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9年对于两岸来说是兼具政治与文学双重意义的转捩点，这一年前后随军迁台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女兵作家谢冰莹作为迁台作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她的自传体散文《女兵自传》的写作与修改跨越了台海两岸。通过对这些被修改的文本细节的分析与比对，我们能够重新接近民国文学空间，透析出迁台前后的生活环境与政治氛围的变更会使得作家的心态及认识出现怎样的微妙波动。
关键词：谢冰莹、《女兵自传》、版本变迁、文本修改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111-07
1949年前后跟随国民党政府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大陆作家群体中，既包含在大陆时期已經成名著书并在迁台后继续笔耕不辍的成熟作家，也包含迁至台湾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前者中，女兵作家谢冰莹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她自幼叛逆，因争取读书求学和反对包办婚姻而与旧式家庭抗争乃至决裂;少而从军，洗去闺秀脂粉和小姐做派而在行军作战中锻炼出去性别化的性格与体魄;随军迁台，在动荡漂泊的历史环境中经历人生选择与思想重塑的双重转向;侨居美国，晚年审慎检阅自己过往著作与言说，携一颗佛心而终老异乡。我们重新审视谢冰莹的一生颠沛，不难捕捉到求学、从军、迁台和旅美成为她人生成长与转向的几个关键时期，而蜚声中外的自传性散文《女兵自传》的成书和再版过程成为能够投射作家前述几个时期思想变化的重要参考，因此本文以《女兵自传》为主要参照文本，通过比对《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年上海良友版、1943年桂林良友版），《女兵十年》（1947年上海北新书局版），《女兵自传》（1949年上海晨光版、1956年台北力行书局版）等两岸多地不同版本篇目的增删与内文的修订，试图贴近女兵作家谢冰莹在人生关键时期的思想转变与心态波动。
一、《女兵自传》的成书与版本情况
追述谢冰莹自传体散文《女兵自传》的成书过程颇为曲折，作家在上卷初版本序言中也回忆道：“这本书正如我的命运似的多灾多难，它是这样地难产，论起时间来的确有点惊人，在六年前就已经写好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的生活了，但那时我绝没有想到要出什么自传的。”①正如作家自述，谢冰莹在1930年代初以“冰莹”为笔名于杂志发表系列信笔短文，后经过较大增删与修改最终整理成为上卷初版本的部分章节篇目，如《读书月刊》1931年第3期发表《我幼时的学校生活》，后改为第二章《小学时代》的第二篇《近视眼先生》;《读书月刊》1931年第3卷第5期发表《我的少年时代生活的一断片》，后改为第六章《飘流》的第二篇《小学教员》;又如《现代学生》1932年第6期发表《我的中学生生活》，后修改为第三章《中学时代》;《灯塔》1934年第1期发表《两个逃亡底女性》，后改为第六章《飘流》的第三篇《恐怖之夜》。自1935年起，谢冰莹在《人间世》《宇宙风》《逸经》等多个杂志连载系列文章，而后几乎未经过多修订而成为初版本的其他重要章节篇目，如《被母亲关起来了！（一）（自传之一章）》、《被母亲关起来了！（二）》、《被母亲关起来了！（三）》分别发表于《人间世》1935年第20、21、22期，后成为第五章《家庭监狱》的第二篇《被母亲关起来了》;如《第二次逃亡》《第三次逃奔》分别发表于《人间世》1935年第27、28期②，后成为第五章《家庭监狱》的第八篇、第九篇;如《自传之一章》发表于《宇宙风》1936年第14期，后成为第一章《幼年时代》的前两篇，即《祖母告诉我的故事》《我的家庭》;《一个女兵的自传（一）》《一个女兵的自传（二）》分别发表于《宇宙风》1936年第15、16期，后成为第一章《幼年时代》的后四篇，即《黄金的儿童时代》《采茶女》《纺纱的姑娘》《痛苦的第一声》;《当兵去》，发表于《宇宙风》1936年第17期，后成为第四章《从军时代》的第一篇;如《夜间行军》，发表于《逸经》1936年第4期，后成为第四章《从军时代》的第十一篇等。
1936年7月15日，《一个女兵的自传》作为由赵家璧编写的《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七种，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也就是后来所通行的《女兵自传》的上卷部分的初版本，这一版本于1937年6月15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再版，除了装帧外，内文并未作修改。1943年9月，转由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重新出版。而后来所通行的《女兵自传》的中卷部分于1946年4月由作家本人在迁台作家王蓝和太太袁涓秋合办的重庆红蓝出版社汉口分社自行出版初版本，书名为《女兵十年》，由于初版本是作家向友人借钱自费印刷的，因此只发行了三千册③，同年9月在重庆红蓝出版社北平分社再版④，1947年于上海北新书局三版，几乎原样照红蓝出版社版翻印，连原勘误表也一并未改附于文末。