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澳门话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意识;艺联剧团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43-07
基金项目：澳门科技大学研究基金（FRG-UIC）资助项目“文学剧场研究”。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澳门话剧的正式诞生期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年代是澳门话剧的起点，话剧在这一时期发展相当迅速，并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地域特色。四十年代随着抗战的胜利，澳门职业话剧的发展随之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时代环境却催生了业余话剧的繁荣。业余话剧成为四十年代中后期澳门剧运的主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澳门话剧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因此，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澳门话剧的一个发展时期可以看出早期澳门话剧的阶段性特点。
一、深厚的民族救亡意识
澳门话剧诞生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救亡意识伴随着前期的话剧运动。“一九三五年冬至一九三六年初，南国海隅的澳门，在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的冲击下，不少青年纷纷觉醒，走上爱国的道路……到一九三七年初，由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焚苦读书社扩展为前锋剧社。”①这其中所说的前锋剧社，是目前可以知道的澳门最早的话剧社，也是澳门早期话剧运动的重要标志。与前锋差不多同期诞生的还有晓钟剧社和绿光剧社。“自从‘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为了更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人士投入抗战救国运动中去，中共澳门党组织决定派廖锦涛代表前锋剧社与‘朝阳日报、‘大众报等社团于1937年8月12日成立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②1937年9月至11月，“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以游艺会的形式为抗战筹款。在9月4日澳门清平戏院的游艺大会上，前锋剧社演出抗日话剧《烙痕》，晓钟剧社演出抗日话剧《布袋队》以及反封建话剧《兰芝与仲卿》。澳门话剧和抗战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澳门话剧的发生发展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救亡图存背景，和其内在的民族意识是密不可分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澳门还未形成系统化的华人市民社会，因为华商资本形态的发展还远未成规模，嘉庆年间广东巡抚韩崶观察到当时澳门的情况：“其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三千一百余名口，因夷人止知来往贸易，凡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于华人，而贫民亦可藉此稍沾余利，历久相安，从无争竞。”③在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澳门当时的贸易由外国人垄断，华人开铺落业者只有几千人，贫民则是“稍沾余利”。少量华人在澳门主要是从事手工制造业，虽“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于华人”，但毕竟不是大体量的经济模式，华人对于当时的澳门社会还缺乏真正的影响力。澳门华商的发展是在1845年葡萄牙在澳门推行新的经济政策之后。其中专营制度和招投承办制度的实施，对澳门本土华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历史资料记录，较早的专营制度是在1847年1月开始的白鸽票专营。此后延伸到猪肉、番摊、鸦片、卖鱼、养蚝、盐业、火水等20个左右的行当。其原因很重要一点是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开埠通商，澳门作为几百年国际贸易港的地位宣告终结。