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马华文坛作家中，方路是近年来多产的一位。从1993年他以微型小说得奖之后，1999年出版第一本诗文集直到2017年出版奈米小说集《我是佛》为止，诗、散文和小说集前后共有八册。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他跨类创作的不停尝试，风格渐次转变，已自成一格;其次是他的地志书写，在马华文坛中已独树一帜。本文主要从作家论的角度，探讨作者的生命史和创作历程的结合。从作者自身的经历“家乡—留台—归乡”（大山脚/东海岸—台湾—吉隆坡），形成了他的创作主题。空间的漂泊和他对文学启蒙与接受的过程（写实主义—现代主义—魔幻/写实/浪漫主义）息息相关。本文以他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作家论的角度探讨方路书写的可能性。
关键词：方路;马华作家;作家论;跨类书写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43-07
作者单位：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方路（本名李成友，1964-）是馬华作家中近年来多产的一位，也是马华文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一位。他从199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开始，直到2017年小说集《我是佛》为止，诗、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创作出版前后共八册。跨类书写是他创作生涯中重要特色。本文以他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作家中心论和作者论的角度，梳理他个人生命史和他的创作之间的关系，阶段性概括他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本文更为重要的是探讨作者论在马华文学研究中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一
回顾方修所建构的马华文学史，作家作品论是其论述基础。方修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间，在阅读了大量报章副刊作品的基础上，仿照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体系，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间陆续编纂和出版十册本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分别为《理论批评一集》《理论批评二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戏剧》《诗集》《散文》《剧运特辑一集》《剧运特辑二集》和《出版史料集》。他的文学史论述，便是建立在《大系》的基础之上，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演绎和辩证地说明“作家—作品”和时代背景与文学思潮之间的联系。方修的《大系》和文学史有关“作家—作品”的论述，成为方修所主张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重要的实证基础，建构了战前马华文学史的主体。方修的《大系》和文学史使得战前马华文学成为一套清晰的认知体系，同时也让“马华文学研究成为可能”①。在方修之后，李廷辉等编纂的七册本《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1965）》（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年初版）同样也按“作家—作品”的方法分类编纂。
方修和李廷辉之后，从1980年代温任平主编《马华当代文学选》（2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4-85年版）到1990年代陈大为编《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钟怡雯编《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和黄锦树主编《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1986-1995）》，虽然都是依“作家—作品”的风格、类型而建构，然而作家的背景在上述文集、选本中仅仅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下，编者首先重视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作者的介绍仅仅作为读者的补充。直到钟怡雯、陈大为主编两册本《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台北：万卷楼，2007）、《马华新诗史读本（1957-2007）》（台北：万卷楼，2010）出版，编者有意以史为经，在“作者—作品”的审美意义和时代意义之间重新建构马华文学散文及新诗两种文体的发展脉络。易言之，作家论自方修之后，在马华文学研究领域中长期缺乏相应的重视，仅有少数的研究者着重于作家论重构马华文学史的面貌。②以文本为中心的分析和诠释，以及文学现象的观察是马华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中常用的方法。