1949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征得作家本人同意，收回了上中两卷的版权并合在一起重排出版，定名为《女兵自传》。1949年谢冰莹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女兵自传》便同作家一道从大陆文学环境中淡出转而进入台湾文学场域。1956年，《女兵自传》的台湾初版本由台北力行书局出版，而后再版十余次。1980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出版集团重新出版，装帧和排版都做了较大改变，但内文并未做过多修订。1985年，在谢冰莹的故交魏中天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了新时期第一版《女兵自传》，使得这本见证着两岸历史变迁的作品以新的面貌重回大陆，而后中国大陆出版界关于这本书的多种选本以及谢冰莹的其他散文小说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了。
二、文本字句的删改与话语方式的转变
政治历史的震荡必然带来身处其中的作家思想和心态的波动，作家思想的变化过程也必然会在她不同时期的作品和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的版本中留下或显性或隐微的痕迹。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空气的置换，迁台以后的谢冰莹在作品中对于自己早年参与革命和左翼文艺活动等相关的信息细节处理非常谨慎，最基本的修改方式是仅删去较为敏感的语汇和字句，并不做其他增补。比如在1936年上海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第四章《从军时代》的第六篇《几个不守纪律的男女兵》中，作家写到自己在北伐军女生队时候被连长指责“学文学的人是浪漫的，不能革命的”，并没收了自己喜爱的文学书籍和女生玩偶，作家表示自己在受了这一刺激以后，“每天和眼睛接触的尽是些农民革命问题，世界革命史，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尤其是那本步兵操典，几乎有大半可以背得出来！”⑤1943桂林良版友和1949年上海晨光版都把其中的“农民革命问题”一词删掉，1956年台北力行书局版则删掉了全篇文章。类似的较为简单直接的基础修改方式也在这本书同一章的第七篇《血的五月》中出现，这篇文章讲述的事件发生于北伐军进入武汉以后，1927年5月，谢冰莹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总队刚刚改编为国民政府中央独立师，而她本人也参与了武汉学潮，呼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文中多次出现与“红色五月”、“血的五月”相关的意象，比如“这鲜红的，用革命先烈的血染成的五月呵，只有在一九二七年是这么被我们热烈地庆祝过……在鲜红的五月里，邓肯跳舞团，也来到汉口的血花世界表演了。一群天真活泼，强有力的少女们，披上血红的绸子，在淡绿色的灯光下唱着‘想我们受过，多少努力，劳动的沉痛！……那种整齐活泼的步伐，雄壮的歌声，感动了每一个观众，鼓励了每一个观众的热情，大家也和着高唱起：‘通红的活路，烤干尽了我们的血汗……”⑥，上海晨光版不仅将此处“这鲜红的”几个字删掉，而且在这篇文章后文多次涉及到同样的表述时候将“鲜红的”及与之类似的修饰词如“血花”、“血红”、“通红的”等删掉，在台北力行书局版中则更为简洁彻底地将《血的五月》这篇文章通篇删掉。无论是“农民革命问题”还是“红色革命性质”都直接指向了从军时期的谢冰莹思想和革命理想倾向，尤其是“红色”革命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修饰词更是在记录武汉学潮时的这一篇中多次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在初版本中出现过：“在鲜红的五月里，国际工人代表团来到革命中心地的武汉了，工农革命的领袖也来到武汉了，我们整天忙着欢迎，忙着操练阅兵，忙着出特刊，写标语，传单。”⑦如果说前述的细节还是较为含蓄地暗示着当时的革命形势的话，“国际工人代表团”、“工农革命领袖”这两个关键词则是非常直接地表示出当时谢冰莹参与的革命活动的意识形态性质，因此这一细节在谢冰莹被党组织除名并开始反思自己早年革命理想，乃至于40年代思想倾向出现转变以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出现在包括1943年桂林良友版及以后的各个版本中了。
