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平

　　摘?要：继《太阳鸟》之后，郁秀继续创作美华新移民题材小说逾十年之久，着力描写未成年即随父母赴美的华人“小留学生”的成长故事，然而，这些作品既未作为大众文学赢得市场成功，也无法作为合格的美华移民文学，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探究郁秀近年来创作无法成功的多重原因，可以进一步明辨移民题材书写的现实意义与丰富素材的“诱惑”，以及“人性论”书写的“陷阱”，从而对当代移民文学的创作及批评理念有所反思。

　　关键词：郁秀;小留学生;移民文学;青春成长小说;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041-08

　　以《花季·雨季》成名的“新青春派”作家郁秀，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华人留学生、“小留学生”题材的小说，列入了新一代的新移民作家群。学界对她的第一本留学生题材小说《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2000），颇为肯定，它令读者欣赏到“一幅清新亮丽的异国风景和新一代移民的生命风采”，“以一份轻松惬意的心情享受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不同种族之间的人相处时的愉悦和欣慰”——依凭时代提供的优越条件和机遇，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于90年代中后期出国的新一代留学生，“能以从容的心态、既不仰视也不强装蔑视地更接近平视的角度去看待美国社会并时有自己的独到发现。”“在这群‘新人类身上，我们往往读不到此前‘新移民文学中‘边缘人常有的伤感、绝望和‘移根的创痛。”学者们由此判断，新移民文学开始进入“新生代”时期。①

　　一、加入移民题材元素的青春成长小说：立意的现实性与选材的局限性

　　《太阳鸟》之后，郁秀的写作题材又有所拓展，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旅店》（2003）、《不会游泳的鱼》（2006）皆是以“移民”为“层层叠叠的舞台背景”，描写当代中国青少年到美国后“对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体验、挣扎、审视、理解与被理解，以及归宿”②：前者以主人公“我”与母亲最终和解为结局，书名引入美国摇滚乐经典——老鹰乐队（Eagles）名作《加州旅店》（“Hotel California”）——作为全书“背景音”，渲染一种激烈、压抑的风格;后者则可谓是“残酷青春故事”，少年主人公经历了跨种族恋爱、吸毒、出走、犯罪、自杀的“堕落”过程，故事结尾仍是母子和解，全书最醒目的色彩，仍是成长中的困惑、愤怒。

　　郁秀创作风格的这一改变，是其主题改换的必然结果。《花季·雨季》因内容积极向上而备受称许，《太阳鸟》虽有描写留学生及新移民辛酸生活的支线情节，主线却是纯情恋爱，结局美好（女主人公洒脱放手，自信明朗）;《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的和解结局，都可以说是青春小说明亮基调的一种延续。

　　另一方面，既然关注“小留学生”在当代美国的生存状态，郁秀便不能不走出“青春派”的舒适区，正面触及种种现实难题，承认现状不容乐观，正视“新人类”的尴尬——中国青少年低龄留学，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并不比前辈“新移民”容易：中国强大了，新移民有了“自信感”，但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水平并不能自动提升，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文化机制也并未改弦易辙;再加上融入同龄群体的需求与压力、成长进步的愿望，在21世纪的当代，人格未定型的“小留学生”所体认的中西文化、家庭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断裂冲突尤其激烈，“文化失调”“身心失调”“行为失调”引发诸多负面事件，几乎可以说是客观的必然。

　　也正因此，“小留學生”题材潜力巨大，值得期待：除了跨文化冲突的典型性、成长题材的戏剧性，中国青少年留学活动常态化的当代现实，更增添了相关思考的紧迫性。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7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美中学留学生从2003/2004至2012/2013学年十年里增长了62倍;2015/2016学年，在美K12阶段（相当于我国的高三）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33275人，相较上一年增长率为6.21%，增速有所放缓，但在世界主要英语留学目的国，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留学生的占比，目前都位居该阶段国际学生第一位。从出国读大学到出国读中学“在一线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低年龄层的留学生群体日益庞大，出国读中学的人数增长率超过了本科。③

