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

　　摘要：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多元复杂，儒家思想是其底色和根本，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闽南文化的潜移默化、家庭环境的熏陶、启蒙教育的促进、乡贤榜样的激勵。闽南文化是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的源头、动力和支撑;孝悌仁义的家庭环境使林语堂从小就树立了对儒家文化的毕生追求;儒家文化的启蒙教育是林语堂对儒家文化认知、情感认同的起点;众多乡贤榜样的引领，特别是辜鸿铭的直接影响，更使得林语堂坚定了对儒家文化的信仰。总之，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家庭礼教，共同促进了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的形成。

　　关键词：林语堂;闽南文化;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62-0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阐释研究”，项目编号：15SB0033。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林语堂是一位具有独特魅力，颇受争议的文化智者。林语堂虽自称“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纵观其作品，我们发现他对儒家文化始终情有独钟。林语堂一生不仅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且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关于林语堂与儒家文化思想这一话题，已有学者给予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林语堂的儒家人物观、儒教观分析以及英译儒家经典作品分析、个案研究并解读林语堂儒家思想等方面。从文化地理学、区域文化方面对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进行探讨的相关研究，依旧阙如。基于此，本论文拟从闽南文化的浸润、家庭的熏陶、启蒙教育的促进、乡贤榜样的激励等角度对于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生成加以探讨。这对于进一步考察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源流，同时研究如何在当下语境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启发意义。

　　一、开放的闽南文化：林语堂儒家

　　文化思想形成的文化语境

　　作家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综合构成体，他的经历、情感、体验、心理、审美理想、审美标准等，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和地理环境中形成。探讨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的生成这个问题，首先要探讨闽南文化。这是林语堂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文化，是林语堂个人发展的历史、地理、文化摇篮。

　　（一）闽南文化的浸润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文化博大精深，闽南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极具地域特色。由于地域的特殊性，闽南人依靠海洋生存，世世代代离不开海洋，闽南文化呈现出富于创造、开拓、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精神特质。与中原文化相比，闽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地域特征：如“远儒”与“崇儒”并存的两极文化走向;“安土重迁”与“走向大海”融合的精神特质;拼搏开拓与冒险犯难的奋斗精神;务实逐利与重名尚义相结合的商儒之道;文化守成与开放并包的兼容统一。①从闽南文化的历史构成来看，它具有多源复合、二元结构、乡土性与世界性并存的特点。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中原地区的移民社会和文化，是闽南社会和闽南文化的源头。这是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形成的大传统、大背景，而儒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以此理路出发，林语堂提出孔子的教义具有五个重要特点：一是“政治与伦理的合一”;二是“礼——理性化的社会”;三是“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是“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五是“士”——就是知识阶级。②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基本判断，对孔子思想特性的把握，是符合中原文化对儒家思想的认识的。

　　不同的文化具有的地域特点，体现于作家身上，则在思维方式、文化选择、文化态度、文学创作实践上呈现出差异。从林语堂创作实践及其人生实践考量，他在文化选择上始终保持着其独立个性，和主流意识保持着距离，甚至有一种野性。林语堂对儒家文化，整体的态度是欣赏、推崇、践行和传播，但是也并非盲目崇拜。他对儒家文化也亦有批评：“我们切切不可再走上程朱谈玄的途径。所谓‘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既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梁任公语）就是因为宋学养出来谈空说性的人物，一副假道学面孔，令人望而生畏。”③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即体现出闽南文化“崇儒”和“远儒”并存的两极走向。

