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澳门新文学的起点和发生期的基本面貌问题，以往因史观的局限和史料的缺失造成了认识上的模糊与曲解。三十年代的澳门，并非如史家认为的没有产生新文学，新文学在殖民地澳门实为一种“夹缝求生”的混杂状态。如果说教会学校的学生刊物为培育澳门文学新生力量提供了重要平台，那么“文人行旅”则对本土新文学的发生起到了类似“催化剂”和“动力源”的作用。三十年代内地左翼文化思潮，推动了澳门新文学的发生进程，使其诞生即打上了“民族主义”的胎记。通过对早期历史刊物的爬梳，回到发生现场，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新文学的本土化特征和弥补以往文学史整体叙事之缺疏。
关键词：澳门;《醒心周报》;文字传教;文人行旅;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32-1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粤港澳新文学之发生研究”，项目编号：GD20CZW07;广东海洋大学2021年度人文社科項目“粤港澳现代文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C21817。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著名作家李育中先生晚年曾在一篇序言中写道：“如何写好广东现代文学的开头，确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其所指“广东”显然是“大广东”概念，并特别用“白头宫女话天宝”形容其难。文章强调了广州在岭南文学的中心地位，及其与香港唇齿相依的微妙关系。至于澳门，他认为“由于情况特殊，简直无法表述”。①事实上，相较于其它地区，发生期澳门新文学的表述与图景依然模糊。目前的基本共识是本士新文学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之后，并且是源于内地作家文人的南来北往的文化传播与推动。②这从时间与空间上勾勒了其发生特征，也基本确定了新文学的播种者及其身份背景。陈子善先生通过钩沉二三十年代澳门新文学史料，对澳门新文学的发生情况有新发现。其研究探讨了郁达夫小说《过去》与澳门的重要关系，对1933年10月15日创刊的澳门本土文学杂志《小齿轮》创刊号的新发现更是填补了澳门新文学史之空白。③澳门本土学者郑炜明先生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澳门16世纪以降的华文旧体文学、华文现当代文学等予以较为全面系统的关照，其中对于40年代澳门本土新文艺刊物《艺峰》和《迅雷》的大致内容予以了专门介绍。以上学者的研究，对于弥补澳门新文学的历史图景极有价值，也为后人进一步探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首先，三十年代的澳门，并非如过去一般史家所认为的没有产生新文学，而事实上是有着像鲁衡这样纯粹的新文学的爱好者与建设者以及像“群力学社”这样跨地域（粤港澳）的文学小团体的存在。而《艺峰》的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三四十年代的澳门，已经出现了像梁其汉、梁润生、铁靥等一批本土文艺研究社和文学小团体。这一方面从时间上将本土新文学的发生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其勾勒了澳门新文学新生力量的形成概貌。
其次，《小齿轮》的难以为继与《迅雷》的生存之道，从正反两方面暗示了三四十年代的澳门，纯粹的新文艺刊物不易生存的事实（这一现象与发生期香港新文学的情形类似）。或者说，彼时的新文学还并未为多数澳门本土读者所接受。客观的现实环境与受众情况，迫使新文学的最初生产者们不得不采取了类似于香港早期新文学刊物的娱乐通俗取向从而实现其“夹缝求生”。这种情况直到50年代才有所改观，也充分证实了新文学在殖民地港澳地区生长之曲折。④那么，是否可由此推断：三四十年代的澳门，新文学的发生恰恰是通过“借鸡下蛋”（即借助于澳门本土的其它文化形式为载体）才得以生长、壮大，比方澳门本土常见的宗教刊物？
再者，从陈子善先生对于《小齿轮》的研究⑤来看，左翼文学思潮显然已经于三十年代波及澳门，并有可能与内地和广州一样，成为澳门新文学的主流。那么，新文学发生期的澳门，是否还存在其它文学思潮？其创作情况如何？
最后，关于发生期澳门新文学的成就问题，学界过去有着不同认识。而通过对郁达夫的澳门题材小说《过去》的再评价，以及对澳门新文学早期期刊如《小齿轮》《艺峰》《迅雷》等的发现与再定位，也说明我们以往的史料搜集还有不少缺疏，这再次提醒我们：对于发生期澳门新文学及其作家、作品与文艺刊物、文学活动依然有进一步发掘、梳理和再认识的空间。下面拟结合笔者所见澳门本土早期刊物和史料试作管窥和探讨。
一、“唯一无二”的《醒心周报》
众所周知，新文学的兴起及其递进发生与该区域传媒业的发达与否息息相关。据澳门作家李鹏翥先生回顾，“长期以来，澳门缺乏一家定型的有规模的出版社，缺乏一份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从这点上说，澳门文学是在瘠土中生长的。”⑥报刊媒体和文艺刊物的出版运行情况制约着澳门新文艺的生成，这说明：对于澳门而言，或许只能借助于其它路径实现一种所谓“曲线发生”。而作为较早受到异域宗教影响并形成了较深厚的宗教传统的澳门社会，文字传教的现实需要也成为澳门新文学发生中的重要契机与推力。
最能体现这种特点的当属1940年创刊的《醒心周报》。在《我对醒心周报的意见》中，作者盛赞《醒心周报》“确可称为本澳唯一无二的刊物”。显然，这里的“唯一无二”，一方面反映了四十年代初，澳门本土新文艺刊物的稀缺，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醒心周刊》在彼时澳门文化界和新文艺爱好者心目中之重要地位。从刊名来看，该刊物宗教色彩一目了然，而封面上的信息显示该报经澳门政府注册，出版物监察委员会审查，澳门高主教准印刷，这表明三四十年代澳门出版物审查制度是比较严格的。而刊物内零星登载的注入牙医等商业广告和文教用品售卖信息，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化刊物都与商业环境密不可分。⑦当然，这种“夹缝求生”与出版自由的限制和出版经费的缺乏所带来的挑战亦不无关系。