　　郁秀早在2003年就触及“小留学生”题材创作，可谓领风气之先。她自言《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不单单是”（青春）成长小说，强调其创作基于实际调研——她在美国多次参加为家长与青少年举办的讲座、走访青少年服务中心;美国华裔青少年厌世自杀的新闻事件也触发她写作的冲动。④《不会游泳的鱼》的封面语——“你不一定要把孩子送到美国，但是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读读这本书;如果你很想把孩子送到美国，那你一定要和孩子一起读读这本书”，同样强调小说的现实参考价值。

　　广泛植根于移民生活经验的华文文学向来不缺乏写实性。在郁秀笔下，“小留学生”就读美国中学后的负面际遇包括：遭遇种族歧视;英语水平低、交际受限;对美国教学方式不适应、不善自主学习;青春期身心失衡;受吸毒、有偷窃癖的“损友”影响;与父母“文化冲突”;因成绩下降、压力巨大而自杀，等等。这些内容，与近年来诸多“小留学生”研究报告相契合。另一些典型、突出的问题，郁秀的小说则并未涉及，如“小留学生”受寄宿家庭苛待，遇出国中介欺诈，无法满足学业成绩外的升学条件，⑤以及社交圈子封闭，不适应国外法律环境，因为“被留学”（自身留学目的不清、意愿不足，被家长“驱赶”着出国）而加剧的厌学、攀比、赌博、同居问题，等等。⑥

　　或许在《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的创作期，“小留学生”远离父母、只身出国的现象尚不特别突出，相关问题并未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郁秀笔下的“小留学生”生活，始终不脱离“家庭”这个基本环境，亲子关系、代际冲突描写极多。这样的场景分配，或许有靠拢国内青少年读者的生活经验的意思。

　　自然，作家裁剪现实材料的路数多种多样，描写“小留学生”的成长故事，原不必面面俱到;不过，到了《少女玫瑰》（2015），虽然主人公仍有“小留学生”的身份，小说封面语仍极力渲染一种严肃感，抛出了华人少女“如何面对，及存活于呈现在她面前的陌生且声势浩大的美国司法制度”的宏大问题，故事内容却是，主人公实为智商超高、精于表演的“天才少女”，她假装不懂英语、“纯到发蠢”、⑦人格分裂，暗地里却通读美国法律、医学书籍，利用心理学家的定势思维、陪审团的同情，成功帮助犯下双尸命案（杀死“小三”、“孽种”）的母亲逃脱审判，自己也全身而退。这个故事运用了美华文学中“华人到美国后家庭破碎”的常见情节，描写的审判过程及故事结局对美国社会的心理学迷信有所讽刺，对美国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也有所展示。但是，究其实质，《少女玫瑰》只是一部文笔精致却立意平庸的通俗悬疑小说，“悬疑”情节有不少生硬之处，主人公“病态天才”的形象设定，与近些年来那些矫揉造作的日本推理剧如出一辙。

　　《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都“自定义”为青春成长小说，二者后记基本相同，《少女玫瑰》则是另一路数。郁秀自言，这本小说是她“上了一些写作课的成果”，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则有意于翻译一些国外流行的儿童文学与童话。⑧由此看来，郁秀正在从“小留学生”题材中悄然抽离：细究起来，这实在是合情合理的“知难而退”。

　　二、效果尴尬的二手创作：拼接、“移用”、自我抄袭

　　作为有过“现象级”作品的成名作家，郁秀积累了特定的读者群体，评价她的作品，有必要结合读者群的接受状况展开分析。考察豆瓣读书网站的郁秀专页，截至2018年8月3日，《花季·雨季》总评分为7.2，共有18943人评价;《太阳鸟》总评分7.5，共724人评价;而《加州旅店》总评分6.8，共250人评价，《不会游泳的鱼》总评分6.5，共153人评价。《少女玫瑰》尚无专页。

