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切入现实政治的思想路径与四十年代平津地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建国方案在理论层面具有相似性，《好望角》作为该思潮后期代表性刊物，延续了昆南、马朗等人以现代主义重构民族文化的意图与策略，尤具典型意义，其核心人物李英豪与九叶诗人袁可嘉在理论上师出同源，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何为现代与何为现实等理论问题时，逻辑相似，且建构出相近的“民主诗学”体系，而现代主义理论的高度抽象性也为其设置了相同的障碍，即无法将这一民主体系化为实践。七十年代中后期叶维廉关于“中国诗学”的持续思考，既是这两支内蕴政治诉求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衔接与延伸，亦再一次证明了其寄身于文化层面的局限性。
关键词：《好望角》;香港;现代主义;民主诗学;中国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018-09
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绵延10余年，其诞生背景较为复杂，纵向来看，是对1949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的自觉承续①，横向而言，除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引发的共振外，亦与当时香港社会的政治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冷战格局与殖民政治的交织，使得港人一方面对圄于左右对立的文坛日渐倦怠，试图代之以更具文学性的创作，另一方，亦寄望于以文学改造中国文化，重建国族主体，从而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去政治”的政治诉求，因此，以“纯文学”为表征却内蕴一定政治意涵的现代主义便成为了一时之选。其实，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历程中，以现代主义介入现实政治并非由香港首创，早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平津地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构想的文化建国方案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思路。不同时空中，相似的立场、抉择以及同样湮没于历史的无言结局，使得这一现象不论是从文学与政治的张力来看，还是从现代主义的发展路径来看，都颇值得探究。本文以刊物《好望角》为中心，通过对其核心人物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与四十年代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体系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考察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政治意涵，及其突破与局限，兼及勾绘出四十年代之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断层与延伸。
一、《好望角》简介
《好望角》是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刊物之一，也是继《诗朵》《文艺新潮》《新思潮》《香港时报·浅水湾》一系列刊物后，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后期一方重要的阵地。1962年6月30日《浅水湾》文学副刊停刊后，昆南在青年批评家李英豪的鼓动下，决定重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好望角》便是继《新思潮》之后，该协会的第二份期刊。整体而言，《好望角》延续了昆南、马朗等人以现代主义重构民族文化的意图与策略，李英豪的加入，则使其更侧重于文学批评的译介与探索。
1. 期刊的出版、发行与形制
《好望角》创刊于1963年3月1日，终刊于1963年12月10日（由于资金问题），共出13期。13期中，出版、排版、封面、版头等情况时时有所变化，并在第11期时经历了一次较大的革新。
从出版发行情况来看，《好望角》始终由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编辑委员会编辑，由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发行，仅第11期单期增设督印人吕寿琨，第12期单期增设执行编辑李英豪。自第1期始，杂志除港内销售之外，还设有台湾代理，第5期始增设菲律宾代理，第13期增设星马代理。
从期刊形制来看，《好望角》第1至10期为半月刊，形制近报纸，所谓“出纸两张”，共8页，每页多分为2个版面，无单独封面，仅在首页设置版头，其中第1至3期的版头，除“好望角”三字外，另有反白字体印刷的《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节选段落：