澳门华商从此崛起于历史舞台，澳门华人市民社会在近代迅速发展。一方面，澳门受葡萄牙的影响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早“开眼见世界”的地方。早年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的革命活动最先在澳门展开。1889年前后，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少白等人在广东地区以戏剧作为宣传手段，甚至借戏班作掩护，从香港、澳门及广州私运军火供应各地革命组织。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形成的华商社会又秉承了中華传统文化意识，形成中西融合的社会结构。此后的澳门话剧，民族意识贯穿其始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职业话剧团艺联的出现。
在香港陷入日军之手后，1942年初大批香港剧人避难到澳门，张雪峰、关存英、梁寒淡等人成立艺联剧团。“当时‘艺联原名为‘中国艺联剧团，但因为这个原因（日方势力干涉），唯有将‘中国两字删去。”④艺联剧团是澳门话剧史上的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阵容强大，影响深远。艺联剧团曾演过的剧目有《雷雨》《日出》《武则天》《生死恋》《茶花女》《明末遗恨》和《巡阅使》等，曾经连续演出41天，受到广泛欢迎。1942年下半年艺联离开澳门之后至1945年抗战后期，澳门的话剧活动较为低迷，演出活动不多。1943年3月，第二个职业剧团澳门中艺话剧团成立，但亦支撑不过半年。1944年冬，澳门中流职业话剧团成立，1945年8月，中流剧团解散。中艺、中流代表了艺联职业剧团之后至抗战后期澳门职业话剧的主要发展业绩。中艺、中流所演的节目依然是以内地优秀剧目为主，如沈浮的《金玉满堂》、夏衍的《愁城记》、郭沫若的《孔雀胆》等，也演出一些翻译剧，如《生死恋》《镀金世界》（法国）。职业剧团提升了澳门话剧演出的艺术水准，扩大了话剧在澳门的影响力，唤起了澳门社会的民族斗争意识。
1945年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节节胜利，澳门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之势纷纷涌起，如艺协、啸鸣、雷风、烽涛等剧团或剧社，业余话剧呈现活跃状态，抗战话剧和歌颂抗战事迹的话剧一时蜂拥，再一次推动了澳门话剧的发展。救亡图存与民族意识成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话剧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二、时间短促的职业繁荣
澳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话剧发展高潮无疑是职业话剧团的出现，而它的出现又和抗战环境联系在一起，抗战一旦结束，澳门再无职业话剧团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依赖于抗战环境而产生，又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结束，成为澳门职业剧团的时代特点。产生于抗战，是因为澳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成为相对安全的“孤岛”。民族危亡的意识，加上大量来自香港、内地的剧运人士流寓、聚集在澳门，必然地促进了本地话剧的繁荣。同时，澳门虽然处于相对安全，没有被占领的状态，但当时已经风靡起来的电影业，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海外胶片难以到达澳门，对澳门电影运营造成重大冲击，客观上也为澳门剧团职业化提供了商业空间。结束于抗战，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大量聚居在澳门的外地人口纷纷回流，原来的剧运中坚人士回到内地、香港，电影业复苏，粤剧如日中天，处于继续上升时期，维持话剧职业剧团的市场环境已不复存在。澳门职业话剧的兴起和消失，在整个抗战期间，前后加起来大约是两年时间，直至今天澳门也无完全依托市场的职业话剧团存在。
澳门职业话剧的出现以艺联剧团的成立为标志。当时艺联的成功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剧团的实力;二是抗战下澳门的封闭环境。
