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作家廖玉蕙以敏慧多情的筆触，追怀难忘的往事，记述自我生命的艰辛成长阅历，叠印出时代变迁中的流年暗换。她还在创作中勾勒出内心情感生活的涨落与嬗变状况，为亲情散文开辟出更丰富的书写路径。廖玉蕙心系苍生，在其散文文本中深刻地刻画出金钱拜物教和工具理性泛滥之下台湾社会多面向的众生相，揭露并反思社会现代性的弊端，贯穿着知识分子激浊扬清的淑世情怀。
关键词：廖玉蕙;成长叙事;亲情书写;淑世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48-07
台湾当代文坛知名女作家廖玉蕙，1950年出生于台湾台中县，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2013年于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职位退休。她曾讲授文艺创作、应用写作、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学、戏剧与影视等课程。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来，她已创作出版散文集《不信温柔唤不回》《妩媚》《如果记忆像风》《让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像我这样的老师》《五十岁的公主》《对荒谬微笑》《像蝴蝶一样款款飞走以后》《在碧绿的夏色里》，小说《一枚戒指》，学术论著《江花江水岂终极：古典小说戏曲论集》，访谈录《走访捕蝶人：赴美与文学耕耘者对话》等，共逾四十册作品，其中多篇散文作品被选入台湾各类文选及高中国文课本。她曾荣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及“吴鲁芹散文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然而，相对于林海音、琦君、张晓风和席慕蓉等众所熟知的台湾女性文学大家，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廖玉蕙的研究成果仍较为薄弱，①华文文学爱好者们对于她的文艺创作状况亦了解较少。
廖玉蕙散文创作成果颇丰，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均呈现出创新观念，在台湾社会样貌和民众生命体验等领域，开辟了多面向的书写空间。这也为意欲全面掌握其创作风貌的研究者带来一定难度。由此，笔者不求“面面俱到”，而在综合把握廖玉蕙创作风貌和历程的基础上，相对聚焦于她本人自选的作品集——“新世纪散文家”系列之八《廖玉蕙精选集》。陈义芝在该书卷首，为廖玉蕙撰写的推荐词为“敏慧多情，又擅于写情”，并指出“她以憨、痴对抗人世的假面浮浅，不惜将尴尬的幕后景像搬到台前，让人看翩翩彩翼起舞的欢愉，也看蝴蝶仓皇换装之际的痛”，②可谓恰切。许俊雅则认为廖玉蕙“以女儿之亲亲，以教师之仁爱，以作家之尖锐，是廖玉蕙在她的散文精选中精心设计、努力完成的自我形象”，③此处关于作家“自我形象塑造”的论述颇具启发性。那么，廖玉蕙那丰富的人生情感体验是怎样投射于散文创作中的？她多面向的创作主体形象是如何表现于散文创作过程中的？她笔下那“欢愉”和“痛”之中，蕴蓄着怎样的驳杂的艺术情感因子？
这些问题意识促发了笔者的文本精读和理论思辩。由于上述“精选集”是作家从其散文园地的硕果中，经过精斟细酌、精挑细选的结晶，因而本文即拟以该文集为主要论述场域，“以点带面”又兼顾其余，力图窥一斑而知全豹，拟通过心理美学、生命哲学和文化诗学等研究路径，对廖玉蕙的生命体验和散文美学作一番探讨。
当人们回顾台湾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时，不难发现女性作家人才辈出，不断开创散文思想与艺术的新局面。其中，廖玉蕙以著诚去伪的创作观，深入生活深处，呈现身兼社会观察者和教育工作者的独到体验，具有鲜明的写作特色，逐渐跻身当代散文大家之列。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自由时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等重要文艺刊物，都成为她的散文园地。纵观其散文创作，读者可体味到多愁善感的廖玉蕙对社会与人世保持着至诚的愿望和美善的期许。读者阅读廖玉蕙的散文，会伴随着她那兼具智性与诗性的笔触，去追寻她那难以忘怀的成长阅历，珍惜人际交往中的真挚情愫，感受岁月沧桑、人情冷暖，省思那流年暗换中叠印的时代变迁。
一、不曾褪色的独特成长印记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深入研究荷尔德林的诗学时，曾用“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④此一兼涉文化诗学与生命哲学的说法，高度涵括了人类理想中的生存状态。然而现实中，人们就像匆匆的赶路者，为生存所迫，也许少有“诗意栖居”的闲适状态。许多人屈从于流俗的左右，往往把毕生的精力消耗在逃避痛苦和追求名利上，而缺少余力从事自由的反思与对内心深处喜悦的追寻。反观廖玉蕙的散文创作，正是作家对自身匆匆走过的人生道路所做的一番回顾与反思，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时间节点上，对自我的成长经历作出精神“反刍”与艺术提炼的活动。
