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针对中国古代笑话及其与本国笑话作品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个案研究与关联研究两种范式。以松枝茂夫、石崎又造、武藤祯夫、矶部祐子等人为代表，日本学者坚持依托本土文化语境的立场，秉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重视文献研究的方法，在近百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使得该项研究成为“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成功范例。
关键词：中国古代笑话;个案研究;关联研究;日本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124-05
中国古代笑话书籍输入日本的历史比较悠久，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藤原佐世编撰）中便列有三国时期邯郸淳的《笑林》，据此推测，该书也许在隋唐时期就经由遣隋使、遣唐使之手传到了日本。宋明时期的日本学问僧搜购、抄写了一定数量的汉籍回国，其中应该也有笑话集，但现在缺乏确凿的资料来证明。到了清代，包含这类书籍在内的大量汉籍被从事中日贸易的商船载入日本，《舶载书目》等文献对此皆有记载。随着笑话书籍的输入，中日笑话文学之间产生了特定的联系，这一现象为后来的日本学者所重点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针对中国古代笑话及其与本国笑话作品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使之成为“日本中国学”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日本学者中国古代笑话研究的发轫期。最早的论述大概是前川清二发表于1927年11月的短文《支那笑话书》（本文中的汉译书名、文章名及章节名，皆为作者自译），他由前一年在广东书肆所购《男女新笑话》《古今名人最有趣笑话》《历代才子风流笑话》《新笑林》、《新笑林广记》等9种中国笑话册子谈起，总结了中国笑话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中国笑话的题材与日本笑话类同，即多写好色者、愚人、吝啬者、吹牛的人、急躁者等，显示出市井特色的一面;其二是一些日本落语、小咄笑话和中国笑话之间有暗合的特点，例如某些关西落语故事就和《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之间具有较密切的关联，但作者并没有举例来说明，并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①其实前川氏所说的偶然现象，后来经研究被证实是普遍现象，而且他揭示的“中日笑话之关联性”这一点成为后来学者们的重要论题。之后，汉学家松枝茂夫于1936年年初在《支那》杂志上发表《中国笑话小史》一文，他首先将《孟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等先秦诸子书与《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历史著述中的寓言和滑稽故事视为书面笑话的源头，其次从汉末邯郸淳《笑林》到隋代杨松玢《解颐》、唐代侯白《启颜录》、宋代沈徵《谐史》等幽默故事集，再到明代冯梦龙《笑府》、清代游戏主人《笑林广记》等笑话集，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笑话的发展脉络。②后来的日本学者谈及中国古代笑话的历史时，一般皆从其说。松枝茂夫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关系密切，他是周氏的仰慕者和研究者，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翻译和研究专家。③他对中国古代笑话产生研究兴趣，大概是受了周氏的影响，其对中国古代笑话历史的看法实际上是周氏在《苦茶庵笑话选序》中所发议论的承袭和细化。不过，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观照中国古代笑话，则是其文的独特贡献。作者曾在文章开头指出，《笑府》等中国笑话书输入日本之后，小咄、落话、轻口、一口噺等滑稽文学才兴盛起来，其很多作品都是中国笑话的翻译或改作，这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了中日笑话的内在联系，不过他也未举例说明。稍后，著名学者石崎又造在《中国笑话与狂言记·咄本三种》一文中举例论证了中国古代笑话与日本狂言故事之间的联系，具体展示了“中日笑话之关联性”，例如在中国笑话书《北梦琐言》《笑府》《笑林广记》中都有与狂言故事“土产の镜”类似的笑话作品，作者推测此话最初在盛唐时期由佛教说话演变为民间传说，后来经遣唐使或遣宋使之手传到日本，逐渐衍生为谣曲、狂言的题材。④石崎氏的这篇文章将观点和例证相结合，初步确立了中日笑话关联研究的范式。