我们处于一个多难的时代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目前整体的流离更为□□□□□纪来□□思想的支解于是在这决定的时刻中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重□□问题□□□重□□不可抗拒的问题迫使我们需要联结每一个可能的力量□□面□□□□□个人的勇□每一个人的信念每一个人的抱负共同坚忍□□□□□时代□共同□□中华民族应有的磅礴气魄□创造我国文化□□□□□□□□组织□□希□□通向光辉未来的一座桥梁□□□半世纪的断崖□□□是我□□□再造运动的旗帜号召所有文学美术工作者组成钢铁的行列希望是一股新思潮奔向广阔的世界。
缺漏之处，为特意为之，以随意打乱次序与位置的“文”“学”“美”“术”“现”“代”“中”“国”等文字覆盖其上，造成了这段话的残缺与断续。
革新之后，《好望角》成为杂志型月刊，容量大为扩充，增至五六十页，并有了单独的封面、目录页、出版信息页、广告页与封底。另自第10期开始，《好望角》便开始扩展业务，推出合订本与“好望角”业书系列。业书系列包含《视觉的批评》（李英豪著）、《勇士之寝园》（[法]洛芝尔著，昆南译）、《叶维廉诗选》（李英豪编选）、《自由独立的个人艺术》（吕寿琨著）等书籍。
2. 期刊的立场、内容、定位与整体特征
《好望角》是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刊物。昆南在其撰写的创刊词《梦与证物》中，历数了八年来，他们从创办《诗朵》《新思潮》，到参与计划《文艺新潮》《浅水湾》，再到主办青年画家个展，国际绘画沙龙等一系列活动的艰难历程，表达了不服膺于群众文化潮流，立志将《好望角》办成能够映证香港“文学艺术植物”生长过程的一份证物的决心，很明显地揭示了该刊物与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关联及其同人性质。而1至3期版头对《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的节选，亦昭示出其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马朗、昆南等人由文学切入政治，寄望于用现代主义再构“文化中国”的立场与信念。改版前后，昆南在《小小总结与重新出发》《春秋之颜面》两篇文章中，坦诚了创办期刊过程中经历的阻碍与内在的动摇挣扎之后，并再一次坚定了要承续“五四巨厦”，成为灵魂工程师的梦，可见初心未改。
从内容来看，《好望角》是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即不局限于文学，影视、戏剧、绘画、雕塑均有所涉猎。虽无固定栏目，但较能对上述各艺术门类有所均衡。如绘画与雕塑方面，除吕寿琨、王无邪相关之理论著述、翻譯外，还常刊载对香港本土青年画家及其画展的介绍。影评类文章亦多可见，如李欧梵的《专论：影评现况》、罗卡的《荷里活之解剖》、依桦的《电影世界的艺术——〈阿飞正传〉剖析》、昆南的《城西与断梦》等。当然，文学始终都是《好望角》的重心所在，不过其刊载的文学作品不算多，小说类仅有陈映真的《哦！苏珊娜》，梓人的《长廊短调》，昆南的《携风的姑娘》，汶津的《开往嘉义的吉普》和《孤独之后》;②诗歌类相较为多，商禽、张默、洛夫、季红、郑愁予、叶珊、文楼、朵思等一批港台诗人的作品都曾在此发表。但真正成为《好望角》重头戏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与杂志的核心人物李英豪直接相关。
李英豪（1941—），男，香港人，中学就读于皇仁书院，罗富国师范学院毕业后，任教于元朗的乡村小学。1962年，年仅21岁的李英豪开始在《浅水湾》上发表文艺批评，很快便引发关注，其扎根于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体系，不仅在港内推进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还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甚大。在李英豪的主导下，《好望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文章主要以以下三种形式展开：
（1）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介绍，如昆南的《论甘氏诗作技巧》，李英豪的《论甘明斯》，钟期荣的《谈沙尔特的小说》，叶东的《谈威廉斯的诗风》，冰川（李英豪）的《杜斯·帕索斯小说探微》，冰川的《莫拉维亚小说〈悲剧的顶峰〉特质》等;
（2）对港台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批评，如金炳兴的《读〈地的门〉》，李英豪的《读商禽的诗〈变调的鸟〉》，李英豪的《论洛夫〈石室的死亡〉》，季红、张默的《对中国现代诗三问题之意见》，冰川的《释威廉的〈河想〉》等;
（3）以李英豪为主的文学理论建构，如李英豪的《现代批评》《论诗语言之动向》《论小说、小说批评》《小说技巧刍论》《小说与神话》《小说语言的暗喻性》，季红的《朗诵诗与诗之朗诵》，于还素的《诗的意义》等。
《好望角》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为主的定位，弥补了香港现代主义思潮中重创作，轻理论的缺陷，亦成就了刊物本身的特色。
另值得注意的是，《好望角》试图辐射的范围，并不止于港台两地。1963年3月16日出版的第2期《好望角》上，刊登了一则文学奖金启示，名为“一九六三年度文学创作奖金”，该奖金的创办者为《好望角》杂志，评选委员会由叶维廉、李英豪、昆南三人组成，而关于创办这一奖金的缘由，《好望角》做出了以下解释。