　　同时，儒家文化在林语堂笔下，经常和西方文化思想相对应，体现出开放、包容、世界性的特质，这是林语堂的过人之处。除此之外，林语堂身上还承袭了闽南人冒险与进取、开拓异邦的冒险精神，以及重商趋利、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这些性格特点，形成了林语堂独特的人生经历，在林语堂对儒家文化思想进行阐述、传播的过程中都有呈现。比如，林语堂更多地欣赏儒家文化的世俗性、人文性，而不是像中原文化那样，容易将儒家思想和君权、三纲五常结合在一起;林语堂欣赏孔子的幽默、闲适，常常调侃孔子，而不是将孔子当圣人崇拜;他一生创作的唯一一部戏剧是《子见南子》，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真实可爱的孔子，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他在异国他乡创造出一个迥异于国内传统的孔夫子形象。综上所述，闽南文化的浸润，在林语堂的创作中刻下了烙印，这使林语堂和其他作家有了区分度、辨识度，也使得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整体呈现出开放、兼容的姿态，具有多源复合、二元结构、乡土性与世界性并存的特征。

　　（二）闽南儒学的熏陶

　　闽南儒学是闽南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这里要专门提出进行讨论。闽南儒学为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古代中国文化的版图上，闽南与中原天各一方，素有蛮荒之谓。唐垂拱二年（686），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在治理漳州期间，他采取儒家治政之策，恩威并施，推行教化之道。于是自唐初以来儒学在闽南落地生根，直至朱熹在漳州、泉州施政以后发展壮大，儒学大师辈出，至宋、元、明、清诸朝代有名家。著名理学大家蔡清对闽地儒学评论称：“自是，闽士始知所向慕，儒风日以振起，相师不绝。迤逦至于杨龟善、李延平辈，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学大明，道统有归，吾闽遂称‘海滨邹鲁矣，是正有类夫瓜瓞之势，其蔓不绝，至末而益大者。”④闽南被誉为“海滨邹鲁”，可见闽南儒学的兴盛。

　　在闽南儒学的形成过程中，朱熹理学影响尤甚。朱熹（1130-1200）是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在闽南前后呆了七八年，闽南是他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时任地方官时，其教化与改革冲击了漳州，后人称赞漳州自从朱熹过化以来，百姓都知道冠婚丧祭之礼，都学习尧舜周孔之学了。

　　朱熹重教兴学，他提倡的文教之风促进了闽南文化发展。重道授业、爱学勤问、潜心著书成为一种风气。林语堂从闽南文化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吸吮了最初的乳汁。《平和县志》云：“唐以来重僧，宋以后崇儒，紫阳（朱熹）之化也。士尚气节，读书无论贫富。岁首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各有师。”⑤诚然，平和县民间读书风气也相当兴盛。据林语堂回忆，1905年左右，父亲林至诚设计的新教堂在平和县坂仔村落成，为此，其父专门跑到漳州，买来了一副朱熹手迹拓本的对联贴在教堂的门口，用儒家的格言来装饰宣扬基督教的讲台。

　　同时，王阳明也是一位对闽南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林语堂一生与王阳明有很多关系。首先是出生地和王阳明有关。林语堂出生于平和县，其县名正是由王阳明拟定。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阳明被擢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平和置县，王阳明为其取名为“平和”，寄托了王阳明的良好愿望“寇平而民和”。

　　林语堂童年的记忆中有王阳明。林语堂10岁坐船从西溪航道，走出平和，走向厦门，走向世界。他们从平和到小溪，只能行走小船，到小溪再换大船直抵厦门。平和小溪，又名琯溪、溪口，为了纪念王阳明，曾一度名为阳明镇，现在刚进入平和县的路段，有一条路还被命名为阳明路。1966年，林语堂从美国回乡定居台湾阳明山。阳明山和曾名为阳明镇的小溪同名也许仅仅是机缘巧合，是林语堂与儒家的缘分吧。

　　闽南文化独有的海洋文化生成环境，使得闽南人既恪守中原文化的规则，又具有海洋性特征，如敢于冒险、心胸开阔等特点。这使得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既受到中原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又具有闽南文化特质。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儒家文化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形成一片沃土，为林语堂日后发展补给营养;他们的事迹、言论，时时萦绕在林语堂的心头，这种不可替代的人文环境为林语堂提供了足够的文化积累与切身的情感认同。