这一时期除了单篇文章之外，著名学者近藤杢和石崎又造还在各自的文学史著《近世日本中国俗文学小史》《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中列出专门章节研究中国古代笑话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近藤氏在其书第二部分“口语小说期”中首先从《笑林》开始历数中国古代主要的笑话集，之后重点罗列了日本江户时代《删笑府》《译解笑林广记》等六部中国笑话集的日译本及《前戏录》《嵬说新语》等十部汉文笑话集，并认为这些汉文笑话集是受了江户中期中国笑话集流行的刺激才产生的，另外像《戏言养气集》《昨日は今日の物語》等一些和文笑书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东传中国笑话集的影响。⑤此著写得比较简略，所以关于中日笑话之间的关联，近藤杢只提出了看法，并没有举例论证;但他首次把“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为“中日笑话之关联性”研究的特定对象加以探讨，显示出了其独到的学术眼光。石崎氏的研究理路和近藤氏类似，即于包括笑话在内的中国俗文学作品在日本之输入和流行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笑话的关联。他在其书第五章“白话文学与国文学”中单辟一节“支那笑话的翻译与汉文笑话的发生”，细致探讨了日本江户时代中国笑话集的输入、翻刻、翻译、融入过程及其对日本近世笑话文学尤其是汉文笑话集之繁荣所起到的促进作用。⑥作者特别指出，江户早期的和文笑话集与中后期的汉文笑话集均有中国笑话的因素，例如和文《私可多咄》中有一则笑话，说主持僧见寺中树上挂了一个纸鸢，遂吟诗两句云：“鸱宿寺中树，僧敲月下钟。”这两句化自唐代贾岛的诗《题李凝幽居》之三、四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其实中国笑话集《开卷一笑》《笑赞》中早就有此类化用的笑话作品，上述和文笑话即是借鉴了这种做法;另如汉文笑话集《译准开口新语》中有一则笑话：“主人夜外归，将入室，蹷倒烛笼，大怒，数家人曰：‘汝辈暗里置灯，使人唐突！”这在中国笑话书《艾子杂说》《笑府》《增订一夕话》中都有相同作品，该书作者直接搬用了过来。类似的例证，在石崎氏的书中还有很多。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立场很明确，也即他们是站在研究本国文学史的角度去描述中国俗文学作品的输入及其对本国文学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笑话进行研究实是为了廓清本国笑话文学的源流，特别是石崎氏的著作，例证翔实，论证全面、深入，把关联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上可见，日本学者依托本土文化语境，秉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将“中日笑话之关联性”这一论题列入文学史著之中，说明他们已经把该项研究看作是“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二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该项研究的展开期，此期个案研究范式开始成形，关联研究范式走向成熟。
个案研究的焦点是冯梦龙的《笑府》。自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问世于明末的笑话集，而自明治（1868-1912）至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笑话日译本中，绝大多数也是以《笑府》作品为主，因此该书成为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先是上村幸次发表《〈笑府〉考》一文，他主要关注了两个问题：其一，鉴于明末盛行假托名人著书的风潮，作者怀疑《笑府》乃他人假托冯梦龙之名而作;其二，作者比较了东京教育大学图书馆本、内阁文库本的异同，并推测大连满铁图书馆本为《笑府》原本。⑦此外，作者特别指出，《笑府》中的作品在叙事上使用书面体的浅近文言，简洁流丽，包含关键笑点的对话则多用口语体的白话，这样的语体搭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这是该书流行的一个原因。稍后，武藤祯夫出版专著《〈笑府〉研究》，主要探讨该书的和刻本情况。⑧在其著作中，他首先对比分析了《笑府》明和五年京都本、懞憧斋主人译本、风来山人删译本三个和刻本，指出三点：第一，它们都是抄译本，最多的176话，最少的70话，编译者选择的都是适合江户町人文艺趣味的作品;第二，三个抄译本均删除了原本的评语，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作者在《笑府》中寄寓的社会批判性，只剩谐谑性;第三，少数作品的题目发生了变更。其次，他举例指出了《笑府》作品与江户时期噺本、咄本、汉文笑话本及落语的关联，例如噺本《轻口浮瓢箪卷四·恋夫の乳》其实是《笑府闺风部·父子论理》的改作，咄本《笑の种莳·酒》则为《笑府殊禀部·好饮》的承袭之作。此外，他还认为上村幸次断言《笑府》为假托之作的观点并不妥当。简言之，上述论著向我们展示了日本学者重视从文献学层面研究中国古代笑话的特点，是个案研究范式成形的标志。
