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王德威和陈思和评论的建构下，葛亮似乎被贴上以书写民国往事见长的标签，但在目前关于葛亮创作讨论较多的新古典主义、南京叙事等评价之外，葛亮写作里更丰富的东西其实被掩盖了。综合葛亮小说创作来看有着极为丰富的动物书写，其最初的小说创作《谜鸦》以乌鸦映射现实人生，另有《猴子》《朱鹮》《鹌鹑》等涉及动物的作品，葛亮小说中丰富多义的动物书写现象值得关注。笔者试图运用叙事学理论、动物批评理论及精神分析理论，以葛亮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细读与比较的方法，综合过往研究者的论述，结合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有关内容来尝试界定动物书写的内涵，探究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经验来源与表现形式，并进一步挖掘其小说中动物书写反映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以及在建构人与动物理想关系方面的内涵与价值，力图丰富葛亮小说创作的价值，为葛亮小说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及思路。
关键词：葛亮;动物书写;动物批评;动物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74-08
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现象早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王德威教授曾提及“葛亮似乎与鸟有缘，从《谜鸦》到《朱雀》，短短几年的成绩令人惊艳。”①或如刘俊教授所言，“他的小说很多都是以鸟、以飞翔的风筝来作为题目，比如《朱雀》，朱雀是南方的神鸟;《北鸢》，则是写北方的风筝;《谜鸦》写的是乌鸦;此外还有《朱鹮》《鹌鹑》等，这些作品，都在告诉我们，葛亮喜欢写鸟、写飞翔。”②然而这些只是对其动物书写的简单概括，还未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实际上，不止鸟类动物的频繁出现，葛亮的小说中蕴含有大量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动物书写已成为其小说创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一、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内涵
伴随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认识的增长，研究界对小说创作中动物书写的关注也逐渐增多，但何为动物书写，是否涉及到动物的写作内容就可以归为动物书写的范畴？这一概念的内涵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厘清。
动物书写首先表现为文本内容上对动物的描写，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黄宗洁将台湾动物书写的第一阶段称为“经验分享与抒情”：作者往往以第一人称的观点抒发私我的动物经验，内容多半着墨于饲养动物的趣事或回忆，并借此分享对动物的喜爱之情。③葛亮的小说《猫生》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葛亮小说中对动物的描写还关注到动物与人之间的神秘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清华就已关注到莫言小说中特别的动物书写现象，“莫言在许多小说中都描写了具有灵性的动物，他不止一次地写到黄鼠狼、狐狸、狗及骡子等动物，它们不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秉承天地意念的某种神灵，它们与人类具有相似的感觉和智能，并与人有着某种神秘的必然关联。”④这种神秘的必然关联在葛亮的《谜鸦》与《猴子》中得到了充分演绎，如葛亮所言，“如果回归主题，就是动物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必然或意外的交缠。这和环保等绿色概念无关，倒像是某种有关宿命的迁延。”⑤《谜鸦》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却不注重分享主人公饲养乌鸦的经验，而在于展示这只乌鸦的意外闯入给主人公夫妻二人的生活带来的某种宿命般的结局。《猴子》中猿猴杜林的出逃看似是一起偶然性事故，但在饲养员看来仿佛是一场有意识的行动，猿猴杜林与饲养员生活上的对比与其命运的紧密相连仿佛也是宿命的迁延。
