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华文报刊中的小说创作崭露头角，这与澳华报刊在文学发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中国留学生主体创办的华文报刊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及被接受过程中为澳华小说的出现建构了重要的文学场域;另一方面，90年代澳华报刊中的小说创作在内容题材、语言形式、文体风格方面为澳华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作为文学重要的表现形式，澳华小说在丰富澳华文学内容的同时，也促进了澳华作家群的兴起。
关键词：澳华报刊;小说创作;澳华作家群;澳华文学;文学场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47-06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华文报刊①的兴盛是澳华报刊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方面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社会地位逐渐好转，他们在异乡备受压抑的内心情感迫切需要表达;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华人自身对于所处环境的适应性，经过长期的努力，他们逐渐与新环境融合，创办一系列与当地社会、文化相关的报刊来表达自己独特的异乡体验;再者，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大批大陆留学生的涌入，澳大利亚的华人人数急剧增加，留学生办报热潮也随之掀起。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将报刊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园地，通过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提高了华人报刊的文化层次，开拓了华人报刊的内容视野。90年代后，“仅悉尼就有四份华文日报，四份华文周刊和七八种期刊”②，有这样的温床，澳华文学在90年代后得到快速发展便不足为奇了。而澳华报刊中小说文类的出现，更为澳华文学的兴起及澳华作家群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20世纪90年代澳华报刊中的文学场域
一般而言，文学场域主要是指文学发生的语境。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把文学制作和文学接受划在一个所谓的文学场域（literary field）之中。作者、文学代理人、评论家及出版机构、书店等都属于文学场域的主要活动者。从这一概念范畴来看，90年代澳华文学场域的形成离不开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报刊创办。华文报刊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及传播过程中所建构的文学场域对澳华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办报者身份来看：90年代以来，中国留学生是澳大利亚华文报刊的主要创办者与撰稿者。这主要与他们较高的文化学识、知识修养，以及与华人知识分子与身俱来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有关。他们创办的报刊为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为华人文化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此背景下，澳华小说逐渐显现，在提升澳华报刊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体现了澳大利亚华人较强的文化传播意识。在90年代大陆留学生创办的华文报刊中，主要以庄伟杰创办的《满江红》（1991）、武力创办的《大世界》（1991）、金凯平创办的《新移民》（1991）等最具代表性。这些报刊除了关注中澳不同文化差异、民族习俗及社会事态之外，还真实地揭示了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读书、工作及生活经历。90年代以来，多数澳华报刊的创办者都曾在中国媒体、出版社、高校等部门任职，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或办报经验，赴澳后，他们或办报、或在报刊部门任职，是澳华报刊的主力者。比如，庄伟杰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赴澳后创办和主编《满江红》杂志;施国英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曾任《文汇报》副刊编辑，赴澳后曾任《自立快报》“大地”副刊副主编;朱大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东华时报》《唐人商报》及《澳华时报》总主编;钱超英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曾在墨尔本《新移民》、悉尼《综合周刊》和《澳华时报》任职;刘阳（原名刘维群），祖籍湖南浏阳，曾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后担任悉尼《东华时报》主编。从创办者身份及刊物名称不難看出，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报刊无疑是澳华报刊史上最独特的存在，是澳华小说发生的重要场域。