“我们都知道，每年国际性诺贝尔文学奖金与美国的普立兹文学奖金极受重视。惟在我们所处唯利唯名的一个悲痛现实里，真正的文学创作却在机械轮齿及商业铁蹄之蹂蹒下，逐渐丧失了自由与个性;有创造性之文学作品被漠视，被否定，遑论文学奖金之设立，惟在这艰困与畸形之情况下，我们得坚信，仍有无比璀灿与丰实的个人智慧果实，亟待发掘。大家仍应凭着自己之果敢与信心，以真正自己的作品，叩见辽夐的世界。我们必会觉醒到：中国文化再造运动正在酝酿中。本刊有鉴于此，况且中国似乎还没有过使人满意的文学奖金（包括获奖作品的质），故在重重困难中，决定主办这项文学奖金。”③
参奖的范围，则不局限于港台两地或发表于《好望角》之上的作品，而是“凡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至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内，用中国文字白话体裁，香港，台，澳及各地的任何杂志刊物，报章上发表过或已出版的单行本的诗作及小说创作，不限字数多少，均有机会获得此项奖金。各报章，刊物上的连载作品，则不属被审选之列。”④
此文学奖金的设置，使得以李英豪、昆南等人为代表的香港现代主义思潮，某种政治或国族层面远大的志向被更直观地表现了出来，其对于现代文学，并非仅将之视为文学流派之一脉，而是意在统领“用中国文字白话体裁”的所有文学，并为之设立标准，进而再造“中国文化”，而所谓“中国”，也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而是一个以汉字为载体，与西方相对标的庞大文化空间。
及至第10期，《好望角》刊载了这一奖金上半年获得提名的作家作品，周梦蝶、痖弦、司马中原等人均名列其中，可惜的是，随着杂志的停刊，这一奖项也不了了之。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好望角》在停刊之前，不论是杂志本身的编排、发行，还是相关业书系列的出版、奖项的评选，均呈蒸蒸日上之象，李英豪与昆南等人，彼时尽管已经感受到了环境的压力，但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思潮已经走过了它的高潮阶段，反而不断试图开疆拓土，这使得《好望角》的终结更像是一个戛然而止的感叹号，颇有突兀之感。某种程度而言，这一终结形式对这段历史本身形成了一种映照，揭示出其一定的局限性，即参与者内在认识与外在现实之间的错位，而如果将之与历史关口袁可嘉在“文化建国”方案大背景下关于“民主诗学”的思考相比较，也许可以使问题呈现的更为清晰。
二、与袁可嘉的对读中观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政治意蕴与海外延伸
作为《好望角》的核心人物，李英豪尽管师承英美，但与马朗、昆南等人相同，其同样承袭了“五四传统”，并自觉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放置在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检视。1964年《中国学生周报》的《五四·抗战中国文艺的新检阅》专辑中，李英豪发表了《从五四到现在》与《刘西渭和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两篇文章。在《从五四到现在》一文中，其以现代主义为准绳，历数从五四至其时的文学创作，打捞出来许多被遮蔽的优秀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颇有独到见解。不過，这位香港本土评论家，对于四十年代末平津地区现代主义诗歌的动向可能不甚熟悉，关于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其仅谈到了辛笛，并认为辛笛不属于什么流派，这就使得其与同样师从“新批评”，同样在20出头的年纪便开始建构自己诗学体系的袁可嘉失之交臂。故而在《刘西渭和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一文中，仅仅将赞誉给予了刘西渭的《咀华集》，并认为刘之局限恰在于未能精研瑞恰慈的理论。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相同的理论渊源使得李英豪与袁可嘉二人的体系具有高度相似之处，二人由现代主义文学切入政治的路径，尽管侧重点不同，也使得他们共享了相似的内在逻辑，并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1. 何为现代
对于继发现代性国家，如何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保持一种主体性，如何看待、处理现代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是一个悖论性的难题。对试图以现代主义切入政治议题的袁可嘉与李英豪来说，这更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新诗戏剧化》一文中，袁可嘉对于这一问题有过一段非常清晰的论述：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早应在一年以前辩正的，却由于笔者的疏忽，一直忘了提起，那即是，我所说的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⑤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进行区别，袁可嘉将现代化描述为一种必然的成长概念，一种内蕴于东方自身的历史进程，而西方或西洋则只起到了类似引子的功效，两个空间永远无法相互变易。