动物书写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为对动物的描写及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关注，还具有传情达意、参与叙事、营造氛围等多种艺术作用。郭洪雷在研究莫言时认为动物“成为莫言对世界、对生命、对人展开思考和认识的‘装置”，而“小说中的动物书写并非来自对现实的直接观察，而是为了维持小说中‘真实的幻觉所实施的修辞技巧和手段。”⑥显然，郭洪雷对莫言小说中动物书写的理解超出了张清华所描述的现象而深入到这种动物书写现象所具有的艺术作用。台湾学者蔡明谚对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现象也有所关注，认为“从《谜鸦》到《猴子》，葛亮都展示了对动物习性的熟悉。”⑦但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显然不止是停留在对动物习性的描写，其动物书写在文本中具有多种艺术作用。乌鸦与猴子在《谜鸦》与《猴子》中作为动物直接参与故事的叙述甚至影响了情节的开端、发展、转折乃至高潮;鸽子在小说中突然地出现成为了小说《问米》与《街童》中动态叙事环境的一部分，起到了表现人物心理的重要作用;朱鹮与鹌鹑不仅在同名小说《朱鹮》与《鹌鹑》中成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还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
不同学者对动物书写的解读实际上是对动物书写内涵不同方面的关注。黄宗洁是从动物书写表达的具体内容与情感方面对动物书写进行的分类，张清华则是从莫言小说中注意到了动物书写的重要特征，即表现动物与人之间的神秘关联。郭洪雷显然更关注莫言小说中动物书写体现的“技巧性”。相对于这几位研究者，郑国庆认为动物书写是具有动物解放意识的写作，强调动物书写“致力于在写作中打破人类中心的迷思，贯彻生态整体主义与动物解放的理念。”⑧郑国庆对动物书写的解释显然是出于社会学角度。西方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动物书写的研究已形成独立的批评话语即“动物批评”，这一批评范式發端于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对英国现代小说、诗歌等作品呈现的动物生存境遇的关注，之后则有学者对动物书写涉及的种际道德、生态审美等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者那里，动物批评实际上已超越环境议题，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对社会、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反思。⑨
结合西方动物批评的发展及国内学者对动物书写的认识，笔者所论述的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实际上包含了题材内容、写作技巧、思想价值乃至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其以对动物的描写为基础，以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为主要特征，具有叙事、抒情、象征等多种艺术功能，在思想上反映了动物的主体意识与借助动物这一特殊视角对人类自身进行审视与观照的反思意识。
二、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经验来源与表现形式
（一）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经验来源
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首先来源其关于动物的饲养经验与生活观念，“大约因为幼时经历，家里面养过各种动物。它们有如座标，贯穿了我的生活。猫和狗，是其中的主线。比如我在《猫生》中写到的芒果、榔头与汤圆。它们如家人一般，和我的生活交错，水乳相融。提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其相关回忆，似乎都如同浮雕，凸显于我的人生阶段。”⑩如果说关于动物的饲养经验提供的是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写作素材，那么生活观念带来的则是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叙述视角以及思想主题。葛亮小说中的动物首先是具有动物主体意识的，用葛亮自己的话来说，“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这些动物聚集与歌舞，并以一个独特的名字表达尊严。它们极度仰慕权威与守护，也在背叛与漫长的和解中经历成长。”11但葛亮并没有直接运用动物视角来表达主题思想，而是借助动物主体与人类主体之间存在的“谛视”关系来映照彼此，“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生活，在接受着某种谛视。来自于日常的一双眼睛。一只猫或者一只鹦鹉，甚至是甲虫或是螃蟹。”12这种具有相当浓厚辩证色彩的生活态度最终构成了葛亮小说的动物书写中重要的一部分，即以人的视角出发，以动物为表现对象来谛视与审视人类的生活，一方面凸显了动物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强烈的反思意识。