笔者以方路为中心，尝试从他的生命史和写作史了解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选择以方路为对象，首先方路是马华文坛过去二十年来用工勤奋的一员。他1964年出生，若以马华文坛惯常的字辈编排，他与其他六字辈如陈强华（1960-2014）、吕育陶（1969-）等写作者平辈。然而在创作的路途上，方路迟至二十八之龄才开始投入。与同辈写作者相比，他更迟投入创作领域，包括投稿、参与文学奖竞赛，以及累积作品出版著作等等。从1999年他出版第一本诗集《鱼》开始，截止今天为止他前后共出版了五本诗集（其中《方路诗选Ⅰ（1993-2013）》是他前四本诗集的选集）、两本散文集和两本微型/纳米小说集。此外，散文集《单向道》2005年出版之后，2015年再版。（见表1：“方路创作出版列表（1999-2017）”）以上所述的作品集，还包括他自1993年以来开始积极参与的各项重要文学奖的竞技获奖作品。创作量之丰，是近二十年来马华文坛中的少数者。方路的创作在质和量方面，实际上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有自己完整的创作历程，也有自己的创作实践理念。
简要而言，方路的人生至今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山脚/东海岸的青少年时期、游学台湾时期，以及归国后在吉隆坡就业至今的时期。方路出生于槟城威北瓜拉姆拉，六岁随母亲迁至大山脚，在大山脚长大。他在自己创作文集上的作者简介，都会注明他自己是大山脚人。方路的童年至少年时期就是在这地方长大。这一地方的空间认同，成了他的创作中重要的生命印记。二十一岁那年离开家乡，去吉兰丹工作约四年。之后于1990年间辗转去台湾屏东留学，念的是农科，暑假时期则去台北打工。游学台湾期间，正是他接受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时期。1993年方路回国之后，即投入位于吉隆坡的《星洲日报》总馆担任记者至今，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创作的生涯。用简图来表达，可简单地归纳——“家乡—留台—归乡”（大山脚/东海岸—屏东/台北—吉隆坡）——的过程，这五个地方构成了他创作作品中重要的时空背景。
二
相对于与方路同一辈（六字辈）旅台的马华作家，如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等，方路虽曾在台湾留学，但并没如同钟怡雯、陈大为般透过参与台湾文学奖的竞技场域，投入大量创作。若从1992年开始算起，他在1990年代创作并发表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多。他大量的创作是在2000年之后至今，发表的主要场域是《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等马来西亚本土的文艺副刊。投去台湾报章副刊（如《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央日报》副刊）的作品仅占少数，文类主要是诗，其次是散文。小说的大量创作是在2000年之后，1990年代他仅仅只是投了三篇，但在2000年之后直到2016年为止却有247篇，都是微型小说或他所称的奈米（极短篇）小说。从文体类型的角度而言，他是从新诗到散文，尔后才进入小说领域。文体类型的转换造就了他在创作上跨类书写特色，其中以他的诗成就最高。2016年他在南大教育基金的出版计划下，出版了《方路诗选I（1993-2013）》，共编选了140篇诗作。这一《诗选I》总结了他这一阶段诗创作的成就。
若以方路发表的时间跨度来看，从1992年算起至今也就仅有二十六载。《诗选I》以他前面集结的四本诗集为基础编选出来。其中前十年摸索期的诗作，集中在他第一本诗文集《鱼》里头。2000年之后出版的《伤心的隐喻》《电话亭》和《白餐布》虽然也有部分收集于1990年代的诗作，但三本诗集在创作手法的呈现方面前后均有所差异。陈大为在《诗选I》的序文中，概括了他新诗的创作特色。其中特别提到方路《伤心的隐喻》（2004）中大量的二句式思维的结构。在《电话亭》（2009）中，方路又将之“大规模开发成‘双排扣结构，作为全书的主要风格。”③所谓二句式思维和“双排扣结构”，从形式结构上而言整洁利落，但意象跳跃，不重叙事。陈大为举出成功的例子，如：
涉过水位时我想念十月
像九重葛绕过午后的墙
身体贴成窗前
明月光
我和腌好的背影玩迷藏
母亲替我躲藏
野地上学习呼吸
呼叫轮回
相隔一条河
我涉过水
母亲藏在心底的羊水
把心事搁成九重葛
——方路《羊水的旅人》④