廖玉蕙认为：“只有真心对待、不以谄笑柔色应酬，人间才有华彩;写作也是这样，唯有著诚去伪，不以溢言曼辞入章句，文章才有真精神”，从而将真诚恳挚当作“为文”与“为人”的共通原则。⑤廖玉蕙的散文创作可谓恰如其分地践行了她“著诚去伪”的创作观，采撷触动人心的生活瞬间，执笔直抒胸臆，叙事不加矫饰，情感真挚动人。因此，从叙事学⑥的角度看，其创作的大多数散文文本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与作家本人相比，在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其中，成长题材的文本里，那位“我”的成长心路历程，可视作廖玉蕙对本人人生道路上那些值得回味的际遇进行审美选择、艺术发现、情感沉淀和诗意呈现的产物。
廖玉蕙出身台中乡下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伴随着她的成长记忆的，是那终日隆隆呼啸的火车声。在噪音的缝隙里讨生活的艰难岁月，使她看到了那横死在车轮子底下的鸡鸭和惨死的人，“慢慢领悟到人生原如朝露，生和死，不过一线之隔，而死，也不过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⑦读者从她的散文《当火车走过》中，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惶惑而孤独的童年，以及在中学时代挤火车上学的艰辛经验。大学四年乃至后来结婚生子，带孩子回娘家度假，亦在火车上因同时思念母亲和丈夫，心情在两处之间“摆荡”。廖玉蕙以“火车”为线索，串联起过往的生命成长经验，融汇了自己对生活真谛的观照和领悟。这并不是作家过往生命的简单化的再现与机械式复写，而是她对过往生命状态的感受和经历所作的艺术反思，是在对自身感情和外部世界的结构之双重认识基础上所达到的一种艺术创造，是作家内在情感与外部事物之间的一种审美重构。正由于这样一种审美的自觉意识，通过回忆与描述，使作家的自我人生经验在作品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永远的迷离记忆》中，廖玉蕙追憶“惨绿”的初中和高中时代，“联考的阴影和积弱不振的成绩共终始”，“一间间的工厂和办公室取代了如茵的草皮，精密的加工进驻，引来大批的就业人口”，⑧个人的人生经历，叠印着台湾经济转型社会变迁的面影。而《那年春天》⑨一文则以颇为幽默诙谐的笔触，抒写了“我”二十七岁那年极具戏剧性的相亲体验。那位曾留给“我”滑稽可笑的第一印象的俊朗青年，后来屡次寻芳逐爱不得，则将“我”作为退而求其次的“备选选项”，最后两人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夫妇。年轻时的浪漫情怀，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环境的嬗变，廖玉蕙终于由原先的青涩少女——那曾与城市生活扞格不入的“乡下佬”，逐渐融入台北大都市，培养出与台北共存共荣的“同舟一命”情怀，“在晴时多云偶阵雨的人生风雨中，从容地策杖吟啸徐行”。⑩
廖玉蕙的生活经历与台湾本土血脉相连，她对自己人生经历进行了真诚无伪的体味与描写，呈现出人生的甜蜜与辛酸。伴随着她的文笔，人们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跟着作家往日的足迹渐次前行。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一个女童从台中乡下走出，历经孤独童年、惨绿少年、浪漫青年，乃至年过五十，再到“桃李满天下”之时光荣退休的人生跨越，流年暗换，光阴荏苒，历史的记忆交叠着时代的画面。当年台湾岛上的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土、新潮与西潮，在她笔下伴随着凤飞飞、姚苏容、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仿佛被串编成一部有声有色的黑白片电影，折射出风云变幻的沧海桑田（如《痴狂记事》一文所写）。从廖玉蕙散文中所描写的生活环境与时代语境，以及从她那颇具个人化色彩的生活经历的描写与表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战后台湾出生第一代人普遍的心路历程。
从廖玉蕙的散文中，我们看到在作家的生命成长延续过程中，痛苦与欢欣始终如影随形。构成她的人生轨迹的，既有痛苦、冲突和迷惘的一面，又有达到一个个人生目标时的感慨、兴奋与欣慰。作家个人成长的经历，有机地融入了台湾当代社会变迁的轨迹，散文文本中同时蕴蓄着生命意识、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若从狄尔泰的生命美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视角来考察，廖玉蕙的散文创作，实际上也是作家在同本人丰富的生命体验及人类生活自身的一种独特的“对话”形式。在过去与现在不同时空交织的生活场景中，以“叠印”的方式去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散文美学——作家努力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阈限，使得人与现在时空、逝去岁月在生命审美的维度中和谐共在。廖玉蕙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发觉、记录“自我”在人生岁月长河中的倒影，在对自我生命的审美观照中，去追寻心灵深处的喜悦，并叩问人生的终极意义。