武藤祯夫曾在《〈笑府〉研究》中谈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之所以热衷于阅读《笑府》，关键原因是该书的市民文学特色契合了江户町人社会的文艺审美口味，即重讥笑、讽刺，而不是政治或伦理教训，这个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其实，由于中日两国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同，笑话在两国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功能也不一样，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于1954年年初在《朝日新闻》发表随笔称，笑话在中国古人眼里是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凡天文地理、农事医学、习字绘画，甚至书信如何写、纸牌怎么胜，无不涉及，“说笑话”、“听笑话”是中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而在日本“说笑话”仅是一门专门的技艺，“听笑话”不过是日本人的一种艺术欣賞活动。⑨将两位学者的观点联系起来看，我们发现武藤祯夫揭示了文学作品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事实，即只要有符合双方民族文化心理和特定文化语境的契合点，传播就有可能实现并引发连锁反应，《笑府》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即可作如是观。
个案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笑海丛珠》和《笑苑千金》。1944年春，中国学者傅惜华于日本内阁文库看到了在中国早已亡佚的这两部笑话集，回国后撰文向国内同行予以介绍，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1951年3月，上村幸次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佚笑话集二种》一文，以《笑海丛珠》为主，讨论这两部笑话集的写本特征、成书时代等问题;60年代末他又撰《关于前田本〈笑海丛珠〉》一文，进一步讨论了其成书时代问题，并举例论证了其与《笑府》等的关联。⑩上村氏首先通过对家藏刻本、尊经阁藏写本的考察，认为此二作成书于南宋至元代，理由有三：其一，家藏刻本署“仁兴堂刊”，称“书坊”为“书堂”，起自元代;其二，书中有关于铁拐李的笑话作品，而以其为首的“八仙”的故事成形于宋元之际;其三，书中散见“则甚”、“则个”、“恁地”等俗语词，这些词初见于南宋话本及元杂剧。其次，给所有作品分“门”、给每则作品起题名的做法可能影响到了《笑府》《笑林广记》等书。而且，上村氏通过比对，认为《笑府》中有17则直接转载自《笑海丛珠》，由此可见这两部书对后世笑话书籍创作的影响。此外，上村氏还认为它们的输入对于日本近世中国笑话的翻译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江户时期第一部中国笑话翻译集《鸡窗解颐》中就有20多则作品选自此二作。由上村氏的研究可见，《笑海丛珠》与《笑苑千金》的被发现使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笑话的研究兴趣一度高涨。
到了60年代，清水荣吉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对中国古代笑话做了较具理论性与系统性的研究。他在《中国笑话研究——笑话论》中考察中国笑话文学的历史变迁，说早期的书面笑话作品属于文人文学，偏重娱乐性和谐谑性，如《笑林》、《世说新语》，而后期的则多展示出民众文学的性质，重批判与规训，如宋元时的《笑海丛珠》和《笑苑千金》，明清时的《笑府》与《笑林广记》;此外，他还认为中国笑话作品重纪实轻虚构，所以研究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考察中国文学社会性的一面。11清水氏特别提示，中国笑话书籍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因袭、重复现象，中国学者赵景深《笑话提要》对此有专门研究。《中国笑话的特性》两文探讨的是中国笑话的民间传承性，他认为中国笑话在源流上应属于民间口传文艺的一种，因之它们具备与生俱来的故事性，又因为宗教、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教化特点。12首先，作者借鉴中国学者叶德均、周作人的观点，举《笑海丛珠》《笑林广记》中的“问路”一则为例，考证其来自中国民间故事“新仔婿故事”，以此来说明它显示出故事性的原因;其次，作者举《笑海丛珠》中“骑驴上天”讽刺杀生行为的例子，从其佛教故事源头上说明了它的教化特点。《笑话的语言游戏性》基于汉语的同音异义、典故误解等特点，从《笑海丛珠》《笑苑千金》中找了“田秀才嘲姑诗”、“锄禾滴汗”等20多个例子，探究了中国古代笑话在构思上的游戏性质。13清水氏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将中国笑话定位为俗文学之一种，并对其历史性特征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可以说，他的研究提高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笑话的理论层次。
