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山》以双重叙事视角，复杂化了小说题旨。面对西方读者讲述中国故事时，小说着力渲染东方的神秘、奇异与怪诞，掉入东方主义“传奇化”的陷阱，暗藏“自我东方化”意蕴。同时，小说又以中国经济崛起为心理支撑，颠覆了东方学者叙境中“被拯救”“被征服”的中国形象，而以雄强、彪悍的“拯救者”与“征服者”的形象代替之。因而，《金山》又包涵着“反东方化”的“中国意识”。相较于文学史上的“留学生文学”及“新移民文学”偏重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文学书写，《金山》的人物关系和命运走向、结局，则传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融合的世界性及跨文化、跨种族经验，暗示着正在生长的中国意识。
关键词：《金山》;自我东方化;反东方化;跨文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9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ZDA267。
作者单位：巫小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陈玉荣，汕头大学文学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学讲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中国故事”，改写了《北京人在纽约》的中国形象，中国人视界的西方面相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兹以张翎《金山》为个案，探讨新移民作家的“中国想象”与“北美叙事”以及“自我东方化”与“反东方化”双重叙事视角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
一、《金山》的幽冥世界与中国意识
栗色头发、棕色眼睛的加拿大华裔女教授艾米·史密斯远涉重洋，带着母亲的重托，千里迢迢来到广东开平，准备将她外曾祖父方得法用毕生心血在故乡建造的碉楼移交政府托管。不久后，这里几乎所有上世纪留下来的乡土特色鲜明、融中西建筑艺术一体的古建筑群——碉楼，将作为人类文化/文明的产物，作为中国智慧与西方现代文明交汇、融合的物质形态展现于公众视野，供游人观赏、游览，给建筑、历史、民俗、社会等领域的学者直接研究。此时，当地政府正在进行一个重大而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课题——准备向联合国递交申请，将碉楼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开发、利用。
《金山》以此为发端，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家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前后有五代人，横跨太平洋两岸中加两国，历时一百五十余年。小说将大量笔墨用于有关神奇东方与异域风情的书写，将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星相占卜等习俗，粘合、缠绕在一起，给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进入《金山》，仿佛置身于一个万物有灵、神秘诡异的幽冥世界。翻开“引子”，弥漫其间的阴郁之风令人惊悚。“洋教授”艾米·史密斯一上来就问接待她的政府官员欧阳处长，碉楼周边为什么如此荒凉、凄清，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欧阳处长回答说：“这里经历过某些历史事件之后，有一些超自然的异常现象，所以没有人愿意在这里盖屋建房”。生在异域，也不长在中国的西方人史密斯教授，此行是她平生第一次踏上耳熟而面生的古老东方国度。盖因生命密码存留了东方人的基因，肉身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便若有所信又若有所思，似乎不存在异质文化间的隔膜与阻碍。中国人鬼神信仰的观念，艾米·史密斯不但没有断然否定，更不轻易斥之为愚不可及的无知，相反，却激发起对“准异族人”一探究竟的兴味。随后，艾米·史密斯砸开祖屋“得贤居”的门锁。大门刚刚开了一条缝，便有一只黑乎乎的鸟从屋里飞出。艾米·史密斯头皮发麻，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同行的村干部一见此状，忙问：“她祭，祭过祖吗？”
