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在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有开创性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其将德国古典语文传统和英美新批评细读方法运用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阐释和批评中。这些方法也见于其诗歌翻译中。在《梅花与宫闱佳丽》一书中，他通过注释、解读、附录等形式为译诗构建了丰富的语境;他立足文本，用细读法分析诗歌的结构特点、意象的象征意义和相互关系;翻译时则着力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和意象，再现汉语诗歌的文学性。该书中蕴涵的诗歌翻译思想对我国古诗外译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傅汉思;诗歌翻译;厚重翻译;新批评;直译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99-0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江苏开放大学。
一、引言
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16-2003）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者和译介者。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称其是“中国早期诗歌研究的一个开创性人物”。①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开创性的，比如他将罗曼语文中的母题概念和口头文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沟通了西东两极的文学和学术传统……对当代西方汉学的影响是深刻的”。②再比如他将新批评方法引入中国古诗研究，是“对中国文学进行纯粹文学性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③他于1976出版《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④（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以下略为《梅花》），对106首诗歌进行英译和解读，该书是英语世界了解中国古诗的重要著作之一。⑤有学者曾研究张充和、傅汉思合译的唐代孙过庭《书谱》和宋代姜夔《续书谱》（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指出其采用了厚重翻译法、严格遵从原文、较孙大雨译本更准确。⑥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于傅汉思的汉语诗歌英译方法的探讨并不多见。⑦本文尝试通过《梅花》一书中的诗歌解读和英译，探求其汉诗英译的方法，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外译提供借鉴。
二、傅汉思生平及其汉学研究
傅汉思1916年出生在德国古典罗曼语文学世家，父亲赫尔曼·傅兰科尔（Hermann Fr？覿nkel）是著名的希腊语文学者。傅汉思大学毕业后选择了罗曼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语文学——作为其主攻方向。德国古典语文学曾具有非常伟大的传统，堪称德国近代哲学甚至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⑧傅汉思后来在汉学研究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背景。1935年，傅氏一家搬迁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42年傅汉思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
二战期间，傅汉思曾在美国军方任德、法、意、西四种语言的翻译。战争结束后返回伯克利学习中文。⑨1947-48年，曾受邀在北京大学教授拉丁文和德语，期间结识了冯至、沈从文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充和。1949年回国后，先后任职于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以历史研究开启了汉学研究之路。1961年加入了耶鲁大学众星云集的东亚研究团队，讲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1987年在耶鲁大学退休。
1995年，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出版的《唐学报》（Tang Studies）推出专刊（1995， No.13），回顾傅汉思的汉学研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和宇文所安分别撰文回顾、总结其漢学研究生涯，两人都强调了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开创性贡献。
宋燕鹏和王立将傅汉思的古诗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50-60年代由唐诗向汉魏诗歌转向，其中代表作为《曹植的十五首诗：一种新方法的尝试》（“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h： 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 1964）;1970年代对中国古诗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代表作是前述《梅花》一书，此书可看作是他十多年来中国诗歌研究的总结;1980年代是其学术的顶峰，代表作是《蔡琰及其署名诗作》（“Cai Yan and the Poems Attributed to Her”， 1983）。宋燕鹏等指出，傅氏秉承了德国罗曼语文学传统，能够发现中国学者所忽视的现象（比如他特别关注李白诗中对第一人称的使用和曹植诗中从客观到主观的描写），他中西兼通，旁征博引，善用量化分析，强调文学的艺术性。⑩