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还来源于对其他作家作品的阅读经验以及自身丰富的观影经验。在谈到最初的创作经历时，葛亮提到自己写作的一篇以蝾螈为主角的小说，这篇小说既结合了个人的饲养经历，也是因为受到了霍夫曼的志怪小说的影响。13“卡夫卡与舒尔茨让我们吓破了胆，同时感到绝望”14。卡夫卡将人变成了昆虫，把人的异化与人际隔阂推向极致，而葛亮对动物的书写终究保留一线，动物再怎么具备人的特征但也不会变成人。葛亮还曾在与李安的对谈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逻辑感丰富的作品的着迷以及对横沟正史、江户川乱步等推理作家的喜爱，因此萌生出创作一些带有推理色彩的小说的想法，15这种逻辑感乃至推理色彩显然可以在《朱鹮》《鹌鹑》等一批具有悬疑色彩的小说中找到踪影。电影也为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提供了诸多经验。不论是在散文集《小山河》中提到创作《谜鸦》是因为希区柯克的电影《鸟》所带来的意犹未尽之感，还是在小说集《浣熊》的自序《浣城记》中写到的由观看韦伯的电影《猫》所引发的对动物的思考都是如此。葛亮曾认为让·雅克·阿诺的电影《熊》的出色之处就是从人的视角去理解和表现动物之间的兄弟情或母爱，“这些动物置换成人，在情节上依然成立，因为根本上仍然是人性的而非兽性的”16，结合小说《猫生》中的情节来看，将《猫生》中芒果、汤圆、榔头三只猫对应的母亲、残疾的亲生儿子、健康的养子三个角色置换成人，在故事情节与情感表达上也依旧成立，可见让·雅克·阿诺在电影中以人的视角理解和表现动物情感的技法对葛亮动物书写的影响。
（二）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表现形式
1. 作为动态叙事环境的动物书写
小说的叙事环境在过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而实际上环境在故事的叙述中具有多种作用，它可以形成气氛、增加意蕴、塑造人物乃至建构故事。17叙事学中将叙事环境划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以动物的活動来形成故事叙述的动态环境，这种叙事环境或勾连外部物质世界与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与心理，或对叙事造成暂停、中断、转折的效果，使叙述更为起伏跌宕，或营造环境的独有氛围，增强叙述效果等等，对小说的叙述起到了重要作用。
小说《问米》中有多处融入叙事环境的动物描写。故事中提到我时隔三年后再次见到阿让时是在一个湿热的阴天与一处残破的民房，然而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我进入民房见到阿让的场景，而是在进入民房前以叙述者“我”的视角写了这样一幅画面：“民房前面，有一个水洼。几个小孩子正蹲着，专心致志地看着什么。我走过去。水洼里有东西轻轻地蠕动。当我认出是一只初生的老鼠时，有些反胃。小孩们撩起肮脏的水，泼向老鼠。老鼠挣扎着想要爬出水洼。他们就把它的头按下去。”18这一环境描写里老鼠的挣扎、蠕动，小孩撩水泼向老鼠按下老鼠的头以及我的观看就像鲁迅的《药》一样形成了看与被看的动态关系，作为成年人的“我”尚且反胃，而小孩却将这种行为当作一种乐趣对待，这一动物书写无形中增强了场景中冷漠、残忍的氛围，表现出“我”内心潜在的忐忑与悲悯情绪。在这残害生命的场景旁，具有强烈对比效果的是“水洼的边上，是一丛栀子花，大朵大朵的白，开得很招摇。”19葛亮在叙述这段故事时明显还借鉴了中国古代游记中移步换景的写作手法，民房、水洼、小孩、老鼠、水洼边的栀子花，人物的视野随着步伐的变动而不停地转移并很快再一次见到了动物，当主人公“我”沿着民房木梯向上走时，“扶手上栖着几只鸽子，侧过头，用好奇的眼神看我。我走近了，它们就退后几步。我挥了一下手，它们就扑棱棱地飞走了。”20周围一切环境都预示着阿让生活境遇的变化，作者把文中“我”内心的好奇投射到了鸽子的身上，再次借动物塑造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在小说结尾鸽子又一次出现，“当我走下楼梯，那些鸽子又聚拢了来。它们转动脑袋，咕咕地叫，没有放弃对我的好奇。但是，当我走近它们的时候，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飞走了。”21作为叙事环境构成的一部分，鸽子形成了故事结尾的最后一个动态场景，这一场景下“我”与鸽子间的关系同“我”与阿让的关系显然具有了某种共通性：好奇但无法真正接近，关心但始终保持距离。故事在这一场景中戛然而止，为小说的结局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间。
