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婧

　　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承续自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其核心命题之一是对文化身份的探讨。澳门土生族群是中葡文化的混血者，土生葡人作家创作时面临多重文化背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葡国文化成为土生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首要问题。作者的文化认同又直接影响他的审美取向，特别是在澳门回归前后的过渡期，土生文学中的审美选择呈现出新特点，这与澳门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土生族群虽然努力在混杂状态下重构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家园，但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土生文学;文化身份;审美取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50-06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科项目“澳门土生文学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文化隐喻”，项目编号：TJWWQN19-001。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澳门是一个值得细细品读的城市。作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重要桥梁，从明朝中叶起，吸引了大批内陆和欧洲的文人学士到此，留下许多丽词佳文。400年来，澳门华洋杂处，形成了中西文化在各方面的交汇和融合，多元共存的宗教，丰富多样的语言，千姿百态的建筑，都反映了这个小城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价值。

　　一、土生族群的形成与发展

　　土生葡人是澳门独有的一个混血族群，是中葡两种文化历时几百年交汇的产物。作为葡裔与亚洲族裔通婚后在澳门的后裔，他们集中体现了澳门文化的多元性。

　　1511年，葡属印度总督阿丰索·阿布克尔克（Afonso Albuquerque）攻陷馬六甲，筑造城防、教堂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贸易中心，扼住南海华人的咽喉。1513年，欧维治（Jorge ？魣lvares）到达屯门港，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之后，葡国人在屯门杀人抢劫，掠卖人口。明朝政府囚禁特使，发兵驱逐葡国人，并禁止东南亚各国的商船来华贸易，葡国人遂转至浙江宁波、福建泉州、漳州。1549年，走马溪之战后葡国人又被驱逐，再转至广州，以上川岛、浪白澳为根据地，最后进入澳门。16世纪中期是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期，澳门开埠后，葡萄牙人势力渐强，出现了葡国人与疍家女子通婚的现象，他们所生的后代就是第一批具有中国血统的土生葡人。

　　安娜·玛丽亚·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是研究土生葡人和澳门问题的著名专家，她在《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中，通过对历史、人类生物学和种族志三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由于当时印度果阿、满喇加（即马六甲）和澳门间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澳门土生葡人这一族群是多次偶然通婚产生的亚种族的产物①。博克塞（Boxer）认为，最早去往澳门的葡萄牙移民多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女子通婚②。神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提出，“第一代澳门土生人是由500名葡萄牙人与500名印度和马来亚妇女通婚而来的”③。莱萨（Almerindo Lessa）的两项著名研究：法国图卢兹大学的博士论文《澳门的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和专著《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历史及人类群体，澳门——一个公民岛屿的生物学及社会学特征》中提到：“正是通过在澳门确定及形成的这些新人及其繁衍发展，才使阿布克尔克制定的在亚洲‘播撒（葡萄牙人）种子为自己服务的梦想得以实现，从而也就以此种‘男性嫁接的方法实现了葡萄牙人与东方的结合”④。

　　十七、十八世纪，葡华通婚在澳门已成为普遍现象。工业革命和鸦片战争巩固了葡萄牙在澳门的势力，大批葡萄牙人乘坐蒸汽轮船涌入澳门，土生葡人争相与这些纯种葡萄牙人联姻，从而完成了一次“种族透析工程”。1887年葡萄牙人获得“永居管理澳门”的地位，确立了统治权，土生葡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很多葡萄牙人开始移居在此生活繁衍，丰富了中葡通婚的类型，除了葡兵会与底层华人社会的女性通婚外，一些来自葡萄牙大城市的军官也与澳门土生葡人家族的女子联姻。

　　澳门回归前，葡萄牙军队撤离澳门，但土生葡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被动摇，他们依旧是社会的中上层。土生葡人具有很好的文化素养，通晓粤葡两种语言，熟悉澳门当地的情况，多从事体面的工作，比如在澳门政府担任科员、文员一级的公务员，或为律师、建筑师、工程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⑤，既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丰厚的资本积累，不再需要通过与葡萄牙人联姻来强化自己。另外，此时的土生葡人仍怀有种族优越感，并未与华人社会进一步融合，但随着华人婚姻观念的逐渐开放，为土生葡人在澳门发展提供了新途径，土生族群进入了在澳门发展的稳定阶段。