祭祖的叙事，《金山》颇有讲究：一是将场景安置在异域——即西方人的地盘，二是在中国广东开平方家祖居地。金山的唐人街上，仅有两幢略微像样点的房子，一座是谭公庙，另一座是“停尸房”——其实并不存放尸体，只存死人骨殖。在谭公寿辰的日子，有舞龙舞狮的、唱戏的、卖小吃的等等，都齐聚在谭公庙前面的广场，可谓热闹非凡。此情此景仿佛来到中国的某一个小乡村，异域的陌生感、无所归依的漂泊感荡然无存，油然而生的是他乡亦吾乡的亲切。漂洋过海、身居异乡的华工，经年累月混在白人社会求生活，却并未因此蜕变为“香蕉人”，而是反将中国文化（准确点说，这里指的是中国草根文化中的一种形态）种子播撒在彼岸的土地上，并且生根、开花、结果。本尼迪克特关于人是文化的造物这一著名论断，在此得到印证。另一面说来，这也可作为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之佐证。华工不只向西方输出劳力，还移植中国文化，恰好为“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那句歌词做了注脚。
有“独属唐人街秘密”的冷清的停尸房，是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所在。“唐人”客死他乡，下葬七年后，待肉体腐烂，亲人或生前好友便去墓地掘出棺材，将先人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收到木头匣子里，大的在上，小的在下，摆在最上面的是一截干枯得如同蚕丝般的发辫”，于是“一种名叫灵魂的货物”就“保存”在这木匣子里了。《金山》不厌其烦不避繁琐娓娓细述中国人为逝者收拾骸骨的细节，尤其是那个装了骨殖的神秘的木匣子，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充分彰显灵魂不灭的古老的中国意识与民间信仰。
灵魂回家是一桩非常有趣还耐人寻味的事。越洋轮船的船期一到，街上的店铺、住房面前摆出各种果蔬、祭品，身穿白袍的琴师拉着胡琴，呜呜咽咽、哀哀戚戚的琴声，幽幽如泣凄楚悱恻，“一曲未了，天色大变，一阵阴风突然将纸炉里的钱灰裹挟而起，旋成一根柱子，越卷越细，越卷越细，最后尖立如针，经久不散”。见此怪象，主事人……口中喃喃地说“求赐云开风散之吉时……”。说罢，“灰柱已散，风也住了”。
《金山》的神异之处不止于此。回到广东开平的艾米·史密斯，得欧阳处长之助，一如传统中国人，为祖辈立了石碑、刻上碑文，并按照礼仪筹办祭祀祖先的牲礼果品，特意为读书识字热爱中国书法——今已作古的太外婆买来《芥子园图谱》《楷书字帖》《唐诗三百》和一艘纸船，待祭物及纸船即将燃尽，趁“风帆没有烧透，在余烬中一明一灭地闪亮着”，艾米·史密斯喃喃地说“太外婆你终于可以坐船去金山见太外公了”。艾米·史密斯竟然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样，向精心准备的纸船默默祈祷，愿小小的纸船能乘万里风、破万里浪搭载太外婆去金山与夫君团聚。大学教授以探求真理、传播新知为职业，史密斯却被中国人的古老意识所折服，入乡即能随俗。由此看来，老中国的灵魂不灭论或有上升到人类共性加以认知、探究的必要。
二、陷入“自我东方化”的泥淖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不和人的活动及生命发生紧密关联。换言之，中国文化神异、奇特处之一，是将人间事与奇异的自然现象关联在一起。这是《金山》讲述“中国故事”、呈现“中国特色”文化独异性的基本方式。前面所述，读者约略见出端倪。再以生老病死为例做考察对象，能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金山》叙述人的死生变故，始终与大自然的怪异景象相生相伴，越是让西方读者感到陌生、怪诞的事件、情景，叙述者的“想象”便越有出彩、撩人的细节。譬如下面一段叙述：
锦河梦见自己一嘴都是花刺。吐啊吐啊吐，吐到后来，锦河才发觉他吐出来的都是牙齿，接了一捧又一捧，石榴籽似的，有白有红。锦河醒过来，一身是汗。突然想起了小时候阿妈说过的话。阿妈说梦见掉牙齿，就是家里要死人了……锦河想来想去，却记不得是上排牙还是下排牙了。
锦河果真丢了她的手，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却听见亨德森太太突然叫了一声珍妮来了。锦河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大声喝道你犯糊涂了。亨德森太太指了指杯里的那枝花，说那是珍妮的信。珍妮托信叫我跟她走。锦河心里一个激灵，猛然想起小时候听阿人说过花不守时不是妖孽就是灾祸的话，便赶紧将那杯子端了出去，把那枝花拔出来，拿剪子铰碎了，扔在垃圾桶里。
猫眼一下子警醒了。猫眼想起小时候阿爸告诉过她和阿姐，下雨涨水的时候，水鬼就要来招人了。老家的河里，一年总要淹死几个人。可是猫眼好水性，猫眼不怎么怕水鬼。猫眼一脚把水踢浑了……水立时就噤了声。猫眼当时并不知道，十几年后，方家还有一个人，也听见了水说的话。那个人不懂，那个人就被水鬼骗下了水。①