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其才会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一文中指出，“新的文学批评必须恪尽职责，它必须从新的批评角度用新的批评语言对古代诗歌——我们的宝藏——予以重新估价，指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分析其绝不仅仅是否定的伟大价值”⑥，而这几乎可视为，其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所在。无独有偶，第13期的《好望角》上，魏子云的《“现代”之界说》一文中，出现了类似的表述，在分析了现代主义兴起的社会、哲学根源，及其内部纷呈的流派之后，魏着重分析了“现代”一词所蕴含着时间因素，认为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已没有延续的希望，现在所称的“现代”，也终会变成逝去的时代。时序更替的引入，使得“现代”开始更具有普世性。而文章结尾处，作者则进一步总结道，所谓“现代”，“说它就是用以代替廿世纪的符号，似未为不可;更可以说‘现代艺术就是‘廿世纪的艺术，这界说也许更确切吧！”⑦于是，原本强烈交织着西方“色彩”的“现代”，被替换成了一个全人类共享的时间框架。
《好望角》中，李英豪其实并没有直接论述过这一问题，不过，其大作《小说与神话》一文，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架构于这一时间性“现代”观念上的小说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表达了自己的国族意识。
《小说与神话》中，李英豪以神话非常接近人的内心状态为切入点，认为神话扎根于初民的原始情感，进而从神话与现代人类窘境、神话与人性矛盾、神话与梦三个层面进行讨论，并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昆南的《地的门》为例展开了分析，是一篇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逆流而上，从源头找寻文化资源的方式显然包含了一个线性的时间尺度，仿佛一棵树对根的回溯，根部的资源决定了树可以长多高。而更重要的是，文章中，尽管李英豪在东西方的神话中自由穿梭，从庄子《达生篇》到希腊神话中的坦达勒斯，从西西弗斯到后羿射日、夸父逐日，旁征博引地佐证自己的观念，似乎是从一个抽象的人类整体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但其特别指出，神话具有超个人的因素，与民族国家的感情息息相关，更在文章的最后，专论一节“神话与小说方法及民族感情”，认为即使各民族的初民神话有相似之处，但根本的感情不会亦不可能相同，所以我们无法全取用外来移植的神话。在文章结尾处，李英豪又进一步将这一观点申引至小说方法领域，并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今日的小说家老早应自觉了：我的神话无法同于你的神话，我的小说方法无法同于你的小说方法。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的不等于我的。”⑧
很显然，和袁可嘉一样，在李英豪这里，“现代”亦被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线性时间概念，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得到了凸显，他们各有根源，无法相交，现代化或现代性变成了源自各自根源的一种必然发展。这显然是一种策略性表述，可视为世界竞争图景中，继发现代性国家知识分子对既有殖民框架的一种突破，不过，这种突破中亦包含着无奈与局限，正如李英豪尽管长篇阔论了东西方文化渊源之不同，但对于小说方法具体有何不同却点到为止，悬而不论，也正如不论是袁可嘉的诗歌“戏剧化”理论还是李英豪的“张力”说，其实都没有溢出英美新批评的语境，也就是说，在辨析了“你的”与“我的”之后，理论家们尚未真正描绘出一条在同一时间框架内，“我”不同于“你”的路径。而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随着整个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本应得到更进一步的讨论与争辩，但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大陆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六七十年代香港工商社会的陡然兴盛，都终止了这一思潮的发展，也搁置了这些问题。
2. 何为现实
如何理解与重构“现实”是现代主义理论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袁可嘉与李英豪对此都有详尽的论述，不过，袁可嘉的论述集中于诗歌领域，李英豪的论述则穿插于小说与诗歌理论之间，但二者最终都指向了一种综合意识，并一明一暗地与政治诉求相联系。
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对现代主义诗歌与现实关系的指责颇多，袁可嘉对此有过针锋相对，且非常系统化的回应。首先，在其为新诗现代化所设立的七项原则中，至少四项与现实相关，即重视诗与政治的关系;以诗对人生现实性的反映为诗歌艺术性的前提;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绝对肯定日常语言。其次，在对外部现实包罗万象的基础上，其进一步指出，应由外在的現实主义，转向内在的现实主义，即借用瑞恰慈“最大量意识活动”这一概念，将外在现实通过个体的心理体验，转化为诗歌中的“文学经验”，即所谓内在的真实。⑨由内外两部分构成的“现实”是袁可嘉为现代诗歌建构的综合新传统三要素之一。