　　葡萄牙统治澳门的四百年间，没有制定过长期的文化语言政策，虽然葡萄牙语是澳门的官方语言，但始终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像英文在香港那样普及。土生葡人虽继承了欧亚两种不同的血缘，长期生存在一块属于中国而由葡萄牙管治的土地上，但复杂的历史和不断变化的现实塑造了他们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文化心理。他们对澳门怀有深厚的情感依赖，认为自己属于这块土地，但同时，也认同葡萄牙文化，是葡萄牙文化的天然继承者。

　　二、“跨文化场域”中的土生文学

　　直观来讲，土生文学即指土生葡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澳门土生文学不等同于澳门的葡语文学。明清时期，澳门华文文学以内地旅澳“过客文学”为主，有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诗人屈大均的《澳门六首》《荼蘼花》，等等;而葡语文学则包括土生文学和葡侨的“过客作品”，最为人熟知的“过客作品”是卡蒙斯（Luís de Cam？觛es）的《卢吉塔尼亚人之歌》、庇山耶（Camilo Pessanha）的《滴漏》等。

　　土生文学也不应被归为葡萄牙文学。古远清指出：“广义的澳门文学不仅指澳门华文文学，也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创作的文学”⑥。20世纪90年代，郑炜明在提出划分澳门文学的标准时强调，“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在澳门写作的作品为准;任何人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的或者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而且，澳门文学应该向所有语文开放，包括葡文、英文、西班牙文等等”⑦。

　　虽然二十世纪前的土生文学大多已随土生葡语——帕图阿语（patoá）的消逝而成为难以辨读的土生文学“遗产”，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以现代葡语写就的土生文学则呈现雨后春笋般的状态。尽管土生作家、诗人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葡语，但是，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都具有其特殊身份的特点，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这样一群独特的作家，与大西洋彼岸的葡萄牙人或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明显不同⑧。

　　综上所述，将土生文学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更显理性。土生文学不仅是澳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澳门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土生文学的研究不单要确立文学本身的价值，还需要对其社会文化价值有所反思。土生文學是澳门文学中的“他者”，从土生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照见自己的文化属性。

　　土生葡人的文学作品按照其繁荣程度，依次是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此外，还有一些土生作家的日记、游记、随笔和译作，这些作品不一定都具有纯文学的水平，但从文化角度来看也具有探索的价值。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土生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这时期是该种族的多元混血形成阶段，代表性作品包括发表在《大西洋国》以及《复兴》杂志上的土生歌谣和土生诗篇，用帕图阿语写就，这种语言混合了葡语、英语、粤语、西班牙语和马来语。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这时期涌现出一批重要的作家、诗人、学者，澳门土生文学才形成气候。

　　澳门土生生态的研究者、语言学家白妲丽（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在文章《澳门传统诗歌》（Poesia Tradicional de Macua）中对二十世纪前的土生文学作品做了详尽介绍，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学者汪春在博士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的文化身份》中对全文做了译录：

　　所有作品都用patoá所写，虽然产生于澳门，但并非所有根源都来自澳门，主要面向葡萄牙、马六甲、印度、好望角。至今还能听到一首古老歌谣是一首嘲弄诗，诗里充满幽默滑稽的意味。Jo？觔o Marques Pereira亲自记录这首歌的乐谱，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四行诗段是：

　　Dom dom dom dom 咚咚咚咚

　　Suim capitam， 长官先生

　　Co espada nacinta 腰上佩着剑，

　　Co rota na mam. 手里拿着藤条。

　　这些诗歌里有什么土生的特点呢？一方面是语言，在方言的特别表达中加入了一些中文的词条，比如下面这首四行诗：

　　Quim quere casa， Catrina， 谁要结婚，卡特丽娜

　　Primeiro deve sabe 首先要懂得

　　Lava ropa， cozinha， Catrina 洗衣，做饭，卡特丽娜

　　Puca agu， compra som， bare. 提水，买菜。

　　Puca agu是提水，从井里提水上来;而compra som则是买菜，下饭的菜，som是广东话一个普通的词，意思就是菜。……

　　谜语基本都运用了诗歌语言的特征，用了押韵和诗歌的旋律，结构不总是四行诗的结构，需要更加大众化。

　　Telado vermelho红色屋顶/Parede branco白色围墙/Ung-a padre cafre/Chapado na canto.一个黑卡菲尔。Sa： lichia谜底是中国的一种水果，叫lichia或laichia（荔枝），“红色的屋顶”和“白色的墙”指荔枝红色的外壳和白色的果肉，“黑卡菲尔”指黑色的核。cafre意为卡菲尔人，是当时澳门人对非洲人的称呼。……