从征稿简章来看，该刊文艺色彩较强，也具有开放的办刊意识和较好的社会反响。⑧刊物编辑注重与作者的互动，与读者受众的互动，与广大文艺青年尤其是在校学生的互动。可以说，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成为刊物的生存与经营之道。⑨“读者通讯”栏目既是沟通报刊编辑与读者受众的桥梁，也是刊物吸引公众注意力和扩大舆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这背后当然有着《新青年》《新潮》的影子。例如，《醒心周报》第30期和31期开辟了“读者通讯”专栏，就婚姻自由问题展开讨论，并先后登载了署名“金和重”的《表兄的死，盲婚之过乎？》⑩署名“殷士”的《一个婚姻的问题——顺答金和重先生的“表兄的死”》。{11}阐释了婚姻的契约精神，所谓婚前当格外慎重，婚后万一发生不幸，也不能以离婚为解决的手段，只能再寻出路，以期重整破裂了的感情等，表明作者的婚姻观带有很强的天主教色彩。
体裁上，从目前所见的第一卷的41期（缺第一期）来看，不仅有论说文，如《大教育家鲍斯高之秘诀》、更有长篇连载小说《爸爸》（剑柔）、《歧途》（丞夏），等等。作者通过对李五爷和王三少两位人物的腐朽生活的描绘，揭示了澳门娱乐社会对于人性堕落之害。结尾写道：“朋友，即使你本着博爱的主义，为社会，国家，和人类方面的幸福着想的话，你一定很愿意尽你的能干向他作当头棒喝，好把警醒过来，使他不要再沉沦下去。但，事实昭示着，这断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为疾病太深了。要复苏他已死去的灵魂，除非仰仗造物主仁慈地施行圣迹吧！”。署名“剑柔”的作者发表最多，长篇小说《爸爸》，就目前可见的连载到了26期，文末显示未完，说明该小说的篇幅之巨。小说《不平凡的谜》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有着“伟大的人格，有着高深的学问，同时又是公教里一个最虔诚最肯牺牲”的女信徒的形象，以离奇的故事情节和生活场景阐释宗教的诲人宗旨。白话诗歌方面，主要有《种子》（周齐练）、《无题》（皇京）、《寒夜》（畸人），作者运用象征手法，描绘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苦难与黑暗以及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期盼。哲卿的《微波》有着悲凉的现代气息，似戴望舒的感伤，但手法稍显幼稚，表達略浅露。第1卷第13期的“新绿”推出了《诗专号》，有华玲的《世俗底爱》、郑志方的《忍受》、黄土的《回忆的片段》、署名“英”的《别》等，形式上皆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小诗稚嫩清新。白话哲理散文方面：《希望》（京岂凡），作品主题和情感上较为感伤和忧虑。显然，这一阶段的白话文作品是时代与社会的缩影和表征，展示出澳门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
这份宗教刊物之所以特别，不仅在于其在40年代初澳门新文学的萌芽期刊登了大量新文艺的作品，更在于其创刊伊始便注重对新文学新生力量的鼓励与培育，这对于澳门新文学的发生功莫大焉。刊物的预想读者主要为文艺青年和在校学生，故此《醒心周报》在第三期推出了“新绿”专栏，并公示“青年文艺，欢迎投稿”的宗旨。刊物以学生受众的口吻，不时打出各种广告，如：课余时最妙的是读《醒心周报》，它是刊物中最价廉，而材料是相当丰富的”。{12}第1卷第8期登载了编辑的启事表明其扶携文艺青年之意：“这幅‘新绿是青年们的文艺园地，它永远需要着各校同学通力来帮忙灌溉，惠赐佳作。无论谁，只要为它尽力过的，我们总会有点薄薄的礼物（本报或书劵）为酬谢他的盛意。”“新绿”栏目的青年文艺与开放姿态，确实激发了文艺青年的创作投稿热情，从第三期始，“新绿”几乎完全成为澳门各校学生的文艺园地：广中中学的李嵩云《黄昏进行曲》，以一个教师家庭的生活穷苦，揭示艰难时世。其昌英文夜校的谭激艺的小说《笑》和广中中学驹《飘》揭示底层社会的苦难生活，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新绿”还刊登了中山联合中学陈庆年的散文《夜》和华侨中学马嘶的散文《我终于做了情感的俘虏》，后者抒写一个少年漂泊者的感伤。此外，还有郑夏生的短篇记叙文《战争的回忆》，冲天的连载小说《寒夜》……总的来看，这些小说（部分还只能称为记叙文）从艺术手法上看已颇为成熟，运用了象征、白描的手法表现和刻画殖民地澳门底层人们的苦难。
三四十年代的澳门，《醒心周报》成为在校学生尝试新文学创作的良好平台，尤其是“新绿”的出现，确实激发了不少文艺青年的创作热情。文友纷纷向《醒心》投稿，以致出现“稿件拥挤”的盛况。{13}监督严绍渔透露，《醒心周报》出世以来，极受社会人士欢迎，订户积极激增，为青年写作者有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而据刘秉钧透露，《醒心周报》出现在澳门，是在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之下，它的广受欢迎，证明了该报是澳门侨胞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内容上也堪称丰富。当然，随着内地左翼思潮的输入和澳门本土新文化与新文学力量的发展，新文学群体已经渐渐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宗教、娱乐等附属存在的地位，一种要求文化独立的呼声也开始出现。《醒心周报》的重要作者伍镜波提出，《醒心周报》在青年受众中的影响日大，爱读醒心的人，多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能扩大篇幅，以容载一般郁郁“无用武之地”的青年作品。郑冲天建议，除了扩大整本的篇幅外，尚希望把“新绿”同时扩大，并多载长期漫书，以增读者兴趣”，郑英豪建议将报刊定价再压低，使一般人都可以受益。