与《问米》中鸽子传达了主人公的心情不同，葛亮在《街童》中写到的鸽子则主要是在叙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中的“我”来归还女孩的皮夹时知道了她的妓女身份，接着二人聊起了自己的家人，然而在主人公“我”说完自己有个哥哥后叙述环境突然产生了变化，“这时候，一只鸽子飞过来，落在床跟前小小的窗户上。歪过头，看着我们。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女孩掐灭手上的烟蒂，弹出去。鸽子吓得后退了一下，然后振一下翅膀飞走了。”22紧接着这段叙述，主人公“我”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床上并与女孩告别。小说该情节前后的逻辑看似是不顺畅的，但实际上这正是作者所设计的巧妙的叙事转折。二人的首次交谈就已经聊到了家人，这既迅速拉近两人间的距离但也因触及到私密话题而让氛围显得尴尬，故事叙述到此也就难以继续，而葛亮正是通过对突然飞来的鸽子的书写起到了故事发展所需的停顿与转折作用。
除了老鼠与鸽子，葛亮还以对其他动物的书写来构成动态的叙事环境。小说《鹌鹑》中韩小白与张夏在陷入对话的尴尬时，“远处突然有猫的凄厉的叫声，打破了静寂。然后是厮打，砖瓦碰撞的声音。她们几乎都听见了，凛凛的树影的晃动，有一只猫落荒而逃。”23猫的叫声与活动打破了二人间的尴尬，实现了叙事环境的变化，另外在《龙舟》里突然落在主人公脚上的小蟹子等也都有类似的作用。总而言之，这类动物书写常常能够结合动物给予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受，形成独特的动态叙事环境，起到或影响情节发展，或营造氛围，或表现人物心理的作用。
2. 作为隐喻与象征的动物书写
葛亮小说的动物书写表现出很强的隐喻性与象征性，一方面其部分小说中动物作为文本的整体意象出现，既指涉动物实体也以动物的特征与内涵来隐喻人，或象征着人的某种精神力量，代表作品如《鹌鹑》《朱鹮》《朱雀》等。另一方面，其动物意象常出现在人物的梦境中，反映人物的潜意识，象征着人的某种思想情感，代表作品如《杀鱼》《龙舟》等。
《朱鹮》以天才儿童画家路小童母亲被杀身亡的案件展开，牵扯出其背后以“朱鹮”为名的一起国际走私案，小说围绕朱鹮这种动物本身的稀缺性及对其拯救之法的思考，以悬疑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结尾处路小童画下的多张血红色的朱鹮图以复杂的线条组合成杀人凶手的肖像画，朱鹮的命运与路小童的命运仿佛始终联结在一起，可见作者以朱鹮作为小说标题与整体意象上的巧妙构思。《鹌鹑》的隐喻性则更为浓厚，该文讲述了女孩张夏来到香港的一家青年旅舍寻找未婚夫的故事，小说情节看似简单却隐藏着诸多线索与暗示，充满了悬疑色彩。“鹌鹑”第一次在文中出现是作为该旅社的无线局域网密码，“这么老旧的地方，居然也有Wi-Fi。但是密码很奇怪，很长，是两个重叠的英文词，coturnixcoturnix。”24除此之外，文本中还多次直接写到鹌鹑：张夏进入神秘的309房间并在里面发现了一笼被关起来的鹌鹑;韩小白在垃圾箱中发现了鹌鹑的尸体;游牧对鹌鹑尸体进行血液的分析并猜测有人在用鹌鹑做关乎生死的实验等等。在回答张夏的疑问“为什么会用鹌鹑”时，作者也有意将故事引入有人在用鹌鹑乃至人体做实验这样恐怖的境地，然而当我们结合小说结尾进行分析并试图回答小说“为什么会用鹌鹑”时，鹌鹑本身具有的隐喻性才得以显示出来。根据对鹌鹑生物性特征的认知，鹌鹑这种鸟类的一大特征就是通常雌雄相差不大，不易辨别，小说结尾处对露姨男性身份的揭露，鹌鹑固然是露姨药物平衡的试验品，毕竟“四十年来，这个妇人终未将自己的身体改造完全”25，但露姨本身也正是鹌鹑的隐喻。结合上文提到的密码中重叠的两个英文词的“鹌鹑”，这个故事在意象设计上不禁让人想起了《木兰辞》“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里对兔子的描写，作者以鹌鹑作为标题及贯穿小说的动物意象，显然带有以鹌鹑雌雄难分的生物性特征隐喻露姨性别双重性的目的。