伴随着其汉学研究的是他对所涉文本的英译和整理。1952年翻译出版《孟浩然传》（Biographies of Meng Hao-jan），其篇幅虽小（包括不足3页的翻译和超过18页详细注释），却为后来研究者设定了较权威的汉学研究模式。“其严谨的注释尤值得称颂，使译作趋于完美”。{11}1957年出版的《中国正史译文目录：220-960》（Catalogue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for the Period 220-960）搜集汇编了16种正史中已被翻译为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文章目录，对推动美国汉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1959年，着手翻译新旧《唐书》中的文艺研究内容。{12}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致力于曹植、蔡琰的诗作以及中国叙事名篇《孔雀东南飞》等诗歌的英译和研究。1976年出版的《梅花》一书可以看作是傅汉思汉诗英译的结集，作者选取了从大约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十四世纪的106首诗作，为其提供新的英译（其中有约一半是首次被英译）与解释。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将围绕该书展开。另外，1995年他还与张充和合译了书法理论著作《书谱》、《续书谱》。
三、整体翻译策略：“厚重翻译”
“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13}，也称作厚重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首见于美国哲学家、文化学家阿皮亚（Kwame A. Appiah）于199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他认为译者应该重视文化间的差异，提倡以直译的方式进行文学翻译，并通过添加注释、评注或序言等方式，使文本处于一个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中。文学翻译应该是“学术”（academic）翻译。{14}得益于其德国古典语文学研究背景，傅汉思正是“学术”翻译的践行者。《梅花》一书，从内容编排到诗歌译解，处处着力呈现原语文本的多重语境，试图让读者从多个方面深层次地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在整体安排上体现的正是一种类似于“厚重翻译”的策略。虽然傅汉思写作此书的时间要比“厚重翻译”的提出早了近20年，但我们不妨将其具有前瞻性的翻译整体策略以此名相称，其具体做法对今天的译者和研究者仍有启发意义。
正如书名所示，《梅花》不限于汉诗英译。该书前十章对所涉诗歌基于思想内容进行分类，分别为“人与自然”、“拟人化”、“处于和他人关系之中的人”、“回忆与反思”、“爱情诗”、“孤独的女子”、“叙事歌谣”、“离别”、“对历史的思考”、“往昔：传说与讽刺”。第十一、十二章举例讲解汉语诗歌中“一种普遍的诗学现象”，即“诗句与诗句之间、诗句内部前后部分之间以及有时在更大部分之间的逐字对应”的“平行与对偶原则”（parallelism and antithesis）。{15}第十三章标题为“一篇早期的赋：《七发》”。在进入每一首诗歌之前总是会有引导语出现，诗歌与诗歌之间被紧密衔接起来。正如一位书评作者所说，各章之间“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连贯，吸引读者步步深入。”{16}而最后一篇含有456行（按书中标注）的有“神奇的咒语功能的”{17}长赋则起到了绝妙的总结效果。通过这种编排方式，不同年代的诗歌被放到一个连续的文本中，诗作与注释、解读等一道构成了诗歌的丰厚语境，帮助读者渐次深入。这种讨论方式的影响在宇文所安的《追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赫然可见。
对于每一首诗作，傅汉思都会给出标题、作者（生卒年）、体裁。标题的脚注注明其详细的来源、早期英文译本的译者及文献信息。诗行的脚注对诗歌中难解的字词进行解释，比如在诗作1中为“筩”、“阳”和“峨眉”等难解的或涉及文化背景的字词提供了注解。另外，他除了译出词语的意义之外，还会通过注释给出他认为的比较重要的语境。如在翻译“栖栖徒问津”（Moving from perch to perch， vainly asking about a place to ford）时，还以注释的形式说明“栖栖”一词具有一定的经典色彩（classical ring），因为它曾在《论语》中被用来形容孔子：“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18}
宇文所安曾提及傅汉思把母题原型（topoi）这一西方古典和罗曼语文学概念引入中国文学研究，挑战了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模式。{19}本书中，作者除了对诗歌进行细致的分析外，还援引西方诗歌对比参照，指出中西诗歌在母题上的相通之处。比如在讨论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时，引用了英德两国的民谣，引入一个“猎人追逐（猎杀）鹿的行为等同于男人追求（强奸）女子”的母题原型模式，为该诗的解读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余关于中西诗歌结构、内容的对比也比比皆是。比如在讨论乐府诗《乌夜啼》时说到“和在其他文化中一样，中国文化里的鸟类形象在占卜预言中起着突出的作用”。{20}在讨论《七发》时，将枚乘、但丁、弥尔顿相提并论，以说明对立价值之间的冲突斗争正是诗歌创作的素材。许多西方诗人及其读者都对邪恶的力量深深迷恋，中西皆然。{21}再比如在论述汉语中的平行、互文等句法结构时，列出了具有相同特征的西班牙语、德语、英语、法语等西方诗歌。这些充分显示了他广阔的比较文学视野，同时也搭建了中西诗歌沟通的桥梁，无疑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诗歌。