　　如上数据变动趋势反映出，读者对郁秀新作的兴趣逐渐下行。分析留言可知，“青春文学”的多数读者不欣赏“色调灰暗”的故事，且大多缺乏阅读美华文学的兴趣及经验。许多人直言，郁秀最好的作品是《花季·雨季》或《太阳鸟》（依评论者各人偏好），后两部作品则多次被评价为“平平”、缺乏阅读愉悦，郁秀“江郎才尽”;也有人称小留学生题材“不合口味”，“不喜欢这么伤的结局”。在正面评价中，读者称赞的多是其感同身受的部分，如“对青少年成长时期的心态把握的真是太准确了”、“其中的母亲就是中国大部分母亲的真实写照”;也有读者肯定题材的写实性，认为其写出了移民的真实处境，引起了自己的严肃思考，有人指出《不会游泳的鱼》有意用主人公一家四口代表“四类”华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还有读者先肯定其写作方向，后批评其题材处理，称郁秀“对种种现象的表达太过露骨”、对美国华人生活的描写“过时”，等等。⑨

　　通观豆瓣用户的留言评论，郁秀创作“小留学生”小说的第一重尴尬在于：作为“青春作家”，其多数读者期待的是“清新亮丽”、“乐观向上”之作，《美国旅店》和《不会游泳的鱼》未能满足这一阅读期待。（当然，郁秀不刻意迎合读者口味，勇于尝试不同的题材写法，这一自我突破值得鼓励。）作为美国华文文学，这两部作品又更加尴尬：虽然郁秀的绝大多数读者看上去阅读经验不多，但已有读者指出她“抄袭”——《不会游泳的鱼》中的母女关系描写“比例小”地“抄袭”了严歌苓的短篇《冤家》。⑩

　　实际上，《美国旅店》与《不会游泳的鱼》中的“严歌苓元素”密集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除了《冤家》，郁秀“挪用”、“重组”的严歌苓作品还包括而不限于：《一个女人的史诗》（直接受政治影响的夫妻关系描写）、《花儿与少年》（女主人公带着一双儿女改嫁老富人、男主人公欲靠赌博发财却身染重病的主干情节）、《抢劫犯查理》（雯妮莎偷窃事件）、《无出路咖啡馆》（女主人公极力拖欠房租、为维持生计施用女性魅力，“母亲”不满于闭塞的乡村生活而出走）、《红罗裙》（继父与继子的微妙对立、女主人公进店试衣的片段描写）、《扶桑》（男主人公“学坏”后故作天真的情态、谈论华人移民“谦恭”“有忍受力”“退让”面目背后的“可怕”）、《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借嘴唇与哺乳的暧昧关系写母女亲情）……可以说，在情节设置、人物设定、细节描写、标志性语言（“讲英文的他似乎有了另一种性格，让他大胆、直率得多，可以冲动、冒昧;而他的中文太成熟了，太瞻前顾后了。”11“母牛似的忠实与诚恳”12）及知名提法（如“新的土壤还没有适应，而旧的土壤已经弃他而去，小树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13）的使用上，这两部“小留学生”小说给人的第一观感，几乎是严歌苓小说的多重拼凑;读者所肯定的“原创”情节（两个少年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因此大大减色了。

　　郁秀对严歌苓的推崇溢于言表，但如此大面积地“移用”其作品，恐怕有些“赌”自己的读者不会读严歌苓的意思。她“移用”的还不止严歌苓：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典型句式，伍思薇的电影《面子》（“Saving Face”，2004）的经典台词，都一一登场;还有不止一位读者在评论中提出，《太阳鸟》的重头戏——女主人公的恋爱故事，基本就是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翻版。

　　读者还批评郁秀“自我抄袭”——“那么多桥段和那么多句子都搬《太阳鸟》的，看得一阵寒”、14“《美国旅馆》和《不会游泳的鱼》，很多场景很多描写很多形容都是相似甚至相同的”。15实际上，《太阳鸟》里也有照搬《花季·雨季》的段落。

　　如此明顯的抄袭、自我抄袭，令人不禁推论，郁秀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或她对文学创作的自我要求未达到专业作家的水准。不过，这位少年成名的作家以如此“后患无穷”的方式写作，同时反复标榜其现实关怀，其“分裂”的作风，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逐利的“市场行为”。