李英豪对“现实”的表述，尽管相对零散，却与袁可嘉十分类似。对于小说、戏剧等，李英豪一面“宣布了自然主义及写实主义步入了死巷”⑩，“文学家早回向对内在真实之捕捉，非止于自然主义科学手法之外描绘”，另一方面，其亦强调，小说应具“双重质素”，“一为对平凡人生之浓厚兴趣（生存情境之发掘）;一是主观想象的纵横恣肆，流动不息，（内在‘真象借技巧之呈露），不受客观人生之约制。前者是现象世界，后者是内向世界，小说即在这两种对立和冲突中的反射”。可见，与袁可嘉一样，李英豪对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并重，且其同样认为生活经验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学经验，因为“现象及事件是外在的‘现实（表态）”只有“通过技巧，此‘现实始能溶炼成‘现实中的‘现实（内象）——精神宇宙之基素。”，而小说家亦只有“流露出双重现实的冲击性和内心之无定形”，才能够“追寻荒谬现实及冷漠人生中的‘真象”。
而当转入诗歌理论后，李英豪又继续提出了“一切意义感性上的总合”一说，认为“我们对这总合意义的动作底认知，是拜内外经验，真正感受，以至文化之赐。内在经验与真正感受是繁复的、错综的、抽象的;诗必经此臻至一种浓炼之‘智境”，显然与瑞恰慈“最大量意识活动”非常接近，都指向了一种对外在现实体验与转化的综合意识。
袁可嘉、李英豪对于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的兼重，对于由心理体验转化、折射生活经验为更抽象的文本经验的相关论述，其实并没有超出现代主义或新批评的范畴，或者说，这一点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那一刻起便已被规定好了。而其二人的创造性也是相似之处则在于，都在对“现实”重构的基础上尝试用文论回应政治问题，尽管李英豪的回应显得隐晦了许多。
在《诗与民主》一文中，袁可嘉将民主从一种政治制度扩大为一种文化模式或内在的意识状态，并认为泛化后的民主所具有的几个特征，如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現代的、创造的等等，恰恰是现代化的诗所具有的特征。首先，根植于“最大量意识活动”这一概念，现代诗在创作中，要求个体心理对于外在现实要最大限度的拥抱与转化，体现了民主的包含性这一特征;第二，个体心理对外在真实、生活经验的转化过程，相比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更能表现民主的创造性特征;第三，现代人的人生经验是高度复杂的，适应于此，或者说根源于此的现代诗戏剧式、非直线式的处理方式，更为明显地体现了民主的辩证性特征（即是从矛盾求统一）。因此，其认为，现代化诗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追求人性圆满，追求民主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虽然不否认政治的民主是民主文化最基本最现实的一环，但意识形态的民主才会带来百分之百、纯粹的民主，从而呼吁一种文化上的全面革新。
李英豪关于政治的隐晦论述主要围绕小说与小说理论展开。在李英豪的观念中，传统小说由于只是机械地反映外在现实，其小说人物已经失去了个体内在的真实，而降为社会性庸俗的存有。但当下情况是，现实中的人已然崩溃，普遍流于社会性的存有，因此，其认为必须借助意识对生活经验进行最大综合地转化，转换为内在的真实，在文本内重构自由真实的个体。而作为小说，“在坚实的结构中，必须寻求一种足以将个人及社会存有结合一起的‘形。”因为仅有个人意识的是诗歌，仅有社会性存在的是报告文学，二者合一才是真正的小说。并且，“自我负责的个人和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个人之联结，才是道德行动的泉源所在。小说就好像是存在于一交点”，显然，一个以小说为突破口，以建构“自由个体”为出发点，引发文化革新、社会革新的小说政治学方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而当这样一种“自我负责的个人和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个人之联结”嫁接于前文所述香港现代主义之国族意识时，政治意涵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小说与神话》一文中，李英豪在强调神话根植于民族情感，具有超个人因素时，同时指出，小说家应注重神话与现实（包括内在与外在）的平行发展，并使得这些情感、因素、可能性，不同的创发于个人的心灵中。于是，借由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理念，根植于神话的民族意识与现实一同被形塑进“自由的人类”，成为创造成熟、完善个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囚囿的社会存有”相对立，从而可以开启“道德行动”了。与袁可嘉相比，李英豪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在殖民环境中，表达了某种反抗性。
3. “新异艰深”与“民主诗学”的限度