从报刊栏目体例来看：早期澳华报刊创办者的多元身份造就了澳华报刊栏目零散、自由的内容特征。1894年，由书商孙俊臣创办的《广益华报》主要以广告为主要内容;1906年，由澳大利亚的新民启智会成员③创办的《警东新报》则旨在宣扬革新思想，启发世人智慧。90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华文报刊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借助报刊来宣传中国文化，报刊内容除了报道新闻时事外，还不断增设一些与文艺相关的专栏，比如，《华声日报》开设的《语文研究》《文艺》专栏、《满江红》开设的《艺术长廊》《文心诗弦》栏目、《新移民》开设的《文化长廊》《小说连载》等等。此时，还出现了以刊载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华文刊物，如《汉声》《文萃》《海外风》等。这些文艺栏目的开设或文学类刊物的创办无疑为澳华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据1994年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Woolongang University）民族传媒研究统计，在“华文报刊上有关‘文学艺术类的内容所占篇幅的比重是3.02%，比其他非英语文种的报刊（2.93%）和英语报刊（0.95%）要大得多。而当年的《华联时报》的文学艺术类内容的篇幅，更是高达7.32%”④，足见90年代澳华报刊的栏目设置对澳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重要意义。
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澳华文学场域建构是以澳华报刊为主导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为澳华小说的兴起搭建一个重要场所的同时，也标志着澳华小说开始踏入澳大利亚文坛，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20世纪90年代澳华报刊中的小说创作
澳华报刊对文学体裁的要求是广泛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文类。但在整个80年代的澳华报刊中，“只有零星的当地作者的杂文随笔发表在中文报刊杂志上。”⑤90年代，随着澳华人民生活和身份的确定，他们旅澳初期的浮躁与情感的随性宣泄也逐渐减少，在创作中开始由纪实性的散文游记向虚构类的艺术创作转化，作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在澳华报刊中便应时而生。由华人创办的报刊，往往也具有鼓励并引领华人创作的功能。从文学作品本身构成部分来看，华文报刊的创办对澳华小说的主题内容、语言风格及文体形式起到了规范式引领作用。
在小说题材上：深受国内政治气候、移民经历及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⑥的影响，早期的澳华报刊主要以宣扬社会思潮与开启明智为己任，具有浓厚的社会意识。90年代留学潮兴起，由留学生创办的华文报刊则旨在表现留学生在澳的移民体验。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表现留学生异乡奋斗经历、文化困惑及身份焦虑等为主题的华文小说。其中，表现异乡奋斗的有《醒梦》（赵川）、《我的财富在澳洲》（刘观德）、《黄金世界》（金杏）、《云断澳洲路》（刘熙让）等;表现中西文化冲突的有《绿卡梦》（毕熙燕）、《忏悔录》（武力）、《遗失的人性》（李玮）、《天堂鸟》（金杏）、《百年梦寻》（田地）等;表现身份焦虑的有《月黑风高的夜晚》（莫梦）、《出此以外》（袁玮）等。此外，还有以表现文革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以陶洛诵的《留在世界的尽头》（《星岛日报》，1991年连载）为代表。这些由华文报刊转载刊发的华文小说，彰显了华人的办刊主旨对于早期澳华文学内容的限定作用。
在小说语言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十多万从海上乘渔舟涌至东南亚诸国而被移居澳大利亚的印支难民，有七八成是华人。”这些早期移民，“是能通晓华文能说闽、粤、潮、客等方言的炎黄后裔。”⑦他们在澳大利亚定居后，便开始创办汉语补习学校。因此，澳华报刊自兴起便以汉语为刊发语，并限定了澳华小说的创作语言。从作者身份来看，90年代中国留学生从故土到异乡，身份从中层知识分子到异乡留学打工者，再到澳华文学的开拓者，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骄傲、自卑、沮丧、退守、激昂等情感起伏，在异国他乡的漂泊与迷失中，汉语不仅是华文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更是他们“存在的家园”，他们“企冀再造（re-invented）一个和居住国紧密相连的‘文化中国，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⑧，澳华报刊中华文小说的出现，便成为勾勒澳大利亚华人奋斗轨迹的重要形式。同时，90年代澳华留学生报刊中除了刊发华文作品之外，也零星出现了一些用英语，甚至双语创作的作品，有《龙来的一年》（桑晔）、《血债》（王晓菁）、《蜿蜒的小溪》（吴建国）等。澳华小说创作从汉语到英语或双语的语言变化，显示了澳华文学在澳大利亚多元语境中的总体走向。
在小说篇幅上：90年代澳华报刊中的小说以中短篇见长，尤以短篇小说为主。一方面，短篇小说短小精干的特征既便于作家创作，又便于大众阅读;另一方面，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定居时间有限（直到1993年11月，澳政府才给中国留学生居留权），他们大多具有短暂的留学体验，且多在工作或经商之余进行创作，很难在短时间创作出长篇巨作。这些代表性的华文作品有：施国英的《错爱》（《自立快报》连载），闻涛的《奇缘》（《自立快报》，1995），刘放的《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东华时报》，1997），莫梦的《月黑风高的夜晚》（《东华时报》，1998），王世彥的《优美的，活着，死去》（《自立快报》，1995）和《哭泣的歌》（《东华时报》，1998）等。其中闻涛的《奇缘》获1995年自立快报主办的“澳洲中文奖”、陆扬烈的《天涯云和树》获《自立快报》中文创作奖。而悉尼《好杂志》编辑的苏玲，以创作中篇小说为主，代表作有《肯思花园》《在爱情中去世》《沉香记》《前世今生》等。2000年，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和《东华时报》还举办了“苏玲作品研讨会”，彰显了澳华中短篇小说在澳华报刊中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地位。
三、20世纪90年代澳华报刊
与澳华作家的兴起
澳华文学的兴起与澳华报刊的创办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初，悉尼、墨尔本的一些华文报刊及副刊便开始刊登一些旅澳华人的诗文、游记。随后，受“白澳政策”的影响，华文创作几乎陷入停滞状态。80年代起，随着大批东南亚难民进入澳大利亚，澳华报刊及文学创作开始复苏，并得到快速发展。1982年，由墨尔本同善社创刊的《海外风》杂志开始收稿华文文学类作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澳华文学之先声。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涌入，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报刊应运而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华文作者，发表了大量的华文文学作品，促使澳华文学开始进入澳大利亚文坛。可以说，“澳华文学创作起步于80年代末而活跃于90年代中”。⑨作为重要的媒介载体，澳华报刊的创办对澳华文学的兴起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澳华作家群的兴起。
