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语—英语语码转换是新加坡华族使用频繁的交际方式。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华语文学作品中语码转换现象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三种活跃程度不同的转换类型，分别为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少量难以判定的语码转换。在新加坡华语文学作品中，语码转换现象体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表现为二代三代华人作家在作品中使用语码转换的频率高过一代华人作家。这一差异的形成应与新加坡国内语言政策调整所带来的代际间双语能力差异有关。
关键词：语码转换;新加坡;华语文学;代际差异;双语水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25-07
引言
新加坡华人在使用华语进行交际时，常常会在华语中夹杂使用英语单词、短语，或是插入英语句子、句群。当地人称这种华语—英语高频切换的交际语言为“罗惹华语”，或称其为“黑白讲”，其实质为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语码转换现象。语码是一个中性术语，其所指涵盖了语言、方言、洋泾浜语、克里奥耳语以及标准语的不同变体等，是一个所指范围广且不带褒贬色彩的概念。语码转换，即在同一语言片段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语码的语言现象，也有部分学者将其称作“语码混用”或“语言马赛克”。
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语言学研究者多着眼于口语中的语码转换现象，研究视角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语用学和句法学等领域。其中关于汉语英语间的语码转换研究多着重于动机及功能的分析，语料多来自于大学校园、港澳地区以及影视作品，也可见部分学者对《尤利西斯》《围城》等文学作品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考察。
根据对知网语码转换主题发文量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可知，国内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始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引介和理论实践两类。从整体上看，国内的语码转换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起伏趋势。从上世纪末开始，国内语码转换成果零星出现，内容大多为理论引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我国语码转换研究迅速发展的阶段，除了理论引介以外，本土化的语码转换研究也随之兴起。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学者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逐年减少，部分学者开始进入反思阶段。语码转换研究的减少正是因为尽管国内存在语码转换现象，但其流行并不广泛。就使用者而言，语码转换的使用几乎仅限于年轻群体。就地区而言，语码转换现象多见于港澳台地区，大陆地区语码转换使用频率较高的场合为英语课堂、大学校园和部分网络平台。可见，在国内尤其是大陆地区，语码转换的使用频率并不高，难以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因此本文将目光投向新加坡，语码转换现象不仅在当地口语中十分常见，在当地的文学作品中也大量存在。本文选取了16本千禧年后出版的新加坡华语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共计223.5萬余字。这些作品来自于十一位新加坡作家，分别为一代、二代及三代华人（作家及作品的详细信息附于文末）。论文将就这16部文学作品中语码转换现象的整体特征及代际差异展开分析。
一、华—英语码转换的判定标准
尽管“语码转换指在同一语言片段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语码的语言现象”是一个学者们普遍接受的概念，但在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中，语码转换和借词等概念间存在着一些难以界定的模糊地带。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们曾分别从说话人语言掌握情况、外来词出现频率、借用与转换的不同心理机制、语码融合等视角提出过不同的识别方式。相比于西方语言学家所进行的语码转换研究，在语言形态差异显著的汉语和英语间，外来词和语码转换并不存在太多难以判定的“灰色地带”。汉语中的外来词通常指从别的语言中吸收的，并且已经融入了汉语系统的词汇。这类词接受了汉语语音、词汇规则的改造，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和使用规则。若一个英语单词未接受汉语系统的改造，表现为其音节不由汉语语音系统中的声、韵、调组成，且构造不符合汉语的词法规则，它便不是外来词。倘若其在汉语交际中出现，便是一处语码转换。