1939年8月，原上海“中国旅行剧团”的负责人唐槐秋在香港组织了“中国旅行剧团国语组”，后来又与张雪峰、关存英和梁寒淡等人创办了“中国旅行剧团广东话组”。张雪峰曾被唐槐秋聘到香港任导演，并在香港获得了显著的声誉。“张雪峰先生这个导演人的名字，在香港剧坛上，已经成为相当知名的人物了。”⑤到1942年成立艺联，张雪峰已经在话剧领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此外，像关存英、梁寒淡、李亨、良鸣、张雨峰等艺联成员都有较为丰富的剧团演出、工作经验。像张雪峰的弟弟张雨峰，当时已是号称“南国第一灯光师”。艺联剧团的组成实力对于它的成功有直接的关系。如艺联的《雷雨》在澳门连演41天。艺联在澳门演出的第二个剧目《日出》同样非常成功，澳门福隆新街风月场女子十分喜欢，“红牌阿姑”甚至经常包起戏院一两排位请她们的客人来看。可以看出当时艺联剧团的影响力。
此外，除了剧团实力，外在客观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的评论：“香港事变后的时年，本澳的粤班稀少到差不多没有了，电影片也是残旧不堪，张雪峰领导下‘艺联延续了四十多天的生命在澳门，一样的能够卖座，但不一定是‘艺联剧团本身的成功，当时是无戏可看。”⑥这段评论，“四十多天”这一说法有误，因为艺联的存在有半年左右。其他信息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当时的“无戏可看”不是空言。香港沦陷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日军的封锁和战事的爆发，西洋电影难以进入澳门，加上难民的融入，一时城市人口大增，又加上澳门因葡萄牙的关系宣布中立，市民社会在相对平静中骤增了对文化娱乐的需求。
1942年下半年艺联离开澳门之后，战事尚未结束，职业话剧发展告一段落。直至1943年，原艺联鲍洛夫、赵键、何英仲等没有离开澳门的成员发起成立中艺剧团。然而中艺成立不到一年，剧团老板罗嗣高罹于船难，剧团解散。中艺的影响力比艺联要小很多。到1944年冬，中艺的主要成员鲍洛夫、赵键、何英仲加上从内地返澳的刘芳等人成立中流剧团，后来也解散了。艺联1942年初成立，6月底即告解散，1943年成立的中艺支持了半年多，中流至1945年8月完全解散，也是半年多时间，三大职业剧团的存续时间都不长。
中艺和中流的解散和艺联有所不同，艺联离开澳门包括政治环境、人事变动、发展方向等原因。中藝和中流解散的重要因素是因为资金和面临粤剧的市场竞争。艺联成立于1942年初，后来成为话剧强劲竞争对手的粤剧班还没有在澳门涌现，剧院演出场所的租金还能应付。粤剧在澳门的兴盛局面是在1942年之后，艺联可以说占了一个娱乐产业的先机。“香港也陷落后，广州和香港的交通恢复，很多戏班回到广州，不过，相比澳门的安定，广州或者附近四乡，都不太好维持，所以很多名伶愿意组班或受邀到澳门登台。”⑦到了后来的中艺和中流，粤剧团已经在澳门遍地开花，本地观众喜看粤剧，加上场租的关系，难以与之形成竞争乃至解体就成为必然了。“无论你所担负着多么伟大的意义，可是戏院根本就是一间商业的铺头一样，只同你有无化算。……粤戏班可以标榜一个怎样有号召力的老倌便可以演出，但话剧却是纯集体的艺术，布景与演出都要力求合理，一场新戏，话剧和粤剧付出的人力物力差不多，但是收入所得却是差别很大。”⑧同时，在1945年的抗战后期，澳门电影业逐步恢复，人口往各地回流，剧运人士回内地、香港发展，不理想的市场环境使得澳门职业剧团最终消失。
在客观环境和粤剧冲击的影响之下，澳门话剧三四十年代的格局是“两头热，中间静”。所谓两头热，即三十年代澳门话剧诞生至1942年下半年艺联解散为第一头，1945年抗战尾声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二头，这两头澳门话剧呈现发展的兴盛局面。而1942年艺联解散至1945年上半年则为中间平静期。第一头的发展，以澳门话剧的出现为其标志，艺联的成立为高潮。进入中间的平静期，即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鲜有大规模的话剧活动。这期间出现了核心成员是同一批人的中艺、中流两个职业剧团。不过中艺剧团声势不大，中流剧团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存在时间均为半年左右。1945年抗战尾声至四十年代末是第二头，澳门业余话剧兴盛，职业话剧团已不复光景，到完全解散。这时粤剧较多吸收职业话剧人员，以加强舞台的背景和灯光技术，比如像赵键、鲍洛夫等这些前职业话剧团核心成员都曾为澳门任剑辉所在的新声粤剧团做过舞台技术设计。职业话剧在澳门最终向业余发展的方向过渡，同时也促进了业余话剧艺术水准的提升。
三、业余话剧的时代风格