除了定期举行作者座谈会，编辑同人也盛情款待在澳作者以联络感情。《醒心周报》还举办了征文比赛，以激发文艺青年的创作热情。如第34期登载的入选征文《火血交织着的一夜》《深刻的印象》《空袭下》。从编辑的反馈来看，文友投稿相当踊跃，编辑除评选除优秀作品刊登外，为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年写作，另从来稿佳作中遴选部分予以发表，并予以“各赠本报半年”的奖励。{14}当然从征文入选的条件来看，40年代初殖民地澳门的文禁制度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制约是存在的，如“再选征文”，编辑表示：“此次征文最可惜者，乃王金城君之大作，本已入选，惟因环境关系，不能刊出，迫得割爱”。而我们从《醒心周报》所刊登的王金城的小说《社会现象速写之一也是风光》来看，也证明澳门殖民语境对于舆论与文化控制的存在。小说真实的描绘了某地的“抢食”现象，文中所涉及的具体地名在编辑刊登时显然都做了一定处理。此外，从《醒心周报》所刊登的前三名获奖征文来看，全是白话小说，主题或与宗教和学生生活有关（如《音乐课》（静天）），或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如署名蔡平的《血火交织着的一夜》），后者描绘了战火下的家毁人亡与生灵涂炭和一个勇士的英雄行为。小说结尾主人公的议论被编辑予以特殊符号处理过，但文章所激发的对于战争的控诉和对于侵略者的愤怒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小说《空袭下》描绘了战争阴云下普通人的恐惧与颠沛流离，结尾写道：“毕业后，为国家，为民族”。《征文再选之二：纪念“读书随编”》，描绘了广中中学一个文学爱好者对于进步书刊的阅读与搜集经历、体会与收获。{15}这些细节隐约告诉我们：殖民情境下的澳门，尽管宗教宣传和启蒙爱国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得以存在发展，但诸如现实揭露与社会批判题材的作品还是受到舆论管控。
当然，对于本土白话文写作起步阶段，相关的理论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醒心周报》的努力与良苦用心。例如，1941年第1卷第32期登载了京呼平的《写作漫谈》，{16}作者认为“能够写出一篇的确能够影响社会价值底文章，真是一件不容易底事情。我们所说底价值，是其能否反映出社会底‘坏，推动人们奔向‘好而言。”谈到文学的使命与作者应有的责任，文章呼吁：“每个作者，都应把宝贵的文章，作为社会中毒者们珍贵的良剂，作为黑暗时代中的火炬，高高的举起来”。类似的写作指导，还有署名“柳翌”的《写作之路》，{17}从作者的写作姿态来看，应该是一位从内地来澳的资深作家，他以内地的国文教育和自己早年习作的经历探讨澳门学生的作文培养之路，所论方法与观点对于广大读者和学习写作者不无启示。理论探讨方面还有署名“应如”的《闲话新诗》，文章以徐志摩的《姗扬娜拉》和郭沫若的《暗夜》为例，呼吁新诗应注重音节与意蕴含蓄的问题。
《醒心周报》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对于三十年代的澳門文坛无疑具有“开风习之先”的功绩。本土作家陶里曾回顾当时文学之艰难：“澳门的书籍（特别是文学书籍）市场十分狭小，印1000本，销售极量一二百本而已。因此，没有关当局或热心人士的赞助，文学著作根本没可能出版。”{18}在这种处境与土壤之下，本土新文学只能以“曲线求生”的姿态缓慢生长。对此，李鹏翥先生也曾追忆：“如果从1950年算起，直至刚过去的1985年，36年来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发行售卖的文学作品，也很少出版文学创作单行本或丛书。澳门有过的只是社团或同人性质出版的以赠阅为主、或收取少量工本费的文学性期刊。”{19}如果前人的回忆无误，那么就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醒心周报》在四十年代澳门新文学发生中的独特地位。这份刊物目前只看到1941年的1-41期，但41期第13页还刊登了“本澳订户大增”的字样，似乎证明刊物的形势大好，发展可期，并无戛然而止之迹象。
总之，借助于现代报刊媒体，通过诸如征文比赛、创作比赛和设立文艺奖项等文学活动的开展以鼓励、激发文艺青年尤其是在校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积极扶携本土文艺新生力量的成长，以推动澳门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新文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点，我们从《醒心周刊》的文学活动的开展即能见微知著。它不仅努力打破了澳门本土新文学的沉寂，极大地催生了一批从校园走出的文艺青年，也由此形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生产传统，这种传统在澳门一直延续到80年代，其历史作用已得以证明。而在这些文学活动的背后，除了官方组织、民间爱国团体的主导之外，教会组织与教学学校的作用亦尤为突出。{20}新文学园地的不断开辟与新文学活动的积极开展，真正播撒了新文学的种子，而早期或活跃或参与这一系列活动并在刊物上崭露头角的在校学生与文艺青年，后来都成为了澳门新文坛的真正主力。随着新文学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宗教刊物上的白话文章与文学作品不再作为一种附属，而是成为一种主流的存在。数量上不断增多，质量上日臻成熟。经过三十年代的酝酿，四十年代的澳门新文学已呈蓬勃之势，不仅表现在新文学已不再作为一种点缀零星地出现在报刊之间，更表现为文体和题材上的新的突破以及作家队伍的壮大。
二、作为“催化剂”的文人行旅
相较于澳门旧体诗词文学的“植入”式传播，澳门新文学的发生更与南来北往的文人行旅及其文化的“催化剂”作用息息相关。1941年的“祝醒心报出版纪念”一文中，编辑李蔚而的表白颇具代表性：
流浪旅人，滥竽四方，糊涂日甚，久疏握管，铁笔亦早生锈矣，今者敬荷，贵报诸君子之盛意，不遗在野，出版伊始，征文及我，愧不敢当。{21}
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本土新文学先行者最初的身份来源。而空间的流动性赋予发生期的澳门新文学尤其是新诗浓重的“感时忧国”色彩。如粤华中学的周齐练在《念》中写道：“忆往事，撩起烦情种种，怀故国，徒增惆怅多少！”。在散文《秋怀》中，作者也表达了对童年和故土家园的回忆和眷恋，行文与感情的基调颇有鲁迅的《朝花夕拾》的感觉，而作为游子的感伤与烦闷颇能触动人心。教忠中学的李雅海在《久别了的桂花》中抒发了对故土家园的怀念，署名“世沂”的小说《流亡线上》（上、中、下）以写实主义的手法，以一个家庭的变迁流亡展示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之艰。小说描绘了一个靠着祖辈遗产过着安乐日子的中年人，为避战乱携家带口来到澳门，却因为经济上无筹划，加之澳门生活高，每日被房东催租，唯一的儿子又只会挥霍钱财，现实之困和思乡之情最后使他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家人回到广州的家乡，可是辛苦辗转回到故土之后，所见不过一片废墟。伍镜波的散文也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澳门，在《濠江之夜》中，作者表现了澳门的灯红酒绿与玄妙神秘，既有充满现代主义意味的批判，不乏一种沉醉与欣赏。李嵩云《南中国交通的要道：广州湾》，作者从商业、文化、物价、人民生活等方面向澳门读者介绍广州情况。