本书还以附录的形式给出了1）各首诗的体裁（古诗和乐府最多，分别是25首和19首），并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2）诗中的典故，如对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简单介绍并给出来源;3）汉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相关参考文献;4）大量的术语（包括专有名词、常见意象、文学术语等）索引，供读者深入研究之用。
“译者应当是学者。一位学者型的译者比较容易寻得两种文明的契合点，缩小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距离，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翻译风格，使自己的翻译靠近‘化的最高境界。”{22}傅汉思正是这样的学者型译者。从《梅花》一书还可看出，傅汉思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切的理解和尊重，他也有意为后来者对中国诗歌的研读提供切实的指导。在评论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所编《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时，他曾强调译者应以注释形式指出诗中意象的含义。{23}当然，这些也是与罗曼语文学传统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分不开的，在这一传统的五个特征中，“……第二个是科学法则的运用，就是在对材料的全面和广博的占有基础上，运用从培根到笛卡尔等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工具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和提炼;第三是建立在这种博学和科学法则上的精读与文本分析。”{24}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他的这种精读与文本分析。
四、文本理解方法：“细读”
在前言中，他提及“阐释诗作时采取的是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观点”{25}。这里的西方文学批评应该就是立足文学文本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26}方法。事实上，傅汉思与英美新批评派颇有渊源。他所任教的耶鲁大学曾是新批评派的主要阵地。进入耶鲁大学三年后，即1964年，傅汉思发表《曹植的十五首诗：一种新方法的尝试》，这里的“新方法”，便是当时已不再时兴的新批评。{27}他的译诗曾被收录在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所编著的《诗律：主要语言类型》（Versification： Major Language Typ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2）一书中。而1976年出版的《梅花》一书更是多次引用新批评的观点，诚可谓作者在使用“新批评”方法解诗、译诗的集大成之作。尽管新批评派在傅汉思开展汉诗研究时已经衰落，但他显然从中找到了与他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相契合的理论工具。
新批评核心的见解，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文本至上的本体论、意义的有机结构论和细读方法论。{28}英国批评家戴契斯（David Daiches）论述新批评的工作范围时说，狭义的新批评即指对具体作品的严格分析性的评论，亦即文本细读法。{29}傅汉思立足于诗作，向我们展示了不厌其详的文本细读功夫，他频繁使用“并列（置）”、“对比”、“张力”等相关词汇析出蕴含在字里行间的诗歌力量，还结合西方诗歌传统，对意象的隐喻、象征意义深度挖掘。下列摘录或许能反映出其细读特色：
（1）黄莺与风、日以及桃花一起展现了（act in conjunction with）令人流连忘返的春日之美，而这四个意象——黄莺、风、日、桃花
——都是性的象征（symbol）。{30}
（2）“人独立”和“燕双飞”强有力的并置（powerful juxtaposition）进一步说明了这件往事与爱情和别离有关……整首词围绕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张力（tension）展开……{31}
（3）“‘家和‘笛尽管一般来说互不相干，但在此它们却由于属于同一幅景色的组成部分而并列出现（come together），而二者间更深层的联系与对比（linked and contrasted）通过修饰它们的数词得到了展现……”{32}
傅汉思对汉语诗歌“平行与对偶原则”的关注贯穿全书（该书也被认为是少有的研究中国诗歌中该结构的西方语言著作之一{33}）。他将其看作一种具有汉语特色的诗学技巧，“它常常能够为平淡乏味的陈述增添鲜明而具体的细节。如‘玉輦……金鞭;‘朝日……晚霞;‘鸦黄粉白;‘夜夜……朝朝;‘燕歌赵舞等。”{34}它使得表达精炼有力;令读者身临其境地处于设想的情境之中;它悬置了逻辑、时间顺序、规律次序等规则的限制，从而为多重含义的产生留出了空间。{35}在第十二、十三章又通过21首诗歌对其详细讨论，论述之深之细，堪称典范。他从声学、语法、语义分析该结构的特征，又将其从句内、句外、二元、三元、互文（特殊平行）等角度将其分类阐述，所举例子中仅句内平行模式就有22种之多。再比如在讨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时，傅汉思指出前三行“存在诗句内部的三元平行，而且这三行也相互平行”。进而，他又更为细致入微地讨论这三行中“没有谓语，仅仅出现了一系列两音节词组，每个词组都由一个名词及其前面的一个修饰词所组成。”当然，他也读出了这些语词所象征的衰落、老迈、时间流逝和离别。最后，他指出在自然界意象之后，“人的形象直至最后一行才显露出来”。{36}
罗益民认为，新批评重视文本的本体论思想对于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切实可行的指导作用。……文本细读法可以帮助译者细致、全面地理解原文，减少错译和误译。{37}比如，在翻译诗作《月下独酌》时，傅汉思既能够从整体上考虑李白对月亮的拟人化处理和诗歌中弥漫的幽默感，也能从结构上注意字词之间的呼应，这种细读的确有益于降低误译的可能性：
月既不解饮，
影徒随我身。
But Moon is not a drinker，
Shadow only follows me around. {38}
对比：
The moon then drinks without a pause.