二、自出机杼的情感抒发模式
读者在廖玉蕙的笔下，不仅可以感受到她蓬勃的生命活力，以及她凭借着这种活力所进行的人生努力和拼搏历程，而且可感知到，这一历程贯穿着热爱生命、追寻真善美的情感。她对往事的回忆，并非人物和事件的简单再现，或是过往的微弱印象与摹本——廖玉蕙在回忆时，总是在重新组接、整合并刷新着往昔的人生阅历，将它们汇总到创作心理图式的某个焦点之中。
我们知道，家国情怀、宗族理念等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难以轻易变更的集体无意识，而廖玉蕙亦不例外。她时常在散文中描写父亲、婆婆、丈夫、儿女和学生等，以婉转细腻而纤毫毕现的笔触去表现人物神态、举止，突出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从而真切而深刻地抒写出颇具中华文化特色的人间真情，勾勒出作家内心情感生活的涨落变迁、发展纠缠，抑或逆转中断之图景。从中，读者们感受到的是一位对父母子女尽心亲善，对学生仁爱尽责的散文创作主体形象。
廖玉蕙善于通过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生动形象刻画来写人，从而使自己的内心情愫化作张弛有度的审美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现。《男人和鱼》11一文，写家人养鱼的事情，从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丈夫的处事认真与细致，突出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影响，也寄托了对于丈夫的信赖与深情。在《如果记忆像风》12中，廖玉蕙以母亲兼教师的身份，深挚抒写对儿女的关爱。上中学的女儿性格开朗乖巧，体贴且善解人意，有一次在学校被人打了，也不敢回家告诉父母，“我”为女儿的善良柔弱而尤为心痛，亲子至情溢于言表。廖玉蕙还在《你有资格生病吗？》13一文中描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看病过程，表达自己对医院医护管理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的无奈与愤慨之情。廖玉蕙在发抒自己的情感时，总能够选择一个恰如其分的事件来进行艺术加工，二者合拍对应，使自我情感与人生经验在文本中水乳交融地汇聚——表面上看是在描述事件，实则是在表达作家自己的情思。她以情为经，以事为纬，织就一篇篇叙事性与抒情性俱佳的散文作品。
廖玉蕙的散文创作还有一种颇为独到的情感表现方式，就是往往能为内在情感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审美意象，以艺术突出、艺术变形等构思方式对意象进行描述和传达，去表现作家那变化起伏的内心情愫。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可以勾连起童年往事中，对于一个“扭曲的生命”（其丈夫出海罹难的“疯妇人”）之记忆;14在《凤凰花开》一文中，凤凰花开“那教人吃惊的红却似乎直烧灼到天边似的，一发不可收拾”。这般景象联接着当年和母亲一起参加小学毕业典礼的情景，廖玉蕙发自心底深处地感慨“凤凰花开于我的意义，已不仅生离的惆怅，抑且是死别的吞声”。15往昔的岁月悄然无声地消逝，而杨柳、樱花与红叶等三个自然意象，勾陈起当年花季少女的青春热情。在这里，廖玉蕙借助典型的自然意象，凝聚往日情怀，从而呈示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存在。
作为教师和学者，廖玉蕙还时常妙解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抛来的问题，面对情感的、学业的、生活上的种种千奇百怪的“疑难杂症”，她能以对学生的赤诚师者情怀和拳拳关爱之心给予化解，传道、授业、解惑，充当学生人生历程上的“指路灯”。她的散文集《像我这样的老师》16既是她教学生涯的总结，也是她为人师表的心路历程的外化产物。此外，在《长廊的脚步声》17一文中，廖玉蕙记叙一位在精神病疗养院的学生想要学习写作，使“我”牵肠挂肚的故事。《永安与不安》18中她还叙述一位学生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想去自杀，由于“我”的真诚关心，挽救了这位学生的生命。深沉而纯粹的师生之情，感人至切。此外，廖玉蕙的散文创作还得益于其古典文学学者的身份。她所撰写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关于唐人传奇《柳毅传》和清代戏剧《桃花扇》的研究成果。对古典文学的专精研究与多次课堂讲授，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散文创作。廖玉蕙的研究对象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她的文艺创作，其作品或在内容上有机融入了古典小说、戏剧的情节与人物，或具有类似于唐宋“拟话本”与“话本”的叙事特征，将“故事”娓娓道来，或具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或具有生动活泼的戏剧效果。创作与研究两相宜，彰显出了“创研相长”的独特著述风貌。