《朱雀》充分表现出了葛亮动物书写的象征性，朱雀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兽，作者充分运用了這一文化符号中的象征精神，展现了古典传统与现代书写的结合。“朱雀是南京的地标之一。在上古中国神话里，朱雀被视为凤凰的化身，身覆火焰，终日不熄。根据五行学说，朱雀色红，属火，尚夏，在四大神兽中代表南方。”26实际上，朱雀作为小说的整体意象也并非是一个幻象的存在，而是以一只朱雀形状的金饰成为了勾连全书人物的线索，这只金饰不仅在叶毓芝、程忆楚、程囡几位主要女性人物间流传，还作为信物不断地转手给她们各自的恋人，因此见证了一个又一个人物的故事。朱雀不仅是葛亮笔下南京的精神内核，更是小说女性人物的精神底色，少女叶毓芝与日本人私定终身，妓女程云与日军对峙时临危不乱，程囡对毒瘾青年雅可的爱恋甚至痴迷，乃至风姿绰约的李老师毅然地“红杏出墙”等等，这些女子往往敢爱敢恨，为了爱或义的追求而无视名誉、生计、伦理等观念的束缚，她们的抉择无一不彰显了火焰般旺盛的生命力，正如王德威所言，“神鸟朱雀是他们的本命，身覆火焰，终生不熄。”27
葛亮小说中的动物还常出现在人物的梦境中，反映主人公的潜意识心理。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欲望的象征实现，潜意识自身会以其特殊的活动方式来增加梦的晦涩性，其途径之一就是把一个对象的意义置换到与它多少有些联系的另一个对象之上。28《杀鱼》的主人公阿佑梦到的鱼和《龙舟》主人公于野梦到的白海豚都象征着他们潜意识性欲望的萌发。阿佑先是几次梦到一条“温热，滑腻腻的”鱼，“夜里，我又梦见了那条鱼。依然是滑腻腻的，还有些温热。围着我，游动。”29后来在与女演员的接触中阿佑才想到了这条鱼，因而觉得这个女人扭动的身体就像梦中的那条鱼一样。葛亮在阿佑的梦境中写鱼，既是以鱼那滑腻腻的、温热的特征来指代女性身体，更是通过梦境形式反映了阿佑潜意识里性意识的萌发。于野是在无意撞见了继母与父亲交欢的场景，继母的身体在他眼中仿佛成为了一只白海豚，而后这只白海豚才进入了他的梦境。某种意义上来说，于野梦中的白海豚正是以继母洁白、光滑的身体特征幻化而成的，以白海豚作为性意识的意象载体象征着少年于野对性的渴望。阿佑与于野的梦境中不同的是，阿佑梦境中的鱼是缓慢游动的，气氛显得浪漫、温柔，而于野梦境中的白海豚显然更为活泼，气氛显得激情、热烈，可见即便都是通过梦境来表现主人公性意识的萌发，对梦境中动物书写的不同也会塑造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葛亮极为擅长运用意象的隐喻，早有学者指出，“《朱雀》是一个关于金陵故都的大隐喻，日本称朱鹮为东方宝石，中国人常常认为不吉祥，虽漂亮洁白，但额面是血红色的;《谜鸦》如是，乌鸦本就预示它的悲剧性。”30结合上文的分析，鹌鹑的雌雄难辨隐喻着《鹌鹑》中露姨难以分辨的性别特征，《朱雀》中几位主要女性人物角色身上象征的正是来自神鸟朱雀的不断燃烧的生命力，鱼与白海豚在梦境中的出现象征了少年潜意识里性欲望的萌发。
三、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思想内涵与价值
（一）反映主体意识与反思意识
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显示出具有动物主体意识与人类反思意识的思想内涵。陈思和在研究莫言《生死疲劳》中人与动物故事的叙事特征时认为其故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动物直接参与人世间故事，推动人世间故事的发展与变化;人畜故事相互呼应补充，有机结合，由动物叙事来补充人世叙事所无法完成的描写;单纯的动物自己的故事的发展，与人的故事暂无关系。31尽管这是专论莫言《生死疲劳》中动物书写的特征，然而葛亮小说的动物书写在叙事上也表现出类似特征，其动物书写在叙事上不仅表现为动物直接参与并推动人的故事的发展与变化，而且人与动物的故事还相互呼应与补充。与莫言在《生死疲劳》等小说中动物书写最大的不同在于，葛亮的动物书写在视角运用上从没有采用动物视角，而往往以人物对动物的观察来表现动物及反观人自身。因此，葛亮小说中的动物虽没有直接“说话”，但透过叙述人对动物的观察与描写，人与动物的故事仿佛都得到了讲述，既凸显了动物的尊严与主体意识，又实现了动物对人生活的映射，進而从中审视人类自身，反思人的生存困境，代表作品如《谜鸦》《猴子》。
《谜鸦》曾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是葛亮创作初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简单来说，《谜鸦》讲述了一对小夫妻因饲养了一只乌鸦而给生活带来毁灭性后果的故事。作者对乌鸦的描写始终是以丈夫“我”的视角展开的，在“我”的观察下，这只乌鸦一开始就显露出其不寻常，不仅看上去有些奸诈，更会在深夜“警觉地抬起头来”，从“眼睛里射出很冷的光芒”，并且在某天对夫妻的生活造成干扰后，“谜煞有其事地看着我，直勾勾地，眼里射出了冷漠的光芒”。32这只乌鸦的眼神里不仅有着“冷漠的光”，还会在被放生之后主动飞回家中，甚至每天能够准时地离开家和回家，行为活动仿佛是人一样。不仅乌鸦这一意象本身已经隐喻了悲剧性的结局，这只乌鸦还显露出了诸多人的特征以及一定的自我主体意识。这篇小说对乌鸦的书写目的不止于此，偶然闯入夫妻生活的乌鸦更代表了引起日常生活必然性变化的一种偶然性。