汉语与英语不仅在语言系统层面体现出很大的区别，在文字系统上的差异也十分显著。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书面语作品，因此语码转换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汉语与英语在书面语文字系统中所体现出的差异，将作品中凡由英语书写的嵌入成分均判定为语码转换，除以下两类特殊情况：
（一）字母词
（1）有些说回家后要从网络上再细细地把流星雨看清楚，有些说回家后再上IRC和ICQ聊天，有些说要……①
（2）守着手机在等我的SMS，她便偷偷用他的手机发了……②
在例句（1）和（2）中尽管存在由英语书写的成分，但此类成分已作为“字母词”进入了汉语系统，因此本文不再将其视作语码转换。
（二）汉英同义复现的结构
（3）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城市的地铁列车上就设有“保留座位”（reserved seating）了。③
（4）Reserved seat给一对印籍小情侣坐了。④
在例句（3）中，括号中的英语短语“reserved seating”仅作为对华语词组“保留座位”的同义复现，将其省略并不会对句子结构和语义表达的完整性产生影响，而在例句（4）中的“reserved seat”是句子的主语成分，不可省略。因此本文将类似于例句（4）的成分判定为语码转换，而类似于例句（3）“华语（英语）”同义复现的结构不进入研究语料。
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包含九部小说，其中存在一些英文人名、英文品牌商标名称等，但由于其功能单一，本文在进行语料筛选时将其排除在外。
综合以上各条判定标准，本文最终筛选得到语料1704句，其中包含2472处语码转换，总计6.2万余字。
二、华—英语码转换的类型
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同学者对语码转换的分类方式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根据转换发生的位置将其划分为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转换。
句间语码转换是指转换发生在句子与句子之间，或者分句与分句之间的情况，如例句（5）-（8）的划线成分。
（5）Well，想不到的事情常常发生，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相信。But it's true。⑤
（6）Woah cool old man！他耳边听见有青春的赞语。⑥
（7）“Stay put then;不要问，不要查，装聋作哑……”⑦
（8）是要心如铁石的女人才有资格讲这种话的，take it， or leave it。⑧
以上前两例为语码转换发生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情况，后两例为语码转换发生在分句与分句之间的情况。
句内语码转换指转换发生在句子或分句内部的情况，如例句（9）-（12）中的划线成分。
（9）亲戚都complain，大姐从中国也打来complain。⑨
（10）他现在要乘胜追击，冲向一个新目标，从millionaire变为multimillionaire！⑩
（11）快点把那本劳什子的fit for life丢进字纸篓去！11
（12）几年一次的旧同学聚会，说得好听一点，很多时候是为了方便大家进行network building。12
以上前两例为句内单词语码转换，后两例为句内短语语码转换。
本文根据上述分类方式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划分、统计，各类语码转换在全部语料中的占比如图1所示，在各部作品中的分布如表1所示。
根据以上图表，在所搜集的2472处语码转换材料中，存在句间语码转换875处，占总量的35%，存在句内语码转换1583处，占总量的64%，存在难以判定转换类型的例证14处，但其数量不足语料总数的1%。此类难以判定的语料多为汉英句式高度杂糅所组成的句子，例如：
（13）The amazing thing is，隔天他并没有回电。14
（14）The next thing I knew was，莲莲哭得像个泪人似的。15
（15）Lili说：“信主的好处是，nothing can surprise me anymore……”16
（16）问题是I am getting tired then……17
判定出现困难的原因在于难以准确地指明转换发生的位置究竟是在句内还是在句间，这是由汉英句式固有的差异造成的。以例句（13）为例，若将原句“The amazing thing is，隔天他并没有回电”转写成汉语句子，便得到一个简单句“神奇的事情是隔天他并没有回电”。其中主语是“神奇的事情”，謂语是“是”，宾语为主谓结构“隔天他并没有回电”。在简单句内部，不管是主语成分发生转换，还是谓语成分发生转换，都应看作句内语码转换。但是若将原句转写成英语句子，便得到一个复合句“The amazing thing is that he didn't call back the next day”，为“主句+表语从句”的结构，在表语从句位置发生的语码转换应为句间语码转换。因此本文将这种难以判定转换发生位置的情况独立分作一类。
根据上述分析，在新加坡华语文学作品中，存在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少量难以判定的语码转换，其中句内语码转换是活跃的转换类型，句间语码转换是较活跃的转换类型。
三、语码转换使用频率的代际差异
根据本文语料，在不同代际、不同作家的作品中，语码转换的使用频率存在较大差异。就整体数据而言，六位二代或三代新加坡华人作家在作品中总计使用语码转换2431次，占总量的98%以上;五位一代华人作家在作品中总计使用语码转换41次，不足总量的2%。每部作品中语码转换出现的次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就整体趋势而言，各部作品中语码转换出现的次数存在较大的代际差异。