The shadow does what I begin. （W. J. B. Fletcher译）{39}
The moon， alas， is no drinker of wine;
Listless， my shadow creeps about at my side.（Arthur Waley 译）{40}
傅译紧扣原文形式，译出了“月”、“影”虽可在场作伴，却不能解饮同欢的想象之景和自我调侃之情。连词“既”和副词“徒”处理得当，“不解饮”和“随我身”在英文中仍然处于对应的位置。但在弗莱彻（W. J. B. Fletcher）译文中，月亮和影子都随我一起豪饮。这既是对诗意总体把握的错误，也是对诗句结构的分析不够所致，尤其是忽略了对“既”和“徒”两词的解读。而在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文中，两诗句在结构上的呼应关系较原文显得疏远，而将“徒”译为“listless”则有过度阐释之嫌。新批评对于翻译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便是对文本、对语言的重视。这要求译者尊重原文的语言特点，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地将之反映出来。这种尊重原诗结构的翻译风格在傅译诗歌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五、译文表达方法：“折中翻译”
傅汉思在译诗时尽可能尊重原诗的结构特点，对于不可译的成分则不予强求，他称这种诗歌翻译方法为“折中翻译”：“我所选择的是介于字面直译与文学化意译之间的折中翻译方式。我总是保持原作本身的分行和分节方式，尽可能少地改变词语顺序……不过我并没有试图传达其他在英语中难以再现或甚至是不可能表达的作诗的要素，如诗句长度、韵脚、格律以及声调的平衡等等。”{41}傅汉思的汉诗英译紧扣原文的结构和意象，选词简洁、准确，较好地保留了汉语诗歌的文学性。但另一方面，有些诗歌语言是不可译的，比如韵脚、格律，还有一些拟声词、文化负载词、双关语等，这就要求译者要有所妥协、有所创造，以保证译诗的文学性。
（一）直译
此处的直译并不是指完全的字面翻译，而是重现原文的结构、保留汉诗的简洁性和意象之间的张力关系的翻译方法。它需要译者对原文的透彻领悟、对译入语的精通和对翻译技巧的完美运用。
傅汉思尽可能地保留诗句之间的字词上的对应。如：
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Falling petals， a man stands alone，
Light rain， swallows fly in pairs. {42}
对比：
Amid the falling blooms alone stand I;
In the fine rain a pair of swallows fly.（许渊冲译）{43}
傅译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两行诗中的对偶成分，形容词、名词、副词各自对应。傅汉思在译诗时尊重汉语的行文方式，不强行按照英语的连贯特点去造出一个句子，汉诗既然是意象的列举，英诗当然也可如此。这样，不仅保留了原诗意象强有力的并置力量，也保留了原诗结构所允许的意义之多种阐释方式。而许译虽然匠心独运，兼具音、形之美，但这种美的再创造却完全失去了原文的节奏、对仗、意象之妙，更是压缩了意象多重互动所产生的意义空间。
为突出汉诗中“意合”的特点，傅汉思常常使用逗号将一行诗切分成数个短语，用词上尽量不增不减。如果选词精当，这种处理方式颇能再现“汉字的魔方”之魅力。如：
深秋帘幕千家雨，
落日楼台一笛风。
Deep autumn， screens and curtains， a thousand houses， rain;
Setting sun， towers and terraces， a single flute， wind. {44}
作者“以逗代顿”，在英文中再现了汉诗音节整齐、对仗工整的特点。这种直译法基于译者对汉诗平行对偶结构的深刻领会。“中间两联对句（包括上述两行）的平行对偶十分精确严格，我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体现出这一特点。”{45}就这两行诗而言，他的确做到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通过巧妙地使用英语介词，在兼顾结构、逻辑、语义的同时，使译文流畅自然，恰如用一根极细的丝线将打散在英语中的意象串起来。如：
垂柳骄骢
By the drooping willow， a spirited piebald. {46}
众鸟高飞尽
The flocks of birds up high have flown away. {47}
直译还可以照应到原诗的特殊细节，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原诗的表现力，这也体现了译者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如：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As soon as she left home the crimson terraces linked her to the northern desert.