此外，人伦亲情是中华古典散文的传统题材，也是廖玉蕙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其中最为感人的是描写父女深情的篇什。例如《我们明年一起去看花》19中写到“我”的父亲“凡事郑重，轻易不肯马虎，连打球、下棋、莳花都无不全力以赴”，将勤奋努力、一丝不苟的原则奉为为人处世的圭臬。然而父亲年迈多病，看到“父亲穿着麻纱衫裤，裤管在风中飘飘若揭，里面竟是浑然无物，他佝偻的背影及气若游丝的对答，几度招得我双眼发热，泪眼模糊”。廖玉蕙以女儿之眼凝望父亲，活画出父亲的真实形象，足见出父女情真与情深。她回顾父亲的一生“充满了小市民知足强韧的迤逦华彩，缤纷热闹”，20而当“繁华散尽”之时，心底充盈着的是无尽的悲伤！廖玉蕙那充分浸润着深厚情感的文字，如涓涓细流，沁人心田，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孝亲观念的诗意演绎。而在拉开了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后，她痛定思痛，再来追念父亲生前的种种情状。含蓄蕴藉的文本中更显示出语言文字与艺术情感之间显著的美学张力。
读廖玉蕙的亲情散文，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台湾亲情书写的其他好手——琦君、简媜、张晓风、龙应台等女性散文家。琦君的《髻》中对于养育自己成长的母亲的深情描摹;简媜的《四月裂帛》中對于自己珍爱之人那充溢着柔情的倾诉;张晓风的《步上红毯的那一端》对于夫妻情爱的期许与坚守;龙应台的《目送》、《亲爱的安德烈》等篇目中对母子、父女背影的深情目送，均堪称散文佳构。诚然，廖玉蕙也是擅长亲情书写的作家，却有着自身独到的思想艺术特色。如《繁华散尽》一文描摹女儿对父亲的挚爱和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呈现特有的生命智慧与人文经验，台湾诗人、文学批评家吴晟称之为“经典之作”。廖玉蕙翻阅着父亲昔时的照片，“在一本本的相簿中，父亲一迳地以他招牌的笑容光灿地面对镜头。从年轻到年老，从红颜到白发，从山巅到海隅，从打球到下棋，从加州的水绿沙暄，到北海道的冰雪满地，从人子到人父，甚至人祖……他总是那般兴高采烈地拥抱生活”。21睹物思人，情感浓郁，力透纸背，令人读之尤为动容。
在台湾学界，有不少研究廖玉蕙亲情散文的成果，如吕静娟认为：“廖玉蕙无疑是台湾当代文坛书写亲情的能手，以兼具诙谐与感性的独特风格、极富戏剧张力的情节安排及生动对话，为亲情散文开创了丰富的书写样貌”。22诚然，廖玉蕙以丰富的人生历练，拓展了读者的生命视野，记载她生活周边的人所演出的一出出生命的悲喜剧。她并且以绘美之笔，写有情人生，写作家自己的感情积累，写家人温馨的亲情，抒发亲情、友情、师生之情，情感丰富而深邃，心思绵密而悠远。
廖玉蕙散文中的情感表达，是深挚而喷薄的诗情对文笔的深度渗透与浸染。她把自己内在的心境、情绪与某种外在的情景、事件或某种意象融合在一起，产生一种“廖式”情调或氛围，从而使内心对亲人、学生的那种情感得到释放，或者有所寄托，融合了作家无意识深层的情感生活体验。它就像是一个能够放射出强烈磁力的磁体，足以“煽动”和激发读者幽微的情思，从而被其强大的“情感磁场”所磁化。
三、激浊扬清的淑世意识
廖玉蕙以敏慧多思的心灵面对苍生，体察世间万物，对人生与世界有着善良纯洁的愿望和真诚恳挚的期许。然而在消费主义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时代，芸芸众生易在患得患失和个人私欲中迷失自己。正是有感于此，廖玉蕙对社会的病态一角和人性的丑陋阴暗面常带有个人睿智的反思与辛辣的嘲讽，传达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她笔下精心描述人间的许多故事，如《让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当高天民遇到陈进兴》等篇目往往涉及引人瞩目的历史脉动与社会文化议题，颇具时空现场感，让人从中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催发读者的回忆、沉思与警醒，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彰显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美学特质。
廖玉蕙“聚焦在揭露人性、世情的复杂、荒谬性的散文作品及关注教育、社会议题的篇章，深化了她的散文题材，使她的散文在反映时代的社会性价值中走出书写自我的狭窄格局”，23而这也使她在文本中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由“小我”转向了“大我”。构成廖玉蕙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示社会深层的“金钱至上”意识对于民众精神的毒害。对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她不仅是在自我情感世界的表达与开拓方面达到一定的深度，而且对普适的、社会心理方面的考察与表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例如《吃葡萄》一文，以一个有趣的话题来考问人们：“你是怎么吃葡萄的，从大的还是小的吃起？”24从中观察人们回答问题时的疑虑与猜忌，从而发掘并呈示出人性的自私通则。