除了仅删去较为敏感的语汇和字句而并不做其他增补这种最基本的修改方式以外，谢冰莹更倾向于在删去敏感词语的基础上，以新的话语方式将原文空缺处重新补全。比如在1936年上海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第四章《从军时代》的倒数第二篇《夜间行军》中写到自己参与北伐军女兵队时候曾经连夜行军赶路的经历：“因为看不见敌人的多寡，看不见血肉模糊的死尸，作战时一走更有精神，更加勇敢。夜的空气是静穆的，严肃的，紧张的！一想到为真理而战，为光明而战，为全人类中的被压迫阶级而战，就会精神百倍起来。但同时我也想到过，晚上开战，分不清敌人和自己的弟兄，一定会误杀多少人的。”⑧这一处最后两句是在描写作家在行军过程中内心对自我信仰的革命理想的揣摩，这一细节在上海晨光版和台北力行书局版中被一致修改为：“一想到为真理而战，为自由而战，为全国父老兄弟姐妹而战，就会精神百倍”⑨。显见的是，作家将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色彩的“全人类中的被压迫阶级”改为没有特定意识形态意义的“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同一篇文章中还有另一个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上海良友版该篇结尾中写道：“在那遥远的山边，发现几点红光了，这是黑暗中的曙光，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我首先放开嗓子唱着，大家都一起唱了起来，雄壮的歌声，冲破了黑夜的沉寂。”⑩台北力行书局版中，作家将后一句描写自己唱歌的行为和歌词的内容完全删掉，全篇文章以“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11为结束。其中作家高唱的“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是北伐时期非常流行的红色歌谣《少年先锋队歌》，当时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和进步组织中流传甚广，作家在作品中并没有引用这首歌曲的全部，其中副歌部分反复出现的句子是“我们是/这就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歌词结尾一段是这样的：“看我们高举鲜红旗帜，同志们快来，快来同我们努力建设工农的政权，工农作世界主人翁，人类才能走入大同。战斗呵！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12由此再结合作家在《夜间行军》这篇文章结尾处富有暗示意义的描述，远处的红光、黑暗中的曙光昭示着军队充满希望的目的地，雄壮的少年先锋队歌会冲破现在短暂的黑夜，必將队伍引领至能够拯救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红色的远方。这一段的描写手法与十七年文学中的带有模式化的红色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反映了作家当时信仰的社会主义工农革命理想，因此迁台以后的作家必然会在台北力行版将这部分内容删去。
三、重版风波及《爱晚亭》与《当兵去！》
关于作家对不同版本作品中意识形态语词的修改问题，有一个特殊事件不可以忽略，现代文学研究界曾因谢冰莹对自己在不同版本《女兵自传》中意识形态方面细节修改态度的前后矛盾而引起一场关于《女兵自传》的重版风波，事情发生在1985年，是时四川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徐靖委托谢冰莹好友魏中天先生与当时漂泊海外的作家本人通信商议重新在大陆出版《女兵自传》事宜，但遭到了谢冰莹的拒绝。拒绝出版的原因是谢冰莹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大陆书籍在收纳她的作品时存在未经她允许而私自删改的情况，对此，谢冰莹曾分别在1985年3月10日给编辑徐靖的信、1984年4月3日致北伐时期故交杨纤如的信中反复表示并重申自己对于这种“私自篡改”的“违法行为”的极端不满。我们不妨根据1983年到1985年作家与徐靖、魏中天、阎纯德等几位相关人士的通信内容来还原一下当时重版风波的具体情形。1983年11月14日谢冰莹致魏中天的信中写道：“对于出拙作事，我不能同意，因此也不便作文。在此间，朋友买到译本《港台女作家选集》，看到拙作两篇：一为《爱晚亭》，一为《从军》（《女兵自传》的一部分）。我看了一遍，他们改了两处地方，改得太离谱了，简直不像话！如出书，更不知他们改成什么样子，请转告他们，如一字不改原著，可以出版，否则，我绝对反对！”13在1984年2月15日致魏中天的另一封信中，作家仍表示：“关于出版拙作事，我不赞成。因为像《选集》上面的文章，把我的原文改了，实在不应该。最好不出，要出就要尊重作者的意思和她本人的思想。我不想多说，请原谅。”14其中作家指责的《选集》指的是1982年3月由阎纯德等编选，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上册》中节选了《女兵自传》上卷中的《爱晚亭》和《当兵去！》两篇文章，编者阎纯德于1984年8月7日致谢冰莹信澄清作家关于编者擅自篡改自己文章的指责：“……（二）四川人民出版社发稿的《女兵自传》系据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排印。请放心，他们不会更改一个标点。（三）关于《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所选您的作品一事——这里，我可以向您郑重申明：从编者，到出版社编辑，我们没有更改原稿一个字，这是事实！……节选的几段文字是从40年代一个选本中选印下来的，这个本子我一时说不出它的编者、出版者，但可以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到……事实上，再蠢的编者和编辑，都不会任意给作者加进那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语言的。”