以上所引，且不说西方人会感到怪异，即便生在当今的中国人也会觉得荒诞、离奇，而这类神异的讲述，科学实验无法验证，任何现代科学理论都破解不了这类谜团，即证真与证伪，于现在都不大可能。小说以麦氏之死，亨德森太太之亡，一再确证以上说法并非无稽之谈。再有，悖时开花的植物，作为一种怪异的自然现象，也极为神秘、诡异。这类生命奇观、人间异象，本来就是欧美人“中国想象”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金山》似乎有意迎合“东方学家”的旨趣，一再呈现“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②。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金山》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东方学家”的理论窠臼，不经意间成为了“东方学”十分恰当的注脚。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叙事。一百多年前就被“五四”新文化人/新知识人反复讨伐、清算的“孝”，也在《金山》的中国叙事中被复活过来。本文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割股疗亲”的桥段，这是否有意令一种早已“失传”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即尊老敬老，长者本位的所谓“孝”，在当下发扬光大，论者或未可知。“金山乱”一章，话说六指的婆婆麦氏得了重病，口吐鲜血面如死灰，乡间的郎中已经明确表示再无回天之力，嘱咐麦氏家人着手准备后事。此时，心有不甘的六指却出其不意地复现了古代“割骨疗亲”的惊人一幕，硬是将老太太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演了一出神异奇妙的“人肉表孝心”的古装戏。六指之“孝”与“烈”，何其感人！人肉的神奇功效即便当代中国人也叹为观止，遑论欧美读者。
人肉治病的说法，研究者一般认为其最早见于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自唐宋以后，民间逐渐流传“割骨疗亲”以尽孝心的说法。又闻，人肉治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割股者轻则受伤染病，重则命丧黄泉。尽管如此，效仿此法者依然甚众，尤以女性为多。“五四”先贤虽然发表过大量檄文，严词讨伐这类戕害人性的所谓“孝”道，但“割股疗亲”的孝行依然屡见不鲜。据说，国学大师马一浮年少时父亲病笃，寻医无果，马一浮的二姐姐为了救治父亲，用刀剜下手臂上的肉侍奉老亲以表孝心。然而，病患不除，旋即辞世，马一浮的二姐姐却因伤重而病倒，不多久，也随亡父而去。③可见，“药”（肉）到未必能病除。实质上，不过就是鼓吹、宣扬泯灭个人主体的自我牺牲意识，赤裸裸地推崇长者/尊者本位的伦理观与生命价值观，意在弘扬敬老、崇老的社会风气，昭示年老就是价值，就是福气的所谓“公序良俗”“道德型范”。在科学昌明的西方语境下，叙述者以赏鉴、褒奖的姿态，罔顾科学与理性，倡扬反人性的自我牺牲，有意神化“割股疗亲”的医学效用，给人陈腐之感。就《金山》而言，或许这是作为儿媳妇六指是否孝顺婆婆的重要考评指标，能从生理与心理、肉体与情感测试六指的“孝顺”度。然而，小说作者旅居加拿大也有数十年，對于“人肉治病”的残忍不但缺乏应有的批判，反而津津乐道，以之为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美化，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偏颇。
如前所说，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或者商人等视域中的东方文化景观并非真实、完整的东方，是西方学者凭借那些曾经有过东方游历的人士留下的日记、游记以及书信等文献，以想象方式构建的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怪异、神奇的所在。东方学家的视境中，西方对东方的浪漫想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东强西弱”的现实差异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好奇。随着工业革命、殖民贸易的兴起，西方社会步入现代化之后，东西方的关系随之被改写、被颠覆，西方对东方“奇观化”“传奇化”的讲述，便逐渐上升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于是，以现代西方文明作对比，“东方”则是无知和神秘莫测的化外之境。198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被彻底打破，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经济、科技、教育、军事、外交等突飞猛进。移民国外的中国人，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游走于东西两端的海外华人，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获得前所未有的提振。然而，一旦进入自我表达，捉襟见肘的文化与思想贫困难以避免，“自我东方化”顺理成章地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其中一个选项，即沿袭“东强西弱”的文化想象，以“浪漫化”“传奇化”手段，书写东方人的异秉与神奇，满足文化日趋同质化语境下读者逐新猎奇的心理。