虽然1942年下半年之后，澳门话剧的职业之路并不顺利，但是业余话剧的发展却在曲折中向前，在1945年之后取得让人瞩目的实绩。纵观澳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业余话剧，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前期强调民族意识，抗战剧多;1942年艺联之后至1945年的中间期，话剧演出较少，但受到职业话剧的影响和熏陶，澳门话剧艺术上日益成熟;1945年之后，业余话剧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是出现了自觉的话剧理论反思，强调话剧的社会责任承担，与澳门的社会社团结构不断融合。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当时澳门的《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其他社团发起组织了“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即“澳门四界救灾会”。“1937年9月4日，在澳门清平戏院的游艺大会上，前锋剧社上演了抗日话剧《烙痕》，晓钟剧社上演了抗日话剧《布袋队》和反封建话剧《兰芝与仲卿》，支持抗战。”⑨此后前锋剧社在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期间，先后三次到临近的中山市下乡演出，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布袋队》《血洒卢沟桥》等抗战名剧。
在本土创作剧目方面，现在能读到的抗战时期在澳门发表的剧本是写成于1938年的《圣诞节前夜》，是澳门培正中学暴风剧社的集体创作。剧本讲述的是老牧师战胜思想顾虑，最终让儿子与他和众教徒投入抗战的故事。
澳门话剧肇始于抗战时期，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在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实际上处于半沦陷状态，日方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胁迫着澳门文艺界。对于澳门的文艺发展，日方势力注意到了它的宣传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并刻意加以左右。如当时澳门《西南日报》一篇星期评论文章：“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以日本为中心，东亚各民族，已同心一致将英美恶劣势力逐出东亚之外……此种危险性的英美思想，若任由其存在，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上，实有不少之障碍力，东亚各地，向在英美暴力统治之下。”⑩据艺联职业剧团创始成员陈有后对当时的话剧环境回忆：“但我们不敢演抗日戏。只是以《明末遗恨》等来提醒民心，所演的戏内容也是社会、封建问题等。但结果我们也得离去。日本人那时在外交上能够驾驭葡国政府。”{11}
从1942年至1945年，在艺联职业剧团离开澳门之后，澳门话剧陷入低潮，话剧演出较少，更缺乏有影响力的剧目。因此1942年至1945年日方势力渗透时期，抗战前期民族意识强烈的剧目受到了压制，话剧活动受到掣肘，但受艺联职业剧团的影响和熏陶，加上一部分艺联成员的留澳，澳门业余话剧获得了艺术上的提升，如1945年啸鸣业余剧社在域多利戏院演出了曹禺的《日出》。
与此同时，两个短暂存在的中艺、中流职业剧团对于澳门话剧的交流具有促进作用，如剧团演出过沈浮的《金玉满堂》、夏衍的《愁城记》、郭沫若的《孔雀胆》等，也演出一些翻译剧，如《生死恋》、《镀金世界》（法国）。中艺、中流在艺联之后，进一步促进了澳门业余话剧的发展，使抗战后期业余话剧又能迅速地兴起，并且出现了自觉的话剧理论反思。
1945年，澳门业余话剧迎来兴盛的局面，这属于整个三四十年代澳门话剧“两头热，中间静”的另一头，这一原因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战场上的主动形势有关。社会环境趋向缓和，这一时期业余剧团纷纷成立，演剧活动不断出现，形成一时的热闹局面。如成立于1945年的业余剧社就有澳门知用中学啸鸣剧社、澳门培正中学青联剧团、澳门雷风剧团、澳门艺协剧团等。1945年澳门著名剧人卢敦、区爱还成立职业性质的时代剧团，但旋即解散。这时，继三十年代澳门话剧的诞生之后，澳门话剧形成了第二次发展局面。1945年下半年出现了较多关于戏剧理论的探讨，和业余话剧的复兴同步，代表了业余话剧自觉地以艺术的形式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这是此前所没有的现象。如1945年7月的《复兴日报》署名“云”的作者撰文：“目下澳门的话剧，已从奄奄无生气中，滋长勃发，欣欣已向荣……粤剧……早应入于淘汰之列，而取以代之者，当然是话剧。因为话剧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两样，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意识。”{12}又如1945年7月的《复兴日报》麦丹撰文：“一部戏剧的演出，虽然是一刹那的出现，和顷刻间的动作，然而他是具有着一种很大的力量，是能够直接影响大众。无疑地是最能充分和明显地擂守（原文用“擂守”）人生和反映时代的一种综合艺术。”{13}