15值得玩味的是，谢冰莹在1984年8月23日对于这封信的回信上面，除了来信收到以外，只字未提关于阎纯德对之前出版选本是作家原作而并非编者擅自修改的解释的回应，并在编者阎纯德已经将事件解释清楚的前提下，作家在1985年3月10日致徐靖信中仍然对此表示极为激愤，并特意将“被篡改”的两处细节告诉编辑：“听说您们要印拙作《女兵自传》和《我的回忆》，非常感谢。只是我希望完全照原文，不要随意改动;否则，千万勿印。在《台港女作家选集》上，有拙作《当兵去》和《爱晚亭》两篇，后者没有改，前者改了两处：①原文是我们在火车上唱歌，他们改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共产国际歌，真是太岂有此理了！②我陪二哥在岳麓山养病，他介绍我看有关文艺方面的书，他们改为‘××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还有许多地方改了一个字或几个字的，不计其数。如果像这样，随意篡改，我根本反对出版拙作任何一本。老实说，这是犯法的，我可以请律师控告的。”16
据此，学者钦鸿特意在自己编纂的《谢冰莹致魏中天书信集》中将上述信件全部收纳，并撰文《谢冰莹〈女兵自传〉的重版风波》，力图证明这些话原本出于谢冰莹本人原作。钦鸿所依据的《当兵去》的原稿是载于陶亢德编辑的《宇宙风》1936年5月16日第十七期的，内文原有“××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两处表述，并表示经学者自己核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6月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初版本在上述两处细节与刊于《宇宙风》上的原稿一致17。既然学者与作家之间因作品中可能存在的修改问题而产生了矛盾，那么我们不妨将目前可查几个版本中《当兵去！》这一篇的相关细节抽离出来进行比较阅读，便也可一窥作家究竟是如何对上述细节进行循序渐进的修改并在晚年进行自我否认的。1936年上海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第四章《从军时代》的首篇《当兵去！》（P131）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他（笔者注：谢冰莹二哥谢承章）给我看××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以及其他几本关于社会科学，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当我对于这些书发生了兴趣的时候，那个影子便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淡了下来，我写文章的对象，也转了方向。因为住在乡间和农民接近的机会很多，我开始描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痛苦，还在三哥主编的通俗日报上发表了。”181943年桂林良友版本中将上述一段第一句话前半句改为：“他给我看，社会主义浅说，以及其他几本关于社会科学，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只删掉了“××主义ABC”19。1949年上海晨光版将该句改为：“他给我看几本关于社会科学，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在前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删掉了“社会主义浅说”20。1956年台北力行书局版中对前述一个段落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幅度修改：“他开始给我看关于新文艺方面的书，当我对这些书发生了兴趣的时候，那个影子便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淡了下来。我常常写些山居小品在三哥主编的通俗日报上发表……”21。此次修改不仅将“××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删掉，而且将原文中其他几本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改为关于“新文艺”方面的书，并将自己关注并描写农民生活的细节修改为常写“山居小品”，1980年台湾东大图书版与台北力行书局版一致。由此可以证实阎纯德所编《选集》中选篇参考版本应是以1936年上海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初版本为底本的，学者钦鸿对谢冰莹否认自己原作的指责也的确有理有据。