（一）澳华报刊为华文作家创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20世纪70年代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多是东南亚华裔难民，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到了90年代，澳大利亚华人的整体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媒介来表达自己或了解世界。90年代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报刊的兴盛及其对文学作品的重视，自然为这些华文作家创作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这些中国留学生在留学之前多是国内高校、出版社、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职员，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移民澳大利亚后，他们重操旧业，创办华文报刊，以文学的形式来抒发留学感悟与故国情思，是一种“无根的写作”⑩。而报刊相比较其他传播媒介而言，“有着无可替代的优点。及时、廉价，又便于携带和保存，是传递信息，传播知识，满足不同读者不同需要的理想载体”，{11}无疑为他们的“发声”提供了平台。1991-1994年，《华声日报》曾一度是澳华作家的创作园地，很多华文作家（如黄雍廉、江静枝等）都是常客。1996年，《自立》的“大地副刊”刊登了三千余篇澳华文学作品，聚集了大批的澳华作家，如心水、婉冰、赵川、朱大可、施国英、张劲帆、王世彦等，成为当时澳华文坛之焦点。之后，随着《东华时报》版面的开阔，刘放、华坨、西贝、毕熙燕等文人开始出现，更加壮大了澳华作家群。而《华联时报》（后改名为《澳华时报》）对小说版面的增加，更凸显了澳华报刊的文学性特点及对澳华文学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90年代澳华报刊还通过设置一系列的征文活动来鼓励华文作家创作。1988-1992年，《星岛日报》曾多次举办征文比赛，虽然规模较小，但为之后的征文获奖开辟了新路径。1995年，《自立快报》举办的关于“澳洲中文创作文学奖”征文活动;1996年，《华联时报》举办的“我与华联”征文活动;1997年与1998年，《新海潮报》连续两届举办的“人在澳洲”征文活动等，这些都反映了报刊对华文创作的激励作用。其中，《自立快报》在1995年举办的征文活动，奖金不菲，多篇作品获奖，主要有：《沟底的童年》（赵川）、《土乡的故事》（陈宗钦）、《优美的、活着、死去》（王世彦）、《奇缘》（闻涛）、《小黑》（刘江）、《天涯云和树》（陆扬烈）等。征文奖金的设置对于华文创作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金保障。而那些没有设置奖金的征文比赛，本身也是对作家创作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这对于初入文坛的华文作家而言，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可见，90年代华文报刊的兴盛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产物，是海外移民内心情感诉求的重要载体。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的移民经历、社会身份及生活诉求为华文报刊的创办提供了契机，而华人报刊则通过一系列的征文评奖活动，在为华人创作提供“话语”平台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兴盛。
（二）澳华报刊推动了华文作家创作的职业化
從社会环境来看，澳大利亚多元的文化氛围为澳华报刊的创办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90年代以来，澳华留学生报刊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华人报刊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层次，也反映了华人精神追求的提高。90年代澳华报刊业的发达及知识分子阅读市场的扩大，增加了报刊刊载内容的需求量，也促进了以小说为主要文类的华文文学作品的出现。
从作者层面来看，90年代澳华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华人留学生，他们从中国越洋到澳大利亚留学，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与焦虑感，加之他们“大部分没有获得主流教育建制提供的事业机会（不像北美的留学生那样），他们的文化表达能量便集中倾注在以华文为标志的华人社区。”{12}因此，他们以汉语创作来抒发内心情感，并通过华文报刊使自己的作品流通于市场，成为澳大利亚华人大众阅读的重要作品。
从读者层面来看，90年代澳华文学阅读市场的成熟，离不开澳大利亚华人群体整体知识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澳大利亚华人开始走出底层的“生存”困境，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澳华报刊的阅读市场。尤其是，早期越洋而来的华人对于教育的重视及其对中文的普及，对于普通大众阅读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90年代的华人留学生身处异乡，迫切需要在多元文化中释放自我。此时的华文文学创作无论在主题还是形式上都能与他们的情感诉求产生共鸣，自然成为普通大众或留学生群体阅读的重要选择。因此，澳华作家的创作与阅读市场兴起密不可分。随着澳华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澳华报刊在华文作者与读者之间建构起一种较为系统的“供需关系”，既满足了华文作家的写作需求，也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平台。据统计，仅在1994年澳大利亚的中文报刊中，关于文学与艺术类的内容主要由“那些以大陆留学生为主要目标读者的出版物推高的”。{13}正是“作者—读者”间这种双向互进的动力，促进了职业华文作家的生成，也催生了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兴盛。