这一时期，武藤祯夫把关联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先是和松枝茂夫于1964年共同编译出版了《中国笑话选》（平凡社1964年版），稍后又在《文学》杂志1965年总第33卷第10号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笑话对咄本的影响》，他认为在江户时代包括笑话集在内的中国俗文学书籍大规模舶载入日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中国笑话文学对其本国笑话文学的大范围、深入影响才得以发生，并举例论证了《笑海丛珠》《笑苑千金》《笑府》等对日本近世和汉咄本《鹿子饼》《乐牵头》《译准开口新语》的具体影响，如“艾子好饮”（《艾子杂说》）与“大上户”（《正直咄大鉴》），“解僧卒”（《笑府》）与“鸳鸯寺胖大和尚”（《译准开口新语》）等。将探讨中日笑话文学的关联作为江户时代中日文学交流研究的一部分，这是武藤氏继承前辈学者近藤杢、石崎又造的地方，而把此项研究深化和细化，则是其独有的贡献。到了70年代，他出版专著《江户小咄比较研究》，“中国笑话与小咄”一章是此前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研究的总结，即全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笑话集的变迁、输入日本的情形、笑话集的抄译、《笑府》抄译本与江户小咄的关联诸问题，书末还附录三种和刻本《笑府》所收作品与日本近世和汉咄本作品比较100例，其中对“改作”现象尤其重视。14再后来，他又在在其编辑的《汉文笑话集六种》中专门讨论了中国笑话集对日本近世汉文咄本的影响问题。15可以这样说，上村幸次、清水荣吉和武藤祯夫的研究，标志着近藤杢、石崎又造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中日笑话之关联性”研究范式的真正成熟。
三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个案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和刻本《笑府》，关联研究则集中于日本汉文笑话集。
这一时期对和刻本《笑府》的探讨主要是在翻译学与文献学两个层面。川上阳介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表了《〈笑府〉三种比较考》一文，重点考察了三种和刻本的训译特点，认为半纸本的训读偏古典，在白话语汇上失误较多，小本的训读偏实用，但语感上比较生硬，删译本训读比较粗糙，这种翻译学层面上的探讨是《笑府》研究的一个新亮点。16另一位学者荒尾祯秀则把和刻本《笑府》研究在文献学层面上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在《和刻本〈笑府〉诸本书志》中逐一考察了半纸本之46个刊本、小本之20个刊本、删译本之28个刊本的文献特征，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版本信息。17《关于新见墨憨斋编〈笑府〉》一文则是荒尾氏对其在旧书肆所淘一部中国版《笑府》残本的文献学考察，作者在文末得出结论，认为该本与中国版内阁文库本、筑波大学本为同一版的不同印本，可借新出本补足其他两本中因破损而无法判读的部分文字。18这两篇文章再次展示了日本学者重视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上述成果，可以看作是对前一时期《笑府》研究的补充，但就实际而论，此期关于《笑府》的研究空间不大，这表明个案研究范式已经呈现出消歇之势。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日本汉文小说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分支。日本学者习惯把故事性的笑话视为小说的一部分，因此汉文笑话集随之受到重视，在此项研究中，考察中国古代笑话与日本汉文笑话作品之关联是主要内容。早在1927年，汉学家饭岛花月就发表过一篇小文《邦刊汉文笑话书之一斑》，首次注意到本国的汉文笑话书，提到了《译准开口新语》《奇谈一笑》两部作品，不过他眼里的“汉文笑话书”还包括和刻本中国笑话集《笑府》、中国笑话抄译本《解人颐广集镌初编》等，除此之外，没有涉及到其他问题。1930、40年代之交，近藤杢在《近世日本中国俗文学小史》中也把日本人写的汉文笑话集与和刻中国笑话集放在了一起，但提及的汉文笑话集数量增加了，达到10种，并且指出一个事实，即输入日本的中国笑话集对江户时代的和汉笑话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石崎又造于《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中将此论题深化，他不仅把《译准开口新语》等15种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而且还在日本笑话文学史上给予准确定位，同时论证了东传中国笑话集、本国前代笑话集和它们之间的双重关联，他的此项研究，可以看作是日本學者在依据新材料、采用新角度研究中国笑话的一种努力。