　　早在《花季·雨季》走红之初、激起大众媒体一片赞美之声时，专业的文学批评家就已指出，“这部文字流畅的小说最令人泄气的地方”是“平庸”：虽然“以十六岁少年的眼睛，能观察到这样多的生活现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组合得如此有法度”可谓不易，但是，小说对人物心理情态、时代气质的展示，“滞留或落后于目前儿童文学已达到的水准”;郁秀对生活的认识也缺乏新意，“可以说没有一页在艺术上具备能与当年刘绍棠《青枝绿叶》同等的艺术活力。”16

　　如上评断，可谓一语中的。回溯《花季·雨季》不难发现，郁秀的创作一开始就有种四平八稳的“正统”格调，例如不满足于描写“少年心事”，还要正面实写班主任的思想活动。这种“全知”写法使得作品的风貌更“正统”，也将她与那些张扬“另类”风格的少年作家区别开来。《太阳鸟》同样如此：作家将女主人公的留学故事放在家族传统、民族情怀的多重传承之下展开书写，有写出“新一代”不同形象的自觉意识。

　　高远的立意，最考验文本的厚度。郁秀长于“布局”、“命题”，却缺乏“原创地描写生活”的能力，不善于把握人物心理情态、传达时代气质，写出的作品必然看似丰富，其实单薄，也就是唐韧指出的“平庸”。这种“头重脚轻”的创作效果，在《花季·雨季》《太阳鸟》这类清新之作中尚可说是增添了作品的“学生味”、“生涩美”，但当她以老练作家的姿态，创作《美国旅店》《不会游泳的鱼》这类正面表现跨国成长题材、表达“青少年的爱情观、校园里的暴力行为、校园里的隐性伤害、婚姻危机等等”一长串现实问题的作品时，本质缺陷就暴露无遗了。

　　写当代底层新移民，郁秀的“生活”不够：从《太阳鸟》到《不会游泳的鱼》，人物在餐馆打工的细节描写几乎完全重复。这个例子同时足以说明郁秀不重视收集新素材，常满足于现成片段的重新组合——此即读者所批评的“自我抄袭”。笔者认为，重复因袭不单是作家的写作习惯不佳，也是其写作观念的直接贯彻：不以原创地描写生活为基本原則，而是直奔“主题表达”。郁秀轻视了对生活的第一手把握，进而将移用他人作品与拼贴自家作品在性质上“一视同仁”。

　　由此不难理解，郁秀“发现”严歌苓时，必然是惊喜、惊艳——严歌苓的移民题材小说社会视野宽广，人物形象丰富，戏剧冲突极强，语言亦极具表现力。严歌苓又十分高产，她的美华书写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生活圈，而是从底层餐馆打工者、推销员、艺术系学生到“高等华人”，细节丰富地写出了各个阶层、各具特色的新移民形象。严歌苓笔下的美国人形象也覆盖了从底层、中产到上层的丰富类型，赤贫阶层的流浪汉、老妇人、艺术家，中产阶层的牧师、律师、教授、公务员，上层社会的贵族老妇、世家小姐，往往寥寥数笔就神韵生动。对中美两国文化/社会、两国人的种种差别，严歌苓亦常有生动、机智的观察评论。以严歌苓为“素材库”，郁秀能够调遣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中的“爆点”，能够效仿的评论生活、剖析人心的“姿态”和话语，都充实了许多。

　　郁秀更为自信的是创作少年成长故事的经验，自许“驾轻就熟”。17或许正是以“本色当行”的自我期许，这位“才女作家”才对“严歌苓元素”毫不避忌：她只是要在“青春成长小说”的“地盘”上延续既有创作模式，即兼写“青春世界”之外的世界、营造出不同于一般“青春小说”的深度感，却无意于原创地把握美华移民的生存状态、创作真正的美国华人移民文学。