　　在成语方面，土生歌谣的记载非常少。最有代表性的、含有幽默意味的是这一则：

　　Miza， coa.意思是把小便过滤了从中提取汁液——小气鬼的超级汁水。

　　如果土生葡人有缺点，那最普遍的就是小气。另一个则很有名的：Quim ja bebe agu de fonte de nilau， O lo casa o lo more na Macau.意思是说，谁喝过了泥流泉的水，谁就会在澳门成家在澳门死。⑨

　　一方面，土生文学十分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澳门的生活风貌，为我们了解人文景观、历史景观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多种文化的碰撞与渗透，形成了土生族群独特的文化心理，对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模式有深刻的影响。就土生族群而言，他们的文化身份复杂而多彩，具有边缘性、交融性和特殊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土生文学进入爆炸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安乐（Leonel Alves）的诗集《孤独之路》;江道莲（Deolinda da Concei？觭？觔o）的短篇小说集《长衫》《旗袍》;雅伊梅·多·恩索（Jaime do Inso）的《东方之路》《中国观察》《中国》;玛丽亚·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的《神州在望》《北京的苦闷》《澳门夜曲》《中式晚餐》;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即阿德Adé）的诗集《澳门本如斯》《澳门诗歌》《澳门，受祝福的花园》和小说《玛丽亚与欧美勒·若翰的故事》;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和短篇小说集《南湾》;马若龙（Carlos Marreiros）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爱蒂斯·乔治·德·马天妮（Edith Jorge de Martini）的散文《废墟中的风——我在澳门的童年》;飞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的剧本《见总统》《毕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

　　以小说为例，很多作品都描述过土生葡人或葡人与中国女子结婚的故事，最常见的是土生青年和中国女子曲折的爱情、遭到双方家庭和社会反对的婚姻，或者借助更多的笔墨来表现双方在生活中的相互理解与付出，以此作为典型的中葡文化交融的例子。不过，大多数作品还是掠影式的，冲突或融合的展现比较表层，未能够以凝重而厚实的历史感与人文精神来反思文化、种族方面的异同，以及澳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

　　在戏剧作品方面，土生文学的戏剧剧本几乎全部以帕图阿语写就。土生艺术家们热衷于排演这种土生土语的话剧，形成一种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并置的人类学话语，而这种特殊话语的标准化，一部分外在表现形式是葡语，另一部分是受汉语影响的帕图阿语，其思维方式、文化心态、风俗习惯则越来越倾向于本地华人。

　　总体而言，对土生文学的研究，需要我们用跨文化的视野，挖掘其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土生作家们的身份因国籍、地域、血缘、文化等各种因素会显得更加复杂。但是，在澳门文学的背景下，跨文化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土生作家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种跨文化认同的驱动，并用其跨文化身份穿越一些文化的屏障，表達价值选择和对命运的思考。

　　三、土生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审美选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后殖民主义”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承续自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核心命题之一是探讨“文化身份”的问题。八十年代末，英国左派政治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系统的族裔散居文化认同理论，在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全球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后殖民理论空间。在讨论种族时，霍尔认为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存在中的身份（identity in being），它提供整体与公共的意义;另一种是生成的身份（identity as becoming），它是一种同一性的变化过程，展示了身份构成中的断裂。

　　身份问题对土生族群来说是本质的、长期的、难以排解的，是每一个土生都在不停地自我追问的。是中国人还是葡国人，这个问题在土生文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飞文基在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见总统》中借布治之口提出对土生身份的迷惘。土生葡人布治生在澳门，长在葡国，对葡萄牙了如指掌，也有很多葡国朋友，但向葡萄牙使馆申领护照时却遭拒绝。他不禁问道：我不是葡国人，也不是中国人，到底是什么人？

　　澳门回归前，土生葡人对身份问题的追问和焦虑愈加凸显，这种焦虑还包含对未来前景的彷徨与不安。阿德在1997年5月的《未来》一诗中写道：

　　何为澳门的未来？

　　中国人的未来？

　　葡国人的未来？

　　在澳门土生土长，葡萄牙儿子的未来？

　　……

　　阿德的诗揭示了族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反映了土生葡人在澳门过渡时期的精神和心态，是澳门土生文化的一个缩影。土生族群在澳门回归前后的困境与调适，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寻找自己是“谁”，是他们在建构文化身份过程中所经历的迷惘与顿悟。如果说回归前澳门存在着葡萄牙人与华人的族群对峙的话，那么，从过渡时期起，澳门的文化与政治这两股力量就开始转向华人社会，回归后，在政治与文化双重牵引力的作用下，土生族群失去了过往的优越感与隔绝性，即便在殖民时期未曾真正与华人社会融合，但想在澳门延续下去，就需要调适心态融入到华人社会，在取舍中找到生存的基点。1987至1999年这十二年的过渡期中，土生葡人不仅改变了对葡萄牙文化存在的理解方式，而且在葡语文学背景下不断尝试寻找具有空间动态变化特征的可读性。