以结构主义对小说形式的分析，只要单元之间关系结构被保持，选择哪一样材料都无关紧要。33正如行文中多次写到的乌鸦眼里散发出的“冷漠的光”，在这一叙述结构中，乌鸦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以及其冷漠的观察人类日常生活的视角其实可以是任何动物，这充分表现出了乌鸦身上所代表的偶然性。然而当我们以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阅读该文本时，乌鸦作为中国民间文化中代表不详与厄运的动物的出场则十分必要。葛亮通过乌鸦的偶然性闯入提供了一个动物的视角来审视人的生活，而乌鸦本身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隐喻的不详最终以科学的方式（乌鸦身上所携带的寄生虫）导致了这场生活悲剧发生的必然，一个偶然性因素的到来使原有的生活必然性地被打乱甚至毁灭，这想必正是葛亮所要写的“一则关于宿命的故事。”34
小说《猴子》以一只黑猿杜林从动物园的出逃串联起香港几类人的生活图景，叙述模式上与《谜鸦》有一定相似性，都以动物的偶然性闯入来审视人的生活现状。但与《谜鸦》不同，杜林的出逃既引发了一些人的故事，透过饲养员等人的视角，杜林自己的故事也得到讲述，人与动物的故事形成了相互呼应与补充的关系。小说第一部分“辞职信”中，饲养员对杜林的观察与描述仿佛不是在说一个动物，而是在说另一个人，“他看着这猴子，在人们的喧嚣与指点中无动于衷，用一种淡定明澈的眼神，谛视远方。他就会生出一种荒唐的想法，觉得杜林其实在思考。而且思考的内容，远远大于他的想象。”35在饲养员看来，杜林虽然看起来是一只猴子，但却已经有超出了动物的智慧，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人更聪明。小说第二部分“公告”中，女艺人对杜林的观察则更突出了其主体意识，“而它，那只猴子，就站在床角。你看不到它的眼神。很冷，好像要看穿我。你能想象吗，一只猴子，有人一样的眼神。”36显然，杜林在女艺人眼中不只是动物，而是像人一样。后文中女艺人还看到“那猴子还没有走，他看着我，慌慌张张地打电话。它就安静地坐在窗台上，看着我。”37《猴子》中动物出逃的模式也值得关注，实际上有研究者曾指出，动物园刚向公众开放时，工作人员不得不保护动物免遭观众攻击，因为人们觉得这些动物是战俘，供其侮辱和虐待。38因此，早期动物园的存在以观看实现征服，观众的视线不仅彻底物化了动物，也剥夺了动物自身的主体性。通过杜林的出逃，我们可以觉察出蕴含在杜林身上强烈的动物主体意识。
《猴子》中的猿猴杜林不禁让人想起了《谜鸦》中的那只乌鸦，二者一样有着超出一般动物的聪明与智慧，一样的自主选择与行动意识，甚至还有一样冷的看人的眼神。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提到“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39显然，葛亮正是以极省俭的笔法刻画出了这两只动物最独特的特点，它们眼睛里散发的人一样冷漠的眼神。《猴子》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也与《谜鸦》相似，如果《谜鸦》是为了诉说由乌鸦闯入引起的人的宿命般的悲剧，那么《猴子》的主题也可以概括为由猴子出逃引起的人的宿命式的悲剧。这两篇小说中人与动物的生活和命运显然是参差对照并紧密相连的，乌鸦在家中受到了比丈夫还好的待遇，猿猴在社会中享受到了比人更好的生活，乌鸦和猿猴虽然有主体意识但最终仍然无力挣脱人的控制，乌鸦与猿猴也都导致了人的死亡悲剧等等，这两篇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命运始终息息相关、紧密缠绕甚至于相互影响。
借由小说中的动物书写，葛亮实现了对人生存境遇的关照和反思，其笔下的乌鸦与猴子虽然没有真正地变成人，但从人的角度理解与表现动物时，这些动物早已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存在。福吉在解析人的主体性建构时提到，“‘人是一个只有在差异中才产生意义的范畴，那些界定人性的品质……只有借助动物参照方可理解。”40因此，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以动物为参照，通过动物与人关系及命运的对比，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困境，有着强调动物的主体意识并反思人类主体性的思想内涵。
（二）建构人与动物的理想关系