到了本世纪初，矶部祐子运用这种研究理路，连续发文更进一步考证了《译准开口新语》《囨谭》《善谑随译》《前戏录》等予中日笑话集的双重关联。20同时，她注意到了这些笑话书籍中的作品在其本国笑话传承中的定位问题，例如，《善谑随译》中的“猿颜”一则，不但承袭了之前《醒睡笑》《译准开口新语》等7种笑话集中的同一个笑话，而且还被收入后来的《译准笑话》中。可以说，矶部氏的上述成果是对武藤祯夫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文笑话是日本笑话作品的一部分，所谓的“双重关联”中，中国笑话与它们的关联是主要一面，因此该专题也属于日本学界中国古代笑话研究的范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世纪以来日本国内各种古典文献电子资料库建设的推进，岛田大助通过主持文部省项目“关于中国笑话集与日本文学、日本语之关系的研究”（“中国笑话集と日本文学·日本语との関连に関する研究”，2009-2011），建设完成了中国古代笑话作品电子资料库，这为当前中日学界运用新技术研究中国古代笑话提供了方便。
结语
近百年来，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笑话的专题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案研究与关联研究两种范式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结合在一起，学者们通常先由文献考察入手，进而再从传播学、文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层面探讨中国笑话作品的输入与流布、翻刻与出版、翻译与翻案等问题，最终在宏观层面上揭示、还原出本土笑话对外来笑话“如何接受”和“怎样反应”的过程;第二，依托本土文化语境的研究立场，秉持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角，重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是日本学者在这项专题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三个特点，这三点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研究理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 [日]前川清二：《中国笑话书》，《书物礼赞》1927年总第7卷。
② [日]松枝茂夫：《中国笑话小史》，《中国小说》，白日书院1948年版，第171-200页。
③ [日]小川利康：《关于周作人与松枝茂夫通信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
④ [日]石崎又造：《中国笑话与狂言记·咄本三种》，《国语与国文学》1938年总第15卷第4号。
⑤ [日]近藤杢：《近世日本中国俗文学小史》，东亚研究会1939年版。
⑥ [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
⑦ [日]上村幸次：《〈笑府〉考》），《山口大学文学会志》1952年总第3卷第2号。
⑧ [日]武藤祯夫：《〈笑府〉研究》，近世庶民文化研究所1955年版。
⑨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笑话》，《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230-232页。
⑩ [日]上村幸次：《关于中国古佚笑话集二种》《关于前田本〈笑海丛珠〉》，《山口大学文学会志》1951年总第2卷第1号，1968年总第19卷第2号。
11 [日]清水荣吉：《中国笑话研究——笑话论》，《天理大学学报》1960年总第33卷。
12 [日]清水荣吉：《中国笑话的特性（一）——关于其民间传承性》《中国笑话的特性（二）——从〈笑海丛珠〉〈笑苑千金〉谈起》，《中文研究》1961年总第1卷，1963年总第3卷。
13 [日]清水荣吉：《笑话的语言游戏性》，《中文研究》1964总第4卷。
14 [日]武藤祯夫：《江户小咄比较研究》，东京堂1970年版。
15 [日]武藤祯夫：《汉文笑话六种》，近世风俗研究会1972年版。
16 [日]川上阳介：《〈笑府〉三种比较考》，《国语国文》，1999年总第773·774号。
17 [日]荒尾祯秀：《和刻本〈笑府〉诸本书志》，《清泉女子大学纪要》，2008年总第56号。
18 [日]荒尾祯秀：《关于新见墨憨斋编〈笑府〉》，《东京学艺大学纪要》，2006年总第57集。
19 [日]饭岛花月：《邦刊汉文笑话集之一斑》，《江户软派研究》，1927年总第53卷。
20 [日]磯部祐子：《关于汉文笑话集〈译准开口新语〉》、《高冈汉学者寺崎蛠洲——笑话集〈囨谭〉的世界》、《读〈善谑随译〉》、《读〈前戏录〉》，《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010年总第53卷，2011年总第55卷，2012年总第57卷，2013年总第59卷。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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