　　二、孝悌仁义之家：

　　林语堂儒家文化伦理意识的自觉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传统根据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等人际秩序，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传统，后又发展成为“三纲五常”。而在“五伦”中，儒家文化又特别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秩序。林语堂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传统家庭，充满了和睦、孝亲、仁爱之氛围。家庭良好的诗书学礼传统，淳朴美好的价值取向，渗透于林语堂的精神世界，也铭刻于他的心中，让他具有儒家传统的处世方式和儒家文化伦理意识的自觉。

　　（一）孝悌与家国观念

　　善事父母谓之“孝”，兄友弟恭谓之“悌”。孝悌，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人人尊崇的伦理规范，是民族的美德，是儒家伦理准则的基本范畴。林语堂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父母慈爱、兄弟姐妹情感深厚的孝悌之家。林语堂共有兄弟姐妹7人，他与兄弟姐妹之间非常友爱和睦，他们是互相帮助完成各自的大学教育，小时候从不争吵，林语堂的哥哥毕业后资助他完成学业，林语堂后来和弟弟林幽一起办杂志。为了帮助大嫂改善生活，林语堂后来将创办《宇宙风》的版权赠给她。抗战期间，林语堂听说侄女林惠恬家遭土匪抢劫，他又主动从美国寄钱给她补贴家用。林语堂原生家庭的和谐温馨，诚如儒家文化中孔子的训导：“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⑥

　　林语堂自小和二姐关系很好，因为家庭贫困，父母不能送二姐读大学，林语堂一直心怀不安。回忆起当年乘船送二姐出嫁，二姐给了林语堂四毛钱，含泪而微笑对他说：“我们很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去好好的用功念书，因为你必得成名。”⑦林语堂自述自己上大学，一部分是父亲的热望，一部分是深知二姐的愿望。儒家文化思想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有功于名，有利于世，强调道德修养与注重功利并存。二姐对林语堂简单而朴素的期望，其实也是中国家庭至古以来对年轻人的期望，包含着儒家“功成名就”的思想，是儒家文化塑造的理想人格。这样的儒家理想人格从小就在林语堂的心里扎下了根。

　　国家由若干个独立的家庭组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家才有国，国存而家在。家庭教育、家庭环境影响是一个人最早期、最直接、最基本的教育来源。从林语堂的家庭教育可以看出，林语堂从小生活的环境、家庭的价值观念，充满了儒家文化的气息。这种以立志为原初、以孝悌为基础、以读书穷理克己躬行为始终的家庭教育，容易形成以修身奋斗为主干的人生价值理念，由此铸造了林语堂个人的君子气质，儒者风范，也成为了林语堂儒家文化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不竭的动力。

　　（二）至诚与立身行道

　　林语堂的父亲名为林至诚。“至诚”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而儒家经典《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參矣。”⑧从其名字的由来，也可以感受到林语堂祖辈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认同。

　　林至诚靠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也要求自己的孩子们读书成名。为了让几个儿子读书，林至诚含泪卖掉了老家的破屋，拉下脸面向自己的学生借钱。古人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就是为了十载寒窗，一举成名。由此可见，林至诚对儿子寄予的希望，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功成名就、出人头地的人生信念。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积极入世，一旦取得功名、建功立业就能光耀门楣，使父母得到他人的尊重。这便是《孝经》所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⑩作为父亲的林至诚，有这种想法，也是因为闽南儒学的功利性，具有“入世”特征，这种风气也影响到百姓人家。

　　林语堂父亲做人做事，也体现了儒家之道。首先是为人忠诚。“忠者，中也，至公无私。”{11}忠者，德之正也。孔子讲：“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12}忠是一种对待他人和自身事业积极向上的态度，它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就是真心并竭尽全力地对待他人及事业。林语堂父亲是一个忠信之人，对林语堂可谓具有言传身教之功。