在对《好望角》的简介中，我们曾根据这一期刊的发展形式与骤然停刊，指出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高潮在60年代中期，似乎是陡然就结束了，特别是与台湾相比较而言。造成这一结束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的变化，主导人物如昆南、李英豪等人的人生际遇与个人抉择外，一些内蕴于“为政治”而文学的思潮内部的矛盾，也需要被纳入考量。
第10期的《好望角》上，在昆南以本社名义发表的《小小总结与重新出发》一文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或许被认为忽略了‘大众读者，但读者不是要我们去骄宠、屈就的，而是需要他们自己‘耐心！而我们也不强迫任何人去接受。……我们也承认一些文章，在今日绝大部份读者的眼中，‘新异艰深;但反转来看，读者又可曾想到不断的学习和开拓自己，锻炼自己？”
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文论“新异艰深”的指控，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这并不是第一回，而被指责者强硬的态度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相似的情形在袁可嘉这里早已提前预演过了。194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当朱光潜、冯至等人提出，应抛弃现代诗“晦涩”等弊病时，袁可嘉却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现代诗的“晦涩性”源于“现代文化的高度综合的特性”，也就是说，是现代文化固有的复杂造成了现代诗的晦涩，晦涩恰是直面现代生活、忠于现代生活的结果，只是人们的阅读与审美习惯阻碍了他们对现代诗的欣赏，所以其认为，“中国的文化不向前走则已，如果还有发展的话，从简单到复杂怕是必然的途径”。但值得探寻的是，1980年代当袁可嘉重新返回现代主义时，正如何浩所指出的，曾支撑他坚持“晦涩性”的基础，即由“现实”这一概念所连接的西方现代诗强大的综合性，以及在综合功能上的高度社会性却被淡化了，换句话说，袁可嘉现代主义文论的政治性被淡化了，其从“为政治”的现代主义退回至“为文学”的现代主义，这一点在2001年其远渡重洋，远离政治压力干扰后亦没有改变。原因何在呢？
对此，姜涛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其借用雷蒙德·威廉斯对瑞恰慈的批评，即理性原则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并与生活种种方面发生作用，不能反过来将生活复合体抽象为“当代处境”迎合理性原则一说，进一步指出，袁可嘉的“现实”说，除了笼统地指称现实的深沉广大、与人生经验的密切相关外，并没有说明应如何具体理解“现实”，在何种脉络中把握“现实”，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现实”可以综合于“象征”与“玄学”，其对穆旦诗歌的分析中，所谓的现实更接近于“时感”，而这种“时感”尽管被归之于“今日全中国人民”，但依然有其特定的阶级属性，更多的属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脱离抽象的“当代处境”范畴。而当这一抽象的“当代处境”遭遇了现实中漫长而又剧烈的社会变革、人生起伏后，袁可嘉的观念想必发生了变化，其可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现代派文学无力介入现实，更不可能改变现实。
以此为对照来观看香港的现代主义思潮时，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其突然结束掉的一些原因。以类似于瑞恰慈、袁可嘉的方式处理“现实”，无论如何强调对生活经验进行最大综合的转化，如何强调转化后经验的错综复杂，如何强调以神话为代表的初民情感中的民族意识，当其不作用于现实的生活复合体时，都只能停留于抽象的“当代处境”，停留于文学技巧层面，更何况相对于袁可嘉单刀直入的“为政治”的态度，李英豪等人则含蓄了太多。
从一种政治运动的组织性与动员性的角度来说，“新异艰深”也为运动设立了过高的门槛。1968年第11期的《盘古》杂志上，刊载了由盘古社主办的“近年港台现代诗的回顾”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此次座谈会有两个主题，其一便是诗的交通问题，即诗人通过诗歌于观念上是否有所表达，而读者能否读懂的问题，与会社员尽管观念不尽相同，但多认同现代诗晦涩难懂，古苍梧还专门著文《请走出文字的迷宫》，批评现代诗“已转入了穷巷，转入了象牙之塔”，“自封为文学的贵族，而高傲地切断了与读者的交通”。初期盘古社成員既包含戴天、胡菊人、陆离等当时业已成名的文人，亦与芷兰社有所重合，多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其中古苍梧、岑逸飞、黄维梁、吴萱人等人日后均成为港上知名的文化人士。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一社团初期与昆南、李英豪等人有相近的一面，即坚守中国文化，关注“海外中国人何去何从的问题”，从文学品味来看，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进行文学创作且对现代主义颇为倾心，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群体，亦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多有抱怨，可想而知，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现代诗歌是多么的隔膜。因此，尽管昆南、李英豪等人胸怀家国之志，亦不乏政治热情，但由现代主义切入现实政治的运动路径却注定了他们无法唤起“每一个人的勇气，每一个人的信念，每一个人的抱负”（《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去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一种民族主体性。