（三）澳华报刊联通了华文作家间的关系，促进了澳华创作群的出现
中华民族与身俱来的文化凝聚力使这些海外华人虽置身异乡，但却依旧能形成一个团结奋进的社会群体。在八九十年代，随着澳华报刊的兴盛，澳华作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也逐渐加强，在无形中形成一个个华文文学圈。具体到90年代的澳华留学生报刊而言，创刊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于文学作品比较重视，尤其是《满江红》《大世界》《华联时报》《东方邮报》等报刊对于华文文学作品的集中收稿与刊发，积极推动了澳华作家群的出现。1992年，“澳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墨尔本正式成立，聚集了大量的华文写手，是全澳第一个华文写作团体，标志着澳华作家从“散兵”状态走向一个多元聚合的社团。到了90年代末，由澳华报刊关联的澳华作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与筛选，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知名度的华文作家，有施国英、千波、方浪舟、陶洛诵、黄惟群、李明晏、武力、赵川、袁玮、庄伟杰、张奥列、沈寒冰、丁小琦等，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个澳华作家群。创刊者多样的社会身份及其与撰稿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澳大利亚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了澳华作家群的出现，在丰富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为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对象和话题”{14}，进而引发学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照、探讨和思考。
四、结语
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澳华报刊中的小说创作，离不开澳华报刊的推动作用。此时华文报刊中的小说创作在内容题材、语言形式、文体风格方面为之后澳华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报刊为平台的澳华小说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主要有：
1. 澳华报刊最初的创办多以商业性为目的，对于所要刊发的文学作品在审核机制上较为宽松，加之报刊自身内容包罗万象及对版面的限制，其小说刊发数量虽然较多，但也不乏“平庸之作”，影响了澳华文学的整体质量。同时，澳华报刊作者大都不是以写作为生，他们开始创作大多是延续国内的职业（一些作家在旅澳前便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比如陆扬烈、田地、刘放、张奥列等），且多数作者并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只是孤芳自赏而已。这便使得不少澳华文学成为“一种以无目的为目的性的文学。”{15}
2. 澳华报刊中小说的内容及题材较为集中、单一，离不开思乡、打工、奋斗、徘徊等主题，人物脸谱化、平面化现象严重，缺乏一定的生动性，虽偶尔也会涉略澳洲本土地理风貌、人物风情，但多以“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揭示其不足，苍白而缺乏生气;在小说结构上，此时的报刊小说多采用“徘徊—奋斗—取得自由”的线性模式，缺乏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深刻性探索;在语言上，则主要以汉语创作为主，将作者与读者都集中于华人聚集地，缺乏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联通，“由于澳大利亚主流读者的缺失，汉语文学便注定要更加内缩和自闭，并最终成为文化硬茧中的一只毫无生气的蛹子”{16}，影响了澳华文学的整体文学价值，使得90年代落足于澳华报刊中的小说被斥为“盲肠”{17}。另外，澳华报刊中小说评论虽随处可见，但多数评论止于“读后感式”的感性感悟，缺乏理性的批判，文学批评的欠缺，也是造成澳华小说没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原因之一。尽管90年代澳华报刊中的小说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澳华报刊在澳华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与网络信息化的兴起，澳华报刊的创办也逐渐走向回落期。尤其是近十年来，通讯信息的快速发展，纸媒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纸媒报刊逐渐让位于电子媒介，是澳大利亚华文报刊衰落的重要原因。当然，大量的经济需求与阅读市场的萎缩也是影响报刊发行的重要因素。在澳华报刊中，由经济原因而停刊的刊物不在少数，如《海外风》《原乡》等。但从停刊刊物的内容上看，文学类期刊的停刊数要多于一般其它类的报刊杂志，反映了文学类刊物对读者阅读能力及知识水平的要求影响了文学期刊的社会生存力。文学刊物毕竟不是以时效性与新颖性取胜，也不以商业为目的，在新世纪以来的快餐化阅读趋势下必然走向衰落。80年代创办的一系列文艺期刊，如《新海潮》《文摘周报》《双语文摘》《中国文摘》等，还未跨入新世纪便已停刊。可见，华文报刊从兴起到回落既与自身的内容取向有关，又与时代发展脉络相联，是华人与澳大利亚社会话语博弈的表现，而“澳华小说”更是在这种话语博弈中逐渐生根发芽，成为澳华文学乃至澳大利亚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 简称澳华报刊。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所论述的澳华报刊，主要以由中国大陆华人创办的报刊为主。
②{12} 钱超英：《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第2页。
③ 该会由一大批受孙中山思想影响的华侨青年组成。