　　李安乐的《知道我是谁》最能反映土生族群对身份问题的认识的转变：

　　我父亲来自葡国后山省，

　　我母亲中国道家的后人，

　　我这儿呢，晦，欧亚混血，

　　百分之百的土生（澳门）人

　　在选择“中国人”还是“葡国人”的两难境地中，李安乐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表现出对中葡双方的双重认同。虽然中葡文化冲突通过血缘的交融把土生族群推向被两方都视为“非我”的极端处境，但摆脱了“中”或“葡”的选择，坦然接受土生族群文化身份边缘性的特点，认为澳门是自己的安身之所，自我确认为“澳门之子”，巧妙地解决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危机，也为各类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不同文化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当然，对澳门的认同并不能完全消除土生族群的不安与矛盾心理。虽然历史上和血缘上的关系不会断，但葡萄牙和澳门土生葡人的关系越来越远。在很多土生文学作品中，澳门被描绘成“根”之所在，土生作家们抒发自己对澳门的感情，认为澳门是自己的家乡，这块土地孕育了土生葡人群体与文化，也是土生葡人的港湾，这便是所谓的“澳门情结”。这种地理认同是身份认同极重要的一部分，展示了认识自己的过程，追溯了土生族群与澳门这块土地息息相关的历史过程，是对身份问题的一个回想。

　　“我是谁”的文化身份定位也是影响作者“为谁说话”的根本因素，决定着作者创作的基本风貌和审美情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土生文学表现出族群本土化的探索姿态，从文化认同中体现出来的审美取向来看，对澳门的深厚情感、对华人女性形象的塑造、语言美、异域情调是土生文学鲜明的美学特质。土生作家从文化身份出发，在作品中对澳门的自然、人文做种种艺术投射，这是土生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以直接的审美风貌呈现间接的社会属性。

　　以飞历奇的《大辫子的诱惑》和江道莲的《长衫》（又译为《旗袍》）为例。飞历奇和江道莲是为澳门读者所熟知的葡语作家，他们生于此，长于此，亲身经历了澳门的历史变迁，对澳门社会、澳门土生葡人的生活有深切的体会。在他们的作品中，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方式，表现了作者对澳门、对土生族群的了解和思考，所述情节有较高的可靠性，是艺术文化学的有效的方法。同时，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十分真实丰富的土生葡人的生活，也使得小说具有社会文化学的意义。

　　在《大辫子的诱惑》中，主人公阿多森杜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葡人后裔，出生在澳门上城区——圣安东尼奥区，女主人公阿玲则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文化的黄种女人，生活在平民坊，以挑水为生。但是，作者的笔下的阿玲拥有为中西方文化所认同的品质，从模样到性情、品德都完美无缺，非常可爱。既有东方的审美视角，又不失西方女性美的特征。最吸引人的还是她“那条黑油油的辫子，在身后摆动着”，“犹如一根诱人的垂摆”⑩。大辫子是东方女性的一种身体象征和文化象征，以此为主题和线索，暗示了澳门土生葡人对东方女性的理想需求，是这个族群特性的投射。作品中构造的类型化的、被理想化的中国女性形象，把作者鲜明的族群意识艺术化地表现出来。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怀着极其美好的愿望细致地描绘了阿多和阿玲在家庭生活中弥合不同文化冲突的过程。这对年轻的夫妻开始学着在生活中相互磨合，他们互相理解、互相谦让、互相适应，以耐心说服的方式，寻找彼此之间的空间，最终找到属于他们的独特和谐的生活方式。作者以这种情节来表现土生葡人和华人对对方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的逐步认同。虽然这份爱情初期遭到来自社会的反对和阻挠，但故事的结尾，年迈的父亲幡然悔悟来到儿子家里，儿媳妇也以德报怨迎接了他。