这首以母亲怀着婴儿，婴儿尚在母亲肚子里羊水为题材。两句组成一简短意象，以“九重葛”为引子含蓄地表达母与子之间从怀胎十月开始的联系，犹如躲迷藏般，最终以“九重葛”为结。“在段落讯息与缝隙之间，方路注入浓烈的亲情，让这套双排扣结构取得若即若离的牵连效应，不需要清晰的逻辑或叙事架构，即可完成心灵的构图。”⑤上述“二句式思维”同时也出现在他更早期的诗集《鱼》（1999）。到了《白餐布》（2014），除了重叠收录《鱼》的《天涯的邀请》（1996）、《南方澳》（1996）、《树林车站》（1996）等九首旧诗，《白餐布》的组诗如《父亲的晚年像一条远方蛇》（2010）、《像乡愁一样的殖民区》（2012）、《寂寞手艺》（2011）、《七种意境》（2012）、《秃树讨论》（2013）等才开始展现新的风格，“竟是减量使用二句式思维，在段落里以一体成型的陈述来呈现讯息容量较大的事物，……”⑥他举出另一篇诗作《寂寞手艺》⑦来说明方路诗创作的转向：
童年。我渴望和一个砍柴师傅学艺
循着年轮劈下
进行深层的分析
骨头通常在裂开时溢出一股属于江湖的痛
像师傅坐下来点烟时以断过的臂复习斧具的疑惑
在暗色中对准光的实体砍去
精确而入
直到从师傅分裂的骨质
渐渐听到一场雨
一种属于命理的低语
砍柴呗
砍柴呗
童年时我渴望复习的一门
寂寞手艺。
上述诗依然有二句式结构的影子，但在一体成型的段落陈述中，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呈现砍柴师傅手艺的寂寞形象。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雨”的意象，贯穿在他众多诗歌篇幅中，压缩着他个人忧郁、感伤的情绪，形成他创作中的“感伤主义”⑧。陈大为将他的苦难书写历程归纳为五个发展成熟的核心元素：（劳苦的）父亲、（亡故的）母亲、（上吊的）二哥、（象征的）雨、（歧义的）蛇。⑨这是陈大为的发现。另一发现是方路的散文诗，占的比例不大，但在他的诗中占了特殊的位置。⑩散文诗可以视为方路跨界写作的尝试。若说二句式的诗在他的创作中，承担着想象、抒情的功能，散文诗则是他在叙事和抒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的一个途径。而这一尝试（注：按陈大为计算，1992年至2012年共发表了37首散文诗），“很多时候是临深履薄的走在散文化和小说化的疆界上，可视为一种不计成本与成败的临床试验”{11}，然而这也形成了他的风格。
三
陈大为的〈序〉是对方路1992年至2013年的诗创作最全面的一篇评论和总结文章。一方面陳大为为方路的创作技艺的试验路程勾勒了一个简单图景，另一方面也为方路归纳概括了他的诗歌风格特色，深度挖掘方路诗的主题。方路从诗到散文，再到小说的路向是很清晰的，并且在主题、内容题材和语言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联系。尤其在他的散文诗和散文，甚至小说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他的语言风格上感受到彼此的关联性。譬如以下这首散文诗，别有特色：
雨下了。马来少女的胸脯在雨中晃动。她在街上疾走。因为雨来了。街道弄得很湿。少女的身体也湿了。雨贴近她的胸脯。曲线的胴体。发丝。嘴唇。舌尖。红晕乳头。气息微喘。脉跳加速。她在雨中感觉到激情。像贴向一个日思夜想的情人。雨。是激情之物。
——方路《瓜丁雨景》{12}
这首被陈大为认为不那么正规的散文诗却是方路的语言试验。整首诗以句号断句停顿，句式长短不一，语气简要短促。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含义相连，叙述完整，构成一个马来少女在雨中疾走的画面。诗的句子锤炼而精简，时而出现在他的散文之中。如《单向道》的开首：
白色。
校门。
花。有树。扶桑花。阿勃勒树。一头狗伏在枯干的草地上叫吠，仔细看，狗对着我吠鸣。……{13}
类似简短和诗化的句子同样出现在他的微型小说中。如：
我看日出。
那是从前。
现在，我只能触摸。
等晨光找到脸，才确定是新的一天。
我看到的日出是蓝色。
那是从前。
现在，我阖上眼，才能逾越黑暗。
看是最初的蓝。
那是我们偷偷约好。
彼此交换的信物。
——方路《盲人院》{14}
方路诗的散文化、小说化，或散文和小说中的诗化，可以看到方路跨类创作的努力尝试。三种不同的文体之间的语言，皆可找到方路语言风格试验的途径。当中最为明显的是方路创作文本（尤其在主题和题材方面）的互文性。概括而言，方路的写作大致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他童年和家人，其次是家乡场景，最后是他工作和生活中日常的观察。其中他对他二哥的上吊和他母亲的亡故，形成他创作中忧郁而灰暗的主要色调。依方路所言，他的长期创作策略依序如下——“首先是感伤，其次是悲情，最后是忏悔”。《鱼》（1999）、《伤心的隐喻》（2004）《单向道》（2005）基本上是他的第一阶段，即“感伤”阶段。诗集《电话亭》（2009）则大概是他第二阶段“悲情”的开始。“忏悔”阶段则尚未进入。“感伤”和“悲情”两种情绪，与他童年苦难和至亲的遭遇息息相关。尤其他对二哥和母亲之死的压抑情绪，在他诗集《电话亭》（2009）中，如《父亲的晚年》《亡母宣言》等组诗中完成了情绪出口。诗的抒情功能首先为他提供一个情感的宣泄处，散文的功能则记录他个人前期的生命史中悲情的思绪，最后才是他在吉隆坡工作和生活的场景书写。散文集《Ole Café夜晚》（2010）便是他摆脱生命悲情周期，回归自己当下实际人生的尝试。