最近三四十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力日益增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社会变化大大增强了摆脱物质贫困后的中国人的民族自尊。经济崛起的中国，或可作为“新东方”的代表，正有改写自我形象的诉求，从个体到群体、从官方到民间，“重构”“新东方”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共识”。
三、家国同构的寓言性
《金山》面世之初，正值“反东方化”思潮勃兴且流布甚广之时，出版稍早于《金山》并在坊间大行其道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等著作颇有代表性。且不管小说《金山》方氏家族的“中国故事”是否有国家意识形态的预设，但《金山》本文混杂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东方化”意蕴，无疑值得正视。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④，叙述者以东西方双重视角，借方得法一家五代的家族故事，展示海外中國人艰难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心路历程，意欲重建作为世界的“拯救者”与“征服者”的东方形象。笔者认为，这正是《金山》的一个意义向度。若以上座率极高且是普通人都熟悉的电影《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与其作一比对，不难发现叙事模式、人物关系的安排与人物命运的走向、结局等，《金山》对于上述电影未有大的创新与超越。无论小说或电影，都有不少“传奇东方”的桥段，“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顺化为——‘东方的”⑤。
小说以中国和加国两个空间，分两条线索向前推进。一是讲述原乡开平碉楼守土持家的女人故事，二是讲述异乡闯荡着、奋斗着、挣扎着的男人故事。两相比较，叙述的重点显然在后者。这里，华工在西方社会的生存困境及侨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依然是关键，也是小说讲述的重点。
主人公方得法背井离乡，被闷在“浮动地狱”里苦苦煎熬数月后终于抵达金山，本以为太平洋彼岸满地都是真金白银，不成想的是，金山的钱其实也很难挣。为了生计，他铤而走险，不得已去修铁路、炸山洞，靠出卖苦力混口饭活下去。铁路修成后，雇佣方却背信弃义，将原先约定的差谴费“选择性”地遗忘，以致连锅巴也不给一片半片。无路可修后，耗尽了青春、卖掉了力气的华工，只能流落在异域的荒山野岭听天由命。不难想见，为了活口，为了养家的“金山伯”，带着发洋财的梦想漂洋过海，“生硬”地闯入洋人的世界，其命运有多坎坷多凄惨，人生的途路有多艰辛曲折！在侨居国，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处处受人欺凌。官办的、来钱容易的生意，华人都不能沾边。洋人不肯做的烂活、苦力活，才有华人的机会，而挣的钱却少得可怜。然而，不论华人在侨居国如何卖力气，干着最脏、最苦的活儿，也不管怎么优秀、拼命，始终受歧视、被轻蔑。方得法意外得到死去的同伴红毛留下的极少的一点金子，以此做本钱，开了间“竹喧洗衣行”，并取得同情华工的亨德森一家的帮扶，生意才小有起色。碍于华工身份，却屡屡遭受打压与骚扰，尽管只是小本生意，时不时却有人上门找茬子。方氏提心吊胆、苦苦经营，也诚实、也守信，好端端地被告到官府。洋人的世界里，华人即便蒙受天大的不白之冤，也无处去讨个说法。
遭逢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萧条之际，方得法趁机买下一些田地，办起农庄和养鸡场。由于他的勤劳、吃苦和经营得法，方圆几百里就他的鸡场办得最好，最具规模。声誉日隆却遭人暗算，“红红火火的一番事业，一夜之间就塌得只剩下一堆瓦砾”。加国政府颁布“排华法案”后，华工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其备受欺凌的屈辱境况不言而明。无论如何，方得法一家却身居异域、心系中华，始终怀有一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国难面前，方家两代人哪怕典当家产也不惜为国捐钱、捐物以至捐躯。正如有论者指出，活跃在“金山”的华人都是“身在家国之外心在家国之内”，因此“整部小说基本只指向‘中国”⑥。
