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葛亮在《朱雀》中以代际的书写方式，通过对三代女性命运浮沉的描摹，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的命运发展路径，他将人物再度还原到历史的大背景中，并以此将在大历史风云掩藏之下的隐晦的女性历史拉出地表。文章拟从历史重述这一角度着手，分析《朱雀》中女性代际的书写，以及在此种书写之下三代女性不同的生存境遇与命运浮沉，进一步探讨作者以此重构真实女性历史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葛亮;《朱雀》;女性;代际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69-05
家族史的书写传统在中国文学中古已有之，作家往往将家族史的书写与历史的衍变做串连，并借历史为家族招魂，《朱雀》即是如此。在小说中，葛亮摒弃了以父族叙述为主线的传统家族史写法，将视角归还到女性本身，通过历史更迭与女性命运流变的经纬交织，再现历史风云中三代女性的生存际遇与殊途命运。《朱雀》通过对女性代际的书写，完成了跨越三代的女性寻根叙事，展现了中国女性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刻纠缠，揭示历史变动与女性群体敏感神经的相互牵连。
《朱雀》中三代女性的生命弧度恰和中国近代女性命运流变轨迹相重合，作者将女性放置于大的历史场景之中，却并未让历史完全处于主动的位置，而是使其成为展现女性命运的背景元素。《朱雀》中的三代女性，恰是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中提到的野花，即便被裹挟在历史与时代的风浪中，却始终顽强地向上且生生不息地生长着。葛亮祛除了宏大叙事的遮蔽，通过对非主流的女性历史的发掘，表露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照与思考，并以此确认女性的确曾是历史大潮中的在场者和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书上边角之处的无名者。
一
《朱雀》中的故事时间可上溯至一九二三年，从九一八东北三省沦陷，伪满洲国建立，南京大屠杀的民族之殇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直书至千禧年之后，囊括了自一九二三年起我国近代历史中的诸多重要节点。在如此漫长的跨越一甲子的历史时间叙述之中，葛亮如何处理自身视角与历史的关系，以怎样的态度书写历史的样貌皆是思考《朱雀》首要的现实基点。
历史是一个已逝去的概念，现存的所谓历史无不是经过后世书写加工的产物，历史事件经过删繁就简与增添挪移的修改，以满足作者叙事策略上的需求导向。对于历史题材的处理势必会加入作家的自我筛选，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事件的组合重构。正如历史学家波普尔所言：“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解释。”①从《朱雀》故事走向来看，葛亮无意于单纯的复现历史，而是选择进入历史现场以近身的姿态寻获并重构了历史。
以历史入小说是葛亮作品一贯的底色，如《北鸢》《七声》等皆有浓厚的历史元素做背景。历史的大事件和人物命运深切的纠缠在一起，葛亮所选择的书写历史的方法，不是通过细枝末节或是特定时代的城市风物来找寻历史的存在状态，而是对历史大事以平面化的压缩，并将其抽出作为可供人物命运展现的背景板，女性和历史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是多了双向的互动，这便使女性跃上历史的前台并掌握了主动权，小说中的三代女性皆是历史中的在场者和事件亲历者。
故而，历史场景中的事件均被以一种化简的方式书写和展开，文中常出现这样的表述：
“这时候是一九三六年的初秋。”②
“这一年的四月十八日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十周年的好日子。”③
“这时节，满大街都是穿布拉吉的女孩。”④
所以历史就变成了“一九三六”年的那个初秋，历史也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四月十八”的好日子，又或是“这时节”大街上穿着布拉吉的女孩子，葛亮试图站在庶民的角度，以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重构一段充满血肉的民间历史。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编纂并不是简单的事件记述，而是在文本之下隐藏着故事性的编排。”⑤同样，葛亮并未选择以大篇幅的笔墨去重现历史中轰轰烈烈的场景，只是截取事件发展之中最为悲切的一段。故而，叶毓芝的受辱死亡便没有过多的对于历史场景的描述，只是交待了那是南京城沦陷的时刻，百姓避难，日本兵烧杀抢掠;程忆楚与陆一纬的分别，便没有过多痛彻心扉的描绘，而只是交代了特殊年代各种运动此起彼伏的大背景。如此历史既是在场者，又没有对女性加以过分的压制，便为女性提供了绝对的中心位置。