从诗、散文到后来的小说。小说虽然是虚构性的文体，但题材中依然有着许多散文和诗主题中残留下来的元素。如：
母亲生前为我保留一本中学毕业刊，多年后，我因要搜查中学一些资料，回到家乡，要找这本毕业刊。结果，母亲交给我时，发现是一本福建会馆金禧特刊。
母亲过世后，这本特刊，一直陪伴我，好像是一生未上学堂的母亲，为我保留的一本毕业纪念刊。
——方路《毕业刊》{15}
上述这一篇收录在他的奈米小说集《我是佛》之中。这一极短篇小说集整体都是方路志怪和志异的载体，但在虚实之间，偶尔还会穿插他写母亲和二哥的篇幅。如《体温被》{16}描绘他梦到去世的二哥{17}，思念着为他盖一张被。在感伤与悲情之间，他的创作总蕴含着压抑而灰暗的色调。譬如：
乌鸦是最贴心的鸟类。
我出门时，在屋前的电线杆呀叫。
过了两个交通圈，仍紧紧相伴，别人听来，感觉哀凉，不过，我安慰自己，这鸟类是善良的，至少愿意陪我一程。
只有牠知道，这次出门不再有回程。
——方路《乌鸦叫》{18}
这一篇《乌鸦叫》构思精巧，乌鸦与死亡的象征意味极浓。但在这极短篇的奈米小说中，却不仅成了善良的，而且还是贴心的知己。对死亡的幽默、乌鸦的邪恶不祥与善良的对比张力，构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这里可以看到方路在跨文体写作之间，不同类别的文体对他而言可能只是一种载体，各有不同的功能。但创作于他而言，却是他处理个人生命史不可或缺的形式。
四
方路的创作与他个人生命的历程息息相关。他的创作题材大部分首先源自于他人生第一阶段“大山脚/东海岸的青少年时期”。他曾经表示，他是在中学初中阶段开始接受文学启蒙的。除了初中华文老师对他的鼓励影响以外，高中开始参与的文学创作比赛实际上是他最早期的文学试验。这段成长岁月，大概就是马来西亚1970年至1980年代之间。在当时候的阅读环境中，除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古典文学、新诗、小说和散文之外，报章副刊大概也是他个人阅读的重要来源。因而报刊上马华文坛中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他最早接触的本土文学类型。{19}他为自己勾勒出一个文学接受的过程“现实主义—抒情主义—现代主义—魔幻主义—新写实主义”。尽管他的大量创作是从1992年开始，但在中学阶段直到他往东海岸打工时期，却是他在现实主义和抒情主义之间的酝酿阶段。然而真正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刻的是他在台湾接受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
这个阶段他开始大量接触港台作家作品。他列出来的作家包括西西、七等生、黄春明、简媜、张大春、张晓风、亚弦、郑愁予、洛夫、杨牧、王鼎钧、蒋勋、陈列等。在这当中西西和杨牧对他影响最深。魔幻主义则是他大学阶段阅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后接受的影响。事实上，在他散文书写中甚至不乏提到他早期如何接触到欧美作家和诗人，如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波兰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德语诗人保尔·策兰（Paul Celan）、班雅明{20}等等。在1992年之后，他开始大量和持续性的创作，其风格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他自1992年之后的创作，首先会大量倾向诗。而他的散文虽然强调抒情（诗化的语言），却更偏向写实和自然主义的书写。{21}从《单向道》（2005）到《Ole Café夜晚》（2010）的散文书写中，他热衷于对空间的描写。因为空间场景的静态描写，往往可以穿插他个人的记忆。《单向道》的自序中，他毫不掩饰地指出他是单纯地回乡书写。因此，家乡的空间实际上就是构建他记忆的空间。时隔十年，《单向道》2015年再版的序文中，方路“再次望乡”。十年前书写的家乡，更是物是人非的原乡，只能“在废墟的老家前徘徊，周围仍有熟悉的图景，芒果树、木瓜树、婆罗蜜树，还有茅草和含羞草，攀满断根面壁，神台歪歪”{22}。直到他第二本散文集《Ole Café夜晚》（2010），同样分五辑收录40篇散文，但题材转向生活纪事，空间场景的描写从家乡转为自己当下在吉隆坡的生活和工作空間。
2013年期间，方路作了另一种尝试。他透过脸书（facebook.com）书写，持续性而有系统地在网络上发表极短篇小说，最后集结成《我是佛》，共收录210篇他所自称的奈米小说，分六辑。内容有“辑一，实小说，写实、写生和生活故事;辑二，寓小说，动物、寓言和趣味故事;辑三，接小说，连贯、环节和试验故事;辑四，简小说，对话、超短和形式故事;辑五，异小说，异志、中元和惊悚故事;辑六，意小说，诗化、对话和形体故事。”{23}小说中场景也是他生活中的点滴，以虚构的情节奇想或奇想带出寓意。前文所举出的《乌鸦叫》即为典型的一例。因此，中间出现仅的在地化场景，譬如“问米婆”、长生店、巴刹小贩、马来青年司机、印度老人等等，夹杂着南洋华人色彩的民俗宗教、多元族群色彩。每篇小说题目均以三个字来命名。这本小说或是跳脱、或是从陌生化的角度赋予新颖的感觉，在诡异的氛围中探讨和反思人的存在的可能。方路这一尝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蒲松龄的《聊斋》，其次是前文所述的魔幻写实。当然，《我是佛》的书写与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尚有很远的距离。但他小说中“新写实主义”的倾向却是明显的。