All that remains is the green tomb facing the yellow dusk. {48}
在对此诗行的分析中，傅汉思特意提到了“紫台”、“青冢”、“黄昏”的对偶和平行，“这种在同一句内部以及在上下两句中同时运用平行对偶手法所造成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49}这使他在译文中特意保留了黄昏之“黄”（yellow），这份用心亦是令人印象深刻。
有时，结构的对应恰能达到语义上的最佳对应。相比之下，那些试图通过改变句子结构来保留意义的努力反而会“落入言荃”。顾钧以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一句对比了傅汉思的译文以及较早的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庞德（Ezra Pound）的译文，指出傅汉思直截了当的译文（There is a girl longing for spring， A handsome man seduces her）“与原文建立了最佳的对应”。尤其是对“怀春”和“吉士”的翻译，傅译虽简单，却准确。而其他三人则有阐释过度或不足的问题。{50}从前面我们对“月既不解饮”和“落花人独立”的译文对比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直截了当”之翻译的优势。
（二）妥协和创造
翻译是妥协的艺术。诗歌结构和意象是可移植的，但诗歌的语音形式却往往难以照搬。虽然傅汉思注重对诗歌的韵律模式的分析，但他的译诗几乎都不押韵。正如前面所引，他认为语音效果是难以再现甚至是不可能翻译的。非但如此，傅汉思还干脆删掉了一些凑足音韵的语气词、套语等，使译文尽可能简洁。如下例中的“欲把”二字便被省略不译：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West Lake is like West Girl：
Whether the makeups light or heavy， it always looks just right. {51}
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汉思完全放弃音乐性的传达。在处理一些叠词时，傅汉思会根据其功能和语义，有时选择押韵的英语成对近义词，有时则会使用重复的手段，兼顾诗歌的意义和声音效果。比如：
皇皇三十载，
书剑两无成。
For thirty years Ive hurried and scurried，
Without succeeding with pen or sword. {52}
行行将复行
去去适西秦
On and on， further on he must go，
Away and away， headed for the Northwest. {53}
傅汉思尤其注意到了赋中“有许多拟声词以及其他声音安排技巧。大部分设计都无法通过翻译传达……”。{54}对于这些双声、叠韵、连绵的声音安排，他仅译其义，而放弃其音。
此外，傅汉思也没有严格翻译诗歌中的专有名词。比如上面例子里“去去适西秦”中的“西秦”被翻译成“the Northwest”。其他诸如动物、植物、矿物之类的名称，他坦言“采取的是近似的翻译”。其中一个原因是找到精确对等的词需要更专业的知识，至于另一个原因，他援引新批评派的观点，“诗歌这种表达载体和科学家精确无误、毫无歧义的论断截然相反。”{55}这也体现了傅汉思在翻译时注重“文学性”的一面。
（三）存在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较为自由的翻译方法，这种忠实于原诗结构和意象的翻译方法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它同样需要译者对原诗的透彻理解，否则容易在处理一些用法灵活、意义微妙的漢语词时出现问题，最终影响语义的准确。试举一例：
功成耻受赏，
高节卓不群。
Their tasks accomplished， a sense of shame made them reject rewards;
Their great integrity stood out above the herd. {56}
第一行中的“耻受赏”指“以受赏为耻”，意在表达一种不愿受赏之态度，并不是真的有一种羞耻感，所以译文的处理有过度阐释之弊。这三个字译成“refused to get reward”{57}便足以达意。这也可能是文化隔阂所致，即外国译者难以了解中国人微妙的“以赏为耻”的谦虚之心，而偏要明示其理由，这种明示实际上并不是忠实的。
另外，对一些虚词有意无意的忽略也会影响形式甚至语义上的准确。如在翻译“为赋新词强说愁”（Composing original poems that artificially spoke of grief. {58}）时，傅汉思忽略了“为”字。尽管在其他字词上再现了原文的顺序，但这种翻译却难言忠实。原文中，“赋新词”是“强说愁”的“目的”，达没达到这个目的还要另说。在译文中却成了“赋了一些强说愁的诗”。
