一句尤为激赏，对于真实性的拷问，让他愈发意识到“发生着”远比“发生过”来得有意义，“‘发生着让‘我成为意义的决定者或者至少是参与者。”生活的荒诞造成图林生理上的不适，继而出现眩晕、呕吐的冲动，这一感受与萨特存在主义小说《恶心》主人公的存在体验如出一辙。小说中哲学教授I-See与图林不断讨论存在主义，增添了《遗弃》存在主义的哲学气质。
《遗弃》弥漫着的哲学思辨气息，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个体意志危机在青年群体中的群体性反映。存在主义成为知识界冲破精神迷惘，张扬个体理性的思想利器，涵括了“西方学术”介入文学的真实状况，提供了八十年代知识范式建构过程的另一种眼光。可看作是八十年代的思想态度、精神生活、历史观念和文学取向的展示。这一历史特征随后也在薛忆沩回忆中得到确认：“这部小说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在剧烈变革前夕的中国（80年代中期）留下的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记录。这部被认为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小说将个人的不安和困惑固定为文学的一个兴奋点。”⑩
薛忆沩坦言，“存在主义哲学不仅为我指明了具体的生活之路，而且还为我提供了回望历史和预览未来的角度：存在、虚无、时间、偶然、恐惧、自由、荒谬等等充满生机‘范畴将我带到了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深处和敏感之处。”{11}程光炜将八十年代“存在主义”进入中国解读为，“‘存在主义知识的‘启用，则使‘新时期文学叙述找到了一个历史依据，它预示着一个‘人的文学的诞生;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命名缓解了知识群体没有‘自己的故事的集体焦虑。”{12}遗弃行为正是对主体性的最后捍卫，图林个体意识的觉醒借助感官的刺激，不断触发来自现实的紧张感，感知功能的发达恰恰映衬出记忆的贫乏。
在小说中，图林借助日记这一形式记录下“正在发生的混乱”，在记忆层面却是一片空虚。讲述自身不仅是攸关存在的明证，也是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的个人禀赋。图林的外婆沉溺于丰赡的历史往事，“那是她用记忆捍卫的世界。那是永远也不会遗弃她的世界。”{13}与此相对，图林母亲却由于记忆被篡改而失去讲述自我的能力，“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她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14}
写作于是成为图林缓解自身精神危機的手段，“写作可以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它没有边界，或者说它仅仅以语言为边界。而现实是一堵墙，一堵不断挤压生命的墙。它冷漠无比，它会让许多的可能变成不可能。”{15}写作本身也成为证明自身存在的行动，“写作是创造，是在寂寞中的爆发。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对笛卡尔再做一次修正。我会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写作故我在。”{16}
薛忆沩在小说中制造了多重意义空间，主人公图林同时也是一位小说作者，在日记中创作了二十多篇情节完整的小说。这既是作家出于增强文本质感有意设置的情节展开方式，也进一步释放出虚构与想象空间，挑战着写作与生活之间的限度。“一方面，我肯定‘我的写作纯属虚构;另一方面，我却又将它与我关于生活本身的那些记录并列在日记之中。这说明我相信它同样是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见证的一部分。”{17}图林试图以写作达成与父亲的和解，却最终没有弥合时代裂隙之于个人的精神裂痕。“写作是‘身和‘心的激烈冲突，它的完成又是身与心的和解。”{18}
这本带有卡夫卡式现代寓言的小说反映出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冲突，在图林与社会的全方位冲撞中，各种隐秘的细节得以显现。图林选择遗弃世界的第一步即是离职，见证个人从整体性的事业中剥离。在八十年代，单位不仅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联结，并与生活福利、个人评价等息息相关。个人与单位的矛盾之处在于，前者始终无法理解后者庞大的日常运作机制。当图林冲破重重阻力成功离职，在街上与同学偶遇，非但没有引来对方惊诧的回应，而被引以为新的时代风尚，在增添了历史的反讽之余，进一步暴露了图林无处可逃的境地。
带有鲜明个人主义色彩的《遗弃》是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重新确认，见证的却是个人主义失败的命运。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没有哪个共同体或哪个文化能够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识。意识增强的过程在本质上就通常并不稳定，具有个体性和试探性特征。”{19}在黄平看来，自1949年以来并依然向未来敞开的当代文学，核心是“总体”与“个体”辩证发展的文学史，“总体”与“个体”背后各自有一套社会想象与文学策略，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比如往往被视为非‘总体的个体文学，其所联系的内在自我、日常生活、文学技术化、世界文学想象，都对应着改革开放初阶段对于‘个体的理解，正是通过叙事，这种历史性的‘个体想象得以弥散开来。”{20}图林的失败正是试图将“个体”从“总体”中抽离的挫败，这种失败有着重要的时代见证意义。