　　林语堂的父亲每次经过漳州，都住在他的一个学生家里。这个学生以前家里贫穷，在跟着林语堂的父亲学习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顶帽子。他对这件礼物终身不忘，成年之后成为一位富翁，还资助林至诚送儿子上大学。林语堂对此印象深刻，“这就是古代中国所谓的忠——在中国小说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强烈的忠，无论武将与文臣，家仆、夫妇之间，都讲究忠”。{13}

　　其次，林语堂的父亲具有仁爱之心，也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他用自己的公正帮村民调解民事纠纷，在村民中具有一定威望。正如《论语》所言：“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4}社会责任感，是其父对人对己的基本要求，并从身边的事做起。林语堂的父亲，一生注重解决村民的生活问题、情感需求，尽己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他对于穷人表示同情，注重义气，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和正义感。

　　林语堂家庭的教导，是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父母是孩子最早最好的老师，林语堂的父亲对林语堂提出读书成名的要求，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需要，也是振兴家族的寄托，他也以自身的一言一行，向林语堂传递了儒家行为道德准则，为林语堂做出了儒家行为的表率。林语堂成年之后虽在国外多年但是一直忠诚于国家和民族，毕生笔耕不辍。他不喜欢政治，愿意做个“食草的动物”，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于社会弊端猛烈抨击，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15}无形之中都折射出父亲当年训导的影子。

　　三、启蒙教育：林语堂对儒家文化思想的认同

　　启蒙教育很重要，是一个人最初接受的文化模式和准则。林语堂6岁入坂仔村的铭新小学，10岁就随哥哥到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小学就读。林语堂的启蒙教育，包括基督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可谓中西合璧。和中国其他传统家庭一样，林语堂的父亲用《幼学琼林》《声律启蒙》《四书五经》这类的书作为子女从小学古文的教材。由此儒学对林语堂产生了精神滋养和深刻影响，从小就在他心底烙上印痕。林语堂曾说：“我所有的些少经书知识乃早年由父亲庭训而得。”{16}平日里在傍晚的时候，父亲还用古文给他们讲解《诗经》。

　　林语堂父亲对孟子的学说是很推崇的，这份诚心对林语堂的影响极为重要，林语堂回忆他父亲喜欢用孟子的“天爵”与“人爵”为题讲道：“当他（林至诚）在基督教讲坛谈及孟子的天爵时，他的眼睛发亮。”{17}可见印象之深。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是清初儒学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之儒、文章之匠”，是与李光地、蔡世远齐名的清代“理家闽学大师”。林语堂的父亲非常崇拜蓝玉霖，把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玉霖，而且把蓝鼎元所著《鹿洲全集》作为子女读书的教材，还规定子女们都要背诵其中的《清漳赋》。中国人一向就很重视家庭的启蒙教育，特别强调用儒家经典对子女熏陶浸润，正如《颜氏家训》所云：“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18}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启蒙教育对林语堂人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知，儒家文化成为林语堂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说：“我因为幼承父亲的庭训，对儒家经典根底很好，而我曾对它铭记于心，每一个有学问的中国人，都被期望能铭记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它是有学问的人会话的重要部分。”{19}晚年的林语堂谈到少年学儒仍是感慨有加：“少时常听我父亲引《孟子》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这句话不知如何，永远萦绕在我心上。这样的人生观，不是很好的吗？”{20}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林语堂的创作、精神气质和文化个性，使得林语堂具有儒者风范，正如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的评价：“我所知道的林语堂先生其实就是很难得的兼具有‘君子和‘文艺复兴人物之长的人。”{21}林语堂自己也曾表示过：“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这是我个人自励的准绳。‘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也是我律己的格言。这种态度，与我少时的家教有关。”{22}

　　启蒙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一位作家成长过程来看，启蒙教育是认知、情感认同的起点。林语堂从小所受的儒学启蒙教育，就这样渗透到林语堂的内心，塑造了林语堂的人生观、世界观，继而深入他的作品深层次，影响到他叙述表达的视角，凝结成为其作品的风格。林语堂本人可谓具有君子风范，对家人、对朋友忠信诚意，对国家对民族尽心尽力，个人自强不息、严格律己，这是对儒家文化认同的结果。我们看大师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总是带有温柔敦厚的品格、中和旷达的韵味，塑造的人物多是善与美的化身，坚强与仁义的合体，比如姚木兰、曼娘、杜柔、孔立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林语堂所受启蒙教育的多元性也带来了林语堂思想的复杂性。由于多种思想元素的交織碰撞，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也产生了异化：有道家的色彩，有基督教的情怀，有西方浪漫主义味道。