六、结语
“温和的革命者”（the gentle revolutionary）是宇文所安对傅汉思中国文学研究生涯之总结，因为他虽然性格温和、腼腆，却给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如提升了“中国文学”研究之地位，挑战了“传记假设”的研究传统）{59}。早在1960年代，傅汉思便对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背景、传记方法提出质疑，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诠释中国古典诗歌。若干年后（1989年），葛兆光在《汉字的魔方》一书中以新批评为理论武器，痛心疾首地批判了中国传统的背景批评的种种弊端，呼吁注重诗歌本身的语言文本，“承认诗歌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它是由诗歌的特殊语言构成的传情表意的艺术品”。{60}“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意味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在水中捞盐似地寻找诗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61}
傅汉思在诗歌翻译方法上也展现出这种“革命者”的形象。在傅汉思之前，中国古诗在美国就已经广泛流传，译本迭出，但傅汉思完全抛弃了早期理雅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等人的格律体翻译方法以及庞德、洛威尔（Amy Lowell）等诗人译者较为自由的意象派译诗路径，在宾纳（Witter Bynner）、韦利、刘若愚等人注重诗歌形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学者型的细读分析和对诗歌形式的严格再现作为一以贯之的标准，将中国诗歌的译介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几乎完全放弃了押韵和译者的创造自由，转而追求诗句意义的准确和结构的对等。与前人译作相较，傅汉思《梅花》选诗的范围更广，收入了很多从未被译入英语的诗歌;其所提供的语境更为丰富、对诗歌的解读也更为细致周密，这也常常使他的译诗更少误译。傅汉思的这种诗歌翻译理念也影响到了后来的译者，且不说我们前此提到的曾受教于他的著名研究型译者宇文所安，在译者许渊冲{62}、比勒尔{63}（Anne Birrell）等人的中诗英译相关著作中也能看到对傅汉思的诗歌分析和翻译的征引和参照。
关于文学翻译的误区之一便是信息取向的翻译策略，即将形式看得无足轻重，甚至将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殊不知，形式正是诗歌文学性之体现。奈达等人所提倡的“动态等值”、“最切近的自然等值”等归化式译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此译论的追随者们忽视了奈达所重视的信息传递并不适合文学翻译。{64}另外，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感悟式批评也催生了一些译者追求主观感受的倾向，他们片面强调译文之形式美，而对原文形式的处理可以说相当随意。鉴于此，傅汉思的汉诗英译思想和实践对于我国的文学翻译界，尤其是古典诗歌英译来说，无疑是具有借鉴价值的。
傅汉思并没有留下专门谈翻译的文字，但从他的一些书评中可看出他对准确翻译和译作文学性的重视，{65}{66}而这也与《梅花》中所体现的翻译思想相吻合。刘皓明曾感叹傅汉思沟通中国古典文学和德国古典罗曼语文学之及时之珍贵。{67}对于翻译界学者来说，傅汉思基于中西文学传统所采取的类似于“厚重翻译”的整体策略、基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与注重文学性传达的“直译”方法不也是一种弥足珍贵之财富吗？最后必须指出，篇幅所限，本文对傅氏翻译思想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对不同译家译文的比较也不够全面，惟愿其能有抛砖引玉之效。
①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王宇根、田曉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页。
②{67} 刘皓明：《从夕土到旦邦——纪念傅汉思教授》，《读书》2004年第9期。
③⑨{27}{33} Knechtges， David R： “Hans H. Frankel， Teacher and Scholar”. Tang Studies， 1995， No.13， pp.1-5.