另一方面，澳门业余话剧社团在1945年重新繁荣之后，秉承着较为强烈的社会功能意識，分散在学校、各工商组织的社会结构单位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如1946年，隶属于澳门社会服务处的艺锋剧社在澳门金城酒家演出田汉的《南归》，澳门水电机工话剧团在中山市南坪乡筹款游艺会演出田汉的《南归》，1947年国语运动协进会为两广水灾筹款在清平戏院义演莫里哀的《生财有道》，1949年脱胎于艺锋剧社的锋芒剧社在澳门岗顶剧院演出包蕾的《火烛小心》等。1945年6月署名复人的作者撰文：“话剧团体在本澳差不多已成为一种业余性质的剧艺运动。啸鸣社虽属学校里组成一个话剧团体，可是他们凭着一片热心，替社会服务。历次演出的义演，成绩也是不弱。”{14}这是对业余话剧趋向于社会社团属性的一种反映。
四、地域特色的社会融合
三四十年代的澳门话剧和社会活动逐渐融合在一起。在公开演出的话剧中，澳门没有出现作为纯艺术探讨类型的作品，这使得澳门话剧打上了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其重要的地域特色在于，澳门比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话剧演出往往和社会社团活动联系在一起。比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澳门努力推动国语运动，开展国语话剧。又如1947年广东、广西两省水灾，澳门中华国语运动协进会牵头义演，表明了澳门话剧对社会的参与和融合。
澳门话剧参与社会活动是进行社会融合的体现，其特点又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影响力大。澳门话剧在其产生发展之初已经呈现出此种特点。比如诞生于抗战期间的话剧团体，可以说是同仇敌忾，话剧团体均投身于支持抗战的社会运动中。其原因从深层次来说是因为华商社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形成之后，澳门华人社会凝聚成以华商团体为核心的文化族群，中华意识成为其内在的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得到广泛响应。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澳门地域面积较小，公开的文艺活动不多，社会关注的内焦点较为集中，话剧作为一种公众的艺术活动容易受到大众关注。这种情况到了香港沦陷后，艺人避难澳门的时候更为显著。以中流剧团为例，中流是1944年冬成立的职业剧团，未能坚持一年。报纸除了跟进其演出剧目之外，甚至对排演过程也加以报道。“到了今天排演而来演出的有秦淮曲、□□（原文缺失）、雷雨……不过看这些情景，没有地盆（应为“地盘”之误）的剧团，其生存力有很大的疑问了。”{15}这里所说的“地盆”主要是指难以担负场租，无法与粤剧班竞争。“中流的《家》虽在无影无形的消失，最近又有一丝另排新戏，剧本问题，李亨仍在物色中。”1610天之后，8月18日，中流剧团即告解散。同样在8月6日的这份消息中，说到烽涛剧社将筹备演出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过了10天又说：“烽涛剧社的《杏花春雨江南》因地方环境关系，不能上演，将改排《水乡吟》。”{17}像这样演出不成功却又受到关注的例子还有不少。澳门话剧在当时不属于大众的市民文化消费，但屡屡受到关注，侧面说明了澳门地域小，文艺活动少以及话剧活动受重视的状况。而像今天的澳门话剧，在整个澳门社会中属于众多文艺活动的一种，除了重大演出，轰动效应不能和三四十年代相比。
二是融合于社会团体，参与社会事务。澳门业余话剧和当地社会团体关系密切，发挥着当地社团的功能性作用。如前文所述的前锋剧社，就是共产党人的进步话剧组织。所谓业余，不仅是指一班话剧同仁爱好者的组织，而且具备社团的功能性质，这成为后来澳门业余话剧发展的主要模式。这种融合性在澳门的业余剧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工商团体剧社，一种是学校师生剧社。工商团体剧社承担了文娱、交流、慈善等功能。像社会慈善活动方面的：“青年国术社为同善堂筹募医药费义演大会准于今日下午八时在清平戏院举行……三、话剧‘寒，陈矢真编导……”{18}像交流方面的：“本澳水电机工联合会话剧组应南屏乡（在今珠海南屏）绍武学校之请，为该校文化教育基金举行音乐话剧游艺筹款大会。于本月廿七、廿八两日在该乡林家祠内举行，情形相当热闹，观众异常拥挤，连续两晚均满座。”{19}教会学校主要是演宗教剧。学校剧团属于师生业余爱好的文娱组织，有时也承担一些社会慈善活动的义演。如啸鸣剧社是当时澳门知用中学所组织的业余话剧团体，也是当时比较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组织。“啸鸣剧社是本澳知用中学在学的学生们所组织的业余话剧团体，他们都是一班有志于话剧运动底青年，在不求名利的条件下，向着他们的目标迈进……他们为着推进社会的福利，对于无论何种社会慈善事业，是无不乐意接受襄助，前曾为功德林平民饭场筹募经费而上演，成绩斐然……最近又应公进会平民粥场的请求，将于本月底上演曹禺名著《日出》一剧，为之筹募善款。”{20}在澳门业余话剧中，学校对于话剧的推进和普及起着重大作用。首先是不少参与话剧的人士大多为中小学教师，如三四十年代的梁寒淡、关存英，五六十年代的罗灿坤、甘恒、邱子维等，他们对于澳门话剧的宣传和推动都发挥过一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业余话剧和澳门社团结构型社会的融合，在抗战末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趋势，最终成为澳门业余话剧的一大特点，一直影响到今天。