{22}在《怎样回去我的故乡》一文中，作者表明：由于“新绿”栏目登载的陈寂寂的“怀乡”，激发内心同感，故作此篇，藉以自励和与青年共勉。作者显然是一名天主教徒，文章有着浓厚的宗教说教色彩。署名“剑辉”的短篇小说《春底野》描绘了一个行旅中“孤零零的天涯倦旅的归客”所见的乡村自然风光的优美，有一种田园之乐和天人和谐之感。而落款的“写于天津南齐”，表明作者有可能是侨居澳门的游子。此外还有白话散文，如甄伯权的《落叶》、继贤的《西北风的夜里》、家禄的《梦》，都交织着一种漂泊的感伤和宗教的唯灵气息。当然，书写殖民地澳门本土风情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只不过殖民地澳门在作家笔下是“堕落者的王国”。这方面如：《六月的澳门》《两失地给我的印象》《可怕的澳门》《香港和澳门辉映下的广东》等。《漂流之语》则以诗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都市漂泊青年的肉身的磨难与痛苦以及精神的追求与坚韧，作者结尾写道：
光明！光明！我愿用热血把心灵洗清，我愿献出这个洁净心灵替大家把痛苦消磨，我不愿有老板，老爷，公子哥儿的气派，我不愿把自私放进人群里。但愿社会永存正义，我愿一生漂流失所。
除了抒写羁旅情怀，感时忧国，这一时期新文学的早起者已经关注本土文艺建设问题。《关于改变青年的头脑问题：读“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后》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努力下，港澳两地的文化基本上有了进步，但基础还未牢固，而此时落后腐化的文化阵营仍然企图利用某些人格破产的流亡作家及其所谓文化分子，作大量的“生产品”，而一些投机书商报贩也趁机大肆销售诲淫诲盗的低级趣味读物，以致青年深受其害。“使整个思想纯洁而血气未定的青年，不期而然走向消极苦闷，萎靡沉沦的坟墓去”。作者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青年问题，更是“关乎整个国家社会”，由此，作者认为，一方面文化界同人应该负起责任，“努力创作些前进的有益的刊物”以吸引有志青年。同时，教育部门要增加课外活动，甚至提倡以运动的方式进行，具体而言，首先是将文化界的社会人士尤其是书报界的文化人要连成一条战线，加强合作，通过刊物检查，合理改进，扩充进步文艺刊物数量，同时力求通俗大众化，“尤其要注意青年意识主观上的特殊要求”，通过讨论、谈话和理论斗争揭露和抑制落后刊物的弊害。作者还呼吁学校教育部门要加强刊物检查，鼓励学生讨论，进步学生也要切实启发那些“着了腐化书报的迷醉的青年”，通过鼓励和介绍进步书报重塑青年之心智，促进青年之觉悟。对于出版界，作者呼吁应该多刊载一些意识正确，内容轻松的文字，作为青年学者的公开园地，这对于青年精神成长大有裨益。最后作者呼吁澳门文化界“引导青年去开拓这个阻障前进的荒墟！”{23}
三四十年代的澳门国文教育，与内地也有不少差距。但無论是从内地赴澳的作家还是本土文艺青年来看，这一时期的新文学教育正在反思中建设，并为新文学人才培养提供新生力量。嵩云的《给国文教师们的一封信》和柳翌的《写作之路》，皆以过来人的身份呼吁以教育的改变促进文艺的进步。在《写作之路》中，作者开头直呼“太寂寞了，是的，我觉得这里的文艺太寂寞了”。接着作者以自己三个月前为朋友代课的经历，指出了澳门国文教育的问题，认为“填词式的写作需要改变才行”，并鼓励学生“把私生活赤裸裸的录下来”，要有“活生生的文字”。
行旅传播之于澳门新文学的发生其意义不可低估。先行者的“搭桥”不仅催生了新文学在澳门的长势，更影响到其开花结果。太平洋战争期间，又有大批左翼新文学作家先后赴澳，而四十年代的澳门，受国内抗战文化影响和左翼文人的带动，一些爱国组织和社团也开始不断兴起。{24}关于这一历史图景，除了当事人的回忆，我们更可通过一手的文本史料予以再现。如署名“森”的新诗《小水点的话》如是描绘：
我本住在中山港岸旁，忽来无端的狂风吹起恶浪，随着冲撞，流;冲撞，流……经过无数险阻才到达濠江。我发觉自己处于绝境，似乎无限的悲伤，但新来的同志正多着呢。咳！联合起他们，升在天上;化作无数雨点洒下，把那良好的原野灌溉，不良的冲刷清光，那才不负这一场流浪！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播种者、开掘者、鼓动者、尝试者，最后汇涓涓细流入汪洋大海，澳门新文学才渐成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景。这正如作为当事人的澳门学者李鹏翥先生回顾：
澳门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具有复杂现象和生活色彩的社会，有报纸，有书店，有剧社，有作者（即使是业余作者占了绝大部分），有电台，近年还有电视台，因此，有反映澳门的文学。这里有水源，有土壤，尽管水不很充沛，土不很肥沃，但有人播种，有人耕耘，也结出了果实，不能说是沙漠。{25}
在南来北往的作家文人的不断推动下，借助于教会学校的宗教刊物，一批新文学的爱好者与尝试者开始不断走向成熟，他们纷纷以校园刊物和报刊媒体为新文学园地，创作争鸣，崭露头角。如《奋斗》{26}、《野花》{27}的作者梁其汉，是40年代澳门新文学重要社团——艺峰文艺研究社的重要社员。而据澳门学者郑炜明的考证，《艺峰》为现今发现得较早的纯文艺刊物，而艺峰文艺研究社的成员有包括梁其汉在内的有十六人之众。{28}当然我们从《醒心周刊》上的可观的作家阵容与创作实绩推测，40年代的澳门，文学社团或许远不止于一个“艺峰”。种种迹象表明，40年代的澳门，新文学的阵容已经正在形成，虽然旧文学依然存在，但新文学无论从队伍上还是实际创作上看都明显呈现出日益强势之态。从四十年代初的《醒心周报》到五十年代的《新园地》和《澳门学生》，新文学的嫩芽终于得以在殖民地澳门破土而出，渐次开花。{29}
三、从“基多精神”到“铮锵的声音”
1941年该刊物主办的作者座谈会上，编辑刘秉钧透露有读者提出《醒心周报》应该彻底取消宣传宗教的文字，对此，刘秉钧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宗教也是值得宣扬的，何况《醒心》立场并不在于专为宣传宗教，而是一种应实的综合刊物。参与者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反映了澳门新文学的“混杂性”、“过渡性”与“夹缝求生”。事实上，在澳门这片新文学的荒岛上，从最初的文字传教和秉持“立己立人，维持风化”的公教精神到激扬民族精神，从引导人生与社会建设到鼓动战斗和救亡，《醒心周报》生动展示了启蒙内涵的发展轨迹，亦真实地记录了早起者的摸索、彷徨与前行的曲折历程。
在诗歌《秃头笔杆》中，作者呼吁：