　　然而，要不着痕迹地“拼接”经典移民故事与当代华人青少年的跨国成长故事，绝非易事。借助严歌苓，郁秀为她的少年主人公“配置”了够宏大、够丰富、够细节化的移民生活世界，“强势”展开全知视角的全景叙述，所完成的作品，在“灰暗色调”之外，还暗暗散发出（如一般读者所直观感受到的）“陈旧”、“过时”的气味——并非严歌苓的移民题材小说到今天失去了可读性，而是当其中的人物、情节、观念被抽取出来，拼接进另一个语境、另一个故事时，其所携带的情味和意绪并不自动消失，而是继续传递着原作的部分气息——不仅是故事的特定时代风貌、人物的精神面貌，还有严歌苓这个特定的主体、基于特定的人生经验才得出的、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特定体悟。虽然郁秀不为故事设定明确年份、免于“年代错乱”之讥，读来却仍有人、物、事“魂不附体”的杂凑之感。

　　再退一步讲，即便剔除令人“出戏”的移民故事副线、过滤掉“严歌苓风”的叙事刻画，在“成长的烦恼”这个核心主题的铺陈上，闭门造车的痕迹也是触目可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会游泳的鱼》中的白人少女雯妮莎这个经不起推敲的人物。

　　雯妮莎在《不会游泳的鱼》的情节发展中举足轻重，男主人公正是出于自尊心与性冲动的双重诉求，才陷入与这个浪荡少女的爱欲纠葛，步步“堕落”。平心而论，为合理解释这个活跃的白人少女为什么会与华人“书呆子”纠缠不清，郁秀已是煞费苦心：雯妮莎性格古怪、心态叛逆、有偷窃癖、吸毒、滥交、颓废到最终自杀的地步，可以用“反常”来解释她的一切行为。这个人物的个性色彩强烈，塑造效果却不佳，故事主线也因之减色。

　　比较起来，董海的形象相对丰满（毕竟有《红罗裙》《花儿与少年》中的“儿子”形象作为参考），雯妮莎则薄弱得多——对这个少女，写男孩如何“鬼迷心窍”容易（“雾里看花”更能激起迷恋之情），实写她本人的心理活动则不易：对雯妮莎的成长经历、做出种种“劣迹”的动机，小说皆写得含糊其辞。

　　另一方面，郁秀却又直白地明写了雯妮莎对董海的情感状态。严歌苓那里找不到写这类女孩形象的现成参照——《方月饼》中冷漠、精明的玛雅，《陆犯焉识》中“意大利式”的望达，《无出路咖啡馆》中富有艺术气质、纤细动人的王阿花/苏珊娜，《花儿与少年》中的“废材宅女”苏，都不能作为雯妮莎的原型。（前文谈到，雯妮莎偷窃钱包的情节移用了《抢劫犯查理》，但在严歌苓笔下，对查理的乖僻举动，叙述者始终是以无法理解的惊讶眼光去看待、止步于有节制的猜测。）郁秀能借用的，是《扶桑》中克里斯迷恋扶桑的一个理由——少年对成熟女性的“腐朽的倾慕”，以之解释董海对雯妮莎的最初的迷恋（但这二人只差两岁），再循此逻辑，借用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对少年阿二的暧昧感受，18实写雯妮莎对董海的感情。兹举二例如下。

　　例一：

　　她想到底是中国男孩，淳朴纯洁，不像美国少年，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那种事。他们是何等的风流早熟呀。她心里生出了感慨，再看他，更是怜惜。（《不会游泳的鱼》，第133页）

　　她想，……到底是邬桥地方的民风淳朴，要是在上海，这样的少年早就学得浮滑了，那些少年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啊！王琦瑶心里生出了感慨，再看阿二，更觉怜惜。（《长恨歌》，第134页）

　　例二：

　　她只是把海海当成孩子来爱的，虽然误解了海海，却也救了海海。……她看他积极地在她面前学好，努力地帮助她提高学习成绩，心里生出喜欢，是由衷的喜欢，于是不假思索地就去摸摸海海的头发和脸颊，……（《不会游泳的鱼》，第140页）

　　王琦瑶只把阿二的新当成少年之爱来领会，虽然把阿二看简单了，却也救了阿二。……王琦瑶看他眼睛对在鼻梁上穿针的模样，心里生出喜欢。这喜欢也很简单，由衷生起，不加考虑的。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摸阿二的头，……（《长恨歌》，第137-138页）