④ 王永志：《澳洲飛去来》，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⑤ 詹秀敏：《澳大利亚华文报刊与澳华文学关系述略》，《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
⑥ 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亚联邦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1901年，白澳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只许白人移居。在此政策下，大部分华人忍受不了欺压、被迫离开澳大利亚。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
⑦ 心水：《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概况》，《华文文学》1996年第2期。
⑧ 庄伟杰：《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的文化境遇与身份迷思》，《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
⑨ 张奥列：《澳华文坛十年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4期。
⑩ 庄伟杰：《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境遇及批评姿态转变新探——以海外新移民流散写作为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2期。
{11} 陆雪琴：《文学史的见证与参与——论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13} Rogelia Pe-pua & Michael Morrissey. Content Analysis of Australian Non-English Newspapers， （Stage1）. Centre for Multicultu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Press， 1994， p.45.
{14} 庄伟杰：《边际心态：跨文化与双重人——兼谈海外新移民中的“海归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1期。
{15} 赵毅衡：《新海外文学》，《羊城晚报》，1998年11月20日，“花地”版。
{16}{17} 朱大可在《唐人街作家及其盲肠话语——关于海外汉语文学的历史纪要》中指出，澳华文学“在一些商业性的华文报刊上发布，作为某种可笑的文化修饰，而后遭到整个华人社区的遗忘，他们还没走出唐人街的围城之前就已经退化成了真正的盲肠，而西方世界的墙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风景”。参见：朱大可：《唐人街作家及其盲肠话语——关于海外汉语文学的历史纪要》，《花城》1996年第5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Novel creation in Australian Chinese newspapers in the
1990s and the rise of 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s
Wang Xiaoyan
Abstract： In the 1990s， novel creation in Australian Chinese newspapers began to emerge，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ole of Australian Chinese newspapers in literary occurrence.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newspapers founded by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had constructed an important literary field for the emergence of Australian Chinese novel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publ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literary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1990s， the novel creation i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newspaper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Australi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content， theme， language form and style.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literature， Australian Chinese novels not only enrich the content of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promote the rise of 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s.
Keywords： Australian Chinese press，Novel creation，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s group，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or： Wang Xiaoyan）
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新世纪‘澳华文学中的中国书写”，项目编号：2019BSXR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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