年轻的朋友，不要扔掉您那秃头笔杆啊/秃头笔杆也许写不出那尖锐，流利，旖旎的词句/年轻的朋友，不过为了要争取牢固崇高的地位，用你坚定的脚步敢勇地向前走，白纸和笔杆已不是我们悠闲的玩具了，旖旎隽永的词句，也将随着时代的波涛卷去啊/年轻的朋友，不要扔掉您那秃头笔杆啊！{30}
这种饱含激情与希冀的呐喊，对于依然处于沉寂中的澳门文坛无疑是极为需要的。在诗歌《种子》中，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希望与梦想：
我有几粒种子，将种在遥远底故乡的土壤上，不时浇水，不时施肥，期待它，一颗颗地发芽，一颗颗地长成，将在明年底春天，开放美丽的花，长结胜利的果。{31}
署名“黄迓”的作者在诗歌《船——给醒心》中，以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三十年代的澳门社会与文坛的沉寂，诗人认为彼时的澳门像躺在黝暗的海绵熟睡了的夜，“一切都静寂得可怕，只有死的风飔扬来熟睡的夜底鼾声”。而《醒心周刊》的问世，恰恰点燃了进步青年期盼已久的希望之火。作者饱含激情地写到文艺青年的兴奋：“来了来了/一双小小的船小小的船/一双浆像一双小小的手/趣味地拨着细碎的声音……”而作者的文艺倾向也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我欢呼/而当我知道了这双小小的船/策划着装置‘时事短评‘社会问题……的播音机的时候/我欢呼/我热烈在欢呼/（在死样的悲哀，凄凉，静穆的海面将有铮锵的声音。）”这里的“铮锵的声音”，显然是随着抗战文化的兴起，进步青年对于左翼革命文学的一种向往。诗人表达了对《醒心周刊》的无比的期望与热爱，也描绘了作为文艺园地的《醒心周刊》在三四十年代澳门进步文艺青年心中激起的波澜：“船吔，请掉来掉来靠近这海岸/我跳上去了，让我小立在船头/变我吹响我的芦笛吧/我要歌吹我的芦笛啦”。
《醒心周报》的进步倾向和日渐凸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引起了更多的瞩目，甚至被寄希望为“历史铸造者的刊物”。在《我对醒心周报的意见》一文中，作者引用国民党新闻巨子马星野的《历史铸造者与金钱铸造者》{32}一文的观点，将世界上成功的报纸分为历史铸造者和金钱铸造者两大类，并肯定了前者的为民众的立场和批评了后者的只为报馆赚钱。接着作者论及醒心周刊的秉“基多精神”和“醒心”的启蒙宗旨，并追溯《醒心》的成长历程，言辞间饱含感情与呵护之意：“醒心周刊诞生以来，仅四个多月，这正像个小婴孩，我们当然希望他后生可畏的。”接着作者分析了《醒心》开办十几期以来所展示出的“性格”。赞扬了刊物虽秉扬基督教精神，然也真正刊载了为数可观的为民呼吁的提论，科学著作以及新文化的文字，而逐渐已见其进步。作者亦表达了对这份独特的刊物所寄予的殷切期望：“我们现在不能决定他的命运，我只希望他能做历史铸造者的刊物”，并引用马星野提出的“五不永主义”作为《醒心》的人生观。这“五永不主义”即为：要有明确的主张，永不投机。要站在民众面前，永不落后。要站在是非圈外，永不受利之诱，受危之胁。要锲而不舍地向理想励进，永不惜任何牺牲。要清洁高尚，永不下流。如果说以上为作者对报刊精神所寄予的厚望，那么建议《醒心周报》借此契机兴办日报，便是一种文化战略的考虑。作者最后写道：
我更希望醒心周报，能多出一张日报，给澳门报界争一啖气，为侨胞多说些话。至于材料，一方面多采醒心的文章，去挽救世道人心。一方面，莫少文艺的作品，在发扬民族精神。
这里的“给澳门报界争一啖气”显然是针对三四十年代澳门报业与内地和香港的差距而言的，而“为侨胞多说些话”也表达了殖民地澳门民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而“莫少文艺的作品”和强调文艺的挽救世道人心与激扬民族精神，也反映了四十年代初澳门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类似的还有徐拔的《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作者批评色情狂小说的大行其道，痛斥作家的“取巧”和对于青年学生意志的毒害。{33}
显然，编辑同人有意通过登载此类文章引导一种进步文风。1941年的第1卷第18期上，署名“高义山”的读者在《读者意见》中，对于《醒心》刊登宗教篇幅较多颇有不满，作者写道：“我的希望（相信好多人也有此同感）贵报以后能多刊科学的，小品的，现社会之讽刺的，写实和新知的文字”。这是对刊物内容和篇幅的建议，此外对于刊物所表达的主题，作者也建议道：“新绿园地的确是受我们青年学子欢迎，可是里面占伤感的文章过多，这可说是青年写作者不应有的颓唐病态，激昂的也许是因环境而不能刊出，这也难怪，可是除此就真的没有其它题材？主编先生，能否来个办法拯救呢？”{3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的第三条意见：“增加篇幅是最大的希望，因为在澳门而论，纯正的刊物如《醒心》，确实不易多见，然所载文章较少，俗称‘不够瘾，实甚有憾焉。”{35}
从以上文字，我们至少可以了解这几点信息：
1. 1940年前后，澳门本土刊物尤其是像《醒心周报》这么“纯正”（其实也不纯正）的刊物实属匮乏。
2. 证明了本土学者作家回忆录的准确性还值得进一步考证，而诸多仅仅依靠前人回忆录或转述的断言和定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36}
3. 反映了40年代的澳门，新文学的“生产”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也暗示本土新文学受众的不断扩大之势。
而从编辑的回复和该号所载内容来看，读者所提出的减少宗教内容，增加社会现实和新文化的文字以及减少“新绿”所载青年学生作品中的“颓废病态”，增加“激昂进步”的题材的问题，很快便得到了刊物编輯的重视和调整。
纵观《醒心周报》上的作品，主题内容上明显呈现出由早期的底层苦难叙事的视角到后期爱国救亡表达的发展轨迹，这一轨迹与国内文艺主潮是基本相合的。尽管也不乏浪漫主义的作品，如署名“扶摇”的诗歌《秋之夜》有着恬静之美与淡淡的忧伤，署名“浪砂”的诗歌《河畔》，诗歌优美而不感伤，格调清新健康。可以说，《醒心周报》所载作品（尤其是诗歌），多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较少感伤颓废的情调，而呈现出一种昂扬的姿态。如莫渺霓的诗歌《再造你底前途》写道：
当时你是愁容的对着我，是畏惧而不前，啊！难道你的勇气就这样的被淘汰？不！你是可造的青年，有为的发奋者，该在这伟大的时代，冒着艰险困苦前进！