葛亮以近身但却站在历史之外的姿态掀开遮掩百年的帷幕，不进入历史的姿态恰是表现出其内心深处对于历史的敬畏，即哪怕接触历史，也不愿意加入自己的评论，舍弃了对风浪的描摹而专取符号性的历史场景中的存在物，力求公正地通过对人物命运流变的诉说，牵扯出顺势而来的历史，如实地展现历史本真的面目便是葛亮面对历史的态度。
在中國历史的演变之中，男性一直是讲述历史的绝对权威者、是历史所选择的主角、是历史大潮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创造者，而以男性为中心进行讲述的历史是否便是公正的历史？男性的诉说是否可以代表女性的话语？在男性所主导的历史之下，是否也应注意到那些女性的影子？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女性一直扮演着被遮蔽在黑暗角落里的附属存在物的角色，是父亲之女、丈夫之妻、子女之母，但从来都不是自己，正史只为掌握权力的男性正名，而女性注定要被沿袭的男权给以枷锁并予以深深地束缚。正如波伏娃所言：“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利;从父权制开始，男人就认为将女人保持在从属的地位是有用的;他们的法典是为了对付女人而设立的，女人就是这样具体构成他者。”⑥男性社会将女性作为一种物体并对其编码，创造了诸多限制女性伦理规范的话语，如“妇者服也”。男性将这种规定上升至文化伦理的高度，以此为这种不正当的话语提供合法性的外衣，从而遮蔽女性的眼睛。
《朱雀》中每一代女性的命运都与历史的变革息息相关，历史不断地将女性推向前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女性的存在，才得以不断地填充主流历史叙述的空白面，哪怕是女性因其命运挫折而只能给历史以悲切的色彩。历史始终以一种看不见的力在细枝末节处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左右，一如第一代叶毓芝在特殊的历史年代爱上了日本人并生下私生女，又因为南京大屠杀而惨死;或是第二代程忆楚与归国侨生相爱，但是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不关注个体的小欢小爱，她宿命般地被迫嫁给了对其施暴的工人老魏;又或是第三代程囡，经受着上一辈历史所残留的遗迹影响，叛逆乖张，不得认父，冷冽纵行。葛亮以走向深处的笔调使第一、二代女性的个人经历和民族国家的动荡历史相遇，使第三代女性在千禧年之交的个人史走向了与一、二代女性历史联系的大舞台，如此便不难看出葛亮对于历史呈现最终指向的思考，即：在展现历史本真面目的基础上，以对于民间女性历史的重构达成对于阴暗、暴力和藏污纳垢的历史的批判，表达对处于历史风浪之中受难却坚韧、受压却顽强的女子的褒扬。
三代女性，一段历史，一座城市，葛亮通过对三代女性命运的描摹完成对女性代际的书写，并挖掘和重构了被宏大历史演进遮蔽的女性历史，一段真实的、纯粹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历史。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曾被小说、电影以及日记记录等书写成民族苦难历史遗留物的女性，终于在葛亮的笔下，经由其对女性历史的重构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主动权和生命力。不难看出，《朱雀》对于漫长历史时段的跨越式书写及将女性放置于历史演义舞台中心位置的自觉选择，在寻找女性和历史重构之外，暗暗逆转了主流历史对于女性的遮掩状态，同时赋予女性以时代的在场者的身份并确立了女性在历史中的存在意义。
在小说中，“朱雀”——这个极具指代性的物品，经由女性之手一代代的相传，贯穿于三代女性命运发展始末，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朱雀似是女性的隐喻物和连接物一样，将三代女性的命运和历史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小说结尾，朱雀最终流落至加拿大，其最初的主人将蒙住其眼的铜屑剥落，朱雀的一双眼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否隐含着第三代女性终于可拨开被历史遮蔽的双目，转而找到女性自我真正的位置？而女性最终的自我发现，却终究要借助于男性的外在之力，女性主体确立和借他人之手之间形成了一种错位与不协调，女性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但其主体位置仍在根深蒂固的男权的左右下处于悬空的状态，这也是下文所着重讨论的问题。
二
《朱雀》以苏格兰华裔许廷迈回到祖辈的故国——“那地图上疆界蜿蜿蜒蜒，有着”无规则而漫长的海岸线”的地方，并在祖父家乡南京读书写起。从表层看，男性飞跃重洋，寻祖还乡，是一个典型的父系寻根事件，但葛亮笔锋一转，使许廷迈于古玩店结识程囡，男性寻根故事便被女性寻根所置换，在许廷迈和程囡的交往中，后者的家族隐晦往事一点点地被披露出来，许廷迈新西兰华裔的观看视角显示出作者文化意识的自觉回归。