随着社会政经体制演变和机器化生产规模的发展，台湾的社会现代化演进过程呈现出一些弊端，如治安混乱，犯罪分子持枪抢劫杀人的案件时有发生。电视媒体记者能否给予及时真实的报道，这是一个值得引起社会充分注意的现象。廖玉蕙对当时轰动全台湾岛的围捕杀人犯高天民和陈进兴的事件给予密切“追踪”，她对台湾媒体记者捕风捉影、闻风起舞的报道过程进行逼肖的描绘与深刻的批评。25与中国近代以降其他众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廖玉蕙关切世事，介入公共领域，用她的笔仗义执言，公正评判，成为社会事务的参与者和行动者。
纵观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忧患意识和入世情怀，与古代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胡适和郭沫若等，本身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但他们都主张知识分子眼光向外转，走出书斋，关心时政，投身社会。时空流转，台湾当代的知识分子殷海光、林毓生、陈映真、柏杨、龙应台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也鲜明地彰显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热忱关注和批判精神。作为知识者参与社会的方式，廖玉蕙对台湾社会的这种关注的热忱和批判态度，是建立在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勇敢的担当感之上的。她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悲悯情怀和自我期许，鲜明地体现在她对台湾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针砭上。廖玉蕙从追求真善美的思想立场出发，真实准确地再现了台湾社会的种种怪现状，力图为社会“把脉”、“开药方”。《大家乐？大家疯？》26一文中，她辛辣地讽刺了风靡台湾的疯狂彩票热：“城里红着眼下赌注的男男女女，城外白着脸神魂俱夺的老老少少，其实是大家一起疯”，“精神病院人满为患”，“菜市场、大街上、美容院，到处都洋溢着一股光怪陆离的气息”，具体而传神地刻画出台湾社会为金钱疯狂的众生相。凭借着她对社会病态、民众疾苦的敏锐感受，她密切关注着台湾社会的现实问题：房屋拆建、道路拓宽的混乱场面;购房人的无奈、卖房人的欺诈;医疗界的种种弊端等，均用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鲜明生动地刻画出来。她怀着强烈的入世情感所揭示的种种社会怪现状，都是人们日常熟悉、司空见惯，并与道德相关的社会现实。面对着变得颓败、躁动、郁结的台北都市，廖玉蕙感叹：“冷漠是现代人的标帜”，27并认为“只有彼此温柔对待，才能治疗现代人的冷漠，平息无谓的纷争，对人间的善意重拾信心”。28由此，旗帜明晰地彰显出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
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廖玉蕙的淑世意识，总是善于借助“说故事”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揭示社会荒谬，表现浮生世态，把那些现实生活中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事件，组织整理成一系列故事情节，注意安排文本起讫始末间的内在线索和外形结构，通俗而曲折，引人入胜，能够充分吸引善于鉴赏故事情节的读者群。例如《当微风与阳光私语》29一文，记述当年在艰险的山壁上流血流汗修筑公路的筑路人，重回旧地举办祭祀典礼，“曾经的手脚麻利，换成了今日的步履蹒跚;昔日的飞扬果决，变成了如今的嗫嚅踟蹰。”回望历史，重现了台湾1950年代那悲壮迤逦的一页，读之令人心生悲悯之情。《让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30一文中，廖玉蕙按照事件发展的进程，叙述自己陪母亲到医院看病，被某医生以“说故事”、“打哑谜”姿态进行刁难和揶揄时的种种疑惑和无奈遭遇。《一条道路的拓宽》31中，她批评耗费民脂民膏，破肚剖肠般几经折腾的道路改造工程。《大丈夫何患无屋》32一文则叙述了“我”和家人筹划买房子时，屡屡乘兴而去却元气大伤、“铩羽而歸”。作者通过一家人尴尬困窘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房地产商与银行“商商勾结”，唯利是图，践踏消费者尊严和利益的丑恶嘴脸。廖玉蕙在上述文本中，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目睹社会之怪现状，将光怪陆离事件背后暗藏的社会文化因子及其价值观念和盘托出。由此，突出了作家的主观感受和审美体验，演化成雅俗共赏的散文佳构，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直击人心，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那种激浊扬清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家国意气。