二、流动的城市
有评论家将《遗弃》理解为自传体小说，小说的情节源于作家的“异类”体验，“各种‘自传小说的作者不仅是借用，而是依赖;不仅是当作助力的经验，而且是把自己的经验自我，当作主体存在的方式。”{21}《遗弃》形成了完美的闭合结构，随着日记的中止，作为主体的自我也随之遁形。《遗弃》见证了“个体”的隐退，随之以“异乡人”的面目归来，也可以看作是图林们在新的历史处境下寻找的另一种出路。“异乡人”的集体归来在时间上也恰好与九十年代中期薛忆沩“重返文坛”的时间相吻合，显示出经验自我与主体在现实维度的互渗。
薛忆沩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写的是一个大学生被除名后回到家乡的故事，他在这座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南方城市经历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危机。这也是漂泊的异乡人为数不多的重返时刻，重返是一种冒险，重返所唤起的历史细节形成了对于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考验，也触及了八十年代的改革方面，预示着物质时代的来临。重返故乡为加缪关于生存荒谬的思想提供了素材，而伍尔夫却以生活早已漂移到别处否定了重返的可能。如果说《遗弃》隐含强烈的城市意识，从中展示世界的“混乱”给人带来的伤害，而随后薛忆沩以“异乡人”的立场，以个人痛楚触及城市的内面，升腾出一个看不见的城市。
“异乡人”是薛忆沩一众小说人物共同的精神底色，脱胎于对八十年代精神气质的把握，从而陷入现代人的精神困境。齐格蒙·鲍曼在勾勒现代性家园时曾对“异乡人”概念有所发挥，精神疏离的“异乡人”不再是简单的外来者，而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慢性状态中充分享受孤独的“异乡人状态”。在“异乡人”看来，“一切驿站不过是囿于空间中的地点，注定会在未来成为过去。”{22}伴随自我经验的扩张以及文学地理空间的易动，薛忆沩笔下的“异乡人”在现代性冲突之中不得不承担起讲述自身的使命，以此来重新定义历史及生活的诸多可能。
在作家看来，“与注重‘精神的《遗弃》相比，小说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对身体和现实的关注。”{23}薛忆沩曾这样记录第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迁移，“1971年的启蒙让我第一次尝试了‘移民的滋味。‘移民的经历总是会引起‘家园观念的松动，同时让语言变成政治。”{24}作家在八十年代末选择南下定居深圳，他曾将这一决定归结于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考量，并由此推论对中国社会即将出现变化的准确判断。八十年代末从长沙到深圳，“这一次‘移民生活经验强化了我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认识以及我对所有‘个人的同情，也淡化了我对宏大叙事的热情。”{25}
在这一时期，薛忆沩的小说主题也随之围绕城市与人的命运展開。《深圳的阴谋》是一篇反讽的小说，叙述者在多年后发现自己曾经的爱人也来到这座城市，她于是决定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去寻找，并称之为“深圳的阴谋”。故事的结尾，叙述人被发现了，却浑然不察，薛忆沩将制造阴谋的人变成了另一个“阴谋”的猎物，在彼此捕猎中突出了城市与人的紧张冲突。
薛忆沩创作的“深圳人”系列小说是对城市在场经验充分沉淀后的表达，由十二部带有鲜明身份意味的短篇小说构成：《母亲》《小贩》《物理老师》《出租车司机》《女秘书》《剧作家》、《两姐妹》《文盲》《同居者》《神童》《“村姑”》《父亲》。“深圳人”系列创作时间分散，其中以《出租车司机》最为有名，发表于1997年五月《人民文学》，在2000年由《天涯》杂志再次刊出后，入选了当年几乎所有文学选刊。作家巧妙通过出租车司机以及乘客所具备的“流动性”，从而把握城市的丰富隐喻。“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城市的特点。出租车每天都在城市的迷宫里穿梭，它不断接近街景，又不断抛弃街景，它与城市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出租车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它总是在等待着下一个目的地……出租车司机表面上掌握着方向盘，实际上他却无法主宰出租车的方向。”{26}主人公正是通过逃离城市和职业来逃离以上悖论。
强忍着巨大悲痛的出租车司机，由于难以启齿的秘密而在时间中归于平庸的“神童”，在命运的错落中参差对照的“两姐妹”，来自异域的“村姑”由于一次火车上与东方人的偶然攀谈，而与这个陌生城市有了交集。“深圳人”系列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疏离的都市人形象，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试图逃离所在城市。城市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栖身之所，更像是一次抵达之谜，在城市前行进程中侧身俯察看那些未及审视的情感瞬间，也将人性的脆弱暴露无遗。志在向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致敬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看似蕴藏鲜明的城市符号，实际上薛忆沩在创作中有意略去了城市地标，从而直入城市的内心生活景观。