被作家指责的恶意篡改除了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书籍阅读细节之外，还有另一处高唱共产国际歌的内容在学者钦鸿的论述文章中并未展现出来，为了论述的全面有必要这里加以补充呈现。在1936年上海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第四章《从军时代》首篇《当兵去！》结尾部分写道：“车厢是关马装货的，所以除了两扇铁门外，连一个小窗户都没有，大家被黑暗笼罩得太难受了，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22。1943年桂林良友版将唱歌的细节改为“大家被黑暗笼罩得太难受了，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着歌”23，并删掉了共产国际歌歌词的内容，1949年上海晨光版和桂林良友版处理相同，1956年台北力行书局版在前者基础上又有几个字的微调：“大家被黑暗笼罩得太难受了，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起歌来。”24那么引发我们思索的就自然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不同时期的谢冰莹为什么在不同版本中对同一篇文章的细节进行这样不厌其烦的反复修改？二是晚年的谢冰莹为何要否认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语言细节是出自于自己的原作？
四、文本修改背后的作家意识形态波动
讨论到作家在不同时期《女兵自传》版本中对前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重要文本细节的修改因由，我们需要追问这几个不同版本问世的年份代表了作家人生轨迹的那些阶段，如1936年初版本问世时，谢冰莹刚刚在柳亚子先生和日华协会同仁的帮助下，从日本东京狱中重返祖国大陆，并在广西桂林三哥处静养;1943年桂林良友版出版时，作家已经与贾伊箴结为夫妇，并在西北国统区组织筹备文化宣传工作;1948年上海晨光版出版的时候，作家已經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聘任而赴台任教;1956年台北力行书局版出版之际，谢冰莹已在台生活8年之久，并皈依佛门。通过结合这几个版本的出版时间对应着谢冰莹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看出自1936年上海良友版以后原文中与左翼革命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化表述已经在其他版本中逐渐被删减和淡化，这与作家原本信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因现实变化和环境波动而动摇乃至转向的思想心态的转变过程密不可分。那么为何晚年的作家会否认这些细节原本出自于自己早年的作品版本呢？其一，1985年的谢冰莹已是耄耋之年，许多与晚年谢冰莹有过交往的学者都在不同文章中透露过此时作家的记忆力已远不如年轻时期了，比如请友人吃饭却忘记带钱，记不清自己的全部著作情况等事情时有发生，谢冰莹老友魏中天曾经回忆道：“在我看来，冰莹的身体虽年老，但还可以自己走动，照料自己的生活。不过冰莹的记忆力却十分差”25，也有曾经采访过她的学者表示：“在这次会见中，谢老曾多次询问我的名字，还要求我将全家人的名姓和地址写给她。看来，谢老的记忆力似乎也有些衰退了”26，在1995年九十岁时，这种记忆力的衰退更加严重，有报道称当时的她已经不仅有记忆力消失现象，而且常认不得人，甚至记不起事了27。因此，耄耋之年的谢冰莹对自己早年作品中涉及左翼革命的意识形态化表述持否认态度，的确有可能是由于年事渐高而记忆力衰退所致，但是通过前文所述几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往来书信情况梳理，我们很明显能够发现作家在编者阎纯德已经给予了准确清晰的解释以后仍然佯装视而不见，并且在接下来与编辑徐靖的通信中依旧维持之前的强硬态度，痛斥阎纯德在文集中的选篇如何肆意篡改了她的作品，简直是“岂有此理”，甚至有“违法”嫌疑。这就不能单纯用年事渐高而记忆不佳的借口来解释了。谢冰莹既是有意在否认自己早期版本作品中带有明显政治色彩语句细节的事实，更是在否认自己早年参与左翼革命并信仰工农革命理想的事实。她曾在1981年7月24日寄给魏中天的信函中针对同乡梁兆斌刊于1981年6月25日上海《文学报》的文章《遥念谢冰莹》而特意指出几处错误，并否认过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我不是左联发起人，因为教书、上课太忙，所以没有功夫参加工作……34年我从来没参加过人民政府活动，也没有被通缉过……”28，同年12月7日的信中针对魏中天在香港《文汇报》副刊《文艺》上发表的散文《记谢冰莹》而指出表述的错误，进一步否认自己早年参与党组织和地下党活动的往事：“我从来没有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你参加，我完全不知），更没有反蒋，我是始终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孙总理和蒋总统的;否则我为什么跑去台湾？”29这里的人民政府指的是蔡廷锴和徐名鸿在福建筹办的以反蒋抗日为主要任务目标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参与工作指的是她曾任人民政府妇女部长一职之事，在这封信的结尾，谢冰莹语言非常尖锐而很不客气地对她的老友说：“你说我们这次通了十六封信，哪有这么多？你写文章，固然是你的自由，但不可抹杀事实，更不可造谣，妨碍对方的安全。