　　看得出来，郁秀有意把雯妮莎刻画成厌倦生活、“不走寻常路”的“孤独者”，既解释她与董海保持关系的主观原因，也使董海的孤独与她的孤独相互映照，将美国青少年的“叛逆青春”与华人“小留学生”的痛苦成长联结起来，成就一幅带严肃反思意味的“国际化”青春成长图景。但是，小说除了如上一类强行展开的心理描写之外，基本止于运用吸毒、滥交、偷窃之类的外在动作，及其对如是种种毫不在乎的态度，来撑起这个人物的“个性”，再用董海突飞猛进的性能力来补充解释二人最终离家出走、封闭在汽车旅馆里“穷途末路”的情节走向。

　　总而言之，仅从主人公的成长故事而言，《不会游泳的鱼》对当代华人移民的盲目融入提出了质疑，指出了美国一般公立中学里的不良风气，揭示了躁动又无知的华人少年在美国同龄人中间极力寻求认同的悲剧;董海兄妹“碰撞”美国文化的有些细节写得颇为清新，刻画“中国特色”的母子关系也得到了读者好评。然而，片段的堆叠，无法成就令人信服的全局：由于人物、故事、观点大量依托于他人作品，《不会游泳的鱼》虽然故事线索编织细密，但写人、叙事，勉强、造作之笔时时出现，最终效果可谓“形不散而神散”：刻意标榜的“真实”，只是作家的主观立意，而不是作品的内涵实质。

　　三、移民题材的诱惑与陷阱：现实、刻板印象，及“人性论”的似是而非

　　在“青春成长小说”中纳入对美华新移民的总体观照，郁秀“大而全”的文学处理可以说是自曝其短。不过，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指出这位作家“洗稿”，或历数其创作的失败之处：青春小说作家对美华移民题材发生兴趣、推出“画风”截然不同的作品而未能成功，这一现象本身更值得注意。

　　郁秀的创作风貌，从头两部小说的清新亮丽，到第三、四部作品的灰暗压抑，再到第五部的流于娱乐，这位青年作家对当代美华移民、“小留学生”题材的尝试，触及了两个层面的现实：第一，美华移民的生存状态并未因进入“新世纪”而走入“新时代”，跨文化的困境和冲突依然深刻，偏好“主旋律”写法的郁秀涉足这一题材，显然是认识到它值得写、需要写，并自信写得好，是为“诱惑”;第二，新一代作家有超越当代美华文学既往“套式”的意识，却又因袭既定的理念与话语，“突破”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为“陷阱”。郁秀因着作家的使命感而受到“诱惑”、掉进“陷阱”，（之所以不称之为“严歌苓的诱惑”而是“美华移民题材的诱惑”，是因为《太阳鸟》即有描写新移民辛酸故事的副线，只不过在整部小说中所占比例不大，如此既增添了小说的广度和深度，又无碍于其“清新亮丽”的总体风貌。）贸然“二手创作”而归于失败，这一过程包含了作家与美华文学“刻板印象”之间的复杂纠缠。

　　国内读者对于美华文学有“刻板印象”，郁秀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批评。《美国旅店》写道：“人群中有声音说：又是一本写海外的，不就是苦呀奋斗呀发财呀什么的，再夹一两个外国情人，刚看那一两本觉得还挺新鲜的，看多了没有什么意思。”19这既是描写图书市场的实情，又含蓄批评读者的格调浅薄、浅尝辄止：“他们感兴趣的是我在美国过什么水准的生活。”20

　　上世纪后期，海外华文文学在国内图书市场上风行一时，满足的是国人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向往之情;到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当下，信息环境极大改换，留学、外派、旅游等出国行为渐趋平常，除了好莱坞大片、美剧这些直接推销“美国梦”的“原装进口”的大众文化产品，又有“知乎”等网络知识社交平台，将普通网友的耳目所见转化为形式活泼的互动发言，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网民对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认识：相比于十年前谈及海外华人时“血浓于水”的传统话语，“美国华裔本来就是美国人”的说法在国内网络舆论中已经越来越常见。