葛亮小说的动物书写也试图表现与建构人与动物之间的理想关系。《英珠》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我与朋友在旅行途中结识的一位善良、坚韧的藏族妇女英珠的故事。英珠养了两匹叫做银鬃与鱼肚的马，她不仅不愿意将自己的马送去马队受委屈，甚至是全镇上唯一一个将马养在房子里的人，她不仅悉心照料它们，甚至打算为了不让小马受伤而放弃来之不易的生意。后来当一行人遇到了雪暴的时候，她恳求他人让小马进到帐篷里来，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盖在小马的身上。小马鱼肚不仅是她用来赚钱谋生的工具，更如她的亲人一般。《阿德与史蒂夫》中，大狗史蒂夫不仅是我与阿德友情的开始，更是我与阿德友情深化的关键，在阿德遭到打劫受伤时它会找我求助，而在我埋怨它不够警觉时，阿德也为它辩解道“不怪它，它也老了，耳朵不灵光了。”41
对比小说《英珠》与《阿德与史蒂夫》中所写出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会发现，小马鱼肚寄托了英珠对亡夫的思念，小说表现出了英珠与马儿间相依、相伴、相守的关系，大狗史蒂夫明明是别人抛弃后阿德收养的，但在阿德的潜意识中认为史蒂夫是自己父亲留下的，因此大狗史蒂夫实际寄托了阿德对父亲的思念，作为香港黑户的边缘人阿德与史蒂夫之间同样形成了相依、相伴、相守的关系。英珠与马，阿德与史蒂夫，葛亮小说动物书写中在试图建构人与动物的理想关系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模式，既突破了由对立冲突转为和谐共处的模式，也不基于付出与回报的模式，而是建立在人与动物之间所产生的亲情与陪伴的基础之上。
不同于《英珠》与《阿德与史蒂夫》中直接建构人与动物理想关系的方式，小说《猫生》试图表现的动物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上的，这种建构的方式为人与动物理想关系的塑造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猫生》中的动物书写看似是黄宗洁所描述的动物书写的第一阶段，即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观点回忆饲养动物的趣事。实际上《猫生》虽然以温情的筆法回忆了家中的几只猫咪，但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作者笔下那个具有原始性与自然性的动物个体——野猫榔头。对这只被家人捡回来并命名为榔头的野猫的描写突破了传统的报恩式的动物书写，它被带回家中后得到了家中老猫芒果的哺育，但它却始终没有皈依于人类的饲养环境而“似乎注定属于野外”42，甚至将人类家庭当成了自己的领地。芒果死后，榔头与弟弟汤圆之间的牵绊显然胜过与曾拯救它的人类家庭，它虽然在公园里会认出我与家人并表示亲昵，但却没有对人的依赖性。因此，笔者认为，作者不仅写出人类养育动物的温情回忆，更写出动物之间的浓厚亲情，文中表现出的人与动物之间所共通的真挚情感才是这篇小说平和中见温暖，真切且动人的力量来源。
《猫生》中的猫咪榔头可以说是葛亮小说的动物书写中最有自然性的动物之一，而尊重动物身上所蕴含的自然性与原始性正是建构人与动物理想关系的前提之一。动物权利论观点认为，人因为拥有天赋价值而享有权利，拥有天赋价值的根据在于人是有期望、记忆和情感等意识经验的“生命主体”，然而动物也是“生命主体”，因此它们也拥有值得人类予以尊重的天赋价值。43人与动物没有贵贱、主次之分，人与动物之间所体现的是两个平等生命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观念的内化或许是文学作品动物书写建构人与动物理想关系的必要途径。作家张炜也认为，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人的生活时间与空间都被挤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其他，依赖另一种生命，比如开始寻求猫和狗这一类所谓的宠物。它们绝非可有可无，其存在是这样重要，以至于让人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我们一旦与之相处，就再也无法忽略和忘记它们。”44在当今时代的环境下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及相处之道，不仅对于个人的生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宏观性的意义在于，“现在是一个疯狂追逐科技进步与物质财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恰好存在更大的伦理问题、生存问题，不解决它们，其他都会化为泡影。”45
结语