你这篇文章，虽在香港发表，可是台湾朋友也看到了……现在请你自己澄清一下……此后最好不写关于我的文章，万一要写，请先赐下给我拜读后再发表。”30魏中天曾经回忆过两人会面时候一个有趣的细节，也可以让我们侧面看到当时谢冰莹身处的环境的特殊：“我在美国时，曾做过一件很好笑的事。谢先和我说明道理，谢曾要我在她反动的丈夫面前，否认她曾参加过左联和闽变。后来真的在贾的面前，谢故意问我，她过去有没有参加过左联和闽变，我在贾面前，大声的说：‘你思想这样反动，那里有资格参加左联和闽变……这样她反动的丈夫才相信。”31梁兆斌和魏中天在回忆性文章中关于谢冰莹早年参与革命的叙述并不是“抹杀事实”也不是“造谣”，而是确有其事，所以作家的指摘并不合理。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信息，一是这样的文章会“妨碍对方的安全”，这或许就是谢冰莹当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二是这样的文章会让“台湾的朋友看到”，给她所处的生态坏境施加舆论压力;三是这样的信息会让“反动的丈夫震怒”，更进一步为她的日常生活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作家才会坚持否认和抗拒自己早年文章中透露出的意识形态讯息。
谢冰莹《女兵自传》的不同版本由于成书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与置换都相对较大，作家对文本的修改也必然受到所处时空的限制，而因这种时空错位带来旧环境和新环境的差异直接作用于文本。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文本修改缝隙间的微妙变化，察觉到写作者掩盖在文本背后未曾说出的话。除却两种差异性意识形态的角力之外，这部自传性散文的修改还可以折射出作家的性别意识、宗教信仰、生存哲学等多种层面认识的变化，限于篇幅难以展开，这部作品的文本修改问题，还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空间值得我们继续挖掘。
①⑤⑥⑦⑧⑩1822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页，第175页，第176-178页，第178页，第208页，第211页，第131页，第135页。
② 值得注意的是，据陈思广的《〈女兵自传〉是这样写成的》，《中华读书报》2013年7月10日第014版指出，谢冰莹的文章《逃亡》（即：《第一次逃奔》《第二次逃亡》《第三次逃奔》刊于1935年4月20日—5月20日《人间世》第26-28期）;据李夫泽著《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指出，谢冰莹的文章名为《逃亡》发表于1935年3月20日《人间世》第24期。而笔者查阅23-28期的《人间世》并未查到这篇《逃亡》因此这篇文章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③ 谢冰莹：《女兵十年》，北新书局1947年版。
④20 谢冰莹：《女兵自传》，上海晨光出版社1949年版，第99页。
⑨112124 谢冰莹：《女兵自传》，台北：台北力行书局1956年版，第77页，第78页，第48页，第50页。
12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编：《红色歌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1314282930 钦鸿编：《永恒的友谊：谢冰莹致魏中天书信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第44页，第33页，第38页，第38-39页。
15 阎纯德：《作家的足迹·续编》，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6-457页。
16 钦鸿编：《永恒的友谊：谢冰莹致魏中天书信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17 钦鸿：《谢冰莹〈女兵自传〉的重版风波》，中华读书报2002-10-17。
1923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桂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版，第128页，第131页。
25 魏中天：《谢冰莹谈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及其他》，选自阎纯德，李瑞腾：《女兵谢冰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26 吴一虹：《凄清》，选自阎纯德，李瑞腾：《女兵谢冰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27 柴扉：《女兵不死，精神常在》，选自阎纯德，李瑞腾：《女兵谢冰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31 魏中天：《关于谢冰莹的信函片断》，选自钦鸿编：《永恒的友谊：谢冰莹致魏中天书信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