一代新加坡华人作家在作品中使用语码转换的次数较少，其中以作家尤今为最低值0次。新加坡华人作家尤今曾在中国大陆授权出版了系列散文集，在本文随机选取的三部作品中均未出现语码转换。除了尤今，其他四位一代新加坡华人作家在作品中也很少使用语码转换。
与一代华人作家相比，二代和三代新加坡华人作家在作品中使用语码转换的次数明显增加，其中以作家林秋霞为典型。在新加坡华语—英语语码转换研究中，《非常难女》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因为其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十分丰富，在16.5万字左右的作品中，总计出现语码转换2000余次。对于在作品中如此频繁地进行语码转换，该书他序部分有如下评论：
“现在她在杂志上“黑白讲”（中英并用），想象她我笔写我口，挥洒自如，写得嘻嘻哈哈。从前报馆编辑绑手绑脚的“文字规范”，全都一脚踢开。这，就是秋霞。
黄佩卿《联合早报》副刊副主任
我不知道她是否应该继续用中英参半的方式写作，但中英夹杂的支离破碎语言，却又是今天新加坡年轻一代的说话方式，秋霞选择迎合市场流行需要、迁就年轻阅读倾向，而且做得很开心。
因为是朋友，所以我坦诚，秋霞不会介意，否则她不会邀我写这几个字。
刘培芳专栏作家”
根据以上评价可知，在新加坡年轻群体中，语码转换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使用频繁的说话方式，作家林秋霞在《非常难女》这一部作品中很好地再现了这样一种交际“风味”。
在二代和三代新加坡华人作家中，有两位作家的三部作品较少出现语码转换，分别为蔡澜的《乐此不疲》《光电幻影》以及方桂香的《幻灭的天才梦》。在作家蔡澜的两部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电影中文名称（电影英语名称）”的结构，由于并不符合本文对语码转换的判定标准，因此不进入语料。
根据每部作品的总字数以及其中出现语码转换次数，可整理得到各部作品每万字出现语码转换的频次（以下简称为万字频次），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知，在本文语料中，语码转换的万字频次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一代华人作家的作品中，语码转换的万字频次以尤今的三部作品为最低值0，最高值出现在黄孟文《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一书中，为1.92。平均而言，一代华人作家作品的语码转换万字频次为0.86。二代和三代华人作家的语码转换万字频次最低值出现在方桂香的小说《幻灭的天才梦》一书中，为0.2，最高值出现在林秋霞的小说《非常难女》中，为124.49。平均而言二代、三代华人作家作品的语码转换万字频次为16.38。
根据以上数據，在二代、三代华人作家的作品中，语码转换的万字频次大概是一代作家作品中万字频次的19倍。可见，在新加坡华语文学作品中，语码转换的使用频率确实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四、语码转换代际差异出现的原因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国土除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之外，还包括周围63个小岛。
19世纪末，新加坡开埠成为贸易要地之后，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移民随即纷纷涌入，从此奠定了新加坡社会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的多元种族的人口结构。根据陈琪（2008）的研究，1980年新加坡国内的华族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76.9%，马来族人口约占11.6%，印度族人口在10%上下徘徊，其他种族人口不足5%。18根据徐大明和李嵬（2007）的研究，1996年新加坡国内的华族人口约占77.3%，马来族人口约占14.2%，印度人口约占7.3%，其他人种（主要为欧裔）约占1.3%。19根据马艳（2015）的研究，2013年新加坡国内华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4.2%，马来族占13.3%，印度族占9.1%，其他种族占3.3%。20根据以上数据可见，建国后新加坡国内的华族人口比例趋于稳定。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历史形成了新加坡特有的社会语言结构。在独立前，英语是新加坡国内唯一官方语言，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确立了多语共存的语言政策，将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英语四种语言共同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其中马来语为国语。但是，由于英语作为国际强势语言，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自上世纪70年代起，英语不仅作为新加坡国内的行政语言，还逐步发展成了民族间的共通语言，而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则仅作为同族间的交际语言存在。