薛忆沩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空巢》延续了对“城中人”命运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色彩。直面的正是老年人在步入晚年后面对家庭的冷落、身体的萎缩以及判断力失衡的社会困境。一位年近八十的独居老妇人，接到一个假冒公安的诈骗电话，电话那头的“顾警官”声称老妇人卷入一场金融诈骗，为了保护资金安全，她必须无条件配合警方的行动。就这样，老妇人一步步走进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然而儿子的一通电话给了老妇人当头棒喝，她上当了。正是通过电信诈骗这一偶然机会，“我”第一次走进母亲紧闭的内心世界，掀起记忆的波澜。对母亲而言，这是对牢固生活信念的一次动摇与颠覆。
薛忆沩尤其擅长在高度浓缩的时间场域内挑战叙事的容量，吐纳密集的信息容量。正是透过这不平凡的二十四小时将她的“一生”以这样一种不堪的形式撕开，攸关信念、尊严、羞耻以及死亡，“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27}在现代性的危机中，历史中的晦暗不明、人性中的所有羞耻都将展露无遗。以至于作者在小说最后疾呼“救救老人”，“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有着同样的情感诉求，相比之下更显绝望，不仅要冲破一生的重压，还要克服一生的荒谬，从而实现末路救赎。
随着《空巢》对于城市“异乡人”命运及内心世界的深入，牵连出个体生命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将个人的历史镜像置身于更为阔大的历史生活。在非理性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逻辑，在记忆深处缓缓呈现出个人隐微处的历史细节。“空巢”于是也由空间延展为一个时间概念，成为时代巨大而空洞的精神隐喻和象征。
三、记忆的迷宫
薛忆沩曾计划将他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命名为《城市里面的城市》，与此对应将“战争”系列小说集命名为《历史外面的历史》，一里一外之间显示出作家开掘叙事空间的不同侧重。
薛忆沩的叙事语言以数学的精确和浓密的诗意而著称，精心编织的叙事网络有着迷宫般的细密肌理，回环往复而又层次分明。作家把失败的写作比喻为困在迷宫而找不到出路，他曾向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致敬，“这座城市并没有去‘叙述自己的历史，而是将自己的历史像‘掌纹一样包含在自己的身体里面。”{28}迷宫般扑朔迷离的掌纹正是凭借记忆的伟力建构自身历史，并在时间的指引下引领读者不断回到历史现场的虚构之境，“我知道我的街道缠绕在我孤立的叙述之中。哪怕叙述者再次消失，这些街道却仍将隐藏在时间的深处”{29}。
小说《遗弃》设置了图林、韦之、作家、读者之间的多重关系，显露出叙事迷宫的雏形。在“深圳人”系列中，依托城市空间的开放性、流动性特征，这一叙事风格呈现为彼此通联的开放结构。而层层缠绕的《深圳的阴谋》正是向另一位善于制造叙事迷宫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以及他的《死亡与罗盘》致敬。
薛忆沩对于语言的狂热，使他不断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汲取养分，在他看来作为“语言”的捍卫者，不应局限于某一种语言，而应当让写作维护最普遍、最抽象的人性，从而以优雅的语言表现心灵的孤独、历史的荒诞以及生活的无奈。于是，异域的生活经验为他提供了观察同一事件的另类视角，以此切入历史的丰富与荒谬。
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收集在《流动的房间》里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薛忆沩在异国写作的第一部作品。《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主体是一封情书，于1938年3月的某一天完成于黄河岸边一座废弃的小村庄。情书的主人怀特是一名来自北美的外科医生，由于同情中国革命来到中国，在跟随大部队前往延安途中预感到生命行将结束，以“情书”形式最后一次走向绝望的爱情。小说探讨的是爱情与语言的纠葛，任由记忆与想象在文本间驰骋。情书通过真实情感的宣泄将怀特逐渐由国际主义战士还原为普通人，他同样饱受真理与爱情的困扰，勾勒出人物的多元面向。拨开被遮蔽的往事，浩瀚历史中主体与自我间复杂的镜像重新绽放出强烈的激情，让文学虚构成为历史的延伸触角，于是怀特便成为白求恩的历史投射，或许这就是历史外面的历史的真正奥义。
在《首战告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作家将个人命运在历史中放大，细察依附其中的个人受难、抗争以及挣扎，同时将爱情、压制、孤独、死亡等主题投射到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之中，形成了历史记忆的悠远迷宫。