　　“第一手”美国信息已随手可得，异国见闻自然不再是美华文学的“卖点”;直白地说，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作为物质文明样板的“美国”而不在“华人”，这限定了目前美华文学作为大众文学的浅俗面目，也加速了这个文类在图书市场上的“过气”。

　　郁秀对这类读者的见识和品位表示不满，有意打破上述刻板印象，那么，为一般读者所忽略的、美华移民文学的深刻内容何在？郁秀的答案是：“我（小说主人公宋歌/宋海伦）的内心世界”。然而，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在哪种意义上值得关注呢？

　　在《美国旅店》的叙事框架中，“我”的成长经历始终笼罩在“身份困惑”、“童年创伤”的基调之下，“夹在中美文化之间”与其说是主人公的客观处境，不如说是她自怜、自恋心绪的放大镜，似乎“跨国成长”就是中美观念的混杂、矛盾、拼凑，其“失调”更是引发悲剧——“‘边缘人常有的伤感、绝望和‘移根的创痛”，在此又老调重弹了。

　　“似乎没有人对我的内心世界感兴趣”，这句话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作者的一种笔法，只是烘托人物的自恋、自怜之情;不过，“我”从“人群中的声音”中听到的“潜台词”——“这类作品写不出什么气候，只能在书店占小小的一片，就算有人看，也是以猎奇的目光。中国的巨作，应该产生在中国本土，总之，不可能在海外。”21——分明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中国作家”的感叹，与主人公的“自恋叙事”格格不入。这句感叹，令人又一次联想到严歌苓“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的自我定位：在情节设置、人物设定、细节描写、标志性语言及观点、言论之外，郁秀对严歌苓的“借鉴”尚有更加深细的层面，她无法“青出于蓝”、“夺胎换骨”的原因亦呼之欲出。

　　郁秀宣称的写作理念，仿佛是严歌苓“人性书写”的回声：“主要想表达的就是文化冲突。人在冲突中才能认清自己。我觉得小说写来写去就是写情感，写人性。”22大约十年后她又再次断言，“文化只是一个语境，焦点还是人。”23这正是郁秀满足于反复描写人物的困惑、痛苦的“理论依据”。

　　从创作理念上说，郁秀没有经历完整的人文学科训练，她到美国留学，虽然在时段上赶上了美国多元文化思潮的尾声、享受到90年代后期美国宽松、开明的社会气氛，但读的是实用的商科，恐怕没有足够的机会或精力去把握美国当代社会进程背后的传统演进与观念沿革，更无法花上足够的功夫，贯通地理解美国华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在格局、眼光上获得本质的提升，克服她那“令人泄气”的固有弱点，于是只能乞灵于“万能”的“人性”，以之为“有深度”的要诀、任意虛构的理由。

　　文学是人学，“情感”“人性”当然是题中之义;但作家若将“人”凌驾于“语境”之上，则其对素材、细节的讲究程度，对现实逻辑的尊重程度，对“真实”的把握程度，都必然大打折扣。文笔不是点金术，“妙笔”不足以“生花”，甚至可以说，文字技巧越高强，对“真实”的认识就必须越精深，细节处理也必须越确切，否则讲出来的故事便如泥足巨人，不堪细究。（严歌苓本人亦有“翻车”之作，《小姨多鹤》被日本学者批评为“有关日本的描写、日语标记上的明显的错误比比皆是”，24《老师好美》更是引起众多读者对其身为作家的基本真诚度的质疑。25）

　　郁秀却恰恰高扬严歌苓的“虚构”一面，自言“不太喜欢”严歌苓的自传性小说、杂文、随笔等，理由是它们“离[严歌苓]的生活太近了，（作家）澎湃的想象力受到严重的制约”。26这一阅读偏好所透露的文学观，与她“移用”严歌苓的理由与方式再次对合——“人性”是文学书写的至高对象，严歌苓的成就在于将美国华人故事中的“人性”写到极致，秘诀则是以“澎湃的想象力”自由虚构。正是本着这一逻辑，郁秀借助严歌苓的“虚构”展开二度“虚构”，虽然有意标榜现实关怀，她所把握的“现实”却始终以严歌苓为边界，最终只证明了抽象人性论的封闭与贫乏。