程光的散文《苦难追逐你的时候》，号召青年改变沮丧的思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新人”，文字颇具感召力。而在《读大公报伟大时代与青年后》一文中，作者首先描绘了国土沦丧，同胞死难的大背景。认为全国的未死者，应该奋发苦斗，官尽其职，人尽其力，共谋祖国复兴。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批评了十里洋场上海、香港、广州等地青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比方洋场十里的灯红酒绿和各种娱乐消费的兴盛，作者认为“那种浪漫情形，太令人可畏了”。与声色犬马的感官消费相对，是澳门精神文化的贫乏和不振。文章批评了“贵族的学者”的娱乐化，而“苦学生”有才无钱也无法求得完备的学业的现实，认为这种现象表现在大难未了的国度里，“什么复兴，什么胜利，离终点的程途远着哩！”接着，作者把拯救青年的希望寄托在了教育上，认为“负教育行政责任的人，当得设法引导，使青年复趋正途，不致流于偏僻之道！那么中国的复兴，才有切实的希望”。文章认为“呻吟与慨叹，都将不是时代的声音”，“在伟大的时代中的伟大责任，可以说都在青年们的身上”。文末，作者引用了《大公报》《伟大时代与青年》中对于青年的四点要求，呼吁道：
中国的青年啊！等待着吧！早晚会给我们看到。醒来吧！努力求学，吃苦自励，共同奋斗，谋祖国最后致胜利吧！沉迷于苦闷！都是青年们的虎列拉菌，不杀尽一般青年不止啊。祖国等待着你们呀！起来吧！
显然，左翼革命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澳门文艺的激进色彩与战斗气息渐成为《醒心周报》的主流。署名“虹虹”的小品文《谈名》引用鲁迅杂文《战士和苍蝇》的论述，表达作者对所谓“英雄崇拜”的批判。署名“千里”的随感《呻吟集》，直击现实，表达生灵涂炭之苦。李嵩云的小说《黄昏进行曲》，以一个教师家庭的经济困境表现底层生活之艰辛。署名“钟起”的《两地书》文章的题目显然受到鲁迅启发，但内容却是兄弟之间对于阶级斗争的分歧，弟弟对于哥哥忘记家里的仇恨，而选择做警长十分不满，认为这种行为是“甘心做了奴隶，马牛，为利禄所混”，因而去信表示与哥哥弃绝手足关系。哥哥表示为生活所迫走上歧途，祈求弟弟谅解。最后弟弟在文末一方面表示对于哥哥的“知罪”表示欣慰，同时表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他还没有离开恶势力的一日，我是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叛逆是我的哥哥的。”
署名“姚子“的诗歌《无题》写道：
我把心血写在素纸上，写成了一阕雄壮底歌;我把忿恨叫出于宇宙，为被压迫者呐喊;我把粗拳打中他的要害，为被压迫者泄怅，令被压迫者痛恨，打呀！一直到解放的一日，一直至到我死那时。
陈俊鸿在《感怀》中写道：“彷徨再不该，唯一的决策，只有向前。”{37}阜元的散文《奋斗》{38}鼓吹青年奋斗，展示出一种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对于“落伍者”表示弃绝。署名劲的《诗二章——献给一位我所敬爱的女友》，没有离情别绪，也没有柔情蜜意的浪漫抒写，在抗战的大时代，显然已经容不下“迷离的风情”。署名“浪砂”的《我有一盏探照灯》表达了对于光明的渴望与歌颂。周齐练的诗歌《秋月篇》描绘：“邻家的娃女唱着，我常听到的那枝义勇军进行曲”。署名“新鹏”的诗歌《雨感》，从题目看似乎有着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然而诗歌中的“流亡者”、“血”、“战士”，以及结尾的“努力呵！把国土底污秽扫清”无不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文艺刊物，包括《小齿轮》一样，《醒心》显然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文艺刊物。除了表现澳门本土的宗教文化以外，刊物的政治倾向与国内抗战文化主流基本一致的。这是大时代气候所决定的，也是整个华语文坛的大趋势使然。不过并不像一般宗教刊物和政治宣传读本，《醒心周报》的文艺作品不仅数量可观，形式多样，而且大多数都展示出一定的文学水准，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性和审美性，格调颇高，文字尤其是新诗清新可诵，这对于起步时期的澳门新文学实属可贵。可以说，澳门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一开始就避免了内地新文学的浅露，显得出手不凡。
《醒心周报》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本土新文学的成长，而随着刊物的发展，读者对新文学的需求与期望也水涨船高，在《读者意见》中，署名“高义山”的读者针对《醒心周报》版面限制导致“不够瘾”的状况，代表广大读者建议刊物进行大幅扩版并希望增加纯正刊物的篇幅的问题，编辑的回应是：“暂时尚谈不到，希望将来总会实现的。”编者的回复显然颇有些耐人寻味，所谓“尚谈不到”显然可能是条件所限，比方出版经费问题;所谓“希望将来总会实现的”，说明编者与读者对于刊物的现状和未来都是寄予了厚望的。读者受众的反应，从一个侧面暗示了40年代初的澳门，不断壮大的新文学作家与读者群体，正召唤本土新文学真正的兴起与发展。
总之，正是南来北往，络绎不绝的新文学作家来澳播下种子，开掘土层，正是一批有识之士投入澳门国文教育的建议与建设，更有像《醒心周报》这样非文学的刊物不断开辟诸如“新绿”等文艺园地以鼓励本土青少年的创作，澳门新文学的嫩芽才得以破土而出，在各种呵护中缓慢成长、成熟。{39}而《醒心周报》的启蒙内涵的发展演变也为我们洞悉澳门新文学的发生图景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1941年，署名“李昂”的作者在诗歌《新苗——献给醒心周报》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沙漠，这无垠底原野/突出一枝解放人类的新芽。傲视着大地，挣扎在这冷酷的周遭。/它，有着青春，活力，它不愿成为案头清供的花朵，给资产者珍藏，它甘在泥土中吸着时代的露水，给资产者珍藏，它甘在泥土中吸着时代的露水，伴着真理的黏层，长茁强壮的根株，明天，长成了参天的乔木，那真理的种子——博爱，平等，自由。一顆，两颗，无数颗，播撒到人间去。”{40}从沙漠到绿园，从新芽到参天乔木，从一颗到无数颗，这不正是一部澳门新文学的曲折的成长史么？