相应于国内语言地位的转变，新加坡的语言教育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独立后的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对于英校学生而言，英语是其第一语文，也是学校的教学媒介语，母语为其第二语文，仅作为一门科目进行教学。对于其他三类民族语学校而言，母语是其第一语文，也是其他科目的教学媒介语，英语是第二语文，授课时间较少。根据《东南亚汉语教育概述》（马艳2015），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得各族学生纷纷涌入英校，母语学校迅速走向衰亡。211897年起，新加坡国内四大语文源流学校逐步统一，英语成为了全国中小学统一的第一语文和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学生的民族母语则作为一个科目进行教学。
根据徐大明和陈琪等人的研究报告，新加坡国内的语言使用状况并不稳定，但大致保持着从使用各民族母语转向使用英语共通语的趋势。根据刘丽宁（2002）的调查报告，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英语在新加坡各民族家庭内的使用比例逐年增长。22在2000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中，5岁至14岁的华族孩童在家庭内使用英语的比率达到了35.8%，15岁以上的新加坡居民通晓英文的比率，从十年前的63%渐渐提高到71%。根据刘丽宁的分析，除了英语的使用比例逐步提高，掌握英语的华人逐渐增多以外，新加坡国内还出现了“华文人才断层现象”，表现为华族年轻群体的华语水平仅限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在涉及文化、科技、政治等内容的表达时，其华语词汇显得非常贫瘠，不得不进行英语语码转换。23
根据以上分析，新加坡国内语言政策调整所带来的代际间双语能力的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应是导致新加坡二代和三代华人作家使用语码转换的频率远远高于一代华人作家的重要因素。
结语
新加坡国内独特的社会语言面貌能够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本文以新加坡华语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语码转换实例进行了筛选分析，发现其中存在三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其中活跃的转换类型是句内语码转换，较活跃的转换类型是句间语码转换，数量少不活跃的转换类型句式糅合语码转换。此外，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二代三代华人作家在作品中使用语码转换的频率高过一代华人作家。通过对新加坡国内历史、民族构成和语言政策转变情况的分析，本文认为新加坡国内语言政策调整所带来的代际间双语能力的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语言环境的变化是造成这一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
①⑤12 吴庆康：《23：59昼书》，新加坡：康妃书声院2003年版，第26页，第178页，第44页。
②④⑥⑨ 林高：《林高微型小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第165页，第31页，第38页。
③ 周粲：《咖啡喝到一半》，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⑦ 林秋霞：《玩九朝五》，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98页。
⑧ 林秋霞：《性感都市》，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6页。
⑩ 黄孟文：《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11 蔡澜：《乐此不疲》，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13 这里指作家属第几代新加坡华人，如作家尤今为一代华人，方桂香为二代华人，吴庆康为三代华人。由于资料显示不充分，难以准确判断作家林高和林秋霞所属代际，只能根据其作品中透露的信息判定他们应为二代或三代新加坡华人。
14151617 林秋霞：《非常难女》，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9页，第19页，第91页，第108页。
18 陈琪：《新加坡华语词语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19 徐大明、李嵬：《新加坡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21 马艳：《东南亚汉语教育概述》，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年版。
2223 刘丽宁：《80年代初至今新加坡华语使用状况分析及展望》，《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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