　　“新生代”作家的理念未必比前一代作家更先进。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拥抱（西方）世界”的“70后”作家所认识、认同的“人性”，与烙印着新中国理想主义徽记的“50后”作家的“人性”其实差之千里。写“人性”固然是严歌苓创作的突出特色，但并非其全部神髓;在她追求戏剧性、“雅不可耐”的文字游戏之下，仍有丰厚的、不乏质朴气息与军旅气质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只不过近年来的严歌苓批评较少深究其时代性、社会性，而偏重小说人物特质的抽象提炼，或创作技法、美学效果的术语诠释罢了。考虑到这一时代语境，郁秀的“人性论”除了来自她个人的阅读趣味，也是近些年来国内文艺批评思潮的观念折射。

　　郁秀的“二手”创作，还令人联想到李欧梵对当代英美小说家的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生活體验太有限了，身边的现实不够多彩多姿，对历史的回忆皆从书本得来，唯一可以发挥的就是叙事技巧。”27作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城市里长大、中规中矩又顺风顺水的新一代留学生作家，郁秀对前辈经验的片面发挥背后，乃是面对“现实”的画地为牢：对美国华人的历史经历与生存现状浅尝辄止，自命写青少年成长故事“驾轻就熟”、对移民故事“了然于胸”，以强烈的自信，沉迷于风格化的叙事技法，完成的作品必然滞后于时代，而虚悬于“现实”之上。

　　郁秀的“小留学生”小说放在中国当代文坛也有某种典型性：市场需求纵容着成名作家放低自我要求，“大家”新作尽可以蹈袭、平庸，也照样得到言之凿凿的推崇。如此风气之中，笔者作此文并非独独“苛求”郁秀，而是因为其创作必然失败的多重原因，对美华文学的创作者、研究者都是一种警示：在美国社会有生活经验、对美华移民文学作品有阅读共鸣，并不自然导向对移民现象、跨国议题的确切认识;“二手”创作的功夫不到之处——对历史、社会、跨国关系的全面审视与具体探究，亦是目前移民文学研究的薄弱地带。这几部“小留学生”小说精细的情节构思和润饰有余的文笔提醒着我们，于一切在握的自满心态下施展出的一套游刃有余的“话（语艺）术”，无论其所声称的主旨有多么切中现实问题，都无法抵达真理，无法给读者提供什么真实的知识或真诚的理念——真实的知识，真诚的理念，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所共有的基本品格。

　　① 吴奕锜、陈涵平：《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②④11121322 郁秀：《不会游泳的鱼》，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第324页，第100页，第105页，第126页，封三页。

　　③ 中国教育在线：《2017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http：//www.eol.cn/html/lx/report2016/er.shtml。

　　⑤ 任杰慧：《非连续性教育：中国小留学生海外适应性问题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⑥ 方奕、何玲、刘秀英、王鹏：《我国低龄留学生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1期。

　　⑦ 郁秀：《少女玫瑰》，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

　　⑧23 夜雨：《郁秀：回首20年，再谈〈花季·雨季〉》，第一中国传媒出版网，http：//www.cbbr.com.cn/article/46104.html。

　　⑨⑩14 豆瓣网·郁秀专页：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880125。

　　15 豆瓣网·郁秀专页：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782022/。

　　16 唐韧：《不必过分强调“十六岁”——也说〈花季·雨季〉》，《南方文坛》1997年第4期。

　　17 南京报业网：《青春成长小说作家郁秀新作着眼中美文化差异》，http：//news.sina.com.cn/c/cul/2006-09-06/02309947106s.shtml。

　　18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192021 郁秀：《美国旅店》，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第274页，第273页。

　　24 杨晓文：《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论》，《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

　　25 朱白：《矫情和失真的“好美”——评严歌苓〈老师好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4_10/14/093700_0.shtml。

　　26 郁秀：《艺术比历史更真实——读严歌苓新书〈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d180a010002fb.html。

　　27 李欧梵：《小说的当代命运》，《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