　　四、乡贤榜样：林语堂对儒家文化

　　思想的信仰与践行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福建省涌现出了众多翻译方面的文化名人，以林纾、严复、辜鸿铭、许地山、冰心为代表。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大环境，福建省不可能呈现优秀的翻译家层出不穷的现象，如果没有诸多翻译家的影响，也不会有林语堂中西文化交流的出色成就。而在这些翻译家中间，辜鸿铭对林语堂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今天，在我们看来，辜鸿铭——这位原籍闽南的同乡，在林语堂的人生和信仰之旅中，无疑发挥着精神引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传播方面，辜鸿铭是林语堂当之无愧的导师。

　　（一）儒家文化精神与人格的形塑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辜鸿铭对于林语堂儒家文化精神与人格的形塑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辜鸿铭在精神上对林语堂有引导作用。林语堂曾谈到有两个人对他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北京，我和两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23}一人是胡适，另外一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对儒家文化的顶礼膜拜和不遗余力的颂扬，对林语堂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是林语堂写的一部最详实丰富的个人精神自传作品。其中第二章《大旅行的开始》主要描写林语堂在北京时期的精神探索，这一章有一半的篇幅是介绍辜鸿铭个人及其著述。在林语堂的自传中，常常会对中外文化名人进行介绍、点评，但是无论是从文字的数量还是赞美的程度来看，无人能够比得上辜鸿铭。辜鸿铭让林语堂坚定了对儒家文化的信念，开阔了眼界，确定了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的写作方向。林语堂到美国之后，先编译作品《孔子的智慧》，十几年后才编译《老子的智慧》。他在小说、散文中介绍儒家礼教文化，阐发他的“仁”学观，“中庸”观。他认为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化好不好，就要看培养出的人是不是好丈夫、好儿子。而这恰恰就是儒家文化的标准。显而易见，林语堂将儒家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核心、最高理想。

　　其次，在人格上，辜鴻铭对林语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辜鸿铭虽然迂腐可笑，但强调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国家用人，首重德行。辜鸿铭曾自撰联：“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24}林语堂不仅佩服辜鸿铭的学识，更佩服其为人。他曾为文赞赏辜鸿铭“能言顾于行，潦倒以终世”，说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有人兽之别。{25}林语堂欣赏辜鸿铭这样有个性、充分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赏识辜鸿铭为信仰而献身殉葬的精神，这也反映在林语堂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上。

　　林语堂始终信守自己独立的文学观，这从林语堂的文学主张以及与鲁迅在文学上的离合也能看出来，他不因私人交往而放弃自身的文学主张，也不因外力指责而丢掉自己的文学立场。中国文化传统自来强调“文以载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血雨腥风的旧中国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时代生活，表现革命。林语堂则强调提倡幽默文学纯属“个人的”事业，推崇“性灵”，办的杂志要表现“苍蝇之微，宇宙之大”，由此受到了左派文学的批评。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文学观，提倡幽默文学，闲适风格。鲁迅去世后，他对鲁迅怀有敬意，但也没有忽略批评，这就是林语堂的真性情。