④ Frankel， Hans H：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下文提及的傅汉思其它论著出版详情可见“Partial List of the Writings of Hans H. Frankel”， Tang Studies， 1995， No.13， pp.9-11. 除有些英文表述参照原版外，本文对该书的引用均来自于王蓓的汉译本《梅花与宫闱佳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⑤ 程章灿：《欧美六朝文学研究管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⑥ 胡志国、廖志勤：《张充和/傅汉思、孙大雨英译〈书谱〉比较——以汉籍外译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中心》，《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3期。
⑦ 2018年3月27日，以“主题”中既包含“傅汉思”又包含“翻译”为检索式检索中国知网（cnki.net），剔除对书法理论著作《书谱》之翻译的研究文章及其它不相关文章，专论傅汉思诗歌翻译方法的文章很少，仅有张丽《接受美学视角下译者主体性阐释——以傅汉思和许渊冲的〈虞美人〉译本为例》（发表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6）一篇。另外，顾钧《野外的死鹿、蔓草和爱情》（发表于《读书》，2012.2）曾论及《梅花》一书中的诗歌翻译，本文后面有涉及。
⑧{24} 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读书》2004年第4期。
⑩ 宋燕鹏、王立：《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先生的古诗研究》，《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3期。
{11} George A. Kennedy： “Biographies of Meng Hao-jan”（book review）.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3， No.5， pp.345-347.
{12} 张充和、张宗和：《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13} 关于thick translation的译名，本文采用“厚重翻译”，因为“厚”与“重”的双音节组合能更好地体现含有丰富语境的译文内容之“厚重”，也能较好体现译者对文化差异的重视。该术语还被翻译为“深度翻译”、“丰厚翻译”、“厚译”等，关于该术语的详细探讨，请参见：李红霞、张政：《“Thick Translation”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上海翻译》，2015年第2期。
{14}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 Callaloo， 1995， No.4， pp.808-819.
{15}{17}{18}{20}{21}{25}{30}{31}{32}{34}{35}{36}{38}{41}{42}{44}{45}{46}{47}{48}{49}{51}{52}{53}{54}{55}{56}{58} [美]傅汉思（Hans H. Frankel）：《梅花与宫闱佳丽》，王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页，第381页，第74页，第258页，第384-385頁，第1页，第54页，第85页，第273页，第262页，第265页，第331页，第45页，第3页，第84页，第273页，第274页，第325页，第59页，第224页，第230页，第41页，第74页，第64页，第386页，第3页，第203页，第298页。
{16} Debon， Günther：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book review）. Monumenta Serica， 1979-1980， No.34， pp.611-613.
{19}{59} Owen， Stephen： “Hans Frankel， the Gentle Revolutionary”. Tang Studies， 1995， No.13， pp.7-8.
{22} 许钧：《翻译论》，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23}{65} Frankel， Hans H：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3， No.3， pp.510-511.
{26} “新批评”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派别，它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蔚成大势。五十年代后期渐趋衰落，但新批评提倡和实践的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仍不失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
{28}{37} 罗益民：《新批评的诗歌翻译方法论》，《外国语》2012年第2期。
{29}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39}{40} 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2页，第125页。
{43} 许渊冲：《唐宋词一百五十首（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50} 顾钧：《野外的死鹿、蔓草和爱情》，《读书》2012年第2期。
{57} 汪榕培：《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英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60}{61}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第229页。
{62} 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第407页。
{63} Birrell， Anne： 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Ha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131.
{64}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66} Frankel， Hans H： “Worlds of Dust and Jade： 47 Poems and Ballads of the Third Century Chinese Poet Ts'ao Chih”（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0， No.4， pp.610-615.
A Study of Methodology as Applied by Sinologist Hans Hermann Frankel i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Zhou Zhonghao
Abstract： Hans Hermann Frankel， a German-American sinologist， has made a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as he has applied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new critical approach of close read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uch a methodology has also been present in his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 his book，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he has built a rich contex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poetry through annotations， interpretation and appendices. Based on the text， he takes an approach of close reading to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image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when engaged in translation， he endeavours to keep the form and image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while representing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Chinese poetry. The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of poetry contained in the book have the value of borrowing to a certain degree to the researchers into the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s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n China.
Keywords： Hans Hermann Frankel， translation of poetry， heavy translation， New Criticism， Liter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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