廖玉蕙在台湾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将其对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等各个层面的反思诉诸笔墨。有别于龙应台切近社会大事的题材和犀利批判的直言风格，廖玉蕙更倾向于“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温婉幽默讽刺的风格及说故事的笔法”;廖玉蕙的文章主调多“幽默感性”，而龙应台文则多“犀利理性”。33的确，龙应台身上带有湖南女子的“辣劲儿”——敢想敢说、敢拼敢闯，其文化活动在海内外的华人圈子里，都有较显著的影响力。其早期以《野火集》34为代表的社会批判题材作品，高调介入了社会深层结构，进行较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文明批判。那么，廖玉蕙和龙应台的社会反思题材之创作，何以呈现出迥异于台湾一般女作家长于“大时代，小儿女”题材的风貌？事实上，她们的身上均体现出类似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庶几契合于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35的“三不朽说”之旨。然而，若从作家成长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或许能找到她们二人社会历史题材创作的更为直接的精神资源。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台湾，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祖国大陆“五四”时期以降知识分子体现自由主义精神的小品文与杂文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从理论思潮和创作实绩双重层面看，“自由的文学”以“五四”式的反权威姿态，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钳制下僵化的官方文艺政策;“人的文学”则承传“五四文学”之精神资源，逐渐形塑了当代台湾追寻真善美的理想人格境界、关切社会民生议题的人文主义文学传统。36长期浸淫其中，廖玉蕙和龙应台不可能不受到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继之而起的，是殷海光、林毓生、陈映真等具有“五四之子”37特征的文化人群体。他们心怀苍生疾苦、关切社会公正、体察世道人心、敢于仗义执言的人道主义淑世意识，具有某种示范和激励的现实意义。他们那鲜明的文化姿态对廖玉蕙和龙应台的思想结构与创作心理也具有显著影响。
诚如陈占彪所指出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体认、责任担当都离不开此前若干时代的知识分子观的滋润和借鉴。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那种激浊扬清的书生意气和拍案而起的无畏勇气始终是后世知识分子的一份珍贵的理论资源和人格示范，历千年而不改。”38若以此考察廖玉蕙和早期龙应台的创作，则可看到台湾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种与社会文化阴暗面和腐朽因子势同水火的批判精神的传承与赓续。她们以文学话语作为有力武器，凭借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与文化发声权，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对当代物欲泛滥、精神萎顿和玩物尚志的社会风气进行着痛切反思和文明批判。由此，她们将文学的精神触角朝着社会公共领域的纵深方向延伸，呼唤完满人性、淳厚人情和公平秩序的复归，为社会良知和正义大声疾呼，具有显著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结语
廖玉蕙散文的书写主题由个体的成长体验、人际的真挚情感，逐步拓展到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关怀。她的散文作品汇聚人间深情，针砭社会弊病，以兼善叙事与抒情的文笔建构其思想艺术世界，在199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化界获得了广泛好评。
廖玉蕙通过对自我人生充满智慧的回顾和梳理，对人间情感的真切抒写，对社会人心的深刻揭露与善意期待，以自己的生花妙笔诉说深挚的个人情怀。创作主体的心灵触角对外在世界的观察、感悟与思索，在本质上是抒情的，此四者之间组合交融，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台湾民众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并更真切地认识台湾社会的历史演进道路与现实特质。