① 张振金：《岭南现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学界的这一界定，主要依据作为澳门文坛当事人的李成俊先生的回忆，李成俊曾指出：澳门早期新文学活动应该说是自“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最早是爱国人士陈少陵从星、马回来，开设第一间供应新文艺书刊的“小小书店”（不是现在的“小小书店”）。著名学者缪朗山教授，组织过多次专题报告会，辅导青年学生阅读爱国文艺作品。之后，“七君子”之一史良来澳宣传抗日救国，救亡团体如“四界救灾会”“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起来读书会”“焚苦读书会”“大众歌咏团”“前锋剧社”“晓钟剧社”“绿光剧社”等纷纷成立，演话剧、唱救亡歌曲、写画宣传抗日的漫画和文章，输送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到国民党的“七政大”从事文艺宣传工作。《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话》，参见李成俊：《待旦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7页。
③⑤ 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与澳门——对两个个案的简要分析》，参见陈子善：《六朝松随笔文库? 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364页，第361页。
④ 据澳门学者李成俊先生回忆，50年代的《红豆》《新园地》《学联报》《中华教育》等刊物，也主要是澳门文艺青年自己出资油印出版的，随着新文艺队伍的壮大和新文学受众的扩大，一些刊物如《新园地》等1958年后被纳入《澳门日报》副刊，自此，新文学与大众媒体正式结缘，并日益发展壮大。以上观点参考《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话》，李成俊：《待旦集》，作家出版社2014版，第17页。
⑥ 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⑦ 澳门的商业语境，还使得早期新文学具有“寄生”特性，这种“寄生”特征不仅存在于澳门，在新文学发生期的广州和香港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与澳门的都市化语境、市井文化消费以及由此导致的出版业的不发达息息相关。一些宗教期刊也刊登商业广告，如《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18期第14页刊登了上海美容皮肤专医广告。
⑧ 征稿简章表明：“本刊对于举凡有益世道人心之文字均表欢迎，兹需要言论学术论著新闻纪载史实文艺漫画等作品。并特别提醒：本报现需要一千五百字或一千或七百字之短文。征稿简章，表示欢迎文艺、学术等文章，并载明予以稿酬。而“新绿副刊简章”表示欢迎各小学生千字以内文艺作品。以及“本澳订户大增。派报人员虽有添多。间或派漏，云”。以上分别见《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18期的第14页和第35期的第8页。
⑨ 报刊主办单位邀请在澳文友，意在联络感情，借助作者文友的建议献策推动刊物的精益求精。名单所列有译著文友刘秉钧、盛光连、钟福佑;文友高远谋、郑冲天、伍镜波、周齐练、周流、郑英豪、叶松等人。京凯：《本报作者座谈会》，《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7期，第10页。
⑩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0期，第13页。
{11}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1期，第3-4页。
{12}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7期，第11-12页。
{13} 编辑部启事显示，投稿较为踊跃，其中有云：“本报出版后，蒙各文友惠以佳作，惜篇幅有限，而稿件过于拥挤，迫得分期发表。”
{14}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4期。
{15}{30} 《醒心周報》，1941年第1卷第35期，第8页，第12页。
{16}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2期，第4-5页。
{17}{40}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3期，第6页，第8页。
{18} 陶里、林中英、郑炜明编：《澳门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版，第13页。
{19} 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20} 据李鹏翥先生回顾：“《澳门日报》创刊后不久，曾经举行过征文比赛。最近几年间，推动文学活动的社团、报社、机关多起来了。教区社会传播中心、圣安多尼堂、农林厅、澳门笔会筹备组、归侨总会、澳门学联、《华侨报》、东亚大学中文学会都先后举办了征文比赛、剧本创作比赛以及青年文学奖等推动创作的活动。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归侨总会、澳门学联，都先后举办过多次征文、作文比赛。1985年，中华教育会举行了全澳学生朗诵比赛，天主教会学校则另外举行过学生朗诵比赛。这些活动对澳门文学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益和有建设性的。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劳校中学、教业中学，都组织了文学小组，由语文教师亲自带领学生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参见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21}{22}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2期，第9页，第9页。
{23}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9期，第7页。