千百年来，自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取代之后，女性便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始终是一个弱者、一个被统治者、一个历史中的悲情主义者。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女性与其说作为女性，不如说是作为先前文明的残片，作为新旧生活方式交战中的败北者，作为以往的敌手和当时的异己，被设置在父系统治秩序里一个最保险的角落。”⑦《朱雀》中的三代女性便始终处于男权的包围圈中，作为弱者而被压抑、束缚和损害。葛亮写出了女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拼命与洪波做斡旋的历程，写出了一代代女性的受难与对自我主体的寻找。
未能摆脱父权制束缚的“父之女”，在父亲的威权之下以丧失自我主体的状态活着，如第一代叶毓芝。完整而完备的父子秩序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从家庭形成、私有制逐渐出现开始，社会分工逐步地牵扯出性别分工，后者将女性限制在了家里的内院之中，家庭便成了束缚女性的最为合理合法的关系系统。《朱雀》中的第一代女性始终生存于暗小而隐秘的世界中，作为父亲女儿的女性一直无法浮出历史地表。小说在第一次提到叶毓芝时这样写道：“那女童随父亲从镇江驾船而来。天地间有一丝风。一九二三年的南京，被一种虚浮的平和包裹着。船上载着药材。女童踮起脚，吃力地打开红木药柜的抽屉，浓烈而清冽的气息游动出来，慢慢将船舱充盈了。”⑧
“女童”在这里具有极大的隐喻意味，这在开头便给叶毓芝以“父亲之女”的限定。作为父亲之女的毓芝，始终被父亲叶楚生以传统的封建思维养育着，“女儿”在“父”的枷锁下处于失语的状态，这便显示出父的专制性。故而尽管叶毓芝在中学毕业考试中成绩位居全校榜首，但却因父亲对“女学生”这个群体的偏见，而被阻止升入大学，叶毓芝对此有过抗争，但也在心中暗暗地觉得自己读书至此便已足够。一方面，父亲不容置喙的强权和擅自决断改写了女儿的命运，另一方面，作为父亲之女的叶毓芝在“父”的思想的灌输之下，不自觉地认同了父亲的思维和价值观，这不吝为“父之女”的另一重悲哀。父亲对于女儿管束多于关心，叶毓芝因为月事而在祭祖时行为出了偏差，未得到关心反而被父亲训斥，“只怪我们叶家没有孝子贤孙”。叶楚生将这种过错直接归咎于女儿的性别身份，如此便强化了他封建家族大家长的身份色彩，而弱化了基于血缘的女儿之父的角色。
在小说中，叶毓芝除了少有几次的走出家门之外，大部分活动场所皆为叶家家宅内院，文中的叶家家宅是一个空间象喻：封闭的家宅、单一的行動和权威的父亲，暗含着封闭空间之中活动者长久受压抑的转喻性修辞。叶毓芝的命运掌控在这个空间的大家长手中，她唯一一次的反抗触动大家长的怒火且以失败告终，展露出女性个体在权利空间中的无能与无力。长久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封建社会婚姻的指导思想借着家长权威的外衣，名义上为子女的婚姻计，但实则带着盲目性并极可能断送子女一生的幸福。封建家庭婚姻制度及特殊时代的国仇早已注定了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爱情基础的薄弱，在叶毓芝身怀芥川孩子之后，父亲大发雷霆，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隐瞒以维护家族的尊严和声名。直至此时，父亲仍旧不接受芥川日本人的身份，故而想到绝对不可以叫芥川知道，父亲以自己的独断扼杀了女儿的幸福，一方面这与其心中的家国大义有关，另一方面未婚先育实则触动了封建家族最为敏感的神经和道德红线，封建家族的大家长仍是不接受女儿以此行为挑战“父”的权威。
作为父亲女儿的一代女性，身上仍旧背着历史所给予的深沉的重担，只能在父法所给定的秩序中活着，而稍有逾越便被视为是异类而遭受议论。南京城沦陷的历史时刻叶毓芝因寻父而遭遇日本人并被强暴致死，小说借神父之口，说出了叶毓芝离世时的姿态，鲜血、瓦砾、赤裸的尸体，赤裸的尸体正是第一代女性在历史之中的形象投射——受难而无法言说的逝者，是一个“死者”，一个“尸体”。而叶毓芝最后之死也印证了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微妙联系：在特殊的历史战争时期，战败一族的女性必须承担胜者强加于败者身上的苦难。这恰好验证了克内则威克的观点：“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染的策略，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⑨葛亮使第一代女性在历史的看台上活过来，又亲眼看其在历史的暴力和民族的痛楚之间卑微地死去，而新生的婴儿则又预示了女性生命的重新轮回与故事继续。