守土持家的女人故事，“金山愿”这章叙述极为详尽，真是凄恻缠绵令人唏嘘。17岁的六指，誓不为妾，一发狠用切猪草的刀，砍下自己的第六个指头，如愿做成了方得法的正室，个人命运也因此而发生逆转。六指刚烈的性格改写了古老的东方女子柔弱似水、逆来顺受的刻板印象，也迫使方得法重新打量身边的这个女人。后面才有洞房花烛夜，才有方得法对天发誓：“今生一定和你，在金山团聚”的承诺。方得法筹齐人头款回乡准备携六指和儿子锦山往金山时，麦氏梗在中间，硬要六指留在家乡操持家事、侍候在婆婆左右，并暗示方得法在外纳个妾。为此，方得法和六指就只能一个在海外、一个在故土过着各自的日子。他们最好的年华，都只为了在母亲（于六指而言是婆婆）面前尽孝。六指硬气争来正室的位置，嫁与阿法几十年，但却做了一辈子的“活寡妇”，终老没能如愿赴金山与丈夫团聚。六指的悲剧，外在的是“排华法案”，内部考察则源于她为恪守妇道的主观选择。其不幸的一生，内在而且隐晦地谴责了西方国家推行种族歧视政策的不人道。另外，直指男权中心主义下的东方“女德”戕害女性的残酷性、罪恶性及其不人道、反人性的实质。
艾米·史密斯教授在《金山》中是联结着中国与西方的关键人物。艾米·史密斯曾经是她的单身母亲方延龄想把“女儿从地上拔起来，送到天上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历经几十年的坎坷与艰辛，艾米终于成了美国某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方延龄一生收入菲薄，所以孜孜不倦地养育女儿，只为了一个梦想，让单亲家庭长大的闺女成为洋人世界里的上等人，顺顺当当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当她的愿望成为现实之后，原来需要刻意掩盖的中国身份，如今已经完全变得多余。生于彼岸，长在异乡的艾米，本来模糊的中国血统，如今反而有意凸显并强化。回想当初，母亲方延龄因来自中国而受的委屈，让人真的很痛心。如今这些都定格为旧日时光的“老照片”。
艾米·史密斯回到原乡后，被东方的神秘与瑰丽吸引，并感动于太外婆与太外公以及方家几代人的故事，“根的感觉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她”，使她急不可待地“几乎要对全世界承认，她身上具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意想不到的是，她原来不婚的执念，也因这次的中国之行而垮塌，临时升起一个念头，意欲“趁碉楼还完全属于方家的时候，在里面举办一场婚礼”。本来，艾米·史密斯教授的中国之行，是为了却母亲心愿，但在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之后，一直沉睡的中国意识被唤醒，不仅坦承自己的中国血统，深深爱上这块古老、神秘的国土，还为自己的华裔身份而倍感自豪。某一维度说，艾米·史密斯在小说文本中似乎完成了符号化的转换——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隐喻，《金山》的寓言性显然清晰可辨。其内在逻辑大体如下，方元昌败家，方得法中兴，艾米·史密斯教授——方家唯一有血缘关系又合乎法律的继承人，改革开放之后踏上回乡之路，认祖归宗，完成了艰难的回归，其身份在中西之间获得互认，并在国际社会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权利。
历经一个半世纪多，几度浮沉起落的方家，终于跻身西方上流社会，走上复兴与再度辉煌之路，就这个逻辑链条而言，《金山》与杰姆逊所说第三世界的“政治寓言或民族寓言”的理论表述颇为契合⑦。可以说，本文的故事，是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之后的中国，渴慕融入世界、被西方社会认同，竭力反抗被表述、被顺化的民族共同体的“寓言”故事。詹姆逊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中，个性与社会是分裂的，而在第三世界的文本中，个人命运总是包容在大众文化之中，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政治寓言或民族寓言的形式来表现的。”⑧不论叙述者是否意识到文本的寓言性，但從以上分析来看，《金山》的寓言性大抵是成立的。从内部来看，方氏家族的起落浮沉，经历着暴富—败家—中兴的盛衰起落;从方家人的身份变迁来看，发生着从土豪—草民—精英的身份转变;若从外部说，方家与他者的关系，经历着受歧视-遭羞辱-获尊严的变化……如此设计的叙事架构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及中华民族的最近一两百年的历史变迁，恰好形成同构关系——即“家史”也是“国史”。家国一体的叙事结构，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常见的家族叙事，譬如《红旗谱》《白鹿原》等都可以作为代表。
文本的寓言性还可以人物的符号化特质做佐证。下面就方锦河在侨居地的人生起落试作分析。锦河是亨德森先生家的佣人，他陪伴亨德森夫妇一起去看歌剧，“只能坐在边上的位置”，因为他只是个佣人。若干年后，方锦河从欧洲战场归来，作为侨居国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表，显然今非昔比，凭借个人优异的禀赋，获得了西方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有史以来第一次温哥华的市民把他们（中国人）当作了自己的一员”，在庆功会上方锦河“终于坐上最好的位置”。