　　飞历奇出身传统世家，也许是阶级局限，也许是写作策略，他在故事主人公身份设定上还是带有种族的优越感。但无论如何，飞历奇依然通过这个中葡爱情故事打破了过去对华人女子的偏见以及对跨种族婚姻的偏见，以欣赏的心态塑造了阿玲这样的完美华人女性形象，一个改变高贵土生青年及其家族命运的华人女性。从这个角度看，他既理解认同华人社会和文化，又带有无法消除的矛盾心理。

　　《长衫》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27篇。在小说中，江道莲塑造了一系列的华人女性形象，她们或是经历了中葡爱情中的无助、坎坷与卑微，却又展示不屈与坚强，或是在二战期间承受煎熬，却又勇于反抗现实{11}。这是一本与时代相关的命运小说，作为曾经的记者，江道莲用浓缩成新闻式的故事，和比飞历奇更偏向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剖析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对东方传统压迫束缚女性做出批判，表达自己对东方女性的同情，还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做出诠释，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江道莲的作品中甚少涉及人物家族背景，只是单纯地借由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来催促个人的觉醒，相较于土生族群的文化身份问题，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女性立场的问题。这与江道莲的特殊身份有关，江道莲是生活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旧时代的土生女性作家，虽然拥有殖民者的特殊地位，但她没有以“他者”的视角来审视东方，建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女性形象。作为土生族群，她是血统纯正的葡萄牙人眼中的“他者”;身为女性，她被视为旧时代土生族群中依附于男性的“他者”。所以在这种女性书写中，不仅有作者对东方女性的诠释与认同，也投射了自己作为“他者”的困惑与批判，以及对生活的思索和抗争。

　　由此可见，土生作家对澳门的阐述已不再是从“异族人”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而是能够呈现“落地生根”的精神诉求和“自我”的寻找，在不同文化时代背景下进行历史沉思、美学探讨和文化阐释的有益探索。尽管仍有无法割舍的葡萄牙殖民文化心态和文化自卫本能，但从土生文学中可以看出，土生葡人族群对其文化身份的认同重构已呈现新特点，原来互相封闭和疏远的族群关系已变得开放与和谐。

　　四、结语

　　澳门曾被葡萄牙管治长达四百年，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土生葡人这一澳门独有的混血族群，是歷史留给中葡共有的一份“遗产”，具有鲜明的澳门地域特征。社会影响和制约条件造就了土生葡人文化的独特性，他们为了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谐相处，不断自我选择，使自己的行为适应社会环境，这个过程是文化适应和认同的过程。

　　由于土生族群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中葡文化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文学作品体现了多重影响的投射和积淀。在土生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东西文化混合形态的边缘文化的特征，土生文学中所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与澳门本身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对土生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土生文学文化身份的探讨，是对澳门文学整体文化身份的一个补充。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土生作家的身份立场及其创作影响体现了多种身份认同欲求激烈交锋的痕迹。在此背景下，研究土生文学中“自我”与“他者”间相互矛盾、相互依赖、相互构建、相互塑造的关系，揭示土生文学的跨文化本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对拓展土生文学研究和澳门文学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

　　① [葡]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金国平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版。

　　② C. R. Boxer： O Império Marítimo Português， 1415-1825. Edi？觭？觔o apoiada pela Comiss？觔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觭？觛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2011.

　　③ [葡]文德泉：《澳门土生葡人——澳门》，澳门：澳门官印局1965年版，第24页。

　　④ Almerindo Less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 Macau， 1974， notas 95 a 98 a pp.73 e 74.

　　⑤ 李长森：《澳门土生族群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 古远清：《澳门文学的发展脉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3期。

　　⑦ 郑炜明：《八十年到到九十年代到澳门华文文学活动》，《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

　　⑧ 汪春：《澳门的土生文学》，载于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⑨ 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的文化身份》，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7-23页。

　　⑩ [葡]飞历奇：《大辫子的诱惑》，喻惠娟译，澳门、石家庄：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2页。

　　{11} [葡]江道蓮：《长衫》，金国平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Cultural Identity and Aesthetic Selection in the

　　Native Literature of Macao

　　Hu Jing

　　Abstract： Inheriting from the cultural critique theory of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ism has one of its key propositions that explores cultural identity. The native ethnic group in Macao is of mix-blood that is both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nd they face a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when writing. Hence how to look at Chinese culture and Portuguese culture that has become a primary issue for the identity of these writer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ir aesthetic orient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Macaos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When the native literature reveals new features in its aesthetic selection，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of Macao. Although the native ethnic group， in their mixed state，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and spiritual homeland， but complete integration is not possible.

　　Keywords： Postmodernism， n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aesthetic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