　　（二）对儒家文化思想的传承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方面，辜鸿铭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而林语堂在译介中国名著的数量、创作题材的丰富性，在国外读者中影响力方面可以说超过了辜鸿铭。林语堂在对辜鸿铭的幽默诙谐风格，绝妙机智的辩才和出类拔萃的英文写作水平，以及用英文直接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等诸方面都有着继承性，但是林语堂与辜鸿铭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创作的文体上来说，林语堂不仅有诗歌翻译、文化评论，还有小说、戏剧;从对儒家的态度来说，不同于辜氏全面肯定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证明传统文化具有永久的合理性，林语堂对宋明理学、“中庸”等国民性问题也进行过批判;从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广度来讲，林语堂不仅宣扬儒家文化，也宣传道家文化;从文学作品的数量上来说，林语堂的作品总共60多部，著作鸿富，远远超过辜鸿铭;在世界性影响方面，林语堂也超越了辜鸿铭。林语堂逝世后，《纽约时报》在第一版报道了林语堂逝世的消息，并用了很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的一生及其对中西文化的卓越贡献，还以三栏的版面刊登了林语堂的半身照片。

　　乡贤文化对林语堂产生直接的影响，林纾、严复、林文庆等，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起到了楷模的作用，尤其是辜鸿铭对林语堂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以至于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评价道：“有史以来，中国人直接用英文写中国，有两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林语堂。他们笔下的英文，全没中国味;他们笔下的中国，却全是英文。”对辜鸿铭的人文品格的认可，坚定了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影响了林语堂一生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轨迹。林语堂传承了乡贤的儒家文化思想，继承了宣扬儒家文化的理念，学习传播儒家文化的方法并超越了乡贤。

　　结语

　　综上所述，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形成，体现出历史、人文、地理、家庭、先贤影响互相交织的形态，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风格。本文探讨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生成，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所无法比拟的。这都来源于闽南文化、家庭环境、先贤榜样的影响、渗透、浸润、磨合、塑造。从历史长河来看，从19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更不用说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经济上一败涂地，文化被随意践踏。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地位也是跌宕起伏，在20世纪初遭到抨击。但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永存，经过历史的检验，在今天重新大放光彩。由此看来，林语堂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上的重大贡献，是不能被忽视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经济势力日益强大的背景下，我们要向林语堂致敬，向他学习。纵观历史上对中国文化传播有突出贡献的中国人，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上、质量上，还是世界影响力来看，林语堂都是首屈一指的。

　　①参见刘登翰：《闽南文化的五大特征》[EB/OL].海峡之声网，2013年9月13日，http：//www.vos.com.cn/783/2013-09/13/cms770732article.shtml.

　　②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③ 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④ （明）蔡清：《书欧阳行周先生文集序》，《欧阳四门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55页。

　　⑤ （清）王相、姚循义修，郑丰稔篡：《康熙平和县志卷十〈风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⑥⑨⑩{12}{1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五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58页，第5470-5471页，第5526页，第5336页，第5401页。

　　⑦{13}{15}{16}{19}{23}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第51页，第256页，第16页，第62页，第66页。

　　⑧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43页。

　　{11} （东汉）马融：《忠经》，郑玄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7} 沈金耀：《林语堂的理想文化人格》，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2页。

　　{20}{22} 林語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第69页。

　　{21} 林语堂译：《东坡诗文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2页。

　　{24} 黄兴涛编：《辜鸿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25} 谢友祥：《幸福是一项成就——林语堂人生智慧解读》，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Sourcing the Generation of Lin Yutangs Confucian Thought

　　Li Jin

　　Abstract： Despite the complexity of Lin Yutangs cultural thought， Confucianism is its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such as the imperceptible influences of the Southern Fujian， the nurturing of his family environment， the furtherance of an enlightened education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exemplary villagers of virtue and wisdom in that Southern Fujian culture is the source， impetus and support of Lin Yutangs Confucian cultural thought; filial and moral family environment helped Lin set up a lifelong goal of pursuing Confucianism; an enlightened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 w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Lin in his knowledge of it and emotional identity with it; and the guidance of numerous villagers of virtue and wisdom， particularly the direct influence by Gu Hongming， firmed up Lins belief in Confucianism. In sum， it is the regional culture， local customs and family etiquette that furthered Lin Yutang in the formation of his Confucian thought.

　　Keywords： Lin Yutang， Southern Fujian culture， Confuc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