文学与现实并置、比照的话，不难发现改开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摆脱了物质贫困的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却未能在国际社会和全球事务中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对等的声望和国际地位，固然有西方国家对当代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了解不够的因素，自身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可以认为，《金山》以方锦河日常化、戏剧性的人生际遇，曲折地暗示侨居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北美“新移民”，渴盼祖国富起来后，各国侨民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能随之获得提升的心里诉求。
不妨回溯方锦河刚到亨德森家时的境况。在亨德森家里，面对象征与代表现代物质文明的电话、电灯这类器物时，方锦河闹了不少笑话。此时的方锦河，可以看作是文明社会之外的古老东方的隐喻，这与前面提到的《红河谷》等电影极其类似。亨德森一家则是文明、富庶、现代化的西方的符号。吊诡的是，亨德森太太却靠方锦河来满足身体的欲望，舒缓精神上的苦痛。作为落后东方的隐喻，方锦河在亨德森太太面前却又是一个强者，是这个女人生活上的依恃，肉欲的补白。换言之，方锦河在亨德森一家面前，反成了一个“征服者”与“拯救者”。因此，深受西方人歧视的华人与“上等”的西方人，彼此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即东方/西方被颠覆、被改写为“拯救者”“征服者”/“被拯救者”“被征服者”的关系。
坦率地说，近代以来，侨居海外的华人一直在西方人并不友好的环境中艰难生存。然而，西方的文明、进步和富庶，其实一直都不缺中国人的付出与奉献，华人为他们的侨居国所尽的力量，可说世人有目共睹，他们的名字理当载入史册。根据相关史实写成的《金山》其实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正告世人，加国现代化铁路交通史册上，若果没有华工的名字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方锦绣说得好：“若没有阿爸他们拼了一条命修出铁路来，金山还是荒滩呢。是阿爸养活了金山，不是金山养活了阿爸。”谁能说这没有理据呢？推而广之，其它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金山》在解构东方主义的同时，破除了西方优越论，且昭示出一个清晰的意念，即西方的现代化史，应有中国人的名字，应有中国的“股份”。全球文明史业已证明，人类社会理想的状态，就是要破除任何带有偏见和执念的自大与自傲，真正臻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理想之境。
四、跨文化的全人类性
20世纪北美华文文学兴盛繁荣的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是1980年代。前者以“留学生文学”为代表，后者首推“新移民文学”。
冷战时期，北美“留学生文学”日渐形成气候并走向繁荣。若从写作的内驱力来说，海外留学生的文学书写，主要是找寻情感皈依的心理需求，大都为排解“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寥，冰释居留异域的漂泊感，以文学书写缓解身处异族的陌生感与异己感，以母语书写为文化与精神返乡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文学史上被称为“无根一代的代言人”於梨华及其作品《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堪称代表。那年头，咫尺天涯，音讯不通，留学生远涉重洋，置身异质文化氛围，无所皈依的悬浮感、漂泊感，非网络时代的人可以想象。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留学生文学”为代表的北美华文文学普遍的情感特征。进入1980年代后，较早进入中国大陆读者视野的北美华文作家，白先勇是一个代表，作为北美“留学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体现出留学生文学的一般特点，但其文学面相，又远较留学生文学复杂得多，研究界已有的成果很不少，在此不论。