总而言之，廖玉蕙以妻子、母亲、教师和作家等多重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来笔耕不辍。其散文文本具有不尚奇巧雕琢的艺术风格，充盈着不喜华丽工笔的深情厚意，亦折射出作家本人笃厚质朴、幽默乐观的人格特质。廖玉蕙从历尽艰辛的青少年成长体验，到为人师表、探求新知，再到关注民生社会，履行公共关怀的职责，一路走来，始终贯穿具有中华知识分子鲜明烙印的深沉淑世情怀。由此，廖玉蕙在1990年代以降的台湾散文史版图中，已占据了独异而显要的一席之地。
① 据笔者所掌握资料，中国大陆专研廖玉蕙的成果为数较少。其中学位论文有一篇：曹小妹《廖玉蕙散文创作论》，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期刊论文有三篇：张小燕《记忆·角色·哲理——对廖玉蕙散文的一种解读》，《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曹小妹《用心写作日常生活中的天大地大——廖玉蕙散文创作初探》，《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6期;司方维：《以简单之心叙写紫陌红尘——评廖玉蕙散文集〈在碧绿的夏色里〉》，《名作欣赏》2016年第30期。
② 陈义芝：《推荐廖玉蕙》，参见廖玉蕙著，陈义芝主编《廖玉蕙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③ 许俊雅：《高贵而温柔的心灵图像——读〈廖玉蕙精选集〉》，陈义芝主编《廖玉蕙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④ [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4页。
⑤⑦⑧⑩111213151718192021242526272829303132 廖玉蕙：《廖玉蕙精选集》，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第36页，第55-56页，第91-92页，第120-127页，第138-150页，第294-306页，第65-68页，第177-187页，第166-176页，第95-106页，第119页，第119页，第226页，第233-241页，第251-260页，第289页，第292-293页，第227-232页，第275-283页，第242-250页，第261-274页。
⑥ 此处论述，参考了罗钢的专著《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8页。
⑨ 廖玉蕙：《那年春天》，《对荒谬微笑》，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10页。
14 廖玉蕙：《流年暗中偷换》，张晓风主编《廖玉蕙人生情感散文》，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16 廖玉蕙：《像我这样的老师》（散文集），九歌出版社2004年版。
22 吕静娟：《廖玉蕙散文之亲情主题研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136页。
23 江育慈：《廖玉蕙及其散文研究》，台湾新竹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21页。
33 刘英华：《廖玉蕙、龙应台社会关怀散文研究》，淡江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5页。
34 龙应台的杂文集《野火集》于1985年12月由台北圆神出版社初次出版，旋即迅速风靡全台，受众数量巨大，在文化场域中形成了一股“龙应台旋风”。《野火集》也因其鲜明的淑世意识和反思精神，而成为对1980年代台湾社会文化思潮演进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书籍之一。
35 原句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郭丹，程小青，李彬源泽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28页。
36 此处论述，参考了朱双一、张羽合著《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相关内容，并有所发挥。特此致谢。
37 殷海光本人深受“五四”新文化之影響，并多次公开撰文自称为“五四之子”（参见《殷海光全集》，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年版）;林毓生在《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二版二刷）等著作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均有专注而精深的研究;陈映真则从文艺观念、批判性思维模式到创作艺术风格都深受鲁迅的影响（参见《陈映真全集》，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被两岸文化界公认为当代“台湾的鲁迅”。
38 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