《白求恩的孩子们》有一个特殊的视角，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白求恩的孩子们”，展示的是两个中国家庭和三个中国孩子的命运，时间跨度从七十年代到奥运前夕，从精神联系的角度贯穿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空间从中国一个南部小镇挪移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后者是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作为精神符号的“白求恩”同时也是两个国家文学的共同记忆。小说通过对三个孩子命运的追索，展开他们各异的人生轨迹，其中两人分别死于自杀及误伤，幸存的一位沿着当年白求恩截然相反的路径，来到蒙特利尔，这部小说就是由这位白求恩的孩子写给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的32封信构成。
作为精神养父的白求恩源源不断地辐射出超越历史的影响，在意象上构成了一个向外延展的迷宫，也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无法走出的记忆迷宫。个体记忆跨越时空与历史记忆对接，不仅体现为当下对于过去的塑造，也彰显过去对当下的持续影响。“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之间的对话与驳诘中，完成对历史错位的思辨与对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的人性解读。”{30}
四、异域的迷宫
《希拉里、密和、我》是薛忆沩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作家继散文集《异域的迷宫》之后对于移民主题的又一次深入尝试。小说以回忆视角定格在了蒙特利尔皇家山的那个冬天，“我”在皇家山上的溜冰场先后遇到了“健康的病人”希拉里以及坐在电动轮椅上写作的东方女性“密和”，就这样她们闯入了“我”的生活，并掀起前所未有的情感风暴，犹如三个微小的沙粒，在皇家山划出了三条不断交叉的轨迹。正如小说扉页所提及，小说意在“献给这‘全球化的大时代。在你的奇迹中，我们见证了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
作为新移民的“我”刚刚经受丧妻之痛，又与女儿闹僵而陷入空前的身份危机。希拉里、密和的出现重新激活了“我”对生活的好奇，也促使“我”将外部世界的对象投入自己。小说延续了薛忆沩对于城市日常生活中自我镜像的执迷，错杂的叙事迷宫潜藏着绵密的信息，随着我同希拉里与密和的深入交往，一条条叙事暗道随之浮现，形成了相互缠绕而又彼此独立的章节。
小说的章节在“我”、希拉里、密和三者间有序依次切换，就像是一首鸣奏曲的三个乐章，统构为一个整体。“是他，而不是‘我”是薛忆沩小说叙事的重要特点，看似无我的背后是一个更为强烈的“我”，作家将全知视角叙事理解为与生俱来的个人禀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穿梭在希拉里、密和之间，形成了小说对话意义上的“我们”这个整体，在对话与回忆中，被共同纳入到一段建构并填充了“我们”这个整体的历史和回忆。这种以第三人称叙述另一个“我”的方式，在历史性的“自我”不断分离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元叙事意味。
中国成为联结我与希拉里、密和的共同坐标，隐约间察觉到她们与中国的奇特关联，更加激起“我”前去探寻的好奇，并随着故事的演进拼接成了以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为基石的文化共同体想象。在彼此记忆的互渗与流动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经验和回忆通过对当下的刺激，激起新的回响。
被“我”称作“健康病人”的希拉里是一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有着过人的洞察力和文学感受力，“我”与她畅谈艺术、音乐、《十四行诗》，探讨人性中的孤独。希拉里的一生由两段“最黑暗的记忆”构成，一段来自家庭的悲剧，他的父亲热爱艺术，却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父亲在她结婚当天自杀，为她此后的婚姻投下巨大的阴影。另一段则是一次中国之行，让她遭遇来自丈夫的背叛，这些来自现实的遭际与她对莎士比亚文本的解读充分交织在一起，源源不断地对她造成持续伤害，为此她只有极力屏蔽记忆与拒绝想象。
坐在电动轮椅上的密和安静地在严寒的海狸湖边写作，引起了“我”对生命记忆中“很有才华又非常不幸”的女人的回忆，也勾起了“我”对写作的最初想象。密和的小说有着对自我身世的投射，“我”在这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中不断试图还原有关密和的故事。密和是在巴黎长大的中日混血儿，毕业那年，她爱上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母亲由于不愿重蹈她自己当年的悲剧而激烈反对。在与密和的交谈中，“我”大学时代在北京密云的游历激起了她的强烈反应。密云不仅构成了我们彼此记忆中的交汇点，也给了她正在创作小说的灵感，小说文本牵连出令人惊心的家族往事，浮现出中日战争、圆明园、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个体的历史图像再一次置身于迂阔的历史生活之中。