总的来说，方路在接受文学和创作文学的过程中，同样也受到环境和时代的影响，并以他所熟悉的语言或母语——华语/中文——来完成。因此，尽管他大量和持续性的成熟作品是在他1992年之后，但他的文学修成和庞杂性，却与他个人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
五
方路的创作历程，不管是风格或是内容主题，都可从他个人生命史中寻找到痕迹。譬如他的文学启蒙和文学接受过程，从他在马华文坛所能接触的现实主义书写，到他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经验，当下再回归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书写，都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轨道。他在三种文体之间轮流转轨书写，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对语言和文学不断尝试的过程，更是他回归个体生命的思考过程。而能如此持续性地开拓写作领域的作家，并在审美传统和个人追求之间取得平衡，在马华文坛中并不多见。因此，他的在地书写经验应当是马华文学日后重要的资源。尤其以作家论来阐述他的创作和个人生命的经验，或更能看到他创作的脉络，为后来的研究者和文学史撰写者提供明确及实证框架。此外，他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创作历程，同时也说明马华文学的复杂性。或许我们可以提出的疑问是，作家论是否都要以历史的大叙述来思考“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以方路为例子，他的创作是诗到散文，最后才进入小说，总体而言偏向个人的小叙述，而不是历史的大叙述。这或许反而更能凸显他在马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① 林建国曾指出：“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不只因为他参与了史料的整理，更在他使马华文学研究成为可能。”（见《方修论》，《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转载自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2002年5月第1版，第485页。）
② 中国学者金进在马来西亚旅学期间曾以新马两地的作家为研究对象，以南来作家、马华资深作家、马华本土作家、马华旅台作家等四个板块建构“作家—作品”的关系，为马华文学的整体面貌作了一个尝试性的概括和论述。（见金进：《马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⑤⑥⑨{11} 陈大为：《序：原声雨的音轨分析》，收录《方路诗选I（1993-2013）》，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第23页，第24页，第28页，第36页。
④{12} 方路：《电话亭》，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6页，第175页。
⑦ 方路：《白餐布》，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⑧ 见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2009年版，第249页。
⑩ 按陈大为所论，方路的四本诗集的命名皆源自诗集中诗篇的名称，而这些诗篇都是散文诗。由此可见，散文诗对方路的意义。陈大为对方路散文诗的梳理和评述极有参考价值。见陈大为：《序：原声雨的音轨分析》，收录《方路诗选I（1993-2013）》，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13} 《单向道》写的是日新中学校园场景。方路回到母校回忆往事，将当下和回忆中的人与物逐一描写出来。收录在《单向道》的散文篇章，大都也就是他回到家乡的记忆与场景的描述。方路：《单向道》，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5年再版，第20页。
{14}{15}{16}{18}{23} 方路：《我是佛》，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第187页，第186页，第72页，第7页。
{17} 方路家中有六兄弟，他排行第五。二哥是在2004年自杀去世，对他影响极大。