三是容易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1942年之后，日方势力渗入澳门，对话剧运动有所抑制，抗战剧不能上演。抗战胜利后，在澳门推行国语普及的声音高涨：“国家统一和国家的强弱很有关系，要是语言不统一的，就会影响到国家的进化，和一切事业的发展，更会影响到民族的团结。”{21}其中，提倡国语话剧也是重要的要求。“自从胜利复员以后，‘国语在澳门市民的耳鼓里有着雷般的响震……各书局对有关国语的书籍都廉价推销，在播音台用国语广播，在报章刊登有关国语宣传文件，公开国语演讲比赛，公演国语话剧等等有关国语的宣传。”{22}这背后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其中的影响。又如其中一例，国语话剧参与了当时规模较大的1947年广东、广西水灾筹赈演出活动。当时报纸报道：“通过义演国语话剧筹赈，所用经费盖由会中自筹，收入票款涓滴归公，于各方人士赞助下，定期七月十六晚八时半假清平戏院演出……此次义演话剧《生财有道》，全用国语对白，冀使观众于娱乐之中，切实认识国语为国家之标准语，为人人应通晓之语言，学习国语，推进国语为人人应有之责任，更自觉切身对国语之需要。”{2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民党试图利用其影响力介入当时的澳门话剧，但他们在文化政策上的举措却显得较为封建和保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进步话剧精神不一致。比如1947年8月27日澳门《市民日报》推出了“孔子圣诞暨教师节纪念专号”。像李秉硕、屈仁则、郭则范等国民党政要纷纷在上面题辞、发文，以表达对孔子的凭吊。但是其中文字往往是基于政党之见和政治动机，未能客观地看待孔子的历史贡献。如其中一篇说道：“而孔子学说的精神则已深入人心为中华民族生命所寄托。如中流的砥柱，如大海的统针。二千余年举凡主义的建立及政治的措施，苟显然违反孔子的学说，必不旋踵而失败，断难成功。”{24}
总体而言，澳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话剧从其诞生之初就和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有深厚的民族意识。以前锋剧社为代表的进步剧团担负着积极的社会责任，体现了救亡图存的特色。1942年艺联职业剧团演出的历史剧，像《明末遗恨》《武则天》，1945年3月中流职业剧团的《孔雀胆》，也在唤起民众的文化民族意识。同时，短暂存在的职业剧团对澳门话剧的艺术提升有较大的影响。首先是技术的革新，突出体现在灯光和布景这些舞台技术方面。如赵键的布景、张雨峰的灯光，鲍洛夫、李亨的舞台设计。其次是演出的剧目，如职业剧团演出过《雷雨》《日出》《明末遗恨》《孔雀胆》《镀金世界》等中外名剧，丰富和提升了澳门话剧的艺术维度。随着抗战的推进，澳门话剧出现“两头热，中间静”的局面，抗战后期，业余剧团逐渐形成了和澳门社团结构型社会互相融合的发展格局。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因其地位特殊，处在中西交融的“中介”地带，又因其地域较小，在时代环境下，话剧活动容易受到关注，因此社会意识形态也在当时的澳门话剧发展中留下印迹，成为澳门话剧发展的历史特征。无论如何，三四十年代是澳门话剧发展的重要一环，在社会定位、审美取向、运营方式等方面到今天仍有影响。
① 文文：《前锋剧社及其他——三十年代澳门抗日话剧史话》，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话剧研究会编：《广东话剧运动史料集·第二集》1987年版，第219页。
② 李信：《“七七”抗战前后澳门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红广角》1999年第6期。
③ 《广东巡抚韩崶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页。
④ 《鲍汉琳醉心于演员艺术》，載于张秉权、何杏枫编撰：《香港话剧口述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香港戏剧工程2001年版，第207页。
⑤ 申烈荣、石曼编：《戏剧的力量——重庆抗战戏剧评论选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⑥ 《艺联剧团是机会者? 澳门的话剧运动? 刘芳排演“金玉满堂”定下六月计划》，澳门《市民日报》1944年12月3日版。