1980年代以来，居留北美的中国新移民，其多样、丰富的跨文化经验，必定在频繁的人际、社会交往中显现出来。他们与生俱来的国族身份、本土经验、文化心理以及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若不与移居地异文化产生摩擦、冲突以致对抗，几乎没有可能。与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人不同，“新一代移民开始重新审视和认知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由先前的对民族文化的排斥转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⑨。严歌苓《少女小渔》就是有代表性的个案。“中国/少女”是一组符号，其代表科技、文化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洋人/男性”又是符号的另一组，其处于科技、文化和经济上强势的一方。小渔是中国少女，她为实现移民的目的，屈辱着与一个外国老人假结婚，且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一年多。在这些日子里，小渔以自己的诚实和勤快、善良与悲悯赢得了同居的“洋老头”的敬重，在被鄙视、被奚落的屈辱里，慢慢重建了自己个人的尊严。与此同时，小渔通过努力，促成酗酒成性的老人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文本，可以有如此读法，原来需要仰仗洋人鼻息过活，处于弱者位置的小渔，到后来反倒成为了“拯救者”。相反，开始以雄强姿态出现的“洋人/男性”，却成了“被拯救”的对象。近代以来，中国/西方即是弱与强的对峙格局，由此被颠覆，被改写。可以这么理解，倔强、自立、自尊的“小渔”是符号化了的中国形象，她不再低眉顺眼而是勇于担当。由此观之，《少女小渔》可以作为海外华文作家“想象中国”，用文学手段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类型，其深层意义恰好暗含改开以后随经济崛起而产生的“中国意识”。严歌苓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扶桑》，讲述的是受骗而沦为妓女的东方女子扶桑，其被西方人嘲笑、讥刺，然而她却以东方女性的隐忍、坚韧，甚至无原则的宽容和大度，同曾欺负她的西方青年克里斯达成和解。扶桑对仇人不计前嫌的豁达、原宥，与小渔在老人面前由乞求救助到后来又反转成为救助者相似，她们都是由弱而强，由受挨打、被同情的“中国形象”到新时代雄踞世界、领袖群伦的“中国风度”的寓言化表达。圣女一般高尚纯洁，怀抱悲悯的东方女性，或可作为国家形象的符号，小说其实有些许自我圣化、自我崇高化的意味。《少女小渔》《扶桑》等所呈现的东方/西方，实则是强/弱，“拯救者”/“被拯救者”的关系。相较于严歌苓小说，《金山》尽管也呈现出颇为接近的文学旨趣，但张翎小说的社会价值还另有意义向度，即传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融合的跨文化、跨种族的全人类性。正如本文前面所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没有中国智慧的参与及呈现，确切地说，现代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成果。
于是，必須再次回到《金山》本文。方锦山落难后被桑丹丝父亲搭救，他与桑丹丝一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与桑丹丝产生了恋情，还有了肌肤之亲。意想不到的是，方锦山为了保持中国血统的纯正而不娶桑丹丝，选择在婚礼前夕逃走。出逃之前，他满怀歉意地对前来送行的桑丹丝说：“祖宗，不认你。”似乎这就是他逃婚的全部理由。五十多年后，桑丹丝与方锦山再次相遇，方锦山才获知他和桑丹丝有一个名叫保罗的孩子。之后，这个中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保罗又娶了名为梅的中国女人，这是《金山》极为传奇化与浪漫化的另一个叙事桥段。再譬如说，桑丹丝的爷爷是英格兰人，奶奶是印第安人，外公是中国人，外婆又是印第安人。如此错综交织，缠缠绕绕，使得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不同族裔的边界变得模糊含混。照此说来，全球化与一体化的社会进程就要上溯到一百多年前，对重新认识世界，重新理解与打量全球化显得尤为切要。
若从方氏整个家族故事考察，以中国社会的伦理规范说，艾米·史密斯和保罗无疑是方家的嫡亲，若从族裔身份说，他们都是混血儿，都遗传了欧美人与中国人的血统。《金山》将欧洲、北美和亚洲有意交织、杂合在一起，以“桑丹丝”为联结，借有形的血肉之躯喻指不可触摸，只能感同身受的文化与精神，绘制了一个东西融合、集聚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图谱，暗示文化多元、既彼此独立又共存共荣，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境遇。
爱读张翎小说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其作品《睡吧，睡吧，芙洛》在所讲述故事的结尾，前来为“芙洛”送行的不同种族的人群，其寓意可以理解为东方和西方其实不是没有和解的可能，对立源于沟通不够。