4. 文脉断层与海外延伸
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李英豪与袁可嘉的错失难免使人遗憾，然而这并非个例，尽管有心衔接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但由于地域的区隔与社会的激变，香港文坛更为熟悉的多是在二三十年代业已成名的作家作品，特别是诗歌领域，历史在四十与五十年代之间形成了断层，直至七十年代后期才得以延续。
翻阅马朗、刘以鬯、昆南、叶维廉等人对于新文学的论述，都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叶维廉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所汲取的文学营养时，曾提及其阅读过辛笛、穆旦等人的诗歌，且深受影响，但与李英豪相似，彼时其应该也还没有注意到已经作为一个群体登场的“中国新诗派”，当然也没有意识到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在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位置与价值，因此在其1959年发表的《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一文中，在梳理内地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脉络时，仅梳理了李金发、戴望舒与卞之琳三人。昆南亦是类似情况。而香港最早转载袁可嘉理论文章的刊物，很可能是《盘古》。同样是在1968年第11期的《盘古》杂志上，在《“近年港台现代诗的回顾”座谈会》一文之后，刊登了三篇理论性文章，分别是刘西渭的《从生命到字，从字到诗》、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与余光中的《从经验到文字（略述诗的综合性）》，且这一座谈会在讨论诗的交通问题之外，还专门探讨了三四十年代新诗传统的中断对于港台现代诗的影响。然而可惜的是，在座谈会中，所谓三四十年代的新诗传统，亦止步于卞之琳等人，袁可嘉与其他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并未被提及，而袁的这篇论文，亦未引发任何反响，可见当时港人对于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陌生，此次转载只是一次偶发事件。唯一的例外是诗人吴兴华，得益于好友宋淇，他以一种奇异的形式参与了港台现代诗歌的发展，不过，除了极少几个人知晓内情外，大幕的揭开同样迟至七十年代。而且，尽管宋淇身居香港，其与吴兴华的文学立场却更接近台湾现代主义思潮，亦更深度介入了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港台两地的现代主义文学联系密切且相互影响，但二者仍有不小的差别，陈国球曾将之总结为“为政治”与“为文学”之差，香港现代主义思潮内含的强烈的政治意蕴是台湾现代主义思潮所不具备的。因此，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余绪与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交汇实质上发生于七十年代末，而促成这一交汇并使其发生质的飞越的，是叶维廉。
叶维廉常被视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性人物，但其同时亦深度参与了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活动，从《诗朵》到《新思潮》，再到《好望角》，除了诗作的发表外，理论问题的探讨，杂志的编辑、运营，文学奖项的评选等多种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其文学立场显然也更接近昆南、王无邪、李英豪等人，曾多次对台湾现代艺术过多以西方价值取向为导向的状况进行批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叶维廉其实一生都在实践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宣言。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大陆的逐步开放，叶维廉开始了与辛笛的通信，以及与九叶诗人的聚会，对于东方文化主体性及现代主义政治意涵的持续思考，催生出了他对于在同一时间框架内，“我”不同于“你”的路径究竟是什么这一被袁可嘉、李英豪所搁置问题的回答：坚持东西方文化有不同的根源，属于不同的模子，并在不断的对比中去全面认识这些模子，进而找寻其共同的文化规律与美学据点。由此，现代化进程中，原有的西方对东方的覆盖，东方对西方的模仿，变成了两种模子的平等交互，而道家美学即为叶维廉所找寻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方法”。叶维廉的观点当然仍有可质询与讨论之处，但正是其《中国诗学》的出现，勾连出了这一绵延30年，跨越两岸三地，完全靠文学理念相互激荡，又内蕴政治理想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