在与两人的交往中，“我”也缓缓开启有关自身的记忆。“我”和妻子在国内有着体面的工作，却由于不为人知的秘密，最终在妻子的坚持下选择了移民。在遭遇到各种挫折后，经营便利店成为我们新的营生，和开出租车一样，这是一个流动性的行业，提供了观察城市的隐微视角，维持了十五年的周而复始的平静最终在那个冬天到来之前被打破。
《希拉里、密和、我》是全球化时代的寓言，小说主人公们有着共同的“异乡人”身份，并由于各种机缘巧合在那个冬天得以星聚在蒙特利尔皇家山。正如小说借“王隐士”之口对全球化做出反思，全球化让逃离成为可能，同时使混乱成为这個时代的特征，造成了权威的崩溃、个性的泯灭以及亲密感的消失等一系列后果。“在这个时代，人已经失去了与‘人性合拍的时间感和距离感。人已经遗忘了停留、专注、缓慢、缠绵和痴迷。”{31}时空距离的缩短，却是以人与人亲密感的降低为代价。小说所表现的正是借助语言、文学之力，以直抵情感中心的锐度对人类这一亲密感的重新聚合，它建立在具有超越性的情感认同之上，最终将“我”在历史记忆的延展中重新拓展出“我们”的面向。
“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Selbstbild），基于这种知识和认识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32}这一逆全球化潮流而行的连接过程，不啻是全球化语境下转瞬而逝的神话。在故事的最后，在经历过那个皇家山不平凡的冬天，经历了异乡十五年移民生活“我”决定回到早已面目全非的故乡。在异乡遇见故乡，而故乡早已成为异乡，在全球化的剧烈变动中，人们早已无法理解彼此。回家让“我”经历了第二次移民，正如王隐士的谶语：“你永远回不了家了！你成了所有地方的陌生人。”{33}
五、结语
“异乡人”是现代人的普遍宿命，对世界文学充满向往的奥尔巴赫曾多次引用前贤圣维克多·雨果的“论异乡”（On a Foreign Soil），“那个发现他的家乡甜美的人还是一位稚嫩的初业行人;把所有土地当作故土的人，他已经是强大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他是完美的。”{34}同样对世界文学推崇备至的萨义德对此解释道：“人越能离开他的文化家园，他就越容易能够对它做出批判，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若要真切地看清‘世界，人就必须带着这种精神的超脱和大度。带着这个同样的亲密和疏离的结合，人也就越容易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化做出评价。”{35}
正如在《希拉里、密和、我》中，与“王隐士”相遇在异国使“我”认识到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与观察视角，“他用我的母语说出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却一直都渴望听到的话。他的见解说明他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也说明他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这‘完全不同带给我的是比启示更强烈的震撼和冲击。”{36}
薛忆沩笔下的“异乡人”有着心灵与空间的双重疏离，在与时代撞击的情感震颤中拓展了当代小说的心灵维度，同时也在城市的游离与异域的行旅中，延长了当代文学写作的时空脉络。薛忆沩曾在一次访谈中将当代文学的演变归纳为三种转变，“一个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个是从外表到内心的变化，还有一个则是从国家到国家的一个自觉的全球化的进程。”{37}这三种转变构成了薛忆沩小说“异乡人”心灵转变的轨迹，在顺应创作逻辑的流动中形成了流畅而又清晰的延长线。这背后是作家将个人写作有意与时代锚定、校准的产物，薛忆沩将其文学事业折叠为一部精心设计的文本，以小说为“正文”，不断填补进散文、札记、访谈等副本，源源不断地坦露有关小说的知识来源和创作动机，形成了互文性质的话语空间，充分展现文学叙事现场的碎片与矛盾。
薛忆沩小说始终将对于个体心灵的关注置于一定历史时空中考察，从而在历史的变动中聚焦一个个情感冲突的危机时刻，在凝视自我之外重新唤起对集体命运及历史境遇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异乡人”有着相通的精神谱系及心灵维度，跨过语言与地域的藩篱，从而让写作维护最普遍、最抽象的人性。于是，逃离与重返、个体与集体、本土与异域等看似矛盾的关系，在往来冲折、此消彼长间成为新的历史叙事动能，在文学上重建精神家园的同时，一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于焉形成。
① 薛忆沩：《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代序）》，《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② 2012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策划出版《中间代·代表作》，收录了薛忆沩、苗炜、冯唐、阿丁、路内、李师江、柴春芽、瓦当、阿乙和曹寇十位作家自选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作为个人“代表作”。
③ 薛忆沩等：《中间代·代表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页。