综合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两种表现方式来看，葛亮不仅成功地将动物书写融为动态叙事环境的一部分，使之成为对小说情节塑造、情感抒发产生重要作用的叙述技巧，还善于运用动物自身的隐喻与象征性来丰富小说内涵，表现小说主题思想。在动物书写所体现的思想深度上，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将人与动物视作同一层面的两个主体，以动物主体来审视人的生存境遇，人与动物的关系表现出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特征。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丑陋的镜子）。”46笔者认为，葛亮小说中最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动物书写，大概是在以这面镜子看到了现代人生活无可逃避的宿命的故事以及无法回避的生存困境。
总体而言，葛亮小说中的动物书写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但动物书写并不构成其作品主要的内容与主题，一是这些动物书写本身还散见于其中短篇小说中，在深度与厚度上还有所欠缺，二是葛亮小说的动物书写并非议题式的动物书写，还未完全形成作家个人动物书写的特色。“动物批评是一种观点立场，任何一部小说皆可从该视角解读”47，笔者对葛亮小说中动物书写的考察基于其小说中大量有关动物书写的文本，并试图以这一独特研究视角的介入为葛亮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考察点，正如何平教授在谈论葛亮的创作与研究时所言，“我们今天有必要对于这样一个70后重要的小说家，把堆积在他身上那样一些既有的概念化的东西洗掉，重新从文本出发。”48
①2627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②3048 欧亚：《葛亮文学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③⑧ 郑国庆：《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读书》2017年第9期。
④ 张清华：《选择与回归——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术精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⑤⑩13 葛亮：《动物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必然或意外的交缠》，引自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014/c404032-31891279.html。
⑥ 郭洪雷：《论莫言小说的动物修辞》，《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⑦ 蔡明谚：《论葛亮的〈浣熊〉》，《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⑨38404347 段燕：《全球、残障与物种——论辛哈〈动物之人〉的动物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
1112142229353637 葛亮：《浣熊》，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自序，自序，自序，第160页，第119页，第45页，第50页，第51页。
151641 葛亮：《戏年》，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34页，第226页，第82页。
17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18192021232425 葛亮：《问米》，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第27页，第28页，第36页，第139页，第122页，第150页。
2833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第111页。
31 陈思和：《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3234 葛亮：《谜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6页，自序。
39 鲁迅：《鲁迅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
42 葛亮：《儿郎》，新蕾出版社2020年版，第61页。
4445 张炜：《动物——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二》，引自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707/c404030-31773914.html。
46 [捷]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