《金山》极其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尽管被一些论者认为“受制于板结化的历史大叙事，说到底只能强化文化乡愁、家国一体等国人熟识的刻板想象以及华侨不可归化的神话，除却义愤填膺、涕泪飘零，别无新意”⑩，但笔者仍然要说，具象化、故事化宣达、暗示的是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这一结论。这也是《金山》值得重视的理由之一，它在警示世人，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多么荒谬与难以想象。
① 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②④⑤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绪论》，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第8页，第8页。
③ 刘克敌：《“割股疗亲”与20世纪中国学术》，《中华读书报》，2018年02月28日，第15版。
⑥⑩ 陈新榜：《回归母体的跨界书写——读张翎〈金山〉》，《西湖》2009年第10期。
⑦⑧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12期。
⑨ 方忠：《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一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1期。
Gold Mountain Blues： Self-Orientalization，
Anti-Orientalization and Chinese Consciousness
Wu Xiaoli and Chen Yurong
Abstract： Gold Mountain Blues， in a double-narrative angle， complicate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elling its Chinese story to a Western audience， it tries its best to mystify the Orient by making it exotic and strange， thus falling into the legendary pit of Orientalism， with the hidden implication of self-orient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novel， propped by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subverts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Orientalist narrative context of the saved and the conquered， by replacing them with the images of powerful and tough saviours and conquerors. For this reason， Gold Mountain Blues also contains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of anti-Orientalization. Compared with literary writing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or those biased towards the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Overseas Student Literature and New Migrant Literature， Gold Mountain Blues，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fateful destinies， and conclusions of its characters， shows a cosmopolitanism that combines you and I in one and a cross-cultural and cross-ethnic experience， implying a growing Chinese consciousness.
Keywords： Gold Mountain Blues， self-Orientalization， anti-Orientalization，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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