④ 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⑤ 朱旭：《论薛忆沩小说的自省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⑥⑩{23}{24}{29}? 薛忆沩：《一个年代的副本》，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5页，第176页，第178页，第9页，第141页。
⑦ 艾晓明：《一本不存在的书》，《遗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⑧⑨{13}{14}{15}{16}{17}{18} 薛忆沩：《遗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76页，第41页，第41页，第85页，第85页，第343页，第343页。
{11}{25}{26}{27} 薛忆沩：《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7页，第176页，第167页，第226页。
{12} 程光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9}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345页。
{20} 黄平：《“总体性”难题——以李敬泽〈会饮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21} 赵毅衡：《论“自小说”》，《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
{22} （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8页。
{28} 薛忆沩：《城市的掌纹：第四座城市》，《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北京三联书店2015版，第21页。
{30} 汤奇云：《哲思小说的南方支脉——薛忆沩小说的叙事姿态》，《名作欣赏》2018年第22期，第46-51页。
{31}{33}{36} 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华东师范大學出版社2016版，第137页，第271页，第135页。
{32}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34}{35} 沈卫荣：《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是完美的》，《文汇报》2019年8月23日，第12版。
{37} 薛忆沩：《我写的人物是真的却没人信，这就是虚构的力量》，《文汇报》2016年11月19日，第23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Outsiders， Historical Memory and a Labyrinth of
Narratives： On Xue Yiweis Fiction
Wang Chenchen
Abstract：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Xue Yiweis fiction has its historical point of departure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f the 1980s， providing an open， fluid imagination in the expansion and streaming of literary experience as well as evidence for the spiritual pursuit filled with the idealistic colours of a generation. From ‘Abandonment to ‘Hilary， Mi and I， the narrative subject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outsider at home to an outsider abroad， moving from a self-exploratory spiritual puzzlement to an alien albeit globalized labyrinth. The geographical crossing in the writers subject forms a mutually formative historical process with his fictional characters， performing the inner landscape and historical variation of the city people in a globalised context by evoking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nstructing a narrative labyrinth.
Keywords： Xue Yiwei， outsiders， historical memory， narrative labyri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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