⑦ 張静：《澳门戏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⑧ 《中流三幕剧目前依然无法演出》，载1945年6月2日澳门《复兴晚报》。
⑨ 郑应峰：《澳门市民话剧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⑩ 《东亚文学家的参战：祝东亚文学者大会》，载1943年8月27日澳门《西南日报》。
{11} 《陈有后见证香港戏剧的成长》，载于张秉权、何杏枫编撰：《香港话剧口述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香港戏剧工程2001年版，第123页。
{12} 云：《剧运改进》，载1945年7月25日澳门《复兴日报》。
{13} 麦丹：《推荐〈女子公寓〉——于伶名著的四幕剧》，载1945年7月29日澳门《复兴日报》。
{14} 复人：《漫谈本澳剧运——又有艺协剧团出现》，载1945年6月1日澳门《复兴日报》。
{15} 《中流三幕剧目前依然无法演出》，载1945年6月2日澳门《复兴日报》。
{16} 《杏花春雨江南——烽涛剧社将筹备演出》，载1945年8月6日澳门《复兴日报》。
{17} 《名剧〈水乡吟〉——烽涛剧社改变演出》，载1945年8月17日澳门《复兴日报》。
{18} 《青年社今晚义演为同善堂筹款，下午八时在清平戏院举行》，载1945年6月7日澳门《西南日报》。
{19} 《水电话剧组下乡演剧》，载1946年7月31日澳门《市民日报》。
{20} 《写在啸鸣剧社义演之前》，载1945年5月14日澳门《复兴晚报》。
{21} 《中国人应懂中国话》，载1948年3月21日澳门《市民日报》。
{22} 《同学们：努力学习国语吧》，载1948年3月26日澳门《市民日报》。
{23} 《义演国语剧筹赈之意义》，载1947年7月16日澳门《市民日报》。
{24} 《孔子学说与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载1947年7月16日澳门《市民日报》。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of Drama
in Macao in the 1930s and 1940s
Zheng Yingfeng
Abstract： The 1930s and 1940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rama in Macao， forming its own characteristics.This drama， bor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China， is tinged with a ric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salvage and survival. In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Macao drama reached its professional height in its initial period although it soon was on the decline a few years after instead of continuing to grow. With the professional drama that gave the occasion for artistic development， amateur drama in Macao prospered. In the unique urban circumstances of Macao， amateur drama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social societies in the cit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linking th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functioning. The developmental mode of Macao drama， in its embryonic form in the 1930s and 1904s， still has an impact today，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it.
Keywords： Macao drama， the 1930s and 1940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roupes of artists associations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