走出了父亲之家的女儿，尚未举起自我解放的大旗，便又被时代推着再次走入了丈夫的家庭，如第二代的程忆楚便是典型的“丈夫的妻子”，女性的命运之线由父亲之手被再次交至丈夫之手。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要求女性必须走入秩序，也即“家庭”，家庭是对女性予以管束的最为合理合法的形式，女性受压抑的这一本质被家庭藏匿得天衣无缝。作为妻子一代的程忆楚与初恋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情投意合，而历史的作用力再次显露，陆一纬因为言行不当被划为右派，后又被流放至北大荒参加劳动改造，程忆楚在陆一纬流放改造的过程中一直等待着，这次是身为女性的程忆楚主动地想走入丈夫的家庭，但是长久的等待却并没有换来她期待的结局。工人老魏玷污了她，故而她不得不另嫁他人，归根结底，男性的作用力在历史的遮掩下暗暗地发挥作用，男权文化始终隐隐地对女性命运加以左右。作为丈夫妻子的程忆楚却始终与丈夫貌合神离，多年之后，她再次和初恋陆一纬相遇并怀上孩子，而陆一纬的目的不过是借助她的力量达成将身在农村的妻子接到城里，进而解决城市户口的目的。陆一纬终身未承认程囡是自己的女儿，本以为可以重获幸福的程忆楚再次被男性所伤害。第二代的女性，作为丈夫的妻子却始终没能幸福，无论是老魏还是陆一纬，在程忆楚的人生中都是压榨者和伤害者的角色。
时间发展至当代，第三代女性程囡则带有着新时代女性的叛逆特质，女性主体意识渐渐显露。《朱雀》故事的主线便是许廷迈和程囡的相识，而两人相识的时间恰是千禧年之交，这个时间节点别有意味地暗喻着时代的新变，恰为第三代女性精神气质的变化提供了合理的背景。作者以许廷迈这个自国外回归祖父故乡南京的“他者之眼”对程囡进行观看。在程囡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代影响下的女性形象的变化，即叛逆、不守常规、身体和精神皆自由。
第三代女性看似脱离男性的束缚，搅乱了千百年来女性受压制的平静的历史湖面，实则束缚依旧，男权只是以另一种变异的姿态对第三代女性施加作用力。程囡对于男性许廷迈、雅可而言，带有着先天的吸引力，而这是否暗示着在男女两性的博弈之间女性终于得以手握主动权。程囡带有离经叛道的勇气，开赌场、卖赝品古玩、在许廷迈和雅可之间纠缠不清，反世俗规范的婚恋价值观无视所谓的婚姻家庭，爱情在程囡的身上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性行为，而从来不具有道德性的伦理规范。曾经男性安放女性的“家庭”日益松散，缺席的父亲、冷漠的母亲、无血缘关系的哥哥，趋于破碎的家庭便不能够再给女性以束缚。经历了两代百年的发展，作为第三代的程囡已经在女性自我寻找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程囡行为的叛逆不守常规，也意味着第三代女性终于突破束缚，以此建构当代女性的真正精神气质。然而，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在“叛逆之女的身份打破了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同盟，从而成为女性性别意识的成长起点”⑩之后，女性的解放和想要达成的男女平等，仍旧被纷繁的历史因素所左右，并成为一个漫长的值得思考的命题。在小说中，第三代始终不自觉地向着父权文化致敬。看似洒脱叛逆的程囡在内心深处始终留有着对缺席父亲的思念，与抚养她长大的母亲疏离，这不吝为一重吊诡的现象。在“父”的魅惑下而产生的思父症使第三代女性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迸发使其打破男权的枷锁，积极地寻回自我的价值主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显示出对父亲这个缺席男性家长的不自觉的靠近，便无异于将已经迈出的前进脚步收回。
葛亮在《朱雀》中通过历史重述和女性代际书写，拨开了被宏大叙事掩藏的历史迷雾，使女性真身浮现并日渐清晰。三代女性的生存际遇鲜活而真实，一段真实的女性历史的发现和重构正是对逝去的主流历史空白的感性补充。以往的涉及南京城女性的作品，皆将女性书写成待拯救者和献祭者，且多借助外国人的他者之眼的强势目光讲述中国故事。而在《朱雀》之中的观看者许廷迈是新西兰华裔，如此，华裔的身份指认便实现了“他者之眼”自“外”向“内”的目光挪移，在以历史重述和代际书写重构女性历史的行动之外，更深层的指向作者的文化自觉和对民族主体身份的认同。
① 胡经之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二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②③④⑧ 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第21页，第47頁，第16页。
⑤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⑥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⑦⑩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第267页。
⑨ 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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