{24} 据澳门老一辈作家李成俊回忆：“达用国语讲习所同学会组织“修社”，团结业余青年阅读文艺书籍，出版不定期油印文艺刊物。从广州、中山迁来澳门的学校学生，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各校同学通过体育活动和文艺演出，提高爱国觉悟，不少同学毕业后投身到敌后游击区，如东纵的东流剧团和珠纵的流星队等，他们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日斗争。”《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话》，参见李成俊：《待旦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25} 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6}{27}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19期，第11页。
{28} 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75页。
{29} 据李鹏翥先生回忆：“1950年3月8日创刊的《新园地》，无论是半月刊、旬刊或周刊时期，都相当重视刊登文学作品。现在的中年人大概还记得在那里刊登的诗歌、杂文、小品和短篇小说。澳门的文坛老将方菲、梅谷曦等在《新园地》发表了不少作品。1958年8月15日，《澳门日报》创刊，其综合性副刊即沿用《新园地》为刊名。《澳门学生》从1950年的《学联报》开始，也辟有创作园地。如今活跃在澳门文化、文艺、教育线上的思放、梅萼华、葆青、蓓尔等，都是当年这两份刊物的青年作者。”见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9年版，第19页。
{31}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4期，第12页。
{32} 详见《世界文化（上海1940）》1941年第3卷第1-2期，第91-94页。
{33}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34期，第9页。
{34}{35}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18期，第5页，第5页。
{36} 这一点，只需我们翻阅以往关于澳门新文学的史作和专著便不难发现，学者的史料来源上引用回忆录较多，使用原始材料较少。笔者认为，相较于回忆录的主观性和记忆的模糊性等，报刊文本作为原始史料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37}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26期，第12页。
{38} 《醒心周报》1941年第1卷第41期，第11页。
{39} 温普仁在《明我》的卷首语中，谈到了该刊办刊初衷在于奖励学生和鼓励学生的学业竞赛。后来影响力扩大，从校园走向社会，从不定期变为定期，从儿童小报到作家园地。《明我》于是携手当地报刊，同走一途，一时间，除了小朋友外，投稿者甚众，于是走向一种独立办刊的阶段。“因小读者的数目渐渐增加起来，所以明我由无原罪学校的校园刊物，忽而变为儿童们公有的小报，小作家们操练的广场。”“编后琐记”中显示，这份刊物还收到香港、连州等地学生的投稿，说明《明我》在三十年代粤港澳等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见《明我》1936年第4卷第1期，第1页。
A Re-exploration into New Literature in Macao in
the Emergence Period， with Such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as SENG SAM Weekly as a Perspective
Li Minggang
Abstract： In rel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literature in Macao 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its emergence period，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l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 in the past have often led to obscure and distorted recognition.The 1930s Macao is not something as described by historians that did not have a new literature as new literature in the colonial Macao did exist in the cracks， surviving in a mixed state. If student magazines in church-based schools provided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newly generated power in Macao literature， literary journeys played the catalytic and dynamic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ve new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leftwing cultural trends on the mainland helped the process of new Macao literature along， branding it with the birthmarks of nationalism at birth. By sorting out the early historical magazine， one is able to take hold of the native features of this new literature and make up for what was missing in the past narrative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s a whole.
Keywords： Macao， SENG SAM Weekly， preaching by word， literary journeys， leftwing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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