结语
当然，如前所论，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异艰深”与高度抽象造成了其在“民主诗学”上的限度，使之注定无法成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的运动，获得广泛的号召力。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不论是四十年代平津地区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还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似乎也只能以《中国诗学》的形式，汇聚于一个东西交错的纯文化空间中。以现代主义文学介入现实政治，一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与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在竞争与发展意识的支配下，则始终萦绕着挥散不去的无力与悲壮感。
① 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22页;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② 注：另有翻译小说，但数量亦不多，如由昆南所译之《勇士的寝园》等。
③④ 《 一九六三年度文学创作奖金》，《好望角》，1963年3月16日，第2期。
⑤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
⑥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
⑦ 魏子云：《“现代”之界说》，《好望角》，1963年12月10日，第13期。
⑧ 李英豪：《小说与神话（下）》，《好望角》，1963年7月25日，第10期。
⑨ 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论新式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2-124页。
⑩ 李英豪：《论小说、小说批评》，《好望角》，1963年5月5日，第5期。
李英豪：《现代批评》，《好望角》，1963年3月1日，第1期。
李英豪：《小说技巧刍论》，《好望角》，1963年5月20日，第6期。
李英豪：《论诗语言之动向》，《好望角》，1963年4月20日，第4期。
袁可嘉：《诗与民主》，《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51页。
李英豪：《论小说、小说批评》，《好望角》，1963年5月5日，第5期。
本社：《小小总结与重新出发》，《好望角》，1963年7月25日，第11期。
《今日文學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1月14日。
何浩：《1980年代袁可嘉重返现代主义的思想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姜涛：《“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盘古社：《近年港台现代诗的回顾（座谈会）》，《盘古》，1968年2月28日，第11期。
古苍梧：《请走出文字的迷宫》，《盘古》，1968年2月28日，第11期。
黄维梁：《从〈芷兰〉到〈盘古〉——我的“文社”和“后文社”时期》，《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运动整理与研究》，吴萱人编著，香港：临时市政局公共图书馆出版1999年版，第475-480页。
编辑：《给读者》，《盘古》，1970年2月3号，第30期。
叶维廉：《我和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叶维廉诗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5-186页。
叶维廉：《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新思潮》，1959年12月1日，第2期。
盘古社：《诗的历史任务（座谈会）》，《盘古》，1969年1月27日，第21期。
“宋淇在抗战结束后将吴的一些作品带到香港，在香港的《人人文学》上发表，为了保护作者的身份，署名“梁文星”。50年代中期，宋淇又将其作品介绍给台湾《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先生。夏在一年间将吴兴华的12首诗和上述的诗学论文陆续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见贺麦晓《吴兴华、新诗诗学与50年代台湾诗坛》，《诗探索》，2002年第3-4辑。
陈国球：《情迷家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40页。
（特约编辑：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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