{19} 笔者曾邀请方路于2017年8月9日在拉曼大学金宝校区办一场讲座：“从诗、散文到奈米小说——我的书写历程”，畅谈他个人的写作历程。他的笔名为方路，大概也是受到方修、方北方等马华文学先行者的启发，自己才订下方路这个笔名，并沿用至今。
{20} 他的散文创作曾受到陈列和班雅明的影响。他曾自述：“一直以来，我喜欢班雅明的散文，……可是我却格外喜欢他非学术的散文。他的《单行道》启发了我第一本散文集《单向道》的取名，他的《柏林童年》成为我一直模拟但永远无法拟就的文本。”见方路：《Ole Café夜晚》，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1} 除了前面注脚提到的陈列和班雅明，方路还曾提到另一不太知名的作者何潮。“何潮是我素不相识的散文作者，我称作者，也许对这位书写者所知有限，他没有散文集，没有著书立传，只散散发表些作品，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也只读过他两篇作品，一篇《残余》，另一篇《徘徊的海岸》。……在他散文中，找不到书写的野心，体会不到散文传统的脉络和架构，而是感悟到一个人，在散文中真实地生活，一花一草，一石一鸟，都入了笔尖。”（方路：《单向道》，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5年再版，第10页）这一段话基本反映了方路对散文的理解和創作方法的依据。
{22} 方路：《單向道》，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5年再版，第15页。
On Fang Lus Border-crossing Writing
---From Poetry to Nanofiction： the In-situ Creative Practices
Chou Wen Loong
Abstract：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among the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s， Fang Lu has been quite productive in recent years， having published eight books of poetry， prose and fiction， from 1993 when he won an award with his micro-fiction， through 1999 when he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of prose and poetry， to 2017 when he published his collection of nanofiction， I Am Buddha. In his creative career， two characteristics deserve attention， one in which he keeps experimenting with his style that has now turned into one of his own and the other in which his localized writing is unique in the Chinese Malaysian world of letters. This paper i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uthors living history with his creative process，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from home through his stay in Taiwan to his return to home （Bukit Mertajam/East Coast-Taiwan-Kuala Lumpur）， forming the themes for his creation. Drifting in space and the process of his literary enlightenment and acceptance （realism-
modernism-magic/realism/romanticism） are closely related. Based on him as an object of resear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writing by Fang Lu from the angle of the auteur theory.
Keywords： Fang Lu，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s， the auteur theory， genre-crossing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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